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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ed from 被捕人士資訊部
【那夜 他坐上了最後一條成功離港的船】

這是最後一次,如果這次也不能成功離開香港,他決定放棄,然後自首。臨行前的無數個晚上,輾轉反側,無法成眠,害怕會在海中遇到甚麼事,如果在海上被捕,他不希望連累一直幫助他的人,「跳海死咗去就算」。

烈日當空,極目四望,盡是汪洋。看不見彼岸,他的肩頸被猛烈的太陽灼傷,這一刻充滿希望,下一刻,心頭又湧起絕望。黑夜降臨,眼前終於出現點點燈火,真的到達了嗎?執法人員不讓他們上岸,因為是非法入境,「我們很努力說出原因,他們才讓我們上岸」。

踏上陸地的一刻,身體還感受着海浪的搖晃,他終於能夠鬆一口氣,同船的大家高興得歡呼。跨越中國水域,再來到這個地方,他說非常困難,而自己做到了,「我跟他們說,最壞情況是跳船死,只要不怕死,做甚麼都得!」

//命運旋轉門//

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得來不易。那時候很多人告訴他,可以幫忙安排離開,很多次,他跑到碼頭,船最終沒有出現,甚至試過已上了船,卻因種種不同情況而要中途折返,這樣的事情已發生過四、五次,而他亦付出了六位數的金錢,他說,那時候是「用錢買個失望」。

原本,坐在船上的並不是他,而是一個曾經一起經歷生死的朋友,「試過一起出船,差點兒反船,最終又是走不到」。朋友說找到了一條船,卻決定留下來,便把自己的位置給了他,「要不是他給我這個機會,我很有可能坐上『十二港人』那條船」。

//被毆至住院數天//

2019年被捕後,Kenny(化名)被控四項罪名,一直住在安全屋,只報到過一次,亦沒有出席審訊,他一直都在被通緝之列,笑說自己是名副其實的「逃犯」。

匿藏的地方非常隱密,一年多以來,他完全不外出,家人朋友也無法找到他,他形容自己是「廢青」,那時每天只能看着直播,內心憤怒,卻甚麼也做不到,眼睜睜的看着愈來愈多朋友被捕、被囚。

被捕一剎,拳腳隨即襲來,記者衝過來拍攝,警員說了句「有記者」,毆打暫時停止,他被扣上手扣帶上警車,扣得非常緊導致雙手發紫,他喊了一句「唔好打細路」,便立即被人拳打頭顱。

到了警署,他被認定為襲警疑犯,「有人帶我入房,一直打我,打到我瞓低」,躺在地上,他已痛得無法坐起來,「對方一邊打一邊講粗口,叫我認罪,但我無做,如何認?」經歷了10分鐘的暴力,那兩個人終於停下來。

他的胸口和腹部被毆,明顯地,他們迴避打臉,他懷疑,因為自己的臉被記者拍了下來,所以對方主要攻擊他的身體。

然後,他們要他跪在地上、面壁,不斷用粗言穢語辱罵他,同時斷續地打他的頭。回到羈留室,他胸口痛得無法呼吸,一直躺着,同室的人見狀,大叫救命,他才能到醫院驗傷,傷勢嚴重,留院數天。

//一世陰影//

真的很痛,但身上的瘀傷根本無法跟他眼前的景象相提並論,三年後的今天,那幕場景依然是難以磨滅。那時候,他看着警員在警車上毆打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他哀求警員讓自己為那個奄奄一息的孩子療傷,「他叫我『收嗲』,然後再多打了幾下」。

憤怒掩蓋了所有情緒,剎那間,他覺得香港的未來漆黑一片,「努力讀書、工作就會有好的未來?人們表達訴求就被如此毆打?咁樣打個細路?有無搞錯!」這些年來,就是這件事,讓他耿耿於懷。

他記得,那個少年被打得眼也睜不開,全身多處骨折,「瘀晒!重傷!」,醫生必須即時替他於眼皮下放出膿血。在醫院,他們再次碰面,對視一刻,千言萬語,無從說起,各人被警員監視着,無法說話,卻已淚流滿臉。

聽到有人大叫「救人」,Kenny立即衝過去,「他真是一個小孩,身上甚麼也沒有」,他覺得回頭救人,是自然反應,根本沒有時間想太多。

少年被毆打至遍體鱗傷,到了今天,依然歷歷在目,「很嬲!你可以打我,但不能打細路!」少年已陷入半昏迷狀態,卻被迫跪在地上,然後一邊哭,一邊跟毆打他的人們說「對唔住,我以後唔敢喇...」,即使說了,又如何?他仍然繼續被毆。

記憶,總是不由自主,這段往事,成為了Kenny的終生陰影,「不會對這班人抱有希望,只會變本加厲,根本已失去人性」。留院幾天,卻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安靜地思考,最終決定必須離開,覺得香港早已物是人非,不再是他熟悉的香港。

//幾歲來港 家人維穩//

輾轉來到了美國,踏足自由的土地,本應鬆一口氣,卻一直滿心愧疚,「覺得自己捨棄了香港的手足」。他覺得現在的自己,甚麼也做不到,一點也不快樂,圈子內人人也築起高牆,很多事情也無法找到解決辦法,而他性格火爆,未必所有人接受自己一套。

留下難,離開也不易。申請政治庇護,適應當地生活,又要尋找自己的定位,一個沒有身份的人,飄泊異地,陷入困惑,經常質疑自己的決定和價值,「不快樂,有幾次很灰心,不如返香港承受一切,陪他們喇」。

他今年28歲,在香港的時候,是一個土木工程師,笑說自己是「有為青年」,現在「打黑工」,做裝修工作,別人總是問他有否後悔,他的答案很簡單:「後悔無用!向前看!但可以內疚」。

有沒有思鄉?他斬釘截鐵,一點也沒有,因為家人都是做「維穩工作」的,社運時,親眼看見哥哥在遊行現場搗亂、影相、打人,回家時見到家裏充斥着記者、急救員的反光背心。

那時,他看着哥哥跟着抗爭者走入後巷,然後打人,他再也按捺不住,回家跟哥哥大吵起來,父母也無法阻止,哥哥亦因為做這種事而變得愈來愈富有,他完全無法接受。

Kenny幾歲才來到香港,回想起來,他說自已在2019年前是「大中華膠」,北京奧運時滿心歡喜,直至2016年魚蛋革命後,想法才開始轉變。

那個少年,被監禁兩年,最近放學了,亦已離開香港,「聽到他的聲音,我忍不住哭了出來」。他一再談及愧疚,但看見少年終於安全,而且可以開展人生新一頁,卻感到開心。

在少年身上,他好像看見了一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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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