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谓大数据执法普及，服药治疗和驾照注销联系在一起，必然会导致一大批人，因为害怕惹上麻烦而回避治疗，如此一来，这些人的症状只会加重，这对他们的身体显然不是好事，对驾驶安全会是好事吗？

本文整理自2026年3月31日与赵玉顺的直播访谈，直播回放请搜索视频号“彭远文”，文字有删节和整理。赵玉顺与袁贞贞是自媒体"遇真纪事"的创作者，已走访全国数十个省份的村镇，记录农民与农民工的真实生活。

记住，是最低限度的不服从。而最低限度的不服从，在某些时刻，也是唯一有意义的事。

因为一篇关于进藏路线的文章突然引发了流量的关注，随着评论区里留言增加，触发了平台的监管红线。于是，一记闷棍砸下来。

前几日在北京和几个朋友聚餐时，有位211大学的党委书记给老刘提出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似乎比俄罗斯人更怀念苏联？借着酒兴，老刘谈了三点看法，在座的人多表认同。事后细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琢磨的现象。现把那天所谈整理成文，与大家分享。

夺冠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张雪那句“重庆没给我一个子儿”的“真话”，也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应该说，这句“反场面”话，击中了不少人的情绪。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也印证了一种熟悉的逻辑，即像张雪这样“横空出世”的“草根英雄”，从来不是被“扶持”出来的。

两天前，全红婵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过去这一年，是她进入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成年，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个人意义上，她成为了自己人生决策的主要承担者，为自己做选择，也为自己负责。

一个草根修车工，把人生一次次推向高风险边缘，最终闯出了一条路。张雪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有人说他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疯子”，但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纯粹企业家。

张雪峰的一生像一道自证的方程式，他是这个社会功利法则最虔诚的信徒，也是它最忠实的祭品。他确实帮助了一些人，更拿出了功利意义上的成果，所以讣告是体面的，叙事是温暖的，全网都在缅怀他。其实何必如此？

这场悲剧的背后，是当地长期的求学困境。村小撤并后，孩子们求学路拉长，最远达十余公里。没有正规校车，在外务工的家长只能将孩子托付给私人面包车。“哪怕知道危险，也没办法。”

“张雪峰猝然离世，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大不幸。离开张雪峰这个‘精神奶嘴’，孩子们未来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如果有钱有权的人骑摩托车就不管，这是对普通人赤裸裸的歧视；后半句的意思是：如果摩托车（包括电摩）车主主要是普通人，即便政策不区分人，这也是一种歧视。

我们不能满足于让他们免于“冻毙于风雪”“困顿于荆棘”，而是要让他们活得很舒服，名利双收才对。怎么才能“让搭便车”不再是困境？当然是给先行者更多的回报。

过去十年里，拥有逾90万粉丝的落生凭着朴素的正义感，几乎参与并呼吁了近年来国内每一件重大的性别公共事件。从2018年的“米兔”运动到丰县铁链女事件，她的微博俨然成为了中国平权运动的一份民间档案，为无数受害女性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与切实的帮助。

我现在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你不身在局中是不知道的，我为何从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一直宁愿在外，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逼仄，当你在家里写出一篇文章，很多敲门声就响起了，那么你自己会做何感想？

这个跨越32年的案件，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中国追诉时效制度的尴尬：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抢劫杀人案，追诉时效本为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却因嫌疑人“逃避侦查”突破了时限。当“有限追诉期”在实践中沦为“无限追诉期”，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究竟是正义的坚守，还是权力的任性？

尽管人工智能被视为强化威权统治的“灵丹妙药” (silver bullet)，但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效力仍然受到结构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