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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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 parle tant de mémoire que parce qu'il n'y en a plus.

my sociological commonpl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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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G 看到 NHK 的广告,传记电影ストレンジャー~上海の芥川龍之介~(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上下两集是去年底放送的。1921 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报社记者走访中国,造访革命前夜的 芥川龙之介,让我想到千余年前入唐求法巡礼,遭遇会昌毁佛的 圆仁,他们都用文字记录了动荡的中国。YouTube 上有一节东洋大学日本文学教授山崎甲一讲《罗生门》 的特别讲座。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法不去思考政治。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昨日发表关于新冠肺炎的 电视讲话文字稿),其中提及上世纪 40 年代二战期间的歌曲,回顾 1940 年同其妹玛格丽特公主首次 广播文字稿)。可以明显听出,伊丽莎白二世的口音产生变化,或于 80 年代开始转变,受南英格兰口音影响(Harrington et al., 2000; Wardhaugh, 2015)。
Media is too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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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开放课程,朱晓海教授的 古籍导读。这是其中 第一讲 五个小时课程中的粗口片段合集,一边看一边剪出来,太好玩了。
《美联社格式指南》的 Twitter 晚上发了一条 推文,提起「over」和「more than」的用法辩论。虽然这本格式指南面向记者,但自 1953 年公开出版以来,其对语法、标点等格式的规范也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

在英语用法中,曾一度普遍认为在表述数额「超过」或「少于」时,「more than / less than」要比「over / under」更为妥帖。而《美联社格式指南》的两位编辑在 2014 年的美国编辑学会(ACES)年会上 宣布 修改此前对这一用法的规范,即不再强调何者更为适当,改为两者都可接受,随即引发 热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新华社突然宣布,以后的通告无需再循《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 了,或者人民日报不再用「毛式中文」写评论了,大家都会十分在意(新华社十余年来禁用「亲自」报道领导人活动,不过最近反倒是滥用起来)。

就像推文中也提到的,「over」在新闻标题中更节约字数,其实这么多年以来许多报章标题也如此做,因此作出此修改也是基于语言的动态变化。去年底的 Grammar Girl 播客的 一期节目 也谈了这个议题。

这也让我想到了 The Devil's Dictionary 中的对词典编纂者的戏谑(见图)。重视语法可以提高沟通效率,但也应小心变成「语法沙威」。
欧洲许多国家有着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居住习惯,波恩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尝试分析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这种代际关系与病死率之间的关联,并通过数据比对宣称这一假设具有合理性,呼吁在社交疏离中关注老龄人口(Bayer & Kuhn, 2020)。虽然结果仅表示了代际互动同病死率之间的相关性,不过也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暗示,对此意大利的多位研究者也对此作出 回应,质疑这一跨国比较研究背后方法的缺陷。但回到实际人际互动,撇开数字游戏和文化偏见,抵抗力薄弱者同易感染者但密切接触确实会增加潜在传播风险。
2019 公益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 "Miners, the Horsekeeper and Pneumoconiosis", a documentary by Jiang Nengjie

蒋能杰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拍摄近十年,但因审查制度与市场生态等原因,独立纪录片难以生存。蒋通过在 豆瓣 留下微信,一个个私信发给想看的观众。百度网盘微博曾在月初发出这部「遭遇某种困境」的纪录片的链接,现该条微博已消失。主流媒体中,除了 澎湃新闻 无一论及。而澎湃新闻属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的上海报业集团,2014 年成立,通过报道腐败事件获得较大影响力。去年初因报道袁木死讯被冻结一个月,此后对时政社会新闻报道趋于「收敛」,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报道中也有部分报道或被审查或自主删除。

我想,看到这篇文字的读者或许没有从事类似高危职业,也非处于贫穷阶层,因为你能访问「网络」,甚至是「互联网」。掌握拍摄纪录片技能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特权」的人。而「失明」、「失聪」、「失语」的,才是这个国家里最多的人。
日本设计公司 Balloon 的一档音频节目 讨论 了中国一家研究文字、设计和社会的组织 The Type 出版的《中文文字设计研究选集》,在 Twitter 上看到 Ballon 的 CEO 兼设计师志水良同 The Type 互动,也发现这个节目宣称「デザインと社会学」,从设计与社会学的视角讨论话题,于是听了一下。另一位主持人土肥纱绫有体育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教育背景。节目里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三本小册子,不过主要聊了其中《上海活字:管窥现代中文字体设计史》一本。而志水良是用 Google Translate 实时翻译辅助阅读的,所以并未能展开太多,也没有太多社会学的探讨。

不过我看到这个频道刚刚发布的一期 新节目 反而更有趣,讨论了前几日,各家电视台对安倍晋三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的直播画面的版面设计,并做了 对比。比如 NHK 的信息量太密集,二维码左下和右上各有一个,观众难以集中注意;TBS 虽然和 NHK 一样也是蓝色调,但以红字突出要点;朝日增加了补充信息,但强调色过多易令人目眩;东京电视台最为简洁明了,但小窗口的池上彰有点「抢风头」;富士在同一画面中有两处速报;读卖的各元素外框与背景有待改善。除了 Balloon 的设计分析,也有关于 观众收视电视台放送与经营 等方面的讨论。各国国内与不同国家的电视台的各式差异,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gfwlist 这个仓库创建已逾十一载,列出被中国政府和运营商屏蔽的网站,许多人在绕过防火长城时也依此规则。简单统计了一下十几年的文本行数(解码后)及文件大小的变化。一度出现波动和下降,并非审查力度减弱,反而是对原先仅屏蔽个别页面的网站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规则也不必写那么多了。不过这个列表已有五个月未更新了。
斯坦福大学卫生研究与政策副教授 Kristin Sainani 的一节线上研讨 How to Be a Statistical Detective(如何成为一名统计侦探:用简单方法侦测统计错误),面对医学领域的 再现性危机 介绍了几个避免统计错误的工具。节省时间的话,也可以直接阅读她去年底发的一篇题目相同的 文章,不过研讨中结合了更多案例,并结合每个案例介绍工具。

第一个案例是 2006 年的一篇发在 Nature Medicine 上的 研究,其声称可以识别基因特征,以预测特定癌症药物敏感性,从而为病患匹配最有效的药物。该篇文章最终因一系列问题被撤下。 其中在使用 2003 年 Lancet 上一篇对多西他赛的 研究 相同数据时,犯下指定 0 和 1 时弄反了两种数据这一简单错误。
- 常识
- 简单计算

第二个案例为一项健身运动后的食物摄取补偿机制的 研究,即进行相同的身体活动,作为运动的感知要比娱乐更容易产生享乐心理,摄入更多食物。对实验数据的统计结果中,出现简单的四则运算错误。而为了令 p 值小于 0.5,仅采单尾 p 值,即恶劣的「p 值操纵」(p-hacking)。
- Statcheck,自动抽取文中统计信息、自由度、p 值,检查其一致性。
- GRIM,对小于 100 样本量的数据检测其平均值的合理性。

第三个 案例 并不存在学术不端问题,不过其中相关系数或受强影响点作用,需进一步解释。
- WebPlotDigitizer,抽取图表数据,或自行绘制,以重新分析数据。

最后也对论文作者、评议者、一般读者给建议。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分析数据之前,对数据进行整理与理解,许多失误往往忽略此步。对于论著中的研究设计、统计数据,许多时候以常识也可以分辨错误。不过这一点对于专业「挑刺」的她显得容易,就像伯恩斯坦在年轻人音乐会上的 音乐测验 一样,毫无乐理知识的人甚至分辨不出这些简单的问题。
The Sociologist
法国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的去年的新书 Capital et Idéologie (资本论与意识形态) * 最近出了英文版**,延续他此前一本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于欧美新自由主义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阐述,而且是从更长时段下统计学观测,批评精英阶层对不平等的维持。 数据到底能不能用来准确反应社会变化,即使今天数据的精确和开放远胜以往,也依然 难以 准确记录和避免误读。The Economist 也批评了这一点,并认为 Piketty 为社会主义辩护。The Guardian 则指,…
Thomas Piketty 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 采访,谈了 Capital and Ideology 的研究与写作的心得与想法。此前他的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一书饱受批评的一点在于其西方中心视角,而 Piketty 在其出版后的交流中拓宽视野,拓展论述了不同国家及时期的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

对于各式意识形态,Piketty 认为它们其实很脆弱,对作为政治结构的不平等不断被冠以各种看似合理的叙事。人们对「不平等」的认知充满宗教性,认为当今的不平等是功绩制的、动态的、开放的,而过往则是威权与不公平带来的必然结果。

长时段的视角也有助于理解看似今天坚固的体系并非不可撼动。Piketty 以瑞典为例,人们以为其社会民主社会模式来自维京文化,实际上瑞典曾长期极度不平等,改变 并没有多久

对于为何八十年代后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之下的左翼政党毫无作为,Piketty 也作出解释。二战之后的各种左翼政党多由教育程度低、社会阶层低的成员组成,而当今的各国民主党、工党、社会民主党可以被称为「左翼婆罗门」,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且处于富裕阶层,社会弱势群体也因此不再投票支持(e.g. Jeremy Corbyn)。
刚刚 Apple Inc. 在其官网宣布将发售 iPhone SE。与此前提及美联社 格式变更、英语中一词缀的 地域差异 等一样,语言与社会密不可分。在 iPhone SE 一例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三地都使用中文,而除了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繁简差异,字体、字形、排印也存在细微差别,用词的不同也在历年频频被提及(Mivansaka 在其博客也做了 整理,中港台外也包含日文,不过对我来说除了文本性,其物质性的差异也不可忽视,故对比中保留呈现于网页中的状态)。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作为跨国公司的 Apple,在地广告宣传中可见其文字的差异,口语化如「咱们」、「波鞋」、「沒在怕」,受宗教影响如「願光、影、輪廓,全歸世人」等,本地语言与商业活动之间持续互动变化(Bellak 2014, Tietze et al 2016, Gao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