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0开始拥有自己大脑的模型
最近成功打印了大脑模型，以下是详细步骤：
1. 获得大脑的扫描影像。
博主使用的是头部核磁共振影像。
你需要获得影像的nii文件（一种储存多维医学图像的文件格式，理论上来说CT也是可以的，或许你可以试试）。
注意，nii文件并不能直接用于打印，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处理。
2. 使用工具提取脑组织。
在打印时我们并不希望得到骨骼以及肌肉组织，于是需要使用工具进行提取。（注：该步骤可跳过，直接使用下文的3D Slicer工具也可进行分割，只是初学者精度可能相对较低）
这里使用的是hd-bet (Brain Extraction Tool)，在PowerShell里先 pip install hd-bet，完成后在命令行进入.nii文件所在文件夹，运行命令：hd-bet -i "input.nii" -o "brain.nii.gz"
路径中最好不要出现中文或空格。
运行完成之后你会获得brain.nii.gz文件，这是一个去除了骨骼和肌肉组织的脑影像。
3. 进行文件格式转换。
在3D Slicer官网下载该软件，导入刚刚得到的文件。
在上部菜单栏找到Segment Editor工具，对文件新建一个Segment。调整Threshold（一般右侧拉到最右，左侧视情况调节，直至闪动部分覆盖了所有想要打印的脑区），选择apply
（注：如果之前没有使用第二步所提到的工具，此时你应该使用的是原始影像，你需要调整至选择到了绝大部分的脑组织，而避免选中骨骼和其他组织）
在左侧操作区Islands部分保持默认（keep largest island），选择apply。
视情况可以使用smoothing进行平滑。
点击show 3D，即可查看最终模型。
（注：此时你可能会发现外观不是很美观，如部分组织提取过少，或者有一部分糊在一起，这时你可以通过调整Threshold滑块进行调整，重新apply，生成新的模型，直到调整为满意的样子）
在show 3D右边有一个小箭头，点击，选择导出格式和位置，即可获得可打印的stl文件。
4. 打印模型。
stl满足一般3D打印的文件需求，找到合适的打印机，调整参数（包括颜色、缩放率、填充率等。我使用的缩放率是40%，成品尺寸如上图所示，填充率为15%，颜色没找到粉色就使用了灰色）
5. 最终的一些提示。
（1）nii文件医院不一定能够提供，博主本人是参加研究获得的脑部核磁影像
（2）受文件以及打印精度限制，成品可能并不光滑。可以使用blender调整或者对成品用砂纸打磨
（3）本帖不涉及任何医疗建议，不能反映真实的解剖结构，身体不适请咨询医生。医学影像属个人隐私，请勿轻易分享或公布给他人。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a27affe000000002101bb58
最近成功打印了大脑模型，以下是详细步骤：
1. 获得大脑的扫描影像。
博主使用的是头部核磁共振影像。
你需要获得影像的nii文件（一种储存多维医学图像的文件格式，理论上来说CT也是可以的，或许你可以试试）。
注意，nii文件并不能直接用于打印，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处理。
2. 使用工具提取脑组织。
在打印时我们并不希望得到骨骼以及肌肉组织，于是需要使用工具进行提取。（注：该步骤可跳过，直接使用下文的3D Slicer工具也可进行分割，只是初学者精度可能相对较低）
这里使用的是hd-bet (Brain Extraction Tool)，在PowerShell里先 pip install hd-bet，完成后在命令行进入.nii文件所在文件夹，运行命令：hd-bet -i "input.nii" -o "brain.nii.gz"
路径中最好不要出现中文或空格。
运行完成之后你会获得brain.nii.gz文件，这是一个去除了骨骼和肌肉组织的脑影像。
3. 进行文件格式转换。
在3D Slicer官网下载该软件，导入刚刚得到的文件。
在上部菜单栏找到Segment Editor工具，对文件新建一个Segment。调整Threshold（一般右侧拉到最右，左侧视情况调节，直至闪动部分覆盖了所有想要打印的脑区），选择apply
（注：如果之前没有使用第二步所提到的工具，此时你应该使用的是原始影像，你需要调整至选择到了绝大部分的脑组织，而避免选中骨骼和其他组织）
在左侧操作区Islands部分保持默认（keep largest island），选择apply。
视情况可以使用smoothing进行平滑。
点击show 3D，即可查看最终模型。
（注：此时你可能会发现外观不是很美观，如部分组织提取过少，或者有一部分糊在一起，这时你可以通过调整Threshold滑块进行调整，重新apply，生成新的模型，直到调整为满意的样子）
在show 3D右边有一个小箭头，点击，选择导出格式和位置，即可获得可打印的stl文件。
4. 打印模型。
stl满足一般3D打印的文件需求，找到合适的打印机，调整参数（包括颜色、缩放率、填充率等。我使用的缩放率是40%，成品尺寸如上图所示，填充率为15%，颜色没找到粉色就使用了灰色）
5. 最终的一些提示。
（1）nii文件医院不一定能够提供，博主本人是参加研究获得的脑部核磁影像
（2）受文件以及打印精度限制，成品可能并不光滑。可以使用blender调整或者对成品用砂纸打磨
（3）本帖不涉及任何医疗建议，不能反映真实的解剖结构，身体不适请咨询医生。医学影像属个人隐私，请勿轻易分享或公布给他人。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a27affe000000002101b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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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乡镇公务员之死
殁年27岁，王林明生前是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横塘镇政府的一名综合治理专干、政协专干，一级科员。出事那天，是2025年6月30日，横塘镇刚下过一场雨，河水是浑的，流得很急，横塘镇一名党委副书记喊他去钓鱼。
从2025年5月开始，王林明与这名副书记经常相约钓鱼。后者为此专门拉了一个群，发起过几次钓鱼活动。由于这名副书记计划后期回长沙工作，王林明说，“希望三年后人家回长沙记得我”。
王玲珩得知，弟弟蹚水过了河坝，18时40分左右，同行的同事回头看时，王林明已经消失了。次日下午，遗体在5公里外的下游河道里被找到。这名乡镇基层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在当时并未引起波澜。家人也没有过多追问死因，只因补偿问题一时间谈不拢，迟迟未将其下葬。
但在2026年1月，王玲珩收到的一封匿名信邮件称，王林明在职期间，一人承担了几个人的工作任务，压力大，心态发生消极变化。还有弟弟的同事偷偷联系到王玲珩，提供横塘镇干部违规违纪的举报材料，“这不仅仅是王林明的事，万一明天（有事的）是我们呢？”
王玲珩解锁了弟弟的手机。一段手机聊天记录显示，在溺亡半个月前，王林明因虚假报账，刚被查过一轮。手机里还留下同事和领导违规吃喝、打牌赌博的各种痕迹。家属将这些捅上了新闻。
“如果不是打开他的手机，我不知道他当时经历了这么多。”王玲珩说。2026年5月8日，东安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王林明为垂钓意外死亡，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对于家属举报的横塘镇干部违规违纪现象，已经全面开展联合调查。
公务员考试一考就是两年。其间，王林明在长沙租了一间房，靠送外卖挣点生活费度日。2022年8月6日，王林明发微信跟姐姐道喜，笔试第8名的他，面试环节挤进了前7。那次他申报的岗位，只招7个人，险胜。他说，“这两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终于结束了”。
2022年8月28日，是王林明去横塘镇政府报到的日子，王玲珩专门开车去送，帮弟弟买好生活用品，铺好床褥，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庆贺。“要争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公务员。”入职之初，王林明在公务员培训笔记中写下心愿。
刚参加工作时，他经常有意无意地跟家里人炫耀，自己作为党政办值班秘书，很受领导赏识，会负责经手重要的事情，包括记录会议纪要、整理报账材料，以及代领导安排接待事宜。聊天记录显示，乡镇厕所整改的大小事要他管，政府大院厕所没卫生纸要他换，上山扑火、下乡访问，他都要参与。这样的付出也得到了初步的回报：2023年，王林明拿到了横塘镇政府的“优秀镇干部”荣誉称号。
这一年，王林明的体重从140斤蹿到180斤，有了啤酒肚。在亲友印象里，王林明酒量很差，喝两杯就“举白旗”。但在横塘镇，他三天两头地参与各种应酬，眼睛经常泛着红血丝。王林明在微信上对好友说，自己“到单位一个月喝的酒，比前二十多年都多”。“书记今晚一点没醉，保护得妥妥的。”2023年8月8日，王林明在微信上跟同事邀功，收到对方的吹捧：“办公室派你一个就够了，一个顶三。”
书记，指的是横塘镇党委书记易念。在王林明的观念里，才30岁出头就升到正科级的易念前途无量，他想处好关系，但又觉得对方是棵“不好傍的大树”。
与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呈现出了他的另一番模样：他试图通过积极参与应酬，主动攒酒局，增进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比如，2023年8月，他一个月到手工资还不到4000元，就花了近3000元请同事和领导喝一回酒。他对这样的宴请司空见惯：“花钱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从王林明的聊天记录看，他时常喝得上吐下泻，第二天去医院打吊针。他的手机相册里，存了几张夜晚模糊的照片，几个男人醉得七扭八歪，有躺在地上的，有趴在石墩上的，露出白花花的肚皮。
工作不止于陪吃陪喝，客餐安排也是王林明的活。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23年2月开始，同事刘某向王林明传达领导的客餐安排。王林明根据人数提前订好位置，安排菜品，准备饭桌上的白酒。
一天安排三四顿饭是常事，规格也有讲究。有安排在镇政府食堂的，也有在镇上或下辖村里的餐馆。王林明在微信里上报的四家餐馆消费数据显示，2022年，横塘镇政府在这四家店安排的客餐消费总计七万多元，2023年暴涨到近二十万元。那些记录餐饮的单子和聊天记录，后来都成为王林明虚假报账的直接证据——他作为经办人，多次通过虚报办公用品，弥补镇政府招待客餐的账。
2023年4月4日至6月30日，东安县委第二巡察组对横塘镇党委进行巡察，相关通报中提到，横塘镇党委主体责任缺位，对村级财务的监管存在盲区，并存在工作餐违规饮酒等现象。当时为了整改违规饮酒，全镇干部都签订了不饮酒的承诺书。
2024年1月3日，刘某发来一条通告，称省里在暗访调查村镇违反八项规定、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王林明回复“收到”后，两人继续对接需要招待的饭局信息。
王林明去世后，王孝顺夫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王林明欠了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近37万元。东安农商银行称，2025年2月至2025年6月期间，王林明多次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东安农商银行将36.5万元，分12笔放款给王林明。王林明溺亡后，应由其家属偿还，加利息，总计近37万元。法院最终判决，东安农商银行胜诉。
至今为止，王林明的家属都不确定这37万元的去向。王林明的手机微信上，与东安农商银行横塘分行行长的聊天记录三十余条，对话都很简短，看不出什么端倪。但王玲珩发现，王林明手机中，有大量转账记录。与银行签贷款合同的时间，也是他打牌转账最频繁的时候。那些转账记录大多发生在晚上，几分钟转一笔。2023年11月底，王林明转账出去的钱每笔都超过1000元，最多的单笔转账有1万元。
打的牌通常是“斗牛”，基本都跟领导和同事们一起玩，聊天带有镇长、主席、主任等字眼。有次同事问他去不去打牌，王林明回复，“不来的话，书记镇长不把我的皮扒了”。
打牌的地点不定，有时在餐馆、有时在政府大院，甚至在派出所。2024年1月10日,王林明劝同事何某小心被上面突击检查，“不要在政府搞活动，不如去派出所安全点。”聊天记录显示，横塘镇派出所工作人员曾多次参与打牌。
一些图片显示，几沓百元现金和牌摆在桌上。内部叫“搞活动”，三天两头，有时通宵，打完直接上班打卡。有一笔通宵的记录中显示，2024年1月3日15:33开始，王林明开始频繁向几个人转了26笔账，持续到次日早晨9:02，总额超过7万元。其间，在农商银行提现1.7万元。
2023年7月，永州市曾全面启动“两带头五整治”，打牌赌博是其一。两个月后，永州市融媒体中心“永州发布”通报了2022年的4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打牌赌博案例。
考上公务员之后的王林明似乎急于摆脱原来的少年气。在他的微信收藏里，有一份名为“人际关系”的思维导图，里面记录了各种情况对应的社交技巧。易念夸他“话说得好，有情商”，同事刘某说他“社交这块可以”。
“不管哪位领导来，都需要能喝酒跟能做事的。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我走的就是捷径。”2023年8月，他跟同事聊天时说道，后面又接了一句，“我打内心，还是想做事的。”王林明所说的捷径，就是与领导喝酒陪玩。“我不抱团怎么办？”他在微信里问同事。在他的认识里，这已经不仅仅是在横塘镇的生存法则，“哪里都改变不了，哪里都需要这样的人”。
宋颖在微信上曾跟王分析，这条路诱惑太多，一不留神就走错道，“最后都忘了为什么考公”。王林明回复，“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只要不触及底线我就做了”。
“我是走得比较轻松的，至少在你们看来是比较轻松的。”王林明曾跟同事这样说。实际上这条路并不轻松。王林明委屈于自己没被“看见”。2023年9月23日凌晨，王林明跟同事倾诉，为什么领导总觉得他没有做事，“礼拜五叫我别回我就别回，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一天天的电话没停过，就差给他们把屎把尿了”。
“之前在办公室，领导叫我签了一些单子，结果查账查出来了。”王林明和网友说。王玲珩后来去核实，王林明第一次被约谈的时间是2025年4月16日。最后，对王林明的处分是诫勉谈话，半年内不得调动升迁。
本来按照王林明的规划，他要在横塘镇的这5年内好好表现，争取到入党名额，再靠“专升本”拿个学士学位，然后在31岁时通过公开遴选考到长沙。
他有个执念，就是等公务员遴选时考回长沙，让前女友的父亲看见自己过得很好，从而证明自己。张浩记得王林明说过，“我现在过得好些了，到时候她结婚，我们就开车去她婚礼。”张浩笑他幼稚。后来，王林明有了新的暗恋对象，但一直没有去表白，他跟同事说，打算等遴选过了再去求婚。他离世几个月后，手机闹钟突然响起来，王玲珩一看，上面备注的是女孩的生日。
如今王孝顺有时会自责，是自己太想让儿子当公务员，才害了他。这种执念为什么能这么深，他也说不清楚，甚至在儿子离世后，王孝顺梦到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王林明没有工作，还在叮嘱儿子考公。他把自己的梦记下来：“我儿子和他奶奶在瓦房坐着。我问，你现在重新再考公务员，只有公务员有保障，他说他还没有定，我讲，你再不加油，很快三十了”。
2026年5月14日，王玲珩跟南方周末记者发来消息，称已与政府达成书面协议，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补偿”。
另据了解，易念已于2026年4月调至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但官网没有相关任免文件。2026年6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东安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值班电话里称，“暂时还是副主任一职”。同日，横塘镇一名副镇长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易念已被停职：“具体不是很清楚。”关于王林明事件调查结果的通报时间，对方也称“不清楚”。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易念电话，无人接听。
王林明曾想过，如果遴选失败，就按部就班地往上爬，“副科，然后提正科，然后提副处，不然怎么能算铁饭碗”。但在他意外离开人世的时候，仍只是一级科员。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64549305f1/3c907a3d3e.shtml
殁年27岁，王林明生前是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横塘镇政府的一名综合治理专干、政协专干，一级科员。出事那天，是2025年6月30日，横塘镇刚下过一场雨，河水是浑的，流得很急，横塘镇一名党委副书记喊他去钓鱼。
从2025年5月开始，王林明与这名副书记经常相约钓鱼。后者为此专门拉了一个群，发起过几次钓鱼活动。由于这名副书记计划后期回长沙工作，王林明说，“希望三年后人家回长沙记得我”。
王玲珩得知，弟弟蹚水过了河坝，18时40分左右，同行的同事回头看时，王林明已经消失了。次日下午，遗体在5公里外的下游河道里被找到。这名乡镇基层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在当时并未引起波澜。家人也没有过多追问死因，只因补偿问题一时间谈不拢，迟迟未将其下葬。
但在2026年1月，王玲珩收到的一封匿名信邮件称，王林明在职期间，一人承担了几个人的工作任务，压力大，心态发生消极变化。还有弟弟的同事偷偷联系到王玲珩，提供横塘镇干部违规违纪的举报材料，“这不仅仅是王林明的事，万一明天（有事的）是我们呢？”
王玲珩解锁了弟弟的手机。一段手机聊天记录显示，在溺亡半个月前，王林明因虚假报账，刚被查过一轮。手机里还留下同事和领导违规吃喝、打牌赌博的各种痕迹。家属将这些捅上了新闻。
“如果不是打开他的手机，我不知道他当时经历了这么多。”王玲珩说。2026年5月8日，东安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王林明为垂钓意外死亡，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对于家属举报的横塘镇干部违规违纪现象，已经全面开展联合调查。
公务员考试一考就是两年。其间，王林明在长沙租了一间房，靠送外卖挣点生活费度日。2022年8月6日，王林明发微信跟姐姐道喜，笔试第8名的他，面试环节挤进了前7。那次他申报的岗位，只招7个人，险胜。他说，“这两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终于结束了”。
2022年8月28日，是王林明去横塘镇政府报到的日子，王玲珩专门开车去送，帮弟弟买好生活用品，铺好床褥，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庆贺。“要争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公务员。”入职之初，王林明在公务员培训笔记中写下心愿。
刚参加工作时，他经常有意无意地跟家里人炫耀，自己作为党政办值班秘书，很受领导赏识，会负责经手重要的事情，包括记录会议纪要、整理报账材料，以及代领导安排接待事宜。聊天记录显示，乡镇厕所整改的大小事要他管，政府大院厕所没卫生纸要他换，上山扑火、下乡访问，他都要参与。这样的付出也得到了初步的回报：2023年，王林明拿到了横塘镇政府的“优秀镇干部”荣誉称号。
这一年，王林明的体重从140斤蹿到180斤，有了啤酒肚。在亲友印象里，王林明酒量很差，喝两杯就“举白旗”。但在横塘镇，他三天两头地参与各种应酬，眼睛经常泛着红血丝。王林明在微信上对好友说，自己“到单位一个月喝的酒，比前二十多年都多”。“书记今晚一点没醉，保护得妥妥的。”2023年8月8日，王林明在微信上跟同事邀功，收到对方的吹捧：“办公室派你一个就够了，一个顶三。”
书记，指的是横塘镇党委书记易念。在王林明的观念里，才30岁出头就升到正科级的易念前途无量，他想处好关系，但又觉得对方是棵“不好傍的大树”。
与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呈现出了他的另一番模样：他试图通过积极参与应酬，主动攒酒局，增进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比如，2023年8月，他一个月到手工资还不到4000元，就花了近3000元请同事和领导喝一回酒。他对这样的宴请司空见惯：“花钱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从王林明的聊天记录看，他时常喝得上吐下泻，第二天去医院打吊针。他的手机相册里，存了几张夜晚模糊的照片，几个男人醉得七扭八歪，有躺在地上的，有趴在石墩上的，露出白花花的肚皮。
工作不止于陪吃陪喝，客餐安排也是王林明的活。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23年2月开始，同事刘某向王林明传达领导的客餐安排。王林明根据人数提前订好位置，安排菜品，准备饭桌上的白酒。
一天安排三四顿饭是常事，规格也有讲究。有安排在镇政府食堂的，也有在镇上或下辖村里的餐馆。王林明在微信里上报的四家餐馆消费数据显示，2022年，横塘镇政府在这四家店安排的客餐消费总计七万多元，2023年暴涨到近二十万元。那些记录餐饮的单子和聊天记录，后来都成为王林明虚假报账的直接证据——他作为经办人，多次通过虚报办公用品，弥补镇政府招待客餐的账。
2023年4月4日至6月30日，东安县委第二巡察组对横塘镇党委进行巡察，相关通报中提到，横塘镇党委主体责任缺位，对村级财务的监管存在盲区，并存在工作餐违规饮酒等现象。当时为了整改违规饮酒，全镇干部都签订了不饮酒的承诺书。
2024年1月3日，刘某发来一条通告，称省里在暗访调查村镇违反八项规定、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王林明回复“收到”后，两人继续对接需要招待的饭局信息。
王林明去世后，王孝顺夫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王林明欠了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近37万元。东安农商银行称，2025年2月至2025年6月期间，王林明多次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东安农商银行将36.5万元，分12笔放款给王林明。王林明溺亡后，应由其家属偿还，加利息，总计近37万元。法院最终判决，东安农商银行胜诉。
至今为止，王林明的家属都不确定这37万元的去向。王林明的手机微信上，与东安农商银行横塘分行行长的聊天记录三十余条，对话都很简短，看不出什么端倪。但王玲珩发现，王林明手机中，有大量转账记录。与银行签贷款合同的时间，也是他打牌转账最频繁的时候。那些转账记录大多发生在晚上，几分钟转一笔。2023年11月底，王林明转账出去的钱每笔都超过1000元，最多的单笔转账有1万元。
打的牌通常是“斗牛”，基本都跟领导和同事们一起玩，聊天带有镇长、主席、主任等字眼。有次同事问他去不去打牌，王林明回复，“不来的话，书记镇长不把我的皮扒了”。
打牌的地点不定，有时在餐馆、有时在政府大院，甚至在派出所。2024年1月10日,王林明劝同事何某小心被上面突击检查，“不要在政府搞活动，不如去派出所安全点。”聊天记录显示，横塘镇派出所工作人员曾多次参与打牌。
一些图片显示，几沓百元现金和牌摆在桌上。内部叫“搞活动”，三天两头，有时通宵，打完直接上班打卡。有一笔通宵的记录中显示，2024年1月3日15:33开始，王林明开始频繁向几个人转了26笔账，持续到次日早晨9:02，总额超过7万元。其间，在农商银行提现1.7万元。
2023年7月，永州市曾全面启动“两带头五整治”，打牌赌博是其一。两个月后，永州市融媒体中心“永州发布”通报了2022年的4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打牌赌博案例。
考上公务员之后的王林明似乎急于摆脱原来的少年气。在他的微信收藏里，有一份名为“人际关系”的思维导图，里面记录了各种情况对应的社交技巧。易念夸他“话说得好，有情商”，同事刘某说他“社交这块可以”。
“不管哪位领导来，都需要能喝酒跟能做事的。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我走的就是捷径。”2023年8月，他跟同事聊天时说道，后面又接了一句，“我打内心，还是想做事的。”王林明所说的捷径，就是与领导喝酒陪玩。“我不抱团怎么办？”他在微信里问同事。在他的认识里，这已经不仅仅是在横塘镇的生存法则，“哪里都改变不了，哪里都需要这样的人”。
宋颖在微信上曾跟王分析，这条路诱惑太多，一不留神就走错道，“最后都忘了为什么考公”。王林明回复，“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只要不触及底线我就做了”。
“我是走得比较轻松的，至少在你们看来是比较轻松的。”王林明曾跟同事这样说。实际上这条路并不轻松。王林明委屈于自己没被“看见”。2023年9月23日凌晨，王林明跟同事倾诉，为什么领导总觉得他没有做事，“礼拜五叫我别回我就别回，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一天天的电话没停过，就差给他们把屎把尿了”。
“之前在办公室，领导叫我签了一些单子，结果查账查出来了。”王林明和网友说。王玲珩后来去核实，王林明第一次被约谈的时间是2025年4月16日。最后，对王林明的处分是诫勉谈话，半年内不得调动升迁。
本来按照王林明的规划，他要在横塘镇的这5年内好好表现，争取到入党名额，再靠“专升本”拿个学士学位，然后在31岁时通过公开遴选考到长沙。
他有个执念，就是等公务员遴选时考回长沙，让前女友的父亲看见自己过得很好，从而证明自己。张浩记得王林明说过，“我现在过得好些了，到时候她结婚，我们就开车去她婚礼。”张浩笑他幼稚。后来，王林明有了新的暗恋对象，但一直没有去表白，他跟同事说，打算等遴选过了再去求婚。他离世几个月后，手机闹钟突然响起来，王玲珩一看，上面备注的是女孩的生日。
如今王孝顺有时会自责，是自己太想让儿子当公务员，才害了他。这种执念为什么能这么深，他也说不清楚，甚至在儿子离世后，王孝顺梦到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王林明没有工作，还在叮嘱儿子考公。他把自己的梦记下来：“我儿子和他奶奶在瓦房坐着。我问，你现在重新再考公务员，只有公务员有保障，他说他还没有定，我讲，你再不加油，很快三十了”。
2026年5月14日，王玲珩跟南方周末记者发来消息，称已与政府达成书面协议，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补偿”。
另据了解，易念已于2026年4月调至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但官网没有相关任免文件。2026年6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东安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值班电话里称，“暂时还是副主任一职”。同日，横塘镇一名副镇长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易念已被停职：“具体不是很清楚。”关于王林明事件调查结果的通报时间，对方也称“不清楚”。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易念电话，无人接听。
王林明曾想过，如果遴选失败，就按部就班地往上爬，“副科，然后提正科，然后提副处，不然怎么能算铁饭碗”。但在他意外离开人世的时候，仍只是一级科员。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64549305f1/3c907a3d3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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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散落在风中的兄弟姐妹——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聚会公告
序：以消亡为使命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我互助会之存在，乃一悖论：若政策完善、通道畅通、医学鉴定机制健全，我等便无存在之必要。然在此之前，必须足够有力，方能让自己"过时"。此即以消亡为使命，以填补空白为职责，以代际正义为归依。
一、我们是谁
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2013年由病友家长自发成立，现有实名会员179名，分布全国18省。
吾辈之父辈，1964至1996年间，隐姓埋名于马兰、罗布泊、戈壁滩，以青春铸国之重器。蘑菇云起时，他们年轻的背影被火光刻进历史；蘑菇云散后，他们把姓名埋进档案，把健康埋进黄沙。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此非修辞，乃生理之事实、历史之债务、代际之正义。
二、我们的立场：因果叙事，而非泛化认定
吾辈主张：核试验军人子女之残疾问题，应通过医学鉴定建立核试验暴露与健康损害之因果关系，而非泛化之"人人都是核辐射遗传效应"认定。
反对模糊化处理，坚持以具体服役档案与医学实证为基石。每一例关联，须有病历为凭、有档案为据、有科学程序可复核。
不是"闹"，是"证"；不是"要"，是"追"。
三、我们的策略：两条腿走路
【短期】保底：先拿到手
国家有政策——民政部民发〔2006〕32号文件：8023部队退役人员之先天性残疾子女，凭《残疾人证》可按当地低保标准领取生活补助，无需证明病因，无需医学鉴定，与低保不冲突，可叠加享受。
然大量家庭不知此政策，基层工作人员亦不熟悉，致该拿者未拿。吾辈短期之首要任务：宣导→协助办证→督促入库→确保发放。
先保底，让每一户先拿到这笔"保命钱"。
【长期】追高：正名与升级
在保底之上，推动建立核试验暴露与后代疾病因果关系之医学鉴定机制。若因果关系被医学确认，待遇可对标参战退役人员生活补助、伤残军人抚恤体系、"三属"定期抚恤金。
不是漫天要价，是代际正义之应有之义。
"献了青春献子孙"，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可被医学证实、被政策承认、被待遇体现之正式认定。
四、我们的边界：身份纯粹，不掺和
吾辈之"8023"，专指原国防科工委21试验基地及参试部队（含21、203、205、574、899、8991等所属团站、工厂、营区），1964至1996年间在新疆马兰参加核试验之官兵、技术、后勤、工程人员。
金银滩不是核试验军人，其它涉核群体不与此掺和。 身份之纯度，即诉求之力度。
五、我们的精神：谷子地之执念
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率九连弟兄死守阵地，战后被列为"失踪人员"，无人承认其牺牲。谷子地穷尽一生，只为给弟兄们争一个"烈士"名分。
吾辈非"失踪人员"，乃被"科学不确定性"悬置之人。
父辈献了青春，吾辈献了健康。国家未忘前者，亦不应让后者在病历与表格里耗尽一生。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让功臣献了青春又献子孙。
六、寻找对象
一、8023部队先天性残疾子女（同时满足）
1. 父辈1964—1996年在新疆马兰，参加过核试验（8023部队含所属团站、工厂、马兰基地各营区）服役；
2. 患有与基因相关、无法治愈之先天性疾病；
3. 愿意实名登记，遵守病友隐私公约，共同推进合法诉求。
二、8023部队退役老兵本人
欢迎老兵参会，共叙马兰岁月，共商后代之事。您的服役档案、任务记录、战友证言，是后代争取正名最珍贵的历史证据。
八、结语：走出孤独
当年，吾辈之父辈一起走进沙漠；
今日，让我们一起走出孤独。
下一次互助会之全家福里，希望看到汝之笑脸。
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
https://mp.weixin.qq.com/s/cpSogWHW9ldAMueDMJCm_A
序：以消亡为使命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我互助会之存在，乃一悖论：若政策完善、通道畅通、医学鉴定机制健全，我等便无存在之必要。然在此之前，必须足够有力，方能让自己"过时"。此即以消亡为使命，以填补空白为职责，以代际正义为归依。
一、我们是谁
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2013年由病友家长自发成立，现有实名会员179名，分布全国18省。
吾辈之父辈，1964至1996年间，隐姓埋名于马兰、罗布泊、戈壁滩，以青春铸国之重器。蘑菇云起时，他们年轻的背影被火光刻进历史；蘑菇云散后，他们把姓名埋进档案，把健康埋进黄沙。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此非修辞，乃生理之事实、历史之债务、代际之正义。
二、我们的立场：因果叙事，而非泛化认定
吾辈主张：核试验军人子女之残疾问题，应通过医学鉴定建立核试验暴露与健康损害之因果关系，而非泛化之"人人都是核辐射遗传效应"认定。
反对模糊化处理，坚持以具体服役档案与医学实证为基石。每一例关联，须有病历为凭、有档案为据、有科学程序可复核。
不是"闹"，是"证"；不是"要"，是"追"。
三、我们的策略：两条腿走路
【短期】保底：先拿到手
国家有政策——民政部民发〔2006〕32号文件：8023部队退役人员之先天性残疾子女，凭《残疾人证》可按当地低保标准领取生活补助，无需证明病因，无需医学鉴定，与低保不冲突，可叠加享受。
然大量家庭不知此政策，基层工作人员亦不熟悉，致该拿者未拿。吾辈短期之首要任务：宣导→协助办证→督促入库→确保发放。
先保底，让每一户先拿到这笔"保命钱"。
【长期】追高：正名与升级
在保底之上，推动建立核试验暴露与后代疾病因果关系之医学鉴定机制。若因果关系被医学确认，待遇可对标参战退役人员生活补助、伤残军人抚恤体系、"三属"定期抚恤金。
不是漫天要价，是代际正义之应有之义。
"献了青春献子孙"，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可被医学证实、被政策承认、被待遇体现之正式认定。
四、我们的边界：身份纯粹，不掺和
吾辈之"8023"，专指原国防科工委21试验基地及参试部队（含21、203、205、574、899、8991等所属团站、工厂、营区），1964至1996年间在新疆马兰参加核试验之官兵、技术、后勤、工程人员。
金银滩不是核试验军人，其它涉核群体不与此掺和。 身份之纯度，即诉求之力度。
五、我们的精神：谷子地之执念
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率九连弟兄死守阵地，战后被列为"失踪人员"，无人承认其牺牲。谷子地穷尽一生，只为给弟兄们争一个"烈士"名分。
吾辈非"失踪人员"，乃被"科学不确定性"悬置之人。
父辈献了青春，吾辈献了健康。国家未忘前者，亦不应让后者在病历与表格里耗尽一生。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让功臣献了青春又献子孙。
六、寻找对象
一、8023部队先天性残疾子女（同时满足）
1. 父辈1964—1996年在新疆马兰，参加过核试验（8023部队含所属团站、工厂、马兰基地各营区）服役；
2. 患有与基因相关、无法治愈之先天性疾病；
3. 愿意实名登记，遵守病友隐私公约，共同推进合法诉求。
二、8023部队退役老兵本人
欢迎老兵参会，共叙马兰岁月，共商后代之事。您的服役档案、任务记录、战友证言，是后代争取正名最珍贵的历史证据。
八、结语：走出孤独
当年，吾辈之父辈一起走进沙漠；
今日，让我们一起走出孤独。
下一次互助会之全家福里，希望看到汝之笑脸。
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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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7
那个涉及nature的IIT大瓜脱水
2019 年初，小女孩出生。
2023 年 3 月，女孩 4 岁时，因绘画、书写能力不及同班孩子，语言发育也迟缓，体型瘦弱，肌张力偏低，女孩父母带女孩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全面发育迟缓。通过基因组测序，发现她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单基因病 Snijders Blok-Campeau syndrome，她的 CHD3 基因的一个位点发生了 C 向 T 的突变，导致一个本该是精氨酸的地方变成了色氨酸，这影响了染色体的组装，导致这个女孩有了类似自闭症的症状。
全球一共有 237 人确诊该罕见病，约 2/3 患者存在智力障碍，但该疾病从轻到重亦存在谱系表现，有专家认为重症患者可能适用基因治疗，但轻症患者存在争议。女孩的父亲是个软件工程师，母亲辞职全职带娃干预，确诊后夫妻俩加入了一个自闭症和类似疾病的家长微信群。
2023 年 7 月，有一位家长参加了仇子龙的报告，报告可能涉及其在雷特综合征中的基因编辑研究和专利，该家长将讲座 PPT 分享到了群里，小女孩的父母看见了该信息。
第二周，小女孩的父母主动电子邮件联系了仇子龙，介绍小女孩病情，附上她的基因检测结果，提出他们家愿意且有能力提供数千万元人民币级别的资金去支持实验。
13 分钟后，仇子龙回复了邮件，表示感兴趣。随后，仇邀请小女孩父母到研究所见面，这次见面和之后的沟通，小女孩的父母都有录音，并最终将录音和微信沟通记录提供给了 Science。这次见面小女孩父母明确表示他们不是赞助研究，而是希望切实得到治疗。仇提到，对大脑的基因进行编辑需要将携带治疗基因的病毒载体通过脑脊液递送到大脑中，由于女孩的病情不危及生命，伦理审查会很严格（一般大国的临床试验都是在肿瘤病人里做的），此外，他也提到研发整套治疗要生产载体病毒，要做小鼠和猴子的动物实验等等，需要 2 年时间，且不一定真的有效。但他也说了太绝对的话，说像新华医院这样的地方能“保证”没有安全性的灾难事件。女孩的父母做过功课，提出了免疫反应的担忧，仇表示鞘内注射可以绕开肝、肾，最大程度降低发生免疫反应的风险。
不久后，女孩的父母向另一所大学下属的一个基金会汇出第一笔款项用于碱基编辑器的研发。该碱基编辑器使用经过改造的 CRISPR，只会在 DNA 单链上产生一个缺口。随后在 RNA 向导分子的帮助下，它会在目标位置打开 DNA 结构，并通过化学反应将完整链上的一种碱基转换成另一种碱基。之后，细胞会利用这一经过修改的链作为模板，修复另一条带缺口的链，并形成对应的互补碱基。仇表示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牛逼，仅次于 David Liu。经调查，这些钱和后续女孩父母打的钱也用于病毒载体的生产和毒理实验。有专家表示由患者家庭承担开发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费用并非罕见现象。
2024 年 4 月，女孩爸爸与研究人员杨侃（那篇争议 Nature 的一作）在咖啡店见面讨论费用，得知生产病毒载体需要 25 万刀，双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小女孩的父母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仇子龙要求他们通过一些非正式途径，直接向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支付费用。仇自己没有索要费用，但转账记录显示女孩父母向杨侃个人账户转了 13 万刀。女孩父亲也承担了每次拜访仇的餐饮，并向仇赠送了多部 iPhone 手机、一台 iPad，以及一瓶茅台。
2024 年底，仇子龙的小鼠实验获得了进展，采用 AAV9 双病毒载体修复突变后，携带突变的自闭症表现的小鼠发育恢复了正常。
2024 年 12 月 21 日，仇子龙的团队将过去 18 个月的前临床的数据向 Nature 投稿。
2025 年 1 月，仇子龙把投出去的论文原稿通过微信发给了女孩的父母，该原稿包含了猴子的脑组织切片，显示碱基编辑器大面积递送到了神经组织。Science 事后把图片拿给几个业内的专家看，包括一位当初的审稿专家，有专家觉得研究没有很好的对照组来证明染色信号确实是针对基因编辑器的特异性标记，而不是背景染色。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不认为论文存在明显的数据造假或图像篡改。
2025 年 1 月 2 日，基于这些前临床的结果，新华医院的伦理批了这个研究者发起的研究（知情同意书显示申办方是蓝鹊信途基因科技公司，也就是仇子龙的公司）。仇微信告知女孩父亲，和医院的合同基本签署完成。
2025 年 2 月 17 日，做非人灵长类动物毒理研究的合同研究组织 PriMed 公司给出了最终报告（注意，时间滞后于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报告显示所有 4 只猴子，不论低剂量还是高剂量，都出现了中到重度的肝损，1 只猴子有肾损。
肾损可能提示血栓性微血管病变，但是毒理研究在猴子接受治疗的早期（一个月内）没有采集相关样本，所以无法定论。事后，某专家认为，在拿到这样的毒理研究结果之后，应该往下摸最大耐受剂量，而不是上人。
2025 年 2 月 19 日，女孩的父母和女孩自己均签了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里提到了血栓性微血管病的潜在风险，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有致死的可能性。余永国医生（不是 Nature 文章的作者之一....）做的知情，他表示女孩体内预存的针对 AAV 的抗体是风险之一，除此之外相对安全（女孩的基线检查提示不存在针对 AAV 的抗体）。知情同意书也提到不会向参与者收费（录音里仇子龙医生表示表面上不能是女孩父母付钱，而必须是公司出钱，否则女孩家庭就是利益相关方了）。
2025 年 3 月 24 日，女孩先接受了一针强的松抑制对病毒载体的免疫反应（Science 编辑个人认为该激素偏弱，应该用更强的），然后接受了一针鞘内注射的药物。
3 天后，小女孩开始发热，接受药物治疗之后一直没有小便（提示肾损），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血小板计数降低，在接受全身 CT 扫描后，小女孩被收治入了 ICU，一天以后，小女孩死亡。
2 天后，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拉了个会，认为死亡明确与研究干预相关，死亡原因是免疫反应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
小女孩的父母要求仇子龙对 Nature 的投稿进行撤回，起初仇同意，但后续就不理他们了。杨侃把收到的钱都退回了小女孩父母。
该研究是买了保险的，但是小女孩父母没有收到任何赔款。
2025 年 9 月，卫生部门因医院对试验的监管不到位，以及没有将其作为商业资助研究登记到国家临床试验平台，对医院罚款 3600 刀，余永国医生被点名批评。
2026 年 2 月 18 日，经过了 1 年的 peer review，这篇 Nature 论文发表，最终发表的版本里移除感谢小女孩家庭的参与和支持的语句。最终发表版本在 reviewer 的要求下增加了猴子对照组，但专家表示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图片处理时间和显微镜的参数似乎不一样，感觉可比性较低，此外，小女孩父母赞助的小鼠的试验似乎也重做了，这篇文章也没有提到毒理研究中观察到的肝损和肾损。
这篇 Nature 的发表和随后一片 positive 的舆论促使了小女孩的父母向上海交大校长投诉，要求调查仇子龙，要求将 Nature 论文撤回。
2026 年 4 月 30 日，校方对女孩父母的回应是不对仇子龙采取措施，以及认为杨侃拿到的钱是研究者费，但认为杨行为不当，已经训诫，以及认为这篇 Nature 论文跟他们赞助的实验无关。
Science 统计小女孩父母总共支付了 86 万刀。
=======
且不论血栓性微血管病的处置，这玩意真的凶险，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susar，血浆置换数次人才拉回来，差点成为我职业的阴影。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包括：
1：研究资金来源复杂且不透明，研究者自己开的公司利益相关，以及存在女孩父母直接向研究人员打米的情况，各方身份在经济交流中并不清晰。
2：对于IIT，生物医疗新技术没有经过CDE这样的监管部门的审批，而直接把审批责任全部建立在医院的EC上，医院的EC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做这样的评估？结合818号令的前因后果，大家需要深刻思考。
3: 医院的EC在没有收到完整毒理报告的前提下就做了approval，完整报告甚至滞后一个多月！这种做法实际上在IIT上非常常见，IIT是否就是简化或者缩短preclinical/nonclinical package准备的捷径？业内需要深刻反思。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a633db7000000001d0235aa
2019 年初，小女孩出生。
2023 年 3 月，女孩 4 岁时，因绘画、书写能力不及同班孩子，语言发育也迟缓，体型瘦弱，肌张力偏低，女孩父母带女孩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全面发育迟缓。通过基因组测序，发现她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单基因病 Snijders Blok-Campeau syndrome，她的 CHD3 基因的一个位点发生了 C 向 T 的突变，导致一个本该是精氨酸的地方变成了色氨酸，这影响了染色体的组装，导致这个女孩有了类似自闭症的症状。
全球一共有 237 人确诊该罕见病，约 2/3 患者存在智力障碍，但该疾病从轻到重亦存在谱系表现，有专家认为重症患者可能适用基因治疗，但轻症患者存在争议。女孩的父亲是个软件工程师，母亲辞职全职带娃干预，确诊后夫妻俩加入了一个自闭症和类似疾病的家长微信群。
2023 年 7 月，有一位家长参加了仇子龙的报告，报告可能涉及其在雷特综合征中的基因编辑研究和专利，该家长将讲座 PPT 分享到了群里，小女孩的父母看见了该信息。
第二周，小女孩的父母主动电子邮件联系了仇子龙，介绍小女孩病情，附上她的基因检测结果，提出他们家愿意且有能力提供数千万元人民币级别的资金去支持实验。
13 分钟后，仇子龙回复了邮件，表示感兴趣。随后，仇邀请小女孩父母到研究所见面，这次见面和之后的沟通，小女孩的父母都有录音，并最终将录音和微信沟通记录提供给了 Science。这次见面小女孩父母明确表示他们不是赞助研究，而是希望切实得到治疗。仇提到，对大脑的基因进行编辑需要将携带治疗基因的病毒载体通过脑脊液递送到大脑中，由于女孩的病情不危及生命，伦理审查会很严格（一般大国的临床试验都是在肿瘤病人里做的），此外，他也提到研发整套治疗要生产载体病毒，要做小鼠和猴子的动物实验等等，需要 2 年时间，且不一定真的有效。但他也说了太绝对的话，说像新华医院这样的地方能“保证”没有安全性的灾难事件。女孩的父母做过功课，提出了免疫反应的担忧，仇表示鞘内注射可以绕开肝、肾，最大程度降低发生免疫反应的风险。
不久后，女孩的父母向另一所大学下属的一个基金会汇出第一笔款项用于碱基编辑器的研发。该碱基编辑器使用经过改造的 CRISPR，只会在 DNA 单链上产生一个缺口。随后在 RNA 向导分子的帮助下，它会在目标位置打开 DNA 结构，并通过化学反应将完整链上的一种碱基转换成另一种碱基。之后，细胞会利用这一经过修改的链作为模板，修复另一条带缺口的链，并形成对应的互补碱基。仇表示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牛逼，仅次于 David Liu。经调查，这些钱和后续女孩父母打的钱也用于病毒载体的生产和毒理实验。有专家表示由患者家庭承担开发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费用并非罕见现象。
2024 年 4 月，女孩爸爸与研究人员杨侃（那篇争议 Nature 的一作）在咖啡店见面讨论费用，得知生产病毒载体需要 25 万刀，双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小女孩的父母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仇子龙要求他们通过一些非正式途径，直接向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支付费用。仇自己没有索要费用，但转账记录显示女孩父母向杨侃个人账户转了 13 万刀。女孩父亲也承担了每次拜访仇的餐饮，并向仇赠送了多部 iPhone 手机、一台 iPad，以及一瓶茅台。
2024 年底，仇子龙的小鼠实验获得了进展，采用 AAV9 双病毒载体修复突变后，携带突变的自闭症表现的小鼠发育恢复了正常。
2024 年 12 月 21 日，仇子龙的团队将过去 18 个月的前临床的数据向 Nature 投稿。
2025 年 1 月，仇子龙把投出去的论文原稿通过微信发给了女孩的父母，该原稿包含了猴子的脑组织切片，显示碱基编辑器大面积递送到了神经组织。Science 事后把图片拿给几个业内的专家看，包括一位当初的审稿专家，有专家觉得研究没有很好的对照组来证明染色信号确实是针对基因编辑器的特异性标记，而不是背景染色。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不认为论文存在明显的数据造假或图像篡改。
2025 年 1 月 2 日，基于这些前临床的结果，新华医院的伦理批了这个研究者发起的研究（知情同意书显示申办方是蓝鹊信途基因科技公司，也就是仇子龙的公司）。仇微信告知女孩父亲，和医院的合同基本签署完成。
2025 年 2 月 17 日，做非人灵长类动物毒理研究的合同研究组织 PriMed 公司给出了最终报告（注意，时间滞后于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报告显示所有 4 只猴子，不论低剂量还是高剂量，都出现了中到重度的肝损，1 只猴子有肾损。
肾损可能提示血栓性微血管病变，但是毒理研究在猴子接受治疗的早期（一个月内）没有采集相关样本，所以无法定论。事后，某专家认为，在拿到这样的毒理研究结果之后，应该往下摸最大耐受剂量，而不是上人。
2025 年 2 月 19 日，女孩的父母和女孩自己均签了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里提到了血栓性微血管病的潜在风险，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有致死的可能性。余永国医生（不是 Nature 文章的作者之一....）做的知情，他表示女孩体内预存的针对 AAV 的抗体是风险之一，除此之外相对安全（女孩的基线检查提示不存在针对 AAV 的抗体）。知情同意书也提到不会向参与者收费（录音里仇子龙医生表示表面上不能是女孩父母付钱，而必须是公司出钱，否则女孩家庭就是利益相关方了）。
2025 年 3 月 24 日，女孩先接受了一针强的松抑制对病毒载体的免疫反应（Science 编辑个人认为该激素偏弱，应该用更强的），然后接受了一针鞘内注射的药物。
3 天后，小女孩开始发热，接受药物治疗之后一直没有小便（提示肾损），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血小板计数降低，在接受全身 CT 扫描后，小女孩被收治入了 ICU，一天以后，小女孩死亡。
2 天后，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拉了个会，认为死亡明确与研究干预相关，死亡原因是免疫反应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
小女孩的父母要求仇子龙对 Nature 的投稿进行撤回，起初仇同意，但后续就不理他们了。杨侃把收到的钱都退回了小女孩父母。
该研究是买了保险的，但是小女孩父母没有收到任何赔款。
2025 年 9 月，卫生部门因医院对试验的监管不到位，以及没有将其作为商业资助研究登记到国家临床试验平台，对医院罚款 3600 刀，余永国医生被点名批评。
2026 年 2 月 18 日，经过了 1 年的 peer review，这篇 Nature 论文发表，最终发表的版本里移除感谢小女孩家庭的参与和支持的语句。最终发表版本在 reviewer 的要求下增加了猴子对照组，但专家表示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图片处理时间和显微镜的参数似乎不一样，感觉可比性较低，此外，小女孩父母赞助的小鼠的试验似乎也重做了，这篇文章也没有提到毒理研究中观察到的肝损和肾损。
这篇 Nature 的发表和随后一片 positive 的舆论促使了小女孩的父母向上海交大校长投诉，要求调查仇子龙，要求将 Nature 论文撤回。
2026 年 4 月 30 日，校方对女孩父母的回应是不对仇子龙采取措施，以及认为杨侃拿到的钱是研究者费，但认为杨行为不当，已经训诫，以及认为这篇 Nature 论文跟他们赞助的实验无关。
Science 统计小女孩父母总共支付了 86 万刀。
=======
且不论血栓性微血管病的处置，这玩意真的凶险，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susar，血浆置换数次人才拉回来，差点成为我职业的阴影。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包括：
1：研究资金来源复杂且不透明，研究者自己开的公司利益相关，以及存在女孩父母直接向研究人员打米的情况，各方身份在经济交流中并不清晰。
2：对于IIT，生物医疗新技术没有经过CDE这样的监管部门的审批，而直接把审批责任全部建立在医院的EC上，医院的EC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做这样的评估？结合818号令的前因后果，大家需要深刻思考。
3: 医院的EC在没有收到完整毒理报告的前提下就做了approval，完整报告甚至滞后一个多月！这种做法实际上在IIT上非常常见，IIT是否就是简化或者缩短preclinical/nonclinical package准备的捷径？业内需要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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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ed from 螺莉莉的黑板报
螺莉莉的黑板报
做新闻的时候标注原始来源是基本伦理，稿件参考了同行内容给一个 Link Credit 是基本礼貌。都开始运营一个自媒体了，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不需要别人教，犯错了应该立刻道歉检讨优化流程，找理由找台阶既不体面，也不专业。
以及那条破消息基本上间接承认了自己的确是在洗稿，而且洗得理直气壮。
考虑到这频道 N 年了都这屌德行完全没有悔过的意思，在这里我只能送您一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没觉得何同学德不配位，因为人家原创、懂的反思、认真做事，但是这频道甚至做得不如你们讨厌的何同学，其低劣品格的确是配不上它的订阅数。
考虑到这频道 N 年了都这屌德行完全没有悔过的意思，在这里我只能送您一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没觉得何同学德不配位，因为人家原创、懂的反思、认真做事，但是这频道甚至做得不如你们讨厌的何同学，其低劣品格的确是配不上它的订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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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玩具“竹知了”相关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律师：用竹知了丑化嘲讽余承东或构成侵权
近日，传统玩具“竹知了”因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反而引发网友更猛烈的模仿和购买热潮。
8月2日，潇湘晨报 ·晨视频记者从娱乐法李振武律师处获悉，在竹知了被投诉事件中，相关视频虽未直接点名，但通过余承东的标志性发言，配合竹知了发出的与发布会现场相似的音效，形成了明确的指向性暗喻。
这种“刻意采取暗喻影射、谐音、魔改音频等隐晦方式，戏谑、丑化、嘲讽企业及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认为已经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
而且这些视频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传播，会持续固化戏谑调侃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企业家及品牌的观感。
有被投诉的网友说，“只是展示玩具”“没提品牌名字”就被投诉，我觉得这是一种“歪曲”，这种看法混淆了“明示”与“暗示”的法律界限。
如前所述，名誉权侵权的认定并不以“直接点名”为前提——只要通过特定语境、特定元素组合能够使公众识别出指向特定主体，即可能构成侵权。
至于部分“单纯展示玩具”的视频被连带下架，这涉及平台在批量处理时的操作精度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投诉行为本身的合法性。
公众人物确实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公众讨论与合理调侃，但当调侃越过边界、演变为规模化戏谑嘲讽时，权利人站出来维权也无可厚非。
对于普通网民而言，玩梗是乐趣，适度是修养——在笑声之外，更应敬畏法律的边界。
#奇文共赏
https://mp.weixin.qq.com/s/3RtWps1A-tffQHUtcLEpbw
近日，传统玩具“竹知了”因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反而引发网友更猛烈的模仿和购买热潮。
8月2日，潇湘晨报 ·晨视频记者从娱乐法李振武律师处获悉，在竹知了被投诉事件中，相关视频虽未直接点名，但通过余承东的标志性发言，配合竹知了发出的与发布会现场相似的音效，形成了明确的指向性暗喻。
这种“刻意采取暗喻影射、谐音、魔改音频等隐晦方式，戏谑、丑化、嘲讽企业及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认为已经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
而且这些视频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传播，会持续固化戏谑调侃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企业家及品牌的观感。
有被投诉的网友说，“只是展示玩具”“没提品牌名字”就被投诉，我觉得这是一种“歪曲”，这种看法混淆了“明示”与“暗示”的法律界限。
如前所述，名誉权侵权的认定并不以“直接点名”为前提——只要通过特定语境、特定元素组合能够使公众识别出指向特定主体，即可能构成侵权。
至于部分“单纯展示玩具”的视频被连带下架，这涉及平台在批量处理时的操作精度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投诉行为本身的合法性。
公众人物确实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公众讨论与合理调侃，但当调侃越过边界、演变为规模化戏谑嘲讽时，权利人站出来维权也无可厚非。
对于普通网民而言，玩梗是乐趣，适度是修养——在笑声之外，更应敬畏法律的边界。
#奇文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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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医生漏诊被判刑，这只是行业崩塌的一个缩影。
@杨昊天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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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8-02 11: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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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第1集 《风雨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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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8-11 1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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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低频噪音现场溯源-山东4家
在山东进行了4家现场低频噪音溯源，各家噪音源各不相同，在此记录。@朱林-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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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8-06 14:10:00
上传日期:2026-08-06 1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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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16岁前犯罪的孩子们
他们想慢一点长大。16岁以后，好日子就过完了。
这篇报道是关于一群赶着在16岁前犯罪的孩子。在中国，不满16周岁盗窃不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16岁成了倒计时：要趁16岁以前多赚一点钱，最好存下来，到了16岁就停手。他们把这叫作“上岸”。
过去几年，每当未成年人犯罪引发讨论，关于16岁这条线的争议总是从外部展开：它是保护还是纵容，应不应该降低。但在这些孩子自己的生命里，同一条线意味着别的东西。也许，一个更严肃也更残酷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群孩子会坚信，自己人生中仅有的好日子只能存在于16岁之前，而16岁之后的世界没有为他们准备任何东西。
凌晨4点，一家手机店门口，一个戴着口罩的微胖男孩凑近玻璃门往里看。监控拍到了他接下来的动作：他两手握住门把手，推。门上插着一把U形锁，门和锁叮咣作响。他退后两步，再推，又推，玻璃晃得要掉下来。他四下看看，踹了一脚，俯身猛推。门碎了。一大块玻璃落下来，似乎划破了他的手，他一个劲儿甩。然后他侧身挤进店里，门框上掉下一根钢板，打到了他的腿。
男孩叫鹏鹏，15岁。他的师父叫阿雨，18岁。两人一天前刚在抖音上认识。
阿雨说自己18了，满16盗窃要负刑事责任，早就不亲自干了，但可以教他。教的东西很简单：卷帘门直接拉，玻璃门用石头砸，砸不开就推。就这些。这就是一个15岁孩子入行前接受的全部训练。阿雨在手机地图上挑了三家手机店发给鹏鹏，让他当晚就去看。从鹏鹏发出那条私信，到他第一次出发爆破，只过了一天。
第二家用石头砸玻璃门，石头砸烂了三块，玻璃上只多了一点白花。第三家终于进去了，他挨个掂了掂柜台里的手机——全是模型机。一个15岁男孩耗费三小时从三家店里偷出来的东西：三个充电头和一根数据线。
鹏鹏说自己昨晚被关在一间玻璃房里，灯一直不关，三个监控，只有一条长木板可以躺。在未成年询问室，他不断对警察哭诉，“我才15”，“我还是个学生，我还要回去考试，我还要考第一！”又“把这辈子想到的伤心事全想了个遍，全告诉他了”。
他们三个都觉得自己是“社会人”。抽烟喝酒，生活昼夜颠倒，靠自己赚钱。被抓进去过也是炫耀的资本——几个小时前还在玻璃房里哭着要给爸爸打电话的鹏鹏，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在他被捕的上饶，位置是中级人民法院，配文“三年”。后来又发了一条，是写着他真名的行政案件立案通知书，配文“愿赌服输”。
阿雨在14岁那年成为爆破手。那时他辍学在家，和爷爷奶奶住在安徽农村，整天没事做，和同学在外面瞎逛。后来他在快手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夜里砸开一家烟酒店，搬走几袋茅台。“有钱，还能到处玩。”阿雨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私信了一个带着小孩爆破的人，被拉进群。那人告诉他，16岁以下不用负刑事责任，被抓也没事。
一周后，阿雨拉上一个发小和一个打游戏认识的网友小赵，跟他们说要“闯出一片天地”。发小提议就在安徽干，阿雨不同意，不能砸老乡的店。三人打车去了武汉——阿雨知道的城市不多，选武汉，一半因为疫情封城印象深，一半因为喜欢的歌手华晨宇是湖北人。到武汉后先玩了几天，去黄鹤楼、逛步行街、吃热干面，住两三百一晚的酒店。钱花光了才想起要去爆破。晚上，他们踩点了宾馆楼下的一家烟酒店，等到凌晨。同伴有点怂，路上总有车经过。“我说没钱了，妈的，今天不搞，明天我们就饿。”阿雨捡起地上一块砖，砸向玻璃门，哗啦一声碎了。
从阿雨14岁到16岁，两年里，他们开着租来的车跨省爆破，北边到过内蒙古，南边到广东，西边到重庆，东边到苏州、无锡。59个城市，百度地图上一个一个点亮足迹。阿雨说，四个人一共赚了150多万。他把那时的状态叫作“辉煌”。
花钱最多的是拍视频炫富。他们租宝马、奔驰、奥迪，开到高速路口，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在酒吧点三四千一瓶的黑桃A，喝两口，剩下的倒了洗手，也拍下来。
有一次在酒店，阿雨看到楼下有人排队买小吃，就从窗户往下扔钱。五块、十块、二十块。不久前他还要撬奶奶的柜子拿这些面额的钞票，现在一张张往楼下撒。下面的人不排队了，蹲在地上抢。“太爽了，被人崇拜，居高临下的感觉。”他说。
辉煌的生活在满16岁那天戛然而止了。2023年7月9日，他身份证上的生日日期，这天开始他要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他是8月2日出生的。十几年里从没有人给他庆祝过生日，这是他的年龄第一次变得重要。
14岁到16岁的两年里，阿雨被抓了十几二十次。抓进去的流程每次都一样：做笔录，采指纹，一天之内放人。被抓了他就打给父亲。父亲骂一顿，说不管，坐牢去。他告诉警察爸妈不管，最后还是被放了。父亲说那两年一个月接一次警察的电话。他不想再赔钱了，把警察电话挂掉，再打不接。“他连续打几次，你再不接，他也就不打了。”
父亲说，“三个小孩里花在他身上精力最多”——两个女儿一出生就放在老家，阿雨至少在身边待到了3岁。但他也承认对阿雨“不太了解”，“我们没怎么交流”。
13岁，父母把阿雨送去温州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他一米四，给人洗头要踮脚。两个月后师傅对他父母说，孩子太小了，该回去上学。父母又送他去另一家理发店，后来又送了第三家、第四家，都待不长。阿雨自己提出想回去上学，父亲不同意，说不如学技术。我问父亲有没有想过让孩子上职校。“没有想过。”我说孩子不上学、没事做又没有零花钱，这个状态很危险。“家里有吃有喝的，也花不了钱啊。”
阿雨回忆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说那时对父母回家“无所谓”。村里别的留守儿童，爸妈坐车走，小孩追着车跑，边追边哭。“我没有。”爸妈回来了，他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我每次叫‘爸爸’‘妈妈’，都会在心里默念两遍，再叫出来。感觉很拗口。”
有时从派出所出来身上没钱，也没有家人来接，他就被送去救助站，再由工作人员送回家。两年里，他进过五六次救助站。
最后一回是2024年秋冬。他带的小孩爆完手机店，没有路费回来，临时又砸了三家挨着的餐馆凑现金。三个老板一起堵到警察局门口，小孩被抓，供出了他。几个月后，除夕前一天，中午吃了饺子。晚上睡了，警察掀开被子把他带走了。
他被送进看守所，剃了光头，将近20人挤一个大床板。父亲不想赔。“我彻底失望了，我想让他进去教育两年。我教育不好，别人帮我教育。”有一次会见，爷爷隔着玻璃看他，表情很沉重。他一直以为，是爷爷坚持要救他出来的。直到今年访谈时听父亲和我说起，他才知道，爷爷当时也说不管。最后是奶奶说，不把他弄出来她就不活了，逼着爷爷出了钱。家里赔了三四万，餐馆老板写了谅解书。“俺奶那样讲的吗？真那样讲的？”阿雨一下捂住了眼睛。他最后以盗窃罪被判缓刑六个月。
14岁到16岁，他跑过59个城市。接下来近一年，他哪里也没去。他整天躺着，拉上窗帘，白天也拉着，晚上也拉着。“一点希望，一点光都看不到。我一天都是黑色的。”手机里还留着从前爆破的视频，他天天翻，“想着怎么能回到以前辉煌的时候”。“那些视频都让我翻包浆了。每次换手机都必须传到另一个手机上。”
有天他刷抖音，刷到一个外国人打拳的视频。那是个巴西拳手，叫奥利维拉。又刷到介绍奥利维拉身世的视频：贫民窟出来，打进UFC后输了好多年，后来拿了冠军。“我看哭了”，阿雨说，“觉得这人以前挺苦命的。现在很厉害”。他拿奥利维拉当手机屏保。
大半年熬过去，缓刑结束，阿雨去了温州。他在一家韩餐厅找了份后厨的工作。工资说好4000，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是按工时算，一小时17块，不忙提早下班就不算钱。厨师长说他上班像在梦游。他说自己手上在切菜，脑子却在想以前爆破一晚上能搞五六万。
阿雨租了一个采光不好的单间。到了温州，他还是拉着窗帘。“感觉把窗帘一拉上就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了。”躺在床上，他还是反复看从前的爆破视频。
他想去青海一家格斗俱乐部学拳，学费要一万。从餐馆辞职后他又跟爸爸提，爸爸不同意。一次跟朋友吃饭，爸爸当着朋友的面说：就你这屌样子还去学拳击？瘦的跟猴一样。上擂台被人打死。爸爸觉得他应该学美发。“你看你之前那个师傅剪一个头80块，30分钟就够，抵你上班大半天。”阿雨不想。“我不想干服务别人的活。”
对于这些偏门，他仍然沿用爆破时的算法：“风险要和利益成正比，我才愿意干。”在这笔账里，他拿来交换的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惩罚，还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劝鹏鹏再去爆破时，他把拘留当作上班来计算：“你拘留15天，弄个几万块钱值不值？”“你上班15天能赚多少钱？你进去15天能赚多少钱？”
我问他，代价到什么程度，他才会觉得不值。“判半年的话我可能也会试一下”，他说，“看会不会被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不走偏门的赚钱办法。“没有。赚钱的都在刑法里。”小磊把打工叫作“认命”。“打工这一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
那天我们在湖边凉亭聊天，阿雨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钱害了我，世界为什么有钱这个东西，非让我年纪那么小接触那么多钱。让我那个年纪不该接触的东西接触了。不该拥有的东西拥有了。”他说着把手里一瓶东鹏扔进湖里。我问他，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他想了想：“时间。”除此之外，什么都能买。
但有一次他讲起骨折后，二姑会扒开他腿上的伤口仔细看，看完哭了。爸爸却只是远远看一眼，“不会离近点”。
后来我把写好的段落发给他看。他在两句话底下划了红线。一句是爸爸挂掉警察电话不再接：“他连续打几次，你再不接，他也就不打了”。另一句是爸爸说：“三个小孩里花在他身上精力最多”。阿雨说：“看哭了。”
四天后，我要回北京了。从店里出来，小磊说：“我想哭了。”阿雨过去搂着他，说：“我也想哭了。”小磊说：“你走了我们没有地方去。”他们跟着我回酒店拿行李。等车时，两个人坐在大堂沙发上，没怎么说话。我给小磊发了200块。车开走后，我看到手机上的转账提醒。他退回来140块，只留下两个人过夜的60块。
#未成年犯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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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慢一点长大。16岁以后，好日子就过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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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每当未成年人犯罪引发讨论，关于16岁这条线的争议总是从外部展开：它是保护还是纵容，应不应该降低。但在这些孩子自己的生命里，同一条线意味着别的东西。也许，一个更严肃也更残酷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群孩子会坚信，自己人生中仅有的好日子只能存在于16岁之前，而16岁之后的世界没有为他们准备任何东西。
凌晨4点，一家手机店门口，一个戴着口罩的微胖男孩凑近玻璃门往里看。监控拍到了他接下来的动作：他两手握住门把手，推。门上插着一把U形锁，门和锁叮咣作响。他退后两步，再推，又推，玻璃晃得要掉下来。他四下看看，踹了一脚，俯身猛推。门碎了。一大块玻璃落下来，似乎划破了他的手，他一个劲儿甩。然后他侧身挤进店里，门框上掉下一根钢板，打到了他的腿。
男孩叫鹏鹏，15岁。他的师父叫阿雨，18岁。两人一天前刚在抖音上认识。
阿雨说自己18了，满16盗窃要负刑事责任，早就不亲自干了，但可以教他。教的东西很简单：卷帘门直接拉，玻璃门用石头砸，砸不开就推。就这些。这就是一个15岁孩子入行前接受的全部训练。阿雨在手机地图上挑了三家手机店发给鹏鹏，让他当晚就去看。从鹏鹏发出那条私信，到他第一次出发爆破，只过了一天。
第二家用石头砸玻璃门，石头砸烂了三块，玻璃上只多了一点白花。第三家终于进去了，他挨个掂了掂柜台里的手机——全是模型机。一个15岁男孩耗费三小时从三家店里偷出来的东西：三个充电头和一根数据线。
鹏鹏说自己昨晚被关在一间玻璃房里，灯一直不关，三个监控，只有一条长木板可以躺。在未成年询问室，他不断对警察哭诉，“我才15”，“我还是个学生，我还要回去考试，我还要考第一！”又“把这辈子想到的伤心事全想了个遍，全告诉他了”。
他们三个都觉得自己是“社会人”。抽烟喝酒，生活昼夜颠倒，靠自己赚钱。被抓进去过也是炫耀的资本——几个小时前还在玻璃房里哭着要给爸爸打电话的鹏鹏，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在他被捕的上饶，位置是中级人民法院，配文“三年”。后来又发了一条，是写着他真名的行政案件立案通知书，配文“愿赌服输”。
阿雨在14岁那年成为爆破手。那时他辍学在家，和爷爷奶奶住在安徽农村，整天没事做，和同学在外面瞎逛。后来他在快手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夜里砸开一家烟酒店，搬走几袋茅台。“有钱，还能到处玩。”阿雨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私信了一个带着小孩爆破的人，被拉进群。那人告诉他，16岁以下不用负刑事责任，被抓也没事。
一周后，阿雨拉上一个发小和一个打游戏认识的网友小赵，跟他们说要“闯出一片天地”。发小提议就在安徽干，阿雨不同意，不能砸老乡的店。三人打车去了武汉——阿雨知道的城市不多，选武汉，一半因为疫情封城印象深，一半因为喜欢的歌手华晨宇是湖北人。到武汉后先玩了几天，去黄鹤楼、逛步行街、吃热干面，住两三百一晚的酒店。钱花光了才想起要去爆破。晚上，他们踩点了宾馆楼下的一家烟酒店，等到凌晨。同伴有点怂，路上总有车经过。“我说没钱了，妈的，今天不搞，明天我们就饿。”阿雨捡起地上一块砖，砸向玻璃门，哗啦一声碎了。
从阿雨14岁到16岁，两年里，他们开着租来的车跨省爆破，北边到过内蒙古，南边到广东，西边到重庆，东边到苏州、无锡。59个城市，百度地图上一个一个点亮足迹。阿雨说，四个人一共赚了150多万。他把那时的状态叫作“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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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生活在满16岁那天戛然而止了。2023年7月9日，他身份证上的生日日期，这天开始他要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他是8月2日出生的。十几年里从没有人给他庆祝过生日，这是他的年龄第一次变得重要。
14岁到16岁的两年里，阿雨被抓了十几二十次。抓进去的流程每次都一样：做笔录，采指纹，一天之内放人。被抓了他就打给父亲。父亲骂一顿，说不管，坐牢去。他告诉警察爸妈不管，最后还是被放了。父亲说那两年一个月接一次警察的电话。他不想再赔钱了，把警察电话挂掉，再打不接。“他连续打几次，你再不接，他也就不打了。”
父亲说，“三个小孩里花在他身上精力最多”——两个女儿一出生就放在老家，阿雨至少在身边待到了3岁。但他也承认对阿雨“不太了解”，“我们没怎么交流”。
13岁，父母把阿雨送去温州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他一米四，给人洗头要踮脚。两个月后师傅对他父母说，孩子太小了，该回去上学。父母又送他去另一家理发店，后来又送了第三家、第四家，都待不长。阿雨自己提出想回去上学，父亲不同意，说不如学技术。我问父亲有没有想过让孩子上职校。“没有想过。”我说孩子不上学、没事做又没有零花钱，这个状态很危险。“家里有吃有喝的，也花不了钱啊。”
阿雨回忆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说那时对父母回家“无所谓”。村里别的留守儿童，爸妈坐车走，小孩追着车跑，边追边哭。“我没有。”爸妈回来了，他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我每次叫‘爸爸’‘妈妈’，都会在心里默念两遍，再叫出来。感觉很拗口。”
有时从派出所出来身上没钱，也没有家人来接，他就被送去救助站，再由工作人员送回家。两年里，他进过五六次救助站。
最后一回是2024年秋冬。他带的小孩爆完手机店，没有路费回来，临时又砸了三家挨着的餐馆凑现金。三个老板一起堵到警察局门口，小孩被抓，供出了他。几个月后，除夕前一天，中午吃了饺子。晚上睡了，警察掀开被子把他带走了。
他被送进看守所，剃了光头，将近20人挤一个大床板。父亲不想赔。“我彻底失望了，我想让他进去教育两年。我教育不好，别人帮我教育。”有一次会见，爷爷隔着玻璃看他，表情很沉重。他一直以为，是爷爷坚持要救他出来的。直到今年访谈时听父亲和我说起，他才知道，爷爷当时也说不管。最后是奶奶说，不把他弄出来她就不活了，逼着爷爷出了钱。家里赔了三四万，餐馆老板写了谅解书。“俺奶那样讲的吗？真那样讲的？”阿雨一下捂住了眼睛。他最后以盗窃罪被判缓刑六个月。
14岁到16岁，他跑过59个城市。接下来近一年，他哪里也没去。他整天躺着，拉上窗帘，白天也拉着，晚上也拉着。“一点希望，一点光都看不到。我一天都是黑色的。”手机里还留着从前爆破的视频，他天天翻，“想着怎么能回到以前辉煌的时候”。“那些视频都让我翻包浆了。每次换手机都必须传到另一个手机上。”
有天他刷抖音，刷到一个外国人打拳的视频。那是个巴西拳手，叫奥利维拉。又刷到介绍奥利维拉身世的视频：贫民窟出来，打进UFC后输了好多年，后来拿了冠军。“我看哭了”，阿雨说，“觉得这人以前挺苦命的。现在很厉害”。他拿奥利维拉当手机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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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雨租了一个采光不好的单间。到了温州，他还是拉着窗帘。“感觉把窗帘一拉上就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了。”躺在床上，他还是反复看从前的爆破视频。
他想去青海一家格斗俱乐部学拳，学费要一万。从餐馆辞职后他又跟爸爸提，爸爸不同意。一次跟朋友吃饭，爸爸当着朋友的面说：就你这屌样子还去学拳击？瘦的跟猴一样。上擂台被人打死。爸爸觉得他应该学美发。“你看你之前那个师傅剪一个头80块，30分钟就够，抵你上班大半天。”阿雨不想。“我不想干服务别人的活。”
对于这些偏门，他仍然沿用爆破时的算法：“风险要和利益成正比，我才愿意干。”在这笔账里，他拿来交换的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惩罚，还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劝鹏鹏再去爆破时，他把拘留当作上班来计算：“你拘留15天，弄个几万块钱值不值？”“你上班15天能赚多少钱？你进去15天能赚多少钱？”
我问他，代价到什么程度，他才会觉得不值。“判半年的话我可能也会试一下”，他说，“看会不会被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不走偏门的赚钱办法。“没有。赚钱的都在刑法里。”小磊把打工叫作“认命”。“打工这一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
那天我们在湖边凉亭聊天，阿雨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钱害了我，世界为什么有钱这个东西，非让我年纪那么小接触那么多钱。让我那个年纪不该接触的东西接触了。不该拥有的东西拥有了。”他说着把手里一瓶东鹏扔进湖里。我问他，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他想了想：“时间。”除此之外，什么都能买。
但有一次他讲起骨折后，二姑会扒开他腿上的伤口仔细看，看完哭了。爸爸却只是远远看一眼，“不会离近点”。
后来我把写好的段落发给他看。他在两句话底下划了红线。一句是爸爸挂掉警察电话不再接：“他连续打几次，你再不接，他也就不打了”。另一句是爸爸说：“三个小孩里花在他身上精力最多”。阿雨说：“看哭了。”
四天后，我要回北京了。从店里出来，小磊说：“我想哭了。”阿雨过去搂着他，说：“我也想哭了。”小磊说：“你走了我们没有地方去。”他们跟着我回酒店拿行李。等车时，两个人坐在大堂沙发上，没怎么说话。我给小磊发了200块。车开走后，我看到手机上的转账提醒。他退回来140块，只留下两个人过夜的6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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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激励的扭曲效应：来自中国“死亡指标”制度的证据
摘要：我们研究了一项 2004 年设立的、旨在促使中国官僚减少事故死亡人数的制度。每个省份都会收到一组“死亡指标”，一旦超过，相关政府官员的晋升就会受阻。对每一类事故死亡，我们都在指标附近观察到报告死亡人数的急剧不连续，说明存在操纵。对市级官员设有安全激励的省份，事故死亡下降得更多，说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激励具有互补性。已实现的事故死亡能够预测下一年的指标，但我们没有发现省份为避免“棘轮效应”而向上操纵死亡人数的证据。
2004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除重申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外，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安全状况应可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并要求自 2004 年起在国家和地方两级设定安全指标。
作为回应，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死亡指标制度的意见》，给出全国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2.5% 的具体目标。安委会与当时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作，为各省设定了覆盖多个行业的上限：农业、化工、煤矿、建筑、烟花爆竹、铁路，以及工矿商贸。此外还按事故严重程度设定上限，包括重大事故（死亡 3 人及以上）与特别重大事故（死亡 10 人及以上）。最后两类同时包含工伤与非工伤——道路交通与火灾——也被下达了指标。我们推测它们被纳入的原因是它们比中毒、坠落等致死原因更受公众关注，而后者在事故死亡中占比很高。此外还有一个涵盖所有类别与行业的死亡总量指标。
时任安监局局长王显政称，该措施是对此前数月重特大事故（且被广泛报道）令人担忧的增加所做的回应。各省被要求自行制定把事故死亡降到指标以下的方案；2004 年的指令给了各省相当大的裁量权。
自 2004 年第二季度起，安监局按季度收集各地上报的死亡人数与死亡指标，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这套制度此后在名义上延续，但数据自 2012 年之后不再公开发布。安监局曾表示，由于 2005 年和 2012 年前两个季度的数字未公布，无法向我们提供；我们无法从其回复中判断他们是没有这些信息，还是有但不肯分享。2012 年第三季度，安监局没有从各省收集事故死亡信息，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套制度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人们普遍认为上报数字遭到操纵。《南方周末》2007 年的一篇深度报道描述了一种常见（但代价高昂）的操纵交通事故死亡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在交通事故中受重伤，只有当他在七天内死亡时，才会被归类为道路交通事故（并计入道路指标）；如果死亡发生在事故发生八天或更久之后，就会被归类为自然死亡。这就产生了让事故伤者至少活过一周的激励——尤其在接近年末指标时。
2007 年 10 月 9 日，安监总局发布《关于事故认定问题的说明》，其发布本身即证明死亡分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由裁量。该说明指出，无证企业发生的事故死亡应被认定为工伤死亡。但有研究者指出，该说明没有法律效力，它描述的各种分类自由度在其发布后很可能继续存在。
死亡人数也被认为因地方政府瞒报而偏低，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我们手工采集了 2005 至 2012 年《人民日报》上各省按类别公布的季度死亡人数与对应的死亡指标。
仅从表面看，这些改革是巨大的成功：2005 至 2012 年间，所有类别的事故死亡下降了约 45%，年均降幅接近 8%。道路交通死亡占“总量”类别中死亡的近 80%——由于道路与火灾是“总量”中仅有的非工伤类别，这一比例与其它国家的可比数字一致。
表 1 给出了各省各类别年末死亡数与“死亡数／指标”比值的分布。全部类别合计的年末死亡数平均每省 2,960 人（最高 11,298 人），比值均值 0.94、最高 1.37；道路交通死亡平均 2,280 人（最高 9,959 人），比值最高 1.47；煤矿平均 125 人，比值均值 0.82；工矿商贸平均 391 人，比值最高 1.38；重大事故的比值均值 0.97，是最贴近 1 的一类。
但把数字换算成人均口径，就会发现瞒报很可能从制度实施的最初几年就已严重存在。2005 年报告的道路交通死亡为 98,738 人，约合每 10 万人 7.6 人，约为美国当年交通事故死亡率的一半。把所有工伤死亡类别加总，官方数字意味着 2005 年中国的工伤死亡率为每 10 万人 1.8 人，与美国几乎完全相同。考虑到两国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这同样暗示着大规模的瞒报。《柳叶刀》2011 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失真的问题恰恰自 2004 年起加剧。
但深入数据后我们发现，死亡统计的操纵很可能在下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对每个类别年末“死亡数／指标”比值分布应用 McCrary 断点检验——该检验原本用于断点回归研究，判断“游走变量”在阈值附近的分布是否平滑，这里用来检查比值是否在 1 的两侧被非随机地“排序”。结果是在 1 附近发现了清晰的密度函数不连续。以全省合计事故死亡为例，断点两侧密度估计的差为 -2.72，差异的 z 统计量为 -4.23（p < 0.001）。所有其它类别都存在统计上显著的不连续。值得注意的是，重大事故（一次死亡 3 人及以上）与火灾的不连续最小——它们可能更难被重新归类或隐瞒。
与此相对，前三季度累计死亡与指标的比值分布是“平滑”的，不存在断点。也就是说，事故死亡分布上的不连续只出现在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表明：即使在事前人们会认为操纵结果指标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条件下，操纵依然广泛存在。而这自然引发了对在官僚体系中日益广泛地应用激励的担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关注的这个结果——事故死亡——可能比许多其它社会关注的结果更不容易被操纵。
论文把这一现象放进更长的争论脉络：Young（2003）曾论证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超常的 GDP 增长是报告失真的结果（该判断受到 Chow（2006）与 Holz（2014）的强烈质疑）。同类操纵在别处也被记录：Duflo 等（2013）研究印度古吉拉特邦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工厂污染数据的操纵，Dee 等（2011）研究纽约市教师是否修改学生的 Regents 考试成绩。
我们还考察了各省“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的影响。2005 年起，一些省份开始将本省的死亡指标分解到市级，并将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其是否完成本地指标挂钩（No safety, no promotion）；需要注意的是，一票否决由省级官员设定，用来考核地方官员。广东是 2005 年第一个采用该政策的省份。截至 2015 年 6 月，31 个省级行政区中有 20 个采用了该制度，其中 15 个是在 2005 至 2012 年间通过的。
结果显示，一票否决使得超过年末指标的概率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考虑到未实行该制度的省份—年份样本中超标概率均值为 0.19，这意味着超标的可能性相对下降了约 50%（系数 -0.098，p = 0.09）。而在总量与道路交通这两个高死亡类别中，实行一票否决的省份—年份里没有一例超标。
如果指标附近的断点源于操纵，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官员不把数字压得更低？一种解释是操纵成本高昂，且可能随操纵幅度递增；过于可疑的低值也会引来更高概率的审计。另一种解释是担心“棘轮效应”——今年超得太多，明年的指标会更严。论文同时指出，如果操纵没有任何成本，各省就永远不会超过指标；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操纵的政府调查记录，只有若干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性文件。
数据支持棘轮效应确实存在：上一年的实际死亡数极强地预测了下一年的指标，即使控制了上一年指标后依然如此。
但我们没有发现官员为争取更宽松的指标而向上操纵死亡数的证据。以唯一能获得 2004 年之前数据的工矿商贸类别为例，比较前后两期的死亡增长率分布，两条累积分布曲线在下四分位几乎完全重合——如果存在向上操纵，2004 年后的分布应在低增速区间右移。分布明显分岔的位置出现在约 25 百分位、增长率接近 -10% 处，这正是死亡指标被设定在接近上年实际值、指标约束开始起作用的自然结果。
我们无法排除死亡指标也带来了真实的安全改善。指标附近的高度聚集，既可能来自高死亡率结果的真实下降（伴随为了确保最终数字低于指标而进行的操纵），也可能来自一个纯粹的操纵故事加上“刚好低于指标时审计概率更高”。在缺乏可靠的行业产出或安全支出数据的情况下，这些替代解释无法被完全排除。
更根本的限制是：我们很难评估该激励计划对安全本身（而非对操纵）是否产生了真实影响，因此无法对该制度的福利效应做一般性评估；也无法断言它在设计上是否次优——那需要一场完整的成本收益评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实施者的角度看，这个死亡指标制度是否“失败”并不清楚，因为这取决于对国务院目标函数的假设。中国中央政府合理地被假定为关注异议的最小化。如果这一点是通过让各类事故死亡逐年报告下降来实现的——无论地上的实情如何——那么通过操纵达成的“绩效改善”，或许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
更详细的数据或不同的情境，或许能让我们更精细地区分操纵与努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激励的选择，更好地理解政府自身的运作与目标。
https://www.nber.org/papers/w23098
摘要：我们研究了一项 2004 年设立的、旨在促使中国官僚减少事故死亡人数的制度。每个省份都会收到一组“死亡指标”，一旦超过，相关政府官员的晋升就会受阻。对每一类事故死亡，我们都在指标附近观察到报告死亡人数的急剧不连续，说明存在操纵。对市级官员设有安全激励的省份，事故死亡下降得更多，说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激励具有互补性。已实现的事故死亡能够预测下一年的指标，但我们没有发现省份为避免“棘轮效应”而向上操纵死亡人数的证据。
2004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除重申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外，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安全状况应可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并要求自 2004 年起在国家和地方两级设定安全指标。
作为回应，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死亡指标制度的意见》，给出全国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2.5% 的具体目标。安委会与当时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作，为各省设定了覆盖多个行业的上限：农业、化工、煤矿、建筑、烟花爆竹、铁路，以及工矿商贸。此外还按事故严重程度设定上限，包括重大事故（死亡 3 人及以上）与特别重大事故（死亡 10 人及以上）。最后两类同时包含工伤与非工伤——道路交通与火灾——也被下达了指标。我们推测它们被纳入的原因是它们比中毒、坠落等致死原因更受公众关注，而后者在事故死亡中占比很高。此外还有一个涵盖所有类别与行业的死亡总量指标。
时任安监局局长王显政称，该措施是对此前数月重特大事故（且被广泛报道）令人担忧的增加所做的回应。各省被要求自行制定把事故死亡降到指标以下的方案；2004 年的指令给了各省相当大的裁量权。
自 2004 年第二季度起，安监局按季度收集各地上报的死亡人数与死亡指标，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这套制度此后在名义上延续，但数据自 2012 年之后不再公开发布。安监局曾表示，由于 2005 年和 2012 年前两个季度的数字未公布，无法向我们提供；我们无法从其回复中判断他们是没有这些信息，还是有但不肯分享。2012 年第三季度，安监局没有从各省收集事故死亡信息，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套制度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人们普遍认为上报数字遭到操纵。《南方周末》2007 年的一篇深度报道描述了一种常见（但代价高昂）的操纵交通事故死亡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在交通事故中受重伤，只有当他在七天内死亡时，才会被归类为道路交通事故（并计入道路指标）；如果死亡发生在事故发生八天或更久之后，就会被归类为自然死亡。这就产生了让事故伤者至少活过一周的激励——尤其在接近年末指标时。
2007 年 10 月 9 日，安监总局发布《关于事故认定问题的说明》，其发布本身即证明死亡分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由裁量。该说明指出，无证企业发生的事故死亡应被认定为工伤死亡。但有研究者指出，该说明没有法律效力，它描述的各种分类自由度在其发布后很可能继续存在。
死亡人数也被认为因地方政府瞒报而偏低，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我们手工采集了 2005 至 2012 年《人民日报》上各省按类别公布的季度死亡人数与对应的死亡指标。
仅从表面看，这些改革是巨大的成功：2005 至 2012 年间，所有类别的事故死亡下降了约 45%，年均降幅接近 8%。道路交通死亡占“总量”类别中死亡的近 80%——由于道路与火灾是“总量”中仅有的非工伤类别，这一比例与其它国家的可比数字一致。
表 1 给出了各省各类别年末死亡数与“死亡数／指标”比值的分布。全部类别合计的年末死亡数平均每省 2,960 人（最高 11,298 人），比值均值 0.94、最高 1.37；道路交通死亡平均 2,280 人（最高 9,959 人），比值最高 1.47；煤矿平均 125 人，比值均值 0.82；工矿商贸平均 391 人，比值最高 1.38；重大事故的比值均值 0.97，是最贴近 1 的一类。
但把数字换算成人均口径，就会发现瞒报很可能从制度实施的最初几年就已严重存在。2005 年报告的道路交通死亡为 98,738 人，约合每 10 万人 7.6 人，约为美国当年交通事故死亡率的一半。把所有工伤死亡类别加总，官方数字意味着 2005 年中国的工伤死亡率为每 10 万人 1.8 人，与美国几乎完全相同。考虑到两国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这同样暗示着大规模的瞒报。《柳叶刀》2011 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失真的问题恰恰自 2004 年起加剧。
但深入数据后我们发现，死亡统计的操纵很可能在下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对每个类别年末“死亡数／指标”比值分布应用 McCrary 断点检验——该检验原本用于断点回归研究，判断“游走变量”在阈值附近的分布是否平滑，这里用来检查比值是否在 1 的两侧被非随机地“排序”。结果是在 1 附近发现了清晰的密度函数不连续。以全省合计事故死亡为例，断点两侧密度估计的差为 -2.72，差异的 z 统计量为 -4.23（p < 0.001）。所有其它类别都存在统计上显著的不连续。值得注意的是，重大事故（一次死亡 3 人及以上）与火灾的不连续最小——它们可能更难被重新归类或隐瞒。
与此相对，前三季度累计死亡与指标的比值分布是“平滑”的，不存在断点。也就是说，事故死亡分布上的不连续只出现在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表明：即使在事前人们会认为操纵结果指标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条件下，操纵依然广泛存在。而这自然引发了对在官僚体系中日益广泛地应用激励的担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关注的这个结果——事故死亡——可能比许多其它社会关注的结果更不容易被操纵。
论文把这一现象放进更长的争论脉络：Young（2003）曾论证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超常的 GDP 增长是报告失真的结果（该判断受到 Chow（2006）与 Holz（2014）的强烈质疑）。同类操纵在别处也被记录：Duflo 等（2013）研究印度古吉拉特邦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工厂污染数据的操纵，Dee 等（2011）研究纽约市教师是否修改学生的 Regents 考试成绩。
我们还考察了各省“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的影响。2005 年起，一些省份开始将本省的死亡指标分解到市级，并将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其是否完成本地指标挂钩（No safety, no promotion）；需要注意的是，一票否决由省级官员设定，用来考核地方官员。广东是 2005 年第一个采用该政策的省份。截至 2015 年 6 月，31 个省级行政区中有 20 个采用了该制度，其中 15 个是在 2005 至 2012 年间通过的。
结果显示，一票否决使得超过年末指标的概率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考虑到未实行该制度的省份—年份样本中超标概率均值为 0.19，这意味着超标的可能性相对下降了约 50%（系数 -0.098，p = 0.09）。而在总量与道路交通这两个高死亡类别中，实行一票否决的省份—年份里没有一例超标。
如果指标附近的断点源于操纵，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官员不把数字压得更低？一种解释是操纵成本高昂，且可能随操纵幅度递增；过于可疑的低值也会引来更高概率的审计。另一种解释是担心“棘轮效应”——今年超得太多，明年的指标会更严。论文同时指出，如果操纵没有任何成本，各省就永远不会超过指标；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操纵的政府调查记录，只有若干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性文件。
数据支持棘轮效应确实存在：上一年的实际死亡数极强地预测了下一年的指标，即使控制了上一年指标后依然如此。
但我们没有发现官员为争取更宽松的指标而向上操纵死亡数的证据。以唯一能获得 2004 年之前数据的工矿商贸类别为例，比较前后两期的死亡增长率分布，两条累积分布曲线在下四分位几乎完全重合——如果存在向上操纵，2004 年后的分布应在低增速区间右移。分布明显分岔的位置出现在约 25 百分位、增长率接近 -10% 处，这正是死亡指标被设定在接近上年实际值、指标约束开始起作用的自然结果。
我们无法排除死亡指标也带来了真实的安全改善。指标附近的高度聚集，既可能来自高死亡率结果的真实下降（伴随为了确保最终数字低于指标而进行的操纵），也可能来自一个纯粹的操纵故事加上“刚好低于指标时审计概率更高”。在缺乏可靠的行业产出或安全支出数据的情况下，这些替代解释无法被完全排除。
更根本的限制是：我们很难评估该激励计划对安全本身（而非对操纵）是否产生了真实影响，因此无法对该制度的福利效应做一般性评估；也无法断言它在设计上是否次优——那需要一场完整的成本收益评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实施者的角度看，这个死亡指标制度是否“失败”并不清楚，因为这取决于对国务院目标函数的假设。中国中央政府合理地被假定为关注异议的最小化。如果这一点是通过让各类事故死亡逐年报告下降来实现的——无论地上的实情如何——那么通过操纵达成的“绩效改善”，或许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
更详细的数据或不同的情境，或许能让我们更精细地区分操纵与努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激励的选择，更好地理解政府自身的运作与目标。
https://www.nber.org/papers/w23098
NBER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Incentives in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Death Ceiling” Program
We study a 2004 program designed to motivate Chinese bureaucrats to reduce accidental deaths. Each province received a set of ‘death ceilings’ that, if exceeded, would impede government officials' promotions. For each category of accidental deaths, we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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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9-25 07: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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