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严歌苓在做客周孝正《文明客厅》节目时，就“徐州八孩母亲”一事展开对话，在谈及中国政府收取高额涉外领养费时，严歌苓附和了周孝正所说的“习近平就是人贩子”这句话，还爆出粗口。这段视频内容开始在墙外平台热转，人们很快发现微博将“严歌苓”列入了禁搜词，尝试搜索会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此外，话题“#严歌苓”也被禁搜，超话已不存在。

既然对第四次通报的社会讨论，已然产生了需要第五份通报的普遍需求，那这份预测已在官方计划中的文件，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事实，解决最基本的质疑，以弥补最基础的公信力损毁。假如沉迷于打舆论战，也意味着再也不能摆脱舆论的诅咒。

近日，一个可以提前获知员工跳槽念头的“监控系统”，被媒体曝光，引起一片争议。网上流传的一张系统后台图片显示，某公司可查看有离职倾向员工的详细情况，一名员工访问求职网站23次，投递简历9次，含关键词的聊天记录254条。

谷爱凌还是被那层“奥运气泡”很好地保护着，舆论场追问身份的暗线不时与她的魅力明线交锋，间或浮上来进入大众视野。精英家庭布局的个人冒险，挫伤人心的阶级分析法，如影随形。热闹中，各阶层应该都会获得某种人间清醒吧。

我们梳理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日记。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不可预期的疫情。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谁？都在做什么？生活是否有意义？

能时刻被人记得那已经模糊了的出身，这对于被拐女孩来说，这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通过挖掘已经公开的中国刑事判决书，呈现中国的“地下社会”真实状况。

乍看起来，李亚玲所披露的说法是相当颠覆性的：公众在视频上看到的铁链锁颈，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关注的摆拍，是一场弄巧成拙的恶作剧。这一叙事似乎消解了“女性遭受的苦难”，倒是契合了当下许多人痛恨的“流量游戏”。

除了“穷”，女性自幼在家乡所遭遇的性别剥削也让她们不堪重负，她们要从事繁重的农业和家庭照料劳动，要面对重男轻女文化下不良的家庭关系，甚至遭受家庭暴力。 女性在家乡找不到通过学业和就业改变命运的可能，更多地只能通过嫁人（尤其是嫁到外地去）寻找出路。

半个月过去了，也发了四则通报了，可是让徐州以外的普通网友来判断，这几则通报真的能让他们信服吗？真的能在逻辑上和证据上经得起大众的拷问么？如果真的能服众，何以这几天质疑的声浪一直持续不断？为何不断有新的疑问爆出来？

1986年9月被告欲外出打工，原告阻止，被告便悄悄出走，后原告到处打听下落，半年后听说被告被拐卖到江苏省丰县，经当地公安机关解救未成，此后便再无音讯。现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故坚决要求离婚。

方岁，一个来自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家庭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双一流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一起暗访偷拍事件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企业开办一般需要两三天。之后，遭到纪工委诫勉谈话，莫名被开除。他说：“说实话也犯错？荒唐至极！”

2月15日，与被捕的两名女子（@我能抱起120斤和 @小梦姐姐小拳拳）互加微信好友互有联络的 网民 @到哪儿说理的李四 发现，两人的个人微信账号遭到封禁，理由是存在“骚扰/恶意营销/欺诈等违规行为”。账号封禁也导致这位爆料网民与当事者之间的聊天内容完全丢失。

吼你两句怎么了：诶，说什么呢，老美水深火热，妇女儿童生活充满歧视危险。你说中国啊？我们没有拐卖歧视啊，我们只是路上能捡到妇女儿童啊，很正常不犯法啊，当然，实在不行现在人没这么好骗了，我还可以开启精选评论堵嘴啊，我国一片盛世，国泰民安。

我们要深究细查的，不是疯母小花梅一个人的公民权益，我们要维护守卫的，是成千上万个处在深渊里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益。一个社会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对于强者的盲目崇拜，而是体现在对于弱者的同情和保护。

不错，我们正在从贫困中走出。但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一点：虽然贫困正在离去，但贫困的投影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这个投影的一部分，就是愚昧，贫困时代形成的愚昧。拐卖妇女现象的存在以及所涉及的问题难以解决，与这样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这些以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为主的远程地域通婚，普遍都是买卖性质的，或者是非自愿、强迫性婚姻。远嫁东部的女性一般具有学历低、年龄小的特点，根据《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作者陈业强教授，对小龙梅所在的福贡县100位跨省婚姻女性所做的调查，只有两人是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其他都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

不管是小花梅也好，还是李莹也好，她们都是很可怜的人，一个是从云南来到江苏，一个是四川来到江苏，中间都吃了很多苦，甚至是侮辱，这样的命运不应该是她们遭受的。她们原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爱，得到更多的善待，能够安然长大，安然享受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