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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日常小事来教自己孩子「同意」的概念 source
Forwarded from 微博精选
已经不和父母旅游很多年了，其实从很小开始，就对“和父母一起旅游”这件事充满了恐惧。
就有一次坐飞机出行，那时候很小，坐在飞机上，就很惊讶地问，飞机怎么飞起来的？它会不会砸下去？
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妈直接用手背抽了一下我的嘴。不算是甩耳光，就是觉得晦气，用手背抽了一下。然后就是一顿训斥：怎么就教不会说人话？
之后的整段旅途，基本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因为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晦气不晦气的，根本还没有衍生出对同类如此细腻而玄学的共情功能。这种胆战心惊延伸到之后的每一次家庭旅行中，旅行几乎就等同于挨骂，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踩到一个不了解的父母雷区，没人告诉你那里有雷，踩到就炸。
等经济自由后就没再参加过家庭旅行，找借口推掉，比如有稿子之类的。
坐飞机坐多了就发现这样的家长很常见。因为小孩子，很大概率，在飞机上都会问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它会不会砸下去”。
很晦气啊，听得是冒火啊，但那是小孩子问出来的。问题没有恶意，不是真的兴高采烈等着它砸下去，只是一种小动物对高空未知的本能担忧。
而很多家长，大概率也是一句怒斥或者拍嘴。孩子要么不敢说话，要么放声哭。
但有那么一次，是一个妈妈带女儿坐在我前排。女孩子也问了那个问题。
那个妈妈的回答让我印象很深：飞行技术很成熟了，它会平安到达目的地。你不害怕对不对？勇敢的宝宝就不会害怕，但是，飞机上也有些人会害怕的，你这样问，会让别人很害怕。所以勇敢的宝宝，在大家可能都很害怕的时候，不能问这样让大家更害怕的问题呀。
这个小女孩，以后也许会喜欢和妈妈一起旅行。
【网评】“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踩到不了解的父母雷区，没有人会告诉你有雷，踩到就炸”。是啊，我小时候就被炸怕了，有时候明明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她就炸了，很大声很突然地呵斥我，于是现在只要有人大声呵斥我，我大脑就一片空白，就算在理也不会反驳了，很吃亏 source
就有一次坐飞机出行，那时候很小，坐在飞机上，就很惊讶地问，飞机怎么飞起来的？它会不会砸下去？
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妈直接用手背抽了一下我的嘴。不算是甩耳光，就是觉得晦气，用手背抽了一下。然后就是一顿训斥：怎么就教不会说人话？
之后的整段旅途，基本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因为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晦气不晦气的，根本还没有衍生出对同类如此细腻而玄学的共情功能。这种胆战心惊延伸到之后的每一次家庭旅行中，旅行几乎就等同于挨骂，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踩到一个不了解的父母雷区，没人告诉你那里有雷，踩到就炸。
等经济自由后就没再参加过家庭旅行，找借口推掉，比如有稿子之类的。
坐飞机坐多了就发现这样的家长很常见。因为小孩子，很大概率，在飞机上都会问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它会不会砸下去”。
很晦气啊，听得是冒火啊，但那是小孩子问出来的。问题没有恶意，不是真的兴高采烈等着它砸下去，只是一种小动物对高空未知的本能担忧。
而很多家长，大概率也是一句怒斥或者拍嘴。孩子要么不敢说话，要么放声哭。
但有那么一次，是一个妈妈带女儿坐在我前排。女孩子也问了那个问题。
那个妈妈的回答让我印象很深：飞行技术很成熟了，它会平安到达目的地。你不害怕对不对？勇敢的宝宝就不会害怕，但是，飞机上也有些人会害怕的，你这样问，会让别人很害怕。所以勇敢的宝宝，在大家可能都很害怕的时候，不能问这样让大家更害怕的问题呀。
这个小女孩，以后也许会喜欢和妈妈一起旅行。
【网评】“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踩到不了解的父母雷区，没有人会告诉你有雷，踩到就炸”。是啊，我小时候就被炸怕了，有时候明明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她就炸了，很大声很突然地呵斥我，于是现在只要有人大声呵斥我，我大脑就一片空白，就算在理也不会反驳了，很吃亏 source
Forwarded from 微博精选
抑郁易感性：你是蒲公英还是兰花？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 Shelley Taylor 研究了携带 5-HTTLPR 基因突变的人是否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5-HTTLPR 基因和大脑中的血清素（一种和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的调节有关，它有 3 个等位基因，其中一个容易让人患上抑郁症，但一个却可以对抗抑郁症。
在这项研究中，那些携带抑郁症高风险等位基因，并且最近半年生活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的确出现了更多的抑郁症状。但是，那些抑郁症状最少的人也携带着相同的等位基因，只不过近期的生活压力更少。
这些研究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发展理论——差别易感性假说（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
这个理论指出，一些人就像蒲公英，一些人就像兰花。
蒲公英说得好听点是适应性强，说得难听点是比较“贱”，对环境要求不高，好养活，人行道的缝隙或者沃土都不成问题。蒲公英型孩子对养育条件并不敏感，不会出大岔子，也少有惊人的成就。
亚利桑那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Bruce Ellis 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W. Thomas Boyce 指出，瑞典人的文化中就有“蒲公英型儿童”的说法。这些蒲公英型孩子就是我们口中的“正常的”、“坚韧不拔的”、耐粗放型管理的孩子。
但是一些孩子却像兰花，说得好听点是金贵，说得难听点是“矫情”，他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正常发展，对环境有苛刻的要求。在不适宜的环境里，这些孩子的恶行就会暴露，甚至变本加厉。但是一旦得到适宜的环境，兰花绽放的花朵，足以让蒲公英黯然失色。
换言之，兰花型孩子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弹性，但对环境的适应性和韧性不足。蒲公英型孩子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和韧性更强，但弹性和可塑性不足。
Belsky 认为，你无法强迫一个兰花型孩子展现出韧性，因为可塑性和韧性本来相悖，放大环境的影响是兰花型孩子的天性。你要做的，是给予他们适宜的外部条件。
2010 年发表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的一项对罗马尼亚孤儿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这项研究发现，在进入了高质量领养机构后，那些携带高抑郁症风险的 5-HTTLPR 突变的孤儿的变化最大、获益最多。
“蒲公英-兰花”理论解释了过去关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既然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对本人、家庭和社会有那么多危害，为什么它们没有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因为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或许能在肥沃的土壤中开花。正如 Belsky 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生化学家 Michael Pluess 所言，世界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并不可知。从进化的角度看，不同基因突变的组合犹如买股票投资组合，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提高预期收益。
蒲公英型犹如稳健型的蓝筹股，能给一个物种带来稳定；而兰花型如成长型股票，发展迅猛但风险很大，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在艰难时期，物种的延续需要韧性强，但弹性弱的蒲公英型；但是在重大变革时期（如战争、移民、技术革新），则需要兰花型来推动进步。
一些研究发现，人类身上的“兰花型”基因突变实际上是在近5万年内出现的。
近5万年也是智人崛起的时代。因此犹他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 Gregory Cochran 和 Henry Harpending 在《万年爆炸：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指出，兰花型基因突变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偶然，而对智人有重大意义，“近 5 万年，是多动症基因突变扩散的5万年”。
虽然差别易感性假说很年轻，目前的实证研究基础根基尚未扎实，但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贝勒医学院儿科学和精神病学教授 W. Thomas Boyce 多年来从事的是儿童发展相关的研究，他指出兰花型基因假说“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看待人类精神病的视角。把携带某些高风险突变的孩子放在正确的环境里，他们不但能变得更好，还会变成最好的。” 哈佛医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 Karlen Lyons-Ruth 则表示，“是时候严肃考虑一下这个理论了。”
天使和魔鬼或许是硬币的两面，环境使然。
节选自公主号 酷炫脑 《多动症和抑郁症存在的意义，或许是为了人类的延续》（该文章转载自“把科学带回家”）
作者|《大西洋》等
翻译|七君
#v光计划##微博公开课#
【网评】环境+基因的共同作用。另外刚好看到 ASU 的生物学家 Randolph Nesse 最近写了一本书叫 Good Reasons for Bad Feelings，从演化的角度指出一些导致心理或者情绪问题的基因，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是“好”的（比如极端、复杂情景的探索等）。虽然演化心理学缺乏实锤但不失为一个思考方向 sourc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 Shelley Taylor 研究了携带 5-HTTLPR 基因突变的人是否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5-HTTLPR 基因和大脑中的血清素（一种和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的调节有关，它有 3 个等位基因，其中一个容易让人患上抑郁症，但一个却可以对抗抑郁症。
在这项研究中，那些携带抑郁症高风险等位基因，并且最近半年生活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的确出现了更多的抑郁症状。但是，那些抑郁症状最少的人也携带着相同的等位基因，只不过近期的生活压力更少。
这些研究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发展理论——差别易感性假说（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
这个理论指出，一些人就像蒲公英，一些人就像兰花。
蒲公英说得好听点是适应性强，说得难听点是比较“贱”，对环境要求不高，好养活，人行道的缝隙或者沃土都不成问题。蒲公英型孩子对养育条件并不敏感，不会出大岔子，也少有惊人的成就。
亚利桑那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Bruce Ellis 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W. Thomas Boyce 指出，瑞典人的文化中就有“蒲公英型儿童”的说法。这些蒲公英型孩子就是我们口中的“正常的”、“坚韧不拔的”、耐粗放型管理的孩子。
但是一些孩子却像兰花，说得好听点是金贵，说得难听点是“矫情”，他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正常发展，对环境有苛刻的要求。在不适宜的环境里，这些孩子的恶行就会暴露，甚至变本加厉。但是一旦得到适宜的环境，兰花绽放的花朵，足以让蒲公英黯然失色。
换言之，兰花型孩子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弹性，但对环境的适应性和韧性不足。蒲公英型孩子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和韧性更强，但弹性和可塑性不足。
Belsky 认为，你无法强迫一个兰花型孩子展现出韧性，因为可塑性和韧性本来相悖，放大环境的影响是兰花型孩子的天性。你要做的，是给予他们适宜的外部条件。
2010 年发表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的一项对罗马尼亚孤儿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这项研究发现，在进入了高质量领养机构后，那些携带高抑郁症风险的 5-HTTLPR 突变的孤儿的变化最大、获益最多。
“蒲公英-兰花”理论解释了过去关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既然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对本人、家庭和社会有那么多危害，为什么它们没有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因为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或许能在肥沃的土壤中开花。正如 Belsky 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生化学家 Michael Pluess 所言，世界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并不可知。从进化的角度看，不同基因突变的组合犹如买股票投资组合，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提高预期收益。
蒲公英型犹如稳健型的蓝筹股，能给一个物种带来稳定；而兰花型如成长型股票，发展迅猛但风险很大，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在艰难时期，物种的延续需要韧性强，但弹性弱的蒲公英型；但是在重大变革时期（如战争、移民、技术革新），则需要兰花型来推动进步。
一些研究发现，人类身上的“兰花型”基因突变实际上是在近5万年内出现的。
近5万年也是智人崛起的时代。因此犹他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 Gregory Cochran 和 Henry Harpending 在《万年爆炸：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指出，兰花型基因突变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偶然，而对智人有重大意义，“近 5 万年，是多动症基因突变扩散的5万年”。
虽然差别易感性假说很年轻，目前的实证研究基础根基尚未扎实，但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贝勒医学院儿科学和精神病学教授 W. Thomas Boyce 多年来从事的是儿童发展相关的研究，他指出兰花型基因假说“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看待人类精神病的视角。把携带某些高风险突变的孩子放在正确的环境里，他们不但能变得更好，还会变成最好的。” 哈佛医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 Karlen Lyons-Ruth 则表示，“是时候严肃考虑一下这个理论了。”
天使和魔鬼或许是硬币的两面，环境使然。
节选自公主号 酷炫脑 《多动症和抑郁症存在的意义，或许是为了人类的延续》（该文章转载自“把科学带回家”）
作者|《大西洋》等
翻译|七君
#v光计划##微博公开课#
【网评】环境+基因的共同作用。另外刚好看到 ASU 的生物学家 Randolph Nesse 最近写了一本书叫 Good Reasons for Bad Feelings，从演化的角度指出一些导致心理或者情绪问题的基因，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是“好”的（比如极端、复杂情景的探索等）。虽然演化心理学缺乏实锤但不失为一个思考方向 source
Forwarded from 微博合集
【八比一，绝对碾压】女孩不擅长理科”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了，最近又社会上又兴起所谓文理科之争，而就在近日，一份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AAAS）名单出炉，实在显得恰如其时了。
4月22日，9位华人科学家当选为202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士（或外籍院士），他们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斯坦福大学化学家鲍哲南；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蔡立慧；耶鲁大学物理学家曹慧；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李飞飞；斯坦福大学通讯专家孟怀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科学家沈延安；哈佛大学免疫学家吴皓；牛津大学哲学家张美露。除了沈延安，其他8位华人院士都是女性。
这的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在历史面前，也的确值得一份肃然起敬。
https://mp.weixin.qq.com/s/yJ7wbt-Y3tkbgQ3G1QTEFw source
4月22日，9位华人科学家当选为202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士（或外籍院士），他们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斯坦福大学化学家鲍哲南；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蔡立慧；耶鲁大学物理学家曹慧；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李飞飞；斯坦福大学通讯专家孟怀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科学家沈延安；哈佛大学免疫学家吴皓；牛津大学哲学家张美露。除了沈延安，其他8位华人院士都是女性。
这的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在历史面前，也的确值得一份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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