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为啥不怕报复。这事我琢磨过。其实不是胆子大，是背后有一套兜底的东西在转，刑释人员属于重点帮教对象，动态都在视线里，一有苗头就预警。
我们那片有个片警老赵，干了快二十年。他说前年有个姓孙的，出来不到一年，喝了点酒在烧烤摊上跟人念叨，说当年抓他那刑警他记着。摊上人多，谁也没当回事。结果第二天中午，司法所和派出所的人就上门了，也没吵，坐那儿问他最近干啥活、家里老小咋样，聊了二十来分钟走了。老孙后来跟邻居说，我就随口一句，咋就找来了。
再说袭警、报复办案民警，那是从重打击的重罪，代价太大。里头啥滋味出来的人都清楚，没几个真想再回去踩缝纫机。办案那刑警跟他也没私仇，就是摊上这个活，挣工资吃饭。多数人心里骂两句，掂量掂量就算了。刑警自己也不是一点不防，住址不随便露，单位有庇护，常规操作。说白了，动手成本太高，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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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出来的，不要回老家盖房子！也不要去县城上买房子！要买就去一二线城市买，买不起的，那就租房子！这是我的真心。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买房，最重要的不是面子问，而是买房所带来的机会，以及房子的流动性。
老家的房子，你盖得再漂亮，大部分时间也都是空着，你会去住吗？真要急用钱的时候，你也卖不掉，那还有啥用呢？为了情怀吗？有用吗？县城的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人口一直在往外走，以后接盘的人会越来越少，以后想出手很难，升值空间几乎看不到。
但一二线不一样，产业集中，岗位多，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去谋生落脚。在一二线买房，不只是拥有了一套房子，更多的是能抓住更多的工作以及做生意的机会，孩子也能拿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就算暂时买不起，租房也算是把钱花在了能产生价值的地方，不用背房贷，手里留着钱，遇到好机会的时候也敢出手。
大多数人回老家盖房，或者县城买房，多半是为了乡里乡亲的眼光，为了那份体面，可这份体面的代价太高，会把你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给牢牢困住，一旦收入波动，房贷、建房欠款马上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来气。
当然了，我不是说老家房子完全不能有，如果只是少量预算，偶尔回去住几天另说，但如果是掏空家底去盖房，那就要想清楚了，这笔开销，是用来换面子的，还是用来给自己留后路的，
普通人手里的资金有限，我认为应该优先放在机会更多、随时能变现的地方，也就是一二线城市，这才是更务实的选择！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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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技术、年龄也没优势的，真的别硬往北京上海凑。
北京外来人口占比超52%，但核心岗位门槛高，随便找个体力活，光五环外的单间月租都要两三千，日常通勤动辄一个半小时，赚的钱大半都填了生活成本的窟窿。上海更不用说，连下楼丢垃圾都讲究穿戴体面，随处都是精致到骨子里的氛围，没点拿得出手的手艺，站在人群里都觉得格格不入，本地菜还偏甜口，北方来的打工人吃半个月就犯愁。
反而广州是真的友好，整座城市的氛围松弛到骨子里，大街上穿拖鞋短裤逛一天都没人多看你两眼，球鞋、冲锋衣是地铁里的标配，没人跟你卷穿搭。遍地都是十几块的隆江猪脚饭、云吞面，房租比北上低三分之一还多，快递、餐饮、批发市场的杂活缺口特别大，只要肯出力气，每个月赚个五六千完全没问，包容性拉满，完全不会因为没技术、年龄大就被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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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把结构性压力，包装成个人失败。
找不到好工作，是你不够努力。买不起房，是你能力不行。不想结婚，是你不成熟。三十岁没混出来，是你废了。被工作榨干，是你抗压能力差。活得痛苦，是你心态不好。最后所有问，都被推回到个人身上。
于是一个人明明已经被房价、就业、家庭期待、年龄焦虑、职场内卷压得喘不过气,第一反应却不是:
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而是:
是不是我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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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相不相信，十年之后，再无亲戚可走。
上个月我去表妹居住的城市玩，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我提前告诉了她，到了之后本想着她会邀请我到她家里坐一坐，陪我玩几天，没想到她只是在外面请我吃了顿饭，然后就没下文了，说起来我和这个表妹是最亲的，剩下的亲戚早都没有联系了。
我们老一辈虽然亲戚不少，但是这些年联系越来越少了，以前过年过节还打个电，发个问候，住的近一点的一起吃个饭，现在干脆都隐身了，更别说相互走动了。
孩子这一辈就更别提了，在他们的概念里根本没有走亲戚这一说，都是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相互也不打听，如果不在一个城市，很多从来都没有见过一面。可想而知，等到父母这一辈老了以后，再无亲戚可，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就这样被改变了，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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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老年人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晚上起夜频繁，有的人甚至需要起来四五次上厕所。这个问一是严重干扰睡眠，二是起来时容易摔跤，严重的会骨折甚至死亡。这个问西医没有很好的治本的解法。
很多人反应，长期坚持站桩

关于职场/生活/30+/失业/中年生活/夫妻关系等
https://t.me/dogdairy

大钱是怎么挣的？
上个月，我去宁波出差，顺路拜访了老何。
老何今年五十六岁，做外贸起家，后来转做家居用品的工厂和品牌，如今公司一年的营收有十几个亿。圈子里的人提起他，都说这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弄明白大钱到底是怎么挣的，就去找老何聊聊。他是真正从零走过来的，不是那种靠拆迁、靠家里的。"
老何约我在东钱湖边的一个茶室见面。
他本人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个子不高，穿一件普通的深蓝色夹克，脚上是一双已经有点旧的运动鞋，手腕上什么都没戴。要不是朋友提前介绍，我会以为他是茶室的老板。
我们坐下来，他亲手给我泡茶。动作很慢，很稳，一点都不像一个日理万机的老板。
我寒暄了几句，就问出了我憋了一路的问。
"何总，我特别想知道，大钱到底是怎么挣的？"
他没有马上回答，把第一泡茶倒掉，又注满水，才抬起头看我。
"淼淼，你这个问，我年轻的时候也问过别人。"
"那时候我在义乌摆摊，一天站十六个小时，嗓子喊哑了，一个月也就挣三四千块。我问隔壁一个做批发的老板，他一年挣几百万，我说你到底比我强在哪儿？"
"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当时没听懂，后来用了二十年才慢慢懂。"
"他说：小钱是用力挣的，大钱是用脑子挣的。你越用力，离大钱越远。"
湖面上起了一点风，窗外的芦苇轻轻晃着。
那天下午，老何跟我讲了他这三十年里的三次关键转折。我把它们整理成三个思维模型。
每一个，都颠覆了我对"挣钱"这件事的理解。
〈壹〉杠杆：小钱卖的是时间，大钱卖的是复制
老何讲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他二十八岁那年。
那时候他在义乌已经摆了五年摊。生意不算差，起早贪黑，攒下了二十几万。在当时，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但他越干越觉得不对劲。
"我发现一个问。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站在那里挣出来的。我病一天，就少挣一天。我回一趟老家，摊子就得关门。我的收入，有一个天花板，就是我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我再怎么勤快，也不可能一天站三十个小时。"
他说，那一年他做了一个所有亲戚都反对的决定。把摊子转给了别人，拿着全部积蓄，在宁波郊区租了一个小厂房，招了八个工人，开始自己做货。
第一年，差点亏光。
但到了第三年，厂里有了六十个工人，他一年的利润，是摆摊时候的二十倍。
"你知道变化在哪儿吗？"老何问我。
"以前是我一个人在干活。后来是六十个人在同时干活，每个人干出来的东西里，都有一部分利润是我的。"
"我的时间没有变多，但我的'手'变多了。"

这就是硅谷投资人纳瓦尔反复讲的一个概念，叫"杠杆"。
纳瓦尔说，一个人想要致富，光靠出卖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是有上限的，而且是线性的。你干一个小时，就挣一个小时的钱。
真正的财富，来自杠杆。
他把杠杆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劳动力杠杆，也就是让别人为你工作。老何招了六十个工人，就是用了劳动力杠杆。
第二种是资本杠杆，也就是用钱去生钱。你有了资本，就可以去投资、收购、扩张，让钱替你工作。
第三种是最新的一种，叫"零边际成本的杠杆"。代码、媒体、内容、品牌。这些东西做一次，可以被复制一万次、一百万次，而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一个写代码的人，写出一个软件，一百万人在用，他并不需要多写一行代码。
一个做内容的人，写出一篇文章，十万人在读，她并不需要多写一个字。
老何说，他后来做品牌，就是想明白了第三种杠杆。
"做工厂，我卖一个杯子挣一块钱。做品牌，同样一个杯子，我能挣十块钱。因为品牌是可以复制的。"
一个人认可了这个牌子，他会买第二个、第三个，还会推荐给他的朋友。我不用每卖一个杯子，都重新说服一个人。
"小钱和大钱的第一个区别就在这里。"
"小钱，是你一份时间卖一次。大钱，是你做一份东西，卖一万次。"
我问他："那普通人没有资本，也招不起人，怎么办？"
他说："那就先从第三种开始。一门手艺，一套方法，一个能被很多人看见的作品。先让你做出来的东西，能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被人买走。"
"只要你还在一份时间卖一次，你就永远在挣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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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结婚登记时，女性仍然有冠夫姓的可选项，好一个姓资姓社姓大清的神奇乐土。

明知道人生的结局已经烂了，还要坚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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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对夫妻，年入150万。
上个月，全家开销5794块。
这笔钱，不够儿子在纽约花五天。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老刘，53岁，北京人，外企管理层，二十年前自己就在美国读过硕士。儿子在纽约读美本，今年是第三年。
家里给儿子的预算，每年100万。其中一半是学费，剩下的是纽约的房租和生活费。儿子不多不少，每年刚好花光。
硕士也排在计划里，还要再读三年。
普通家庭攒好几年的钱，这边一个学年就烧完了。
再看老刘这头。四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早午饭都在公司食堂解决。妻子把车卖了，化妆品停购。全家不旅游、不下馆子、不随份子，亲戚也少走动。外卖一个月200块，摊到每天，不到7块钱。
同一个假期，儿子游历了美国十多个州，环球影城、黄石公园、拉斯维加斯。夫妻俩在北京逛朝阳公园，免费；逛蓝色港湾，只看不买。
账看着紧，但这家人的收入没断，存款还在涨。
真正让人看不懂的，是另一件事。
老刘不是没钱，他是不敢花。
他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是看汇率。十月初，美元兑人民币跌到6.70，换美元更便宜了，他高兴。可他转头就睡不着——怕它随时涨回去。
学费那头也在涨。2026到27学年，全美已经有15所大学，一年总花费突破10万美元，一年前还没这么多。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直接标到10.3万美元一年。
新东方的报告说，中国家庭平均留学预算涨到60.5万，创12年新高。而留学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48.3万。预算比收入还高，这道倒挂，一年比一年深。
老刘自己列过一张单子：儿子的工作、汇率、养老、房价、自己的收入。五件事，一件都说不准。他给这种状态起了个名，叫预防性储蓄。
可钱省下来只是第一步。这笔钱最后要换回什么，才是真正的悬念。
最微妙的是，老刘自己，就是当年那批留学生。同一个家，两代人，两本留学账。
儿子硕士读完要回国。老刘所在的外企今年招应届生，门槛是QS前100，还要北京户口。而回国求职的应届留学生，比2023年多了19%，是2018年的两倍。
"留美花费500万，回国月薪5000"——这不是段子，是2017年就印在报纸上的标。八年过去，这道依然无解。
所以老刘有个计划：接下来每年存40万，等儿子硕士毕业，卡里要躺够240万，当就业、创业、买房的启动资金。
这笔钱，像入冬前给窗户糊保温膜。不是今天冷，是知道哪天会冷。
只是没人敢往下问：等儿子学成回来，这笔启动资金，启动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朋友说老刘活得很可怜，失去了活人感。他不反驳，只说让他安心的，是

卡里的数字还在涨。
老刘们不是变穷了，是用今天的苦行僧日子，给一个还没发生的未来，交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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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大家挑外企有个邪修办法：看印度人。你们不要总看不起印度人，不要觉得人家只会咋咋呼呼，只会抱团，只会任人唯亲，只会欺上瞒下。你换个角度看，人家其实是职场环境里的桃花水母，是祥瑞啊。桃花水母这东西为什么经常被拿来当生态环境的信号？因为它对生存环境有要求，环境不合适，它就不太容易出现。印度人在全球科技公司生态里，我觉得也有点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指标有前提，如果一家公司本来就在印度建了个几千人的delivery center，那印度人多没有任何参考价值，那很可能只是人工成本低，公司觉得划算。
我说的是另外一种公司：IT、SaaS、互联网、科技公司，岗位本来就可以全球招聘，location没有特别强限制。公司可以招印度人，也可以不招印度人。这种情况下，我真会看印度人，因为印度人在职场上有个能力：组队。一个人先进去踩点。进去一看，工资可以，福利不错，假能正常休，下午还能去健身房打球。然后消息开始外传：老乡快来呀，此地灵气充沛。然后Kumar来了，Singh来了，Sharma来了，Deshpande也来了。Acharya一个referral接一个referral 来了Jain 和Khan，慢慢就在公司里形成一个稳定网络，年会时都载歌载舞起来了。
这点和很多国人的职场习惯很不一样。中国人发现一个特别好坑位，很多时候第一反应是先捂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别大家都来了，给我卷起来。印度人玩法更像组队开荒，我先进去试，确认没问，回头冲村口喊：乡亲们快来。所以我觉得，印度人确实可以当职场环境的“指示生物”。但重点来了。印度人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指标是个非常典型的U型曲线。横轴是印度人浓度。纵轴是你作为非印度员工进去后，可能面临的职场风险。左边印度人特别少，我会警惕。一个本来可以全球招人的科技公司，结果印度人少得可怜，或者来了后也留不住，我会想，这地方是不是哪里不太对。是不是钱给得不行？是不是太卷？是不是所谓work-life balance纯属官网文学？因为一个地方如果真的不错、机会不错、日子也还行，正常情况下，总会有印度先遣队进去。然后就会出现：老乡快来。所以如果长期一个都没来，或者来了又跑了，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再往中间走，印度人立住了，工作才能不烧心。比如印度人有一定比例20%-40%，只是举个粗略例子。这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桃花水母已经来了。而且不是一只误入，已经形成稳定种群。有人愿意来，有人愿意留，还有人愿意继续把朋友往里带。但

这个浓度又没有高到足以把整个公司的关系网络、管理链条和晋升通道全包起来，我觉得这种状态往往最舒服。然后再继续往右走。如果一家公司印度人已经到70%-90%，尤其是中高层也集中，那风险又开始往上走。为什么？因为这时你要考虑的不是“这家公司好不好”。而是这家公司对你这个圈外人好不好。重要信息是不是都在他们自己网络里流动？好岗位是不是还没正式放出来，已经被内部消化了？关键项目是不是天然先给熟人？晋升时谁是谁的老乡同学，这些东西会不会开始影响结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U型曲线。印度人太少，我觉得可疑。印度人适中，我觉得是祥瑞。印度人多到整个池塘快被承包了，那你快跑吧。桃花水母是好东西，但整个池塘全是桃花水母，那只能说蒜鸟，你搞不赢他们滴！
然后还有第二个指标：含金量。印度人浓度和印度人含金量，这两个完全不冲突，而且必须一起看。同样是30%印度员工，如果全部集中在低成本offshore center，干的是基层执行岗，那只能说明公司特别会算人力成本。但如果这30%里有大量Senior Engineer、PM、Manager、Director、VP，而且很多人一待就是五年、八年、十年，那意义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再看这些人生活状态，天天加班到12点，那没意思。如果这些人还能正常休假，正常接娃，正常下班，下午还能去公司健身房打球，LinkedIn上一看，五年前就在这里，现在还在这里，职位还一路往上走，这个信号就很强了。
所以我真正看的是两个东西。第一看印度人浓度，是不是在那个U型曲线比较舒服位置。第二看印度人含金量。他们是不是在核心岗位，能不能长期留下，留下以后活得怎么样。所以以后挑外企，除看Glassdoor、看JD、看公司官网那些“people first”“work-life balance”，还可以偷偷去LinkedIn上干一件很邪门的事：摸排桃花水母，啊不是，印度人。再看这些印度人都混到哪一层。如果数量不少，Senior、Manager、Director、VP都有，一堆人待了五年十年还没跑，而且日子看起来还挺滋润，但是又有其他族裔，看上去也比较平均。那就说明桃花水母已经出现，老乡也已喊过“快来”了。这种地方至少值得你多看两眼。以上是个人经验，没有大数据参考，仅供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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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偷为什么断崖式地下降？
我前阵子看过一个采访，一个开了二十多年手机维修店的老板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以前经常有人拿手机过来卖，我不用问都知道，多半不是自己的。现在这种人，几个月都碰不到一个。”
他说以前那些人进门都差不多一个样。
戴着帽子，眼神飘来飘去，手机没有盒子，没有发票，就一句：”老板，你看看值多少钱。”
老板也不傻，大家都心照不宣。
可这几年，别说卖手机了，就连有人捡到手机，都恨不得马上联系失主。
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以后，最惊讶的也是这一点。
快递放门口没人拿，外卖放楼下没人偷，手机掉在商场，回去找还有可能找得到。
于是很多人开始夸：中国是不是没有小偷了？
其实，不是。
真正消失的，不是小偷，而是”当小偷这份工作”。
很多人总觉得，一个人偷东西，是因为他坏。
可现实里，大多数小偷没把自己当坏人。
他只是觉得，这是门生意。
有利润，有风险，算完账，觉得还能干。
二十年前，偷一个钱包，里面可能就是几千块现金，转个弯钱就花了。
偷一部手机，找个地方刷机，再卖给二手手机贩子，又是一笔收入。
那个年代，小偷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技术有多高，而是跑得快。
可现在呢？
你偷一部手机，刚开机，人家就能定位。
刷不了机，解不开锁，很多手机还能直接远程锁死，最后拆零件卖的钱，可能还不够你冒这个险。
以前偷的是一万块。
现在偷回来，只剩几百块。
这买卖，越来越赔。
更关键的是，现金没了。
以前的钱包，就是钱。
现在的钱包，很多年轻人一年都不带一次。
不少人出门，就拿一部手机。
你把钱包偷走，里面可能只有身份证，还有两张已经忘了密码的银行卡。
忙活半天，收获二十块钱现金，找谁说理去。
最狠的还不是这个。
最狠的是，现在你想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以前一条街可能只有银行门口有监控。
现在呢？
小区、电梯、商场、地铁、停车场、便利店，甚至很多居民家门口，都挂着摄像头。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不是没有监控死角，是死角里面还有个大爷举着手机拍短视频。
你还没走出这条街，业主群已经开始找人了。
很多人会问，那以前那些小偷都去哪儿了？
这个问特别有意思。
如果你把小偷看成一种职业，这个问就很好回答了。
一份工作，如果工资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高，还随时可能进去几年，你觉得还会有人抢着干吗？
有人去送外卖了。
有人去跑网约车了。
有人进工厂了。
赚得未必更多，但至少晚上睡觉不用提心吊胆。
人其实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绝大多数人

，不是在善恶之间反复挣扎。
而是在不断算账。
这件事划不划算。
值不值得。
风险有多大。
收益有多少。
只要账变了，人就会变。
很多人觉得，是中国人突然变好了。
我倒觉得，是整个社会慢慢把这笔账改了。
现金越来越少，手机越来越难销赃，监控越来越密，移动支付越来越成熟，身份信息越来越完善，违法的成本一点一点往上涨，合法赚钱的机会一点一点变多。
等一个人准备伸手的时候，他脑子里已经先算完了一遍。
偷这一单，可能赚不了多少钱。
可一旦被抓，后面好多年都赔进去。
那只手，自然就缩回来了。
所以外国人觉得中国安全，不只是因为小偷少了。
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一个社会慢慢把”偷东西”这件事，变成了一门没人愿意干的生意。
所以我觉得很多制度最成功的时候，并不是天天抓坏人。
而是让越来越多人觉得——
算了，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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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宫城县穆斯林移民，要求当地政府为他们规划专用墓地。因为日本实行火葬，这不符合穆斯林的土葬习俗。
县议会经过研究，把原本计划在内的规划事宜彻底取消了，并且宣布，以后再不接受此类诉求。理由是，穆斯林的土葬，不符合日本火葬国情。
有些人，他们不想入乡随俗，只想反客为主。
有些事，该说“不”时，就必须说“不”。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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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1亿2千万的总人口中，穆斯林只有22万，占比不到0.2%。日本的火葬率高达99.9%，这是受佛教和神道教传统影响的文化规范，同时也受限于土地资源和卫生法规。而伊斯兰教严格禁止火葬，要求遗体直接土葬。因此，穆斯林社区多次提出建立专用墓地的请求，但这些请求都因为地方反对、地下水污染和文化阻力而被拒绝或搁置。
日本全国仅有约10处允许土葬的墓地，主要集中在关东地区，西部和东北部几乎没有，导致穆斯林遗体需高额运回本国安葬或勉强火葬。日本的穆斯林团体对此一直很恼火。
日本参议院议员梅村听子（Mizuho Umemura）在11月的一次公开讲中表示：“在日本，火葬是传统……对穆斯林来说，合适的做法是将遗体送回自己的国家安葬！”
日本火葬源于明治时代卫生需求，现成法律规范《墓地埋葬法》制定于1948年。尽管每隔一段时间，穆斯林在日本土葬的问一再被媒体提及，但其结果就是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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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穆斯林男子拿到了日本永久居留身份，想在当地银行贷款买房。可他的信仰里，借钱不能收利息。他跑了好多家银行和中介，得到的答复都一样：日本没有这种银行，这边的银行都是做生意的，受法律和监管管着，不会因为客户信什么教就开特例。
说白了，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你到了人家的地界，就得按人家的规则来。这事儿没谁对谁错，就是文化不一样，活法不一样。
世界这么大，各有各的讲究。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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