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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这里：https://t.me/iyouport/12010
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切将被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发展区和全面退化区，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将有一层保持相对中间状态的区域。
这些地区的比例究竟会是多少，这是中国学者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但猜测退化区的比例将非常大。
对于这种衰落的替代方案有两种：
1、建立中国专属贸易区；2、战争，而且还必需打赢。
即便出现天方夜谭 —— 和平占领台湾，也只能给北京再多10年的时间来化解当前棘手的危机。但那之后，一切又将回到当前的抉择状态，并且那时候已经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了 —— 还能跟谁打？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陷入系统性危机了，因此解决方案只能是系统性的。任何表面的改革都不会产生效果。唯一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究竟有多深，要多高的智慧才能阻止它演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 #战争 #经济 #China #War #Economy
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切将被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发展区和全面退化区，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将有一层保持相对中间状态的区域。
这些地区的比例究竟会是多少，这是中国学者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但猜测退化区的比例将非常大。
对于这种衰落的替代方案有两种：
1、建立中国专属贸易区；2、战争，而且还必需打赢。
即便出现天方夜谭 —— 和平占领台湾，也只能给北京再多10年的时间来化解当前棘手的危机。但那之后，一切又将回到当前的抉择状态，并且那时候已经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了 —— 还能跟谁打？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陷入系统性危机了，因此解决方案只能是系统性的。任何表面的改革都不会产生效果。唯一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究竟有多深，要多高的智慧才能阻止它演变成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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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系统性下降只能说明目前正在实施的发展模式已接近耗尽其潜力。这是绝对正常的情况，只需要做一件事 - 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并在过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但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现有的管理系统和现有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失去其现有的地位。其中一些人甚至直接清零。于是旧的一直在抵制新的，并将继续抵抗。他们害怕成为过去式。
以上为大背景。对中国来说，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灾难导致这一切雪上加霜。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没有意识到，人口的急剧增长是中国进入第一和第二过渡时期的直接后果。对即将结束的传统发展阶段的告别礼。
对于任何 “长期规划” 来说，它始终是一项管理任务，它有三个基本变量 - 主体、客体、环境，而且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任何长期决策都必然包含不确定性和概率；规划正是为了管理这些可能性。“善于长期规划” 这个描述即便为真，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听者想要捕捉的意思。
在处理概率方面，最有效（可能不是最好，但很有效）的管理流派是盎格鲁-撒克逊流派（A计划、B计划……）。他们非常善于创造情景，并利用情景开展工作。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弱。因此他们相当自发的犯下了绝对灾难性的错误。
无论如何，当前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是肯定的。中国治理体系面临的任务越复杂，挑战就越严峻。
但，奋力追赶发展步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的，如日本。日本人在九十年代面对其发展模式的崩溃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却有趣的决定--他们进入了停滞模式，放弃了对外发展的斗争，专注于内部发展。顺便说，这很有东方特色。这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扩张崩溃期间出现的问题，但却创造了新的解决空间。
中国也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放弃将粗放型增长作为唯一的发展战略。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其问题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大、更复杂。但至少这个选项在理论层面上存在。
【跟随嵌入链接，可找到更多关于中国经济和全球局势之间的关系和预测的原理层面分析。】
#中国 #经济 #帝国主义 #去全球化 #China #Economy #Imperialism #Deglobalization
效率的系统性下降只能说明目前正在实施的发展模式已接近耗尽其潜力。这是绝对正常的情况，只需要做一件事 - 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并在过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但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现有的管理系统和现有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失去其现有的地位。其中一些人甚至直接清零。于是旧的一直在抵制新的，并将继续抵抗。他们害怕成为过去式。
以上为大背景。对中国来说，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灾难导致这一切雪上加霜。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没有意识到，人口的急剧增长是中国进入第一和第二过渡时期的直接后果。对即将结束的传统发展阶段的告别礼。
对于任何 “长期规划” 来说，它始终是一项管理任务，它有三个基本变量 - 主体、客体、环境，而且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任何长期决策都必然包含不确定性和概率；规划正是为了管理这些可能性。“善于长期规划” 这个描述即便为真，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听者想要捕捉的意思。
在处理概率方面，最有效（可能不是最好，但很有效）的管理流派是盎格鲁-撒克逊流派（A计划、B计划……）。他们非常善于创造情景，并利用情景开展工作。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弱。因此他们相当自发的犯下了绝对灾难性的错误。
无论如何，当前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是肯定的。中国治理体系面临的任务越复杂，挑战就越严峻。
但，奋力追赶发展步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的，如日本。日本人在九十年代面对其发展模式的崩溃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却有趣的决定--他们进入了停滞模式，放弃了对外发展的斗争，专注于内部发展。顺便说，这很有东方特色。这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扩张崩溃期间出现的问题，但却创造了新的解决空间。
中国也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放弃将粗放型增长作为唯一的发展战略。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其问题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大、更复杂。但至少这个选项在理论层面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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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
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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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和官方似乎才刚对经济表达焦虑?
📌 去年: 警告金融危机重演「大崩溃 -从中国恒大开始」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095
📌 去年: 再次提醒经济困境「中国增长模式陷入危机」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b08
📌 今年: 在国际局势下再次强调国家资本主义风险「去全球化和中国的纸老虎」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939
#China #Economy #Statecapitalism #Financialcrisis
📌 去年: 警告金融危机重演「大崩溃 -从中国恒大开始」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095
📌 去年: 再次提醒经济困境「中国增长模式陷入危机」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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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conomy #Statecapitalism #Financialcrisis
回复：关于 “中国三中全会300多项经济改革建议” ——
政权的稳定程度肯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还有更隐藏且更麻烦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起初表现出快速增长，但其基础是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在第一阶段，这种模式会产生惊人的增长数字，但随着债务的积累，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在这种模式下，存在一个最低经济增长的临界点，它至少需要偿还累积的债务。这就不再是“增长”的问题了，而是避免崩溃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临界点几乎等于当前的 GDP 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经停止，正在停滞。中国人可以在这种模式下在各个行业之间进行调整，使某些行业彻底崩溃，从而为重点产业腾出资源，但是，必须说，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
而这就是中国正在走的路。众所周知的，建筑业将被置于刀下，因为其各项指标简直是灾难性的。
调动资源的第二个可能途径是举借新债。但债务融资的效率已经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一些报道，现在GDP每增长1元就需要增加10-11元的债务。鉴于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额（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根据中国的具体统计数据，可能是居世界第一）—— 所以基本可以说，几乎没有机会继续走这条寻找额外资源的道路了。
另外的主要发展模式是研发和技术投资。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走的路。对西方来说，生产经济体撤出其管辖范围并不重要，因为无论直接生产经济体位于何处，它们都能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获得收入。但这种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因此也不是万能的。这种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向比现有技术水平更高的新技术过渡的危机。任何转型都需要足够高的信用，因为一开始你必须为此花费大量资源，很久之后你才能开始获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这个过程里 “挺过来”，因此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政府的全会。拟议中的发展计划是在切实认识到以往所有发展计划都已崩溃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前的发展计划都没有充分实施，中国人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可持续的体系。并且同时，由于他们所采用的资源禀赋模式，他们现在也陷入了债务困境。
因此中国人认为有必要创造管理平衡的奇迹 —— 不失去已经创造的东西，保持债务负担，同时将经济调整到第二种模式 —— 投资于科学、技术和工艺发展。但问题来了：这一切的资源从何而来？
也许可以借到一些东西，但不多。通过对建筑业等一些即将退出的工业部门进行操纵和扼杀，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以及，通过强加奴役条件，可以从境外的殖民地攫取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BRI国家也显然了解。
但即便如此，这一切是否足以实现向新发展战略的过渡，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没有答案。
所以，这场会议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公众的疑惑是正确的。但不需要意识形态解释，跟意识形态无关。
在本频道搜索 #China 标签，或者同时搜索 “#中国 #经济”，可以找到更多对中国的分析。
#中国 #经济 #China #Economy
政权的稳定程度肯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还有更隐藏且更麻烦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起初表现出快速增长，但其基础是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在第一阶段，这种模式会产生惊人的增长数字，但随着债务的积累，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在这种模式下，存在一个最低经济增长的临界点，它至少需要偿还累积的债务。这就不再是“增长”的问题了，而是避免崩溃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临界点几乎等于当前的 GDP 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经停止，正在停滞。中国人可以在这种模式下在各个行业之间进行调整，使某些行业彻底崩溃，从而为重点产业腾出资源，但是，必须说，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
而这就是中国正在走的路。众所周知的，建筑业将被置于刀下，因为其各项指标简直是灾难性的。
调动资源的第二个可能途径是举借新债。但债务融资的效率已经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一些报道，现在GDP每增长1元就需要增加10-11元的债务。鉴于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额（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根据中国的具体统计数据，可能是居世界第一）—— 所以基本可以说，几乎没有机会继续走这条寻找额外资源的道路了。
另外的主要发展模式是研发和技术投资。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走的路。对西方来说，生产经济体撤出其管辖范围并不重要，因为无论直接生产经济体位于何处，它们都能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获得收入。但这种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因此也不是万能的。这种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向比现有技术水平更高的新技术过渡的危机。任何转型都需要足够高的信用，因为一开始你必须为此花费大量资源，很久之后你才能开始获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这个过程里 “挺过来”，因此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政府的全会。拟议中的发展计划是在切实认识到以往所有发展计划都已崩溃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前的发展计划都没有充分实施，中国人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可持续的体系。并且同时，由于他们所采用的资源禀赋模式，他们现在也陷入了债务困境。
因此中国人认为有必要创造管理平衡的奇迹 —— 不失去已经创造的东西，保持债务负担，同时将经济调整到第二种模式 —— 投资于科学、技术和工艺发展。但问题来了：这一切的资源从何而来？
也许可以借到一些东西，但不多。通过对建筑业等一些即将退出的工业部门进行操纵和扼杀，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以及，通过强加奴役条件，可以从境外的殖民地攫取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BRI国家也显然了解。
但即便如此，这一切是否足以实现向新发展战略的过渡，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没有答案。
所以，这场会议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公众的疑惑是正确的。但不需要意识形态解释，跟意识形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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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和官方似乎才刚对经济表达焦虑?
📌 去年: 警告金融危机重演「大崩溃 -从中国恒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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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再次提醒经济困境「中国增长模式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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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在国际局势下再次强调国家资本主义风险「去全球化和中国的纸老虎」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939
#China #Economy #Statecapitalism #Financialcrisis
📌 去年: 警告金融危机重演「大崩溃 -从中国恒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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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关于“世界大战可能性” ——
关于战事局势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基础原理，那就是，乌克兰战争和911没有本质性区别 —— 在推动重启军事建设计划并向国家经济注入大量军费资源方面。
向新技术模式的过渡已经在事实层面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伴随着接二连三的危机（符合费根鲍姆规则）。因此有必要定期后退一步，以"消化"已经取得的成果。
作为"提振"经济的一种方式，军费开支和军费增长是即将消失的技术秩序/也就是旧秩序的残余，但在某种意义上，它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喘息机会。
与此同时，围绕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主题的描述，即使在现在看来也相当具有臆测性。这并不排除在有限的战场上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可能性极高。不论是顿巴斯还是加沙，都是这种无望的持久冲突的典型例子，类似的代理战场将持续，在这些冲突中，军工综合体生产的资源将被烧毁。
因此，预计短期内不会出现全球性的大型混战 ——现在增加军费开支纯粹是为了支持经济的功利性任务，而局部战争只是利用生产资源和证明新军费开支合理性的一种方式。这些局部战争都不会“引发”世界大战，因为级别不对。
形成世界大战的关键条件是：存在两个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大致相当的对手联盟。现在的北京虽然也是个拥有殖民地的“大国”，但它真的不是苏联，且自身危机重重，它无法"扮演"反对西方的第二个联盟的领导者角色 - 假设这种联盟可以存在的话（别忘了当前世界没有意识形态冲突；而北京用钱买到的东西您觉得能有多保质？）。并且北京短时间内也没有只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目标和任务。
“世界大战”的游戏本身就远远超出北京统治阶级的传统和能力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两大联盟” 的发展方向是确实存在的，其相应的危险性也的确存在 —— 其危险性恰恰来源于它的形成原理中被故意且普遍忽略的部分，半年前我们在关于卡尔森访问的评论中有具体说明，您可以回看，此处不做重复。任何帝国的联盟只会加深这一危机。解放斗争需要人民的联合。
通过上文中的链接可以找到相关更多具体解释。
#新秩序 #WWIII #中国 #经济 #战争 #高堡奇人 #NewOrder #WWIII #China #Economy #War
关于战事局势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基础原理，那就是，乌克兰战争和911没有本质性区别 —— 在推动重启军事建设计划并向国家经济注入大量军费资源方面。
向新技术模式的过渡已经在事实层面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伴随着接二连三的危机（符合费根鲍姆规则）。因此有必要定期后退一步，以"消化"已经取得的成果。
作为"提振"经济的一种方式，军费开支和军费增长是即将消失的技术秩序/也就是旧秩序的残余，但在某种意义上，它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喘息机会。
与此同时，围绕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主题的描述，即使在现在看来也相当具有臆测性。这并不排除在有限的战场上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可能性极高。不论是顿巴斯还是加沙，都是这种无望的持久冲突的典型例子，类似的代理战场将持续，在这些冲突中，军工综合体生产的资源将被烧毁。
因此，预计短期内不会出现全球性的大型混战 ——现在增加军费开支纯粹是为了支持经济的功利性任务，而局部战争只是利用生产资源和证明新军费开支合理性的一种方式。这些局部战争都不会“引发”世界大战，因为级别不对。
形成世界大战的关键条件是：存在两个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大致相当的对手联盟。现在的北京虽然也是个拥有殖民地的“大国”，但它真的不是苏联，且自身危机重重，它无法"扮演"反对西方的第二个联盟的领导者角色 - 假设这种联盟可以存在的话（别忘了当前世界没有意识形态冲突；而北京用钱买到的东西您觉得能有多保质？）。并且北京短时间内也没有只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目标和任务。
“世界大战”的游戏本身就远远超出北京统治阶级的传统和能力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两大联盟” 的发展方向是确实存在的，其相应的危险性也的确存在 —— 其危险性恰恰来源于它的形成原理中被故意且普遍忽略的部分，半年前我们在关于卡尔森访问的评论中有具体说明，您可以回看，此处不做重复。任何帝国的联盟只会加深这一危机。解放斗争需要人民的联合。
通过上文中的链接可以找到相关更多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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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切将被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发展区和全面退化区，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将有一层保持相对中间状态的区域。
这些地区的比例究竟会是多少，这是中国学者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但猜测退化区的比例将非常大。
对于这种衰落的替代方案有两种：
1、建立中国专属贸易区；2、战争，而且还必需打赢。
即便出现天方夜谭 —— 和平占领台湾，也只能给北京再多10年的时间来化解当前棘手的危机。但那之后，一切又将回到当前的抉择状态，并且那时候已经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了 —— 还能跟谁打？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陷入系统性危机了，因此解决方案只能是系统性的。任何表面的改革都不会产生效果。唯一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究竟有多深，要多高的智慧才能阻止它演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 #战争 #经济 #China #War #Economy
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切将被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发展区和全面退化区，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将有一层保持相对中间状态的区域。
这些地区的比例究竟会是多少，这是中国学者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但猜测退化区的比例将非常大。
对于这种衰落的替代方案有两种：
1、建立中国专属贸易区；2、战争，而且还必需打赢。
即便出现天方夜谭 —— 和平占领台湾，也只能给北京再多10年的时间来化解当前棘手的危机。但那之后，一切又将回到当前的抉择状态，并且那时候已经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了 —— 还能跟谁打？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陷入系统性危机了，因此解决方案只能是系统性的。任何表面的改革都不会产生效果。唯一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究竟有多深，要多高的智慧才能阻止它演变成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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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系统性下降只能说明目前正在实施的发展模式已接近耗尽其潜力。这是绝对正常的情况，只需要做一件事 - 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并在过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但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现有的管理系统和现有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失去其现有的地位。其中一些人甚至直接清零。于是旧的一直在抵制新的，并将继续抵抗。他们害怕成为过去式。
以上为大背景。对中国来说，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灾难导致这一切雪上加霜。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没有意识到，人口的急剧增长是中国进入第一和第二过渡时期的直接后果。对即将结束的传统发展阶段的告别礼。
对于任何 “长期规划” 来说，它始终是一项管理任务，它有三个基本变量 - 主体、客体、环境，而且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任何长期决策都必然包含不确定性和概率；规划正是为了管理这些可能性。“善于长期规划” 这个描述即便为真，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听者想要捕捉的意思。
在处理概率方面，最有效（可能不是最好，但很有效）的管理流派是盎格鲁-撒克逊流派（A计划、B计划……）。他们非常善于创造情景，并利用情景开展工作。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弱。因此他们相当自发的犯下了绝对灾难性的错误。
无论如何，当前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是肯定的。中国治理体系面临的任务越复杂，挑战就越严峻。
但，奋力追赶发展步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的，如日本。日本人在九十年代面对其发展模式的崩溃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却有趣的决定--他们进入了停滞模式，放弃了对外发展的斗争，专注于内部发展。顺便说，这很有东方特色。这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扩张崩溃期间出现的问题，但却创造了新的解决空间。
中国也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放弃将粗放型增长作为唯一的发展战略。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其问题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大、更复杂。但至少这个选项在理论层面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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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现有的管理系统和现有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失去其现有的地位。其中一些人甚至直接清零。于是旧的一直在抵制新的，并将继续抵抗。他们害怕成为过去式。
以上为大背景。对中国来说，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灾难导致这一切雪上加霜。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可能没有意识到，人口的急剧增长是中国进入第一和第二过渡时期的直接后果。对即将结束的传统发展阶段的告别礼。
对于任何 “长期规划” 来说，它始终是一项管理任务，它有三个基本变量 - 主体、客体、环境，而且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任何长期决策都必然包含不确定性和概率；规划正是为了管理这些可能性。“善于长期规划” 这个描述即便为真，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听者想要捕捉的意思。
在处理概率方面，最有效（可能不是最好，但很有效）的管理流派是盎格鲁-撒克逊流派（A计划、B计划……）。他们非常善于创造情景，并利用情景开展工作。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弱。因此他们相当自发的犯下了绝对灾难性的错误。
无论如何，当前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是肯定的。中国治理体系面临的任务越复杂，挑战就越严峻。
但，奋力追赶发展步伐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的，如日本。日本人在九十年代面对其发展模式的崩溃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却有趣的决定--他们进入了停滞模式，放弃了对外发展的斗争，专注于内部发展。顺便说，这很有东方特色。这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扩张崩溃期间出现的问题，但却创造了新的解决空间。
中国也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放弃将粗放型增长作为唯一的发展战略。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其问题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大、更复杂。但至少这个选项在理论层面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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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这个过程就像熵的再分配。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非常惊人，它将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因此不能指望当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最有可能的情…
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新秩序”的形成时，提到了“从内部自行崩溃”的可能性。大致解释一下，
有可能中国经济的崩溃将呈现出相当有特征的样貌。高科技产业集群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被已经沦为野蛮的地区所包围。从本质上讲，中国将回到超级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广阔的边远省份鲜明对比的传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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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主义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由来》
2010年代初，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前世界银行首席官员、经济学家林毅夫 曾预测，中国经济至少还将有二十年保8%以上的增长。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差不多，“中国没有理由不复制这些东亚国家过去的成功”。
林毅夫的乐观得到了西方评论界的响应。经济学人预测，到201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有人幻想中国共产党将开始雄心勃勃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计划。
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2013年 写道："习近平将引领经济改革的复兴，可能还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放松。在他面前，毛泽东的遗体将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将获释出狱"。
政治学家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2010年也同样认为，中国拥抱 全球化 将启动一个"自我淘汰的威权主义"进程，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台湾。
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预测的幼稚之处显而易见。甚至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放缓并陷入了内债危机，恒大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倒闭就是明证。
2022年末，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大流行病的所有限制，但人们普遍预期的经济反弹却未能实现。青年失业率飙升至20%以上，超过了其他所有七国集团国家（另据估计超过45%）。贸易、物价、制造业和GDP增长等数据都表明情况正在恶化 —— 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都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经济学人现在声称，中国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而且众所周知，习近平并非自由派，他加倍干预私营部门和外资企业，同时压制不同声音（包括那些以前被党国容忍的声音）。
认为外部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前景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的逐步衰落从十多年前就 开始了。
除了热闹的商业区和浮华的建筑发展，那些仔细分析数据的人早在2008年就发现了这种经济萎靡。当时的中国正在进入一场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中，出口商必须将外汇收入上缴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则创造等值的人民币来吸收外汇。这导致经济中的人民币流动性迅速扩张，主要以银行贷款的形式出现。
由于银行系统受到党国的严格控制 —— 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的企业成为精英家族的领地和摇钱树 —— 国有部门享有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特权，这些贷款被用来推动投资狂潮。
结果是就业率上升，出现了暂时的局部经济繁荣，精英阶层获得了意外之财。但这种态势也留下了冗余和无利可图的建设项目：空置的公寓、闲置的机场、过剩的煤炭厂和钢铁厂。这反过来又导致利润下降、增长放缓以及主要经济部门的债务恶化。
在整个2010年代，党国定期发放新的贷款，试图阻止经济放缓。但许多企业只是利用宽松的银行贷款为现有债务再融资，而没有为经济增加新的支出或投资。
这些企业最终变成了贷款成瘾者；与任何成瘾者一样，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产生递减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失去了活力，因为僵尸企业仅靠债务维持生存：这是 "资产负债表衰退" 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繁荣结束后席卷日本的状况。
然而，正当这些困境在2010年代初日益为业内人士所觉察时，官方媒体却对其进行了审查，从而放大了林毅夫那种乐观评估。
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有理由压制更多的怀疑性分析，因为他们继续通过吸引投资者进入中国来获利。
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自市场改革时代开始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同时，却是无限高速增长的幻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政府早就知道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缓解这一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步骤就是启动再分配改革，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消费 —— 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上 最低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们一直呼吁通过减少对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使其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这促使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在2003至2013年期间推行了一些改革派的再分配政策，如新劳动合同法、取消农业税、将政府投资转向内陆农村地区等。
但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以及靠建筑合同和国家银行贷款为这些项目提供动力而繁荣发展的地方政府）的重压，以及受益于这些再平衡政策的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无力，改良主义并未扎根。
胡温时期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的微小成果在2010年代中期后就被逆转了。最近，习近平明确表示，他的 "共同富裕纲领" 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甚至也不是要恢复福利主义。相反，它是对 国家 相对于资本的 家长式角色的主张：增加国家在科技和房地产领域的影响力，并使私人企业家精神与 国家 更广泛的利益保持一致。
党国一直在为这一严峻形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做准备。
在官方政策演讲中，"安全" 已成为最常提及的词汇，令 "经济" 黯然失色。现任领导层认为，通过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铲除不受控的精英派别、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国际舞台上采取更加"自信"的姿态 —— 即使这些措施会加剧发展问题 —— “也能在经济衰退中生存下来”。
这有助于解释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以“反腐” 为名的不懈铲除党内派系、日益强大的监控国家的建设，以及国家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从经济增长 转向 民族主义热情。
当前的经济疲软和威权主义强化都是不易逆转的趋势。事实上，它们是中国过去四十年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它们将继续存在。
#China #Economy #Nationalism #Statecapitalism #Postglobalisation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国家
2010年代初，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前世界银行首席官员、经济学家林毅夫 曾预测，中国经济至少还将有二十年保8%以上的增长。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差不多，“中国没有理由不复制这些东亚国家过去的成功”。
林毅夫的乐观得到了西方评论界的响应。经济学人预测，到201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有人幻想中国共产党将开始雄心勃勃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计划。
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2013年 写道："习近平将引领经济改革的复兴，可能还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放松。在他面前，毛泽东的遗体将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将获释出狱"。
政治学家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2010年也同样认为，中国拥抱 全球化 将启动一个"自我淘汰的威权主义"进程，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台湾。
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预测的幼稚之处显而易见。甚至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放缓并陷入了内债危机，恒大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倒闭就是明证。
2022年末，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大流行病的所有限制，但人们普遍预期的经济反弹却未能实现。青年失业率飙升至20%以上，超过了其他所有七国集团国家（另据估计超过45%）。贸易、物价、制造业和GDP增长等数据都表明情况正在恶化 —— 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都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经济学人现在声称，中国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而且众所周知，习近平并非自由派，他加倍干预私营部门和外资企业，同时压制不同声音（包括那些以前被党国容忍的声音）。
认为外部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前景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的逐步衰落从十多年前就 开始了。
除了热闹的商业区和浮华的建筑发展，那些仔细分析数据的人早在2008年就发现了这种经济萎靡。当时的中国正在进入一场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中，出口商必须将外汇收入上缴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则创造等值的人民币来吸收外汇。这导致经济中的人民币流动性迅速扩张，主要以银行贷款的形式出现。
由于银行系统受到党国的严格控制 —— 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的企业成为精英家族的领地和摇钱树 —— 国有部门享有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特权，这些贷款被用来推动投资狂潮。
结果是就业率上升，出现了暂时的局部经济繁荣，精英阶层获得了意外之财。但这种态势也留下了冗余和无利可图的建设项目：空置的公寓、闲置的机场、过剩的煤炭厂和钢铁厂。这反过来又导致利润下降、增长放缓以及主要经济部门的债务恶化。
在整个2010年代，党国定期发放新的贷款，试图阻止经济放缓。但许多企业只是利用宽松的银行贷款为现有债务再融资，而没有为经济增加新的支出或投资。
这些企业最终变成了贷款成瘾者；与任何成瘾者一样，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产生递减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失去了活力，因为僵尸企业仅靠债务维持生存：这是 "资产负债表衰退" 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繁荣结束后席卷日本的状况。
然而，正当这些困境在2010年代初日益为业内人士所觉察时，官方媒体却对其进行了审查，从而放大了林毅夫那种乐观评估。
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有理由压制更多的怀疑性分析，因为他们继续通过吸引投资者进入中国来获利。
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自市场改革时代开始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同时，却是无限高速增长的幻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政府早就知道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缓解这一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步骤就是启动再分配改革，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消费 —— 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上 最低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们一直呼吁通过减少对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使其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这促使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在2003至2013年期间推行了一些改革派的再分配政策，如新劳动合同法、取消农业税、将政府投资转向内陆农村地区等。
但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以及靠建筑合同和国家银行贷款为这些项目提供动力而繁荣发展的地方政府）的重压，以及受益于这些再平衡政策的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无力，改良主义并未扎根。
胡温时期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的微小成果在2010年代中期后就被逆转了。最近，习近平明确表示，他的 "共同富裕纲领" 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甚至也不是要恢复福利主义。相反，它是对 国家 相对于资本的 家长式角色的主张：增加国家在科技和房地产领域的影响力，并使私人企业家精神与 国家 更广泛的利益保持一致。
党国一直在为这一严峻形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做准备。
在官方政策演讲中，"安全" 已成为最常提及的词汇，令 "经济" 黯然失色。现任领导层认为，通过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铲除不受控的精英派别、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国际舞台上采取更加"自信"的姿态 —— 即使这些措施会加剧发展问题 —— “也能在经济衰退中生存下来”。
这有助于解释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以“反腐” 为名的不懈铲除党内派系、日益强大的监控国家的建设，以及国家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从经济增长 转向 民族主义热情。
当前的经济疲软和威权主义强化都是不易逆转的趋势。事实上，它们是中国过去四十年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它们将继续存在。
#China #Economy #Nationalism #Statecapitalism #Postglobalisation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