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Opinion #于洋 #地方政府 #武汉 #河南 #治理能力
【治理现代化水平】
看到有批评河南的做法。也有认为防疫靠割据筑堡体现了治理并未现代化。我都不太赞同。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异，使“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贴合“物质、信息基础设施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有区别的灵活善用大城、小城、城郊、乡镇和农村各自制度传统上形成的优势策略，才是治理现代化。武汉做的不如河南农村
补充一句，讲这次体现出了武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如河南农村，不是因为武汉混乱——武汉面对的治理问题困难度和复杂度，要远比河南农村高的多。
说武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如河南农村，是因为武汉对于自己能够运用的优势资源和治理手段，没有能力充分使用，或者说使用的极不充分。相反，河南农村接近于极致化的使用了自己能够动用的资源和治理手段。（于帅洋是琢玉郎）
【治理现代化水平】
看到有批评河南的做法。也有认为防疫靠割据筑堡体现了治理并未现代化。我都不太赞同。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异，使“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贴合“物质、信息基础设施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有区别的灵活善用大城、小城、城郊、乡镇和农村各自制度传统上形成的优势策略，才是治理现代化。武汉做的不如河南农村
补充一句，讲这次体现出了武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如河南农村，不是因为武汉混乱——武汉面对的治理问题困难度和复杂度，要远比河南农村高的多。
说武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如河南农村，是因为武汉对于自己能够运用的优势资源和治理手段，没有能力充分使用，或者说使用的极不充分。相反，河南农村接近于极致化的使用了自己能够动用的资源和治理手段。（于帅洋是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管理 #地方政府 #封城
封城必须坚持和加强：
对外和对内封城后，城市对于脆弱人群的支撑能力，是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毫无疑问，重大风险转为重大事故后，最脆弱人群一定转化为最受害人群。
但城市能力弱，不代表在重大疫情时不应该封城——恰恰相反，城市治理能力越弱，封城应该越早。因为疫情的扩散，是扩大了需要支撑的脆弱人群数量，城市治理能力越弱，封城越晚，那么受害人群越多（经济损失也越惨重）。
最近一些视频和报道（比如有人去封门、比如有留守老弱失去生命），体现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弱，而不是不该封城。
城市治理能力强，才有本钱不封城。不能用“现代的人道主义、文明理念”来要求一个“治理能力非常有限”的社会的应急治理。让脆弱人群在治理能力之内，这是风险治理应该有的核心理念。(于帅洋是琢玉郎)
封城必须坚持和加强：
对外和对内封城后，城市对于脆弱人群的支撑能力，是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毫无疑问，重大风险转为重大事故后，最脆弱人群一定转化为最受害人群。
但城市能力弱，不代表在重大疫情时不应该封城——恰恰相反，城市治理能力越弱，封城应该越早。因为疫情的扩散，是扩大了需要支撑的脆弱人群数量，城市治理能力越弱，封城越晚，那么受害人群越多（经济损失也越惨重）。
最近一些视频和报道（比如有人去封门、比如有留守老弱失去生命），体现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弱，而不是不该封城。
城市治理能力强，才有本钱不封城。不能用“现代的人道主义、文明理念”来要求一个“治理能力非常有限”的社会的应急治理。让脆弱人群在治理能力之内，这是风险治理应该有的核心理念。(于帅洋是琢玉郎)
#观点 #Opinion #于洋 #舆论 #监督
【 “键盘侠”与“键盘匪”是有区别的。】
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社交网络赋予了我们聚集起来、影响政策和执行的机制。
这让我们的“关注”和“发声”变得有power起来——这次特别明显的，是湖北在外地人员的安置政策、红十字会仓储由九州通接管等，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对舆论的响应。
有了微权力的我们，既要学会用权力、也要善用权力而不是作恶，每个权力拥有者对自我的训练和约束，都是对良治的贡献：
1.去监督物资的调度和发放，让当政者和想伸手的人，感受到愤怒和压力——实话说，现在的慈善物资，没有人去倒卖了么？
2.去监督各级行政人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让他们感受到愤怒，大规模物资调度等才有可能。
3.去帮助转发那些求助的帖子——我看到了不同朋友的辩论：“资源稀缺时，转载求助帖的伦理两难”。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点：转载求助帖，是让人们更多的看到资源的稀缺、愤怒于资源调度的迟滞！让官员感受到愤怒，加进资源调配；同时，让人们真的能害怕这个可怕的病毒，加强自我防护。
4.去传播各种“实用”的信息：比如哪里的人愿意捐出自己的铺面，这也在逼迫官员有作为。去转载阿里的资源调配平台上线的信息。
等等，总之，通过自媒体，去集中力量，给那些能够“立竿见新看到效果、但政府官员没有动力做的事情”形成压力。这就成为良治一份子的自媒体使用！
=======但，有些质问、转帖，就要问问自己——我真的在为防疫做贡献，还是在“泄愤”、甚至是想借此涨粉、整人？
不要怀疑我们自己作恶的动机，更不要怀疑我们自己慵懒的本性。
我们绝大多数人，和武汉F4、不给百步亭老百姓预警的各级官员等等，都差不太多。
大家每一次转发、评论和发帖，都要想想：我自己作为治理框架中的一份子，
-----是不是堕落成了希望用手里权力寻租的腐败
-----是不是堕落成了不动脑筋的昏庸权力使用者
=======疫情当前，没有谁有资格滥用手中的权力，包括网民。（于帅洋是琢玉郎）
#乌鸦评论 有点意思，舆论平台能否作为新时代的监督体系
【 “键盘侠”与“键盘匪”是有区别的。】
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社交网络赋予了我们聚集起来、影响政策和执行的机制。
这让我们的“关注”和“发声”变得有power起来——这次特别明显的，是湖北在外地人员的安置政策、红十字会仓储由九州通接管等，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对舆论的响应。
有了微权力的我们，既要学会用权力、也要善用权力而不是作恶，每个权力拥有者对自我的训练和约束，都是对良治的贡献：
1.去监督物资的调度和发放，让当政者和想伸手的人，感受到愤怒和压力——实话说，现在的慈善物资，没有人去倒卖了么？
2.去监督各级行政人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让他们感受到愤怒，大规模物资调度等才有可能。
3.去帮助转发那些求助的帖子——我看到了不同朋友的辩论：“资源稀缺时，转载求助帖的伦理两难”。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点：转载求助帖，是让人们更多的看到资源的稀缺、愤怒于资源调度的迟滞！让官员感受到愤怒，加进资源调配；同时，让人们真的能害怕这个可怕的病毒，加强自我防护。
4.去传播各种“实用”的信息：比如哪里的人愿意捐出自己的铺面，这也在逼迫官员有作为。去转载阿里的资源调配平台上线的信息。
等等，总之，通过自媒体，去集中力量，给那些能够“立竿见新看到效果、但政府官员没有动力做的事情”形成压力。这就成为良治一份子的自媒体使用！
=======但，有些质问、转帖，就要问问自己——我真的在为防疫做贡献，还是在“泄愤”、甚至是想借此涨粉、整人？
不要怀疑我们自己作恶的动机，更不要怀疑我们自己慵懒的本性。
我们绝大多数人，和武汉F4、不给百步亭老百姓预警的各级官员等等，都差不太多。
大家每一次转发、评论和发帖，都要想想：我自己作为治理框架中的一份子，
-----是不是堕落成了希望用手里权力寻租的腐败
-----是不是堕落成了不动脑筋的昏庸权力使用者
=======疫情当前，没有谁有资格滥用手中的权力，包括网民。（于帅洋是琢玉郎）
#乌鸦评论 有点意思，舆论平台能否作为新时代的监督体系
#观点 #Opinion #于洋 #地方政府 #科层制 #风险防范 #次生灾难
可以说，中、美、日、港、欧、澳等，都是科层制政府的优等生，分别代表了科层制行政和不同政治制度结合的优等生。但是，优等生的失败，让我们看到科层制政府本身，它的能力极限。
1.所谓“外松内紧“的”早期预警和风险处措，并不是错——而是缺乏对公务系统日常风险防范能力培养，造成的“外松内紧”成为最优策略。
官员们们没有风险意识，只有没事和事故后两种观念；而激励机制设计，也只有没事vs事故两种，没有风险控制的度量指标。
这造成了公务系统不具备风险防范日常化的能力：比如只会宣布“没事vs有事”，而一旦宣布有事，立刻只能停工停课，封锁小区和校区。
日本在这方面的卓越表现，和日本系统性、常态化的让公民有风险防范日常能力有关。
潜江官员、浙江官员、河南官员在这方面就表现卓异——然而，这是散发而不是系统性的，高度依赖于官员本身的特质，而不是公务员考核系统性的形成整体政府能力！！
2.事故后治理，体现出我国的两个特点：防范重大风险升级能力强大，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故救援的多维度能力差异巨大。
通过强力的遏制，其实我们今天看除了湖北以外的数据，可以说很有效的遏制了已发生的事故升级为更大规模灾难的风险
针对事故的善后——比如湖北，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灾难治理中很强大的维度：比如医疗人员的快速抽调、包括生活物资和维持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包括舆论管控）。这是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的优势
然而另一个维度，政府失灵是很显然的：方舱医院建的不及时、物资调运遇到堰塞湖性质组织、社区资源和能力供应不上等等。这都指向了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的劣势造成的后果。
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是我国科层制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在风险和事故处措上，它体现了强大和脆弱共存的特点。这是要特别明确的。
实话说，如果发生在美国，也许民众知道的更早，但是政府执行隔离、调集人员物资能力救灾的能力要更弱；更不要说发生在其他国家。
而日本，在可预见风险防范上能力卓越，但在不可预见次生风险防范上非常孱弱——福岛地震海啸vs核电事故中，日本政府能力的巨大差异将这一点体现的非常完整。（于帅洋是琢玉郎）
可以说，中、美、日、港、欧、澳等，都是科层制政府的优等生，分别代表了科层制行政和不同政治制度结合的优等生。但是，优等生的失败，让我们看到科层制政府本身，它的能力极限。
1.所谓“外松内紧“的”早期预警和风险处措，并不是错——而是缺乏对公务系统日常风险防范能力培养，造成的“外松内紧”成为最优策略。
官员们们没有风险意识，只有没事和事故后两种观念；而激励机制设计，也只有没事vs事故两种，没有风险控制的度量指标。
这造成了公务系统不具备风险防范日常化的能力：比如只会宣布“没事vs有事”，而一旦宣布有事，立刻只能停工停课，封锁小区和校区。
日本在这方面的卓越表现，和日本系统性、常态化的让公民有风险防范日常能力有关。
潜江官员、浙江官员、河南官员在这方面就表现卓异——然而，这是散发而不是系统性的，高度依赖于官员本身的特质，而不是公务员考核系统性的形成整体政府能力！！
2.事故后治理，体现出我国的两个特点：防范重大风险升级能力强大，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故救援的多维度能力差异巨大。
通过强力的遏制，其实我们今天看除了湖北以外的数据，可以说很有效的遏制了已发生的事故升级为更大规模灾难的风险
针对事故的善后——比如湖北，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灾难治理中很强大的维度：比如医疗人员的快速抽调、包括生活物资和维持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包括舆论管控）。这是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的优势
然而另一个维度，政府失灵是很显然的：方舱医院建的不及时、物资调运遇到堰塞湖性质组织、社区资源和能力供应不上等等。这都指向了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的劣势造成的后果。
政务和事务合而为一，是我国科层制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在风险和事故处措上，它体现了强大和脆弱共存的特点。这是要特别明确的。
实话说，如果发生在美国，也许民众知道的更早，但是政府执行隔离、调集人员物资能力救灾的能力要更弱；更不要说发生在其他国家。
而日本，在可预见风险防范上能力卓越，但在不可预见次生风险防范上非常孱弱——福岛地震海啸vs核电事故中，日本政府能力的巨大差异将这一点体现的非常完整。（于帅洋是琢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