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麓有韶乐，十载道成闻天语

苍冥动紫微，一朝风起有龙行

本频道衷心祝愿各位考生高考顺利！#高考加油

这当然是十分遥远的工作，因此他们也进行一些聚焦于眼下的工作。在一次大会上他们打出了文章开头的马列托小灰人海报，并遭遇了完全后现代的新世纪批评：一位女权主义者指出，这是男性沙文主义。你们的海报里怎么能只宣传男人呢！对此，他们的“通讯员同志”给出的回复也是天才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你怎么能假设小灰人有性别呢？

诸如此类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笑话还有很多，但基本上都局限于自娱自乐的范畴。在21世纪，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正如“通讯员同志”说的那样：
“那些被我们这些左派称为政治和革命工作的东西其实更像是宗教仪式。群众集会、销售报纸、无穷无尽的会议、选举活动、街头斗殴，以及写根本没人着的文章，根本没人能从中汲取一点养分的书籍…•而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所有的这些东西本可以和一个广阔的运动、战略相联系，从而伴随着革命时刻而来。但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在反复表演其中不必要的怪异。这就是闹剧。这就是角色扮演游戏。”

是啊，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就是游戏、角色扮演与笑话吗？波萨达斯对笑话的分析倒是显得恰如其分，他谈到列宁在面对最绝望的情形时反而前所未有地多的讲起了笑话：幽默是对抗绝望的武器。因此他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建成之日，人们将不再需要笑话。类似的，当我们这些外人觉得大屠杀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只能允许最悲痛肃穆的氛围时，对于亲历者，有时正是地狱笑话让他们撑过艰难的时光。

中国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 提出治理就业歧视违法裁员

2026年6月11日，中国政府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劳动就业法规体系、集体协商制度和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问题，并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

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家庭发展政策支持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深入实施育儿补贴等政策，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和住房保障倾斜，保障产假、生育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等落实到位，建立假期成本合理共担机制。在健康权方面，计划提出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新生儿死亡率降低至3‰，婴儿死亡率降低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至6‰，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12/10万以下。

针对受教育权，行动计划提出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实施“十五五”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行动计划，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高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免费学前教育相结合。

#新闻

联合早报

历史唯物主义期刊刊发论文考察1928年托洛茨基派与民主集中派的路线分歧

2026年2月19日，学术期刊《历史唯物主义》发表历史学家 Kevin Murphy 的长篇论文，系统考察1928年苏联危机期间两支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托洛茨基领导的联合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децисты）——之间的政治路线分歧、领导层互动及基层合作。论文同时以英、俄、葡三种语言发布。

论文将1928年定性为斯大林体制成型的决定性年份。在短短14个月内，斯大林先后击溃联合反对派与布哈林派，将数千名反对派成员流放至苏联各地——托洛茨基被强制押送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民主集中派领袖季莫菲·萨普罗诺夫则被流放至北方的申库尔斯克。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农民实施”非常措施”，强制征粮，引发1928年全境逾700次群众暴动。为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局计划在四年多时间内将苏联工业产值提升至战前水平的2.5倍，所需代价由工农承担。

在路线分歧上，民主集中派与托洛茨基派存在根本差异。民主集中派早在1928年初即将斯大林——而非布哈林派——认定为党内的核心威胁，并在其刊物《列宁旗帜下》中指出，自1923年起党的实际权力已从政治局转移至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他们公开反对以工人牺牲换取工业化的路线，斥之为”只有被权力冲昏头脑、已经失去理解工人能力的人才能这样说”。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在1928年5月的通告中仍表示将”无条件、全力”支持斯大林的”左转”，认为此举有助于在”不引发大动荡”的前提下推动党的改革。民主集中派则将这一所谓”左转”定性为”伪左”机动，认为三个月内已证明工农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

在工人罢工问题上，两派立场同样对立。民主集中派积极支持罢工行动，在其1928年致莫斯科”红色十月”糖果厂工人的传单中，明确呼吁工人”拒绝按新定额工作，使用罢工行动”。托洛茨基的立场则更为保守；而其最信任的合作者拉科夫斯基后来甚至发表声明，称反对派的职责是将工人诉求”纳入工会和党的合法框架”，将罢工定性为”有害于工业和国家、因而有害于工人自身”的行动。

论文详细呈现了两派基层成员在1928年秋季日益增强的统一呼声。随着莫斯科、伊万诺沃等地工人抵抗运动升温——仅伊万诺沃一地就有逾15000名纺织工人参与罢工，为当时苏联各行业罢工规模之最——两派基层流亡者之间的通信显示出明显的合作意愿。沃罗涅日托洛茨基派流亡团体在1928年10月致萨普罗诺夫的信中写道：“时代迫切呼唤革命的团结、布尔什维克的决心。“然而，两派领导层均明确拒绝合并：萨普罗诺夫认为联合”无用且有害”，托洛茨基则试图通过批驳民主集中派的文件来”争取其中的优秀分子”。

论文最终对托洛茨基的历史角色作出批判性评估，认为他将布哈林派而非斯大林视为主要威胁的判断贻误深远，并指出民主集中派对斯大林主义本质的分析在多个关键问题上早于托洛茨基数年得出正确结论，尽管他们在斯大林农业政策性质的判断上同样存在偏差。

#图书推荐

历史唯物主义期刊

于东来再就薪酬争议发文称以满分100计最多给胖东来员工打10分

2026年6月13日上午，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再次就近期薪酬争议公开发文。他表示，若以胖东来文化理念中健全人格、阳光自由的生命状态为满分100分标准，他给胖东来团队和个人最多打10分，并称实现充满自由精神的幸福生活是一个需要科学方法和漫长过程的目标。

此次发文是对此前争议的再度回应。6月12日深夜，于东来已就员工薪酬问题发文，称胖东来30年来任何岗位的员工和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均不具备相关薪酬收入水平，但胖东来一直以超值薪酬政策成就员工，并表示将永远持续此项政策，直至员工收获优秀品格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喜悦远大于薪酬收入喜悦为止。

争议源于此前胖东来官方账号发布的一段”文明飞轮”人才小组讨论视频，于东来在会上表示公司多年来使用超越员工期望的薪酬，好处是激发热情，但会产生”溺爱”，并称”其实大家不值这么多钱”。该言论引发网络讨论，部分声音认为胖东来将调整薪酬政策。对此，于东来此前已发文否认，称胖东来未有任何调降工资政策；6月12日，胖东来官方亦发布声明，称网络上出现的”降薪”相关内容系剥离语境的误读，部分内容属捏造，胖东来从未有任何降薪决定。

据胖东来此前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年销售额为235.31亿元，同比增长38.71%；2025年8000多名员工税后平均月收入9000元，净利润估计15亿元，员工人均分配10万元，管理层加技术人员人均分配70万元。

极目新闻

特朗普政府禁止外国用户访问Anthropic的Mythos与Fable模型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4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决定停止允许外国人使用 Anthropic 最先进的 AI 模型。商务部已全面禁止外国政府、公司及个人访问 Mythos 和 Fable 模型，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与美国国家网络总监肖恩·凯恩克罗斯（Sean Cairncross）参与了相关讨论。

知情人士称，该决定源于亚马逊 CEO 安迪·贾西（Andy Jassy）与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等官员的沟通。贾西向官员表示，亚马逊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提示词，引导 Anthropic 的 Fable 5 模型提供了原本被禁止获取、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白宫随后召开会议，要求 Anthropic 修复漏洞，否则将下架该模型。官员最终认为，消除风险最直接的方式是阻止外国用户使用。白宫一位高级官员称，特朗普虽顾虑此举可能阻碍创新，但最终批准了行动。

针对亚马逊提交给网络安全专家的报告，知情人士透露，使用特定提示词查询时，Fable 模型能挖掘出至少四个软件程序中的安全漏洞。网络安全公司 GreyNoise Intelligence 创始人安德鲁·莫里斯（Andrew Morris）表示，这些信息通常是 Fable 不会提供的，但距离真正危险的网络安全信息仍有很大距离，许多其他工具也已能发现类似漏洞。Anthropic 软件受关注，是因其被认为能进一步将漏洞信息转化为可运行的”漏洞利用代码”，但没有证据表明亚马逊研究人员成功获取这一能力。

Anthropic 表示，为确保合规，将切断所有用户对 Mythos 和 Fable 模型的访问权限，这可能阻碍全球企业利用这些工具识别软件漏洞。该公司称，亚马逊指出的漏洞属于相对基础的问题，其他公开可用模型同样具备发现能力，且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越狱”，部分了解亚马逊研究的安全研究人员也认同这一观点。此前该公司已按白宫指示暂缓扩大 Mythos 模型的访问权限。

Anthropic 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向亚马逊及其他科技公司预览 Mythos 模型，并与特朗普政府合作采取分阶段推进方式，让关键用户先发现并修复软件漏洞，再向公众开放。此次措施再度激化双方矛盾，此前双方已因 AI 模型使用问题对簿公堂。今年4月，阿莫代伊、贝森特与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曾共同参加会议。

凤凰网科技

我们惊讶的发现某个「马列毛左翼革命频道」自从宣布自己「使用资产阶级 ai 工具」写作后，整篇文章已经见不到人类撰写的文字了

黑格尔并不是马主义的直接来源
我们总是听到如以下这些叙事，“马克思的辩证法、历史观直接脱胎于黑格尔，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批判并扬弃黑格尔体系，同时吸收其合理内核” 还有这种 “马克思全部社会批判、辩证法、历史发展框架，全部取自黑格尔体系；马克思并未颠覆黑格尔，只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替换为社会劳动。不完整研读黑格尔全部逻辑学与法哲学，就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任何著作；马克思主义无非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世俗化版本。——卡尔·伏尔伦德尔《黑格尔与马克思》（1911）”“要正确把握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必须完整回溯黑格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黑格尔自身对康德、费希特批判的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存在于黑格尔传承下来的辩证方法，而非经济事实结论；不读懂黑格尔，就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键问题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是黑格尔的改良产物？还是更矮一点的世俗版本？两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都搞混了，他们过于看重黑格尔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黑格尔，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在纯粹哲学和逻辑上并无重大突破，充其量仅是历史的好学生，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上，虽然马克思在分析复杂的资本主义中效仿了黑格尔的三段论逻辑，改良了本体论、存在论、概念论并有一定应用，但黑格尔不过是在时代矛盾发展的大背景下，充当了马克思的工具，只要是一个能用的工具，站在了时代风口上被适当运用，得出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这个工具是个好工具，不论是这个工具概念本身还是马克思手上那把。
马克思的突破在于第一个彻头彻尾分析了资本主义，根据这些发现重新审视了人类的一切，在这所有基础之上，将实际的行动和现实的一切作为实践的土壤，并且根据实践的反馈不断改良自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分析具体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所模仿的那些三段论逻辑，除了让后世理论的学习者们多熬会夜，并不能证明这些复杂的理论模型才能发现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承载了马克思的发现罢了。


#读者投稿

秘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7月3日被正式宣布为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日宣誓就职。
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藤森庆子承诺建造4座监狱和1座拘留中心，强制囚犯在监狱工作。她还宣布计划武装边境并驱逐无证移民。
（新华社，美联社）

历史上的今天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日本驻丰台中国驻屯军结束在卢沟桥附近军事演习，称演习地点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前身之一为西北军）拒绝。日军即攻击城西卢沟桥。翌日清晨5时许，日军炮轰宛平城，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随后发生平津作战，第二十九军败退至保定，日军占领平津地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图为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历史上的今天 #七七事变

中国的左翼实践实际上是不需要依赖于大规模的罢工潮的（实际上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共产主义者们”期待的所谓“大规模罢工”（我们这里特指出现经济诉求向政治诉求进化的那种过程，也就是卢森堡讲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转化”）在 1978 年后从未出现，出现的也只是“失业潮”），而现在国内的左翼普遍有两个认识，(a) 大规模罢工是革命性突破的必要条件；(b) 非革命时期的左翼实践，其内容就是去制造罢工潮。

(a) 可以成立而 (b) 依然是错的。卢森堡在《群众罢工》里的核心论点恰恰是：群众罢工不是政党可以“发动”的手段，它是特定历史情势的产物，党能做的是在它到来时有能力介入。所以在低潮期把“搞出罢工潮”当作实践纲领，本身就是一种把结果误当成手段的唯意志论。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第二章的标题就是《群众罢工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为的产物》，她在其中写的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地被’制造’出来的，不是随意地被’决定’的，不是被’宣传’出来的”，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条件中产生出来”；对它的正确态度不是“从什么是可欲的这一立场出发的主观批判”，而是“从什么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这一立场出发的客观考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并非没有出现过大规模工人集体行动，甚至出现过区域性、行业性的罢工波次；但迄今为止，这些行动并未稳定转化为全国性、跨行业、持续扩展并发生政治泛化的群众罢工运动。如果大量工人行动已经客观存在，那么左翼实践的首要问题就不应当是如何人为增加‘事件数量’，而应当是这些事件为何反复以孤立、短期和局部的形式出现，又为何难以形成经验、组织与联系的积累。

因而问题真正需要倒过来提出：中国工人运动面临的困难，究竟是罢工数量不足，还是大量已经存在的工人斗争难以形成持续的组织积累？如果后者才是主要问题，那么单纯要求左翼去“发动更多罢工”，就可能完全误认了现实中的瓶颈。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共同停工，却仍然在行动结束后重新回到彼此孤立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革命时期实践的核心，并不是人为生产斗争事件，而是生产能够被未来斗争所调用的阶级能力。

1989 年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和 2002 年的辽阳运动是仅有的两次逼近这一形态的例外，前者成立于 4 月 20 日、成员数的估计从三千到近两万不等，后者在 3 月 18 日的参与者约达三万人并且提出了要求人大代表龚尚武下台这样明确的政治诉求，但两者都被限制在单一城市或单一产业之内、都以镇压告终（姚福信 2003 年获刑七年，肖云良四年；工自联在 6 月 8 日被定为非法组织），并且都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越过事件本身而存续的组织，所以它们与其说是本文的反例，不如说是本文论点最有力的例证）

而实际上，任何“非暴力罢工”在中共的暴力下最终都只能变成“被暴力的不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