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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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héritage n'est précédé d'aucun testament.

这里是我的社会学笔记📒和随想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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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位不同学科、宗教、政治立场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写作了《魅惑—除魅—返魅: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后数字化关系》一文(Reader, J., Jandrić, P., Peters, M.A. et al. 2020)。四个部分大致分为哲学、神学、包括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其他视角、数字化的角度。Entzauberung,除魅和魅惑的二元论来自韦伯,除魅使宗教世界幻灭,作为其遗产的现代科学令人类与神的关系从仰视转变为合一;返魅则通过现代技术迅速发展,正如鲜少有人大概了解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设备是如何工作与被制造。
Media is too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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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线的新一期菇武门 Podcast,由于间接或直接接触过疑似感染者,加之近期香港抗疫严峻,何韵诗和黄咏诗两人首次视讯通话录制了这期「意识流」节目。开头谈及疫情再度袭来,黄就从其编剧工作经历出发举例,劝诫传染病并不会像戏剧、电影一般有个可期的结局。而在末尾的回应观众,对于「社会运动疲劳」,她也从这一角度开导,「现实不是一套剧本」;也建议通过了解宏大长远历史事件来认识和接受不可控,让我想到自己面对失控时,时常将自己的生命长度放入地质年代中寻找疗愈。

以戏剧作比或许很快联想到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其中生命与舞台难分的关系也是源于莎翁的《皆大欢喜》,而高夫曼也在末尾强调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联性,戏剧的虚构来源真实生活。当然,高夫曼的理论面向于日常互动,黄咏诗谈论的生命历程与之相距甚远,不过我依然觉得「现实其实还是一套剧本」,人们总是在不满无聊的确定结局而寻找新鲜,与对不安于不确定而再建常轨之间徘徊。
音乐—声音融于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百年期刊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本月数字主题是音乐与声音(Music and Sound),回顾数据库中往期刊载的相关主题论文,从一百年前 M. E. Robinson 的《音乐作为一种规训》(Robinson 1909),到 Tia DeNora 的《社会现实的音乐创作?音乐、行动与反思》(DeNora 1995),再到 Lambros Fatsis 的《警治节拍:英国的 drill 和 grime 音乐的犯罪化》(Fatsis 2019)等。同时也邀请了许多社会学家分享了他们的歌单:

1. Jack Halberstam - 世界末日,愤怒,毁灭,伤害。困惑。
2. Akwugo Emejulu - 街谈巷议,美国,民权运动,怀旧。
3. Meg-John Barker & Justin Hancock - 荒岛唱片,亲密关系,生物心理学,性爱。(podcast
4. Phil Scraton,古典音乐,宗教。
5. Raewyn Connell - 工作音乐,教堂,巴赫,管风琴。
这篇前两年发布的清华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共同研究(开放获取即将过期),整理 1949 年以来没有进入历史话语中的同性恋记忆,在 2012 至 2013 年通过雪球抽样四座城市的年长男同性恋者,并进行了口述史研究,从鲍曼的理论出发,质疑了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1985 年期间是中国男同性恋者的黄金时期的观点——流氓罪的重现反而催生了最黑暗的时期(Worth et al 2019)。

流氓罪(1979年正式定义至1997年正式废除)和如今的寻衅滋事罪,模糊地界定何为反社会行为,以劳动教养的强制行政处罚,形塑国家认可的道德观念。这种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做法,其开放性与广泛性实质则是延续清朝的法律概念(前段时间台湾废除的通奸罪亦是)。

在b站火起来的罗翔,他的影片中以排除的方法讲解刑法题中如何定罪时,最后会有许多「总有一款罪适合你」的弹幕。人们简单满足于对脱序行为的行动者的惩处,却忘记了罗翔反复强调的「刑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的警示。

这种对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对渴望与焦虑,催生了对学生运动对镇压,催生了不断创造新罪名施加于性少数者,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驱逐「他者」的现实。
最近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刊出 2020 年第 46 卷 。其中一篇 UNC-CH 社会学系的研究梳理了当下新的媒介环境与社会运动间的相互塑造的过往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展望(Caren 2020)。

在当代新媒介以外,传统媒体也在适应新技术,因而当代媒体环境是混合的、动态的;同时社会运动形式也更多样。研究观察了近十年来社交媒体广泛参与的四场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BLM 和极右运动(2010 年茶党、2016 年特朗普当选至今),得出三种主要方式:弱关系动员线上线下行动、维持线上社区与集体身份以集体动员、对抗主流叙事。

而这些研究的数据来源,也就是观察的社交平台却存在一些问题。美国使用 Twitter 的用户远少于 YouTube 和 Facebook,也存在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却是研究最为集中的平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平台 API 开放程度,毕竟一般学术研究者也无法访问后门(想到前几日 Facebook、Google、Amazon、Apple 听证会引发的科技巨头垄断讨论,有建议迫使增加开放程度而非传统拆分手段)。

文中也提及了微信,不过中国学界社交平台相关研究也是集中于较易获取数据的微博,几乎没有基于严格封闭平台的研究。而近两年在威权政体下的社会运动,其组织扩散更为依赖社交网络,但并不是公开平台,更趋于私密或半公开,Telegram 即为一例。这也给相关面向但量化研究带来挑战,或许小规模的访谈是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法。
在几个朋友相继表示被深深感动之后,时隔多年再度去影院里观看了《星际穿越》。经历的累积使我放下了此前对其中物理现象光影表现以及英雄叙事的成见,而对人类个体间的情感连结与悲欢离合几度落泪。

起着预言作用的墨菲定律,被改编成美好版本的谚语,从「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都会出错」变成「墨菲定律并不意味着坏事会发生」。虽然结局似乎与之呼应,不过在片中并没有成为拯救人类的关键理论。

这也让我想到前两天读到的 Bloomberg 的软件工程师 Neil Kakkar 写了两个月的长文——Bayes Theorem: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 Thinking,用可视化和假设案例的方式解释了贝叶斯定理(此前推介过基本贝叶斯统计的教科书),运用这一定理帮助批判思考。错误或许无法根除,贝叶斯定理不是万能的,不过或许数学思维、后设认知、批判思考可以减少错误和偏见。
半个世纪前,六十年代的美国密西西比州,展开了一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投票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志愿运动。期间,警察、三 K 党、政府对志愿者施加严重暴力,殴打、逮捕、谋杀。运动终以失败告终,但那个夏天深刻影响参与者和之后的民权运动。

三十年前,当时执教亚利桑那社会学系的 Doug McAdam 写下同名著作,访谈数百位志愿者,也分析了新左派与其关联,随后获赖特·米尔斯奖。亦有其他许多学者以此为题著述。

今年 5 月 18 日,林夕为讲述韩国六月民主运动和光州事件的电影《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的片尾曲填上广东话歌词,即《自由之夏》,黄耀明演唱。

今天的 8·10 大搜捕,香港《苹果日报》被搜查数小时,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以及香港电台等香港媒体被警察拒绝采访,黎智英及周庭被捕。从传媒偏见和可信度来看,《苹果日报》质量不高,不作为我获取香港资讯的主要渠道。可在如今新闻自由被不断压缩的困境下,曾经高质的百年老报《南华早报》也不得不顺从。警治压迫传媒,新闻避让威权之下,泛民主、反建制或是反对派,不应成为被消灭的原因。

无法购买一份报纸支持,就此处分享一下去年香港苹果日报出版的《2019 自由之夏》吧。( /

(11 日诸中文报章头条
今晚八点到十点,端举行了一场媒体人圆桌《我们还能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连结吗?》,端传媒执行总编吴婧主持,嘉宾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陈婉莹、现于港中文执教的方可成、《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白亮(Chris Buckley),以及《报导者》副总编刘致昕,讨论在 Cisco Webex 进行,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稿发布。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撕裂已成常态的时代,更需要坚持。就像储白亮在最后的自嘲:「即使没有签证也不要放弃」,也如刘致昕的感慨,「每采访一次,就对自由多一分珍视……新疆的受访者都敢于接受采访,作为记者的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圆桌结束后,填写调查问卷即送一本《边城·夹缝·异乡人》电子书(年初本频道发布过自己排印的版本)。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bug」——端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赠书的 MailChimp,即能够下载到过往的电子书,也可以订阅这个测试通讯的邮件RSS。但还是希望有余力者可以付费订阅支持。

这次圆桌也令我想到之前提及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一篇媒介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今年的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也恰有一篇欧洲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效应、假新闻、审查制度、回声室效应的文章。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效应,那后者则关注的是威权政体利用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监视、宣传、操纵民意等造成的负面效应(Zhuravskaya 2020)。

正如年初的 RISJ 的调查研究结果,英国大部分民众依然喜爱并将 BBC 这一传统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而传统媒体在通过提供政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方式左右政治结果方面有重要作用。新兴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新闻制造过程上承自传统媒体,另一方面免费的低门槛和算法造成的高依赖更容易写成回声室,或者说同温层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这也是圆桌讨论中许多嘉宾都提及的一点——勿使自己的资讯渠道单一化,也不要懒于多查证新闻。

而用以连结各个节点的「线」,即作为工具的网络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平台等,也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以及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很大影响,但仍未有明确解释机制,值得深入持续观察。

全球性,在信息和经济互通的今天被假定为现实,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被一纸签证撕碎,而网络互通实质十分脆弱。在对连结设想和努力之余,也不得不预备断连之后的常态。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法学系教授 刘思达GSweibo)接受微信公众号云里阅天下的访谈 backup)、backup)。其中谈到他自身的学术之路,田野调查的技术,社科中的量化问题等。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访谈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受访人学会装聪明play smart)和装傻play dumb)。」比如此前一条八九六四的 田野笔记,如何令对方卸下心防,对陌生人信任是访谈最关键的部分,此后才是装傻或装懂的临时表演。

「我认为量化本身不是问题,但三脚猫的量化就是问题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有些人做的那种统计分析真的是不堪入目,说得好听是玷污数学,说得不好听就是强奸数学。」 也如他在前文中提到的,中国政治研究的统计数据质量太差,因而质性研究独树一帜。此前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人对「6亿人口」问题做数据分析,但如果做成完整研究只可能是高屋建瓴了。很多量化研究都从一开始就盘算如何获得数据来证明结论,而非 seeing, observing, thinking。

「研究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这是自然,不过之所以现在在很多社科学科中存在方法之争,也是因为学术制度从一开始就给学生烙下了固定方法,比如最近哈佛政府学院也上了政治计量学课程(GOV2001,Gary King 也把课程发在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上)。

最后也谈到翻译的问题,ecology 通译为生态,费孝通译为区位,刘试译为江湖;free rider 通译为搭便车,赵鼎新借用了中文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其实许多基础术语都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比如 context 可以说背景,却偏要拽文讲语境;literature review 中国大陆多译成文献综述,倒不如台湾的文献回顾,因为许多时候并不做系统性的回顾。
Thomas Piketty 的著作 Capital et Idéologie 《资本与意识形态》,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收到审查删节的要求,但 Piketty 拒绝删除其中对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贫富落差批评的部分。

So great was the communist disaster that it overshadowed even the damage done by the ideologies of slavery, colonialism, and racialism and obscured the strong ties between those ideologies and the ideologies of ownership and hypercapitalism – no mean feat.

在 2016 和 2020 年,习近平两次提及 Piketty 前作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资本论》一书,或用作批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不平等,或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地位。但就如此前提及的习的讲稿中对经典的断章取义,这种做法已是常态。

中信出版社在六月和八月发出从法文版和英文版中删节翻译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在回复《南华早报》时表示版权谈判仍在进行中。或许最终此书也会像斯诺登的《永久记录》一样,由「普通中文读者和翻译员」帮助翻译并共享。这种方式也许是未来各类著作不被删节地进入简体中文世界的出路。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交友的难度确实在不断上升。现代社会中,国家、组织机构、市场的不断扩大,替代了朋友、社区,以至于初级群体衰落,个体暴露于风险社会之下(Mollenhorst et al 2014)。Psyche 这篇 《成年人交友教程》基于多篇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证据支撑,给了几点建议。

首先依然是给予自己自信的心理暗示,就如 Amy Cuddy 具有争议的理论一样,不过这无关自我身体的生理于心理的相关性,而是基于互动研究的证据。接着是主动开展社交活动,克服尴尬,利用「单纯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混个脸熟。展开接触之后,则可以用一些诸如自我暴露技巧,互相分享资讯,形成互助关系。文末也给出了一大堆成年人交友相关 podcast 和文章书籍。

不过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不善交友的其他问题面,比如人们疏于维持友谊的深层原因,不同个体对二人关系角色认知差异,获取社会资本目的的跨阶层社交难度,职业与休闲等复杂影响。再者换个角度,何必要交友?开篇提及的交友同快乐与沮丧情绪的关联的研究,其实样本仅限于大学生(Diener & Seligman 2002)。或许需要的是一篇《如何开心地做一个没有朋友的成年人》的教程。
反波 Antiwave 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的一批 podcast 之一,从 2005 年开播至 2009 年以后不再更新,期间谈论了各种社会问题。最近起死回生,重开了 .xyz 域名的新网站,因而各泛用型 podcast 平台还可以收听往期节目。今天「更新」了 2007 年 8 月 5 日的一期节目——人民大会谈16 – 是是非非「我世代」。不过要想看当年留言激烈的讨论,还是得去互联网存档考古了。

Me Generation(我世代)是诞生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文化概念,民权运动、经济危机、越南战争,使年轻世代打破家庭、社区联系,拒绝自我奉献、忠于制度与宗教等价值观。其后也衍生出 Me Me Me Generation(我我我世代)。而这类一术语在任何时代、地区都是一种类似「垮掉的一代」的表述,每一代都是我我我世代

如此喜欢用这个标题的《时代周刊》在 2005 年先套用在了日本头上,封面是「日本的未来」(Japan's Future),封面故事之一则有《日本的我世代》(Japan's Me Generation,有趣的是,该篇联同另一篇封面故事 When No Choice is a Good One 链接失效,其他文章可正常访问,目前只可访问存档)。随后 2007 年刊出封面故事为《中国的我世代》的一期,引发争议。

如果说「我世代」是假报道、真问题的话,此篇报道的问题更多聚焦于新闻伦理。与学术的质性研究不同,新闻报道往往有既定需要陈述的观点主题,采访对象只是为了收集支撑材料,并非扎根研究。同时面对受访者,并不会明确告知研究目的、征求同意和妥善保护。自认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新闻报道而具有道德使命,也造成较少考虑对象的风险、隐私和保密。

最后连岳提及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或许是 2006 年三峡工程落成时的一系列议题。除了采访面更广泛,《纽约时报》相比《时代周刊》 还有一个优点,即完备的数字化和档案化,可以检索 1851 年以来的所有内容。而《时代周刊》 虽然也可检索 1925 年至 2014 年的内容,但功能不完善,难以获得期望结果,须借助外部搜索。
曾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读博士的黄书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都市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更为人熟悉的马甲是 @豬小草(TwitterBlogger),在台大社科学院亚洲社会比较中心的成员页面中的众人照片中也是唯一一位用社交头像的。

黄也参与 Podcast《星箭廣播》最近一期的录制,谈论了大学教师运用数字技术的问题。在节目中提及的关于 🍺 啤酒的生产与社会设计的课程,以及他的其他课程的教学大纲等,也可以在他的部落格或 Academia 上找到。助力教学的工具提及了 Dropbox、Trello、Miro 和 Notion,不过我倒是更喜欢 Google Drive 套件(Docs、Sheets、Slides、Drawings、Forms)这种非 All-In-One 模式,进度管理也可以用 GitHub。
曾于 Vox 任职的 Johnny Harris,在 Border 系列第五季因疫症在美蔓延而取消后,同 New York Times 合作,刚刚推出了影片 How America Bungled the Plague,从一张美国与欧洲感染个案对比图表,和一本小布什时代开始编纂的瘟疫应对手册入手,与 Nick Kristof 展开对谈。

不过影片的重点讨论的是美国行政机构的无能,更确切地说是 Trump 的问题。而对病毒扩散早期美国民众普遍匮乏的基本公共卫生常识、基督教的广泛影响力及其近年衰落趋势引发的保守主义浪潮、美国外交策略从慷慨外交的转变与缺乏国际合作等深层因素则未有提及。
此前推介的在豆瓣发布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书单的张跃然,也有开设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十三月评论

通过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分享学术视角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今后加上 #频道推介 的标签。此前推介过的 Telegram 频道还有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赵蒙旸的万有引力之虫,骆斯航的衔枚疾进
Wikipedia 上各种语言对 LGBT 家庭教育的概述中,都提及了同性家庭对子女的养育不差于异性家庭,也有研究支持可能更好。近年来许多学科也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与许多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及其带来的政策辩论有很大关联。最近发在 ASR 的一篇研究,基于荷兰的行政人口的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进行分析,说明同性双亲抚养子女的学业成绩表现较佳(Mazrekaj, De Witte & Cabus, 2020)。既是老生常谈的议题,这篇研究的特点不在结果,在于方法和数据。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前日晚上,Matters 举办的自由读书会周保松读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虽然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却还是不如讲广东话自然,哲思讨论也因为语言和不稳定网络稍显艰难,最终讨论了五个多钟头,直至子夜。

周也简要提及三本重要的对 Rawls 的批判的著述。一本是 Robert Nozick 的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并非 Rawls 的自由主义,而是以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为出发。不过 Nozick 也认同了 Rawls 的这部 A Theory of Justice 提出的理论设想成为政治哲学绕不开的议题。

一本是 Michael Sandel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Sandel 最出名的或许是他讲正义的公开课程,但他在学术场名气的基础其实是对 Rawls 批判的这部书。Sandel 的理论源头来自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对 Rawls 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与对公民理性的期待不同,是一种强调国家政治团体的以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最后一本是 G. A. Cohen 的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Cohen 与 Rawls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也是周在导读中着重提到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 (1971: 302),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简单说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另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这也涉及到运气与公正的问题,但在共读中未有提及。

除了这三本,也提及在价值与观念与 Rawls 不同,仿佛隔空喊话的的一本施特劳斯的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以及中译本甘阳作序的如何阅读《自然权利与历史》一文。

最后周读了一段 Rawls 书中感性的一段,结合自身经历与过往香港社会脉络变迁感触颇多。

Once we love we are vulnerabl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ving while being ready to consider whether to love, just like that. And 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
(1971: 573)

周也反复提及,自己陷入了「为何要自由」的迷惘,仿佛这一段话可以令他暂时纾解。但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中形上学思考的缺位造成的,何种历史与社会条件,令我们感受到自由、公正、平等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应然」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又何以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