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間媒體報道，史學家余英時於 8 月 1 日在美國家中離世。一代史學大師殞落，實在令人惋惜。

坊間不乏悼文懷念與闡述余英時先生的思想與生平。書生只讀過其一兩本著作，就不班門弄斧獻醜了；

今次只想從「香港人」的角度，介紹這位先生對香港的淵源與支持，以及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為大家回憶和勉勵。

▍余英時：「移居香港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

余英時先生曾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卻不時就兩岸時事政治發表評論，其中包括支持香港兩場最重要的社會運動：「雨傘」與「反送中」。

余英時支持香港人運動，除了因為他一直以「自由」為信念，堅持反共外，也有部分原因出自對「香港」的特殊情念。

1949 年底，余英時在燕京大學讀書，趁寒假赴港探親，本來只想短聚一個多月，誰知道這一「探」，就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在回憶錄形容，當時由羅湖橋走到香港的一剎那，「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下」；多年後回想，他形容這是「奇異的經歷」，很可能因為自己早年曾「接受中共政治綱領」，甚至受同僚壓迫下申請過加入「共青團」；

但他的潛意識早就埋下了「自由」的種子，所以當正式踏入香港的一瞬間，他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回復自己，呼吸自由的空氣。

余英時居港只有五年，但他曾稱移居到香港，「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

在香港期間，他不但入讀新亞書院，師承國學大師錢穆與唐君毅教授，奠定了其思想和學術基礎。在校外，亦因為香港特殊的中西文化融和的背景與自由開放的空間，包括閱讀兩岸的反共和倡議民自由主的刊物，令得他能多方面開拓眼界，深化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

他指，當時的香港「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是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人人都享有言論由、結社、出版等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這番話，現在重讀，自然令人唏噓。香港非但沒有民主，連自由也已完全失去。余英時曾為中大副校長，但直至現時為止，中大仍未公開發文悼念，很可能礙於其「反共因素」與「國家安全」為由——不過，書生想，余英時先生也不想讓現在的中大再沾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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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台灣傳媒昨刊出史學泰斗 余英時 生前接受香港傳媒未刊出的「最後訪問」，稱余首次評論國安法後時局。余英時在2020年9月完稿，批評北京推《港區國安法》等同「決定將香港的納入它的極權體制之中」，片面將「一國兩制」改為「一國一制」，形容「從此開始，中共將一步一步地把香港轉化為一個內地的城市」。他又指出，大學校長及管理層聘任「必須事先得到中共的認可」，指「在這一客觀的教育體制下，不可能出現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一型的大學校長」。

據《自由時報》報道，余英時在訪問中，一方面盛讚本港大專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巨大努力」，同時說香港「當局基本上已一切聽命於北京」，對部分大學校長表態支持國安法雖遺憾但不驚訝。他形容：「我們與其將希望寄託在大學的行政部門，毋寧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對於香港的前景來說，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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