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憲判12：證人不能到法院作證，可以用警局的證詞嗎？>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是傳聞法則的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但第159-1條到第159-5條，規定了各種的傳聞例外，而可以作為證據。
其中，第159-3條規定的是當被告曾經在警局時作證，但後來的審判中因為四種情形，而無法到法庭作證，如果先前警局的陳述可以證明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而且也是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必要的情況下，先前在司法警察面前的陳述，雖然是審判外的陳述，例外可以作為證據。
這四種情況包括：
一、死亡者。
二、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者。
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
四、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
有五位刑事被告被起訴後，法院使用先前的警局陳述作為判決有罪的證據，法院例外認定有證據能力的理由包括第一種「證人死亡」跟第三種「證人傳喚不到」，這五位刑事被告在判決確定後，向大法官聲請憲法審查，主張刑事訴訟法第159-3第1、3款違憲。
其中，第四組跟第五組聲請人的情況相似，都是「某人」在警局時指證他們共同殺人，但「某人」因該案被判死刑，也已經執行死刑完畢。後來，第四、五組聲請人在自己的審判時，已經無法傳喚「某人」到庭作證，因為「某人」已經執行死刑完畢。
法院使用了上面提到的規定，採用「某人」先前在警局時講的話作為證據，判決他們死刑。第五組聲請人，就是先前被拍成微電影的「王信福」。
證人沒有辦法到法庭上作證，會和被告的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產生衝突，被告也無法行使對質詰問的權利。
如釋字582號解釋指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這個困難的問題其實在釋字789號解釋中處理過了，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當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且經證明具有特別可信情況、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的情形下，先前警詢中的陳述可以作為證據。
當時大法官在789解釋作成合憲解釋，幫條文設了幾個門檻，包括：從嚴解釋及適用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採取有效的訴訟上補償措施。
補償措施包括：
1. 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
2. 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今天，憲法法庭就刑事訴訟法第159-3條的規定，同樣作出合憲性解釋。
判決主文指出：法院於適用上開規定時，除應從嚴審認法定要件外，並 #應確保被告於訴訟程序上獲得相當之防禦權補償，使被告於訴訟程序整體而言，仍享有充分防禦權之保障；且未經被告當庭對質、詰問之未到庭證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不得為法院論斷被告有罪之唯一或主要證據。
判決認為如果這樣解釋這個條文的話，就沒有違反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6條訴訟權保障的要求。
和789號解釋相同，憲法法庭認為補償措施應該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的對質詰問權，而且也不能以未到庭的證人，作為論罪的唯一或主要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是傳聞法則的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但第159-1條到第159-5條，規定了各種的傳聞例外，而可以作為證據。
其中，第159-3條規定的是當被告曾經在警局時作證，但後來的審判中因為四種情形，而無法到法庭作證，如果先前警局的陳述可以證明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而且也是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必要的情況下，先前在司法警察面前的陳述，雖然是審判外的陳述，例外可以作為證據。
這四種情況包括：
一、死亡者。
二、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者。
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
四、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
有五位刑事被告被起訴後，法院使用先前的警局陳述作為判決有罪的證據，法院例外認定有證據能力的理由包括第一種「證人死亡」跟第三種「證人傳喚不到」，這五位刑事被告在判決確定後，向大法官聲請憲法審查，主張刑事訴訟法第159-3第1、3款違憲。
其中，第四組跟第五組聲請人的情況相似，都是「某人」在警局時指證他們共同殺人，但「某人」因該案被判死刑，也已經執行死刑完畢。後來，第四、五組聲請人在自己的審判時，已經無法傳喚「某人」到庭作證，因為「某人」已經執行死刑完畢。
法院使用了上面提到的規定，採用「某人」先前在警局時講的話作為證據，判決他們死刑。第五組聲請人，就是先前被拍成微電影的「王信福」。
證人沒有辦法到法庭上作證，會和被告的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產生衝突，被告也無法行使對質詰問的權利。
如釋字582號解釋指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這個困難的問題其實在釋字789號解釋中處理過了，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當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且經證明具有特別可信情況、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的情形下，先前警詢中的陳述可以作為證據。
當時大法官在789解釋作成合憲解釋，幫條文設了幾個門檻，包括：從嚴解釋及適用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採取有效的訴訟上補償措施。
補償措施包括：
1. 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
2. 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今天，憲法法庭就刑事訴訟法第159-3條的規定，同樣作出合憲性解釋。
判決主文指出：法院於適用上開規定時，除應從嚴審認法定要件外，並 #應確保被告於訴訟程序上獲得相當之防禦權補償，使被告於訴訟程序整體而言，仍享有充分防禦權之保障；且未經被告當庭對質、詰問之未到庭證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不得為法院論斷被告有罪之唯一或主要證據。
判決認為如果這樣解釋這個條文的話，就沒有違反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6條訴訟權保障的要求。
和789號解釋相同，憲法法庭認為補償措施應該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的對質詰問權，而且也不能以未到庭的證人，作為論罪的唯一或主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