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区别对待”，正在塑造怎样的男孩和女孩？

从2006年开始，我的博士导师牵头进行了一项“南京城市宝宝”研究，对400多名南京出生的婴儿进行了至今近20年的随访。这些孩子们从南京同一家公立医院出生，后来分布在一百多个学校里。追踪这些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我们有了不少有意思的发现。

根据依恋理论，父母可以从多大程度上理解、回应和支持孩子的需求，能让他们产生更安全的依恋模式，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我最近的一项研究却发现个结论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完全相反。15岁女孩的数据效应值非常高，说明确实是有利的，符合我们已知的发展心理学理论。但男孩的关系却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婴幼儿时期他的母亲的照料越敏感，男孩15岁的抑郁风险反而越高。

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敏感教育。在实验室让妈妈和孩子玩耍时，敏感的表现就是家长能理解孩子的注意力在哪个玩具上。而很典型的一种不敏感，就是家长在不停打断孩子本身的活动，比如拿起另一种玩具，想让孩子和自己互动，这样的家长其实不是在和小孩玩，而是在“玩小孩”。玩游戏是一个简单的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这样的家长可能更难有能力去理解孩子的需求。

按理说，早期比较敏感的母亲，至少有能力对孩子的需求进行回应，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应该是更健康的。可在男孩身上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呢？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一个男孩这样长大，他们会在十岁左右更愿意表露自己的脆弱，在传统性别规训中，这种表现恰恰是更不“男子汉”的。于是，敏感型养育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可能会突然陷入一个不被外界接受的处境里。

在我们的随访中也有这样的发现。2015年，到了孩子十岁左右的访谈时，男孩和女孩家长的养育观念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异。家长对女孩的考虑更多的是希望她独立、更加有能力，但对男孩会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像一个“男子汉”。

至于什么算“男子汉”？有一个家长提到一种观念，认为男子汉是不仅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对其他人能够足以产生影响。这个要求非常符合父权社会关于支配的逻辑，只不过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的表现不同，在幼儿时期，家长想到的可能只是告诉男孩摔倒不要哭，或者出去玩把自己弄得脏一点也没关系。

这次研究就表明，有时家长和学校都不见得在往同一个方向用力，尤其是对于男孩。早期的家长的教育越是敏感型，男孩们在初高中越会觉得自己得不到老师的支持。反而对女孩来说，早期家长的敏感和老师如何对待她们没有太明显的关联。

我们对十岁孩子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见过男孩和女孩被区别对待？几乎所有孩子都说是学校。这首先是因为国内家庭的独生子女比较多，其次是对于小孩来说，真正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人，能够特别感受到区别一定是在集体里。比如他们看到体育课上，老师让女孩站在树荫下，男孩去跑操，他们会认为这是做男生的“坏处”。

男孩和女孩可以说成长在不同的世界里。在青少年阶段，很多女孩和家长的关系依然亲密，家庭可以更好地缓冲在学校里遇到的问题。但对于男生，家长通常认为孩子大了，或者他们不应该再“黏着”家长。这让男孩像一个浮萍一样，面临着学校里更加严苛、风雨飘摇的环境。对于男孩的挑战是，他们能不能比较平稳地度过这种冲击。

2021年我们研究项目的孩子都在15岁左右。这些青少年在访谈中提到老师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对男孩更加严厉，甚至使用暴力。

体罚至少在2021年还比较普遍。我们这里谈的体罚，是指直接的暴力和公开的羞辱。有女孩甚至告诉我，老师对男孩的什么部位都是可以打的，打屁股和扇巴掌都是存在的。如果男孩和女孩犯了同样的小错误，比如作业本没带，老师对此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如果是女孩，老师可能甚至不会点名去说这件事，如果真的要批评也只会私下进行。但对于男孩，一定是更严厉的惩罚，有可能是在班级上公开的辱骂批评，也可能是直接上手打或者上脚踢。

这种情况也许在疫情后会有所改善。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最近几年很受重视，老师们可能对待学生更加小心翼翼，但这不代表传统性别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去年我参加了一个教育论坛，有一个男性副校长直接发言说，很多老师都在抱怨现在的教育观念是不能打骂孩子，所以教育孩子的段变少了。

在访谈时，我还明显感觉到，主动提到体罚问题的男生很少，反而是女孩会更多的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是接受男性和暴力之间的关系的，无论男性作为暴力的受害者还是使用者。一个男性不管是被打骂，还是去打骂别人，我们都会认为是正常或者可以理解的。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老师更多地对男孩使用不同程度的暴力，女孩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男孩是可以被暴力对待的。

采访中一个女孩就告诉我，她是可以打男孩的，无论是不是打闹，因为老师是不会因此说女孩的。但是男孩打女孩肯定是不对的，老师会出面制止。另一个男孩也说，作为男孩，女孩不管怎么打都不可以还手，甚至不能表现出不满，这样就会显得自己很“小气”。我们知道，在成人社会中，很多情况下女性是没办法真正暴力地对待男性的，但这不代表女性作为母亲和教师不会再暴力地对待小男孩。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任务，我们在做和依恋理论相关的研究时，让家长根据情景讲故事，其中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叫做康康的孩子去打针。如果家长把康康理解为一个男孩，很多人都会自发地说，“你是男子汉，你不要哭。”这个类似的任务在很多国家都做过，但只有在国内会频繁地提到这个概念。

在成长过程中，家长会在不同场景里不断重复这句话。对小孩来说，在受到伤害时不太愿意相信是家长在伤害你，而更愿意相信“即使我现在很痛苦，但这是对我好”，来合理化自己的痛苦。 “男子汉”意味着你是更强的，所以你不应该哭，你应该承受这些，可以被暴力对待。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的传承和内化，让男孩把暴力当作他的性别角色和行为里可以被接受的事。但从孩子的情绪发展来看，男孩对这种暴力甚至很难展露自己的真正情感。作为一个男孩，你可能被暴力对待，但又不可以展现出脆弱，那么你可以用怎样的行为和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

在欧美研究中发现有一个常见的行为模式就是“我不在乎”，他们认为无论别人如何对待自己，都不能动摇自身的情绪和行为。但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态度，我们作为一个人需要在乎，需要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但对于男孩，很多路都被堵死了，他们不能脆弱、不能反击，所以只能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来，“外面的事情和我没关系，我只要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有些人还可能发展出一种“我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心态——因为我在你们之上，所以你们伤害不到我。当然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抑郁。男孩感到孤独和抑郁程度是非常高的。这种暴力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对男孩情感的漠视和扭曲的态度，这让男孩之间很难进行交流，真正讨论他们的情感。对于男性的情感和行为，也把更健康、平等、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堵死了。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公认的事情是：老师对女孩更好。有的男孩直接说，做女孩更爽更幸福。

有一个男孩提到了一个例子特别有趣，他说如果有两张课桌放在这里，一张摇摇晃晃、破破烂烂，另一张是一个好桌子。那这个好桌子一定是女孩的，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是我们在学校语境下很容易想象到的，“谦让”女生，把更好的环境或者更轻的活留给女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公认的道德规范。我们从成人的角度可能会认为，女性在职场和婚姻上遇到各种歧视和问题，认为自己是“第二性”，但对男孩来说，他们只是觉得，从小到大自己才是“受尽委屈”，被打被骂，好的东西都留给女生。

在学校对性别角色塑造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任务的分配。有一个男孩就提到，女孩总被派去做一些比较轻的任务，但比如搬作业本这种事情，老师会认为这是体力活，让男生去做。还有一些需要豁出脸面的事情也大多交给男生，比如调节班里的气氛。

在学校里很多任务，并不是真正需要根据力量来分配的。如果真的根据力量，那么其实在小学阶段，女孩长得比男孩更快，但事实上，老师大概率也不会把“体力活”分配给女生。在中国的语境下，还有一个前提是大多数人都以成绩为导向，女生也会认为老师是在保护自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不被干扰。我在访谈中几乎没有看到女孩抱怨过任务分配的问题，她们也认为这确实是做女生的“好处”。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男孩从“吃亏”到“支配”的过程。在小的时候，大家都是同龄人，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学习，但这个过程中，女孩可以打男孩，可以受到更多照顾，不能做更脏更累的活。这时女孩学习到的是自己是更脆弱的一方，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而这个“更好的待遇”在社会中常见的就是更轻松、不费力的事。如果到了工作中，需要一个人去做领导，承担更多的责任，就会演变成认为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事”。

这是一个慢慢滚动的效应，不是到了18岁或者毕业工作后突然发生的。男性熟悉的是“因为我是男的，所以承受的更多，做了更多，就应该在更高的位置”，而女性更熟悉的是比较边缘化的“安全”的位置。在心理学上的概念叫做“善意歧视”，包括“女士优先”这种看起来是对女孩更好的行为，当我们从女性是边缘的逻辑出发，我们实际做的事情也是在强化这种边缘化。

班级里的气氛调节者，我们一般想到的也是男孩，因为觉得男孩更“厚脸皮”，女孩更容易害羞。“抛头露脸”可能是要丢人的，这种事让男孩去做我当然觉得挺好，我也不想丢脸。我在初中的时候特别羡慕被老师骂但不在意的男生，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女孩永远是被拉到旁边小声去说，大家会认为这个老师非常体贴。但实际上，这个动作也告诉孩子们，女生的面子是很重要的。第一，你本身不应该犯错，第二，你犯错不可以被公开责骂，如果一个女生被公开责骂，女生就会觉得太糟了，而男生可能认为这不过是日常。这对男生女生都存在伤害，只是形式不同。有些女生虽然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保护，但在进入工作和家庭时，其实没有做好比男生更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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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卖救命血，血荒催生的地下黑市

中国“血荒”已久。凤凰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多位受访者表示，疫情之后，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血库告急成了常态。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2024年献血人次较上年下降约7%，为近年来最大单年跌幅。

这构成一个荒诞的现实闭环：当官方的无偿献血体系面临严重失血，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正用最原始的市场交易，缝补着这个庞大医疗系统的裂缝。

凤凰网辗转接触了4位买卖血液的中介，在地下市场，他们被称为“血牛”，也就是倒卖血液的黄牛。他们有的曾是养猪场工人、汽车配件厂职员，失业以后，通过兼职群或熟人介绍，进入了这个灰色地带。

刘星星是刚入行一个月的“新手”。最近一次失业后，他在兼职群里看到有人发互助献血有补贴的消息，想去试试。按照对方指引，他到附近血站献了400ml全血，拿到了900元报酬，领到了献血证。

走出血站，他看到跟他交易的血牛在和其他客户聊天，便上前攀谈。对方见他颇有“兴趣”，就委托他把自己的献血证送去医院。从病人家属那里，他听说，这个证转手卖了1200元，瞬间溢价300元。“这生意可以做。”刘星星想。

之后，他和这个老血牛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两人三七分成，谁拉来了需要献血证的客户，谁就拿七成。老血牛告诉他，身边有朋友靠这个一年赚了30万。

刘星星的日常变成了两件事：在网上的备血求助贴下留言“爱心互助”，以及到血站附近像上班一样蹲点。他从早上8点半待到下午4点，看到神色着急的人就上前搭讪。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一两个“客户”。

在这个隐秘的链条里，像刘星星一样，既做中介、又出售自己血液的底层血牛，并不算少。在北方一家三级血液病专科医院的输血科，凤凰网又碰到了血牛王辰。他身形壮硕、皮肤黝黑、穿着人字拖。

攀谈之中，王辰告诉凤凰网，自己原本是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人，去年遇到裁员，没钱交房租，才想着来卖血小板。

按照规定，单采血小板每半个月可以献一次血，王辰每次能拿到900元，一个月就有1800元的收入。从入行至今，他已经卖了十几次血小板。他向凤凰网伸出手臂，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针孔痕迹。

由于长期卖血小板，他偶尔会头晕。他说献血并不轻松，他用手比了比：400ml的血，差不多能装满一瓶两块钱的娃哈哈矿泉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个低门槛的行情越来越“卷”，收入也大不如前。只靠倒卖献血证，刘星星挣的钱比王辰还少。5月以来，刘星星只挣了一千块钱。客户主要是老血牛介绍来的，靠他自己，只找来了两个。他听同行抱怨，一张献血证的价格，去年能卖到2500块以上，今年跌到了1500元以下。

在血液买卖的市场里，还活跃着一些连中介都算不上的纯粹“血包”。在血牛们经常发布线上兼职的那些公众号里，有偿献血被包装成“献爱心志愿者兼职”，献血是“献雪”，“钱”则用“米”替代。24岁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小杰，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再次走进血站的。

小杰第一次献血是在读大学时。2021年暑假，他奶奶走路摔倒需要手术，医院要求家属先去献血。小杰从安徽乡下赶到合肥，在附近血站献了300ml全血，上交献血证的当天，奶奶就用上血了。那是一次纯粹的亲情互助。

但今年5月的第二次献血，性质却变得暧昧不清。起初，面对以患者家属身份自称的凤凰网，小杰坦承自己是“有偿”献血；但当凤凰网表明媒体身份，他立刻改口，称这次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叔叔”有用血需求，自己是去帮忙，事后拿到的500元只是“朋友给的红包”。

小杰并不觉得献血是多大事，“跟输液差不多，手麻几分钟就好了”。他坦言，这笔钱多少缓解了眼下的经济压力。他本科学会计，2024年毕业后跟家人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今年年初为了爱情来到南方城市，却陷入求职困境。

“找不到工作就去当保安。”他在社交平台上调侃。现实是，他所在的城市很多岗位底薪只有三四千，而他和女朋友的房租每月就要2000元。成为“血包”，至少让他有了一点点异地生活的底气。

在这场穷人抽穷人血的互害游戏里，极度内卷和底线的滑落，变得顺理成章。刘星星告诉凤凰网，血站附近全是同行，大多平头模样，背着挎包，以便收支现金。有了单子以后，刘星星要全程陪同找来的献血者去献血站献血，直至把献血证拿到手里，“怕被同行挖走”。

他听说，有同行甚至为此动起手来。不过，被打了大家也不会报警，“都知道自己干的是犯法的生意”。也因此，老黄牛才愿意和他合伙，“一个人容易挨欺负”。

但就在几天前，刘星星发现老血牛的电话打不通了。同行告诉他，那人已经被捕了。没了客源不挣钱，“风险还大”，刘星星说，据他了解，血牛之间是不会有微信群的，而他和老血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每天一删，手机里甚至不会存下对方的手机号码——避免一人被捕后，警方通过手机顺藤摸瓜出其他人。刘星星也在考虑换个行业，只是，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枯竭的血库，使得盘踞在医院之外的大血头和医疗体系之间，形成了隐秘又无奈的“共谋”。多个消息源证实，面对即将重大手术的病人，在北方某超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向家属提供血牛的电话。这里，一张400ml的献血证的市场价大概在1200元，和血牛讲价的话，1000元也能拿到。

在这个地下黑市里，大血头和医院相关人员之间的“合作”，也许有利益输送的可能——2017年曾有新闻曝光医院女护工组织卖血获刑，但绝大部分一线临床医生冒着风险给血牛电话，只是出于无奈。但在血库告急的当下，医生们无奈的善举，某种意义上反而推动了血液地下黑市的勃兴。

2026年4月中旬，公安机关和媒体公布了一起横跨上海、江苏的非法“血贩链条”大案，犯罪手法和当下如刘星星在内的血牛们如出一辙：在网络平台以“兼职”“爱心公益”之名招募献血者，再把献血证层层加价，倒卖给需要用血的病人。但一个毛骨悚然的犯罪细节是：为了获取更多献血证，血头们甚至教唆不符合献血条件的人，服药后继续献血。

卖血者所服药物早在十多年前便见诸报端：常见的是硫酸亚铁片和复方肝浸膏片，通过补铁补血，在极短时间内，拉高血液里的血红蛋白指标；大量喝盐水也能凑够体重，扩充血容量。王辰也对凤凰网提到，如果献血者有高血压，可以提前一天吃降压药，让指标符合标准。

在这个行业，血头因非法组织卖血罪被捕是家常便饭。王辰称，他所依附的大血头，就在凤凰网到访前四天被抓了。但供需的巨大缺口仍在，血头们仍在长江后浪推前浪。

李赤是一位无偿献血者，山西侯马人，今年53岁。他第一次上新闻，是在2024年8月。当时，他朋友的母亲出了车祸，在太原住院，急需用血。他便到侯马血站志愿者群发了条求助消息，结果几分钟后，这位累计献血24次的献血金奖获得者，被血站大夫踢出了群聊。“所以我从不献血，”当时有网友评论道，“太寒心了。”

李赤的朋友最后带了3个人去太原献血，但只有1个人符合献血条件，剩下800ml的血，是花数千元从黑市购买的。讲到这里，李赤有些哽咽。

2025年6月，李赤的经历再次在网上发酵，引发了大量消极评论。这让他感到，网友愤怒的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合法的事，”谈到朋友后来走投无路买血时，李赤说，“但曝光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用血？”

李赤感到矛盾，他明白血牛买卖血液是非法行为，但却又是他们游走于边缘地带，以黑色交易满足了老百姓的刚需。在手术的极端压迫感下，走投无路的家属只能向大血头妥协买证。一些血牛也因此有了“互助献血”的滤镜，一位自称为志愿者的人士提到，自己经常无偿为家属找普通献血者，实在找不到时，她也会向家属推荐靠谱血牛——只要这个人拿钱后真的办事，而不是骗完家属的押金后就拉黑。

中国的无偿献血制度确立于1998年。当年颁布的《献血法》只规定了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可“免费用血”，有关“优先用血”的承诺则是此后各省市为了鼓励市民献血，出台的激励性政策。但在血液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优先用血”的承诺渐渐成了空头支票。

在深圳某血站从事血液工作十七年的王丽说，优先用血的前提是“池子里的血是够的”。在血库告急的情况下，血站只能优先保急救用血，可以择期手术的患者的用血需求只能排在急救后面。

凤凰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疫情之后，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血库告急成了常态。

供给在不断收缩，需求却从未减轻，缺口甚至越来越大。王丽说，医疗技术进步让越来越多以前救不了的病人得以救治，老龄化带来更多用血需求，医保联网和交通发达又让全国患者向大城市集中。“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它的用血量靠自己城市的市民献血是远远满足不了的。”这构成了“血荒”的结构性根源。

当血站发出“库存紧张”的信号，压力便直接传导给了临床医生。重庆一家县级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医生陈娟告诉凤凰网，疫情之前用血相对宽松，但近两年，只有急救用血不受限制，治疗用血基本都要患者家属先去献血，血站才会发血。陈娟也觉得，在大多数患者用血都得“一换一”的情况下，优先用血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山西侯马的李赤已经不能再献血了。他的身体在2021年出了问题，此后虽然又献过两次，但血站最终还是告诉他，不能再献了。他有些遗憾，当初想在50岁之前里程碑式地献够1万毫升，结果没有做到。

但他仍有心结，希望无偿献血这件事，可以被全社会每个人积极执行起来。“都不献的话，你拿着钱也买不到血，”他说，“到时候受害的还是咱自己。”

https://mp.weixin.qq.com/s/zkottvX2xm1NiMHJSUCahQ

如何从0开始拥有自己大脑的模型

最近成功打印了大脑模型，以下是详细步骤：

1. 获得大脑的扫描影像。
博主使用的是头部核磁共振影像。
你需要获得影像的nii文件（一种储存多维医学图像的文件格式，理论上来说CT也是可以的，或许你可以试试）。
注意，nii文件并不能直接用于打印，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处理。

2. 使用工具提取脑组织。
在打印时我们并不希望得到骨骼以及肌肉组织，于是需要使用工具进行提取。（注：该步骤可跳过，直接使用下文的3D Slicer工具也可进行分割，只是初学者精度可能相对较低）
这里使用的是hd-bet (Brain Extraction Tool)，在PowerShell里先 pip install hd-bet，完成后在命令行进入.nii文件所在文件夹，运行命令：hd-bet -i "input.nii" -o "brain.nii.gz"
路径中最好不要出现中文或空格。
运行完成之后你会获得brain.nii.gz文件，这是一个去除了骨骼和肌肉组织的脑影像。

3. 进行文件格式转换。
在3D Slicer官网下载该软件，导入刚刚得到的文件。
在上部菜单栏找到Segment Editor工具，对文件新建一个Segment。调整Threshold（一般右侧拉到最右，左侧视情况调节，直至闪动部分覆盖了所有想要打印的脑区），选择apply
（注：如果之前没有使用第二步所提到的工具，此时你应该使用的是原始影像，你需要调整至选择到了绝大部分的脑组织，而避免选中骨骼和其他组织）
在左侧操作区Islands部分保持默认（keep largest island），选择apply。
视情况可以使用smoothing进行平滑。
点击show 3D，即可查看最终模型。
（注：此时你可能会发现外观不是很美观，如部分组织提取过少，或者有一部分糊在一起，这时你可以通过调整Threshold滑块进行调整，重新apply，生成新的模型，直到调整为满意的样子）
在show 3D右边有一个小箭头，点击，选择导出格式和位置，即可获得可打印的stl文件。

4. 打印模型。
stl满足一般3D打印的文件需求，找到合适的打印机，调整参数（包括颜色、缩放率、填充率等。我使用的缩放率是40%，成品尺寸如上图所示，填充率为15%，颜色没找到粉色就使用了灰色）

5. 最终的一些提示。
（1）nii文件医院不一定能够提供，博主本人是参加研究获得的脑部核磁影像
（2）受文件以及打印精度限制，成品可能并不光滑。可以使用blender调整或者对成品用砂纸打磨
（3）本帖不涉及任何医疗建议，不能反映真实的解剖结构，身体不适请咨询医生。医学影像属个人隐私，请勿轻易分享或公布给他人。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a27affe000000002101bb58

一名乡镇公务员之死

殁年27岁，王林明生前是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横塘镇政府的一名综合治理专干、政协专干，一级科员。出事那天，是2025年6月30日，横塘镇刚下过一场雨，河水是浑的，流得很急，‌横塘镇‌一名党委副书记喊他去钓鱼。

从2025年5月开始，王林明与这名副书记经常相约钓鱼。后者为此专门拉了一个群，发起过几次钓鱼活动。由于这名副书记计划后期回长沙工作，王林明说，“希望三年后人家回长沙记得我”。

王玲珩得知，弟弟蹚水过了河坝，18时40分左右，同行的同事回头看时，王林明已经消失了。次日下午，遗体在5公里外的下游河道里被找到。这名乡镇基层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在当时并未引起波澜。家人也没有过多追问死因，只因补偿问题一时间谈不拢，迟迟未将其下葬。

但在2026年1月，王玲珩收到的一封匿名信邮件称，王林明在职期间，一人承担了几个人的工作任务，压力大，心态发生消极变化。还有弟弟的同事偷偷联系到王玲珩，提供横塘镇干部违规违纪的举报材料，“这不仅仅是王林明的事，万一明天（有事的）是我们呢？”

王玲珩解锁了弟弟的手机。一段手机聊天记录显示，在溺亡半个月前，王林明因虚假报账，刚被查过一轮。手机里还留下同事和领导违规吃喝、打牌赌博的各种痕迹。家属将这些捅上了新闻。

“如果不是打开他的手机，我不知道他当时经历了这么多。”王玲珩说。2026年5月8日，东安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王林明为垂钓意外死亡，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对于家属举报的横塘镇干部违规违纪现象，已经全面开展联合调查。

公务员考试一考就是两年。其间，王林明在长沙租了一间房，靠送外卖挣点生活费度日。2022年8月6日，王林明发微信跟姐姐道喜，笔试第8名的他，面试环节挤进了前7。那次他申报的岗位，只招7个人，险胜。他说，“这两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终于结束了”。

2022年8月28日，是王林明去横塘镇政府报到的日子，王玲珩专门开车去送，帮弟弟买好生活用品，铺好床褥，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庆贺。“要争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公务员。”入职之初，王林明在公务员培训笔记中写下心愿。

刚参加工作时，他经常有意无意地跟家里人炫耀，自己作为党政办值班秘书，很受领导赏识，会负责经手重要的事情，包括记录会议纪要、整理报账材料，以及代领导安排接待事宜。聊天记录显示，乡镇厕所整改的大小事要他管，政府大院厕所没卫生纸要他换，上山扑火、下乡访问，他都要参与。这样的付出也得到了初步的回报：2023年，王林明拿到了横塘镇政府的“优秀镇干部”荣誉称号。

这一年，王林明的体重从140斤蹿到180斤，有了啤酒肚。在亲友印象里，王林明酒量很差，喝两杯就“举白旗”。但在横塘镇，他三天两头地参与各种应酬，眼睛经常泛着红血丝。王林明在微信上对好友说，自己“到单位一个月喝的酒，比前二十多年都多”。“书记今晚一点没醉，保护得妥妥的。”2023年8月8日，王林明在微信上跟同事邀功，收到对方的吹捧：“办公室派你一个就够了，一个顶三。”

书记，指的是横塘镇党委书记易念。在王林明的观念里，才30岁出头就升到正科级的易念前途无量，他想处好关系，但又觉得对方是棵“不好傍的大树”。

与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呈现出了他的另一番模样：他试图通过积极参与应酬，主动攒酒局，增进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比如，2023年8月，他一个月到手工资还不到4000元，就花了近3000元请同事和领导喝一回酒。他对这样的宴请司空见惯：“花钱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从王林明的聊天记录看，他时常喝得上吐下泻，第二天去医院打吊针。他的手机相册里，存了几张夜晚模糊的照片，几个男人醉得七扭八歪，有躺在地上的，有趴在石墩上的，露出白花花的肚皮。

工作不止于陪吃陪喝，客餐安排也是王林明的活。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23年2月开始，同事刘某向王林明传达领导的客餐安排。王林明根据人数提前订好位置，安排菜品，准备饭桌上的白酒。

一天安排三四顿饭是常事，规格也有讲究。有安排在镇政府食堂的，也有在镇上或下辖村里的餐馆。王林明在微信里上报的四家餐馆消费数据显示，2022年，横塘镇政府在这四家店安排的客餐消费总计七万多元，2023年暴涨到近二十万元。那些记录餐饮的单子和聊天记录，后来都成为王林明虚假报账的直接证据——他作为经办人，多次通过虚报办公用品，弥补镇政府招待客餐的账。

2023年4月4日至6月30日，东安县委第二巡察组对横塘镇党委进行巡察，相关通报中提到，横塘镇党委主体责任缺位，对村级财务的监管存在盲区，并存在工作餐违规饮酒等现象。当时为了整改违规饮酒，全镇干部都签订了不饮酒的承诺书。

2024年1月3日，刘某发来一条通告，称省里在暗访调查村镇违反八项规定、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王林明回复“收到”后，两人继续对接需要招待的饭局信息。

王林明去世后，王孝顺夫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王林明欠了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近37万元。东安农商银行称，2025年2月至2025年6月期间，王林明多次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东安农商银行将36.5万元，分12笔放款给王林明。王林明溺亡后，应由其家属偿还，加利息，总计近37万元。法院最终判决，东安农商银行胜诉。

至今为止，王林明的家属都不确定这37万元的去向。王林明的手机微信上，与东安农商银行横塘分行行长的聊天记录三十余条，对话都很简短，看不出什么端倪。但王玲珩发现，王林明手机中，有大量转账记录。与银行签贷款合同的时间，也是他打牌转账最频繁的时候。那些转账记录大多发生在晚上，几分钟转一笔。2023年11月底，王林明转账出去的钱每笔都超过1000元，最多的单笔转账有1万元。

打的牌通常是“斗牛”，基本都跟领导和同事们一起玩，聊天带有镇长、主席、主任等字眼。有次同事问他去不去打牌，王林明回复，“不来的话，书记镇长不把我的皮扒了”。

打牌的地点不定，有时在餐馆、有时在政府大院，甚至在派出所。2024年1月10日,王林明劝同事何某小心被上面突击检查，“不要在政府搞活动，不如去派出所安全点。”聊天记录显示，横塘镇派出所工作人员曾多次参与打牌。

一些图片显示，几沓百元现金和牌摆在桌上。内部叫“搞活动”，三天两头，有时通宵，打完直接上班打卡。有一笔通宵的记录中显示，2024年1月3日15:33开始，王林明开始频繁向几个人转了26笔账，持续到次日早晨9:02，总额超过7万元。其间，在农商银行提现1.7万元。

2023年7月，永州市曾全面启动‌“两带头五整治”‌，‌打牌赌博是其一。两个月后，永州市融媒体中心“永州发布”通报了2022年的4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打牌赌博案例。

考上公务员之后的王林明似乎急于摆脱原来的少年气。在他的微信收藏里，有一份名为“人际关系”的思维导图，里面记录了各种情况对应的社交技巧。易念夸他“话说得好，有情商”，同事刘某说他“社交这块可以”。

“不管哪位领导来，都需要能喝酒跟能做事的。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我走的就是捷径。”2023年8月，他跟同事聊天时说道，后面又接了一句，“我打内心，还是想做事的。”王林明所说的捷径，就是与领导喝酒陪玩。“我不抱团怎么办？”他在微信里问同事。在他的认识里，这已经不仅仅是在横塘镇的生存法则，“哪里都改变不了，哪里都需要这样的人”。

宋颖在微信上曾跟王分析，这条路诱惑太多，一不留神就走错道，“最后都忘了为什么考公”。王林明回复，“我已经没有坚持初心了。只要不触及底线我就做了”。

“我是走得比较轻松的，至少在你们看来是比较轻松的。”王林明曾跟同事这样说。实际上这条路并不轻松。王林明委屈于自己没被“看见”。2023年9月23日凌晨，王林明跟同事倾诉，为什么领导总觉得他没有做事，“礼拜五叫我别回我就别回，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一天天的电话没停过，就差给他们把屎把尿了”。

“之前在办公室，领导叫我签了一些单子，结果查账查出来了。”王林明和网友说。王玲珩后来去核实，王林明第一次被约谈的时间是2025年4月16日。最后，对王林明的处分是诫勉谈话，半年内不得调动升迁。

本来按照王林明的规划，他要在横塘镇的这5年内好好表现，争取到入党名额，再靠“专升本”拿个学士学位，然后在31岁时通过公开遴选考到长沙。

他有个执念，就是等公务员遴选时考回长沙，让前女友的父亲看见自己过得很好，从而证明自己。张浩记得王林明说过，“我现在过得好些了，到时候她结婚，我们就开车去她婚礼。”张浩笑他幼稚。后来，王林明有了新的暗恋对象，但一直没有去表白，他跟同事说，打算等遴选过了再去求婚。他离世几个月后，手机闹钟突然响起来，王玲珩一看，上面备注的是女孩的生日。

如今王孝顺有时会自责，是自己太想让儿子当公务员，才害了他。这种执念为什么能这么深，他也说不清楚，甚至在儿子离世后，王孝顺梦到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王林明没有工作，还在叮嘱儿子考公。他把自己的梦记下来：“我儿子和他奶奶在瓦房坐着。我问，你现在重新再考公务员，只有公务员有保障，他说他还没有定，我讲，你再不加油，很快三十了”。

2026年5月14日，王玲珩跟南方周末记者发来消息，称已与政府达成书面协议，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补偿”。

另据了解，易念已于2026年4月调至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但官网没有相关任免文件。2026年6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东安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值班电话里称，“暂时还是副主任一职”。同日，横塘镇一名副镇长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易念已被停职：“具体不是很清楚。”关于王林明事件调查结果的通报时间，对方也称“不清楚”。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易念电话，无人接听。

王林明曾想过，如果遴选失败，就按部就班地往上爬，“副科，然后提正科，然后提副处，不然怎么能算铁饭碗”。但在他意外离开人世的时候，仍只是一级科员。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64549305f1/3c907a3d3e.shtml

寻找散落在风中的兄弟姐妹——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聚会公告

序：以消亡为使命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我互助会之存在，乃一悖论：若政策完善、通道畅通、医学鉴定机制健全，我等便无存在之必要。然在此之前，必须足够有力，方能让自己"过时"。此即以消亡为使命，以填补空白为职责，以代际正义为归依。

一、我们是谁

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2013年由病友家长自发成立，现有实名会员179名，分布全国18省。

吾辈之父辈，1964至1996年间，隐姓埋名于马兰、罗布泊、戈壁滩，以青春铸国之重器。蘑菇云起时，他们年轻的背影被火光刻进历史；蘑菇云散后，他们把姓名埋进档案，把健康埋进黄沙。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此非修辞，乃生理之事实、历史之债务、代际之正义。

二、我们的立场：因果叙事，而非泛化认定

吾辈主张：核试验军人子女之残疾问题，应通过医学鉴定建立核试验暴露与健康损害之因果关系，而非泛化之"人人都是核辐射遗传效应"认定。

反对模糊化处理，坚持以具体服役档案与医学实证为基石。每一例关联，须有病历为凭、有档案为据、有科学程序可复核。

不是"闹"，是"证"；不是"要"，是"追"。

三、我们的策略：两条腿走路

【短期】保底：先拿到手

国家有政策——民政部民发〔2006〕32号文件：8023部队退役人员之先天性残疾子女，凭《残疾人证》可按当地低保标准领取生活补助，无需证明病因，无需医学鉴定，与低保不冲突，可叠加享受。

然大量家庭不知此政策，基层工作人员亦不熟悉，致该拿者未拿。吾辈短期之首要任务：宣导→协助办证→督促入库→确保发放。

先保底，让每一户先拿到这笔"保命钱"。

【长期】追高：正名与升级

在保底之上，推动建立核试验暴露与后代疾病因果关系之医学鉴定机制。若因果关系被医学确认，待遇可对标参战退役人员生活补助、伤残军人抚恤体系、"三属"定期抚恤金。

不是漫天要价，是代际正义之应有之义。

"献了青春献子孙"，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可被医学证实、被政策承认、被待遇体现之正式认定。

四、我们的边界：身份纯粹，不掺和

吾辈之"8023"，专指原国防科工委21试验基地及参试部队（含21、203、205、574、899、8991等所属团站、工厂、营区），1964至1996年间在新疆马兰参加核试验之官兵、技术、后勤、工程人员。

金银滩不是核试验军人，其它涉核群体不与此掺和。 身份之纯度，即诉求之力度。

五、我们的精神：谷子地之执念

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率九连弟兄死守阵地，战后被列为"失踪人员"，无人承认其牺牲。谷子地穷尽一生，只为给弟兄们争一个"烈士"名分。

吾辈非"失踪人员"，乃被"科学不确定性"悬置之人。

父辈献了青春，吾辈献了健康。国家未忘前者，亦不应让后者在病历与表格里耗尽一生。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让功臣献了青春又献子孙。

六、寻找对象

一、8023部队先天性残疾子女（同时满足）
1. 父辈1964—1996年在新疆马兰，参加过核试验（8023部队含所属团站、工厂、马兰基地各营区）服役；
2. 患有与基因相关、无法治愈之先天性疾病；
3. 愿意实名登记，遵守病友隐私公约，共同推进合法诉求。

二、8023部队退役老兵本人
欢迎老兵参会，共叙马兰岁月，共商后代之事。您的服役档案、任务记录、战友证言，是后代争取正名最珍贵的历史证据。

八、结语：走出孤独
当年，吾辈之父辈一起走进沙漠；
今日，让我们一起走出孤独。
下一次互助会之全家福里，希望看到汝之笑脸。

中国核试验军人先天性残疾子女互助会

https://mp.weixin.qq.com/s/cpSogWHW9ldAMueDMJCm_A

那个涉及nature的IIT大瓜脱水

2019 年初，小女孩出生。

​2023 年 3 月，女孩 4 岁时，因绘画、书写能力不及同班孩子，语言发育也迟缓，体型瘦弱，肌张力偏低，女孩父母带女孩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全面发育迟缓。通过基因组测序，发现她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单基因病 Snijders Blok-Campeau syndrome，她的 CHD3 基因的一个位点发生了 C 向 T 的突变，导致一个本该是精氨酸的地方变成了色氨酸，这影响了染色体的组装，导致这个女孩有了类似自闭症的症状。

​全球一共有 237 人确诊该罕见病，约 2/3 患者存在智力障碍，但该疾病从轻到重亦存在谱系表现，有专家认为重症患者可能适用基因治疗，但轻症患者存在争议。女孩的父亲是个软件工程师，母亲辞职全职带娃干预，确诊后夫妻俩加入了一个自闭症和类似疾病的家长微信群。

2023 年 7 月，有一位家长参加了仇子龙的报告，报告可能涉及其在雷特综合征中的基因编辑研究和专利，该家长将讲座 PPT 分享到了群里，小女孩的父母看见了该信息。

​第二周，小女孩的父母主动电子邮件联系了仇子龙，介绍小女孩病情，附上她的基因检测结果，提出他们家愿意且有能力提供数千万元人民币级别的资金去支持实验。

​13 分钟后，仇子龙回复了邮件，表示感兴趣。随后，仇邀请小女孩父母到研究所见面，这次见面和之后的沟通，小女孩的父母都有录音，并最终将录音和微信沟通记录提供给了 Science。这次见面小女孩父母明确表示他们不是赞助研究，而是希望切实得到治疗。仇提到，对大脑的基因进行编辑需要将携带治疗基因的病毒载体通过脑脊液递送到大脑中，由于女孩的病情不危及生命，伦理审查会很严格（一般大国的临床试验都是在肿瘤病人里做的），此外，他也提到研发整套治疗要生产载体病毒，要做小鼠和猴子的动物实验等等，需要 2 年时间，且不一定真的有效。但他也说了太绝对的话，说像新华医院这样的地方能“保证”没有安全性的灾难事件。女孩的父母做过功课，提出了免疫反应的担忧，仇表示鞘内注射可以绕开肝、肾，最大程度降低发生免疫反应的风险。

不久后，女孩的父母向另一所大学下属的一个基金会汇出第一笔款项用于碱基编辑器的研发。该碱基编辑器使用经过改造的 CRISPR，只会在 DNA 单链上产生一个缺口。随后在 RNA 向导分子的帮助下，它会在目标位置打开 DNA 结构，并通过化学反应将完整链上的一种碱基转换成另一种碱基。之后，细胞会利用这一经过修改的链作为模板，修复另一条带缺口的链，并形成对应的互补碱基。仇表示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牛逼，仅次于 David Liu。经调查，这些钱和后续女孩父母打的钱也用于病毒载体的生产和毒理实验。有专家表示由患者家庭承担开发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费用并非罕见现象。

​2024 年 4 月，女孩爸爸与研究人员杨侃（那篇争议 Nature 的一作）在咖啡店见面讨论费用，得知生产病毒载体需要 25 万刀，双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小女孩的父母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仇子龙要求他们通过一些非正式途径，直接向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支付费用。仇自己没有索要费用，但转账记录显示女孩父母向杨侃个人账户转了 13 万刀。女孩父亲也承担了每次拜访仇的餐饮，并向仇赠送了多部 iPhone 手机、一台 iPad，以及一瓶茅台。

2024 年底，仇子龙的小鼠实验获得了进展，采用 AAV9 双病毒载体修复突变后，携带突变的自闭症表现的小鼠发育恢复了正常。

​2024 年 12 月 21 日，仇子龙的团队将过去 18 个月的前临床的数据向 Nature 投稿。

​2025 年 1 月，仇子龙把投出去的论文原稿通过微信发给了女孩的父母，该原稿包含了猴子的脑组织切片，显示碱基编辑器大面积递送到了神经组织。Science 事后把图片拿给几个业内的专家看，包括一位当初的审稿专家，有专家觉得研究没有很好的对照组来证明染色信号确实是针对基因编辑器的特异性标记，而不是背景染色。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不认为论文存在明显的数据造假或图像篡改。

​2025 年 1 月 2 日，基于这些前临床的结果，新华医院的伦理批了这个研究者发起的研究（知情同意书显示申办方是蓝鹊信途基因科技公司，也就是仇子龙的公司）。仇微信告知女孩父亲，和医院的合同基本签署完成。

​2025 年 2 月 17 日，做非人灵长类动物毒理研究的合同研究组织 PriMed 公司给出了最终报告（注意，时间滞后于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报告显示所有 4 只猴子，不论低剂量还是高剂量，都出现了中到重度的肝损，1 只猴子有肾损。

​肾损可能提示血栓性微血管病变，但是毒理研究在猴子接受治疗的早期（一个月内）没有采集相关样本，所以无法定论。事后，某专家认为，在拿到这样的毒理研究结果之后，应该往下摸最大耐受剂量，而不是上人。

​2025 年 2 月 19 日，女孩的父母和女孩自己均签了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里提到了血栓性微血管病的潜在风险，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有致死的可能性。余永国医生（不是 Nature 文章的作者之一....）做的知情，他表示女孩体内预存的针对 AAV 的抗体是风险之一，除此之外相对安全（女孩的基线检查提示不存在针对 AAV 的抗体）。知情同意书也提到不会向参与者收费（录音里仇子龙医生表示表面上不能是女孩父母付钱，而必须是公司出钱，否则女孩家庭就是利益相关方了）。

​2025 年 3 月 24 日，女孩先接受了一针强的松抑制对病毒载体的免疫反应（Science 编辑个人认为该激素偏弱，应该用更强的），然后接受了一针鞘内注射的药物。

​3 天后，小女孩开始发热，接受药物治疗之后一直没有小便（提示肾损），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血小板计数降低，在接受全身 CT 扫描后，小女孩被收治入了 ICU，一天以后，小女孩死亡。

​2 天后，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拉了个会，认为死亡明确与研究干预相关，死亡原因是免疫反应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

​小女孩的父母要求仇子龙对 Nature 的投稿进行撤回，起初仇同意，但后续就不理他们了。杨侃把收到的钱都退回了小女孩父母。

​该研究是买了保险的，但是小女孩父母没有收到任何赔款。

​2025 年 9 月，卫生部门因医院对试验的监管不到位，以及没有将其作为商业资助研究登记到国家临床试验平台，对医院罚款 3600 刀，余永国医生被点名批评。

​2026 年 2 月 18 日，经过了 1 年的 peer review，这篇 Nature 论文发表，最终发表的版本里移除感谢小女孩家庭的参与和支持的语句。最终发表版本在 reviewer 的要求下增加了猴子对照组，但专家表示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图片处理时间和显微镜的参数似乎不一样，感觉可比性较低，此外，小女孩父母赞助的小鼠的试验似乎也重做了，这篇文章也没有提到毒理研究中观察到的肝损和肾损。

​这篇 Nature 的发表和随后一片 positive 的舆论促使了小女孩的父母向上海交大校长投诉，要求调查仇子龙，要求将 Nature 论文撤回。

​2026 年 4 月 30 日，校方对女孩父母的回应是不对仇子龙采取措施，以及认为杨侃拿到的钱是研究者费，但认为杨行为不当，已经训诫，以及认为这篇 Nature 论文跟他们赞助的实验无关。

​Science 统计小女孩父母总共支付了 86 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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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血栓性微血管病的处置，这玩意真的凶险，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susar，血浆置换数次人才拉回来，差点成为我职业的阴影。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包括：
1：研究资金来源复杂且不透明，研究者自己开的公司利益相关，以及存在女孩父母直接向研究人员打米的情况，各方身份在经济交流中并不清晰。

2：对于IIT，生物医疗新技术没有经过CDE这样的监管部门的审批，而直接把审批责任全部建立在医院的EC上，医院的EC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做这样的评估？结合818号令的前因后果，大家需要深刻思考。

3: 医院的EC在没有收到完整毒理报告的前提下就做了approval，完整报告甚至滞后一个多月！这种做法实际上在IIT上非常常见，IIT是否就是简化或者缩短preclinical/nonclinical package准备的捷径？业内需要深刻反思。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a633db7000000001d0235aa

传统玩具“竹知了”相关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律师：用竹知了丑化嘲讽余承东或构成侵权

近日，传统玩具“竹知了”因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反而引发网友更猛烈的模仿和购买热潮。

8月2日，潇湘晨报 ·晨视频记者从娱乐法李振武律师处获悉，在竹知了被投诉事件中，相关视频虽未直接点名，但通过余承东的标志性发言，配合竹知了发出的与发布会现场相似的音效，形成了明确的指向性暗喻。

这种“刻意采取暗喻影射、谐音、魔改音频等隐晦方式，戏谑、丑化、嘲讽企业及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认为已经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

而且这些视频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传播，会持续固化戏谑调侃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企业家及品牌的观感。

有被投诉的网友说，“只是展示玩具”“没提品牌名字”就被投诉，我觉得这是一种“歪曲”，这种看法混淆了“明示”与“暗示”的法律界限。

如前所述，名誉权侵权的认定并不以“直接点名”为前提——只要通过特定语境、特定元素组合能够使公众识别出指向特定主体，即可能构成侵权。

至于部分“单纯展示玩具”的视频被连带下架，这涉及平台在批量处理时的操作精度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投诉行为本身的合法性。

公众人物确实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公众讨论与合理调侃，但当调侃越过边界、演变为规模化戏谑嘲讽时，权利人站出来维权也无可厚非。

对于普通网民而言，玩梗是乐趣，适度是修养——在笑声之外，更应敬畏法律的边界。 

#奇文共赏

https://mp.weixin.qq.com/s/3RtWps1A-tffQHUtcLEp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