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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钟摆或再次回家？拉美新一波的“粉红浪潮”】

透视新“粉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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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连续上台的现象，被称为新一波粉红浪潮。这是因为20年前，90年代末的拉美也经历过一段类似的政治现象。简单来说，当时拉美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抗议运动，促成不少反私有化、主张增加社会福利的左翼或中间偏左领导人上台。之所以被称作粉红，是因为他们跟传统的左翼红色政权相比，显得更实际或民粹。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说法，拉美各国之间的政治历史和结构还是存在差异。

然而自2014年开始，粉红浪潮开始退潮。拉美各国连续上演政权易手，不少右翼领导人打着反贪污、发展经济的口号上台。右翼上台后，民众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过去几年的疫情更是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打击。拉美人口在全球人口中占约9%，但新冠死亡人数占到了全球约三成。2020年拉美经济萎缩了6.9％，缩幅高居全球之冠。因而到今天，政治风气又被扭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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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未来感到极为乐观可能为时过早。在政治上，左翼领导人的执政和推行改革都面临诸多掣肘。举例而言，虽然智利总统博里奇在选举中比他的右翼对手得票率高出11%，但其所属的“赞成尊严”党（Apruebo Dignidad）并非两院多数党，占多数的是右翼联盟智利瓦莫斯（Chile Vamos），因此，争取中间偏左的New Social Pact联盟对博里奇而言至关重要。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古斯塔沃·佩特罗的支持率只比对手鲁道夫·埃尔南德斯（Rodolfo Hernández）多出3%。可想而知，在一个长期被国内外右翼力量主导的国家，佩特罗在上台后将会面对保守的行政官僚和国家机器；一旦改革失利，就很可能断送辛苦建立的左翼力量。

侍从主义的钟摆，还是“搞搞新意思”？

一些论者认为这波拉丁美洲国家的左翼候选人连续上台，不过是政治力量的钟摆。人民觉得当权者在过去几年没有带来改变，碰上一些社会政治契机，就很容易导致政权易手。这一波政权转变与过去几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破坏息息相关。上一次拉美整体右转则在2014至15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后，来自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下降的时间点重叠。后者导致拉美以出口石矿、大豆等原材料、农作物和矿物的经济模式面临危机，引发社会保障难以为继的连锁反应，加上右翼动员，最终成功推翻了在上一波粉红浪潮时期上台的政府。

2000年前后出现的拉美粉红浪潮左派政府的确逆转了一些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并明显缓解了贫穷问题，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力进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只能持续依赖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采掘主义（通过开发并出口原材料来获得收入）。左翼在夺权后无法进行经济民主改革，总是依靠社会运动抗争式动员来争取选票，在重点产业的组织工作也不够深入，无法把粉红浪潮的社会基础从城市的穷人拓展出去。关于粉红浪潮的结构性缺点，左右翼的分析精要的捕捉了核心：右翼认为粉红浪潮太过民粹，无视了经济发展；左翼论者则认为不是改革太快，而是不够“革命”，停留在了民粹层面。

拉美的新生左翼运动和女性、环保运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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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权的社会基础来说，改革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哥伦比亚新政府的副总统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是当地反开采业运动的领袖。她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是在2014年反对矿业跟非政府军事对于家乡金矿的开发。她组织了当地的妇女从当地的高山游行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她们的游行旅程长达350公里，并成功迫使政府制止非法开采。马尔克斯此后成为了哥伦比亚女权运动的领袖，再加上她出身农村的非裔身份，使她成功动员传统安第斯山脉中心区域以外的加勒比海、太平洋和亚马逊等边缘地区的人民，使得三地的投票率明显上涨。

换句话说，新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拓展到城市以外的群体，比起20年前的粉红浪潮，人们的意识、要求、对未来的想像，包括社会整体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变了，政治自然也会改变。如何巩固这个基础，动员这些群体连结城市里的工人运动，继而动员在传统开采业的工人一同投入绿色转型和经济民主化，会成为新政府摆脱殖民和新自由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限制的关键。在这个角度看来，新一代领导人有可能摆脱过去粉红浪潮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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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回钟摆的类比，拉美新一波的左翼力量依旧需要面对与上一波粉红浪潮类似的结构性难题，他们极有可能会在几年后下台。但值得感到乐观的是，这次左翼能重夺，甚至扩大力量，本身就反映了它的韧性，否则钟摆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摆”回来。对于所有左翼而言，如何扩大和巩固力量将成为需要共同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