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文说姐姐们给小鲜肉做数字化被删了（不可以物化男性？）
颜怡颜悦想聊唐山烧烤打人事件被删了（不可以讨论女性的生存困境？）
杨笠聊女性减少卫生巾的羞耻也被删了（不可以讨论女性的社会枷锁？）
…#脱口秀大会# 这节目到底是自我审核在保护艺人呢还是女性视角的讨论不可以播出啊？
颜怡颜悦想聊唐山烧烤打人事件被删了（不可以讨论女性的生存困境？）
杨笠聊女性减少卫生巾的羞耻也被删了（不可以讨论女性的社会枷锁？）
…#脱口秀大会# 这节目到底是自我审核在保护艺人呢还是女性视角的讨论不可以播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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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父母和婚姻中间，她自己甚至是隐形的，就像很多男人素来都只会抨击“高彩礼”，却忘了这个彩礼究竟归了谁的手。
包括这个男生，在已经明确知道彩礼钱和女生无关的前提下，还是觉得是她有问题，而不是这整件事有问题。
这才是让我觉得最无奈的地方。
包括这个男生，在已经明确知道彩礼钱和女生无关的前提下，还是觉得是她有问题，而不是这整件事有问题。
这才是让我觉得最无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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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富二代可以吃苦耐劳。你作为农民的孩子，工薪阶层的孩子，中产的孩子就绝对不能学他们这种职业精神。吃苦耐劳的效用不一样。
富二代吃苦耐劳，什么都干，不求回报。这种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
普通家庭的你，你没回家接班这个选项。
富二代吃苦耐劳，什么都干，不求回报。这种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
普通家庭的你，你没回家接班这个选项。
👍10
富二代不需要任何“机会”。也不是什么学习成长，他只要经验，磨炼，挫折，任何一线经验对他来说都有益。
普通人的磨炼、挫折，并不是100%有益，甚至有些有毒。最需要那种能带来机会、学到东西、精进技能的经验和磨炼。
学不到东西、带不来机会的经验和工作磨炼，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没任何意义。
普通人的磨炼、挫折，并不是100%有益，甚至有些有毒。最需要那种能带来机会、学到东西、精进技能的经验和磨炼。
学不到东西、带不来机会的经验和工作磨炼，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没任何意义。
👍8
【疫情下的制衣业零工：收入下降，漂泊无依】
今天是老邹领工资的日子，看到工资到账的金额，老邹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老邹来自湖北，是珠三角某制衣村的一名裁床工人。初到制衣村，老邹还是一位年龄不到20岁的“小邹”，在跟一位制衣师傅学了一段时间手艺之后，老邹学会了如何独立完成服装的裁剪工序。由于制衣业车工、烫工、裁床等技能性岗位的工人工资更高，这坚定了老邹在这一行业赚到钱的信心。
在这个制衣村，疫情前，每到生产旺季，如果工人能忍受每天14-16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的超高劳动强度，车间拥挤、嘈杂、炎热的恶劣劳动环境等，月收入达10000元是有可能的。这个收入对于像老邹一样的外来工来说，和农村老家种田比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薪水。
老邹在制衣村一待就是三十年，现在已经50岁，妻子早些年为照顾老人和小孩回了老家，目前留在村里的就只有自己。老邹在村里租了一间15平米的房，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房租每月600元。老邹说他的儿子已经成年，目前在老家省会城市的加油站工作，也在城市里买了房。但由于儿子收入不高，自己每月都需支援儿子还房贷。除了供房贷，老邹的妻子前几年生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外还借了一些钱，因此家里的条件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
在珠三角，老邹所在的制衣村是小规模制衣加工厂最集中的工业区之一。疫情前，这个制衣村最繁华时有上万家制衣厂，工人也有近二十万人。这个区域制衣厂的特点是私人投资，规模呈“家庭式小作坊”的形式。这里的制衣工人不论工作多少年都永远是无社保、无劳动合同的临时工（散工、零工）。“哪里工价高就去哪里工作”是大多数长期漂泊在这里的制衣工人的择业标准，“订单没了就自动走人”更是制衣工厂裁员的潜规则。老邹虽早已被迫适应这种雇佣无保障的状态，但疫情更加无情地让他清醒认识到像他一样的制衣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处境。
受疫情影响，特别是今年，由于制衣村许多工厂出现经营困难，有些工厂断断续续地开工停工，有些工厂甚至直接关闭。工厂的货量变少，货期变短，老邹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老邹说他目前平均每月拿到的钱只有之前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每月需要还的房贷和必要家庭生活开支是不变的。更糟糕的是，今年四月制衣村因为出现新冠阳性病例被封控，老邹被迫停工没有任何收入，领不到失业保险，也寻求不到其他社会救助。老邹说，在封控的那段时间，由于自己的出租屋不能做饭，因此足足吃了半个月的泡面。
穷困、失业或无助可能是像老邹一样的许多制衣工人在疫情中的真实处境，正如一句话所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
如何减少疫情对这些制衣工人的负面影响？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这些制衣工人得到一些救助吗？
今天是老邹领工资的日子，看到工资到账的金额，老邹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老邹来自湖北，是珠三角某制衣村的一名裁床工人。初到制衣村，老邹还是一位年龄不到20岁的“小邹”，在跟一位制衣师傅学了一段时间手艺之后，老邹学会了如何独立完成服装的裁剪工序。由于制衣业车工、烫工、裁床等技能性岗位的工人工资更高，这坚定了老邹在这一行业赚到钱的信心。
在这个制衣村，疫情前，每到生产旺季，如果工人能忍受每天14-16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的超高劳动强度，车间拥挤、嘈杂、炎热的恶劣劳动环境等，月收入达10000元是有可能的。这个收入对于像老邹一样的外来工来说，和农村老家种田比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薪水。
老邹在制衣村一待就是三十年，现在已经50岁，妻子早些年为照顾老人和小孩回了老家，目前留在村里的就只有自己。老邹在村里租了一间15平米的房，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房租每月600元。老邹说他的儿子已经成年，目前在老家省会城市的加油站工作，也在城市里买了房。但由于儿子收入不高，自己每月都需支援儿子还房贷。除了供房贷，老邹的妻子前几年生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外还借了一些钱，因此家里的条件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
在珠三角，老邹所在的制衣村是小规模制衣加工厂最集中的工业区之一。疫情前，这个制衣村最繁华时有上万家制衣厂，工人也有近二十万人。这个区域制衣厂的特点是私人投资，规模呈“家庭式小作坊”的形式。这里的制衣工人不论工作多少年都永远是无社保、无劳动合同的临时工（散工、零工）。“哪里工价高就去哪里工作”是大多数长期漂泊在这里的制衣工人的择业标准，“订单没了就自动走人”更是制衣工厂裁员的潜规则。老邹虽早已被迫适应这种雇佣无保障的状态，但疫情更加无情地让他清醒认识到像他一样的制衣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处境。
受疫情影响，特别是今年，由于制衣村许多工厂出现经营困难，有些工厂断断续续地开工停工，有些工厂甚至直接关闭。工厂的货量变少，货期变短，老邹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老邹说他目前平均每月拿到的钱只有之前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每月需要还的房贷和必要家庭生活开支是不变的。更糟糕的是，今年四月制衣村因为出现新冠阳性病例被封控，老邹被迫停工没有任何收入，领不到失业保险，也寻求不到其他社会救助。老邹说，在封控的那段时间，由于自己的出租屋不能做饭，因此足足吃了半个月的泡面。
穷困、失业或无助可能是像老邹一样的许多制衣工人在疫情中的真实处境，正如一句话所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
如何减少疫情对这些制衣工人的负面影响？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这些制衣工人得到一些救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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