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海部分地铁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多家媒体直播报道当日恢复通车的情况，然而却出现了民众并没有叫好的，反而批评防疫政策的“大翻车”的情况。

今天又是沮丧的一天，小区还是出不去，也没有要解封的消息。小区的人好像是认命了，不再质疑居委，只讨论如何做吃的，哪里可以买葱，有多的菜怎么分担等等。今天还发了礼包，这更不是要解封的迹象，而是让人坚持居家的暗示。

这大概是这辈子不会再有的经历——在市中心开车畅通无阻；马路上99%的店依旧都关着；路上不能说没有人，但是行人很少，随处可见的是警察、大白和环卫工人。

一周前北京通报的消息，公交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并未引发应有的关注，作为一项看似普通的举措被推出。如此一来，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的三位一体就正式形成。

近日，一段北京居民与街道武装部长理论，拒绝继续被划为封控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根据视频内容，事发在5月18日晚，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当地居民因不满在没有书面文件通知的情况下，继续被划为封控区，继而与街道武装部长发生争论，最后要求武装部长换人。

新闻里每天都说：“如常的上海，终会到来。”有人说这个“终”会在六月，有人说这个“终”会在七月，而我却觉得——哪怕我乘上了地铁，在面馆里吃到了拉面，它还要很久很久。哪怕那天有解封的欢呼，我们依然有深埋于心底的恐惧。

真理不该有代言人，对「真理」的代言能力，是绝对权力的体现。言论自由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关乎尊严，也关乎生存。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新报道关注了NFT近来在中国所起到的新效用：它不仅是作为数字艺术投资，而是作为了一种对抗审查制度的方式。当然，这已经不是中国网民首次用区块链技术来反抗网络审查，早在2018年4月就有人在eth的一条交易信息中加入了北大岳昕的公开信，将“北大永刻在了区块链上”。

政府的公信力让我感到绝望，完全不知道等待的意义在哪，目的在哪。开始出现有人骑行多少公里去车站的新闻（公共交通全停了），虽然上海官方说自己离沪通道从未关闭，但每天就那几趟车有个屁用。虽然后来车次开始增多，开始了我的逃离计划。

有微博网友注意到，近来网易新闻客户端推送了大量与互联网企业裁员相关的新闻，其中阿里、腾讯、京东、小米、知乎、华为等名字赫然在列，美的、以岭药业这样的传统企业也有颁布裁员计划，甚至部分地区的公务员也将被降薪、年终奖停发。

有推特网友发现，当使用这篇新华社英文评论的中文标题《为什么悲观主义者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推特进行搜索，会显示有大量的可疑账号在进行消息转发，评论内容几乎一致，一些ID具备明显的“五毛机器人”账号特点。

“话说新冠病毒几番变异之后，传播能力日益增强，终于有一天突破了太虚幻境的封印，穿越到了《红楼梦》中，引发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大观园战疫记“——女权主义者陈亚亚的小说《戏说红楼：大观园战疫记》的前言。

根据一番思量，与“封控”相关的成本可分为三类：直接成本、隐性（间接）成本与或有成本......写完此文，深感心力交瘁。最后让我借用一段庄子的话作为结语：“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这种一人感染、百千万人连坐的方式，在常态化防控中会成为常规手段吗？是会越演越烈（随着病毒传播性的增强），还是可能因遭到反对而有所改变？

充满浪漫理想主义的雪琴，你一定会痛斥这个残暴的体制，你一定知道我们所有的遭遇都在揭露整个国家机器对于社会公义的压制，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煎饼，你常会嘲讽自己其实已经躺平，可你亦不甘、不忍看到霸权体制下对于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变质腐烂。

原计划3月底入职互联网公司的王硕，被困在了学校。他一边看着互联网裁员狂潮、上海疫情、2亿人自由就业、经济下行等外部世界的急速变化；一边在学校里在打游戏和做核酸之间，过循环的生活。

面对奥密克戎这个新问题，我们需要拿出新水平、达到新境界，通过新举措、新发展，形成新突破。我们必须重视新方法、看清新形势、理准新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期待、新关系中，用好新本领、展现新风貌、走出新高度，用新知识造就新事物、从新实践中获得新成果。

BBC英文报道中公开的“新疆公安文件”受到了墙内外网民的广泛关注，在墙内有人隐晦地谈及它，一位网友评论道：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具体的人就这样直面我的时候太心痛了，明明和ta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ta们被那样残忍的对待的时候我却无知无觉，眼睁睁看着ta们受苦，好惭愧。

都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但现在看来，得先提前透支一部分了。也许他们最终能够如愿返乡，但人才就像资本一样，经得起几次折腾呢？难怪有人说：现在坐在机场，等待新一轮经济宰割的我，为曾经无数次许下过的，献身这片土地的诺言，感到懊悔和耻辱。

“两面人”（陈全国6.18）即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维吾尔族动摇分子和汉族同情分子。比如，莎车县委原书记王勇智，下令释放当地再教育营关押的7000余人，违背了党国“应收尽收”的政策，结果因为“贪污腐败”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