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系统监测你在线的时长，规定一天必须在线11个小时以上，也就是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当时大概20多个人一组，80%都是应届生，我们没有时间聊天。办公室很安静，几百人坐在一个大厅里面，掉一支笔到地上都能听见的感觉。如果在线时长不够，就得用下班时间补。比如说你差两个小时，下班之后补了，不算在加班范畴，也不会给钱。

《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通过挖掘已经公开的中国刑事判决书，呈现中国的“地下社会”真实状况。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只改其中一部分，因为可能会带来未预效应。如果只强调「关锁」的非法，而不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那么一些家庭会担心涉嫌犯罪处于两难境地，「可能偷偷把人送走，也可能把患者遗弃」。

我们进入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聪明的赢者不但占有天生的优势，家境优渥、长相出众，还可以占有成功和荣誉，甚至可以占有所有的美好的品德——这多可怕。人们必然且有权利以一种焦虑、不安、质疑的方式来回应，只不过这些情绪被投射在了谷爱凌个人身上。

2月7日徐州警方发布信息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以下简称八孩母)是云南怒江福贡县人，我立即把消息转给了怒江的朋友H，并请他帮忙核实。然后马萨留言说，这事儿值得咱们去一趟。我立即赞同。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

几位记者的报道为新闻理想挽回了一分荣光，也让悲观的事件结局走向另一个方向。这也说明，真正的新闻，依然能够影响今天。只要火苗不灭，一夜便可燎原。

许多网友嘲笑这是“对我们英语能力的侮辱”。一位微博用户说：“它不仅忽视了女性的性欲和性享受，还强化了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这条评论获得了超过 81,000 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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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推荐】本周推荐媒体：疑似被拐女性-线索征集；毛时代的最后舞者

这两天，一篇名为《寻找小花梅》的文章，刷遍了整个朋友圈。在这篇文章中，两个调查记者深入云南亚古村，走访了很多当地人，深入调查了很多与小花梅相关的信息。在这篇调查报道中，很多信息与之前的当地官方通报，都并不太一致。

2月11日，严歌苓在做客周孝正《文明客厅》节目时，就“徐州八孩母亲”一事展开对话，在谈及中国政府收取高额涉外领养费时，严歌苓附和了周孝正所说的“习近平就是人贩子”这句话，还爆出粗口。这段视频内容开始在墙外平台热转，人们很快发现微博将“严歌苓”列入了禁搜词，尝试搜索会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此外，话题“#严歌苓”也被禁搜，超话已不存在。

既然对第四次通报的社会讨论，已然产生了需要第五份通报的普遍需求，那这份预测已在官方计划中的文件，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事实，解决最基本的质疑，以弥补最基础的公信力损毁。假如沉迷于打舆论战，也意味着再也不能摆脱舆论的诅咒。

近日，一个可以提前获知员工跳槽念头的“监控系统”，被媒体曝光，引起一片争议。网上流传的一张系统后台图片显示，某公司可查看有离职倾向员工的详细情况，一名员工访问求职网站23次，投递简历9次，含关键词的聊天记录254条。

谷爱凌还是被那层“奥运气泡”很好地保护着，舆论场追问身份的暗线不时与她的魅力明线交锋，间或浮上来进入大众视野。精英家庭布局的个人冒险，挫伤人心的阶级分析法，如影随形。热闹中，各阶层应该都会获得某种人间清醒吧。

我们梳理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日记。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不可预期的疫情。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谁？都在做什么？生活是否有意义？

能时刻被人记得那已经模糊了的出身，这对于被拐女孩来说，这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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