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郊区 #城市化
【千万人口城市“迁徙版图”：年轻人流向郊区，中心城区老龄化加剧】
目前，各地陆续发布2021年统计年鉴。2020年，重庆的渝中区，北京东城区、西城区，苏州姑苏区，成都的锦江区等均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千万人口城市中，中心城区获取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压力较大，加上较高的生活成本，不少城市中心城区率先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现象，青年人口流向郊区的趋势明显，郊区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也明显更高。
如果观察北京各个区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发现市中心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大兴区和昌平区，自然人口增长率达到5.13‰和4.71‰，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提出，北京呈现中心城区老龄化程度高、郊区相对较低的分布特征。
苏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也出现部分中心区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局面。以苏州为例，2020年，苏州姑苏区的户籍人口出生4724人，死亡6733人，自然增长人数-2009人，自然增长率-2.7‰。从苏州统计年鉴显示的总和生育率来看，姑苏区的自然增长率不仅最近数年持续下跌，而且跌幅超过苏州市平均水平。
从育龄妇女的数量，也可以窥见苏州姑苏区青年人口流出的趋势。2016年，苏州市区的育龄妇女数量为79.46万，2020年这一数据上涨到81.77万。但是，姑苏区2016年育龄妇女数量为15.01万，2020年却下降到14.2万。
户籍人口负增长的重庆，中心城区渝中区的自然人口负增长更为严重。2020年，渝中区自然人口增长率为-14.67‰。(21经济)
【千万人口城市“迁徙版图”：年轻人流向郊区，中心城区老龄化加剧】
目前，各地陆续发布2021年统计年鉴。2020年，重庆的渝中区，北京东城区、西城区，苏州姑苏区，成都的锦江区等均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千万人口城市中，中心城区获取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压力较大，加上较高的生活成本，不少城市中心城区率先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现象，青年人口流向郊区的趋势明显，郊区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也明显更高。
如果观察北京各个区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发现市中心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大兴区和昌平区，自然人口增长率达到5.13‰和4.71‰，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提出，北京呈现中心城区老龄化程度高、郊区相对较低的分布特征。
苏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也出现部分中心区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局面。以苏州为例，2020年，苏州姑苏区的户籍人口出生4724人，死亡6733人，自然增长人数-2009人，自然增长率-2.7‰。从苏州统计年鉴显示的总和生育率来看，姑苏区的自然增长率不仅最近数年持续下跌，而且跌幅超过苏州市平均水平。
从育龄妇女的数量，也可以窥见苏州姑苏区青年人口流出的趋势。2016年，苏州市区的育龄妇女数量为79.46万，2020年这一数据上涨到81.77万。但是，姑苏区2016年育龄妇女数量为15.01万，2020年却下降到14.2万。
户籍人口负增长的重庆，中心城区渝中区的自然人口负增长更为严重。2020年，渝中区自然人口增长率为-14.67‰。(21经济)
#教育 #学区房 #家长 #个人信息 #教育公平 #超国民待遇 #户籍 #城市化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一、科学合理划定片区。...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并将热点学校分散划入相应片区，推进片区间优质教育资源大体均衡，确保2022年招生工作全面实行划片就近入学...
二、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各地要健全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登记制度，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提前明确、广泛宣传报名登记所需材料、报名时间和办理方式。...应当采集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三、健全有序录取机制。...实行小升初对口直升的，鼓励通过小学、初中强弱搭配等方式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切实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薄弱初中的政策措施，引导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
四、全面落实公民同招。...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区）学生入学需求，所在县招不满且审批机关为市地级及以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可以在审批机关管辖区域内适当跨县招生，不得跨设区的市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管理，不得假借民办学校等名义招收中国籍学生。
五、规范普通高中招生。...各地要全面建立地市级或省级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网络平台，切实加强招生录取过程管理，严禁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招收借读生、收取借读费。严格落实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普通高中独立招生规定，严禁公民办学校混合招生。
六、保障特殊群体入学。...完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全面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材料及其时限要求，不得要求提供户籍地无人监护等无谓证明材料
内详👉(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一、科学合理划定片区。...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并将热点学校分散划入相应片区，推进片区间优质教育资源大体均衡，确保2022年招生工作全面实行划片就近入学...
二、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各地要健全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登记制度，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提前明确、广泛宣传报名登记所需材料、报名时间和办理方式。...应当采集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三、健全有序录取机制。...实行小升初对口直升的，鼓励通过小学、初中强弱搭配等方式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切实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薄弱初中的政策措施，引导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
四、全面落实公民同招。...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区）学生入学需求，所在县招不满且审批机关为市地级及以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可以在审批机关管辖区域内适当跨县招生，不得跨设区的市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管理，不得假借民办学校等名义招收中国籍学生。
五、规范普通高中招生。...各地要全面建立地市级或省级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网络平台，切实加强招生录取过程管理，严禁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招收借读生、收取借读费。严格落实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普通高中独立招生规定，严禁公民办学校混合招生。
六、保障特殊群体入学。...完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全面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材料及其时限要求，不得要求提供户籍地无人监护等无谓证明材料
内详👉(教育部)
乌鸦观察
#人口 #城市化 #兵库 #枥木 #爱知 #就业 #就业歧视 【日本地方城市“看不到年轻女性了”】 日本的未婚率持续上升，年轻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年轻女性从地方流向了城市，尤其是东京周边地区。 日本的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群未婚率为29.5％，比上次普查增加了1.0个百分点。男女均高于上次普查，男性为34.6％，女性为24.8％；对于30岁时的未婚率，男性为64.1％，女性为52.1％，25～34岁的单身男性是单身女性的1.25倍。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大街上已经看不到年轻…
#日本 #人口 #城市化
【日本男性“流出”东京，女性“流入”】
日本人口动态呈现出明显的男女差异。2021年，之前一直吸引日本各地人口流入的东京都25年来首次出现男性人口流出增多的现象。而女性仍是人口流入占优。女性喜欢向大城市聚集，反映出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宜居性差异在地方社会根深蒂固。如果不营造出男女均可根据愿望和能力实现多样性职业生涯的环境，日本将难以提高地方的经济活力。
2021年东京都内的人口净流入（流入人口超过流出人口）为5433人，缩小到了上年的近6分之1。如果分性别来看，矢量差异就会显现出来。男性转为净流出1344人，女性则仍为净流入6777人。
从女性流入的具体地区来看，东京圈最为突出。女性净流入最多的是神奈川县，达到1.7555万人。其次为埼玉县1.4535万人、千叶县8473人。女性净流出的地区为广岛县（3580人）、福岛县（3572人）等地方县。
从最新的2020年日本国势调查数据来看，特别是在大城市，女性在人口中的占比相较于10年前有所提高。升幅较大的是横滨市（0.71个百分点）、埼玉市（0.69个百分点）、川崎市（0.67个百分点）等。降幅较大的是大城市周边的地方城市，包括爱知县知立市（0.65个百分点）、三重县员弁市（0.92个百分点）等。
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度原本就很高。据联合国统计，日本1950年城市居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53%，到2020年上升到了92%。超过美国的83%、德国的78%等，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达到90%以上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率将达到95%。
#女性 #就业 #就业歧视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的天野馨南子指出，“问题在于现在的年轻女性想做的工作很明确，但地方城市没有她们想做的工作或者岗位仅招男性”。实际上，很多人趁着升学及就业的机会到了东京，从年龄段来看，15岁∼25岁的女性人口明显流入东京。
很多地方城市也有了危机感。兵库县丰冈市在过去10年里女性占比下降了0.48个百分点。该市提出了增加女性正式员工的目标，政企合作致力于改善就业环境。市内的住宿企业YURAKU的女领导比例为56%，比男性高。YURAKU正在去除不规则的业务形态等，建立不论性别都容易工作的职场环境。
宫崎县日南市由民间的营销专家招来了东京的IT企业等30多家企业，增加了当地女性的接收单位。(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男性“流出”东京，女性“流入”】
日本人口动态呈现出明显的男女差异。2021年，之前一直吸引日本各地人口流入的东京都25年来首次出现男性人口流出增多的现象。而女性仍是人口流入占优。女性喜欢向大城市聚集，反映出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宜居性差异在地方社会根深蒂固。如果不营造出男女均可根据愿望和能力实现多样性职业生涯的环境，日本将难以提高地方的经济活力。
2021年东京都内的人口净流入（流入人口超过流出人口）为5433人，缩小到了上年的近6分之1。如果分性别来看，矢量差异就会显现出来。男性转为净流出1344人，女性则仍为净流入6777人。
从女性流入的具体地区来看，东京圈最为突出。女性净流入最多的是神奈川县，达到1.7555万人。其次为埼玉县1.4535万人、千叶县8473人。女性净流出的地区为广岛县（3580人）、福岛县（3572人）等地方县。
从最新的2020年日本国势调查数据来看，特别是在大城市，女性在人口中的占比相较于10年前有所提高。升幅较大的是横滨市（0.71个百分点）、埼玉市（0.69个百分点）、川崎市（0.67个百分点）等。降幅较大的是大城市周边的地方城市，包括爱知县知立市（0.65个百分点）、三重县员弁市（0.92个百分点）等。
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度原本就很高。据联合国统计，日本1950年城市居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53%，到2020年上升到了92%。超过美国的83%、德国的78%等，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达到90%以上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率将达到95%。
#女性 #就业 #就业歧视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的天野馨南子指出，“问题在于现在的年轻女性想做的工作很明确，但地方城市没有她们想做的工作或者岗位仅招男性”。实际上，很多人趁着升学及就业的机会到了东京，从年龄段来看，15岁∼25岁的女性人口明显流入东京。
很多地方城市也有了危机感。兵库县丰冈市在过去10年里女性占比下降了0.48个百分点。该市提出了增加女性正式员工的目标，政企合作致力于改善就业环境。市内的住宿企业YURAKU的女领导比例为56%，比男性高。YURAKU正在去除不规则的业务形态等，建立不论性别都容易工作的职场环境。
宫崎县日南市由民间的营销专家招来了东京的IT企业等30多家企业，增加了当地女性的接收单位。(日本经济新闻)
#青年 #网民 #统计 #调查 #抽样 #微博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1）》（摘要·上）】
本次调查在新浪微博通过分层抽样抽取了4556个出生于1990年至2005年的来自不同区域、年龄层和教育层级的活跃青年网民作为研究样本，爬取其2009年至2021年发布的贯穿其电子生命周期的所有博文近千万条展开基于监督型机器学习（SVM）的大数据分析。
课题组建设了100余万条人工训练集数据库，根据每一条博文的计算，完成对样本用户在奋斗、收入、就业、婚恋、生育、圈层关注、环保、动物保护等专题板块189个指标的取值和研究，形成本报告。课题组还以2017年为界，将数据分为2017年以前（2009-2016）和2017年以后（2017-2021）两个时间段，以推进我们对中国青年网民思想价值观念变迁的理解。
#经济独立 #啃老 #社会分配 #收入分配
报告指，青年网民的“奋斗主义”倾向变得越来越强。他们渴望经济独立，并非“啃老族”，期待社会分配状况改善。
在所有被研究对象中，反对“啃老”的青年网民占比67.6%，赞同提早经济独立的青年网民占比69.1%。随着年龄增长，青年网民更希望摆脱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反对“啃老”的青年网民占比由32.5%上升为52.9%，并且有35.1%的青年网民由未表达转变为反对“啃老”。
有27.1%的青年网民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不满意，只有极少数的青年网民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比较满意。48.7%的青年网民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的不满意，只有极少数的青年网民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比较满意。博文质性分析表明，一部分青年网民底层弱势群体的收入过低，一部分青年网民认为老师、医生、公务员等群体的收入偏低，还有一部分青年网民表达了对明星收入过高的不满。
青年网民对社会分配的不满意态度呈上升趋势。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满意的青年网民由0.3%上升为1.0%，而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不满意的青年网民由13.9%上升为17.3%，有13.6%的青年网民由未表达转变为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不满意。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不满意的青年网民由24.7%上升为33.9%，并且有24.1%的青年网民由未表达转变为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不满意。
#就业 #体制内 #公务员 #北上广 #一线城市 #城市化
相比而言，青年网民群体对体制外工作的认知相对统一，整体更倾向正面态度。但是在实际的选择倾向中，仍有略多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内工作。对体制内工作持正面态度的青年占比8.1%，持负面态度的占比14.5%，持混合态度的占比8.8%，表达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比例更高。对体制外工作持正面态度的占比4.2%，持负面态度的占比1.1%，持混合态度的占比0.5%。12.2%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内工作，11.5%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外工作，10.2%无显著偏好，66.1%未明确表达相关内容。
00后较90后青年群体更倾向体制内工作。90后青年网民群体更倾向于体制外工作（36%），00后青年网民群体则更倾向于体制内工作（44.5%）。
尽管“逃离北上广”近年成为热门的舆论话题，但调查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对青年网民的吸引力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在所有样本中，22.9%的青年网民群体倾向在较为发达地区工作，3.4%倾向在相较不发达地区工作，3.5%无显著偏好，70.2%未表达相关倾向。
对比2017年前后针对“大城市生活品质是否更高”的观点的态度变化时，2017年后认为大城市生活品质更高的人数有较为显著的提升（从4.6%上升到10.1%），否认大城市生活品质更高的人数也略有下降（从2.1%下降到2.0%）。
#焦虑 #外貌 #升学 #求职 #抚养
青年网民焦虑感的普遍化现象进一步增强。2017年以前，存在焦虑感的ID数量仅占样本总数的35.5%，2017年之后，这个比例上升到63.3%。焦虑感的增强趋势也反映在具体的类型上。相比2017年以前，所有焦虑类型在2017年及以后的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学习/工作焦虑的上升非常显著。在2017年以前，有23.0%的青年网民对学习和工作现状感到焦虑，而在2017年及以后，占比达到37.2%。其他两种类型——外貌焦虑和健康焦虑——的上升同样明显，外貌焦虑从3.7%上升到5.3%，健康焦虑从3.4%上升到5.4%。另外，越来越多的人对升学、求职、育儿等问题感到焦虑。
具体哪类青年网民更容易焦虑呢？在性别层面，青年女性在外貌焦虑、学习/工作焦虑和健康焦虑上的人数占比要明显高于青年男性。在地区层面，海外青年各方面焦虑感最高；东部青年焦虑感相对较高，并且是唯一具有房产焦虑的青年群体。在教育层面，青年网民的焦虑感随着教育水平的升高而升高。
(接下)(复旦发展研究院 @微信)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1）》（摘要·上）】
本次调查在新浪微博通过分层抽样抽取了4556个出生于1990年至2005年的来自不同区域、年龄层和教育层级的活跃青年网民作为研究样本，爬取其2009年至2021年发布的贯穿其电子生命周期的所有博文近千万条展开基于监督型机器学习（SVM）的大数据分析。
课题组建设了100余万条人工训练集数据库，根据每一条博文的计算，完成对样本用户在奋斗、收入、就业、婚恋、生育、圈层关注、环保、动物保护等专题板块189个指标的取值和研究，形成本报告。课题组还以2017年为界，将数据分为2017年以前（2009-2016）和2017年以后（2017-2021）两个时间段，以推进我们对中国青年网民思想价值观念变迁的理解。
#经济独立 #啃老 #社会分配 #收入分配
报告指，青年网民的“奋斗主义”倾向变得越来越强。他们渴望经济独立，并非“啃老族”，期待社会分配状况改善。
在所有被研究对象中，反对“啃老”的青年网民占比67.6%，赞同提早经济独立的青年网民占比69.1%。随着年龄增长，青年网民更希望摆脱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反对“啃老”的青年网民占比由32.5%上升为52.9%，并且有35.1%的青年网民由未表达转变为反对“啃老”。
有27.1%的青年网民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不满意，只有极少数的青年网民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比较满意。48.7%的青年网民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的不满意，只有极少数的青年网民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比较满意。博文质性分析表明，一部分青年网民底层弱势群体的收入过低，一部分青年网民认为老师、医生、公务员等群体的收入偏低，还有一部分青年网民表达了对明星收入过高的不满。
青年网民对社会分配的不满意态度呈上升趋势。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满意的青年网民由0.3%上升为1.0%，而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不满意的青年网民由13.9%上升为17.3%，有13.6%的青年网民由未表达转变为对个人收入或者工作情况不满意。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不满意的青年网民由24.7%上升为33.9%，并且有24.1%的青年网民由未表达转变为对其他群体或者社会分配情况不满意。
#就业 #体制内 #公务员 #北上广 #一线城市 #城市化
相比而言，青年网民群体对体制外工作的认知相对统一，整体更倾向正面态度。但是在实际的选择倾向中，仍有略多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内工作。对体制内工作持正面态度的青年占比8.1%，持负面态度的占比14.5%，持混合态度的占比8.8%，表达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比例更高。对体制外工作持正面态度的占比4.2%，持负面态度的占比1.1%，持混合态度的占比0.5%。12.2%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内工作，11.5%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外工作，10.2%无显著偏好，66.1%未明确表达相关内容。
00后较90后青年群体更倾向体制内工作。90后青年网民群体更倾向于体制外工作（36%），00后青年网民群体则更倾向于体制内工作（44.5%）。
尽管“逃离北上广”近年成为热门的舆论话题，但调查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对青年网民的吸引力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在所有样本中，22.9%的青年网民群体倾向在较为发达地区工作，3.4%倾向在相较不发达地区工作，3.5%无显著偏好，70.2%未表达相关倾向。
对比2017年前后针对“大城市生活品质是否更高”的观点的态度变化时，2017年后认为大城市生活品质更高的人数有较为显著的提升（从4.6%上升到10.1%），否认大城市生活品质更高的人数也略有下降（从2.1%下降到2.0%）。
#焦虑 #外貌 #升学 #求职 #抚养
青年网民焦虑感的普遍化现象进一步增强。2017年以前，存在焦虑感的ID数量仅占样本总数的35.5%，2017年之后，这个比例上升到63.3%。焦虑感的增强趋势也反映在具体的类型上。相比2017年以前，所有焦虑类型在2017年及以后的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学习/工作焦虑的上升非常显著。在2017年以前，有23.0%的青年网民对学习和工作现状感到焦虑，而在2017年及以后，占比达到37.2%。其他两种类型——外貌焦虑和健康焦虑——的上升同样明显，外貌焦虑从3.7%上升到5.3%，健康焦虑从3.4%上升到5.4%。另外，越来越多的人对升学、求职、育儿等问题感到焦虑。
具体哪类青年网民更容易焦虑呢？在性别层面，青年女性在外貌焦虑、学习/工作焦虑和健康焦虑上的人数占比要明显高于青年男性。在地区层面，海外青年各方面焦虑感最高；东部青年焦虑感相对较高，并且是唯一具有房产焦虑的青年群体。在教育层面，青年网民的焦虑感随着教育水平的升高而升高。
(接下)(复旦发展研究院 @微信)
#基尼系数 #贫富差距 #城市化
【中央财办：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降到0.466】
5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建设与改革情况发布会。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上介绍，过去十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1降低到了2.5：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降低到了0.466。韩文秀表示，过去十年，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吉喆曾在发布会上表示，按居民收入计算，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16年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为0.385，比当年收入基尼系数0.465低0.080，宁吉喆表示，消费的数据更直接地反映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封面新闻)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统计局曾在2001年第一期《中国国情国力》的期刊上，发布过1978年至1999年间历年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4，城市为0.16；1995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389，1999年为0.397。
此后十年，国家统计局就不再公布国内基尼系数。民间对基尼系数的研究如火如荼，譬如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
2013年1月18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
就在统计局的官方版本公布之前一个月，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学术调查研究机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
据第一财经报道，课题领头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表示，“如果剔除收入最低的0.5%的样本，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60；剔除收入最高的0.5%的样本，基尼系数是0.54。这反映了基尼系数的差距主要源于高收入阶层。”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数据公布后，众多学者表示了怀疑或质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和李实随后也撰文指出，在抽样覆盖率和样本量上，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都占有比较优势，且其日记账方式样本信息也比西南财大的一次性回忆的数据收集方法更为准确。
此后的基尼系数可通过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4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例和效益指标”查阅到，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2017年为0.467，2018年为0.468。2019年为0.465，2020年为0.468。
据国家统计局介绍，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能预报、预警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组织或教科书给出最适合的基尼系数标准。但有不少人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通常而言，与面积或人口较小的国家相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国家的基尼系数会高一些；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或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基尼系数要大一些；而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实施高福利政策国家的基尼系数要小一些。
据2009年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乐观者认为，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当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在《关于不同文献中基尼系数可比性的探析》论文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谢立中指出，由于“收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数据估算结果方面的差别、价格指标不同、收入分布拟合函数选择及基尼系数计算方法选择方面的不同、抽样结果不同，不同文献提供的基尼系数可能不具有可比性。
【中央财办：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降到0.466】
5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建设与改革情况发布会。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上介绍，过去十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1降低到了2.5：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降低到了0.466。韩文秀表示，过去十年，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吉喆曾在发布会上表示，按居民收入计算，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16年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为0.385，比当年收入基尼系数0.465低0.080，宁吉喆表示，消费的数据更直接地反映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封面新闻)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统计局曾在2001年第一期《中国国情国力》的期刊上，发布过1978年至1999年间历年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4，城市为0.16；1995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389，1999年为0.397。
此后十年，国家统计局就不再公布国内基尼系数。民间对基尼系数的研究如火如荼，譬如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
2013年1月18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
就在统计局的官方版本公布之前一个月，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学术调查研究机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
据第一财经报道，课题领头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表示，“如果剔除收入最低的0.5%的样本，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60；剔除收入最高的0.5%的样本，基尼系数是0.54。这反映了基尼系数的差距主要源于高收入阶层。”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数据公布后，众多学者表示了怀疑或质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和李实随后也撰文指出，在抽样覆盖率和样本量上，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都占有比较优势，且其日记账方式样本信息也比西南财大的一次性回忆的数据收集方法更为准确。
此后的基尼系数可通过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4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例和效益指标”查阅到，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2017年为0.467，2018年为0.468。2019年为0.465，2020年为0.468。
据国家统计局介绍，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能预报、预警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组织或教科书给出最适合的基尼系数标准。但有不少人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通常而言，与面积或人口较小的国家相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国家的基尼系数会高一些；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或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基尼系数要大一些；而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实施高福利政策国家的基尼系数要小一些。
据2009年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乐观者认为，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当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在《关于不同文献中基尼系数可比性的探析》论文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谢立中指出，由于“收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数据估算结果方面的差别、价格指标不同、收入分布拟合函数选择及基尼系数计算方法选择方面的不同、抽样结果不同，不同文献提供的基尼系数可能不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