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第廿八庭
#張慧玲法官 #不服定罪及刑罰上訴
#1224尖沙咀 PART 1
何(25)
控罪：襲擊警務人員
案情：被告被控於2019年12月24日在海港城2樓2417舖外襲擊警長A。 #陳慧敏裁判官 於2020年7月15日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並判處即時監禁3星期。被告表示將會上訴，並表示希望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以保釋金 $10000 等條件批准保釋。上訴案件排期至2021年6月25日作審理。
- 此直播並非即時直播，只是補回2021年6月25日於法庭內就住本案件的討論 -
📌 代表律師
上訴方：#陳永豪大律師｜#吳珞珩大律師｜余大律師
答辯方：#羅天瑋高級檢控官
1049 開庭
📌 駁回刑罰上訴
上訴方陳大律師先進行陳詞。他表示上訴方將放棄判刑上訴，並集中申請定罪上訴。法官指，由於被告入稟放棄刑罰上訴，因此法庭駁回刑罰上訴。
📌 保釋方面相關爭議
當日裁判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過後，判處被告即時監禁3星期，後來發現原來被告曾經還柙30天。因此被告於裁決當日理應經已完成服刑，然而當時裁判官批准被告申請保釋等候上訴，即被告的身份仍然為受擔保人，需要遵守保釋條件。
當中的問題就是被告經已完成服刑，但是他仍需要遵守保釋條件等候上訴。而裁判官未有處理這個爭議，即未有除去被告人受擔保人的身份。
因此早前被告到高等法院時任原訟庭法官 #潘敏琦法官 作申請，申請取消作為受擔保人的身份，亦獲批。
📌 上訴理由
#陳永豪大律師 先作出陳詞。他表示上訴方就本案提出了7個上訴理據。
第一個及第二個理據為法律相關，而第二個理據跟第六個及第七個理據有直接關連，第三個及第四個理據為控方證據可能出錯。
註：當時直播員亦未能聽到所有七個上訴理由，因此直播內亦未能詳細列出所有上訴理由，請見諒。
📌 敵對意圖 / 敵對態度
上訴方舉出 HKSAR V. SHEK KWOK NGAI (HCMA261/2016) 的案例，指出 HOSTILE INTENT （敵對意圖）不是「襲擊控罪」的元素之一。而於 HKSAR V. NG MAN YUEN (FAMC15/2019，即吳文遠向時任特區首長梁振英擲三文治一案) 中，判詞中的HOSTILE MANNER（敵對態度）或與本案的法律爭議有關。本案中，「襲擊」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元素為被告當時有否敵對意圖，而被告當時有否敵對態度並非本控罪的入罪元素，但對於考慮被告有否犯罪而言仍有重要性。
📌 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上訴方指，本案的重中之重在於 MISTAKEN BELIEF（真誠但錯誤的信念，下稱MB）。
註：真誠但錯誤的信念，套用都本案的意思，就是被告以為PW1不會介意他將文宣貼到他背部（真誠相信信念），然而PW1卻非常介意（被告錯誤的信念），因而成了「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上訴方認為 MB 一詞代表着兩個重點，而原審裁判官有機會只是處理了這個詞語的其中一個重點，而忽略了另一個重點，繼而未能作出準確裁決。若法庭要就MB 一點判以上訴得直，則需要說明被告是否知道便衣警員（下稱PW1）的身份，以及PW1是否同意要將文宣貼在他身上。
法官認為，當時環境大家互相都是「三唔識七」，因此除非PW1同意了要將文宣貼在他背部，否則這就是對PW1的人身侵犯。即使被告是在參與和你SHOP 的活動，但是被告都未有上前查問PW1意願，便將文宣貼在PW1背上。
上訴方希望作出解釋，被告當時的行為或是先將文宣貼在PW1背部，再事後詢問他的意願，而被告當時懷著以為對方會同意他的這個行為的觀念。若PW1表達了他的抗拒，被告則會拿回背部的文宣。因此被告未有忽略PW1的意願。上訴方舉例，比如有一隻蚊於 #張慧玲法官 的臉附近，那麼當 #陳永豪大律師 為了殺死那隻蚊，則需要拍打法官的臉部，然而事前他並未有得到法官的同意，但他可能會以為法官不介意這個行為。法官質疑此例子跟本案中的情況不能相題並論，首先本案並非純粹「𨋢入面嘅碰撞」，眾人是在響應和你SHOP活動，而非兩人之間的交談，其次大家都是不相識的，兩者不能相比。
上訴方回應，指出兩者正正就是不能相題並論。於本案中，若PW1介意這行為的話，則可以拿走（口語：搣走），而被告所作出的行為亦未有令PW1受嚴重傷害。
上訴方再舉例，假若 #陳永豪大律師 跟余大律師一同去觀看某歌星的演唱會，大家都穿着同一件衣服，大家都拿着應援捧支持着歌星，在企位上「你打我我打你」。然後若果之後陳大律師於身旁看見另一個不相識的人，他也會以為那人是有類似想法的人，同樣跟他「你打我我打你」，誰知他不喜歡別人對他做這個行為。這也有可能發生的。因此放到本案，被告以為PW1會不介意他的行為，正正就是被告的MB（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法官則問道，一般人派傳單，都是會交到別人的手上，難道那些派傳單的又將傳單貼到別人的背上嗎？上訴方指，他曾經有將文宣貼在小提琴盒上，雖然並非每個路人，但他會將文宣張貼在與自己有同樣想法的人上。這是被告的真誠相信，之後才會有張貼文宣到PW1背後的行為。法官表示，她需要知道當時的環境及情況，及被告當時張貼文宣情況，並需要得知被告是否知悉PW1警員的身份。若被告明知PW1是警員，卻仍然主動張貼文宣到他背部，這就不是MB，而是挑戰他人。法官要求播放呈堂片段。在準備播放片段途中，上訴方則繼續陳詞。
上訴方表示，即使被告知道該名人士為警察也好，他所作的行為亦不等於有襲警，此舉可作是MB TO IDENTITY（對某種身份的真誠但錯誤的信念），即被告知道他在貼該文宣到警察背面，但既然該文宣又並非侮辱字眼，又不是粗口，而只是簡單字句及標語。被告可能以為，就算他張貼了文宣到PW1背部，他也不會介意，這亦是一種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上訴方續指出，MB有兩部分，分別為MB TO IDENTITY及MB TO CONSENT（真誠地誤信同意），而裁判官只是有處理到前者，並未有在判詞中處理後者。法官反問，裁判官可能都有處理到這個問題，即使她在判詞當中未有用到這些字眼，然而透過她的分析，是否可以詮譯為她有作過解釋呢？上訴方認為法庭不能夠假設裁判官有解決這些問題。
法官指出，以重審的角度而言，就着被告是否知悉PW1是警員，即使裁判官認為被告是知道的，然而若法庭觀閱證據後不同意，她是可以指出的。同樣裁判官判詞的對錯並非法庭最需要著重的，然而若她見到判詞中有不公平的地方，她都可以指出，上訴方認同。法官續指，認為本案的重點是在於「襲擊」的定義；被告是否知悉PW1警員的身份；以及被告有沒有MISTAKEN BELIEF。
註：在兩人的討論當中，有引述到 CHOU SHIH BIN V. HKSAR（FACC11/2004）的案例，指出「就案件的事實而言，上訴法院法官的司法管轄權是不受制約的，他們有權並確實有責任就所涉事宜作出裁決。」（引述自香港刑事檢控2011）。因此，若法官認為原審裁判官的定罪裁決有不妥當的地方，法官是可以並有責任指出的。
📌 觀看片段
P1（港大學苑片段）
https://fb.watch/6p7tL034Qo/
（由1:55 起，「襲擊」一刻為2:01）
拍攝人：DW2（學生記者）
簡單而言，爭議在於被告張貼文宣到PW1背部的力度。上訴方指，當時被告動作是「柔」的動作（可理解作非拍打的動作，而是輕摸背部的感覺）。法官則指，她看見被告是拍打PW1的背部，然後舉高手並向PW1揮手。上訴方指他們認為，被告的行為不是拍落PW1的背部，他的行為「唔係唔想俾你知」。
註：於討論較後部份，#張慧玲法官 有觀看截圖簿，並表示截圖簿能更清楚看見被告的行為。
按：#張慧玲法官 於庭上有拍一下手掌，以示範她所見到被告的力度。
📌 裁判官判詞問題
裁判官於她的判詞當中引用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何寶珍（HCMA179/2016）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德章（HCMA741/2014，時任財政司曾俊華中蛋案）兩個案例，以證被告是在「襲擊」PW1，然而上訴方認為這些都未足以證明被告當發時候的HOSTILE INTENT，而裁判官的思路不完全。判詞中的某些關連位置有些不正常的地方，亦無從自身（PER SE）的角度出發。而第五個上訴理據，則是裁判官使用了客觀標準來了解本案案情，並未有理解當時的身份及案發時的動態等事宜，亦證明了第一個上訴理據的重要性。總結而言，上訴方認為裁判官的判詞有些內在衝突，亦未有處理一些被告的主觀意念。
📌 小結
於 #陳永豪大律師 陳詞的最後部份，他再次強調MB TO IDENTITY及MB TO CONSENT無論如何，都是兩個不同的焦點。以上是 #陳永豪大律師 的陳詞。
#張慧玲法官 #不服定罪及刑罰上訴
#1224尖沙咀 PART 1
何(25)
控罪：襲擊警務人員
案情：被告被控於2019年12月24日在海港城2樓2417舖外襲擊警長A。 #陳慧敏裁判官 於2020年7月15日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並判處即時監禁3星期。被告表示將會上訴，並表示希望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以保釋金 $10000 等條件批准保釋。上訴案件排期至2021年6月25日作審理。
- 此直播並非即時直播，只是補回2021年6月25日於法庭內就住本案件的討論 -
📌 代表律師
上訴方：#陳永豪大律師｜#吳珞珩大律師｜余大律師
答辯方：#羅天瑋高級檢控官
1049 開庭
📌 駁回刑罰上訴
上訴方陳大律師先進行陳詞。他表示上訴方將放棄判刑上訴，並集中申請定罪上訴。法官指，由於被告入稟放棄刑罰上訴，因此法庭駁回刑罰上訴。
📌 保釋方面相關爭議
當日裁判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過後，判處被告即時監禁3星期，後來發現原來被告曾經還柙30天。因此被告於裁決當日理應經已完成服刑，然而當時裁判官批准被告申請保釋等候上訴，即被告的身份仍然為受擔保人，需要遵守保釋條件。
當中的問題就是被告經已完成服刑，但是他仍需要遵守保釋條件等候上訴。而裁判官未有處理這個爭議，即未有除去被告人受擔保人的身份。
因此早前被告到高等法院時任原訟庭法官 #潘敏琦法官 作申請，申請取消作為受擔保人的身份，亦獲批。
📌 上訴理由
#陳永豪大律師 先作出陳詞。他表示上訴方就本案提出了7個上訴理據。
第一個及第二個理據為法律相關，而第二個理據跟第六個及第七個理據有直接關連，第三個及第四個理據為控方證據可能出錯。
註：當時直播員亦未能聽到所有七個上訴理由，因此直播內亦未能詳細列出所有上訴理由，請見諒。
📌 敵對意圖 / 敵對態度
上訴方舉出 HKSAR V. SHEK KWOK NGAI (HCMA261/2016) 的案例，指出 HOSTILE INTENT （敵對意圖）不是「襲擊控罪」的元素之一。而於 HKSAR V. NG MAN YUEN (FAMC15/2019，即吳文遠向時任特區首長梁振英擲三文治一案) 中，判詞中的HOSTILE MANNER（敵對態度）或與本案的法律爭議有關。本案中，「襲擊」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元素為被告當時有否敵對意圖，而被告當時有否敵對態度並非本控罪的入罪元素，但對於考慮被告有否犯罪而言仍有重要性。
📌 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上訴方指，本案的重中之重在於 MISTAKEN BELIEF（真誠但錯誤的信念，下稱MB）。
註：真誠但錯誤的信念，套用都本案的意思，就是被告以為PW1不會介意他將文宣貼到他背部（真誠相信信念），然而PW1卻非常介意（被告錯誤的信念），因而成了「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上訴方認為 MB 一詞代表着兩個重點，而原審裁判官有機會只是處理了這個詞語的其中一個重點，而忽略了另一個重點，繼而未能作出準確裁決。若法庭要就MB 一點判以上訴得直，則需要說明被告是否知道便衣警員（下稱PW1）的身份，以及PW1是否同意要將文宣貼在他身上。
法官認為，當時環境大家互相都是「三唔識七」，因此除非PW1同意了要將文宣貼在他背部，否則這就是對PW1的人身侵犯。即使被告是在參與和你SHOP 的活動，但是被告都未有上前查問PW1意願，便將文宣貼在PW1背上。
上訴方希望作出解釋，被告當時的行為或是先將文宣貼在PW1背部，再事後詢問他的意願，而被告當時懷著以為對方會同意他的這個行為的觀念。若PW1表達了他的抗拒，被告則會拿回背部的文宣。因此被告未有忽略PW1的意願。上訴方舉例，比如有一隻蚊於 #張慧玲法官 的臉附近，那麼當 #陳永豪大律師 為了殺死那隻蚊，則需要拍打法官的臉部，然而事前他並未有得到法官的同意，但他可能會以為法官不介意這個行為。法官質疑此例子跟本案中的情況不能相題並論，首先本案並非純粹「𨋢入面嘅碰撞」，眾人是在響應和你SHOP活動，而非兩人之間的交談，其次大家都是不相識的，兩者不能相比。
上訴方回應，指出兩者正正就是不能相題並論。於本案中，若PW1介意這行為的話，則可以拿走（口語：搣走），而被告所作出的行為亦未有令PW1受嚴重傷害。
上訴方再舉例，假若 #陳永豪大律師 跟余大律師一同去觀看某歌星的演唱會，大家都穿着同一件衣服，大家都拿着應援捧支持着歌星，在企位上「你打我我打你」。然後若果之後陳大律師於身旁看見另一個不相識的人，他也會以為那人是有類似想法的人，同樣跟他「你打我我打你」，誰知他不喜歡別人對他做這個行為。這也有可能發生的。因此放到本案，被告以為PW1會不介意他的行為，正正就是被告的MB（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法官則問道，一般人派傳單，都是會交到別人的手上，難道那些派傳單的又將傳單貼到別人的背上嗎？上訴方指，他曾經有將文宣貼在小提琴盒上，雖然並非每個路人，但他會將文宣張貼在與自己有同樣想法的人上。這是被告的真誠相信，之後才會有張貼文宣到PW1背後的行為。法官表示，她需要知道當時的環境及情況，及被告當時張貼文宣情況，並需要得知被告是否知悉PW1警員的身份。若被告明知PW1是警員，卻仍然主動張貼文宣到他背部，這就不是MB，而是挑戰他人。法官要求播放呈堂片段。在準備播放片段途中，上訴方則繼續陳詞。
上訴方表示，即使被告知道該名人士為警察也好，他所作的行為亦不等於有襲警，此舉可作是MB TO IDENTITY（對某種身份的真誠但錯誤的信念），即被告知道他在貼該文宣到警察背面，但既然該文宣又並非侮辱字眼，又不是粗口，而只是簡單字句及標語。被告可能以為，就算他張貼了文宣到PW1背部，他也不會介意，這亦是一種真誠但錯誤的信念。
上訴方續指出，MB有兩部分，分別為MB TO IDENTITY及MB TO CONSENT（真誠地誤信同意），而裁判官只是有處理到前者，並未有在判詞中處理後者。法官反問，裁判官可能都有處理到這個問題，即使她在判詞當中未有用到這些字眼，然而透過她的分析，是否可以詮譯為她有作過解釋呢？上訴方認為法庭不能夠假設裁判官有解決這些問題。
法官指出，以重審的角度而言，就着被告是否知悉PW1是警員，即使裁判官認為被告是知道的，然而若法庭觀閱證據後不同意，她是可以指出的。同樣裁判官判詞的對錯並非法庭最需要著重的，然而若她見到判詞中有不公平的地方，她都可以指出，上訴方認同。法官續指，認為本案的重點是在於「襲擊」的定義；被告是否知悉PW1警員的身份；以及被告有沒有MISTAKEN BELIEF。
註：在兩人的討論當中，有引述到 CHOU SHIH BIN V. HKSAR（FACC11/2004）的案例，指出「就案件的事實而言，上訴法院法官的司法管轄權是不受制約的，他們有權並確實有責任就所涉事宜作出裁決。」（引述自香港刑事檢控2011）。因此，若法官認為原審裁判官的定罪裁決有不妥當的地方，法官是可以並有責任指出的。
📌 觀看片段
P1（港大學苑片段）
https://fb.watch/6p7tL034Qo/
（由1:55 起，「襲擊」一刻為2:01）
拍攝人：DW2（學生記者）
簡單而言，爭議在於被告張貼文宣到PW1背部的力度。上訴方指，當時被告動作是「柔」的動作（可理解作非拍打的動作，而是輕摸背部的感覺）。法官則指，她看見被告是拍打PW1的背部，然後舉高手並向PW1揮手。上訴方指他們認為，被告的行為不是拍落PW1的背部，他的行為「唔係唔想俾你知」。
註：於討論較後部份，#張慧玲法官 有觀看截圖簿，並表示截圖簿能更清楚看見被告的行為。
按：#張慧玲法官 於庭上有拍一下手掌，以示範她所見到被告的力度。
📌 裁判官判詞問題
裁判官於她的判詞當中引用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何寶珍（HCMA179/2016）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德章（HCMA741/2014，時任財政司曾俊華中蛋案）兩個案例，以證被告是在「襲擊」PW1，然而上訴方認為這些都未足以證明被告當發時候的HOSTILE INTENT，而裁判官的思路不完全。判詞中的某些關連位置有些不正常的地方，亦無從自身（PER SE）的角度出發。而第五個上訴理據，則是裁判官使用了客觀標準來了解本案案情，並未有理解當時的身份及案發時的動態等事宜，亦證明了第一個上訴理據的重要性。總結而言，上訴方認為裁判官的判詞有些內在衝突，亦未有處理一些被告的主觀意念。
📌 小結
於 #陳永豪大律師 陳詞的最後部份，他再次強調MB TO IDENTITY及MB TO CONSENT無論如何，都是兩個不同的焦點。以上是 #陳永豪大律師 的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