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 去纳粹化 是一个奇迹。大多数与希特勒合作的德国大公司 —— 西门子、大众、宝马、戴姆勒-奔驰、欧特家博士、保时捷、克虏伯、IG法本 —— 从来都没有被追究责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纳粹统治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保持着富裕。他们在 大屠杀 中的同谋行为对其财富的不间断流动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的同谋是什么？

首先，大实业家们支持希特勒，以换取维持他们的地位和他们赖以获得巨大利润的 战争合同。

第二，犹太人的资产受到挤压，对这些大公司都有利。

第三，这些公司使用 奴隶劳工。

入侵苏联后，纳粹组织了来自东欧的廉价甚至完全免费的劳动力的供应：1200万到2000万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往劳改营，在那里他们的工资远低于德国工人。战俘们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在这些公司的工厂里设立了内部的 集中营，由纳粹看守，公司向纳粹租借囚犯。囚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食物、药品或防护服。其实他们是被送去进行“劳动消灭”的 ——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么在操作中被烧死，要么因为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杀死。但他们也创造了利润 —— 无论是对纳粹来说还是对今天开着豪车的人们来说。

战后开庭，进行类似于审判 第三帝国 政治精英的那种审判，但是要针对纳粹政权的金融合作者。弗里德里希·弗利克、阿尔佛莱德·克虏伯、和法本公司的整个董事会都成功地躲在了雷达之下。而且，突然间，这个过程陷入了停滞状态。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两个意识形态系统之间的冷战开始了，美国人将正在进行的针对大公司的审判视为一种威胁 ——不仅因为这样的审判是对 资本主义 的审判，而且，还因为西方需要强大的实业家，他们现在可以为在与苏联的斗争中满足其需求提供支持。

最后，那些直接参与了大屠杀的罪犯们仅仅只受到了轻微的惊吓、花了一点点钱就脱身了。前党卫军人员在战后的德国升至最高职位 ——主要在西部，但也在东部。同为国社党成员的弗利克坐了7年牢，出狱后到60年代再次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一些人以象征性的一点点钱表了个态，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保留了所有资产。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始终是一副藏在衣柜里的骸骨。关于这个话题的辩论至今仍未结束。而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大屠杀的罪行没有期限，还在于，它说明了市场机会主义即使在今天也会随时愿意与任何食人魔合作，只要这种合作能带来金蛋。

在这本书中读到更多：《纳粹亿万富翁 - 德国最富有王朝的黑暗历史》

您知道我为什么提起这本书吗？… 如果您真的信仰市场，那就应该知道它的工作方式。别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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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者询问。推荐一本关于开锁的书。对初学者和擅长者来说都很有用。（不要做坏人哦）#books #tools

就如 #中国 当局在 #新疆 磨练其 #监控 #镇压 技术那样，以色列也是这样做的。

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作为武器装备和监控技术的试验场，然后将这些武器装备和监控技术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50多年来，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占领为以色列国提供了控制 “敌人”（巴勒斯坦人）的宝贵经验。正是在这里，他们完善了自成体系的控制手段。

从入侵杰夫·贝索斯和贾迈勒·卡舒吉手机的 “飞马” 间谍软件，到出售给缅甸军队、杀害了成千上万罗兴亚人的武器，再到欧盟用来监控地中海上被遗弃淹死的难民的无人机 …… 以色列已成为全球间谍技术和防务硬件的领导者，正是这些技术和防务硬件助长了全球最残酷的冲突。随着21世纪极端民族主义的爆发，以色列建立了终极模式 ……

总有一群有组织的庞大金主和无恶不作的技术精英为这个时代最糟糕的政客和军队的职业生涯提供动力。

发生在 #加沙 的事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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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人认为，苏联的改革是在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压力下开始的。但今天的许多文献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 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老百姓只是消耗品。

著名历史学家伊利亚·捷姆佐夫（Ilya Zemtsov）是最早对此进行论述的人之一，他于1988年在伦敦出版了《契尔年科：最后的布尔什维克：改革前夕的苏联》（Chernenko, the Last Bolshevik Soviet Union on the Eve of Perestroika）一书，包含很多罕见的档案资料。

捷姆佐夫拥有了解这一制度的内部视角。在苏联，他是哲学博士，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息部门负责人。后移居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

关于苏联社会的状况，他写道：

「社会病态从经济开始，因中央计划和缺乏劳动力而瘫痪，并延伸到了公共生活，被贿赂、谎言和冷漠所控制。一个领土广袤到足以容纳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家（而且仍有数百万平方公里未经开发的针叶林和一望无际的苔原），却无法让自己的人民吃饱穿暖。苏联历史上的英雄时期已经过去，冷漠和嘲讽占据了上风。

然而，政权并没有因此面临直接的危险，只是统治者稍感不安。直到那时苏联仍然是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它按照不同于自由主义国家的规律发展和运转。西方认为，苏联的农业濒临崩溃。而实际上，粮食短缺完全符合这个制度的需要：它分散了一直心事重重的群众对真正深层次的重要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缺乏竞争的苏联工业无利可图、效率低下，但这也正是它的优势所在：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它创造并保证了高度的社会稳定和安全。低工资、艰苦的工作条件和不完善的生活条件等等都不应被视为苦难的标志和措施，因为在封闭的苏维埃社会中，有特殊的福利标准 ——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的生活水平，而是相对的。

(领导层）没有理由特别担忧。苏联人民对困难和匮乏有着无与伦比的忍耐力和抵抗力，国家有充分的机会通过满足人民最简单的需求来"缓解"社会紧张局势。系统的意识形态处理使群众变得易受操纵，他们的反抗能力被彻底瘫痪了。

捷姆佐夫警告说，改革是从上层发起的，因此其受益者只能是上层。一条古老的政治规则是，谁发起变革，谁就能从中受益。泽姆佐夫认为，安德罗波夫的团队 —— 那些"拥有优秀大学学位的新一代契卡主义者" —— 是变革的主要推动者，然后他们就成为了大赢家。

稍后，著名的苏美社会学家弗拉基米尔·什拉彭托克也证实了捷姆佐夫的结论：苏联自下而上并不存在改革需求；多达80%的苏联人安于现状。相反，改革是从上层发起的，于是最终的“胜利者”也是上层。换句话说，失败者是所有基层人民。

【注】近期的交流中发现依然有一些朋友对经济前景的估测不够实际。经济环境对局势的确有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影响能实现变革，更不意味着每一种变革都能实现解放。
解放始终都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创造和斗争来实现。
中国人可以也必须比苏联人更聪明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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