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邀请加入这场题为“八九起义三十五周年”的研讨，关于在这一主题下，“今天的我们正在思考的事”。

其实远不止今天、今年、或者最近这些年，自从我了解到这段历史后直到现在，所有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如何赢回来 …… 」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 电子书：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iy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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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1】——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敌视任何“国家”系统的政治传统，其追随者从根本上拒绝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政治接触 —— 这引起了一些关于组建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工会）的争执，导致不少人强烈反对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别捍卫通过亲密团队开展行动的原则。我当然理解风险评估，但即使是亲密团队，也很可能无法抵挡警察国家惩罚性结构的冲击。

在这个威权主义盛行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正式的民主立法，正式遵守所有选举程序，还有其他各种正式的民主标志，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制来维护和保护人权，民间社会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力/权力，无法对当局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反对派，没有政治竞争。于是他们都属于事实上的专制，而且是隐性的，容易被它所采取的各种关于“民主”的形式主义装点所蒙骗。

这是目前的我们所面对的比35年前更加噩梦的环境状况的一方面。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和刑事起诉，追求正义的行动者仍有可能在很多方面继续开展活动，比如发展替代媒体，组建信息自助项目，组织合作、开放空间和出版项目，在生产中开展经济斗争，支持环保行动，事实加入更广泛的人民反对国家的斗争。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斗争实例，但也很可能被任何个别活动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毁于一旦。

无政府主义者抵制国家暴力的唯一途径是组织一场自由的、独立于现有政党和组织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不受体制控制，难以被取缔，也很少组织间的分歧。

不论是资深代还是新一代行动者，都需要以新的、创造性的战术为指导。首先需要摆脱的就是传统的相互竞争排斥的圈子文化 —— 我们需要的是属于共同运动的理念和战略、公认的行动主义原则、相互联结、超越亚文化分歧、超越人为框架和教条，创建自治的、分散的社区。

这些年来非常多的基础设施空缺了。做基层工作的权利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独立，所有这些都令人沮丧。正如“35周年”这本书所强调的 - 现在一个新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但它只能让有所准备的人获益。

重要的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多少？…… 我们中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评价当权者为什么不行，也许这能鼓舞士气？但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行的话，这又有什么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被要求在革命斗争的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但我们无法在国家镇压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自卫，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组织起来"。对此，我会回答：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永远都不会。而这恰恰是我们旨在挑战的壁垒。我们现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真正必要的斗争，才只能眼巴巴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投入战斗的坚定（包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我们中很多朋友甚至缺乏基本的自卫能力，训练不足，还缺乏钻研精神…… 我们还缺少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投入精力尽快进入积累流程的心无旁骛的意志力。

显然，目前所有人都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和其他非物质需求、保护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解决争端和冲突、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旨在实现公益的目的等领域，创建倡议项目，以实现社区、互助结盟、文化教育、政治、科学、管理等目标。绝大多数朋友都同意“与体制内”/或者说任何机构保持绝对的切割是必要的。我也同意，无政府主义原则是的。不过请想想1936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经验（同道都应该了解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讨论议题吧，此处不展开。我想说的是，对局面的应变力。

很明显，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斗争必须将自发的反叛实践（你知道，嗯..）、横向组织的工作（恢复工会斗争的方式）、和纯倡导团体（亲密团队和替代媒体活动家等）的所有行动结合起来。我在读IYP的“行动主义”那个系列后找到了很多灵感。

与其无休止地争论和讨论，不如开展直接的基层工作，促进公众了解变革的必要性，进而向人们解释我们的变革方案，让那些原则上不熟悉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是行业自治和地方自治支持者的理想，也是反对强迫劳动者的理想。

我们的人被浪费太多精力了。我们被囚禁在敌人的价值体系中（不论是影响者经济还是消费主义阶级）。是时候摆脱它们了。拿回注意力，回归我们自己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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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2】——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跋”。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中大部分人存在的问题 —— 总是盯着过去，沉浸于过去，想要复制过去 …… 从过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不论是自己的过去还是别人的。是的，这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不只有老一代八九人。这个问题也妨碍了很多探讨，不限团队的。

一般来说，任何活动家，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会忍不住去模仿前人同道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总是想要有那么一个“模版”。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最近一两年前的经验，在今天也无法/不可能完整再现。更不用说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尤其是，镇压当局也一直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他们引进了更多了的新技术，投入了更多的钱和人力。同时，当我们卷入冲突时，斗争本身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绝不可能与“曾经”一致，否则进步何来？…… 这就是为什么对行动者本身及其组织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的原因。

即使是在一次性的相对简单的罢工/行动中（比如白纸抗议），你也能看到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会阻碍你在一年后、甚至一个月后以同样的水平和质量重复该行动。 所以，即便你是某场无比成功的行动的“主力”甚至策划人，也请不要自傲；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任何人分享经验，但任何人的“资历”都不是拒绝成长的理由。

每一次斗争实践都会提出新的道德、伦理和战术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只存在于活动家/实践者的狭小圈子里，他们出于客观原因无法离开这类圈子。这些既是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是揭示未来战术的问题。其结果通常不会那么令人愉快，但这个过程必须能帮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获得进步，如果只是造成争执分裂（像以往那样）那就是浪费时间。

网络知识分子，不论其水平如何、有过哪些经验，其理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前线的实践脱节。他们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是在“事后”进行分析总结，却很难作为指导性和促进性的存在。iyp说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结合”，至少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一直都没能出现。这里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我也不会埋冤任何人，但有些知识分子的确觉得自己比一线工作人员“高明”很多，不论是阶级地位、智商学历、甚至素养，很难说那般自信来自哪里。却只是制造了很多著名的谬论。所谓的“非暴力”神话（或者说偏执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倒也成为了一种经验鉴定器 —— 缺少足够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被这类象牙塔术语所迷惑。

在最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局势的分析和估测可以帮助指导一线的战略部署（虽然目前为止大多数这类分析只是帮助了炒股和移民中介的广告，还有流量经济，总之极为浪费） —— 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能提早预测到平台经济对零工工人的压榨最可能在哪些节点城市引爆反弹，或者，经济崩溃的地貌特征会让哪些社群更容易发展同志 ……等等，你知道的 ……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其结果也必然大不同。

自由思考需要金钱和严肃的态度，只有雄心壮志和愿景是不够的。反抗社区最基础的需求必然必须包括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摆脱国家系统的操纵和控制。不幸的是这点却是目前我们花心思最少的地方。我很讨厌那些流行的怪词，什么“用爱发电”，你真的知道爱是什么吗？爱是武器。只有法西斯才会鼓励你去“奉献”。

进步派的成功取决于对当前和历史事件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摆脱活动家的“专业化”。
反叛就是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做任何事。
这也是任何倡议得以生存的关键。
没有哪种组织活动可以是静止不动的，所有一切都在根据当下的需求不断变化。
斗争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对活动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不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只要您还留在斗争中，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感谢研讨组织方，我的确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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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3】——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参加过雪饼的支持活动。也关注了这场天安门起义的研讨。我觉得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化、更加详细地讨论。

借这个评论征集的机会，我想要补充一个议题。关于这些年来基层工作的经济主义特征。虽然我太年轻，不了解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但相关争议让我感觉困惑。

我围观过很多讨论，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并不多。因为我发现，不论主办方是谁、主张什么战略，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某种阶级地位的优越感。在不熟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其论点自信。

围观者被迷惑在其中。越迷糊就越迷信，就离现实越远。就如这本书中描述的知识分子网红化（另一边是网红的伪知识分子化，是不是太客气了没好意思提？）。

就是这类人主张的等待“群众崛起”，然后再引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现在也是他们在抱怨“群众为什么总硬不起来”。

经济主义的表面可能有点迷惑性。比如被欠薪的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钱，流民的孩子想要读书，如果能帮忙把钱要回来、帮孩子入学，哪怕只要回一部分薪水，哪怕只有一部分孩子有学上，也应该被视为“做了实事”。尽管（在很多这类案例中）劳资剥削和户籍制的阶级压榨都被保留了下来。“维权”和维稳的界限一再模糊化。

但认为 “经济主义不提出政治要求”，那是刻板印象。经济主义被孤立于政治要求之外了 。而政治要求来自于经济斗争。顺便说，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我认为其实有两种经济主义。

其一是，有一个大目标，比如通过工会斗争实现工人自治 —— 换句话说“经济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缺乏工人自身思想内核的经济主义，其“斗争”过程只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雇主霸权合法性的保护罩。通过让工人“得到”面包屑，从而熄灭了抵抗运动的潜力。我称其为短视的经济主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知道，“经济主义”作为训练项目也可以是建立社会力量的众多方法之一。实行直接民主，通过工会运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地区委员会、自卫队 …… 等等方式，学习自治。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形成。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斗争工具的能力拱手让给短视的经济主义，像“前辈”那样退回到慈善事业中，满足于讨薪维权，退出争取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的位置就毫无疑问会被保守派所取代。目前整个社会倒退的步伐众所周知，已经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的表现。战线割让越多，挽回损失就越难。

保罗尤里奇曾经描述过一种"信条式无政府主义者"，其特点是：没有基本技能、没有基层支持、没有相关经验 …… 在目前的局势下，新生力量和不思进取的老一代同道都最容易跌入这样的状态中。这是对这本书所提醒的革命形势的严重浪费。

这套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民众。什么“疯狂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的宣传都是次要的，经济胁迫及其后果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我理解很多同道对左派内容的偏见（这本书中也讲述了“左派”定义的模糊性，这是重要的议题），但仅因此而对关键战线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剥夺这一工具的价值，那就太傻了。

每当交往新朋友时我总是问对方同样的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列出一个优先事项一二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能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是口号 —— 是“别人”期待看到的你的人设，而不是你的意志所在，那我们需要先停下手头工作了，进行一场反思更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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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电子书评论征集的说明 ——

1、所有观点均来自同道读者，iyp的编辑工作仅负责弱化语言指纹。
2、选入公开发表并不意味着任何程度上的打分或评价，也不完全代表iyp的意见，但的确代表我们觉得相关思考值得更多的深入。
3、评论中描述的经验可能来自于任何华人社区/亲密团队/地下团队，不限地区。iyp不掌握任何可识别性信息。
4、该活动最初以“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为名，但主题面向绝不是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下和未来；我们希望借此鼓励跨代际、跨领域、跨区域和文化的横向联合，而不是相反。故，强调差异性和等级性的评述将不会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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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关于“极化现象”的成因 ——

排外主义暴力、张献忠、中产危机、“反腐”式权斗，以及异议无法形成反对派，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有同一个根源。

只有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或 "接近正常”状态的时候，社会的任何分层或者分割才能有意义。

相反，越接近危机状态，社会结构就越是简单化，也是通常所说的极化 —— 也是为什么说极化是观测指标，而不仅仅是问题本身。

直到灾难临近的时候，社会结构就基本上变成了整齐的两个部分，即分裂为两个最重要的但相冲突的计划的支持群体。

在两个冲突计划之间的斗争过程推动整体局势再次趋于稳定之前，任何扮演 "第三种力量" 的尝试都很容易被这两个主导计划所压制。或者直接“取消”。

简单说，除了两个主导计划之外的其他一切都会被它俩边缘化。“边缘” 意味着被推到了发展进程之外，即便仍然存在，力量也会非常之小，于是也就无所谓存不存在了。

“边缘” 占比越大，社会的过热程度就越高。“过热” ，热力学术语，描述的是突突冒泡儿的那种状况。用它来描述一个社会的状态也是比较恰当的，这样的社会通过当局的全面暴力压制被强行维持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其外观就是此起彼伏的零星危险 —— 不论是“张献忠”还是仇外暴力。

“边缘”意味着，你也许能看到葫芦瓢一大堆此起彼伏，但所有这些蒸汽泡泡都无法在实际上影响系统，很大程度上只会让状况更糟糕。老读者知道我们已经多次分析过为什么“张献忠”不行（并且相反的 “托尔斯泰” 也不行。）

一个趋于“正常”的社会就像一幅拼图，由相互嵌套的积木块衔接而成。这些积木块包括家庭、社区、组织、党派等等，它们内部井然有序，但与其他积木相比又具有 "流动性"。不同社会积木结构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及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而“过热”社会的特征就是这些社会积木块遭到了破坏。处于高度升温阶段的社会，其核心已被摧毁，基本上是大规模地被边缘化 —— 比如中国，包括曾经被视为体制受益人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进入边缘。因为没有他们所属的结构了。

在一个仅靠统治阶级暴力维稳的社会中，只剩下一个相对有序的结构 —— 那就是统治阶级本身。这种充满恐怖和暴力的社会的特点还包括，唯一能被允许的社会运动都只能在权力内部进行。此前我们分析过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无法有)反对派。

而且在继续 "升温"的过程中，恐怖不得不转移到它的代表身上 - 就是转向统治阶级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能看到这样或那样的官员被捕（当然，是打着反腐或其他什么的幌子）。

以上是为原理。适用任何国家（比如，参见阿根廷）。这意味着变革方向也同样有两条路：要么成为两大主要计划之一 —— 建制左翼，要么，离开整个游戏本身 —— 无政府主义。

#中国 #革命 #极化 #社会学 #社会运动 #无政府主义 #张献忠 #仇外主义 #民族主义 #china #revolution #polarisation #sociology #socialmovements #anarchism #xenophobia #nationalism

在尽全力之前，我们没资格绝望。#直接民主 #无政府主义 #directdemocracy #anarchism #insurrectionary

给别人讲道理这事儿的难度有多大，想必很多人都有感触。不仅艰难，而且收效甚微。

尤其，通过说教换来的支持即便能实现也极其不稳定。随时都会有更能“说”的人出现以改变“吃瓜群众”的想法。

因为，人们加入您的队伍并不是由于您说得多动听，而是，人们真正意识到了您的项目是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

我们中很多人至今都在忙于向身边人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论依据，甚为辛苦，却只是换来更多的争议和误解。是时候换种方式了。

您也曾经吃瓜吗？把瓜放下，就是革命行动。真的就是如此简单。

目前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很多地区也正在洪灾中挣扎。希望本文阐述的经验和思想能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带来启迪和鼓励。

🧬《灾难已来临：大洪水不是"自然灾害"》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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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4】——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 - 关于：海外民运、反对派、镇压、体制内健康力量、张献忠、油罐车/食用油污染、中美新冷战等。

中国所谓的海外民运，可以对标俄罗斯目前的纳瓦尔尼遗孀尤利娅以及维亚切斯拉夫·马尔采夫等这些人，很是相似。在俄罗斯有一个专门的词描述这种角色，叫：特氟隆反贼。比中国人所说得 “民豆” 更形象也更深刻。

特氟隆有毒，但只危害想吃饭的人 - 即变革需求者，它本身保护锅具 - 即体制/系统，它所隔离的是那些真正能对系统产生影响的物质 - 即意识形态信仰的反建制的力量。

特氟隆不破坏系统本身 - 对体制来说都是安全的；它保住了权力在精英内部的连续性。且鉴于特氟隆的表演欲望和表现力方面往往格外突出，其存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主动宣传 —— 有幸于后冷战及新冷战玩家的嘴炮需求。故，对各方体制来说，特氟隆都是低成本高聚光的优选之品。

尤其是，保住这些特氟隆反对派的持续聚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隔离/并有可能削弱那些对系统真正形成挑战的解放力量 - 即那些反建制的具有意识形态信仰的力量。

说它“有可能”削弱而不是“绝对会”削弱解放力量，是因为，作为镇压系统用来申请维稳资金的首选工具，这些特氟隆也的确同时起到了保护/隔离解放力量的作用，他们的“舞台”吸引力了镇压的火力，形成了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彼此需要的“平衡态”。

这两天来看到不少人在谈论食用油污染的那个新闻，比较之下长毛象居民就明显比墙内灵醒得多，不少象民能意识到该消息 “可以/被允许” 在微博抖音等始终都被严格控制的舆论舞台上保持住热搜地位，至少说明它并非是某种能够挑战系统的异议。其他的都可以不猜了。这绝不等于袒护罪行 - 作恶者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 而是意味着，真正的罪恶之源很可能已经被袒护妥当了。

我依然建议重新读下这个帖子，关于“为什么说中国这种体制没有反对派”。这个定义在中国有很深刻的误解。切勿小看术语的使用，叙事就是政治，在冷战/新冷战时期叙事是最强大的政治工具之一。使用某个术语，就意味着进入了/皈依了该术语创造者获益/或引领的政治。所以建议说话前请先判断下，该术语是否符合您自己的战略利益。再再再一次，这需要您始终战略清晰。

Iyp在此前解释局势时最后倒数第二段的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在目前类似中国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

1、建制左翼 —— 即 精英内部造反，也就是依赖于系统内掌握资源的所谓 “健康力量” 以改写游戏规则。再分配 —— 把曾经只对A有利的规则改为对B有利，或者对AB都有利。而边缘C，则仍然是边缘。顺便说，保持“边缘”的足够大规模，对任何建制来说都是最有力的选项，您不必亲自成为委内瑞拉的毒枭政权也能意识到这点（毒枭势力将该国需要依靠救济才能活下去的人口比重提高到并维持在超过总人口一半的规模下，以确保自身在选举中的多数地位。同类手段的案例在地球上可以再找到一大堆。）
关于什么是左，“35年”这本书里也写得很清楚了。

2、无政府主义 —— 即 主张彻底离开这个拜占庭游戏。结束城头大王旗，结束权力，结束等级压迫，没有人能统治剥削其他人，而不是满足于换一个新的统治者和新的压迫方式。

显然，第一个方法更“快”，虽然历史上无数经验都能证明这不是终极解决方案，但作为过渡方案，依然最容易得到支持。第二个方法则慢得多，且需要持续在第一个方法的支持势力中进行抗争（体制内健康力量上台后首先做的就将是加强维稳而不是减弱，以铲除任何有可能动摇权力宝座的动态，尽可能降低其夺权成功的可复制性。）

但只要越多人了解第二种方法的存在、及其可行性和价值，迷信第一种方法的人就会越少，其能“控制”住的支持率就会越低。

换句话说，我们目前为止最需要努力的部分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继续往前走的必要性，即直接民主的必要性。而不是满足于拿到选票和现统治者下台。

需要注意的是，现政权会重点防备 - 真正的重点防备 - 上述两种方法的支持者，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有任何一致性（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第一种方法作为步骤的策略有可商讨空间）。

对于缺少政治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当前最急需更正的问题就是：要·努·力·避·免·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这个误解年深日久。记得IYP也反驳过多次（比如在反渗透技术技巧中），至少这一误解甚至已经导致了不少所谓的资深异议对安全措施的“故意”忽视，连带危害了周边同道的安全利益、令运动本身的可持续性受损。

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 这一误解的起源很是可怜，恰恰是因为中国这类政治环境下无法诞生真正能挑战现政权的反对派力量，而那些事实上并没有挑战性的异议却遭到了和真正的挑战一样的惩罚性镇压力度。可怜的人们只能将这种镇压力度本身视为“价值”，至少可以虚构一种“士气”，获得些许欺骗性的心理安慰。

而另一个角度上可以说，这一误解之所以能从久远的曾经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强烈存在着，恰恰说明不论是资深的老一代还是‘不怕虎’的新一代，都没能切实找准自·己·的·战略方向，他们始终都跟在党国的屁股后面跑，仅仅是去做党国不喜欢的事情，而没有充分考虑那些事情本身与我方 - 与解放运动战略 - 的相关性和价值。党国的恶意愚蠢能完全控制住人们的行动和思维逻辑，这是我们能遭遇的所有不幸中最严重的一个。崇拜米莱只是一个最新的典型案例。

iyp也多次说过，“献忠”作为一种镇压辅助工具的作用·远·高·于·其他作用，如果它还有任何“其他作用”的话 （沿 #张献忠 标签找到相关内容）。也就是“35周年”这本书中提到的“狼队”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对于陈一新所谓的“新五反”，将张献忠纳入“恐怖主义”镇压项目的可能性至少短期内依然很低。而相比下，上述“两条路”被系统性镇压的可能性和效率要远高于张献忠 —— 别忘了张献忠从来没有和没能令任何达官显贵和权力支柱受到任何伤害。

2020年的年终 “打破Matrix的路” 对话专门解读中国和美国的高堡奇人关系 —— 它既不是意识形态旧冷战也不是竞争性对抗。查尔斯·邓斯特对此的描述也暗示了高堡奇人，虽然以他的身份很难更清晰表述。

我觉得这个议题在4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强调，因为缺少战略主动性的中国异议是最容易深陷高堡奇人Matrix 的 —— 宣传战是兰德所言之 “代理冲突”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同时也当然最容易被特氟隆所操控 —— 缺少战略性敏锐和相应的价值判断能力乃跨代际的缺陷；不客气的说，包括那些以讽刺民豆为荣的人，同样不具备取代“民豆”的实力，上述只是主要原因的一部分，少数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不切实际的自信，小提醒下。

总之，整体上，这种普遍的认知环境已经让很多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疲惫不堪。不论是三十五年还是五十三年，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依然有愧于天安门广场起义的血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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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退出。PlanB完成。

看到很多人在推测特朗普可能的胜出，
但别忘了，哈里斯拥有特朗普所不具备的东西：行政资源。这是重要的取胜筹码，很难想象会避而不用 —— 电视上播出几次会议、意志坚定的命令、戴着建筑头盔或者穿着防弹背心的画面 …… 事情就可能会在几周内发生巨大变化。
So, 避免PlanC的可能性在减少。

另外，对那些倾向于复杂化推测拜登退选的想法说：不必。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民主党没有明确的候选人，共和党也没有，在人事上有共同的失败。当然，聪明人的所有活动都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但更常见的是，这些项目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回应。如果“事先”有除了拜登以外的任何人在计划内，他们压根就不会让拜登出现在电视直播里。不必相信阴谋论，这里没有必要。

最后，前些天里，我们一直在与一些热衷直接民主的中国朋友交流思想。鉴于IYP此前呼吁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加入直接民主的倡导工作，一些热心朋友建议了理论思想的资料和传播方式，并一起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些资料都没有中文，于是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翻译工作。

IYP关注局势的目的一如既往，旨在借助局势推动解放议程 —— 让局势服务于反抗战略。中国朋友对美国选举的热情远超过对其他国家，于是这是一个进行解放斗争倡导工作的良机。虽然建制派占据绝大多数的状况不难想象，但我们依然看到了新生代对变革旺盛的好奇心，这是希望所在。
期待更多朋友加入倡导工作，或至少，保持信心和关注。

#美国大选 #直接民主 #无政府主义 #直接行动 #USelections #directdemocracy #anarchism #directaction #antiestablishment

完整版《目前并没有极权主义的“冰河时代”，但中国异议社区的确做错了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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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学生 #反卷联盟 #中国 #无政府主义 #组织 #Anarchism #China #activism #tips

转帖：「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支持某某独立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坚持中间方案：我认为，如果目前正在发生种族武装冲突，而且没有明确的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那么殖民地民族的自决权和自卫权就应该得到支持。但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这种支持绝不是 “革命性的”，相反，它只是纯粹的人道主义和实用主义性质的 —— 是为防止整个地区或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和种族清洗。

但是，假设没有冲突（至少暂时还没有）：那么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应该支持分离主义思想并呼吁建立“新的国家”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失败的策略。

在这方面，不妨回顾下20世纪20年代德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内部的讨论，当时一些积极人士加入了建立莱茵共和国的运动。然而，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成员正式拒绝了这一想法。这是有真正原因的。

不要忘了，在俄国内战期间，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政府分别对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动了武装斗争（尽管这两个政府都是“左翼民主政府”）。

不久后，另一个左翼民族主义政府 ——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也给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使绊子：在巴塞罗那法西斯暴动被镇压后，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当时加泰罗尼亚总统没有实权），最终导致了1937年5月的僵局和灾难。

同样，回顾亚美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与亚美尼亚左翼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在1905-07年革命期间，他们在巴库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双方都有数十人死亡。无政府主义者杀害了制造商卢哈诺夫，他贪污了沙皇政府为遭受亚美尼亚-鞑靼大屠杀影响的工人及其家属提供的1600万卢布，尽管举行了罢工，但他拒绝归还。然而，他同时也是亚美尼亚革命联盟/达什纳克楚琼党的赞助人，这就是为什么达什纳克楚琼以仇杀的方式作为回应，并开始杀害无政府主义工人作为报复。很讽刺，一个赤裸裸的卑鄙小人和腐败分子，他吞噬别人拿血换来的钱，却同时在为亚美尼亚自治或民族未来而努力。

每个人都知道1919-21年左翼反叛分子在爱尔兰发动的独立战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外，那里还发生了社会抗议游行，而这些示威活动被左翼民族主义的爱尔兰共和军自己取消了。在热情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和土地掠夺面前，爱尔兰共和军坚持要求这些农民 “推迟”土地改革，理由是这妨碍了在对英战争中建立某种 “民族统一战线”。

在巴解组织和杜达耶夫上台后建立了腐败独裁政权的巴勒斯坦运动和车臣运动的历史也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民族主义者，无论他们自称多么地“左翼”，都可以说他们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社会秩序，而是某种“民族/种族身份” —— 因此他们甚至愿意为作为“同胞”的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警察而自豪：这是一位法国无政府主义同志对此的评价。

民族认同本身并没有错。就如马尔克洛夫非常喜欢白俄罗斯文化并了解其语言，鲁道夫洛克热爱犹太文化，将尼采翻译成意第绪语，但他们分别强烈反对白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

很明显，无政府主义者和分离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是相互矛盾的。同时，在时局面前，我们的同志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最后：如您所见，删除本帖的标签后再传播，将可以大幅降低风险。（也足见，民族主义的虚伪之处甚至在言论审查方面也有充分体现）

甚至直到如今，很多中国异议人士仍然只是在说或“做”他们认为的 “当局有可能不喜欢的事”，却几乎完全不会考虑那些“事”对我自己的利益福祉和整体战略而言有多大价值。事实上几乎从未有过价值。于是他们只是一直在被当局的愚蠢所拖累和消耗。是时候结束这种被动虚弱的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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