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评论【1】——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敌视任何“国家”系统的政治传统，其追随者从根本上拒绝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政治接触 —— 这引起了一些关于组建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工会）的争执，导致不少人强烈反对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别捍卫通过亲密团队开展行动的原则。我当然理解风险评估，但即使是亲密团队，也很可能无法抵挡警察国家惩罚性结构的冲击。

在这个威权主义盛行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正式的民主立法，正式遵守所有选举程序，还有其他各种正式的民主标志，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制来维护和保护人权，民间社会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力/权力，无法对当局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反对派，没有政治竞争。于是他们都属于事实上的专制，而且是隐性的，容易被它所采取的各种关于“民主”的形式主义装点所蒙骗。

这是目前的我们所面对的比35年前更加噩梦的环境状况的一方面。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和刑事起诉，追求正义的行动者仍有可能在很多方面继续开展活动，比如发展替代媒体，组建信息自助项目，组织合作、开放空间和出版项目，在生产中开展经济斗争，支持环保行动，事实加入更广泛的人民反对国家的斗争。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斗争实例，但也很可能被任何个别活动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毁于一旦。

无政府主义者抵制国家暴力的唯一途径是组织一场自由的、独立于现有政党和组织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不受体制控制，难以被取缔，也很少组织间的分歧。

不论是资深代还是新一代行动者，都需要以新的、创造性的战术为指导。首先需要摆脱的就是传统的相互竞争排斥的圈子文化 —— 我们需要的是属于共同运动的理念和战略、公认的行动主义原则、相互联结、超越亚文化分歧、超越人为框架和教条，创建自治的、分散的社区。

这些年来非常多的基础设施空缺了。做基层工作的权利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独立，所有这些都令人沮丧。正如“35周年”这本书所强调的 - 现在一个新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但它只能让有所准备的人获益。

重要的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多少？…… 我们中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评价当权者为什么不行，也许这能鼓舞士气？但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行的话，这又有什么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被要求在革命斗争的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但我们无法在国家镇压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自卫，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组织起来"。对此，我会回答：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永远都不会。而这恰恰是我们旨在挑战的壁垒。我们现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真正必要的斗争，才只能眼巴巴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投入战斗的坚定（包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我们中很多朋友甚至缺乏基本的自卫能力，训练不足，还缺乏钻研精神…… 我们还缺少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投入精力尽快进入积累流程的心无旁骛的意志力。

显然，目前所有人都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和其他非物质需求、保护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解决争端和冲突、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旨在实现公益的目的等领域，创建倡议项目，以实现社区、互助结盟、文化教育、政治、科学、管理等目标。绝大多数朋友都同意“与体制内”/或者说任何机构保持绝对的切割是必要的。我也同意，无政府主义原则是的。不过请想想1936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经验（同道都应该了解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讨论议题吧，此处不展开。我想说的是，对局面的应变力。

很明显，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斗争必须将自发的反叛实践（你知道，嗯..）、横向组织的工作（恢复工会斗争的方式）、和纯倡导团体（亲密团队和替代媒体活动家等）的所有行动结合起来。我在读IYP的“行动主义”那个系列后找到了很多灵感。

与其无休止地争论和讨论，不如开展直接的基层工作，促进公众了解变革的必要性，进而向人们解释我们的变革方案，让那些原则上不熟悉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是行业自治和地方自治支持者的理想，也是反对强迫劳动者的理想。

我们的人被浪费太多精力了。我们被囚禁在敌人的价值体系中（不论是影响者经济还是消费主义阶级）。是时候摆脱它们了。拿回注意力，回归我们自己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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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2】——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跋”。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中大部分人存在的问题 —— 总是盯着过去，沉浸于过去，想要复制过去 …… 从过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不论是自己的过去还是别人的。是的，这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不只有老一代八九人。这个问题也妨碍了很多探讨，不限团队的。

一般来说，任何活动家，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会忍不住去模仿前人同道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总是想要有那么一个“模版”。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最近一两年前的经验，在今天也无法/不可能完整再现。更不用说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尤其是，镇压当局也一直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他们引进了更多了的新技术，投入了更多的钱和人力。同时，当我们卷入冲突时，斗争本身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绝不可能与“曾经”一致，否则进步何来？…… 这就是为什么对行动者本身及其组织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的原因。

即使是在一次性的相对简单的罢工/行动中（比如白纸抗议），你也能看到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会阻碍你在一年后、甚至一个月后以同样的水平和质量重复该行动。 所以，即便你是某场无比成功的行动的“主力”甚至策划人，也请不要自傲；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任何人分享经验，但任何人的“资历”都不是拒绝成长的理由。

每一次斗争实践都会提出新的道德、伦理和战术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只存在于活动家/实践者的狭小圈子里，他们出于客观原因无法离开这类圈子。这些既是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是揭示未来战术的问题。其结果通常不会那么令人愉快，但这个过程必须能帮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获得进步，如果只是造成争执分裂（像以往那样）那就是浪费时间。

网络知识分子，不论其水平如何、有过哪些经验，其理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前线的实践脱节。他们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是在“事后”进行分析总结，却很难作为指导性和促进性的存在。iyp说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结合”，至少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一直都没能出现。这里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我也不会埋冤任何人，但有些知识分子的确觉得自己比一线工作人员“高明”很多，不论是阶级地位、智商学历、甚至素养，很难说那般自信来自哪里。却只是制造了很多著名的谬论。所谓的“非暴力”神话（或者说偏执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倒也成为了一种经验鉴定器 —— 缺少足够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被这类象牙塔术语所迷惑。

在最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局势的分析和估测可以帮助指导一线的战略部署（虽然目前为止大多数这类分析只是帮助了炒股和移民中介的广告，还有流量经济，总之极为浪费） —— 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能提早预测到平台经济对零工工人的压榨最可能在哪些节点城市引爆反弹，或者，经济崩溃的地貌特征会让哪些社群更容易发展同志 ……等等，你知道的 ……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其结果也必然大不同。

自由思考需要金钱和严肃的态度，只有雄心壮志和愿景是不够的。反抗社区最基础的需求必然必须包括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摆脱国家系统的操纵和控制。不幸的是这点却是目前我们花心思最少的地方。我很讨厌那些流行的怪词，什么“用爱发电”，你真的知道爱是什么吗？爱是武器。只有法西斯才会鼓励你去“奉献”。

进步派的成功取决于对当前和历史事件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摆脱活动家的“专业化”。
反叛就是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做任何事。
这也是任何倡议得以生存的关键。
没有哪种组织活动可以是静止不动的，所有一切都在根据当下的需求不断变化。
斗争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对活动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不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只要您还留在斗争中，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感谢研讨组织方，我的确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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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3】——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参加过雪饼的支持活动。也关注了这场天安门起义的研讨。我觉得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化、更加详细地讨论。

借这个评论征集的机会，我想要补充一个议题。关于这些年来基层工作的经济主义特征。虽然我太年轻，不了解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但相关争议让我感觉困惑。

我围观过很多讨论，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并不多。因为我发现，不论主办方是谁、主张什么战略，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某种阶级地位的优越感。在不熟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其论点自信。

围观者被迷惑在其中。越迷糊就越迷信，就离现实越远。就如这本书中描述的知识分子网红化（另一边是网红的伪知识分子化，是不是太客气了没好意思提？）。

就是这类人主张的等待“群众崛起”，然后再引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现在也是他们在抱怨“群众为什么总硬不起来”。

经济主义的表面可能有点迷惑性。比如被欠薪的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钱，流民的孩子想要读书，如果能帮忙把钱要回来、帮孩子入学，哪怕只要回一部分薪水，哪怕只有一部分孩子有学上，也应该被视为“做了实事”。尽管（在很多这类案例中）劳资剥削和户籍制的阶级压榨都被保留了下来。“维权”和维稳的界限一再模糊化。

但认为 “经济主义不提出政治要求”，那是刻板印象。经济主义被孤立于政治要求之外了 。而政治要求来自于经济斗争。顺便说，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我认为其实有两种经济主义。

其一是，有一个大目标，比如通过工会斗争实现工人自治 —— 换句话说“经济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缺乏工人自身思想内核的经济主义，其“斗争”过程只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雇主霸权合法性的保护罩。通过让工人“得到”面包屑，从而熄灭了抵抗运动的潜力。我称其为短视的经济主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知道，“经济主义”作为训练项目也可以是建立社会力量的众多方法之一。实行直接民主，通过工会运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地区委员会、自卫队 …… 等等方式，学习自治。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形成。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斗争工具的能力拱手让给短视的经济主义，像“前辈”那样退回到慈善事业中，满足于讨薪维权，退出争取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的位置就毫无疑问会被保守派所取代。目前整个社会倒退的步伐众所周知，已经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的表现。战线割让越多，挽回损失就越难。

保罗尤里奇曾经描述过一种"信条式无政府主义者"，其特点是：没有基本技能、没有基层支持、没有相关经验 …… 在目前的局势下，新生力量和不思进取的老一代同道都最容易跌入这样的状态中。这是对这本书所提醒的革命形势的严重浪费。

这套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民众。什么“疯狂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的宣传都是次要的，经济胁迫及其后果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我理解很多同道对左派内容的偏见（这本书中也讲述了“左派”定义的模糊性，这是重要的议题），但仅因此而对关键战线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剥夺这一工具的价值，那就太傻了。

每当交往新朋友时我总是问对方同样的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列出一个优先事项一二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能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是口号 —— 是“别人”期待看到的你的人设，而不是你的意志所在，那我们需要先停下手头工作了，进行一场反思更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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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电子书评论征集的说明 ——

1、所有观点均来自同道读者，iyp的编辑工作仅负责弱化语言指纹。
2、选入公开发表并不意味着任何程度上的打分或评价，也不完全代表iyp的意见，但的确代表我们觉得相关思考值得更多的深入。
3、评论中描述的经验可能来自于任何华人社区/亲密团队/地下团队，不限地区。iyp不掌握任何可识别性信息。
4、该活动最初以“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为名，但主题面向绝不是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下和未来；我们希望借此鼓励跨代际、跨领域、跨区域和文化的横向联合，而不是相反。故，强调差异性和等级性的评述将不会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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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关于释放朱利安·阿桑奇的协议对选战的意义 ——

在美国，有两类人同情阿桑奇，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

其一是特朗普主义者中最激进的部分，也就是塔克卡尔森的传统受众。他们不喜欢联邦政府干涉公民的生活，反对政府过度挥霍辛勤工作的纳税人的钱财（例如在各种气候项目上 - 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左派的谎言”）。对他们来说，阿桑奇揭露了"深层政府"的手段，“Deep state”将美国拖入了代价高昂、风险巨大的国际冲突。

另一类是左翼，他们认为阿桑奇是对抗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间公正关系的斗士。他们反对外交政策冒险，因为这些冒险不仅会夺走人的生命，还会阻碍人类团结起来，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和殖民主义。这些就是伯尼桑德斯的潜在选民，桑德斯的队伍中很多人来自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群体。这些人中的许多在2020年投票给乔·拜登并不是很情愿的，仅仅是为了阻止特朗普获胜。而现在，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非常恼火，同情巴勒斯坦人，加上这场学运遭受了多年未见过的严重的暴力镇压，他们对拜登的忠诚度已经大幅下降。

如果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国，将毫无疑问会导致公共空间的动荡加剧。此外，左翼可以在实践中利用右翼提出的一些论点 —— 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截然相反，但他们因对不受社会控制的精英的强烈不信任感而团结在一起。而动员左翼选民正是民主党现在所需要的（准确说是自由派左派），每一个百分点都是斗争的目标。从2016年的大选结果中就可以看出失去左翼导致了什么 —— 当时他们没有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因为他们对民主党官僚机构与桑德斯作对的行为感到不满。

而现在，阿桑奇通过认罪换取释放，因为他的五年刑期已被记入。目前尚不清楚他的释放还附加了哪些非正式条件（或许与他的公众活动有关，有传闻称包含‘封口费’，也就是说终结他的政治活动；但他的律师认为他将继续工作）。不管怎样，对民主党政府来说，这都将大幅减少刺激。

#JulianAssange #PressFreedom #Anarchism #TransparencyRevolution #美国大选

关于马斯克为什么要收购推特，以及这意味着什么。 ——

1、用来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冲突实际上使民族主义者和老牌资本家（如 石油游说团体）的新贵联盟与 新自由主义的游说者 产生了对立，硅谷 的绝大多数人就是后者的典型。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阶级内部的冲突，特朗普以其特殊的 民族主义威权主义 品牌巩固对美国政府的控制的努力可能已经成功了。草根运动带头抵制特朗普的政策和街头支持，但硅谷也站在一边，最终推特在 1月6日政变 失败后将特朗普从他们的平台上撤下。这突显了自2020年夏天以来已经很清楚的事：特朗普并没有能在资产阶级中建立足够的支持来维持他对权力的控制。

如果特朗普能够与大量硅谷亿万富翁达成共同目标，那会怎样呢？事情会有所不同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和参与式社会运动之间的三方冲突始终没有结束。

简单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不仅仅是个别财阀的心血来潮 ——它也是朝着解决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矛盾迈出的一步，以便更好地建立统一战线来对抗工人和其他所有人。无论马斯克引入什么变化，所有的一切都肯定会反映出他作为世界首富的阶级利益。

在所有 社交媒体巨头 中 —— 尽管特朗普在该平台上臭名昭著 —— 但可以说，与 Facebook 或 Youtube 相比，Twitter 的管理员对特朗普议程的适应程度可能更低。扎克伯格 多次 与特朗普和他的极右翼支持者塔克·卡尔森会面，Facebook 和 Instagram 同意极右翼要求封杀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账户，而推特封杀法西斯主义者至少和他们封杀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维权人士一样容易。

2、创新与合作的终结。

随着马斯克收购Twitter，所有人将看到的是通信领域创新和合作周期的结束。在 20 世纪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技术模式是单一的和单向的：网络电视、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作为回应，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统治革命者一直在尝试建立独立媒体和地下网络，产生创新的横向和分散模式，如 indymedia.org。科技公司最终将这些模型货币化成为 Web 2.0 的参与式媒体，例如 Facebook。然而，从世纪之交到 2020 年的起义, 总体而言，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挥之不去的横向和参与性方面继续赋予那些 寻求实现更多自决权的人们 以权力。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企业和政府引入了越来越多的 在线监视和控制。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是具有严峻影响的反动镇压的最新阶段。

Twitter并不是简单地从杰克多尔西的脑袋上冒出来的，事实上，它是对 TXTmob 已经展示出的模型的适度改进，TXTmob是 应用自治研究所 为2004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开发的 SMS 文本消息程序。 Blaine Cook 和 Evan Henshaw-Plath 都是无政府主义开发者，曾在多尔西之前的公司 Odeo 与他一起工作，他们帮助改进了TXTmob，后来他们将模型带入了与多尔西的对话中，从而催生了 Twitter。

如果说社交媒体尤其是 Twitter 的持续紧迫性让人筋疲力尽，那是可以预料的——Twitter 的基础设施最初是为高风险群众动员期间的街头通信而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必须立即发布，尽管存在缺点，但目前该平台继续对街头活动家和冲突中的记者有用，这并非巧合。

这里的重点是，创新模式不一定来自历史和经济学伟人的商业企业家精神。更常见的是，它们出现在集体努力解决资本主义秩序所造成的问题之一的过程中。抵抗是历史的原动力。但是，然而，之后，像马斯克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利用利润驱动的市场赋予他们的巨大经济杠杆来购买新技术，—— 并最终将它们转而反对最初产生它们的运动和环境。

可以确定 TXTmob 模型的资本主义挪用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一个最初由志愿者设计供普通抗议者使用的框架被转变为一家上市公司，大约在同一时间，早期互联网的开放空间被以营利为目的的大规模监视系统所占领 - 监视资本主义的web2.0。在第二阶段，这家上市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强盗大亨的私人玩物——其后果还有待观察。

3、那么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想象一下，你不相信马斯克应该拥有比今天使用它的大约 2.38 亿人更多的权力来控制 Twitter 上发生的一切。为了这个思想实验的目的，假设您认为没有人应该对人类相互交流的方式拥有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控制权。换句话说，假设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你能做些什么来确保人们能够控制连接我们彼此的技术？你能否建立直接响应用户的新平台？更重要的是，你能否推广这些，将用户从封闭的企业社交媒体围栏中拉出来？你能否在其他论坛、亿万富翁无法购买和控制的空间中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实际上，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让我们回到了 80 年代，当时主要的传播媒体完全由大公司控制。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技术是参与式的，而不是单向的：我们不是简单地看到新闻播音员和名人，而是看到彼此的代表，由平台运营者精心策划。如果有的话，这使得社交媒体代表整个社会的愿望比网络电视的奇观更具说服力。

Twitter 本身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事业，但不应该仓促放弃任何我们可以用来交流和组织起来对抗压迫者的领土。在一个全球网络化的世界中，政府、企业和反动运动中的对手将继续利用数字技术快速协调地采取行动。我们就不能不做同样的事，即使从长远来看，无政府主义寻求的连接形式比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任何形式都要丰富得多。

简单说，与马斯克这样的富豪相比，无政府主义者与 Twitter 的起源关系更大。我们应该可以创造新的平台、新的连接起点、改变世界的新战略。也必须如此。

【注】：如果您想要知道马斯克收购推特可能对中国用户的隐私安全来说有什么影响，建议您阅读这里「在中国：近20年的在线数字镇压」

#Musk #Twitter #Anarchism #Resistance #SurveillanceCapitalism #Digitalrevolution

回复关于“极化现象”的成因 ——

排外主义暴力、张献忠、中产危机、“反腐”式权斗，以及异议无法形成反对派，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有同一个根源。

只有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或 "接近正常”状态的时候，社会的任何分层或者分割才能有意义。

相反，越接近危机状态，社会结构就越是简单化，也是通常所说的极化 —— 也是为什么说极化是观测指标，而不仅仅是问题本身。

直到灾难临近的时候，社会结构就基本上变成了整齐的两个部分，即分裂为两个最重要的但相冲突的计划的支持群体。

在两个冲突计划之间的斗争过程推动整体局势再次趋于稳定之前，任何扮演 "第三种力量" 的尝试都很容易被这两个主导计划所压制。或者直接“取消”。

简单说，除了两个主导计划之外的其他一切都会被它俩边缘化。“边缘” 意味着被推到了发展进程之外，即便仍然存在，力量也会非常之小，于是也就无所谓存不存在了。

“边缘” 占比越大，社会的过热程度就越高。“过热” ，热力学术语，描述的是突突冒泡儿的那种状况。用它来描述一个社会的状态也是比较恰当的，这样的社会通过当局的全面暴力压制被强行维持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其外观就是此起彼伏的零星危险 —— 不论是“张献忠”还是仇外暴力。

“边缘”意味着，你也许能看到葫芦瓢一大堆此起彼伏，但所有这些蒸汽泡泡都无法在实际上影响系统，很大程度上只会让状况更糟糕。老读者知道我们已经多次分析过为什么“张献忠”不行（并且相反的 “托尔斯泰” 也不行。）

一个趋于“正常”的社会就像一幅拼图，由相互嵌套的积木块衔接而成。这些积木块包括家庭、社区、组织、党派等等，它们内部井然有序，但与其他积木相比又具有 "流动性"。不同社会积木结构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及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而“过热”社会的特征就是这些社会积木块遭到了破坏。处于高度升温阶段的社会，其核心已被摧毁，基本上是大规模地被边缘化 —— 比如中国，包括曾经被视为体制受益人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进入边缘。因为没有他们所属的结构了。

在一个仅靠统治阶级暴力维稳的社会中，只剩下一个相对有序的结构 —— 那就是统治阶级本身。这种充满恐怖和暴力的社会的特点还包括，唯一能被允许的社会运动都只能在权力内部进行。此前我们分析过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无法有)反对派。

而且在继续 "升温"的过程中，恐怖不得不转移到它的代表身上 - 就是转向统治阶级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能看到这样或那样的官员被捕（当然，是打着反腐或其他什么的幌子）。

以上是为原理。适用任何国家（比如，参见阿根廷）。这意味着变革方向也同样有两条路：要么成为两大主要计划之一 —— 建制左翼，要么，离开整个游戏本身 —— 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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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尽全力之前，我们没资格绝望。#直接民主 #无政府主义 #directdemocracy #anarchism #insurrec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