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悼念周梓樂獲撤非法集結罪】
【律政司上訴終院 指舉機拍警員有犯罪意圖】
詳細報道 ➡️ https://bit.ly/3ik9DeL
在香港，報稱為攝影師的37歲男子蔡健瑜，被指在前年3月8日，在大埔超級城市民悼念科大生周梓樂期間，連同時任區議員被指尾隨及指罵便衣警員，涉案5人被控非法集結罪，蔡健瑜經審訊後被主任裁判官蘇文隆裁定罪名成立，判囚3個月。他事後向高院提上訴，最終後得直獲撤銷控罪。不過，律政司不服向終審提出上訴，終院以案件有合理爭辯理由批出上訴許可，聆訊排期周二（29日）早上審理。
律政司一方陳詞指，蔡為「集會組成人」（constituent offender），又認為他近距離舉機拍攝警員，而當時必然知道現場已發生集結，顯示他具有犯罪意圖。首席法官張舉能一度問及，應如何區分現場拍攝的傳媒採訪行為，抑或正進行受禁行為；律政司一方回應，指要視乎現場情况，即使正在採訪也可同時參與非法集結，而當時有人高叫警員名字，甚至牽涉起底，邀請法庭考慮有關因素，裁定答辯人罪成及需要服刑。
#香港法庭
#周梓樂
#非法集結
#犯罪意圖
#盧建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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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上訴終院 指舉機拍警員有犯罪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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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報稱為攝影師的37歲男子蔡健瑜，被指在前年3月8日，在大埔超級城市民悼念科大生周梓樂期間，連同時任區議員被指尾隨及指罵便衣警員，涉案5人被控非法集結罪，蔡健瑜經審訊後被主任裁判官蘇文隆裁定罪名成立，判囚3個月。他事後向高院提上訴，最終後得直獲撤銷控罪。不過，律政司不服向終審提出上訴，終院以案件有合理爭辯理由批出上訴許可，聆訊排期周二（29日）早上審理。
律政司一方陳詞指，蔡為「集會組成人」（constituent offender），又認為他近距離舉機拍攝警員，而當時必然知道現場已發生集結，顯示他具有犯罪意圖。首席法官張舉能一度問及，應如何區分現場拍攝的傳媒採訪行為，抑或正進行受禁行為；律政司一方回應，指要視乎現場情况，即使正在採訪也可同時參與非法集結，而當時有人高叫警員名字，甚至牽涉起底，邀請法庭考慮有關因素，裁定答辯人罪成及需要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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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認有罪｜暴動案「終極裁決」頒佈後 被告多選擇認罪
全文：https://bitly.ws/YRwb
在上環暴動案獲判無罪的「赴湯杜火」湯偉雄，及在 2016 年旺角衝突中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分別就暴動及非法集結罪定義上訴至終審法院。兩案合併審理後，終院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頒佈裁決，對後續暴動案影響深遠。
其中，裁決雖然提到單單身處現場不屬犯罪，但被告人無須作出很多行為，就可由「單單身處現場」變成「鼓勵」，例如身處現場的人可「透過言語、記號或手勢，又或佩戴暴動者的襟章或標誌」，以此「鼓勵、宣傳或參與暴動」；而在場「為暴動者壯膽」、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的人，同樣可被裁定有罪 。如被告被視為「鼓勵」者，可在沒有具體行為的情況下被定罪。
終院裁決指出，只要參與者留在現場拒絕離開，暴動或非法集結便不會停止，而「拘捕的時間和地點」、在被告身上發現的物品、如頭盔、盔甲、眼罩等，或可成為推論參與暴動的環境證供。在非法集結或暴動成形後才參與其中的後來者，也可能須負上刑責。
大律師吳宗鑾說，在「盧建民案」裁決頒布前，控方舉證暴動案的標準是要證明被告如何參與暴動，「控方必需要證明到被告在現場有沒有做過一些具體行為，足以說明對方曾在現場參與暴動，如被告叫口號、做過一些動作，令人感覺是支持示威者，現場如是一場暴動，那麼被告就算是參與了。」
他續說按這樣的舉證標準，控方很難單憑以拘捕被告人時，他身上有甚麼裝備，就以此證明到被告參與暴動，「 法庭好多時都會話，『就算你有嗰啲裝備都好啦，就算拉到，都冇證據證明佢喺現場做過啲乜，在現場逗留幾耐』，有幾宗案件因而無罪釋放。
吳解釋，終審法院在「盧建民案」指出，一旦在暴動案現場，在警察多次勸喻、甚至警告後，都沒有離開現場的話，就要被告解釋當時為何沒有離開，加上被告當時的衣物顏色、防具等，法庭會因此「較容易地」推論當時盧建民是參與暴動。「在『盧建民案』後，控方要舉證一個人參與了暴動，某程度上是容易了。」而辯方則需要作供，去反駁當時參與暴動的說法，但法庭大多數情況都不予接納。
#集誌社 #深度報道 #反修例運動 #暴動案 #改認有罪 #法律界人士 #盧建民案 #大律師吳宗鑾 #裁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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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環暴動案獲判無罪的「赴湯杜火」湯偉雄，及在 2016 年旺角衝突中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分別就暴動及非法集結罪定義上訴至終審法院。兩案合併審理後，終院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頒佈裁決，對後續暴動案影響深遠。
其中，裁決雖然提到單單身處現場不屬犯罪，但被告人無須作出很多行為，就可由「單單身處現場」變成「鼓勵」，例如身處現場的人可「透過言語、記號或手勢，又或佩戴暴動者的襟章或標誌」，以此「鼓勵、宣傳或參與暴動」；而在場「為暴動者壯膽」、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的人，同樣可被裁定有罪 。如被告被視為「鼓勵」者，可在沒有具體行為的情況下被定罪。
終院裁決指出，只要參與者留在現場拒絕離開，暴動或非法集結便不會停止，而「拘捕的時間和地點」、在被告身上發現的物品、如頭盔、盔甲、眼罩等，或可成為推論參與暴動的環境證供。在非法集結或暴動成形後才參與其中的後來者，也可能須負上刑責。
大律師吳宗鑾說，在「盧建民案」裁決頒布前，控方舉證暴動案的標準是要證明被告如何參與暴動，「控方必需要證明到被告在現場有沒有做過一些具體行為，足以說明對方曾在現場參與暴動，如被告叫口號、做過一些動作，令人感覺是支持示威者，現場如是一場暴動，那麼被告就算是參與了。」
他續說按這樣的舉證標準，控方很難單憑以拘捕被告人時，他身上有甚麼裝備，就以此證明到被告參與暴動，「 法庭好多時都會話，『就算你有嗰啲裝備都好啦，就算拉到，都冇證據證明佢喺現場做過啲乜，在現場逗留幾耐』，有幾宗案件因而無罪釋放。
吳解釋，終審法院在「盧建民案」指出，一旦在暴動案現場，在警察多次勸喻、甚至警告後，都沒有離開現場的話，就要被告解釋當時為何沒有離開，加上被告當時的衣物顏色、防具等，法庭會因此「較容易地」推論當時盧建民是參與暴動。「在『盧建民案』後，控方要舉證一個人參與了暴動，某程度上是容易了。」而辯方則需要作供，去反駁當時參與暴動的說法，但法庭大多數情況都不予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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