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红旗漫、女性医护人员剃发宣传等事件再次唤起人们对性别不平等议题的关注。有人认为，反正宣传的意图是好的，那么也就不应「上纲上线」，扩大问题。而事实上，正是「无意识」才最为可怕。
最近一篇发在ACQ（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的 文章，讨论了社会学对女性工作晋升阻碍的一种解释——工作—家庭叙事（work–family narrative）作为一种社会防卫（social defense）的可能性。这项研究以一家中等规模的跨国咨询公司为案例收集数据。而在研究过程中，公司领导层对研究团队提议的干预措施的不满而结束合作，带来了深入进行心理动力学分析的契机。
工作—家庭叙事并不难理解，《82年生的金智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许多公司对女性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缓解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远离职业生涯。虽然这一解释无法覆盖所有社会群体，但至少在这一案例中得到验证。
《黑镜》 S3E5 中的MASS系统让士兵视人为蟑螂一般，但Stripe最后还是选择了重置这个系统。文中引叙的 经典案例 则更加直接——为了让护士不受濒死病患影响产生不安情绪，而用床号、疾病名称或病变器官替代病人名字，包括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防卫系统到底如何达到最初的目地……
我想，人们都是认同平等、公正的理念，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学校、职场、家庭中，很容易陷入无意识下的社会防卫而不自知。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借Per Engzell 所言，「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感到惊讶，那么你就找错了工作。」
Padavic, I., Ely, R. J., & Reid, E. M. (2020).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e Work–family Narrative as a Social Defense against the 24/7 Work Cul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1), 61–111.
最近一篇发在ACQ（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的 文章，讨论了社会学对女性工作晋升阻碍的一种解释——工作—家庭叙事（work–family narrative）作为一种社会防卫（social defense）的可能性。这项研究以一家中等规模的跨国咨询公司为案例收集数据。而在研究过程中，公司领导层对研究团队提议的干预措施的不满而结束合作，带来了深入进行心理动力学分析的契机。
工作—家庭叙事并不难理解，《82年生的金智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许多公司对女性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缓解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远离职业生涯。虽然这一解释无法覆盖所有社会群体，但至少在这一案例中得到验证。
《黑镜》 S3E5 中的MASS系统让士兵视人为蟑螂一般，但Stripe最后还是选择了重置这个系统。文中引叙的 经典案例 则更加直接——为了让护士不受濒死病患影响产生不安情绪，而用床号、疾病名称或病变器官替代病人名字，包括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防卫系统到底如何达到最初的目地……
我想，人们都是认同平等、公正的理念，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学校、职场、家庭中，很容易陷入无意识下的社会防卫而不自知。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借Per Engzell 所言，「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感到惊讶，那么你就找错了工作。」
Padavic, I., Ely, R. J., & Reid, E. M. (2020).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e Work–family Narrative as a Social Defense against the 24/7 Work Cul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1), 61–111.
Gender in the One Percent
这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家庭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的性别问题。（完整研究去年底发表于 ASR *）这个群体的性别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白人、异性恋、已婚男性。而性别问题远不止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对于这些控制大量财政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精英群体。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的的 Bernie Sanders，他在 2016 年总统竞选中经常引用公众对话中的「1%」以拉拢希望减少不平等政策的支持者。
虽然同处一个家庭中，但并不意味着各家庭成员都能真正平等。对家庭财务贡献更大的成员，更容易在家庭内部获得更大权力，而在家庭为单位对外展示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时也不例外。而已婚家庭中的女性收入占比，1 %的家庭的 17% 远比 99% 的 37% 低得多。而在这 1% 的家庭中，只有 15% 的女性可以独自获得达到这一地位的收入。在 Netflix 的剧集《纸牌屋》中，Frank 的妻子 Claire 一直只能扮演从属角色，虽然每次最终还是能获得 Frank 的支持，但两人在这段虚假的婚姻关系中的地位还是不对等的，这也是最终 Claire 选择结束这段关系的重要原因。
就像任何热点事件都会烟消云散一样，去年底的春蕾计划或许很多人也不记得了。那时我简单 对比 了一下各国的议会中女性比例数据，结果也是出奇的低。有史以来，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获得超过四万张选票的 女性候选人，只有 11 位；初选中获得超过五千票的女性候选人也只有 11 人，其中共和党仅有 3 位。
Susan R. Fisk 和 Jon Overton 发表在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上的一篇 研究 **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难以获得领导地位给出了解释。在担任领导职务时，女性在遇到失误时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代价更高。因此，女性对领导角色的抱负也显著降低，从一开始女性谋求高位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 Fisk, S. R., & Overton, J. (2019). Who Wants to Lead? Anticipat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Reduces Women’s Leadership Ambit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82(3), 319-332.
** Yavorsky, J. E., Keister, L. A., Qian, Y., & Nau, M. (2019). Women in the one percent: Gender dynamics in top income posi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1), 54-81.
这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家庭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的性别问题。（完整研究去年底发表于 ASR *）这个群体的性别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白人、异性恋、已婚男性。而性别问题远不止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对于这些控制大量财政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精英群体。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的的 Bernie Sanders，他在 2016 年总统竞选中经常引用公众对话中的「1%」以拉拢希望减少不平等政策的支持者。
虽然同处一个家庭中，但并不意味着各家庭成员都能真正平等。对家庭财务贡献更大的成员，更容易在家庭内部获得更大权力，而在家庭为单位对外展示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时也不例外。而已婚家庭中的女性收入占比，1 %的家庭的 17% 远比 99% 的 37% 低得多。而在这 1% 的家庭中，只有 15% 的女性可以独自获得达到这一地位的收入。在 Netflix 的剧集《纸牌屋》中，Frank 的妻子 Claire 一直只能扮演从属角色，虽然每次最终还是能获得 Frank 的支持，但两人在这段虚假的婚姻关系中的地位还是不对等的，这也是最终 Claire 选择结束这段关系的重要原因。
就像任何热点事件都会烟消云散一样，去年底的春蕾计划或许很多人也不记得了。那时我简单 对比 了一下各国的议会中女性比例数据，结果也是出奇的低。有史以来，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获得超过四万张选票的 女性候选人，只有 11 位；初选中获得超过五千票的女性候选人也只有 11 人，其中共和党仅有 3 位。
Susan R. Fisk 和 Jon Overton 发表在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上的一篇 研究 **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难以获得领导地位给出了解释。在担任领导职务时，女性在遇到失误时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代价更高。因此，女性对领导角色的抱负也显著降低，从一开始女性谋求高位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 Fisk, S. R., & Overton, J. (2019). Who Wants to Lead? Anticipat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Reduces Women’s Leadership Ambit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82(3), 319-332.
** Yavorsky, J. E., Keister, L. A., Qian, Y., & Nau, M. (2019). Women in the one percent: Gender dynamics in top income posi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1), 54-81.
2020 年第一期的 Global Dialogue 中，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Donatella della Porta 所撰的 Capitalism, Class, Contention 一文，以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做题图，在近年来欧洲福利国家系统性崩溃，以及世界各地抗议持续不断的背景下，主张重新将阶级、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纳入社会运动的研究中。
刚刚看到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的一篇文章，历史学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想起六年前的一本开放获取的著作——The History Manifesto（《历史学宣言》）*。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Jo Guldi 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David Armitage 在这部宣言中重提 Fernand Braudel 的 longue durée （长时段）概念以及 big picture（大图像）的整体观察，并希望历史学家进入公共领域，重拾被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拿走的研究领域。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在当今应负担起大数据分析等责任，并将大数据的分析同「长时段」两个倡议合并起来。不过这部著作一经发表就惹来许多非议和批判，但这并不阻碍不断反思身边的种种现象与制度。
是的，历史学（家）确实不应再袖手旁观。但在当下，不光是人文学科，即使是社会科学学者也很难成为政策制定者。社会学家 Scott Winship 同时也担任了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在接受美国社会学协会 采访 时，他表示，若想进入智库，量化分析技能十分重要，或者成为一名政策史研究者（对俗民方法论运用得再炉火纯青，在政府中也无用武之地）。历史学对缺失处理数据方法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或许构建历史学的方法论才是当务之急。
* Guldi, J., & Armitage, D. (2014).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是的，历史学（家）确实不应再袖手旁观。但在当下，不光是人文学科，即使是社会科学学者也很难成为政策制定者。社会学家 Scott Winship 同时也担任了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在接受美国社会学协会 采访 时，他表示，若想进入智库，量化分析技能十分重要，或者成为一名政策史研究者（对俗民方法论运用得再炉火纯青，在政府中也无用武之地）。历史学对缺失处理数据方法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或许构建历史学的方法论才是当务之急。
* Guldi, J., & Armitage, D. (2014).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sequences_of_Authoritarian_Par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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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Anna Grzymala-Busse 长期研究后共产主义政治。在 Anna 的第一部著作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 中，她研究了 1989 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其中几个共产党的成功转型。她的第二部著作 Rebuilding Leviathan ** 研究了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的国家私有化与腐败。
最近她的一篇发表在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的 OnlineFirst 论文 *** 借由数据集与模型分析了欧洲、非洲、亚洲（包括🇹🇼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其中的威权政党的「退出」及随之而来的「再造」对民主竞争造成的影响。威权政党的转型与政党竞争的综合研究得出，威权政党退出还是再造对政党竞争都有积极影响。
不过在 1945 年至 2015 年，特别是 1989 年浪潮中没有垮台的政权，在未来若是结束威权统治，或许并不能促进政党政治的发展，因为中国连「政党」都没有。
* Grzymala-Busse, A. M. (2002).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07). Rebuilding Leviathan: Party competition and state exploitation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20). Consequences of Authoritarian Party Exit and Reinvention for Democratic Competi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0010414019897683.
最近她的一篇发表在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的 OnlineFirst 论文 *** 借由数据集与模型分析了欧洲、非洲、亚洲（包括🇹🇼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其中的威权政党的「退出」及随之而来的「再造」对民主竞争造成的影响。威权政党的转型与政党竞争的综合研究得出，威权政党退出还是再造对政党竞争都有积极影响。
不过在 1945 年至 2015 年，特别是 1989 年浪潮中没有垮台的政权，在未来若是结束威权统治，或许并不能促进政党政治的发展，因为中国连「政党」都没有。
* Grzymala-Busse, A. M. (2002).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07). Rebuilding Leviathan: Party competition and state exploitation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20). Consequences of Authoritarian Party Exit and Reinvention for Democratic Competi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0010414019897683.
当我打开微博，随便翻翻，就发现了一条对日本众议院会议片段翻译的视频。将议会录像中的非问答部分做消音的标准操作称作「闭麦」，不知是这位博主全然不知，还是为了批评日本政府而不顾真伪，抑或只为制造符合关注者口味的内容。对于权威媒体信任的消解，或许增加了对时效性、互动性更强的自媒体的依赖。但在目前依旧无法正常访问国际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中国民众依旧没有验证消息真实性的意识与能力。
https://twitter.com/desociologue/status/1232307151021821958
https://twitter.com/desociologue/status/1232307151021821958
Twitter
🐚
On account of un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se social media accounts, which translate Tweets, Facebook posts and other language news coverag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most Chinese to receiv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Digital Societies: Black Mirror and Societies of Control
一位朋友说，人们不再吹捧《黑镜》，因为其愈加缺乏想象力。而《黑镜》展现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确实有点陈词滥调，但我依旧愿意时不时找出几集回味一番。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以高速公路比喻「控制」不似「规训」，并非直接强迫，反而增加选择，看似自由，实则巧妙操控。以 上一条 的微博营销号为例，中国民众看似在互联网中有着广泛的渠道选择，但实际上多元的信息都经过了结构性审查。让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部关于道路交通规则的历史的 视频，社会连结越来越广，个体的权力也在不断限缩。如果说这些牺牲是我们妥协的，那么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察的控制系统就更值得省思。
一位朋友说，人们不再吹捧《黑镜》，因为其愈加缺乏想象力。而《黑镜》展现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确实有点陈词滥调，但我依旧愿意时不时找出几集回味一番。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以高速公路比喻「控制」不似「规训」，并非直接强迫，反而增加选择，看似自由，实则巧妙操控。以 上一条 的微博营销号为例，中国民众看似在互联网中有着广泛的渠道选择，但实际上多元的信息都经过了结构性审查。让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部关于道路交通规则的历史的 视频，社会连结越来越广，个体的权力也在不断限缩。如果说这些牺牲是我们妥协的，那么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察的控制系统就更值得省思。
This Is Not a Sociology Blog
Digital Societies: Black Mirror and Societies of Control
This is one of a series of posts that I am writing alongside a module I am teaching on “Digital Societies”. In this series I have been putting down some thoughts about topics which are broadly rele…
左派 还是右派，这一政治立场的词汇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上的保王党人坐在右边，革命党人坐左边。今天若是以左右二元划分政治意识形态，必须放在同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早已产生了对自由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分歧。与其把对方「打成右派」，倒不如用一些更丰富的标签，就像很多人都做过的 PolitiScales 政治测试。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樑楷的这个 讲座 引介他创建的政治立场图表，讲得还蛮全面易懂。
Dovi,_S_2019_What’s_Missing_A_Typolo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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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关于代表制（representation）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基于Hanna Pitkin 的著作中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的分类，强调出席（present），而忽视了缺席（absences）。许多研究将缺席简化为负面问题，全盘否定，未有探讨战略性缺席（strategic absences）等对促进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评估。亚利桑那大学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Suzanne Dovi 最近的 文章 从类型学视角指出政治科学的这一空白。
* Dovi, S. (2019). What’s Missing? A Typology of Political Abs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doi:10.1086/706979
* Dovi, S. (2019). What’s Missing? A Typology of Political Abs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doi:10.1086/706979
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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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学术》网刊，似乎是在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主办的文化研究中心（IICS）出版的《文化研究》期刊（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看到的 推介，或者是在闲逛 无产阶级图书馆 的时看到的。这个刊物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小茗主编的，当代文化研究所也成立了近二十年了，这么多年来热风书系也出了不少本。她的这本《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算是写给本科生的文化研究导读书，虽然成书于五年前，但依然对网络、消费、教育、国家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惜应该不会再版再印了。网刊是遵循知识共享署名协议的，但没想到这本有版权的书还是在当代文化研究的网站上 免费公布 了。
Digital divide，翻译成数位落差，或者数字鸿沟，日本译作情报格差，都描述了或因技术、经济、政治等而造成的获取资讯的不均衡（还是喜欢日本的翻译，毕竟数字的背后还是资讯）。从韦伯的分层视角来看这种不平等，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信息时代对个人的影响将更加巨大，资讯的不平等或许不仅限于数字场域。马克思的理论来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今的教育制度、新闻传媒、家庭等对统治阶级来说更易对文化强加意识形态。新社会运动的理论也指出信息控制作为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冲突也将不再局限于传统工业中。洞穴里的囚徒，当身后的矮墙愈筑愈高，连篝火照出的阴影都难以看清时，谈何洞外的阳光呢。
Vox 采访 Bernie Sanders 时，开场第一句就问了十分敏感的问题：「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socialist）意味着什么？」 Sanders 回答的第一句就对此作出补充「民主社会主义家（democratic socialist）」。
民主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分别，用 Sanders 紧接着的具体说明案例来说，实行前者的国家例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北欧国家，以及其他工党政府。或者借用前两天发的 史谱，大致处在社会主义靠近自由主义的位置。而后者，虽然字面上应该是包含前者的集合，但在美国基本上等同于斯大林式的威权社会主义，因此 Sanders 才急于解释。
长期研究美国社会运动、民粹主义和民主党的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Michael Kazin 接受了 New Yorker 采访 ，分析了 Sanders 言辞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从「长时段」的角度回顾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起伏。虽然他说历史学家的好处在于不必预测未来，讲述过去即可（I don’t have to predict the future; I can just tell you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但还是隐含着不看好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 Sanders 的总统竞选之路可以一帆风顺。
说点题外话，New Yorker 的付费墙算是比较厚的，Outline 也不支持，所以发了 telegra.ph 一份。另外一个喜欢 Bernie 的点是他的 口音，保留了同英国的联系，体现着来自中下阶层和犹太裔身份，不同于为了强调「美国特色」的主流口音。
民主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分别，用 Sanders 紧接着的具体说明案例来说，实行前者的国家例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北欧国家，以及其他工党政府。或者借用前两天发的 史谱，大致处在社会主义靠近自由主义的位置。而后者，虽然字面上应该是包含前者的集合，但在美国基本上等同于斯大林式的威权社会主义，因此 Sanders 才急于解释。
长期研究美国社会运动、民粹主义和民主党的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Michael Kazin 接受了 New Yorker 采访 ，分析了 Sanders 言辞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从「长时段」的角度回顾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起伏。虽然他说历史学家的好处在于不必预测未来，讲述过去即可（I don’t have to predict the future; I can just tell you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但还是隐含着不看好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 Sanders 的总统竞选之路可以一帆风顺。
说点题外话，New Yorker 的付费墙算是比较厚的，Outline 也不支持，所以发了 telegra.ph 一份。另外一个喜欢 Bernie 的点是他的 口音，保留了同英国的联系，体现着来自中下阶层和犹太裔身份，不同于为了强调「美国特色」的主流口音。
上一篇中提及的付费墙问题，有人补充了 Bypass Paywall 这一工具，我也在使用，不过因为日常使用 Safari，加上也订阅了 New Yorker（帆布包很好看），一时没想到。他也指出，好文章应该付费支持。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就像学术出版一样，内容的原始生产者并不会直接获取到利润，不一样的是传统新闻媒体已经受到各种冲击。在涂尔干看来，规范和价值是在社会群体中形成的，对错的概念也总是相对的，过分责怪资讯渠道的血盆大口，或是单纯赞扬盗火者的高贵都显得毫无裨益。但还是借用 sci-hub 创始人 Alexandra Elbakyan 的一句—— Theft as protest has always been welcomed and approved of in all eras of society. 我首先也只能先站在贫困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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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体的自由应该与性别无关，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风驰天下，大运摩托」，张柏芝代言的摩托车广告深入人心。在中国，因为控管严格，摩托车文化并不似美国发达；加之经济后发，在电动车与共享单车风潮之前，摩托车作为大多数民众的交通工具，因此性别也没有同摩托车之间产生有较强的联系。但说到摩托车背后隐喻的危险、惊险、刺激、冒险，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会因性别刻板印象而联想到男性。而各式社会规范也使女性对摩托车望而却步。Google Maps 的这个 广告 讲述了数千位女性在女子骑手世界接力（WRWR）中骑行摩托车跨越多个国家 10 万公里，并在这个过程中自我赋权历程。
其实身体的自由应该与性别无关，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风驰天下，大运摩托」，张柏芝代言的摩托车广告深入人心。在中国，因为控管严格，摩托车文化并不似美国发达；加之经济后发，在电动车与共享单车风潮之前，摩托车作为大多数民众的交通工具，因此性别也没有同摩托车之间产生有较强的联系。但说到摩托车背后隐喻的危险、惊险、刺激、冒险，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会因性别刻板印象而联想到男性。而各式社会规范也使女性对摩托车望而却步。Google Maps 的这个 广告 讲述了数千位女性在女子骑手世界接力（WRWR）中骑行摩托车跨越多个国家 10 万公里，并在这个过程中自我赋权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