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ed from 被捕人士資訊部
【不能言說的痛】
華燈初上，我們坐在添馬公園，人們在我們身旁走過，有剛下班趕着回家的，也有出來散步遛狗的，就如放映着幻燈片，我們是觀眾，獨自安靜地看着影片逐格的放映，這一切似乎也跟我們沒有關係。
維港對岸，高樓閃爍着燦爛的燈火，在這個五光十色的城市內，他發覺自己，早已無容身之處。還有一個月，就要判刑了，他說，終於可以解脫，甚麼也不用想，一切快將完結。
由被捕到判刑，這三年以來，他的人生就如被綑綁着，讀書、工作、戀愛，所有事情好像有限期，在限期到來前，他不敢轉變，只能默默地過「剩餘」的時間。「之後可以做甚麼，對人生有沒有壞影響，能否移民...」這些問題在他腦內重覆千萬遍，他無法知道答案，但對未來的事，依然是擔心。
//新屋嶺天花板的霉菌//
那年8月，達爾文(化名)被捕了，過程一點也不激烈，在警署內，警員在他面前努力地寫口供紙，跟着whatsapp上的文字，不停抄寫，他覺得對方就如一個在抄功課的學生，那一刻，他知道女朋友和家人都在瘋狂地找他，「很沉重，身邊很多人也在擔心，不知道怎面對他們，情緒很差」。
但最壞的還未發生，他被帶到巴士上，車上全都是當晚被捕的，有人問去哪兒，警員們似乎也不清楚，車裏很嘈吵，很多人在高聲說話：「指揮官話...」、「leader話去...」，直至45分鐘後，他才知道自己被送往新屋嶺。
他記得，當時人很多，整個拘留中心非常混亂，「根本不夠地方容納這麼多人」。他沒有太恐懼，只是當警員跟他說「運你上大陸吖喇」那一刻，才真的有點驚，「當時還未太聽過新屋嶺這個地方，我算是第二批被送進去的」。
到了第二天，又要再次錄口供，他要求見律師，對方跟他說「唔使律師喎」，然後便用手叉着他的頸，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很無助，「上了手扣，任人魚肉，無能力做任何事」。這種無力感，從那天起，如影隨形，再沒有離開過。
躺在草地上，看着滿天繁星，他說得不多，一直把三文治往口裏塞，時間在流動、在倒數，卻又似乎停留在那一夜。他和其他男生，躺在冰冷的地上，看着的，是牢房內天花上的霉菌，他們甚麼也不敢說，勉強的睡了一會，「以為睡了很久，原來也只是數十分鐘，睡醒無數次，才捱過了48小時」。
//承認焦慮之難//
保釋後，每周一次報到，晚上宵禁，等了很久才提訊，然後終於到了審訊那天。那一個月，他每天早上9時到達法院，穿着西裝，走進犯人欄，午餐時，他總是走到同一間餐廳，點同一碟意粉，規律得就如上班，脫下口罩吃意粉那一刻，應該是全天最輕鬆的時刻。
他偶爾笑了，一臉稚氣，吃飯時，關於審訊，我們一概不談，但總是會談到社會狀況，彷如回到大學，跟同學討論時政，如何用社會學、哲學理論去解構這個世界。
但這個世界，已無法用任何理論去理解，討論只會讓我們更沮喪，因為無力阻止崩壞。
律師初時跟他說有六成機會無罪，然後五成，然後就沒有再說了。他坦言，有「妄想」過無罪釋放，因為沒有任何影像證據，被捕時身上也沒有特別東西。他到其他同案被告的審訊旁聽，大部份都被判入獄，他覺得自己根本沒有任何勝算，「原本想寫信給他們，但落不了筆，哎...」他只能對自己承認，的確很焦慮。
其實他一直不願承認。面對朋友，他總是假裝樂觀，很少談及感受，更不願提及有可能面對的刑期，上庭的事，也是朋友們再三追問，甚至是看TG群組才知道，他總是說，不想別人擔心，「說出來沒有結果，想起來也不快樂」。
//不能言說的情緒//
應該是不想成為別人關心的對象吧，過份的關懷，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壓力，對於自己的事情，淡然面對，真正牽動他情緒的，是別人的事情，「他們都很年輕，想起他們的遭遇，會很大情緒，想避開不再去想」，他抑壓着的情緒，不知可以向誰說，一直憋在心裏。
喜怒哀樂，他說不出口，總是以「很大情緒」來形容，不想暴露自己的情緒，是一種保護機制，也是一種無法對自己坦誠的表達方式。那年盛夏，是他最後一個暑假，在大學迎新營中做「大組長」，他學會了照顧別人，卻不懂照顧自己。
「回想整件事，妄想自己『頂得順』，原來一點也不快樂，社會氛圍很差，所有人只關心疫情，經濟不好，言論自由收窄，整個大環境很灰暗」。然後，他和女朋友分開了，畢業後的世界很不一樣，生命面對極大的轉折，二人漸漸向着不同方向前進，然後重覆着：「是解脫」，他覺得牆內是一個安靜的世界，可以容許他思考人生。
最終還是全部說出來了，一直抗拒坦白說出自己的感受，太多鬱結，情感堆積在心內的深處，沒有處理，也許是無從處理。平時生活好像如常，卻又有很多坐立不安的時刻，「很底層，很難片面去講」，他形容自己過去幾年一直處於膠着狀態。
家人呢，「關係有點複雜，很難溝通，他們不理解我的想法，我曾承諾自己會無事，但做不到」。上庭時，媽媽擔憂的看着自己，他只能點了一下頭，雖然一直無法說出口，但濕潤的眼眶，已代表一切。他記得，小時候，父母叫自己要「做個好人」，「長大後發現世界原來不是那樣！為甚麼？」
//對世界好奇//
研究社會，他想用一個有系統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大學讀社會學，他覺得很適合自己，香港社會正在面對很多問題，他看見很多人的不滿，不同成長背景的人，對社會的看法、行動方式也會不同，「對照同時被捕的人，有中產大學生，也有基層年青人，他們走出來的原因是甚麼，因為公義公平？還是為啖氣？為其他人？」即使面對審訊和未知的刑期，他仍沒有停止對世界的好奇和分折社會的能力。
判刑那天，座無虛席，他的朋友拿不到旁聽的票，在電梯大堂跟他道別，他笑了笑，人太多了，顯得有點尷尬，他依然穿着那套筆挺的西裝，匆匆的走進法庭。
那片無際的星空，那杯已涼了的咖啡，那個無法以常理解釋的審訊，就如一個長鏡，緩慢的推進，三年，日復一日的，假裝着如常過活，沒有激烈的場景，沒有英雄的事跡，一個大學生，然後是一個打工仔。鏡頭停頓，50個月，在他臉上，還是看不到情緒。
「底層」，是他藏着情感的地方，一個除了他自己沒有人能到達的地方。
#hongkong #hongkongprotesters #hongkongprotest #hongkonger #香港 #暴動罪 #反修例事件 #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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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梁嘉麗
華燈初上，我們坐在添馬公園，人們在我們身旁走過，有剛下班趕着回家的，也有出來散步遛狗的，就如放映着幻燈片，我們是觀眾，獨自安靜地看着影片逐格的放映，這一切似乎也跟我們沒有關係。
維港對岸，高樓閃爍着燦爛的燈火，在這個五光十色的城市內，他發覺自己，早已無容身之處。還有一個月，就要判刑了，他說，終於可以解脫，甚麼也不用想，一切快將完結。
由被捕到判刑，這三年以來，他的人生就如被綑綁着，讀書、工作、戀愛，所有事情好像有限期，在限期到來前，他不敢轉變，只能默默地過「剩餘」的時間。「之後可以做甚麼，對人生有沒有壞影響，能否移民...」這些問題在他腦內重覆千萬遍，他無法知道答案，但對未來的事，依然是擔心。
//新屋嶺天花板的霉菌//
那年8月，達爾文(化名)被捕了，過程一點也不激烈，在警署內，警員在他面前努力地寫口供紙，跟着whatsapp上的文字，不停抄寫，他覺得對方就如一個在抄功課的學生，那一刻，他知道女朋友和家人都在瘋狂地找他，「很沉重，身邊很多人也在擔心，不知道怎面對他們，情緒很差」。
但最壞的還未發生，他被帶到巴士上，車上全都是當晚被捕的，有人問去哪兒，警員們似乎也不清楚，車裏很嘈吵，很多人在高聲說話：「指揮官話...」、「leader話去...」，直至45分鐘後，他才知道自己被送往新屋嶺。
他記得，當時人很多，整個拘留中心非常混亂，「根本不夠地方容納這麼多人」。他沒有太恐懼，只是當警員跟他說「運你上大陸吖喇」那一刻，才真的有點驚，「當時還未太聽過新屋嶺這個地方，我算是第二批被送進去的」。
到了第二天，又要再次錄口供，他要求見律師，對方跟他說「唔使律師喎」，然後便用手叉着他的頸，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很無助，「上了手扣，任人魚肉，無能力做任何事」。這種無力感，從那天起，如影隨形，再沒有離開過。
躺在草地上，看着滿天繁星，他說得不多，一直把三文治往口裏塞，時間在流動、在倒數，卻又似乎停留在那一夜。他和其他男生，躺在冰冷的地上，看着的，是牢房內天花上的霉菌，他們甚麼也不敢說，勉強的睡了一會，「以為睡了很久，原來也只是數十分鐘，睡醒無數次，才捱過了48小時」。
//承認焦慮之難//
保釋後，每周一次報到，晚上宵禁，等了很久才提訊，然後終於到了審訊那天。那一個月，他每天早上9時到達法院，穿着西裝，走進犯人欄，午餐時，他總是走到同一間餐廳，點同一碟意粉，規律得就如上班，脫下口罩吃意粉那一刻，應該是全天最輕鬆的時刻。
他偶爾笑了，一臉稚氣，吃飯時，關於審訊，我們一概不談，但總是會談到社會狀況，彷如回到大學，跟同學討論時政，如何用社會學、哲學理論去解構這個世界。
但這個世界，已無法用任何理論去理解，討論只會讓我們更沮喪，因為無力阻止崩壞。
律師初時跟他說有六成機會無罪，然後五成，然後就沒有再說了。他坦言，有「妄想」過無罪釋放，因為沒有任何影像證據，被捕時身上也沒有特別東西。他到其他同案被告的審訊旁聽，大部份都被判入獄，他覺得自己根本沒有任何勝算，「原本想寫信給他們，但落不了筆，哎...」他只能對自己承認，的確很焦慮。
其實他一直不願承認。面對朋友，他總是假裝樂觀，很少談及感受，更不願提及有可能面對的刑期，上庭的事，也是朋友們再三追問，甚至是看TG群組才知道，他總是說，不想別人擔心，「說出來沒有結果，想起來也不快樂」。
//不能言說的情緒//
應該是不想成為別人關心的對象吧，過份的關懷，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壓力，對於自己的事情，淡然面對，真正牽動他情緒的，是別人的事情，「他們都很年輕，想起他們的遭遇，會很大情緒，想避開不再去想」，他抑壓着的情緒，不知可以向誰說，一直憋在心裏。
喜怒哀樂，他說不出口，總是以「很大情緒」來形容，不想暴露自己的情緒，是一種保護機制，也是一種無法對自己坦誠的表達方式。那年盛夏，是他最後一個暑假，在大學迎新營中做「大組長」，他學會了照顧別人，卻不懂照顧自己。
「回想整件事，妄想自己『頂得順』，原來一點也不快樂，社會氛圍很差，所有人只關心疫情，經濟不好，言論自由收窄，整個大環境很灰暗」。然後，他和女朋友分開了，畢業後的世界很不一樣，生命面對極大的轉折，二人漸漸向着不同方向前進，然後重覆着：「是解脫」，他覺得牆內是一個安靜的世界，可以容許他思考人生。
最終還是全部說出來了，一直抗拒坦白說出自己的感受，太多鬱結，情感堆積在心內的深處，沒有處理，也許是無從處理。平時生活好像如常，卻又有很多坐立不安的時刻，「很底層，很難片面去講」，他形容自己過去幾年一直處於膠着狀態。
家人呢，「關係有點複雜，很難溝通，他們不理解我的想法，我曾承諾自己會無事，但做不到」。上庭時，媽媽擔憂的看着自己，他只能點了一下頭，雖然一直無法說出口，但濕潤的眼眶，已代表一切。他記得，小時候，父母叫自己要「做個好人」，「長大後發現世界原來不是那樣！為甚麼？」
//對世界好奇//
研究社會，他想用一個有系統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大學讀社會學，他覺得很適合自己，香港社會正在面對很多問題，他看見很多人的不滿，不同成長背景的人，對社會的看法、行動方式也會不同，「對照同時被捕的人，有中產大學生，也有基層年青人，他們走出來的原因是甚麼，因為公義公平？還是為啖氣？為其他人？」即使面對審訊和未知的刑期，他仍沒有停止對世界的好奇和分折社會的能力。
判刑那天，座無虛席，他的朋友拿不到旁聽的票，在電梯大堂跟他道別，他笑了笑，人太多了，顯得有點尷尬，他依然穿着那套筆挺的西裝，匆匆的走進法庭。
那片無際的星空，那杯已涼了的咖啡，那個無法以常理解釋的審訊，就如一個長鏡，緩慢的推進，三年，日復一日的，假裝着如常過活，沒有激烈的場景，沒有英雄的事跡，一個大學生，然後是一個打工仔。鏡頭停頓，50個月，在他臉上，還是看不到情緒。
「底層」，是他藏着情感的地方，一個除了他自己沒有人能到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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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