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把在法律之外动用私刑的权利，赋予本该遵守法律的警察，那就是在公然破坏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法治成果。一个连执法者都不遵守法律的社会，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看看，他们利用软肋牟利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是把学校食堂经费拿去给员工发工资福利，有的是直接向学生摊派要钱给职工发津补贴，有的是购买蔬菜时少买多报，将钱拿去搞招待。他们每伸手拿走一分钱，孩子们吃到肚子里的就少一分钱。这些所谓的学校领导，心肠之坏之恶，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国的城市中产群体曾经是时代宠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大潮里，Ta们实现了跨越阶层，走上人生顶峰。但当这个时代落幕，其不得不面对苦涩现实。

首先需要分享一个基本常识：按照中国的入学年龄和学制，大学生，一定是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后要分享一个魔幻现实：在中国的很多高校里，尤其是在学生宿舍，大学生们实质上处于被圈养的状态。

在妻子奔忙为他申请工伤认定的这一年，房子也烂尾了。一个普通家庭按部就班的生活瞬间崩塌—一冯婉婉两次申请行政复议，均被驳回，最终提起行政诉讼。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不是基层权利的泛滥（拿着鸡毛当令箭）、官僚制度的冰冷（开个寝室门为何要批文）、把学生当牛马圈养（晚上十一点后统统锁在寝室）...而是这一幕竟如此熟悉又陌生。这篇就不展开了，写得隐晦，以作纪念。

我们既然明白，未成年人犯罪得不到相应惩罚是因为约束机制失效导致的，那我们也应该明白，对于警察使用暴力的约束机制一旦失效会带来什么后果。意识到了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却还对违法使用暴力的警察拍手叫好，本质是从民意基础上给原本就不够牢固的枷锁松绑。

今天，是“杨佳袭警案”的主人公伏法的16周年日。对于这个案件，对于这个人，我们都很难以单一的情绪去看待。但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司法上不可回避的一桩争议事件。

有大V说不少女性在疯抢日本卫生巾。很讽刺，这会儿就不骂日本人了，也不抵制日本产品了，即使昨天还在对日本免签的事骂骂咧咧呢。我们身边超越底线的操作，这远远不是第一次出现，每年315那点事儿，都不够看的。

官方称为的“异地逐利性执法”，民间说法则是“远洋捕捞”。《广东省情内参》披露，珠三角发达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众多民营企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近万家企业遭遇了异地执法。

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违逆，人力不能回天，无差别杀人事件只是个别人的发泄，从下跪到躺平，从自杀到杀人，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有多长。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也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

现在我们有些企业也是这样，仗着自己做大了，就开始百般吸供应商的血，比如比亚迪。这是比亚迪给供应商的邮件。这一次供应商可不惯着比亚迪，直接就怼回来了，话真的说得很重，说他们这样的行为，既违背了商业伦理，也违背了人性底线。

曾经的土地财政，水源财政，山丘财政，到今日，终于轮到了天空。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无论是土地也好，湖水也罢，包括现今的天空，那滚滚而来的金钱，发达了一个县城，但最终一座县城的民众生计，其实并没有多么大的变化。‍‍‍‍‍‍‍‍

无论如何，就算法呈现的结果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字节两大平台并不是单纯搬运内容的“邮差”，而是积极干预内容创作的信息供应商。大量劣质内容充斥字节两大平台，平台运营者难辞其咎。究竟是算法不完善的“天灾”，还是算法有人为设置导向性的“人祸”，都是“避风港原则”背不动的锅。

在写这篇文章之初，我们想了解那些非常基础的问题：卫生巾作为日常使用频率高的女性用品，为什么仍然这么难用、不耐用、不卫生？到底怎么才能解决卫生巾的问题？女性需要什么样的卫生巾？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研发出一片好用的卫生巾？

自2021年以来，我国已是第四年申请加入CPTPP却被拒绝。上星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正与各成员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称将通过改革，目标全面达到CPTPP规则标准。而且，与WTO的承诺制不同，CPTPP是必须达标才能加入，我国此时急着加入，可见决心。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县上的公务员开始向身边的人维稳，警告他们不要转发学校关停的消息和学生哭泣的视频。转发公众号文章的僧人被带到派出所，被质问：为什么要转发，对政策有什么不满？甚至逼迫僧人签署保证书、按红手印，保证不再发表违背国家政策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