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分享，他一位离职的同事，被“炼化了”，即用大模型提取员工的语言风格、工作习惯、业务逻辑，打包成 AI 技能包，生成一个数字人。

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面对家庭暴力、关系伤害或其它暴力时，如何求助、去哪求助是亟需回应的问题。资源地图或许无法解决所有困难，但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某一个时刻，为需要的伙伴提供方向和安全感。

在2019年的一场戏剧演出中，我遇见了基层流动姐妹们，深深地被她们所触动，而后走上社区剧场的实践。希望这部电影和这些粗糙的讨论也能成为一次相遇。或许也会有人因此进一步地了解来自基层的流动姐妹们，支持她们，成为她们的伙伴与观众。

为什么我反反复复谈这件事？因为“衣食住行”就是天大的事情，而越是现代社会，“行”就越重要。现代社会是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社会，路权平等的本质就是“机会平等”，资源向汽车倾斜，就是牺牲弱势者的机会和时间来补贴强势者。这不是小事，为什么弱者活得这么艰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样的表演，不是一小撮人的生存策略，而是伊朗的深层困境。他们不相信自己在伊朗设置的教育体系，不相信自己在伊朗建立的医疗系统，也不相信自己在伊朗打造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都对伊朗没有信心，又如何要求普通民众充满信心？

既然要谈，就不能只谈农民，得一起谈：农民拿几百块就要问“贡献”，拿几千上万的反而不用问，没这个道理。本文略论一下农民、工人和体制内六十年来的“贡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对我文章大肆进行毫无理由的下架、屏蔽。我一共是发表了147篇内容。但是大家在我主页上能看到多少篇？答案是36篇。”

又一位规培医学生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其背后是更广泛的年轻医生群体在超负荷工作、极低待遇、等级压制与职业信念动摇中的共同困境。

积累实习经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实习转正的机会，即使拿到了offer也要提前入职实习，整个学生阶段都被实习覆盖，我们究竟是来上学的，还是来上班的？

近些年，中学生遭受黄谣攻击的现象屡见于媒体，社交平台上也能看到很多学生的相关求助。不少中学老师感觉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校园黄谣的传播范围在逐渐扩大，造成的伤害也愈发严重。

李道国最为人知晓的身份是知名毛派政经评论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为替辉县市储备窑村村民维权，他自学法律，4月初刚刚取得实习律师证。他的理想主义在维权中经历着基层法治水位的冲击，他选择“尊重这个牢笼的规则”，却不想走进了一个真实的牢笼。

有研究称，近六成老年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必修课，他们都成了最用功的学生。

面对这天真的发问，我笑了：“是呀，同性恋跟普通人没有区别，她们就是很普通的女孩子。”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这一年我48岁。相对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

“民主水平已经回落至1978年的水平”，这意味着自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成果“几乎被抹去”，“世界正在迎来第三波威权化浪潮”。

从历史的尺度看，外资科技企业在华工程中心的收缩并非孤立事件。区别在于，红帽中国裁撤的，是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师。他们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段技术输出关系的终结。

很多平台都存在这样一种机制：你的评论明明显示“已成功发布”，自己也看得见，可除了你之外，谁都看不到。这并非系统漏洞，而是精心设计的规则。

在东北，体制内外越来越泾渭分明了。原来还有互相流动、转岗。甚至互婚也是正常的。近十几年，逐渐地，上述现象己基本绝迹了。二者隐隐已是两个世界。

也可以很自私地说，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社会公义，而是让自己觉得有用，那后来发现，《新新闻》确实为同温层、公民社会付出一点东西，那这样就好了。

2026年1月，刘明的债务开始大规模逾期。房子、车子早已抵押出去，手里没剩什么资产，仅靠着那点收入，怎么还清债务？在夜里，他辗转思索过很多次：两次创业后，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