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ters Institute 前两天发布了一篇报告，通过 YouGov 的线上问卷，对来自🇦🇷🇩🇪🇰🇷🇪🇸🇬🇧🇺🇸六个国家的共八千余人，调查了其在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流行早期（3 月 31 日至 4 月 7 日）获取新闻资讯、评价来源可信度、遭遇错误资讯、对病毒的认知反应，即「信息流行病」（infodemic）。

数据分析可见，新闻依然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获取新型冠状病毒资讯的来源，对新闻机构的信任程度也较高。但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往往不太相信新闻报道和新闻机构。特别是在🇺🇸，不同政治立场和信仰的人对新闻和政府的信任存在明显差异。统计截止至 4 月 7 日，政治立场偏共和党的人群对专家和科研人员的信任已经很低，而在这之后特朗普持续抨击国内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一人群对专业知识来源的信任度或持续下降。🇺🇸🇰🇷🇪🇸许多受访者也认为个别政治人物制造了大量自上而下的错误咨询，🇪🇸🇦🇷的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上的错误与误导资讯比例较高。

新闻机构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在🇨🇳，许多人在疫情爆发初期也通过财新之类的「半独立媒体」获得了许多重要资讯。

对上一条中提及的美国存在党派分歧，不仅存在于对资讯来源的偏好、信任和认知层面，已经产生实际的应对流行病风险的行动上的差异。来自微软研究实验室、纽约大学、斯坦福和哈佛的几位经济学家通过 SafeGraph 提供的智能手机 GPS 定位数据，分析社交疏离行动、政党分歧的地理差异之间的关系，得出政治信仰的党派差异与应对疫情之间存在关联显著（Allcott 2020）。

皮尤研究中心前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期间🇺🇸美国人对🇨🇳中国态度调查报告（Pew 2020），去年底发布的一次🌍全球态度调查已经显示全球多国对中持负面态度。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摩擦及与此相关的言论影响，加之疫病当下两国口水战愈演愈烈，美国人对中国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评价跌至历史最低。其调查数据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 对中态度依然存在党派分歧，但长期以来相对持正面观感的民主党也发生变化。

- 以往三十岁以下年轻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近期倾向负面。

- 中国早期处理疫情相较美国更有成效，但起到并未改变对中负面态度作用。

- 九成美国人视中国实力增长为威胁，其中六成视作主要威胁。

- 去年香港逃犯条例事件带来中港关系紧张，但美国人鲜少关心。虽然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有所增长，但并非主要担忧，生态环境与网络攻击才是最关心的议题。

- 虽然近期美国金融市场急剧动荡，反而美国人视本国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看法显著增强。不同年龄、经济阶层、政治立场的人存在对中美国际地位的认知矛盾。

还有一点挺有趣，昨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到了这一数据，耿爽以无意义套话回应。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研究人员两年前讨论了 Twitter 和微博上是否存在中国利用自动化、算法操纵政治信息的问题，得出自动化的信息操纵并非中国政府宣传策略（Bolsover et al 2018）。原因或有几点——首先已经存在传统国家控制的新闻传媒，而这些机构还不具备相应技术；其次可以直接调用真实人员进行宣传，还可以避免僵尸账户已被平台和用户识别的缺点（故并非不存在利用社交平台进行信息操纵，仅难以证实利用自动化技术）。相对地，反华资讯却经常用自动化的方式推广，或许对于刚刚翻墙、希望不受约束、少一点偏见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地反感这种标榜自身民主的自动化转发行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济冬，三年前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师的时候，和斯坦福政治系助理教授徐轶青（当时在 UCSD）共同研究了中国威权政府在特定环境下允许公民公开发表意见的现象（Chen et al 2017）。当时他们针对的是 2014 年香港爆发的雨伞运动，中国政府在压制一段时间后几乎完全开放了公民在网络上自由讨论。简而言之，中国政府在感受到民众产生明显分歧时，策略上偏向于开放交流，疏导情绪；掌握政策民意，作出调整；同时快速掌握资讯舆情，预防集体行动。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可以感受到中国采取这一机制更加成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网络讨论也采动态限缩。

前两个月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伴随着 bilibili 上「法外狂徒张三」迷因兴起而广为人知。许多人沉迷其法考教学片段，不仅是因为案例奇妙脱序，背后也暗含对法治建设的认同。威权治理下，个人权利下降至基本的财产、生命健康的保障，中国通过法律意识的提升与法治系统的完善，增强了政权合法性（Whiting 2017）。题外话，印象中似乎罗也吐槽了宪法，而台大开放式课程里有三门宪法相关课程，在我看来虽少了点俏皮话，却更值得一看。其中汤德宗、许宗力两位做过大法官，也参与了 2017 年同性婚姻释宪案。

综合来看，中国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威权国家。以简单化的认识论看待它，或者单一的方法应对都已过时，亦须同其共「进步」。

无意间看到台湾司法院的相声说廉政系列视频，突然发现台湾的相声说的是北京口音，有些好奇。其实之前也看过相声瓦舍的作品，但当时未没有特别在意。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作为推行国语的工具。相声诞生于清末，类似的语言形式表演在各国都有，普遍特点是最初起源民间，后来登上大雅之堂的，大都经历过语言标准化和内容格调化。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相声经吴兆南、魏龙豪落地台湾。彼时两岸隔绝，但相声却都殊途同归地进行了国语化 / 普通话化和减少北京土语、剔除低俗内容的过程。当然后来台湾也出现了闽南话、客家话等语言的相声。

第二个可能则与外省族群身份认同有关（何萬順 2009）。「外省人」一般指民国 38 年后从大陆迁至台湾的各省人士，一开始并无政治意涵和褒贬之别，后来经过二二八事件、省籍冲突、国民党戒严威权统治等，与成为代表国民党的符号（胡家欣 2014）。这也是上面的 YouTube 搜索结果中也有嘉义荣民服务处的相声的原因。考虑外省族群这一市场，老先生传承的语言特点，加上大众对原汁原味相声的固有印象，台湾许多相声依然是以北京腔呈现。

虽然有不少针对笑、幽默的研究，也有以相声为对象的，但具体对其口音差异与历史脉络的语言社会学研究似乎还是空白。

出自 Tytler 的 Universal History （左）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右）。

受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影响，202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宣布取消举办。

鼓掌，一种表示赞许、享受、鼓励等正面情感的集体行为（Heritage & Greatbatch 1986），最近在世界多国成为向前线医务人员表达谢意与欢迎的形式，牛津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在端传媒端组织的对谈中聊到这点。而我近来观看的数场线上演唱会，YouTube 直播中的回复里也有许多人发送 👏 的 emoji。简单查阅一些材料，鼓掌（clapping）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普遍性，但作为喝彩的鼓掌（applause）则一般认为起源于西方，圣经中有所记载（Psalm 47），古罗马时期将这种喝彩仪式系统化。发展至今规范更加多样，有的国家的国会殿堂中可以鼓掌，有的则禁止。而苏联承继俄罗斯传统，领袖发言必须以持续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回应，这一「共产仪式」也随之落地中国（古代的拍手同今日鼓掌并无延续关系），每年两会都可观赏这道奇异的风景。

不论是一般人还是学术研究者，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受到当下热点事件的影响，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ogni storia è storia contemporanea」，作为精神生活的历史难以摆脱当代性的影响。自 2014 年的雨伞运动，到去年的反修例运动，自回归后的多年沉寂，达到民主诉求的高峰，也随之激起对香港社会争取民主这一历史过程的关注。多数人一般认为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后才有政党，鲜少有人自二战后论起。刚刚听港台的一档播客请来曾奕文谈他去年出版的《香港最早期政党及民主斗士：革新会及公民协会》一书，其中谈到早在 1946 年，港英总督杨慕琦首提政改咨询。为推动这一改革，其后 1949 年便有一批外籍和本土人士创立革新会，1954 年另有一批人创立公民协会。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关乎住宅、教育、医疗等社会权益的抗争都是由这两党发起，当时社会公众参与热情相比当下的政治冷感令人难以想象……

在发表一番关于自己未体验过的历史的言论时，应该带着精神活动现代性的历史哲学的反思，尽量避免看似根据的随意发想。审视学术研究时，对其中看似合理的表述，也应注意是否基于可靠的档案爬梳。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简述了其由来，其实许多标榜「国际」的节日并非全球共同庆祝，「国际劳动节」也不例外。在 Google Trends 中对比「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May Day」）和「Labor's Day」过去十余年中的搜索趋势，可以清晰发现二者存在时间差，在下方的地区对比中可见美国、加拿大更倾向于后者，美国劳动节也就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第一国际在1866 年日内瓦大会通过八小时工作制决议，同年 8 月美国全国工会也通过决议，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立法。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面临经济大萧条，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开始蔓延。行业组织工会联合会在 1884 年宣布 1886 年 5 月 1 日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最后通牒，各地工会以此展开大罢工的准备，最终当日至少有 30 万人参与游行示威。但 5 月 4 日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位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了一枚炸弹，警方随后开枪扫射工人，最造成著名的干草广场事件。随后警方以此为由大肆逮捕工会领导人，并对其中四人处以绞刑。

随后第二国际在 1889 年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宣布 5 月 1 日为国际劳动节，不过其成为世界范围内多国庆祝工人的节日受苏联推动因素很大。而这一起源于美国的节日，却定于九月，则是因为当时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偏向保守，为避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特意选择将劳动节定于九月。二战后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下，更将 5 月 1 日定为「忠诚日」。

干草广场事件后被绞死的其中一位 August Spies 留下著名一句——

The day will come when our silence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voices you strangle today.

世界新闻自由日快乐📰

今年的主题是「无畏无私的新闻」，强调记者安全、抵抗政治和商业干扰已经性别平等，4 号晚也将在 YouTube 直播一场关于新闻自由和处理 COVID-19 虚假信息的对话。顺便推荐几篇新闻与审查相关的论文 （Chang et al 1994; Jaros & Pan 2018; King et al 2017; Roberts 2020）。

斯诺登也接受了无国界的采访，谈了这十年来处于危机中新闻报道。观察政府机构，中国、南非、英国、俄罗斯、美国……不论体制威权或民主，都存在形式各异的对新闻报道的负面影响。诚如所言，新闻行业存在各种问题，但改善这些问题才正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因噎废食、以偏概全地否定整个新闻行业，对片面强调社会秩序或是极端强调个人自由的人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冲击。对于技术手段的进步，打破传统新闻对「吹哨人」的独占地位，斯诺登还是认为新闻自由体现于美国宪法和长期实践中的第四权还是有其必要性。似乎新闻记者或是组织「必须」处在劣势地位，成为强有力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狗咬狗之外的一头虚弱的狮子。技术手段同时也扩大了本就对滥用权力习以为常的公权力部门的胃口，行政与司法同私营企业之间相互授受，或许已经形成了一种「监控的异化」。

Stay free.

Battle Symposium: U.S.-China Relations in a Turbulent Time: Can Rivals Cooperate? 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中心的中美关系线上研讨会。第一位参与讨论的是曾做过记者、服过兵役、现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 Matthew Pottinger，他用中文做了题为《反思中国五四运动：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的演讲。或许在昨天，「拒绝后浪」¹ ² ³ ⁴ ⁵ ⁶ ⁷ 也是五四遗产的一种微弱体现。

每年的今天，或者 3 月 14 日，都可借此机会，借马克思之口说点什么，或者不说什么。他的文笔很具有文学性，也带来了煽动性，才更应谨慎引用。而且我自觉对他还不够了解，所以选择后者，只能讲这段废话。

Origins of the police，David Whitehouse 在 2014 年的一篇长文（2016 年增改），论述了十九世纪中期的英美在资本主义兴起之下，为因应城市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现代警察制度随之诞生。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之后懷火做了节选翻译，可作为参考（上、下）。

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EHS）同欧洲档案门户网站（Archives Portal Europe）合作，通过 Google Docs 共同收集流行病历史资料，包括学术论文、著作、期刊等。EHS 亦有三篇文章对长远视角下流行病、疾病、公共卫生的经济史研究值得一看（A、B、C）。

「In the thicket of data, statistics, and exponential graphs, in the reports of old people dying abandoned in their flats or in care homes, I seek an individual.」

「We form but one layer of existence, on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a place. 」

节选自 n+1 的文章 Where Is Patricia Si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