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Quest 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至2020年4月30日，无需登录国图，可 直接访问 全部ProQuest数据库。

台大开放式 #课程 上线了孙中兴的一门新课， 知识社会学 。同许多直接面向开放课程平台制作的公开课不同，孙的 几门课 都是从他为大学部、硕士研究班和博士研究班开的课程录像。此课即硕士研究班课程，先从Max Scheler和Karl Mannheim两位知识社会学始祖的理论讲起，从这门学科成型前的中西思想史勾勒背景知识，随后介绍Auguste Comte、Karl Marx、Herbert Spencer、Emile Durkheim和Max Weber五位古典社会学家以及Peter L. Berger、Thomas Luckmann、György Lukács和Erving Goffman五位当代社会学家，他们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概念。孙的课程我很喜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讲义非常翔实，是基于他对于原典的阅读心得。

A new strain of resistance? How the coronavirus crisis is changing Hong Kong’s protest movement - SCMP

南华早报这篇报道中引述的几位香港的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新闻传播学者，他们的研究论著也值得一看——中文大学的马嶽（ MA, Ngok ）和李立峯（ LEE, Francis L.F. ），城市大学的郑炜（ CHENG, Edmund Wai ），岭南大学的袁玮熙（ YUEN, Wai Hei Samson ），香港大学的叶兆辉（ YIP, Paul Siu Fai ）。

周雪光接受端传媒的访问节录，社會學家周雪光談肺炎危機（上）：中國官僚如何失去了主見和能動性？。另外按照个人喜好保留端网站浏览样式做了份PDF，好过会员邮件默认生成的。

edX 上了一门社会科学新 #课程，Comparativ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art I: Coditions of Democracy，民主发展的比较研究：民主的条件。从民主的概念讲起，几次民主化浪潮的波动发展，合法性、权威性和绩效性，直到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

此课由斯坦福Larry Diamond主讲。他的著作繁多，但进入中文学界寥寥无几。中国大陆有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译作《政党与民主》， The Spirit of Democracy译作《民主的精神》（台湾作《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台湾倒还译了本去年的新书的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总体来说，Diamond持自由主义和功能论，视角更全面些。

但毕竟是为MOOC制作的课程，为增强科普性折损了不少内容，相较于原课程，阶级结构、民主类型、政党、选举、种族、法治等都未涉及，或许留在第二部分。不过Diamond自己的 教学页面 中也给出了详尽的阅读书目。

在我想找来The Spirit of Democracy原文一读时，发现Libgen等几个打破学术付费墙的网站都未有收录。不过 Internet Archive 倒是有，但只能「借」14天，且只能用Adobe Digital Edition阅览加密文档。许久前也遇到过，于是也不难解决——

1. 注册Internet Archive的帐号并登录，借阅所需的书籍；
2. 选择需要的格式，PDF或EPUB，得到一个.acsm后缀的文件；
3. 下载并安装Adobe Digital Edition，打开.acsm，下载书籍；
4. 选择书籍并打找到文件所在位置（此时的文档处于加密状态，无法正常阅读）；
5. 下载并安装开放源代码的电子书籍管理软件 Calibre，安装 DeDRM 插件，以移除数字版权管理（DRM）；
6. 将书籍拖入Calibre，随即解密，可导出文档。

下篇今晨发出—— 社會學家周雪光談肺炎危機（下）：當務之急不是社會適應政府，而是政府適應社會。

最近红旗漫、女性医护人员剃发宣传等事件再次唤起人们对性别不平等议题的关注。有人认为，反正宣传的意图是好的，那么也就不应「上纲上线」，扩大问题。而事实上，正是「无意识」才最为可怕。

最近一篇发在ACQ（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的 文章，讨论了社会学对女性工作晋升阻碍的一种解释——工作—家庭叙事（work–family narrative）作为一种社会防卫（social defense）的可能性。这项研究以一家中等规模的跨国咨询公司为案例收集数据。而在研究过程中，公司领导层对研究团队提议的干预措施的不满而结束合作，带来了深入进行心理动力学分析的契机。

工作—家庭叙事并不难理解，《82年生的金智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许多公司对女性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缓解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远离职业生涯。虽然这一解释无法覆盖所有社会群体，但至少在这一案例中得到验证。

《黑镜》 S3E5 中的MASS系统让士兵视人为蟑螂一般，但Stripe最后还是选择了重置这个系统。文中引叙的 经典案例 则更加直接——为了让护士不受濒死病患影响产生不安情绪，而用床号、疾病名称或病变器官替代病人名字，包括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防卫系统到底如何达到最初的目地……

我想，人们都是认同平等、公正的理念，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学校、职场、家庭中，很容易陷入无意识下的社会防卫而不自知。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借Per Engzell 所言，「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感到惊讶，那么你就找错了工作。」

Padavic, I., Ely, R. J., & Reid, E. M. (2020).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e Work–family Narrative as a Social Defense against the 24/7 Work Cul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1), 61–111.

Gender in the One Percent

这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家庭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的性别问题。（完整研究去年底发表于 ASR *）这个群体的性别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白人、异性恋、已婚男性。而性别问题远不止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对于这些控制大量财政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精英群体。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的的 Bernie Sanders，他在 2016 年总统竞选中经常引用公众对话中的「1%」以拉拢希望减少不平等政策的支持者。

虽然同处一个家庭中，但并不意味着各家庭成员都能真正平等。对家庭财务贡献更大的成员，更容易在家庭内部获得更大权力，而在家庭为单位对外展示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时也不例外。而已婚家庭中的女性收入占比，1 %的家庭的 17% 远比 99% 的 37% 低得多。而在这 1% 的家庭中，只有 15% 的女性可以独自获得达到这一地位的收入。在 Netflix 的剧集《纸牌屋》中，Frank 的妻子 Claire 一直只能扮演从属角色，虽然每次最终还是能获得 Frank 的支持，但两人在这段虚假的婚姻关系中的地位还是不对等的，这也是最终 Claire 选择结束这段关系的重要原因。

就像任何热点事件都会烟消云散一样，去年底的春蕾计划或许很多人也不记得了。那时我简单 对比 了一下各国的议会中女性比例数据，结果也是出奇的低。有史以来，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获得超过四万张选票的 女性候选人，只有 11 位；初选中获得超过五千票的女性候选人也只有 11 人，其中共和党仅有 3 位。

Susan R. Fisk 和 Jon Overton 发表在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上的一篇 研究 **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难以获得领导地位给出了解释。在担任领导职务时，女性在遇到失误时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代价更高。因此，女性对领导角色的抱负也显著降低，从一开始女性谋求高位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 Fisk, S. R., & Overton, J. (2019). Who Wants to Lead? Anticipat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Reduces Women’s Leadership Ambit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82(3), 319-332.

** Yavorsky, J. E., Keister, L. A., Qian, Y., & Nau, M. (2019). Women in the one percent: Gender dynamics in top income posi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1), 54-81.

2020 年第一期的 Global Dialogue 中，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Donatella della Porta 所撰的 Capitalism, Class, Contention 一文，以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做题图，在近年来欧洲福利国家系统性崩溃，以及世界各地抗议持续不断的背景下，主张重新将阶级、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纳入社会运动的研究中。

刚刚看到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的一篇文章，历史学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想起六年前的一本开放获取的著作——The History Manifesto（《历史学宣言》）*。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Jo Guldi 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David Armitage 在这部宣言中重提 Fernand Braudel 的 longue durée （长时段）概念以及 big picture（大图像）的整体观察，并希望历史学家进入公共领域，重拾被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拿走的研究领域。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在当今应负担起大数据分析等责任，并将大数据的分析同「长时段」两个倡议合并起来。不过这部著作一经发表就惹来许多非议和批判，但这并不阻碍不断反思身边的种种现象与制度。

是的，历史学（家）确实不应再袖手旁观。但在当下，不光是人文学科，即使是社会科学学者也很难成为政策制定者。社会学家 Scott Winship 同时也担任了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在接受美国社会学协会 采访 时，他表示，若想进入智库，量化分析技能十分重要，或者成为一名政策史研究者（对俗民方法论运用得再炉火纯青，在政府中也无用武之地）。历史学对缺失处理数据方法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或许构建历史学的方法论才是当务之急。

* Guldi, J., & Armitage, D. (2014).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Anna Grzymala-Busse 长期研究后共产主义政治。在 Anna 的第一部著作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 中，她研究了 1989 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其中几个共产党的成功转型。她的第二部著作 Rebuilding Leviathan ** 研究了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的国家私有化与腐败。

最近她的一篇发表在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的 OnlineFirst 论文 *** 借由数据集与模型分析了欧洲、非洲、亚洲（包括🇹🇼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其中的威权政党的「退出」及随之而来的「再造」对民主竞争造成的影响。威权政党的转型与政党竞争的综合研究得出，威权政党退出还是再造对政党竞争都有积极影响。

不过在 1945 年至 2015 年，特别是 1989 年浪潮中没有垮台的政权，在未来若是结束威权统治，或许并不能促进政党政治的发展，因为中国连「政党」都没有。

* Grzymala-Busse, A. M. (2002). 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07). Rebuilding Leviathan: Party competition and state exploitation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20). Consequences of Authoritarian Party Exit and Reinvention for Democratic Competi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0010414019897683.

当我打开微博，随便翻翻，就发现了一条对日本众议院会议片段翻译的视频。将议会录像中的非问答部分做消音的标准操作称作「闭麦」，不知是这位博主全然不知，还是为了批评日本政府而不顾真伪，抑或只为制造符合关注者口味的内容。对于权威媒体信任的消解，或许增加了对时效性、互动性更强的自媒体的依赖。但在目前依旧无法正常访问国际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中国民众依旧没有验证消息真实性的意识与能力。

https://twitter.com/desociologue/status/1232307151021821958

Digital Societies: Black Mirror and Societies of Control

一位朋友说，人们不再吹捧《黑镜》，因为其愈加缺乏想象力。而《黑镜》展现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确实有点陈词滥调，但我依旧愿意时不时找出几集回味一番。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以高速公路比喻「控制」不似「规训」，并非直接强迫，反而增加选择，看似自由，实则巧妙操控。以 上一条 的微博营销号为例，中国民众看似在互联网中有着广泛的渠道选择，但实际上多元的信息都经过了结构性审查。让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部关于道路交通规则的历史的 视频，社会连结越来越广，个体的权力也在不断限缩。如果说这些牺牲是我们妥协的，那么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察的控制系统就更值得省思。

左派 还是右派，这一政治立场的词汇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上的保王党人坐在右边，革命党人坐左边。今天若是以左右二元划分政治意识形态，必须放在同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早已产生了对自由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分歧。与其把对方「打成右派」，倒不如用一些更丰富的标签，就像很多人都做过的 PolitiScales 政治测试。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樑楷的这个 讲座 引介他创建的政治立场图表，讲得还蛮全面易懂。

大部分关于代表制（representation）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基于Hanna Pitkin 的著作中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的分类，强调出席（present），而忽视了缺席（absences）。许多研究将缺席简化为负面问题，全盘否定，未有探讨战略性缺席（strategic absences）等对促进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评估。亚利桑那大学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Suzanne Dovi 最近的 文章 从类型学视角指出政治科学的这一空白。

* Dovi, S. (2019). What’s Missing? A Typology of Political Abs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doi:10.1086/706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