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邀请加入这场题为“八九起义三十五周年”的研讨，关于在这一主题下，“今天的我们正在思考的事”。

其实远不止今天、今年、或者最近这些年，自从我了解到这段历史后直到现在，所有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如何赢回来 …… 」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 电子书：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iy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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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1】——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敌视任何“国家”系统的政治传统，其追随者从根本上拒绝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政治接触 —— 这引起了一些关于组建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工会）的争执，导致不少人强烈反对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别捍卫通过亲密团队开展行动的原则。我当然理解风险评估，但即使是亲密团队，也很可能无法抵挡警察国家惩罚性结构的冲击。

在这个威权主义盛行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正式的民主立法，正式遵守所有选举程序，还有其他各种正式的民主标志，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制来维护和保护人权，民间社会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力/权力，无法对当局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反对派，没有政治竞争。于是他们都属于事实上的专制，而且是隐性的，容易被它所采取的各种关于“民主”的形式主义装点所蒙骗。

这是目前的我们所面对的比35年前更加噩梦的环境状况的一方面。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和刑事起诉，追求正义的行动者仍有可能在很多方面继续开展活动，比如发展替代媒体，组建信息自助项目，组织合作、开放空间和出版项目，在生产中开展经济斗争，支持环保行动，事实加入更广泛的人民反对国家的斗争。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斗争实例，但也很可能被任何个别活动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毁于一旦。

无政府主义者抵制国家暴力的唯一途径是组织一场自由的、独立于现有政党和组织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不受体制控制，难以被取缔，也很少组织间的分歧。

不论是资深代还是新一代行动者，都需要以新的、创造性的战术为指导。首先需要摆脱的就是传统的相互竞争排斥的圈子文化 —— 我们需要的是属于共同运动的理念和战略、公认的行动主义原则、相互联结、超越亚文化分歧、超越人为框架和教条，创建自治的、分散的社区。

这些年来非常多的基础设施空缺了。做基层工作的权利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独立，所有这些都令人沮丧。正如“35周年”这本书所强调的 - 现在一个新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但它只能让有所准备的人获益。

重要的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多少？…… 我们中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评价当权者为什么不行，也许这能鼓舞士气？但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行的话，这又有什么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被要求在革命斗争的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但我们无法在国家镇压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自卫，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组织起来"。对此，我会回答：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永远都不会。而这恰恰是我们旨在挑战的壁垒。我们现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真正必要的斗争，才只能眼巴巴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投入战斗的坚定（包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我们中很多朋友甚至缺乏基本的自卫能力，训练不足，还缺乏钻研精神…… 我们还缺少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投入精力尽快进入积累流程的心无旁骛的意志力。

显然，目前所有人都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和其他非物质需求、保护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解决争端和冲突、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旨在实现公益的目的等领域，创建倡议项目，以实现社区、互助结盟、文化教育、政治、科学、管理等目标。绝大多数朋友都同意“与体制内”/或者说任何机构保持绝对的切割是必要的。我也同意，无政府主义原则是的。不过请想想1936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经验（同道都应该了解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讨论议题吧，此处不展开。我想说的是，对局面的应变力。

很明显，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斗争必须将自发的反叛实践（你知道，嗯..）、横向组织的工作（恢复工会斗争的方式）、和纯倡导团体（亲密团队和替代媒体活动家等）的所有行动结合起来。我在读IYP的“行动主义”那个系列后找到了很多灵感。

与其无休止地争论和讨论，不如开展直接的基层工作，促进公众了解变革的必要性，进而向人们解释我们的变革方案，让那些原则上不熟悉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是行业自治和地方自治支持者的理想，也是反对强迫劳动者的理想。

我们的人被浪费太多精力了。我们被囚禁在敌人的价值体系中（不论是影响者经济还是消费主义阶级）。是时候摆脱它们了。拿回注意力，回归我们自己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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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2】——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跋”。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中大部分人存在的问题 —— 总是盯着过去，沉浸于过去，想要复制过去 …… 从过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不论是自己的过去还是别人的。是的，这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不只有老一代八九人。这个问题也妨碍了很多探讨，不限团队的。

一般来说，任何活动家，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会忍不住去模仿前人同道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总是想要有那么一个“模版”。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最近一两年前的经验，在今天也无法/不可能完整再现。更不用说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尤其是，镇压当局也一直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他们引进了更多了的新技术，投入了更多的钱和人力。同时，当我们卷入冲突时，斗争本身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绝不可能与“曾经”一致，否则进步何来？…… 这就是为什么对行动者本身及其组织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的原因。

即使是在一次性的相对简单的罢工/行动中（比如白纸抗议），你也能看到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会阻碍你在一年后、甚至一个月后以同样的水平和质量重复该行动。 所以，即便你是某场无比成功的行动的“主力”甚至策划人，也请不要自傲；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任何人分享经验，但任何人的“资历”都不是拒绝成长的理由。

每一次斗争实践都会提出新的道德、伦理和战术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只存在于活动家/实践者的狭小圈子里，他们出于客观原因无法离开这类圈子。这些既是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是揭示未来战术的问题。其结果通常不会那么令人愉快，但这个过程必须能帮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获得进步，如果只是造成争执分裂（像以往那样）那就是浪费时间。

网络知识分子，不论其水平如何、有过哪些经验，其理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前线的实践脱节。他们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是在“事后”进行分析总结，却很难作为指导性和促进性的存在。iyp说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结合”，至少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一直都没能出现。这里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我也不会埋冤任何人，但有些知识分子的确觉得自己比一线工作人员“高明”很多，不论是阶级地位、智商学历、甚至素养，很难说那般自信来自哪里。却只是制造了很多著名的谬论。所谓的“非暴力”神话（或者说偏执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倒也成为了一种经验鉴定器 —— 缺少足够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被这类象牙塔术语所迷惑。

在最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局势的分析和估测可以帮助指导一线的战略部署（虽然目前为止大多数这类分析只是帮助了炒股和移民中介的广告，还有流量经济，总之极为浪费） —— 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能提早预测到平台经济对零工工人的压榨最可能在哪些节点城市引爆反弹，或者，经济崩溃的地貌特征会让哪些社群更容易发展同志 ……等等，你知道的 ……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其结果也必然大不同。

自由思考需要金钱和严肃的态度，只有雄心壮志和愿景是不够的。反抗社区最基础的需求必然必须包括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摆脱国家系统的操纵和控制。不幸的是这点却是目前我们花心思最少的地方。我很讨厌那些流行的怪词，什么“用爱发电”，你真的知道爱是什么吗？爱是武器。只有法西斯才会鼓励你去“奉献”。

进步派的成功取决于对当前和历史事件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摆脱活动家的“专业化”。
反叛就是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做任何事。
这也是任何倡议得以生存的关键。
没有哪种组织活动可以是静止不动的，所有一切都在根据当下的需求不断变化。
斗争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对活动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不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只要您还留在斗争中，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感谢研讨组织方，我的确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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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3】——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参加过雪饼的支持活动。也关注了这场天安门起义的研讨。我觉得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化、更加详细地讨论。

借这个评论征集的机会，我想要补充一个议题。关于这些年来基层工作的经济主义特征。虽然我太年轻，不了解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但相关争议让我感觉困惑。

我围观过很多讨论，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并不多。因为我发现，不论主办方是谁、主张什么战略，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某种阶级地位的优越感。在不熟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其论点自信。

围观者被迷惑在其中。越迷糊就越迷信，就离现实越远。就如这本书中描述的知识分子网红化（另一边是网红的伪知识分子化，是不是太客气了没好意思提？）。

就是这类人主张的等待“群众崛起”，然后再引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现在也是他们在抱怨“群众为什么总硬不起来”。

经济主义的表面可能有点迷惑性。比如被欠薪的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钱，流民的孩子想要读书，如果能帮忙把钱要回来、帮孩子入学，哪怕只要回一部分薪水，哪怕只有一部分孩子有学上，也应该被视为“做了实事”。尽管（在很多这类案例中）劳资剥削和户籍制的阶级压榨都被保留了下来。“维权”和维稳的界限一再模糊化。

但认为 “经济主义不提出政治要求”，那是刻板印象。经济主义被孤立于政治要求之外了 。而政治要求来自于经济斗争。顺便说，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我认为其实有两种经济主义。

其一是，有一个大目标，比如通过工会斗争实现工人自治 —— 换句话说“经济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缺乏工人自身思想内核的经济主义，其“斗争”过程只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雇主霸权合法性的保护罩。通过让工人“得到”面包屑，从而熄灭了抵抗运动的潜力。我称其为短视的经济主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知道，“经济主义”作为训练项目也可以是建立社会力量的众多方法之一。实行直接民主，通过工会运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地区委员会、自卫队 …… 等等方式，学习自治。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形成。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斗争工具的能力拱手让给短视的经济主义，像“前辈”那样退回到慈善事业中，满足于讨薪维权，退出争取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的位置就毫无疑问会被保守派所取代。目前整个社会倒退的步伐众所周知，已经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的表现。战线割让越多，挽回损失就越难。

保罗尤里奇曾经描述过一种"信条式无政府主义者"，其特点是：没有基本技能、没有基层支持、没有相关经验 …… 在目前的局势下，新生力量和不思进取的老一代同道都最容易跌入这样的状态中。这是对这本书所提醒的革命形势的严重浪费。

这套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民众。什么“疯狂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的宣传都是次要的，经济胁迫及其后果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我理解很多同道对左派内容的偏见（这本书中也讲述了“左派”定义的模糊性，这是重要的议题），但仅因此而对关键战线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剥夺这一工具的价值，那就太傻了。

每当交往新朋友时我总是问对方同样的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列出一个优先事项一二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能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是口号 —— 是“别人”期待看到的你的人设，而不是你的意志所在，那我们需要先停下手头工作了，进行一场反思更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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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电子书评论征集的说明 ——

1、所有观点均来自同道读者，iyp的编辑工作仅负责弱化语言指纹。
2、选入公开发表并不意味着任何程度上的打分或评价，也不完全代表iyp的意见，但的确代表我们觉得相关思考值得更多的深入。
3、评论中描述的经验可能来自于任何华人社区/亲密团队/地下团队，不限地区。iyp不掌握任何可识别性信息。
4、该活动最初以“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为名，但主题面向绝不是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下和未来；我们希望借此鼓励跨代际、跨领域、跨区域和文化的横向联合，而不是相反。故，强调差异性和等级性的评述将不会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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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4】——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 - 关于：海外民运、反对派、镇压、体制内健康力量、张献忠、油罐车/食用油污染、中美新冷战等。

中国所谓的海外民运，可以对标俄罗斯目前的纳瓦尔尼遗孀尤利娅以及维亚切斯拉夫·马尔采夫等这些人，很是相似。在俄罗斯有一个专门的词描述这种角色，叫：特氟隆反贼。比中国人所说得 “民豆” 更形象也更深刻。

特氟隆有毒，但只危害想吃饭的人 - 即变革需求者，它本身保护锅具 - 即体制/系统，它所隔离的是那些真正能对系统产生影响的物质 - 即意识形态信仰的反建制的力量。

特氟隆不破坏系统本身 - 对体制来说都是安全的；它保住了权力在精英内部的连续性。且鉴于特氟隆的表演欲望和表现力方面往往格外突出，其存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主动宣传 —— 有幸于后冷战及新冷战玩家的嘴炮需求。故，对各方体制来说，特氟隆都是低成本高聚光的优选之品。

尤其是，保住这些特氟隆反对派的持续聚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隔离/并有可能削弱那些对系统真正形成挑战的解放力量 - 即那些反建制的具有意识形态信仰的力量。

说它“有可能”削弱而不是“绝对会”削弱解放力量，是因为，作为镇压系统用来申请维稳资金的首选工具，这些特氟隆也的确同时起到了保护/隔离解放力量的作用，他们的“舞台”吸引力了镇压的火力，形成了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彼此需要的“平衡态”。

这两天来看到不少人在谈论食用油污染的那个新闻，比较之下长毛象居民就明显比墙内灵醒得多，不少象民能意识到该消息 “可以/被允许” 在微博抖音等始终都被严格控制的舆论舞台上保持住热搜地位，至少说明它并非是某种能够挑战系统的异议。其他的都可以不猜了。这绝不等于袒护罪行 - 作恶者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 而是意味着，真正的罪恶之源很可能已经被袒护妥当了。

我依然建议重新读下这个帖子，关于“为什么说中国这种体制没有反对派”。这个定义在中国有很深刻的误解。切勿小看术语的使用，叙事就是政治，在冷战/新冷战时期叙事是最强大的政治工具之一。使用某个术语，就意味着进入了/皈依了该术语创造者获益/或引领的政治。所以建议说话前请先判断下，该术语是否符合您自己的战略利益。再再再一次，这需要您始终战略清晰。

Iyp在此前解释局势时最后倒数第二段的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在目前类似中国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

1、建制左翼 —— 即 精英内部造反，也就是依赖于系统内掌握资源的所谓 “健康力量” 以改写游戏规则。再分配 —— 把曾经只对A有利的规则改为对B有利，或者对AB都有利。而边缘C，则仍然是边缘。顺便说，保持“边缘”的足够大规模，对任何建制来说都是最有力的选项，您不必亲自成为委内瑞拉的毒枭政权也能意识到这点（毒枭势力将该国需要依靠救济才能活下去的人口比重提高到并维持在超过总人口一半的规模下，以确保自身在选举中的多数地位。同类手段的案例在地球上可以再找到一大堆。）
关于什么是左，“35年”这本书里也写得很清楚了。

2、无政府主义 —— 即 主张彻底离开这个拜占庭游戏。结束城头大王旗，结束权力，结束等级压迫，没有人能统治剥削其他人，而不是满足于换一个新的统治者和新的压迫方式。

显然，第一个方法更“快”，虽然历史上无数经验都能证明这不是终极解决方案，但作为过渡方案，依然最容易得到支持。第二个方法则慢得多，且需要持续在第一个方法的支持势力中进行抗争（体制内健康力量上台后首先做的就将是加强维稳而不是减弱，以铲除任何有可能动摇权力宝座的动态，尽可能降低其夺权成功的可复制性。）

但只要越多人了解第二种方法的存在、及其可行性和价值，迷信第一种方法的人就会越少，其能“控制”住的支持率就会越低。

换句话说，我们目前为止最需要努力的部分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继续往前走的必要性，即直接民主的必要性。而不是满足于拿到选票和现统治者下台。

需要注意的是，现政权会重点防备 - 真正的重点防备 - 上述两种方法的支持者，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有任何一致性（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第一种方法作为步骤的策略有可商讨空间）。

对于缺少政治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当前最急需更正的问题就是：要·努·力·避·免·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这个误解年深日久。记得IYP也反驳过多次（比如在反渗透技术技巧中），至少这一误解甚至已经导致了不少所谓的资深异议对安全措施的“故意”忽视，连带危害了周边同道的安全利益、令运动本身的可持续性受损。

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 这一误解的起源很是可怜，恰恰是因为中国这类政治环境下无法诞生真正能挑战现政权的反对派力量，而那些事实上并没有挑战性的异议却遭到了和真正的挑战一样的惩罚性镇压力度。可怜的人们只能将这种镇压力度本身视为“价值”，至少可以虚构一种“士气”，获得些许欺骗性的心理安慰。

而另一个角度上可以说，这一误解之所以能从久远的曾经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强烈存在着，恰恰说明不论是资深的老一代还是‘不怕虎’的新一代，都没能切实找准自·己·的·战略方向，他们始终都跟在党国的屁股后面跑，仅仅是去做党国不喜欢的事情，而没有充分考虑那些事情本身与我方 - 与解放运动战略 - 的相关性和价值。党国的恶意愚蠢能完全控制住人们的行动和思维逻辑，这是我们能遭遇的所有不幸中最严重的一个。崇拜米莱只是一个最新的典型案例。

iyp也多次说过，“献忠”作为一种镇压辅助工具的作用·远·高·于·其他作用，如果它还有任何“其他作用”的话 （沿 #张献忠 标签找到相关内容）。也就是“35周年”这本书中提到的“狼队”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对于陈一新所谓的“新五反”，将张献忠纳入“恐怖主义”镇压项目的可能性至少短期内依然很低。而相比下，上述“两条路”被系统性镇压的可能性和效率要远高于张献忠 —— 别忘了张献忠从来没有和没能令任何达官显贵和权力支柱受到任何伤害。

2020年的年终 “打破Matrix的路” 对话专门解读中国和美国的高堡奇人关系 —— 它既不是意识形态旧冷战也不是竞争性对抗。查尔斯·邓斯特对此的描述也暗示了高堡奇人，虽然以他的身份很难更清晰表述。

我觉得这个议题在4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强调，因为缺少战略主动性的中国异议是最容易深陷高堡奇人Matrix 的 —— 宣传战是兰德所言之 “代理冲突”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同时也当然最容易被特氟隆所操控 —— 缺少战略性敏锐和相应的价值判断能力乃跨代际的缺陷；不客气的说，包括那些以讽刺民豆为荣的人，同样不具备取代“民豆”的实力，上述只是主要原因的一部分，少数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不切实际的自信，小提醒下。

总之，整体上，这种普遍的认知环境已经让很多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疲惫不堪。不论是三十五年还是五十三年，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依然有愧于天安门广场起义的血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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