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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康斯坦丁·波別多诺采夫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这俩人一个被称为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另个是坚定的臭名昭著的保守主义者、被称为沙皇的灰衣主教。听起来好像南辕北辙，那共同点在哪呢？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法官么，他俩的共同点在此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人民的信任为零。

"群众没有能力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如何生活”。——这是各种政客为他们自己刷存在感的完美理由，从法西斯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再到专制主义者，无不如此。

在艾玛戈德曼的回忆录《我在俄国的幻灭》中有一段写到跟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下谈话。这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在谈话中宣称，言论自由是一种 "资产阶级偏见"。（言论自由是艾玛几乎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最终艾玛意识到，她面对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暴君。正如伏尔泰将希望寄托在腓特烈二世身上，最终却目睹了这位报复心极强的暴君下令烧毁他那本“冒犯君主”的小册子一样，戈德曼也目睹了俄国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后来还因为她的书受到美国共产党的骚扰。

正是这种对个人和自由的绝对不信任催生了“先锋派"理论，并在实践中转化为一党专政的结构，其中14项强制性要求之一就是完全服从克里姆林宫的决定。正是这种信仰的缺失导致布尔什维克转向压制工人阶级的权力、打击独立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从而再次剥夺工人的权力，用统治者认为"明智"的领导和政委取代 "不明智"的工人参与管理。

列宁的主要理论错误在于：他认为可以将国家权力或资本主义垄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将其引导到整个社会的利益上来，从而“建立社会主义”。

然而实际上，“革命者”一旦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自己也就变成了他曾经致力于对抗的邪恶。

正如巴枯宁警告的那样：给最诚实的革命者以绝对的权力，他就会变得比沙皇更坏。

这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沙皇是腐朽的专制制度，它实行政治处决：针对十二月党人的无情屠杀、刽子手穆拉维约夫对波兰反叛者的处决，“斯托雷平领带”（人民给绞刑架起的外号），从1825年到1917年，被罗曼诺夫王朝因政治原因判处死刑的人数超过6000人。然而，布尔什维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警察后仅在头几个月里犯下的罪行就超越了君主制俄国的所有这些罪行。就像沙皇一样，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枪杀了饥饿的示威工人，1918年5月在科尔皮诺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在此，资本主义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取代，而是被国家资本主义取代了，正如作为工党代表团成员访问过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伯特兰罗素所证实的那样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比西方最专制的大资本家还要更凶残。

权力自我复制。在苏维埃制度中，党取代了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取代了党，总书记又取代了中央委员会。手段取代了本质。在列宁所推崇的中央集权制下，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而然，列宁主义者（如果他们是政治家的话）就不得不撒谎背叛自己曾经信仰的口号，以便掌握权力。结果，经过了几年的本土化后，俄罗斯帝国的殖民主义就又回来了，而且是以更可怕的方式。"人民”早就扔屎坑里去了。

#列宁 #国家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 #专制 #无政府主义 #Lenin #state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uthoritarianism #anarchism

「我被邀请加入这场题为“八九起义三十五周年”的研讨，关于在这一主题下，“今天的我们正在思考的事”。

其实远不止今天、今年、或者最近这些年，自从我了解到这段历史后直到现在，所有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如何赢回来 …… 」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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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1】——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敌视任何“国家”系统的政治传统，其追随者从根本上拒绝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政治接触 —— 这引起了一些关于组建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工会）的争执，导致不少人强烈反对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特别捍卫通过亲密团队开展行动的原则。我当然理解风险评估，但即使是亲密团队，也很可能无法抵挡警察国家惩罚性结构的冲击。

在这个威权主义盛行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正式的民主立法，正式遵守所有选举程序，还有其他各种正式的民主标志，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制来维护和保护人权，民间社会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力/权力，无法对当局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反对派，没有政治竞争。于是他们都属于事实上的专制，而且是隐性的，容易被它所采取的各种关于“民主”的形式主义装点所蒙骗。

这是目前的我们所面对的比35年前更加噩梦的环境状况的一方面。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和刑事起诉，追求正义的行动者仍有可能在很多方面继续开展活动，比如发展替代媒体，组建信息自助项目，组织合作、开放空间和出版项目，在生产中开展经济斗争，支持环保行动，事实加入更广泛的人民反对国家的斗争。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斗争实例，但也很可能被任何个别活动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毁于一旦。

无政府主义者抵制国家暴力的唯一途径是组织一场自由的、独立于现有政党和组织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不受体制控制，难以被取缔，也很少组织间的分歧。

不论是资深代还是新一代行动者，都需要以新的、创造性的战术为指导。首先需要摆脱的就是传统的相互竞争排斥的圈子文化 —— 我们需要的是属于共同运动的理念和战略、公认的行动主义原则、相互联结、超越亚文化分歧、超越人为框架和教条，创建自治的、分散的社区。

这些年来非常多的基础设施空缺了。做基层工作的权利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独立，所有这些都令人沮丧。正如“35周年”这本书所强调的 - 现在一个新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但它只能让有所准备的人获益。

重要的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多少？…… 我们中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评价当权者为什么不行，也许这能鼓舞士气？但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行的话，这又有什么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被要求在革命斗争的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但我们无法在国家镇压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自卫，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有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国家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组织起来"。对此，我会回答：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永远都不会。而这恰恰是我们旨在挑战的壁垒。我们现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真正必要的斗争，才只能眼巴巴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投入战斗的坚定（包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我们中很多朋友甚至缺乏基本的自卫能力，训练不足，还缺乏钻研精神…… 我们还缺少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投入精力尽快进入积累流程的心无旁骛的意志力。

显然，目前所有人都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和其他非物质需求、保护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解决争端和冲突、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旨在实现公益的目的等领域，创建倡议项目，以实现社区、互助结盟、文化教育、政治、科学、管理等目标。绝大多数朋友都同意“与体制内”/或者说任何机构保持绝对的切割是必要的。我也同意，无政府主义原则是的。不过请想想1936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经验（同道都应该了解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讨论议题吧，此处不展开。我想说的是，对局面的应变力。

很明显，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斗争必须将自发的反叛实践（你知道，嗯..）、横向组织的工作（恢复工会斗争的方式）、和纯倡导团体（亲密团队和替代媒体活动家等）的所有行动结合起来。我在读IYP的“行动主义”那个系列后找到了很多灵感。

与其无休止地争论和讨论，不如开展直接的基层工作，促进公众了解变革的必要性，进而向人们解释我们的变革方案，让那些原则上不熟悉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人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无政府主义不仅是行业自治和地方自治支持者的理想，也是反对强迫劳动者的理想。

我们的人被浪费太多精力了。我们被囚禁在敌人的价值体系中（不论是影响者经济还是消费主义阶级）。是时候摆脱它们了。拿回注意力，回归我们自己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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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2】——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跋”。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中大部分人存在的问题 —— 总是盯着过去，沉浸于过去，想要复制过去 …… 从过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不论是自己的过去还是别人的。是的，这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不只有老一代八九人。这个问题也妨碍了很多探讨，不限团队的。

一般来说，任何活动家，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会忍不住去模仿前人同道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总是想要有那么一个“模版”。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最近一两年前的经验，在今天也无法/不可能完整再现。更不用说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尤其是，镇压当局也一直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他们引进了更多了的新技术，投入了更多的钱和人力。同时，当我们卷入冲突时，斗争本身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绝不可能与“曾经”一致，否则进步何来？…… 这就是为什么对行动者本身及其组织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的原因。

即使是在一次性的相对简单的罢工/行动中（比如白纸抗议），你也能看到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会阻碍你在一年后、甚至一个月后以同样的水平和质量重复该行动。 所以，即便你是某场无比成功的行动的“主力”甚至策划人，也请不要自傲；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任何人分享经验，但任何人的“资历”都不是拒绝成长的理由。

每一次斗争实践都会提出新的道德、伦理和战术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只存在于活动家/实践者的狭小圈子里，他们出于客观原因无法离开这类圈子。这些既是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是揭示未来战术的问题。其结果通常不会那么令人愉快，但这个过程必须能帮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获得进步，如果只是造成争执分裂（像以往那样）那就是浪费时间。

网络知识分子，不论其水平如何、有过哪些经验，其理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前线的实践脱节。他们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是在“事后”进行分析总结，却很难作为指导性和促进性的存在。iyp说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结合”，至少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一直都没能出现。这里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我也不会埋冤任何人，但有些知识分子的确觉得自己比一线工作人员“高明”很多，不论是阶级地位、智商学历、甚至素养，很难说那般自信来自哪里。却只是制造了很多著名的谬论。所谓的“非暴力”神话（或者说偏执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倒也成为了一种经验鉴定器 —— 缺少足够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被这类象牙塔术语所迷惑。

在最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局势的分析和估测可以帮助指导一线的战略部署（虽然目前为止大多数这类分析只是帮助了炒股和移民中介的广告，还有流量经济，总之极为浪费） —— 想象一下，假设我们能提早预测到平台经济对零工工人的压榨最可能在哪些节点城市引爆反弹，或者，经济崩溃的地貌特征会让哪些社群更容易发展同志 ……等等，你知道的 ……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其结果也必然大不同。

自由思考需要金钱和严肃的态度，只有雄心壮志和愿景是不够的。反抗社区最基础的需求必然必须包括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摆脱国家系统的操纵和控制。不幸的是这点却是目前我们花心思最少的地方。我很讨厌那些流行的怪词，什么“用爱发电”，你真的知道爱是什么吗？爱是武器。只有法西斯才会鼓励你去“奉献”。

进步派的成功取决于对当前和历史事件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摆脱活动家的“专业化”。
反叛就是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做任何事。
这也是任何倡议得以生存的关键。
没有哪种组织活动可以是静止不动的，所有一切都在根据当下的需求不断变化。
斗争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对活动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不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只要您还留在斗争中，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感谢研讨组织方，我的确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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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3】——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 IYP读者为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贡献思考》

我参加过雪饼的支持活动。也关注了这场天安门起义的研讨。我觉得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键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化、更加详细地讨论。

借这个评论征集的机会，我想要补充一个议题。关于这些年来基层工作的经济主义特征。虽然我太年轻，不了解这种倾向的发展过程，但相关争议让我感觉困惑。

我围观过很多讨论，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并不多。因为我发现，不论主办方是谁、主张什么战略，很多讨论的层次都是由从未直接参与过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人所决定的。其中一些人对经济斗争的表述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偏见，尤其是，某种阶级地位的优越感。在不熟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称其论点自信。

围观者被迷惑在其中。越迷糊就越迷信，就离现实越远。就如这本书中描述的知识分子网红化（另一边是网红的伪知识分子化，是不是太客气了没好意思提？）。

就是这类人主张的等待“群众崛起”，然后再引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现在也是他们在抱怨“群众为什么总硬不起来”。

经济主义的表面可能有点迷惑性。比如被欠薪的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钱，流民的孩子想要读书，如果能帮忙把钱要回来、帮孩子入学，哪怕只要回一部分薪水，哪怕只有一部分孩子有学上，也应该被视为“做了实事”。尽管（在很多这类案例中）劳资剥削和户籍制的阶级压榨都被保留了下来。“维权”和维稳的界限一再模糊化。

但认为 “经济主义不提出政治要求”，那是刻板印象。经济主义被孤立于政治要求之外了 。而政治要求来自于经济斗争。顺便说，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我认为其实有两种经济主义。

其一是，有一个大目标，比如通过工会斗争实现工人自治 —— 换句话说“经济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缺乏工人自身思想内核的经济主义，其“斗争”过程只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雇主霸权合法性的保护罩。通过让工人“得到”面包屑，从而熄灭了抵抗运动的潜力。我称其为短视的经济主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知道，“经济主义”作为训练项目也可以是建立社会力量的众多方法之一。实行直接民主，通过工会运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地区委员会、自卫队 …… 等等方式，学习自治。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形成。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斗争工具的能力拱手让给短视的经济主义，像“前辈”那样退回到慈善事业中，满足于讨薪维权，退出争取工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的位置就毫无疑问会被保守派所取代。目前整个社会倒退的步伐众所周知，已经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的表现。战线割让越多，挽回损失就越难。

保罗尤里奇曾经描述过一种"信条式无政府主义者"，其特点是：没有基本技能、没有基层支持、没有相关经验 …… 在目前的局势下，新生力量和不思进取的老一代同道都最容易跌入这样的状态中。这是对这本书所提醒的革命形势的严重浪费。

这套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民众。什么“疯狂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的宣传都是次要的，经济胁迫及其后果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我理解很多同道对左派内容的偏见（这本书中也讲述了“左派”定义的模糊性，这是重要的议题），但仅因此而对关键战线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剥夺这一工具的价值，那就太傻了。

每当交往新朋友时我总是问对方同样的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列出一个优先事项一二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能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是口号 —— 是“别人”期待看到的你的人设，而不是你的意志所在，那我们需要先停下手头工作了，进行一场反思更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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