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西安的新闻有点多。但是，由正规媒体在当地调查采访，拿得出手的优质报道，并不多，这一直让我感到很遗憾。但昨天晚上，偶然看到开屏新闻对西安疫情的一则报道，令我眼前为之一亮。这篇报道讲得是西安男子孙辉（化名）的神奇经历。孙辉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光电园内的一家公司上班。2021年12月21日，西安新增的42例本土确诊病例中，包括一名在光电园活动的病例。

1987年，19岁的西安人张楚从陕西机械学院土木工程系辍学，只身赴北京发展。1994年5月，已成“魔岩三杰”之一的他，在第二张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有一首歌名字叫《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如今，西安人真吃不上饭了。2021年9月27日，为期12天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在西安胜利闭幕，全场载歌载舞，优美旋律响彻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这场盛会让世界瞩目西安！”

1月3日，一位来自西安的小红书作者@不腻 所发的帖子被网民频转，帖文称自己的小姨已怀胎八月，因腹痛于1日晚被送往西安高新医院紧急救治，但医院以“核酸检测超期”拒绝接收病人，最终延误黄金时间导致孕妇大出血流产。

起码在香港，一讲起八九六四，大家会知道军队入城的时候的乱枪扫射，会知道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车上流血的 9 岁小学生，知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绝食的大学生们，知道当年这场运动多么得到全国上下甚至党政机关的人的支持，也会知道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这些名字，知道那位只身走上长安大街挡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们的孩子都要面对重重困难的天安门母亲。

如今，江雪也离职了，也“创业”了。但其实，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今年6月，江雪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雪访”开张，第一篇推送便引发媒体与公众关注，此后连续数篇文章，几乎每篇都能成为热点。

一边是肚子疼的孕妇，另一边是被领导要求严格遵守政策的工作人员，后者说他们需要向领导请示。领导的回复很简单：等。气温零下的室外，孙女士坐在一个粉红色塑料板凳上，一手扶着肚子等到了晚上10点多。家属拍下了等待中的孙女士，板凳下有一滩鲜红的血。杨先生在旁边喊：你看这血都流成啥了这是。

在我看来，对比小男孩朗诵时的表现，尤其是他那夸张的音量，小女孩这种反应是自然的，这并非由于她格外调皮的缘故，仅仅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天性。事实上，我认为只有那种受过长期学校教育的孩子，在看到这样的表演时才能无动于衷。这些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接受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中的多数竟然都做到了，说明学校的教育是极为成功的。

@chinalabour：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露面：“我还好，你们好吗？”】昨日，久未露面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 陈国江 在微信影音号上发布一段34秒的视频。片中，盟主向镜头挥手，并配上“我还好，你好吗”“各位兄弟，后会无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民政部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调整，在离婚程序中增加冷静期。新调整后的离婚登记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等。一年过去，离婚冷静期已经开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效力。通过对离婚冷静期各环节相关人员的采访，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厘清一年来冷静期的影响方式和效力范围。当离婚自由在我国已经深植民众观念数十年后，离婚冷静期将如何影响此后国人的离婚进程？

封城之下，西安被媒体披露的所有故事，桩桩件件，我都了然于胸。每一件事，都值得写入文字，感叹评说几句。一字未写的原因，是发生在西安的这些事，武汉封城期间都上演过，有的简直像一个模板印出来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甚好说的呢？与鲁X所说的“耳不忍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事情虽然不是一个事情，却是同一种感受和心境。

本周推荐媒体：1.独立游戏：隔离之名；2.推特话题：#西安封城

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所创作的“国殇之柱”，身高8米，由50具表情痛苦的示威者的尸体堆叠在一起，以纪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中国军队镇压的示威者。1997年以来，“国殇之柱”一直矗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内公开展示。2021年10月初， “国殇之柱” 遭建制派组织香港政研会以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举报。随后，香港大学向拥有雕塑所有权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发送律师函，要求他们于10月13日下午5时前移走“国殇之柱”，否则校方将视为遗弃物品处置。

人生真是造化弄人，我人生当中很少管我爸叫爸。一般都是直接说，你吃了吗？干啥呢？给你买点茶叶，买了件衣服给你。那晚我一遍遍的大声的喊着爸爸。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更加无理取闹，更加撒泼打滚，医院会不会早点接诊，我爸会不会还有抢救回来的希望。在每个可以挽救却没有被挽救的环节里，这些一个个的过失和不作为，足以让我此后的人生自责愧疚到死。可是没有如果，在1.3日那个冬季的夜里，在我爸刚过完他61岁生日后的一个月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爸爸。

我估计，“一码通”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是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的局长，有可能一点不懂技术，或者身边没有一个懂技术的人，以为这种一码通是很简单的东西，随便找两个人就能做的好，不知道这里面存在架构设计等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科技大厂来说，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项目有预算资金，找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大厂招标，之后开发、测试、运维，估计到现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最终却是，387万的项目，只拿出了27万给外包开发。

有网友把他曾经的微博贴上去，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昨日他人坟前笑，一位自己也姓Z。哪知漏看生死簿，牛头马面今日到。还有位时事观察123的网友直言：当年武汉封城，方方在为病困中的武汉人发声，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污蔑她为汉奸卖国贼，如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不醒悟？

《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通过挖掘已经公开的中国刑事判决书，呈现中国的“地下社会”真实状况。这是第四章：北京强奸案实录。本章总共有60多个案例，都来自于北京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这是一个奇特的团队。1月2日下午，电影《亲爱的》角色原型孙海洋、《失孤》角色原型郭刚堂以及电影中唯一没有找到孩子的角色原型杜小华现身重庆。和他们同来的，还有4位失去孩子的寻亲家长。

他们都没有以一个“独立的个人”来判断，而是把自己仅仅看成是流程的一个环节，一个“螺丝钉”。这可能就是一些“极端案例”出现的原因。封城会带来物资运送困难，这是“经济规律”，但是能够出现看病苦难、打人或者录视频道歉，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底层”本身出了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都有底层人的“相互通融”（当然也并不会全部奏效），这次在西安，我们看到的全是“铁面无私”和超强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