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教育资源被稀释，本土居民和外来群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矛盾藏在日常里。很多人到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无条件的包容，根本不是救赎，反而给本土社会埋下巨大隐患。
局面失控之后，瑞典政府才慌慌张张踩刹车。2015年底，瑞典首相直接宣布，接纳能力已经饱和，立刻收紧难民政策，启动边境管控，不再随便发放永久居留，很多难民只能拿到短期居留许可，想要留下来，得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不再无条件提供长期福利保障。
后续几年，政策越收越紧，家庭团聚门槛拉高，犯罪的外来人员会优先遣返，连之前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那些政客，也不再张口就来无限接纳的说辞。
可破坏容易修复难，已经形成的帮派网络、割裂的社区文化，不是改几条法规就能立刻抹平的。就算现在入境难民数量大幅下降，之前积攒下来的治安问，依旧在持续消耗瑞典。那些帮派早就形成了利益链条，毒品、枪支在地下流通，隔三差五就有恶性案件登上新闻。
善意本身没有错，但善意不能没有底线，更不能脱离本国的现实承载力。瑞典当初总觉得，只要愿意敞开大门，靠高福利就能抹平所有差异，高估了自己的消化能力，低估了文化、观念之间巨大的鸿沟。
把本国居民长久的安稳生活，拿来当成博取道德光环的筹码，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看看瑞典这一路的变化，难道不值得琢磨吗？一个国家的首要责任，难道不是先守住本土民众的安全和安稳吗？
当本土百姓连安心出门的底气都慢慢丢掉，这种不计代价的包容，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如今瑞典想回头修补秩序，要付出的代价，远比当初拒绝盲目接纳要沉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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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案又查出新东西了！恒大清盘人披露：2013年和2016年，恒大地产分两次向哈佛大学捐赠，合计约12亿港元，部分还用于设立恒大冠名研究中心！国内欠着两万多亿，钱却大把大把撒到海外名校？这笔捐款背后到底图什么？真相，越挖越让人后背发凉！
一批毕加索、莫奈、沃霍尔的名画，本该待在恒温恒湿的仓库里，结果被胡乱堆进了恒大香港总部的储物室，跟杂物挤在一块儿。
这批画是恒大一家附属公司在2016年3月之后的18个月里陆续买的，110件，花了大概13亿港元，其中95件来自香港同一家经销商。13亿的东西当杂物堆着，这事儿本身就不对劲。
往上追一层，买画的钱和捐给哈佛的钱，其实出自同一个口袋。
清盘人翻账本发现，恒大地产在2013年和2016年分两次向哈佛捐了约12亿港元，部分用来设恒大冠名的研究中心。2013年签约的时候，许家印跟时任哈佛校长同台，恒大那边是夏海钧签的字。
钱出去了，回来的是什么，几个冠名牌子。清盘人的结论很直白，没法认定这么大一笔钱有明确的商业理由，恒大似乎没从中拿到任何实质利益。
时间点特别值得看一眼。2020年国内多个恒大项目已经停工，逾期债务开始往外冒了。
可就在这之后，恒大又跟哈佛签了科研意向协议，计划投1.15亿美元，先付了1430万美元。
后来合作搁置，账上还剩320万美元没动，清盘人拿了法律意见发函过去，要追回其中200万美元。楼停了，债露了，钱还在往外走，这个顺序比什么形容词都说明问。
追钱这件事，差别大得很。200万美元的尾款，发个函还能商量。
可早年那12亿港元，想往回要就难了，得证明是欺诈性财产转移，跨境举证链条长，司法协调门槛高，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钱出去的时候一张纸就签了，想拿回来要跨好几个国家的法庭。
名画的下场也摆在那儿。清盘人委托苏富比在五个地方同步上拍，接管107件，卖出去96件，净回笼2.25亿港元。13亿买进来，2亿多卖出去。画还是那些画，钱不是那些钱了。
清盘报告里还留了一句，当初采购的完整商业目的，已经没办法核实了。
还有一架空客A319公务机，登记在离岸公司名下，2023年之后失去适航资质，一直停在广州，拖欠的各种费用超过5000万港元。
清盘人找了买家，预计2026年四季度能完成交易，净收回大约1200万美元。飞不动了，停在地上也得交钱。
清盘人全球变现了大约34亿港元，可债权申报总额是3600亿港元，清偿比例不到百分之一。34亿对3600亿，这个数字摆出来，

后面的其实不用多说了。
我活到这个岁数，最认一个理，公家的钱和自家的钱，得分开花。购房者交的预售款，银行放的贷款，那是用来盖楼、付工程款、还债的，不是谁口袋里的零花钱。
可你看这笔账，钱变成了墙上的画，变成了大洋彼岸的冠名牌子，变成了停在机场晒太阳的飞机。这些东西有个共同点，它们都不产生一分钱的经营回报。
名画堆在储物室里落灰这件事，我琢磨着挺有象征意味的。买的时候大概是想挂在会所里撑门面的，可连个正经仓库都没给它们安排。说明什么，说明买画的人在乎的可能压根不是画本身，是“我买得起”这四个字。面子挂没挂上墙不好说，钱反正是花出去了。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清盘人追那200万美元的时候，发函、协商、走法律程序，忙活半天。可那12亿港元的捐赠，报告里记了一笔，然后呢，没了。
不是清盘人不努力，是规则摆在那儿，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想收回来得跨好几个国家的法院。
我就想，当初签那张支票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一句，这钱跟盖楼有关系吗。如果问了没人听，那问就不在某一个人身上了。
说到底，信用这东西，建起来要几十年，塌下来就一瞬间。名画可以拍卖，飞机可以打折卖，冠名牌子摘不摘其实也没人在意了。
可那3600亿的申报单还摆在那儿，背后是多少个等着交房的家，这个账，不是拍卖槌落下去就能了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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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老板都破产了，
我两家都很幸运，
基本都在疫情前后结束了生意。
公公的工厂，疫情前拆迁了，政府补贴了一些钱。工厂的业务送给老二家了。保住了利润。再干下去肯定亏损。
爸妈家有一个小公司被国企收购了，就是没给钱，客户都送他了。
那个国企现在也亏损了，
他还欠我们钱。
和别人合伙的项目也是疫情前一年就退出来了。
我爹退出来主要是身体不好，要休息。
第二合伙人想赚更多的钱，想单干。
后来合伙人自己借了8000万破产了，两夫妻进了局子现在还没出来。
我们两家基本都躺平了，大部分亲戚们都在上班，上班保利润。
再做生意肯定得破产。
还有一个做汽油生意的亲戚，这几年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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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税务局的含权量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因为以后会进入强税收的时代。过去属于增量时代，每年都会产生新增财富，税收执行上不会卡得特别严格，很多情况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未来新增的增量变少，进入存量时代，向内征管的力度会加大，税收的执行一定会越来越严格。
拿房地产相关收入举例。以前全国各地一年的卖地收入随便就能达到8万亿，这笔收入体量很大，很多别的小额税种就不受重视，不会仔细核查。但当卖地收入从8万多亿下滑到现在的3万亿之后，情况就变了。很多过去不在意的小税种，现在都会认真核查，就像房租相关的税费，以前被视作小钱，很少较真，现在不少城市都开始严格征管。
税务系统每年招聘大量公务员不是没有原因的，后续需要管理的涉税事项更多，需要足够人手开展征管工作，遗产税、赠与税、房地产税等一系列财产相关税种，也会陆续推进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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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enter问的终极解决方案，是在全世界找一块地方：
- 靠近港口，允许中国组装的server在港口卸载
- 对印度工程师和中国土木老哥免签，允许frontier labs独家100%控股子公司印度devops工程师驻场，允许土木老哥快速建大楼、水、电、网等等全部基建
- 挨着天然气或者石油，天生能持续爆稳定能源，保持低电价
- 有个强有力的李光耀式治理模式，愿意长期全力支持data center建设，为基建扫清一切障碍
- 政府集体高薪精英化，决策正确，运转高效廉洁，异化成一个专门为data center business搞定一切的服务系统
- 国际环境稳定，常年美国驻军，高层在文化上亲近中国，同时有大规模北美欧洲澳洲留学的政府中层
- 民众混吃等死，集体通情达理，愿意让度部分舒适和自由，换取全民混吃等死吃全球第一data center垄断特权带来的全民UBI
想来想去，有潜力能通过改造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地方，全世界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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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密的英国档案和撒切尔自己的回忆录里，都没有她问英军指挥官“能守多少天”、对方回答“只要不切断淡水”的记录。
真正有据可查的是 1982 年 9 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时说的那句：中国要收回香港，我们当天就可以收回来，这后来收进了《邓小平文选》。
另外，香港的淡水很大一部分靠东江供水，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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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不是穷人的炼狱，是中产的地狱，比如你700万人民币资产去美国，落地后资产变成100万美金，其次捅一次280不是实得280，最后不是天天都有，我还是相信刷盘子兑店的故事。那个更经典。
这笔钱放在国内，算得上家底厚实，日子过得从容。可到了美国，就完全是另一套开销。
房子要交房产税，看病要买高价商业医保，车子保险、油费、日常买菜，每一笔都是刚性支出。家里要是有孩子读书，私立学校、课外班，花钱速度更快。
这笔100万看着不少，只要是中产过日子，不做高风险生意，慢慢消耗，撑不了太久。穷人有各类基础福利兜底，反而是手里有一笔资产、不靠救济的中产，花钱的口子多，压力最重。
网上常传一个说法，跑零工一天能拿到280美元。很多人听了，就以为每天稳稳到手280。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个数字大多是税前总收入。
油钱、车辆保养、平台抽成、税费，全部要从里面扣掉。扣完之后，落到自己口袋里，会少一大截。而且这份收入不稳定。
遇上节假日、订单多的时候，能跑出这个数；遇到淡季、下雨、片区单少，可能跑半天只有几十块。不是天天都有这个收入，波动很大。
不少人盯着这个日入数字盘算，忽略收入不稳定、开销持续在花这件事，最后预算容易绷不住。
相比这种短期高波动的零工，华人圈里流传更久、大家更认可的，是刷盘子攒钱、攒够本钱兑店的老故事。
早年不少华人刚到美国，语言不通，国内文凭不认，找不到体面工作。他们进中餐馆后厨洗碗、收盘、打杂，一天站十几个小时，工资不高，活又累。
他们省吃俭用，压缩所有开销，一点点攒现金。攒到一定数目，再找合伙人或者单独接手一家小餐馆、小店，自己当老板。
有不少人走通这条路，小店慢慢站稳脚跟；也有人兑店之后遇上生意冷清、房租上涨，扛不住，最后转让出去，之前攒的辛苦钱折进去。这条路没有保证稳赚，但是每一步都靠体力和省钱堆出来，是老移民里真实存在的路子。
这两种路子摆在一起，差别很清楚。日入280的零工，上限看着高，收入不稳，成本藏得多；刷盘子兑店，起步苦、见效慢，胜在是一步一步慢慢铺，是过去几十年华人移民最经典的生存版本。
我觉得看海外生活，别盯着单一个数字下结论。不管是带着一笔资产过去做中产，还是靠打零工、进餐馆打工谋生，都有对应的难处。没有哪一种选择是轻轻松松，只看自己能不能扛住对应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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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如今的美好，离不开摆脱极端宗教的干涉。以前极端宗教曾给新疆带来诸多危害，1990 - 2016年底，数千起暴恐案严重威胁各族公民的生命权、生存权。而现在，新疆已经4年多没发生暴恐事件，稳定和谐重回大地。
新疆某00后，调研了100位年轻人发现，他们正经历价值观重塑，远离宗教走向世俗化。信息流动让他们走出封闭，和全国年轻人的“文化距离”迅速收缩。没有极端宗教的束缚，新疆每个人都能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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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消息

中国某知识付费平台公布过一组数据：

年收入低于10万人民币的人群，购买课程数量是年收入50万人民币以上人群的3倍；

但课程完课率，前者不足7%，后者高达35%。

穷人不是在买知识，
是在买“我在变好”的幻觉。

背100个Excel公式，比亲手做100张表简单；
收藏100篇写作技巧，比每天写500字容易；
报10门创业课，比摆个煎饼摊轻松多了。

穷人最大的认知陷阱，就是把“输入”当“努力”，把“收藏”当“哈哈拥有”。

真正赚钱的人，都在边流血边总结；
而穷人在等一份“无痛成功说明书”。

听说现在年入100万已经不算有钱人了？
我发现网上特别有意思。
月薪5000的人，张口就是财务自由。
年入100万的人，天天担心现金流。
身家1000万的人，还在研究怎么降低风险。
反倒是那些从来没赚过大钱的人，最喜欢告诉别人：
“1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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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今年微电子、新材料、通信、电子技术方向的985、头部211硕士毕业生已经30万年薪起步。这是真的吗？
不要看一些自媒体晒起薪，自媒体平台上张口就是几十万年薪的很多。真实情况稍微搜索一下就基本可以了解。
确实有一部分对口热门方向、拿到头部芯片、通信大厂研发offer的优秀应届生，可以拿到30万及以上的税前总包，但这只是金字塔上端的少数情况。
同样专业、同样院校，进入制造、测试、传统材料、运营商、地方科研院所的硕士，薪资大多落在18–25万区间，新材料专业能够稳定拿到30万以上的更是寥寥。高薪只面向紧缺岗位、匹配度高的优秀毕业生，并不是这个专业硕士的普遍起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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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从从，谁是最厉害的幕后高手呢？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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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体”和“个体”的区别，我一直认为，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是最值得读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对集体主义的批判相当激烈。安兰德试图揭示，当一个社会不断以“集体利益”“社会责任”“牺牲小我”为理由，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利益、财富和自由时，最终会发生什么。
在安兰德看来，集体主义有一个根本问：它把抽象的“集体”放在真实存在的个人之上。个人的劳动、智慧、财富，甚至整个人生，都可能成为实现所谓“共同利益”的工具。
问来了，谁来定义“集体利益”？谁又有权要求别人作出牺牲？
小说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家工厂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员工收入不再取决于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取决于谁更需要帮助。结果，能力强的人越来越不愿意努力，员工开始争相证明自己生活困难，甚至连个人的不幸都成了争夺资源的筹码。最后，工厂走向衰败。
安兰德借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问：如果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反而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而不创造财富的人却能不断提出要求，长期下来，还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努力？
整部小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 那些支撑社会运转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发明家，一个接一个地选择退出。随着创造者不断消失，工厂停产、铁路瘫痪、经济衰退，整个社会逐渐陷入混乱。
书名《阿特拉斯耸耸肩》也来自这个设定。希腊神中的 Atlas 肩负着整个世界。安兰德想象，如果有一天，那些支撑文明运转的人突然决定不干了，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安兰德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激进，其中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我觉得这部小说最大的价值，是让人重新思考那些从小听到大的词汇：集体、奉献、责任、平等、共同利益。
尤其是，当有人要求你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时，最好先弄清楚三个问：这个集体究竟由谁代表？谁从中获益？谁在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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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打仗确实称得上战神，却不擅长做官，从1954年到 1958 年他当了四年总参谋长，与2位元帅产生过分歧，一个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另一个是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
1994年12月，两位军委副主席联名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登在报纸上，明说1958年对粟裕的批判是错的。这时粟裕已经去世整整十年，他是1984年2月5日在北京走的，没等到这句。
一个打赢了苏中七战捷、孟良崮、淮海战役的人，为什么在机关里栽了跟头？不妨从一份文件怎么走说起。
总参谋部是管全军作战的地方，文件天天往来。聂荣臻在1954年之前代理总参谋长，立过一条规矩：作战方面的材料，先到他手里过目，筛一遍，再往上报。他想得周到，不愿意琐碎事都压到最高层。
粟裕是从前线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习惯情况摸清了就报，越快越好。他当副总长时，有些事自己就直接往上送了。两人做法不同，没有谁存坏心。当时没人当回事，后来却成了一笔旧账。
1954年10月，粟裕正式担任总参谋长，第二年授大将军衔。那一年国防部刚成立不久，部长是彭德怀。可国防部管什么，总参谋部管什么，两家的界线一直没划清。
比如发一份命令，要不要署国防部的名？署了，有人说越权；不署，又有人说不尊重。总参机关的人，常常左右为难。
粟裕不是不想解决。他组织人手起草两个机关的职责条例，一稿一稿地改，始终没能定下来。1957年他出访苏联，还特意了解苏军总参谋部是怎么和国防部分工的，想拿来做参考。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后来被当成了问。
再看两个人的脾气。彭德怀管全军的建设，重制度，讲究上下级一层一层分明。粟裕想的则是下一场仗怎么打：预备队放在哪里，机械化部队怎样壮大，沿海岛屿要打，该提前准备什么。
一个着眼的是规矩，一个着眼的是战场。放在平常，这种分歧再正常不过，吵一吵、改一改也就过去了。偏偏粟裕提的那些计划，批复总是很慢。他越着急，就越直，上下之间越不顺。
马祖那件事是一个导火索。粟裕召集有关军区的负责人，要求把相关准备做起来。传传到下面，有人听成了要动手，消息又转回上面，就变成了总参擅自行动。后来分管作战的陈赓出来解释，总参并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粟裕也写了书面说明。
事情讲清楚了，印象却留下来。到了1958年，这些散落的小事被一件件捡起来，串成了一条线：不尊重上级，不服从分工，还有“里通外国”的说法。其实细看，每一件都有来龙去脉，放在一起，味道就变了。
1958年5月下旬，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开了近两个月，到7月22日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