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压在上面的规则和框架。

如果没有有效联结，一个人会有多危险。

目前医院中医护人员间流传着一句话，现在除了新冠，其他都不是病。

张薇回忆了她和丈夫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她希望借助媒体，让大众关注到此刻正遭受着巨大痛苦，未来可能面临更大困难的遇难者家属群体。

针对特殊医疗需求人群住院难等问题，上海已制订了一些预案，采取分级的方式，根据不同类型健康需求人群落实针对性的措施。

不看微博，你永远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千奇百怪的变化。 比如今天，我无意中打开微博，登时吓了一跳：映入眼帘的，赫 […]

乌衣曾说过：如果我们也“消失”了，你们会替我们发声吗？网友回复：会的，一定会的。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技术问题可以容忍，作风问题不能容忍。可究竟什么是作风问题，我相信没有哪位管理者能给一个清晰的边界。一出事就是搞运动式的“专项整治”，所有问题提级处理，顶格处理。更不要说各种地面、机上检查，提问、会议、学习、考试层出不穷，甚至在家休息的时候，也会碰到领导的电话提问抽查。“绝对安全”的口号早在这次空难之前就已提出，已经将近一年之久。可事实是越整顿越出事，直到这次坠机事件震惊了所有人。

难就难在，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什么人才会逆来顺受？当然是死人，可人如果死了，要怎么纳税，怎么颂圣，怎么服役，怎么成为统治者的耗材呢？

大兔的眼神总是有力地在发光，我欣赏她的勇敢和智慧，也喜欢她这种奋斗过程、冒险意愿中的英雄精神，虽然我们都在一个“末世纪”，但她一直清醒且精神地活着，她的生命感里也充满着热情。

在所有领域的决策中，我们都应当尽量避免去考验人性，避免将人放在一个天天被考验底层人性的地位。不管这个人是一方大员，还是门卫保安。

西安的不幸个案，永久记录在新冠防疫史上。本以为极端案例不会重演，但周盛妮之死打破了这些一厢情愿，令大众对大上海的美好预期变成乡愿。可以设想，如果周盛妮之死不能促成防疫政策与急症需求的平衡，不能消除周盛妮之死的“非医之罪”，再有类似案例出现，必定加速流失防疫政策的合法性。

我们连该去哪里隔离都不知道，就把我们弄到垃圾场屋子里住了，就在21日，八局人员来给我们检测核酸后，23日我们这160人当中逐渐有40多人被感染新冠病毒。今天已经是23日晚，一粒饭还没有吃到！

告官、告密、构陷、借刀之事自古有之，历史与文学中不乏其例；但不知起自何时，举报成了一些人的事业，以此为职甚至以此为荣；而不问青红皂白地有举报即处理成了一些部门的常规作法；准确地说恰是因有后者才有前者。这就不得不想一想、说一说了。

之前做的功课。不知道是不是厚古薄今。客观的环境混杂主观的能力，从前的特稿可以写得好且厚重，现在的特稿可以写得不好且单薄。

普京忽略了一个事情，那就是西方的问题，要从西方的历史里去找答案，西方的体制虽然效率低，还经常在一些看似无聊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可以和希特勒绥靖，可一旦达成共识就威力巨大。就像丘吉尔说过的那样，你期望美帝作出一个正确选择，得让他们尝试过所有的错误之后。

近日，有网民发现：感恩一线防疫人员（昵称为“大白”）的一段舞蹈《听我说谢谢你》集中在微博、短视频平台出现，视频中的主角们配合着同名BGM《听我说谢谢你- 李昕融》，向防疫人员（多为核酸采样人员）鞠躬致谢，继而“翩翩手/跳舞”，以此表达对TA们辛苦付出的感激。

如果连专业医务人员都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普通小老百姓会不会更加求医无门？如果连医疗资源丰富的上海，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那其他三线四线五六七八线城市呢？

自1月27日回港至今，笔者几乎完整经历了香港的第五波Omicron疫情，从每天几十，到几百，到几千，到几万，再到如今的“事实躺平”。香港在欧美“躺平”和内地“坚挺”之间的“仰卧起坐”，成为了支持内地防疫政策的良好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