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通过挖掘已经公开的中国刑事判决书，呈现中国的“地下社会”真实状况。这是第三章：上海故意杀案实录。本章总共有111个案例，都来自于有关上海故意杀人罪的刑事判决书。

所以与其压抑，不如直面并正确引导，打码是最让人愤怒的一种选择。对于创作者来说，打码是对创作的禁锢和束缚。对于观众来说，打码是对观影自由的阉割。

10月15日—22日 这一周，因长期积压的邻里矛盾而犯下命案的嫌犯欧金中在出逃八天之后，终被当地警方寻得踪迹，但却在抓捕过程中“畏罪自杀”（警方通报）。欧金中之死让网络舆论对他原本的同情更甚，也令公信力殆尽的当地政府受到更多指责，例如有网民质疑“畏罪自杀”这一说法，因为“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有罪”；有网民则要求警方公布执法记录，怀疑欧金中“被自杀”，毕竟“要是他活着送进法院，事情就太难办了”，甚至还有人在几天前就预言“欧金中将死于自杀”。

《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通过挖掘已经公开的中国刑事判决书，呈现中国的“地下社会”真实状况。这是第三章：上海故意杀案实录。本章总共有111个案例，都来自于有关上海故意杀人罪的刑事判决书。

推荐理由：1. 整理和记录从简中互联网上消失、被篡改的内容。2. 收集来自简体中文世界声援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受害者的声音。

尊崇道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什么都泛道德化，必定是灾难。强调底线，确实有必要，可若是将底线无限上移，那结果只能是底线不底。

以不到4万人的体量，以如此窘迫的财政状况，在一个月时间里要接待超过200万的游客，你指望他们怎么严格落实防疫政策？

真理部的欺骗是一种“全过程的欺骗”。 #每日一语

新疆地区的人权危机仍在持续，在这一背景下，本报告记录并分析了2014年至2021年中共党国在新疆采取的治理机制。为此，报告作者找到并仔细研究了数千份中文资料， 包括从未被发表过的外泄的警方记录和政府预算文件。ASPI已将这些资料档案公开，以供他人研究使用。中共用以治疆的官僚体系构架和方式与全国性的政策密不可分。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会加深一些读者对中共党国体系、和其不稳定性的了解。在众多文件中，本章重点关注一个维族家庭和他们社区的故事，以探讨新疆的运动里党国政权力量如何前所未有地贯穿进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实八九的时候，我都只有四岁。好多人疑惑，为何我如此执着这件事。是香港人，是三十几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又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情，不让政权垄断真相。

10月24日，网民 @管鑫Sam 发帖称辽宁省大连市仅在过去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发生至少4起见诸报道的燃气泄露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伤 —— 为何同一城市同一年如此频繁发生此类事故？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发表了意见。

当然，明星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他们嫖娼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应该通报，让更多人知晓。而且，明星做为公众人物，更应严于律己，他们在违法后被舆论遣责，也是咎由自取。但是，买官的社会危害性，可一点也不比明星嫖娼的危害性小，甚至更大。嫖娼是用钱买性，买官是用钱买权。公职人员的买官卖官，直接危害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纪在法前，德在法后”像两艘独立巡航的母舰，时分时合，在各自管辖的时空里逡巡。它们在具体事件中的贯彻实施，不断地涵养其生命力。这些原则不断重申权威的行事逻辑，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则是讲道理的立场，这是理解周遭处境的一个视角。上回写许艳的舆论手札，后台有不少留言，以“全国人民”的名义为她叫屈，认为那几个受害者有罪。除去某些读者信息接收落后，这就是不知道、不理解“纪在法前”，自顾自对着行动逻辑讲道理。而李云迪买春丑闻后，讲法律理念做隐约辩护，则是对“德在法后”无感，道理亦然。

为什么内地迟迟不推出分级制度呢？我记得有个有这方面话语权的人说过，大意是：有一些题材，分了级，就意味着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目前看来，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它似乎关系到某些不太好公开讨论的事情。不知为何，突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就这样。

大家不要小看被警察罚的恐惧，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1999年我在下沙的发廊里坐着，忽然有一个姑娘大叫一声说，大檐帽的来了，也就是警察来了，大家哗一下就散掉了，我就哗地跟着她们跑。而有一些客人就欺负你是非法的，我就欺负你不敢报案，所以还存在威胁、抢劫，甚至小姐被杀害的情况。还有一些客人在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甚至带有某一种道德优越感，觉得自己好像还为民除害了。

2010、2011年扫黄时，警察知道你这里有卖淫的，估摸好时间，冲进去，基本能手到擒来，我称为查处的红利期。但这个红利期很快就过去了，性产业自身的防范也在升级，比如摄像头、对讲机、保安及场所布局等。或者，采用“出台”“居民区炮房”等方式卖淫嫖娼，没有招牌，不可识别或者识别非常困难。现在更是脱离场所的网络化和“小卡片”化。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警方也适时做出扫黄的调整，红利期过去以后，会去蹲守、跟踪、躲避摄像头、化装侦查甚至购置美国进口的撞门锤。

道德伦理制造的假象，是表面上我们都是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实际上我们都在享受道德审判时的快感，享受把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拉下神坛的“平等”。而伴随民族主义滋生的“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社会观念，本身就站在道德的对立面，我们其实并不相信德行，只相信金钱和权力。我们不能靠这些东西活着。

《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通过挖掘已经公开的中国刑事判决书，呈现中国的“地下社会”真实状况。这是第三章：上海故意杀案实录。本章总共有111个案例，都来自于有关上海故意杀人罪的刑事判决书。

“驱使香港人32年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每日一语

距离取保候审已过去半年多，但她的生活没有恢复平静。因为参加、记录香港反修例运动，她被关押了三个月，并且进入了一个国保（负责中国国内安全保卫的警察）定期“访问”的名单。除了应对警察日常骚扰，处理抓捕带来的伤害，还要想办法舒缓给家人造成的压力和创伤。此外，受取保规定限制，她无法公开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经历，这对一个坚持自由发声记者来说，带来的剥夺感和压迫感比常人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