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哨子的人——艾芬】

2019年12月30日，#艾芬 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墙内对这篇文章的删帖已近疯狂，而良心网友不得已以各种文字和图像甚至二维码，进行接力转载，只为了 #真相 不死！！

#纪年2020 #共匪与人性良知为敌 #武肺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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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经验照出了中共武肺防疫的哪些失误？】



相较于2003年SARS，今年武肺在诊治上或许更棘手、传染速度也更凶猛，但对同样走过SARS疫情、有类似防疫经验的 #中共国 和台湾而言，这一次，两国的防疫成效却大相径庭。

从数字上看，2003年SARS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17年后，大陆染武肺确诊人数至今已累计至少8万人、3,158人死亡，武肺疫情严重程度相当于SARS的9-15倍。

反观台湾，SARS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17年后，截至目前，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1人死亡，疫情控制只有当年的七分之一。

地狭人稠的台湾怎么做到的？几乎所有在台防疫公卫专家、包括副总统 #陈建仁 都说，是从SARS惨痛的防疫经验中学到的教训。

中国为何重蹈覆彻、又犯了哪些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呢？

💢错误一：政治挂帅

台湾防疫专家都无法理解，为何武肺会“人传人”这个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也已知会WHO，但官方却迟至1月20日才公开承认？

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艾芬 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类似SARS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她自称“发哨子的人”，有了她，才有了1月初眼科医师 #李文亮 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艾芬自己也受到院纪委的严厉斥责和封口，让她“整个人都垮了”，且整整三周内只能偷偷要求同仁把防护衣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院方说谎。

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她，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说出 #真相 。这篇近8,000字的专访数小时后，被中共官方封锁。

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 #涂醒哲 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而为了配合政治，让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让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

“这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他说。

涂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 #蔡英文 、行政院长 #苏贞昌 也都把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让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居家隔离的实施等，这才让台湾能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场战役。

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次防疫要“顺时中”、不能“逆时中”，其实，不是在造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 #陈时中 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

💢错误二：料敌从轻

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3月11日刚处理完两岸二次包机，接回滞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记者会谈到，

：“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像是，我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觉得，只要戴口罩就可以，但我们觉得，规格恐怕不够。认知上面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愿事后生憾。

💢错误三：稳控手段过激

人权律师 #吴魁明 说，中国在防疫上，倒也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 #钟南山 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也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说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

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8位被训诫的吹哨人医生都明白武肺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也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当年SARS的(军医) #蒋彦永 那样避开国内，把情况(泄漏)给外媒…不是他们比SARS年代的专家们的认知、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他说，

武汉今天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吴律师说。

💢错误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场

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也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SARS疫情总指挥的 #李明亮 说。

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SARS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说到哪，坏到哪说到哪”，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也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

当然，防疫的配套也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

李明亮说，当年SARS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噗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

台湾这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也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他说。

李明亮表示，台湾自SARS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

不过，即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也有其负担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避免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也会乱了套，他说。

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SARS的中国，至今还有做假的官场文化，很无法理解，他透露，SARS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把SARS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深植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

💢错误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百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裕泰 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作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red zone)、准污染(gray zone)和安全区(green zone)，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 #中共国 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另外，他也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着冬奥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着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也曾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生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台湾国办公室主任 #陈峻涵 说。

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也普遍难以伸张，但陈峻涵说，从中国副总理 #孙春兰 上周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本周二，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但本质还是政治秀，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秀。”

涂醒哲也说，习近平的政治秀，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共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有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发展，也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也会是缓慢地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让人合理怀疑，中国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

🔥💢💠【紧随英国媒体法媒集体质疑：武肺到底死了多少人？】


武汉到底多少人死于武肺疫情，北京是否隐瞒了真相？湖北地方当局一开始隐瞒了武肺病毒真情，1月23号武汉封城后，当局是否变得更加透明？法国几家媒体集体发出了疑问。

法国『世界报』质疑，到底多少武汉人死于武肺疫情爆发地—武汉？是官方公布的2535人，还是更多？

曾长驻北京的『解放报』，现法国电台主持地缘政治节目的哈斯基也发出疑问，死人究竟多少，这里仅仅涉及的是历史 #真相 问题。它限制了疫情走出中国之前，其他国家掌握信息的水准以及获知警报的程度。它今天仍然对这场疫情的风险评估起着关键作用。

#哈斯基 认为，对武汉死亡人数的疑问是在意大利、西班牙死于疫情的人数飙升超过中国时提出的，英国提到可能本国会有两万人死于疫情，美国最新的评估有可能要超过十倍。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全国死于疫情的人数是3300人，其中疫情中心武汉差不多2500人。武汉拥有1100万居民，武汉所在的湖北省6千万人，差不多同欧洲主要大国一般大。疫情在武汉爆发时，众所周知，情形非常残酷，许多医院人满为患，患者求医无门，众多医护人员感染，最后，中国各地派去12000医生前往支援。

上周，当局允许居民前往殡仪馆领取骨灰盒，大卡车一日拉给一家殡仪馆的骨灰盒就数以千计，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等待领取的人排成长龙一直要等五六个小时才能领到。有人估计武汉疫情期间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四万人。

当局前后改换了六次统计方式，至少令人严重怀疑的是死于其他病症的死者没有列入名单。#艾芬 医生曾披露了这一信息，现在，据说她已经“失踪”。

『巴黎人报』则在头版质疑：中国公布的死于疫情的人数只有3330人，当局是否在撒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在中国生活过十年的中国健康问题专家Carine Milcent对这家媒体表示，这一数字不能准确地代表现实。首先，它只统计死在医院的确诊患者，排除了死在家中的患者。同时，它把已经患病不治的不统计在死于武肺病毒名单之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独裁政体，缩小数字习以为常。

『世界报』则报道，武肺爆发以来一直在前线报道的『财新』杂志指出，3月25日-26日，大卡车一天向武汉七座殡仪馆的其中一座送去大约2500个骨灰盒。另外，流出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从3月23日起，人们默默地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领取骨灰盒。有些见证人说要等六小时才能取到，四月五号就是清明节，殡仪馆保证在清明节来到前把骨灰盒交到死者家属手中，3月26号，当局下令四月底以前禁止在墓地扫墓。

社交网络有自己的估算，七座殡仪馆每个每天可发放500个骨灰盒，七个加起来可以发放3500个骨灰盒，到清明节前共有12天，总共可以发放42000个骨灰盒。一名武汉居民表示，七座殡仪馆每天可火花2000具尸体，所以官方的数字不可信。众多的武汉居民相信，四万人死于疫情。

中国在疫情期间改换了几次统计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方式，当局曾在几天时间内，同意CT扫描认定确诊与否，不必非要进行核酸测试，仅仅在24小时之内，2月12日，湖北确诊人数猛增14000，但过了一周这一方法被抛弃。『财新』引述刘姓女子说，她的父亲元月份患脑癌入院治疗，但后来必须给武肺病毒患者让出床位，元月份，他的父亲只好回家，一直等到三月份再次住院，几天后不治而亡，对刘姓女子来说，她的父亲“是被武肺病毒间接杀害的”。

除了几次改变计算方式，有的问题与政权性质有关。2月份，#王忠林 被任命为武汉市委书记几天后，下令医护小组到每家每户查找患者，把所有的确诊患者隔离起来，“如果有一个漏查，小区领导要承担责任”，据此，一些死在家中的人就没有被划入死于武肺病毒的名单。

一位武汉医院匿名医生对共同社说，3月10日前，有很多患者只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后被遣返家中，这一天是习近平访问武汉的日子，香港电视报道，从那时起，十几座方舱医院被陆续关闭，一些有各种症状的人不经过检测就要求他们回家，“完全是政治处理不是医疗待遇”，一位匿名者说。

根据英国媒体，一些科学家告知英国首相约翰逊，中国可能隐瞒了众多的确诊人数，实际确诊病例可能是官方数据的十五倍到四十倍。

🔥✊🔥【发哨人艾芬失联两周被安排报平安】

【武汉肺炎“发哨人” 艾芬 失联两周 RSF呼吁中共公开说明】


总部位于巴黎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 ( #RSF )呼吁 #中共国 政府尽快说明 #艾芬 医生的近况，这位武肺疫情 #发哨人 接受媒体采访批评中国政府审查相关信息之后，已经失联两周。

3月29日，澳大利亚电视时事节目“60分钟”率先报道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失踪了，这显然是因为是她接受《人民日报》所属杂志《人物》采访时批评了审查制度的结果。而3月10日出刊的这期杂志很快从书报摊被撤了下来，相关采访也在该杂志的网站上被删除，不过先前被复制的版本则被互联网的使用者继续传播。

报道称，艾芬的家人及同事担心她因为这篇文章被捕，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也证实无法联系上她。艾芬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帐号依然活跃，也发布了几条令人安心的信息，但是相关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因为中国警方经常强迫被拘留者透露他们的密码。过去两个月里，与武肺疫情有关的3名记者及3名政治评论员也遭到逮捕。

去年12月30日，艾芬与几位医生同事首先发出警告，称武汉出现一种类似2003年造成全球大约8000人感染、近800多人死亡的萨斯病毒。8位吹哨人之一的 #李文亮 医生因感染武肺病毒去逝，他在1月3日因涉嫌散布谣言被警方传唤训斥。

该报道称，无国界记者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77。

#中华义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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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明《 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全文实录】（二）


——博明：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 台湾是活例证

——张彭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

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喊：“还我山东！”“拒签《 #凡尔赛条约 》！”等口号，警察强力驱散示威人士。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的途径后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些学生诉诸暴力，抗议升级。意识到民怨沸腾，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三年以后，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东。然而，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学生们发起的运动，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正如John Pomfret（ #潘文 ）所描述的美中关系历史中提到，“五四”运动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有人称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动”。Vera Schwarcz（ #舒衡哲 ）教授以此为题目，写了本关于“五四”的很有见地的书。实际上，关于“五四”有很多极好的研究。今天至少有两位著名的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应邀参加会议：牛津大学的Rana Mitter和弗吉尼亚大学的John Israel。探讨“五四”的历史和意义，我建议请教这些专家。

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来回顾几个张扬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

很自然，胡适是“五四”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此前，他已经是个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适，同 #鲁迅 和许多成名作家一样，当时到国外留过学。在康奈尔大学他从学农业，转向学习哲学。胡适曾在美国教育家John Dewey的指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之前，中国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许多研究证明，文言文与白话的距离，不亚于拉丁文同现代意大利语。书面语言的艰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置了鸿沟——这是问题的关键。文言文，还有识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中举”，读书不是为了普罗大众。

与此相反，#胡适 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先贤。“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他推广白话文，确信文字要普及。他对中文语言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事后看来，胡适推广白话文的意义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想法，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的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 #辜鸿铭 ，嘲笑扫盲。他在1919年8月写道：“想想四万万人，九成识字，结果是什么。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剃头匠、店小二、小商贩、猎人、懒汉，流浪汉都有文化，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我们的美妙处境会怎样呢？”

这种精英沙文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胡适运用他所推广的白话，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胡适说：“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政府是一门手艺，需要实践。胡适根本不在乎精英主义。

但“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经常受到各方指责，政府官员或御用文人曾经指责，“五四”运动偏袒西方，中国气息不够，甚至不爱国。

但学者 #张彭春 的生平事迹，驳斥了“五四”不够“中国化”的观点。

同样是‘五四’一代，像好友胡适一样，张彭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出于对戏剧的爱好，他第一个把“花木兰”改变成为舞台剧。他把西方话剧介绍到兄长资助的南开大学；再把名旦 #梅兰芳 邀请到美国演出西化的京剧。中国的传统道德修养和严格的教育理念中，张彭春看到了可以与西方思想相结合而形成新事物的优势。

这最终彰显了张彭春的最高成就：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决定性贡献。这份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代表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张彭春是该小组的成员。《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使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1948年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John Pomfret曾写道：“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张彭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张彭春认为，《人权宣言》不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也同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关。

张彭春的传记作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的Hans Ingvar Roth强调了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他说：“如今宣言中最有意义的所有方面，比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对个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张彭春都有关键贡献。”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张彭春辞去了外交官职务。不难发现，张彭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领导的品德要求。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和民主”不过是一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 #李文亮 医生就是这样的人。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父亲。他先是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十二月下旬，他最初是通过微信向几名医学院同学传递警告，说武汉医院发现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敦促朋友们保护自己和家人。

他的警示，没想到，在网上被广为传播，李医生感到不安。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医院主管迅速告诫他，不要透露冠状病毒病例的消息。然后，李医生，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虚假评论”，受到警察的“训诫”，被迫签字承认“造谣”，被威胁诉讼。如果有人怀疑，这只是地方警察的过激行为，那么官方动用中央电视台对李医生所谓“谣传”大肆宣传，会消除任何疑问。

然后，李医生做了一件大胆的英勇举措。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全世界都密切关注。那时李医生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他在二月七日的去世使全世界人民感觉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李医生告诉记者：“我认为，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李医生使用的是胡适的“大白话”。

在今天的中国,见记者，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如今在中国，连找到国内外的调查记者都难上加难。一些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了，包括 #陈秋实 、#方斌 和 #李泽华。最近几个月，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人数超过了几十年中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人数。李文亮的医生同事 #艾芬 医生也对武汉的疫情提出了警告。据报道，艾芬医生在接受采访后再也不能露面了。

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在追求一个世纪前胡适、张彭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人把生命献给了信仰，也有人遵循中国传统的良心学者，很多是普通公民。#许章润 、#任志强 ， #许志勇 、 #伊力哈木、#方方 、20位拒绝上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这些还只是少数。

今天，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它的最终遗产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回答啊。五四运动属于他们。“五四”的民主愿望还会等到下一世纪吗？“五四”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会被称为“不爱国”、“亲美”有“颠覆性”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毕竟，毛泽东对“五四”英雄中少数仍被官方承认的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1957年，官员 #罗稷南 问 #毛泽东 ：“鲁迅今天还活着会怎样？”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说真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鲁迅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

最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胡适以解决问题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论著称。但是，让我打破他“少谈主义”的规则，试问今天的中国是否能从少一些民族主义和多一些平民主义中受益。平民主义民主较少关注左与右，而是关注上与下。就是说，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和自私，平民主义能使他们退缩或出局。这是一种动力。它推动了2015年的英国脱欧；2016年川普总统胜选；推动了贵校的创始人1776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它能提醒国家权贵记住他们应该为谁工作：“美国优先”！

类似的想法不也在“五四”精神中存在吗？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 #民为重 ”的政府，而不是“ #打江山坐江山 ”吗？世界将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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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众院共和党公布首份武肺调查 详述中共隐匿疫情】



“几个月来的调查清晰地显现，#中国共产党 对武肺病毒、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时的掩盖，在让原本可能是一场地方流行病转变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来自德克萨斯州的 #麦考尔 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这份长达50页的中期报告侧重于疫情早期，即2020年1月23日前WHO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所发生的事件。

💢报告显示中共从未正式向世卫通报疫情

报告首先提到，#中共国 确认的最早病例可追溯至2019年11月17日，随后几周，每天都出现1至5例新病例报告。

12月16日，一名65岁男子因发烧和肺部感染被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在使用抗生素和抗流感药物后，这名男子的病情没有出现好转。后来发现这名男子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工作。

在接下来的数天内，武汉各地医院开始出现数十例类似症状的疾病。

截止12月20日为止，感染人数达到至少60人，其中包括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的家属，这些亲属与市场工作的人有密切接触但本身并未直接接触市场。报告指出，🧩这显示为病毒人传人的早期迹象。

12月25日为止，武汉两间不同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感染病毒后接受隔离治疗。报告提到，🧩这是病毒人传人的第二个明确迹象。

12月27日，武汉的医院和卫生官员收到当地一家处理病患样本的实验室通知，称这种疾病是由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株所引起的，而这种病毒的基因与导致2003年SARS大流行的病毒株相似度高达87%。

三天后，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 #艾芬 收到了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确认为“SARS冠状病毒”。于是艾芬通知医院主管，并将结果提供给医院的公共卫生部。

在同一医院的 #李文亮 医生得知消息后，在微信群组中告知友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12月31日，中共媒体关于爆发非典肺炎的报道开始出现在网上。其中一篇报道的机器翻译被全球电子新兴传染病疫情通报系统Pro-MED侦测到。

根据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瑞恩 （Dr. Michael Ryan）说，这则出现在Pro-MED的通知是WHO得知武汉疫情爆发的信息来源。日内瓦总部随后指示该组织中国办事处寻求中共政府协助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

尽管 #中共国 公开声称向世卫及时通报了疫情，但中共政府实际从未正式向该组织通报疫情，也未在疫情初期向其提供相关信息，这已违反了世卫的《国际卫生条例》中，各国必须向该组织报告本国内新出现的疾病。

报告指责世卫组织忽视病毒人传人警告、延缓宣布国际关注突发公卫事件

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员在12月31日曾发电邮给世卫，对中国网络上出现的“至少7起不明肺炎”的消息表示担忧。

电邮称，自网络上得知，在中国武汉市爆发至少7起非典型肺炎。中国惯称萨斯（SARS）为“非典型肺炎”。

报告提到，除了至少“7起病例”的说法与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组中所发布的信息吻合之外，台湾卫生官员的电邮还警示病患已进行隔离治疗，由此研判该等病例有人传人的可能。

世卫仅以一份书面声明回覆称，台湾的担忧已被转发给其他专家，但为了其他成员国的利益，有关消息不会发布在他们的内部网站上。

根据这份调查，世卫一直到今年1月4日才公布其对武汉疫情掌握的资讯。同一天，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 #何柏良 也公开警示，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很高。

不过，直到1月13日泰国出现首宗中国境外确诊病例，WHO才表示“有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但现在非常清楚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持续的人传人。”

世卫官方推特更在同一天说，“中国当局没有发现明确证据显示病毒会人传人。”

完整阅读 报告下载 《关于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与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

🔥✍️🔥【“端点星”陈玫蔡伟案11日上午9时开庭】


因备份一些遭中共官方删除的文章，“ #端点星 ”网站的两名志工 #陈玫 、 #蔡伟 去年4月19日在北京被拘捕，并以“ #寻衅滋事罪 ”起诉。据脸书专页“端点星404之声”透露，两人的案件将在11日上午9时开庭。

武肺严重肆虐期间，“端点星”备份了大量不符合中共主旋律的文章，如武汉中心医院医师 #艾芬 “ #发哨子的人 ”专访等。“端点星”网站是一个建立在GitHub开放平台的站点，用多人协力的分散方式，备份在微信、微博上被删除的文章。

端点星网站事件是武肺疫情中对抗新闻审查的标志性案件之一。两名90后志愿者将被删除的报道和文章备份，对抗新闻审查， #挽救记忆 ，保存真实历史。

“端点星404之声”周六在脸书（ #Facebook ）透露，案件将在5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法院昨天发出通知，2人可各自有一名亲属进入法庭旁听，陈玫母亲、蔡伟父亲都会出席庭审。

陈玫、蔡伟于去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秘密抓捕，在秘密关押54天后，警方才证实两人已被逮捕，并指他们涉嫌“寻衅滋事罪”。

据悉两人一直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在周六确定开庭时间前，两人的开庭日期一再被拖延，家属聘任的辩护律师也不能获得会见。

#看得见的罪恶 #纪年2021 #抗争者 #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