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宫春日的忧郁 涼宮ハルヒの憂鬱 EP19 漫无止境的八月-8

字幕：华盟字幕社

#凉宫春日的忧郁

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订阅者二〇二四年中秋节快乐。

痛い痛い痛い痛いほど，
几乎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地，

本能で本能で本能で踊って，
用本能本能本能舞蹈着。

9月18日遇袭的深圳日本人学校学生去世，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透露这一消息。
深圳警方当天通报称，嫌疑人为一名44岁男性，已被当场抓获，犯案动机仍在调查。
遇袭学生为10岁男童，事发时正与监护人前往学校的路上。受事件影响，深圳日本人学校本周停课一周。
（朝日电视台，NHK）

烂尾楼里的中秋节

昆明大诺方舟天地，曾经号称西南地区最大的水疗中心，如今已经烂尾三年。24年3月，业主们为了维权，住进了烂尾楼，如今迎来了烂尾楼里的第一个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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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彻底爆了，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

引发这一轮A股暴涨的导火索，是最近政策层面对于股市、房地产、和经济的扶持逐渐升温，而且刺激的力度远超预期。一系列组合拳出台之后，全方位点燃了投资者的信心。

当然，对于A股市场，仅有政策刺激还远远不够，这一轮大爆发，很大程度上还因为A股市场过去几年已经充分下跌，积累了强烈的反弹动能。9月底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出台，恰逢A股市场情绪和信心极度低迷之际。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政策刺激，和市场形成完美共振，迅速点燃了A股市场的大行情。否则，仅靠政策刺激，也无法催生出如此大的反弹动能。

A股市场过去几年持续下跌，无论是下跌幅度还是下跌时间，都已经足够充分。从下跌时间来看，A股从2021年年初开始下跌，迄今已经接近4年时间。从累积跌幅来看，上证指数最高从3700多点下跌到2600多点，最大跌幅接近3成。而且，上证指数由于有众多超级大盘股护盘，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A股真正的下跌幅度。如果以创业板指数来看，过去4年已经被腰斩，科创板指数的累积跌幅甚至超过了6成。

如果放在全球坐标里来看，A股的走势就更加悲惨。在过去4年时间里，周边股市基本上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以2021年以来的累计涨幅来看，美国和欧洲股市的累计涨幅大概在50%上下，印度股市上涨80%，就连几十年不涨的日本股市，也在今年创出了历史新高。

所以，无论是A股自身的跌幅，还是和全球市场的差距，A股市场这一轮下跌都已经足够惨烈，也因此积累了足够的反弹动能。这一轮A股反弹，过去几年跌幅最大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反弹势头也更加凶猛，仅仅在9月30日这一个交易日，创业板和科创板就分别上涨了15%和18%，大盘指数单日几乎逼近涨停，这也是史上罕见。

当前的A股市场，短期之内主要靠情绪和资金推动，关键是市场亢奋情绪降温之后，A股市场会何去何从？

随着过度下跌的悲观情绪得到修复，近期积累的获利盘选择落袋为安，市场在快速暴涨之后，不排除还会有一场快速暴跌。

一个可参照的例子是今年的日本股市。日本股市在今年突然暴涨，日经225指数突破42000点，超越了上世纪90年代的高点，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人认为永远无法重返和超越的高点。就在日本投资者一片乐观之际，日本股市在7月中旬突然暴跌，仅仅10几个交易日，日经225指数从42000多点跌到了31000多点，跌幅超过26%。9月30日，就在A股如火如荼之际，日经指数再度暴跌了5%。

如果将时间继续往前推，A股市场2015年那一轮大牛市之后，最终以极其惨烈的股灾收场，对于今天的A股疯牛也极具借鉴价值。对投资者而言，在市场极度亢奋之后，最需要警惕的就是随时可能到来的大跌。在度过了情绪和资金推动的初始阶段后，A股市场未来的走势，将逐渐回归到经济基本面主导。

如果这一轮经济刺激开始生效，宏观经济层面止跌企稳，上市公司利润得到明显改善，股市还将有进一步上升的慢牛空间。反之，如果经济刺激并没有起到明显成效，也就意味着这一轮牛市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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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工厂里，八小时工作制是老板对工人的惩罚方式

在常规理解上，多做工就有多收入，超出八小时之外的工作有加班费，这是我们希望正常出现的情况。但“多劳多得”这四个字，并不适用于我所在的砖窑厂，这里是“多劳少得”。即是说，你必须通过加量加时的劳动，才能保证获取一个基本的薪资收入。多劳才能少得一点，如果不多劳，那就是无得，一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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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叫停快慢班：地下鸡娃实况

关于取消重点班和掐尖招生的讨论由来已久（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双减”，“阳光招生”也持续写进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里），然而回顾近几年中小学校园应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却是：我们仍在鸡娃，只是更隐秘了。

快慢班消失后，考试不再叫考试，作业不再叫作业，它们拥有了不会轻易被举报的新名字，“练笔”和“学习建议”；每个班至少有两个家长群，一个群里有班主任，一个群里没有班主任。前者用来通知上级要求的、合规的事务，后者更加灵活——内容常以“经家委会讨论”开头，采取自愿原则，宣布那些不适合班主任亲口布置的课业。

那是2021年9月，“双减政策”刚出台。按规定，这所小学采取随机分班，女儿的班主任刚从其他学校调任来。陈薇无从打听其教学风格，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女儿，她自愿进了家委会，表现得心细、负责、爱揽活。

陈薇很快注意到了笼罩整座小学的微妙气氛。作业是绝不多留的（尽管考试难度没有降低）；分数和排名是绝不公开的（但家长可以私下询问老师）；教辅资料应以家委会的名义自愿订购（班主任只会对买哪本“提出建议”）；重点班、掐尖、拔高、培优更是“违禁词”，老师们绝口不提。

陈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级。一次闲聊，朋友透露，当初托关系才将孩子送进“某班”。直到陈薇在校园“荣誉墙”上看到该班主任照片，才推理出荣誉墙意味着名师，名师意味着隐藏的重点班的逻辑线。陈薇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女儿的独木桥与自己走过的不同。新独木桥非但没变宽，还变成了隐形的。

教龄13年的重点小学教师李牧野承认班与班的差异非同小可，有的老师会从策略上保一弃一，比如她的一位教语文的同事。这名女老师负责两个班、将近100名学生，决定“只保一个班的成绩”。结果，一个班考了年级第一，另一个考了倒数第一。“不能埋怨老师不负责，老师要上课、改作业，班主任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任务。老师的精力有限，课堂时间也有限，最后只能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李牧野说，只要“班里的大多数”听懂了，就得切换下一个知识点了。

家长变得多疑又脆弱。一位初一爸爸“不经意地”问老师，为什么年级前几名都在×班啊？另一位小学妈妈失落回忆开学日“开盲盒”，她牵着孩子路过一楼大门口的一班，教室明亮宽敞，墙壁和设备全新。等通过尽头楼梯上到二楼，在属于孩子的六班门口，她看到的却是陈旧的桌椅设备。

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学期，才摸透儿子班级的“班型”。方法是趁接孩子间隙，向家长们打探月考分数，以此计算班级的平均成绩。事实上，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区级优秀教师，还是某教辅资料编委之一，这足够说明问题了；有的学校人手不足，体育老师被拉过来做班主任，“你说这能是个好班吗？”

李牧野教书的小学不分快慢班，但到了高年级，会在周六给优等生安排语、数、英培优班。这也是学校惯用的拔尖方式之一。合规压力下，如何组织补课变得比补课本身更费神。培优组织严密，如同情报系统，上传下达是“单线联系”：校领导要求“面对面”——不会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与班主任沟通培优事宜。班主任根据指示对着成绩单挑学生，再电话通知家长，同时交代家长保守秘密。“真发生问题了，没有证据。领导不帮老师背锅，老师也不承认跟家长说过，层层规避掉责任。”李牧野说。

杨灿女儿的学校到了初二也有培优，年级前列的学生在放学后多上一节课，每天换科目。她也见识过举报的威力，但举报者是学生——为了摆脱假期还要补课的厄运。举报事件后的家长会上，校领导、教导主任、年级组长纷纷留下手机号，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态度，恳请大家“有意见直接反馈”。

两年前，山东女孩吴思雨怀着理想，成为青岛市某初中的老师。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领导叮嘱大家，“加强和家长的沟通，提高群众满意度”。当时吴思雨还对“满意度”感到困惑，“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怎么变成了服务业？”

一位老教师提醒她，在学校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吴思雨当时没领悟话中深意。与此同时，她发现有经验的同事只关心班里前20名，对其他学生“不费心思”。但她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一视同仁，差异化教学是为了帮学生增强补弱。

一次考试后，吴思雨让学生写总结。结果学校收到市长热线核查，说有家长投诉，有老师罚学生写检讨。吴思雨吓出冷汗，解释她是让全班复盘考试结果，不是针对个别学生的检讨。主任向上层层汇报原委，事情才平息下来。 另一位家长一怒之下举报了孩子的数学老师。原因是，老师在课上拒绝讲某道题。家长怀疑孩子被区别对待，称学校暗中区分好坏班。

吴思雨终于理解了那位老教师的话：现在学校氛围不比过去，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被举报就麻烦了。如今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发生了，问责一级级传下来，要“追到底”“查到位”。小则取消责任人的奖金、评优评先，大则影响学校的名声、校长的脸面。“大家都特别小心，总怕被人抓住什么，”李牧野说，“（有的人）要么是把不一定真实的信息发到网上，要么就是举报。”她读师范时，向往的是传道解惑，如今身体力行的却是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家长Amber也感到氛围变了。“以前举报是一种监察机制，这几年演变得有点畸形了，什么事儿都爱举报，捕风捉影。”她觉得越是负责的老师越可能被举报，“好老师才说真话，但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真话”。

如此氛围下，正常教学也得走形。李牧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阅读10页书，有的学生很快读完，家长不满意，打电话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有的孩子读不完，家长又投诉，作业留得太多了。李牧野只好换一种说辞，阅读10分钟，“你能读几页是几页”。

在李牧野的学校，作业改叫“学习建议”，考试是“练笔”、“测评”；评改完的卷子不允许学生拿回家，不能让校园以外的人看到；政策不允许排名，那就写清楚不同分数段的人数和平均分，让家长回去自己算。

陈薇女儿学校的情形类似，只是细节略有不同：老师隔三差五发电子试卷，名为“自主练习”。为了完成这些不是作业的作业，几乎家家都装了打印机。陈薇家的打印纸一箱一箱囤。成箱的打印纸很重，吃力搬动时她常纳闷，这是“减负”的重量吗？

期中考试前最后一个周末，杨灿陪女儿写作业。她正坐在孩子身后看书，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恶心，喘不过气。“压抑。”杨灿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来自于她目睹女儿除了吃饭、上厕所，一直写，一直写。“才上初一，为什么这么累？”

产生同感的还有亲自掐尖的刘娜。她儿子顺利被区重点初中录取后，身为律师的刘娜发了一条朋友圈：怎么小升初都卷成这样了，让家长全身心投入事业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不好吗？

刚工作时，李牧野挂在嘴边的话是，希望学生们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现在她很少这么说了。身处一个充满了竞争、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园，一个小孩究竟会是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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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成为不了中国的 YouTube

在用户的眼里，YouTube 是开放的视频社区，是可以跳过广告的大慈善家，是功能设计一流的顶级产品，是如抖音一般精准的长视频推荐流。YouTube 是所有视频用户的应许之地。所有长视频网站如果体验不好，一定是因为它“不像YouTube”。

但 YouTube 不是慈善组织，作为一门生意，YouTube 的本质是什么？是精准的广告投放吗？是超高比例的创作者分成计划吗？是厉害的自制频道吗？都不是，YouTube 的商业逻辑很简单：一个几乎不用交网费的视频网站。

为什么此前中国的视频网站做 UGC 或 PUGC 都失败了？因为服务器和带宽成本扛不住。看下 B 站的服务器带宽成本。B 站在 2019 年全年的带宽服务器费为 9.19 亿，占成本的 16.5%。B 站 2019 年末的月活为1.3亿，那么计算一下的话可以得出：B站的IROI=1.3/9.19亿=0.14人/元

每年 B 站多投入 1 元，只能多服务 0.14 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以服务能力结果来算，过去 10 年里服务器带宽成本不是下降，而是涨了 7 倍。（去通胀的话，大概 5 倍）如此高的服务成本，只有疯狂压榨商业价值，才能成为成为一个正常的企业而不是做慈善。

那么 B 站靠什么能抹平这 7 倍的成本增长还有赚呢？当然是靠“变味”咯。节流不行就只能开源，B 站作为一个高粘性的 1.72 亿月活的互联网产品，到目前为止还算“纯净”，能加广告的地方还有很多。无论是继续发力往游戏导流、做知识付费还是去做 Z 时代的电商，活下去，甚至有一天能盈利应该是没问题。一勺商业化不够，就七勺，加到盈利为止。但等到那一天的来临，B 站还会是用户心中的“应许之地”么？

我们先架设一个情景：百度获得了一个魔法，让百度网盘可以不需要服务器和带宽也能运行，它会怎么做？百度网盘肯定会取消掉所有的容量、下载和上传限制。价格可能降到象征性的 1 元或干脆完全免费，然后再通过一些间接手段比如扫描用户数据投放精准广告来赚钱，届时百度网盘一定是地球上用户体验最好的网盘服务。

当一门生意变成无本，那么它通常也会变得薄利。因为，收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多赚的，因此用好的体验把竞争对手挤死比多赚一块钱要重要。而 YouTube 就是那个获得了魔法的产品。

要解释这件事，我们先从国内的网络环境说起。如果你上网足够早，应该记得国内互联网联通用户和电信用户之间互相访问、传文件、打语音或视频是很慢的。直到现在，国内部分网游还分电信服、联通服、移动服。原因是即便中国的运营商都是国企，但各公司之间仍然独立核算。它们各自建自己的基础设施（以前是），相当于形成的是“几个物理上的网”。

你作为一个联通用户，你给联通交的上网费是用于访问挂在联通网上的那些资源。无论是你和一个电信用户聊天，还是从挂在电信机房里的网站下载内容，都有一半是在使用电信的基础设施。所以理论上，你还得给电信交钱。

但是，这事儿不能做太绝，不然就真成两张网了。所以，联通和电信之间会签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在国内被提及的比较少所以没有名字。在国外就叫 Peering Agreement，对等协议。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联通和电信两家的用户之间相互访问起来方便，尽管联通用户没给电信交钱，电信用户也没给联通交钱，但是他们对彼此都能获得一定的免费数据交换配额。比如约定，每天所有联通用户能往电信网上发 1TB 内容，每天所有电信用户向联通网上发 1TB 内容。在这个额度内，联通和电信两家公司谁都不给谁付费，两家用户也不用付两份宽带钱。

但“对等协议”这个名字听着就要坏事，因为互联网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多对等。我们进一步推演，现在把视频网站拉进来。

2005 年优酷成立了，它总部在北京，联通的地盘。我们假设它最初的机房只接入了联通的带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优酷的发展很迅速，观看视频的用户越来越多。电信会发现，联通每天给自己的用于访问联通网上资源的配额 1 小时就用光了，剩下 23 小时跑的流量都得给联通交结算费。不仅如此，而且所有电信用户访问优酷的速度都特别慢，卡的不行。

针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优酷也直接接入电信的网络吧，这样电信用户就不用 Peering 到联通网上再看视频了。但这种解决方案，在国内和国外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妥协方向：

1. 在国内，运营商是绝对强势，只有它收钱的道理。你优酷想要发展华南用户，就必须来我电信骨干网拉条线。在这个模式下，网站运营者需要向运营商付出带宽费用，来保障用户访问速度。

2. 在国外，Google 是绝对强势，你一个运营商访问 Google 都这么卡，等着用户换宽带品牌吧。所以，运营商要用 Peering 主动和 Google 的机房对接。在这个方向下，网站运营者不额外付费甚至能管运营商要钱，用于改善用户访问。

Google 在这里开始了它的一系列操作：

首先是从 2005 年，Google 被爆出买了许多暗光纤（Dark Fiber）。暗光纤是指运营商在为城市铺设光纤的时候，倾向于多铺一些。比如它们预计这个楼未来也就用 1TB 的宽带，但会在地下铺 10TB。因为光纤铺设的成本主要来自挖地挖墙埋线，就和你家装修走线一样，开一次墙只有多铺的道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一个楼只有 1TB 的网络接入，但墙里却还闲着 9TB 带宽的光纤。Google 以低廉的价格到处租暗光纤，哪里租到比较完整的一片，就在那里建边缘机房，把自己一些服务器的边缘计算和 CDN 铺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你是 A 市某个宽带运营商的用户，而这个宽带运营商和 Google 进行了 Peering。你对 YouTube 的访问请求会被路由到 Google 在 A 市的边缘机房，然后接下来就是在 Google 的内网上传输了，大大节省了网络路由次数，提升了访问速度。而 Google 却不会为此向 A 市的这个运营商缴纳带宽费用——尽管它原本应该缴。

2009 年，Google 已经是全球最大量的 Dark Fiber 持有者。一些媒体开始基于公众权利的理由质疑 Google 是否想要劫持互联网。于是，Google 干脆在次年搞了自己的宽带运营商 Google Fiber。这个项目已经在 2016 年已经基本停滞。但是有外国一直有媒体怀疑 Google Fiber 的目的从来不是给用户提供服务，而是吓唬运营商。作为一个运营商，更好和运营商做 Peering，毕竟“你的用户想要快速的访问 Google，你得给我交钱，而不是我给你交钱。”这种逻辑在全球 ISP 圈子里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不是 Google，而是一家运营商 Google Fiber，这就符合了一般 Peering Agreement 的平等原则。

那么，YouTube 是否是 Google Peering 的一部分呢？显然是的。根据 YouTube 产品经理 Ritz Campbell 在 2014 APNIC Conferences（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年会）上的一份关于 Google Peering 的宣讲 PPT 显示。运营商加入 Google Peering 有三大好处，其中单独列出来的一项就是：改善 YouTube 访问质量。

这种做法在法国曾经引起过抵制，2013 年年初，法国几乎全国的宽带用户都发现访问 YouTube 变得非常慢。原因是法国的所有运营商都没有和 Google 进行 Peering，并且它们认为如果 Google 要想让法国用户访问 YouTube 变快一点，那 Google 就得向他们租用法国的宽带（中国运营商模式）。当然，最后法国投降了。

早在 2009 年，数据监控公司 Arbor Networks 就曾发布一份报告称“YouTube 带宽成本几乎为零”。依据是在当年，YouTube 作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视频网站，在拥有 1000 亿播放量的情况下，流量只占全网流量的 6%。数据监控公司一般是和 ISP 达成合作，在骨干网上搭建旁路流量监控，用于进行市场调研，类似于电视的“收视率监控”。因此不进公网路由的 Peering 流量就检测不到。Google 的用户活跃数据和第三方监控数据之间出入的巨大缺口，意味着 Peering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随后的每一年里，YouTube 在公网上的流量占比都远比 Netflix 低很多，尽管它的播放量和用户数是后者几十倍。2014 年，Netflix 已占北美上下行总流量的 32.39%，而 YouTube 仅占 13.25%。到后来，移动互联网崛起，由于没有了 Peering 的加持，YouTube 在北美的移动端总流量中一直占据 30% 以上，这才是这个量级的网站该有的带宽成本。

无疑，没有像 Google Peering 这样为 YouTube 提供的免费带宽（或者说对运营商议价能力），“成为中国的 YouTube”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为，对运营商议价能力，改变的不只是成本，还有视频网站的竞争模式。在将刚性的运营成本降到几乎免费之后，YouTube 成为了那个“免带宽的百度网盘” 。

YouTube 的 PUGC 业务本质不是孵化那些有潜力的明星，而是豢养无限只打字的猴子——你只要想在网络上分享视频，无论是专业创作者，还是小镇青年随手拍的高糊视频，YouTube 都给你提供高清、高码率、高通达的视频托管服务。

这里面总会有一些猴子误打误撞的成为了莎士比亚，为 YouTube 和视频创作者带来高额的商业价值。而国内只有短视频能采用这个模式，长视频网站做这种豢养无限猴子的 UGC 模式连服务器带宽成本都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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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职场后，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

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所谓的“犯罪不良”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几个月前，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

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录用？“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

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

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找工作被歧视后，小七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

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邹玉很久都没说话，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自愿离职”。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至于现在，她和几位“污点”求职者一样，更紧迫的任务都是，找到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4JFCKhyfJAvY2alaceMELw

高知年轻人，正在反环保

他们觉得花钱捡垃圾的事简直是欺骗，环保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阴谋，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问我为啥还要环保？走出朋友圈，我在网上发现了更多这样的声音，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环保是一场阴谋。

小时候，电视和课本上常常提醒我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还记得那张地球母亲流着眼泪的画面，上面写着：“别让我的眼泪成为地球最后一滴水。”在那个年代，环保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责任，仿佛每个人只要从节约水电、垃圾分类做起，就能拯救地球。

时过境迁，互联网的发展让这个曾经无可辩驳的概念变得复杂起来。有些时候人们关于环保的讨论是政治的。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央视《面对面》节目中，丁仲礼与柴静的访谈。节目中丁院士的那句：“中国人算不算人？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要减排呢？”尽管谈的是发展权，却成为了一些网民心里声讨“环保伪善”的檄文。

这种对于环保的逆反情绪，不仅仅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它甚至引发了人们内心对于不公正的阶级怒火。在很多人看来，环保本应该是人类集体努力的大事件，但现在的状况却成了穷则低碳，达则希望别人低碳。

一边是宣传我们要环保，另一边是名人高调炫富和滥用资源的新闻层出不穷，像卡戴珊家族每月用水870吨的报道就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为了美化庭院，水龙头24小时不关。这种差异，总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公平的感受—让人觉得97%的人克制生活，是为了让那些占据地球大部分资源的“3%的富人”去浪费：“我们天天省吃俭用地节水，是为了让富人们挥霍吗？”

除了观念之争，环保引发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之争。随着极端环保主义者的激进事件新闻变得越来越多，一种被迫环保的感受，便冒犯性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环保团体“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在伦敦等地发起的抗议活动中，多次堵塞公共交通，甚至泼洒名画以引发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这种过激的手段不仅没有赢得更多人的同情，反而让许多普通民众对环保产生了抵触心理。对于一些人来说，环保应该是一种生活选择，而非被强行灌输的道德义务。

这些争吵、辩论与思考，每天都在互联网上不断上演，随着人们的音量日益增高，总给人一种感觉——环保似乎已经成了被唾弃的主义，成了烂掉的概念。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无数社交媒体关于极端气候的抱怨、机构的调研报告，都显示出全球人民群众并非唾弃环保的概念——按2023年普华永道全球调查的数据来看，80%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付出高溢价。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小时候崇尚的环保，变成了现在这样呢？

这种“心口不一”与其说是虚伪、是对环保主义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越来越聪明的消费者对一整个系统发出的诘问：我要为环保付出的溢价，到底值不值得？如果环保真是全人类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要成为一场挣钱的事业？

这种情绪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环保概念的确能给品牌带来实际的商业好处。早在2021年比尔·盖兹所著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提到了“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一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环保的商品或服务时，通常需要比传统产品多花更多钱。这种溢价是因为环保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更贵的原材料、更高的技术标准或更严格的环保认证，从而导致成本增加。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解释绿色溢价：美国近年来的航空燃油平均零售价格是2.22美元/加仑，而航空用高级生物燃料的平均售价是5.35美元/加仑，绿色溢价就是两者的价差，也就是3.13美元/加仑，或者说超过140%的溢价。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更多实际的例子，一些品牌推出的“可持续时尚”系列产品价格确实高昂，并且价格远超普通商品，甚至连环保袋的售价也比传统塑料袋贵了十几倍。而被包装为环保概念的商品也比传统商品要卖得快，WGSN公布的数据显示前者的销售速度比后者快了270%。

更可怕的是，消费者为环保付出的溢价并不能得偿所愿。谷歌的一项调查显示，58%的企业高管承认他们公司存在“漂绿”（greenwashing）现象。所谓漂绿，指的即夸大或虚构自己产品的环保效益。当这样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多，消费者们便对环保丧失耐心与信心。回溯过往，我们可以在一些调研报告中窥见一些踪迹。贝恩咨询《2023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调研范围内全球2.3万名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平均支付12%的溢价，然而在美国标榜为环保产品的平均溢价却高达28%。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虽然50%的消费者表示可持续发展是他们的前四大购物标准之一，但是当被问及两种产品中哪一种的碳排放量更高时，高达75%的消费者表示判断错误或者表示不知道。如此，消费者对企业缺乏信任的问题也可见一斑：只有28%的消费者相信大企业会生产真正环保的产品，而相信独立小企业的消费者占45%。当消费者的环保热情被反复利用，却看不到实际的环境改善，普通人承受的环保压力逐渐转变为一种两极分化的怨恨，是事物发展的必然。

更令人焦虑的是，环保的争论还赶上了一个经济的下沉时代。这些年，我们耳熟能详的气候危机警告和“拯救地球”的环保口号，在面对钱包问题时，往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那些疫情过后的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关注点已经从环保转移到了生存成本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25年通货膨胀仍难以回归正常水平，意味着生活成本压力短期内不会减轻；2023年WGSN的一项报告指出，全球的循环经济程度从五年前的9.1%下降到了7.2%。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一边清楚气候危机正在逼近，一边却发现，经济下行使得环保的溢价越来越难以承受。但这不仅仅是消费者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需要面对的挑战，如何“0痛环保”才是普通消费者所关心的。

所以与其说人们厌恶、不再信任环保，倒不如说厌恶的是不公正。对于个体来说，我们应该相信环保从来不是一场阴谋。关于由它带来的问题，我想没有人需要通勤谋生的普通人更明白气候危机的紧迫，愈加燥热的天气，异常的暴雨，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件事——就像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我们这个星球的最大威胁，就是相信别人会拯救它。

https://mp.weixin.qq.com/s/xakYBGuaYcU1gqecFU3FfA

基本医疗保险，普惠健康险与百万医疗

TL;DR 按治疗费用接受度及年龄划分

10万以内：
中青年：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买不了后两个的考虑）或者短期医疗险（癌症特药更好）或者长期医疗险（保障更长）]
老人：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10~30万：
年轻：基本医疗保险 + 长期医疗险
年纪大：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30万以上：
基本本医疗保险 + 长期医疗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或者一年期健康险)主要是为了更全的覆盖院外药物。

其他情况：
得过/正在大病的人群：无脑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亚健康的有积极治疗意愿的：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 能买到的任意类型的长期医疗
有钱人且健康：高端医疗走起
如果不考虑那些无底洞的治疗且身体健康：基本医疗保险 + 长期医疗险

控制保险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要没钱硬上。

https://zou.cool/2024/10/17/health-insurance/

高扬：如何透过“外交行话”看外交？

“关切/关注”属于外交辞令上对事态发展的最低级别用语，一般主要是表示对发展势头不好、可能伤及自身利益的事态的关心。程度逐渐增强的外交辞令分别是“严重关切/关注”、“谴责”和“强烈谴责”、“抗议”和“严重抗议”。“严重关切”意味着中国政府针对某事可能会出手干预并将采取相应举措，“谴责”和“强烈谴责”直接表明中国政府对此事持不同意见和立场以及愤怒的态度，“抗议”表明中国政府对某人、某国的言论、行为或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严重抗议”不仅强烈反对而且已经制定措施准备反制应对。在很多场合，“极大的愤慨”也被经常使用，意思也很明确我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予以报复，但是我不会就此罢休，会有其他的措施拿出来报复。很多人对经常使用的“表示遗憾”非常不满，认为这是软弱无能的表示，实际上，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赞同或不愿意看到某种情况，但还没到需要抗议或谴责的程度。

“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将予以干预。“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意味着如事态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可能把双方友好关系调整为非友好状态的关系。“我们对此表示不满”意味着双方已经吵吵起来了，当面拍桌子的事情也会发生。“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保留予以评论的权力”等是就某事发出警告的不同层次的表达。“不能置之不理”和“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表明该警告的已经警告了，现在要拔刀报复了，至于我用刀子干大的还是小的就等着瞧吧。当然还有“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的说辞，其实就是指责对方一些外交官名为外交官实为间谍，在我国境内搞间谍活动，一般就是驱逐出境。

“我们注意到”，“我们理解”，“我们不提出异议”，“我们同情”等不同的语言表达，其最终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中国政府对某事的赞同立场，表明中国政府对此事是支持的，并愿在未来加强合作与支持。还要注意的是，在多边外交场合，中国的外交辞令中更注意含蓄和婉转的表达，比如要对某事或者某种观点表示不同甚至、反对或者否定时，常常会使用转折的笔法，如“我们对此持有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们对某某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前半部分如何表述，这样的表述主要看后半部分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都是"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对此持否定立场"或者"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等含义。

在会谈或者谈判的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以下词语“赞赏”、“尊重”、“持保留态度”、“坦率交谈”、“交换了意见”、“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增进了了解”、“会谈是有益的”等。我们“赞赏”并不是支持对方，而是表示对方的某些观点和要求还勉强可以接受，但大多数都不符合我的立场要求。“我们尊重”表示虽然不怎么同意对方提出的要求和立场，但我懒得跟提意见和建议，就这么着吧。“我们持保留态度”就是说对你的观点和立场我不同意，但是我不回绝你，我们继续谈谈看，看看是不是可能有发展变化。“双方进行了坦率交谈”意味着双方都充分发言，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但是由于差距太大基本上没谈出什么成果。“双方交换了意见”表明双方只是借机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立场，按照自己的立场与对方进行了争吵，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也即双方很直白，也没有太克制，由于观点立场不同，大家在当场就吵开了架，但好在没到摔杯子走人的程度。“双方增进了了解”表明双方原来的立场差距太大，都认识到这导致达成共识存在鸿沟，但双方并未批驳对方，而是尽可能多的听取了对方的介绍，达成协议还远着呢。“会谈是有益的”表明由于双方对会谈的目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坐下来谈就已经是成功，会谈不求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而且双方接下来会继续会面熟悉。

关于对话和谈判等场合还经常出现“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双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气氛是良好的”、“双方进行了建设性对话”等表述。“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意思是双方的友好关系让大家像朋友一样会面交流，主要务虚谈原则但也能谈出一些具体成果。“双方进行了建设性对话”如果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则表明双方在有分歧的问题上都做出了有原则的妥协，妥协达成的成果可能距离双方的期待目标虽有差距，但是已经推动双方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均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譬如2018年3月8日的新闻“对于中梵建交问题，中国表示中梵正进行建设性对话。”“双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气氛是良好的”就是会谈没啥进展，但双方对于展开对话的态度积极，也都有着希望对话达成一定成果的良好意愿，对此双方都很满意目前的状态。

“悬崖勒马”出自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此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矣。”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清醒回头。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态，是给对方的最后一次警告，也是给对方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伴随而来的是严厉的报复和反制措施。2014年在点评安倍的历史观时，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日本领导人给华人最好的祝贺、给中日关系最真诚的祝福，莫过于“在历史问题上我将悬崖勒马，马上认错，马上就改，再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了”。2017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谈到“萨德”时表示，中方敦促韩方悬崖勒马，中止部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两次使用悬崖勒马后，中国与日本的高级别官方交流基本中断，韩方在华的企业受到民众自发的抵制而损失惨重。

“是可忍孰不可忍”出自《论语.八佾第三》，现指事情恶劣到了让人不能忍耐的地步。在外交上也是一个严肃庄重的表态，这样的表态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次是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第三次是201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日本必须承担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五论钓鱼岛问题真相》社评，针对的对象是印度、越南、日本，后面的中印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中日关系的大倒退，都充分显示了这一外交表态的巨大后果。

https://www.igcu.pku.edu.cn/info/1938/2173.htm

《复明症漫记》：“舔眼泪的狗”

与《失明症漫记》以全民失明开场不同的是，这段“未来”以一个喜剧面目出现。恢复视力的首都人民没有弃权或随意选择一个党派，而是在一个大雨天里默默走出家门，排队投出自己的空白票。自认为“民众满意他们在过去所作所为”的政府，从执拗地自我洗脑，坚称选民是受到暴雨天的影响、被少数不怀好意的人蒙蔽，至恼羞成怒地报复这群“白眼狼”，深夜带领全体公共部门撤出首都，企图制造无政府混乱状态逼迫民众“跪求”他们回来执掌大权。小说的喜剧性几乎全部由官僚们自以为是的心理活动和对话体现。譬如，在被第一次70%的空白票率打脸后，政府决意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二次给予民众“改正错误”、“表达真心爱戴”的机会，却得到83%的空白票结果。即便如此，他们仍不认为自己有错，思维逻辑始终停留在“也许我们不是最好的，但没有我们只会更糟”的妄念中。与其说这是一种自恋，不如说是当权者练就的“谎话说千遍自己现先信了”的一身本事。

于是小说中最讽刺也是最令人捧腹大笑的情节出现了。自视甚高的政府在深夜秘密撤出（出逃）首都，企图将首都人民孤立起来，令他们食水俱断、垃圾满地，通过假意善待周边地区而戒严首都的方式令他们内部自我瓦解。撤退时他们防备民众阻拦、破坏、甚至刺杀，还预判会有大批居民因恐慌跟随一起逃离。可这壮士断腕般的自我感动预期，却被民众深夜在家中默默开启的一盏盏明灯当场戳穿。如书中形容的那样“形成一条泛滥的光亮之河……照亮街道，照亮了逃兵们流窜的道路，让他们不致迷失方向”。如之前的空白票一般，民众以开灯欢送的方式让政府“快滚”。

即便如此，这群罪魁祸首仍以琼瑶式的逻辑自洽（你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失去的是整个爱情啊）。逃离首都后，总统在电视里慷慨激昂、痛彻心扉地演讲，虽然一切公共部门撤出首都，但民众如果逃离的话会受到肆无忌惮地枪击；虽然城市运转即将停摆，民众将要面对垃圾遍地、抢劫横行，强奸犯和杀人犯穷凶极恶作案的无政府“地狱”，但这“永远也不是政府的过错，是人民的意愿，是你们无耻地脱离了国家的和谐生活，走上颠覆和反叛的歧途，向合法权利发起邪恶和阴谋的挑战”。当权者不仅绝口不提投空白票也是民众的合法权利，甚至是一无武器、二无权势的平民阶层可以行使的唯一权力，更毫无顾忌地点名“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应当把法律当作一种在可能情况下的单纯的象征，而决不能当作切实而且可能的现实”。 如此肆无忌惮的威胁，恰恰印证了现实中民众对秩序崩塌的极度恐惧和对变革持有的回避态度。正如戴锦华老师在《火焰与黑洞》中提到的，大量网文和影视作品越来越暗合“潜意识自觉”和“自我说服”，即现行的秩序虽然糟糕，但没有秩序只会更糟糕。民众由此陷入了“并非不知，却宁可不知”的处世哲学。尽管萨拉马戈在小说中以妇女们自觉清扫门前垃圾感化罢工的清洁工人重新走上街头来化解这一难题，但在下一秒也让狼狈不堪的政府立刻露出青面獠牙，在地铁炸死几十个平民来打破居民自治的幻想。

尽管官僚主义盛行的政府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但几乎每一次主张对民众打击报复的意见都能得到采纳。国防部长叫嚣的将所有民众权力接管过来；内政部长的渗透、监视、抓捕、审讯；污名化的语言禁忌；封锁、戒严以及永不缺席的“境外势力”。作者才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揶揄，讽刺，嘲笑，挖苦，戏弄和笑话之类的东西结构脆弱，作用范围狭小，用来打击一个政府，既不能解除戒严状态，也无助于解决供应问题”。因为当权者深信“要在一颗脑袋开始思考之前砍掉他们，不然就太晚了”。既然他们被民众打脸，就举起机枪让他们尸横遍野。他们自认为是秩序的发明者、代表人，从不承认最依靠秩序生存的恰恰是他们这样一群官僚。他们深知，到底是谁更需要谁。

小说中民众的三次集体行动都具有高度自发性和自觉性。第一次是他们几乎同时出门投出空白票。第二次是在地铁爆炸案后上街，不喊口号、不打砸抢、沉默地走到终点又各自散去。正如被感化的前首都最高长官说的那样，自发组织的那一代已经不存在了，所谓组织者也许就是参与上街的每一个人。而“帮助出逃首都未果的民众搬回行李”的情节则更讽刺了那些被口号煽动起来的人们。他们从未思考过自己所捍卫的对象，是否有一刻愿意与他们平起平坐？法国大革命之前，战争是贵族之间的。既然国家与领土不属于平民，何以动员他们以死拼搏，只能强征入伍，即我们熟悉的“抽丁”。如今他们竟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所投政客们的演说承诺。这可不是给明星“打投”的粉丝就拥有了规划明星的权力。获得真金白银、真枪实弹资源的政客们，在赢得胜利的下一秒就会让民众知道什么是阶层差异。支持政府的民众连夜出逃，盼望以那宝贵的一票换来政府的怜悯通融。但边界线上的鸣枪和坦克、总统横加叛国罪指责以及制造出地铁爆炸案的内政部长以出逃民众的家正在被“白票人”洗劫相威胁，无疑揭开了一个真相。即，无论政见如何不同或曾你死我活地相争，权力人物永远只视权力人物为同类。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支持政府的平民被从边界线上赶回来后，帮助他们搬回行李的却是那些所谓“正在洗劫他们财物的白票人”。

前作《失明症漫记》中的主要人物在续篇后半部方才浮现。这时读者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并非作者刻意与前作拉开距离，而是小说中以总统为首的政客们对那段“不堪的历史”避之不及，将其污名化为语言禁忌。他们直言，虽然法律上没有明令禁止再提起四年前的失明症，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在任何场合说出这几个字。仿佛仅仅发出它的音节都是对人类最大的亵渎。而这并不是出于所谓“避免再揭开人们的疮疤”，而是他们实际非常清楚，自己在那场瘟疫中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无耻和令民众憎恨。因此才在文化部长和司法部长点明，空白票事件实质是民众对四年前失明症时期政府所作所为的答复时恼羞成怒，立刻将发声者清除出去。

与《失明症漫记》从一个悲剧开始赋予一个圆满结局不同的是，《复明症漫记》以一个悲剧开始又以一个更悲惨的结局告终。理想化的身影最终还是让作者笔锋一转，划以残酷的真实。戛然而止，令过往一切想象与希望都被强权的手指瞬时掐灭。复明后的世界与失明时一样糟糕，至少对民众来说，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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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大选，8年，再吸最后一口国际化的尾气

8年前，2016年，我还在上初中。那时候短视频还没兴起，我们一家四口每天蹲守在电视前，准时嘲笑特朗普的丑态百出。全家无一例外地认为希拉里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当时，我姐姐正在准备美本的申请，而我还没到抉择是否继续在体制内上学的时刻。

我们全家都震惊于特朗普的当选。更多的，是美国人民怎么会选上这么一个当时看来小丑一样的人物，而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浑然不觉。

首先出现的，是17年开始，赴美留学的签证开始陆陆续续出问题。在此之前，比起SAT，托福，预估分，好像签证从来没在需要担心的列表上。好在那时，即使中途有波折，但最终人人都拿到了签证。大二的时候，姐姐还回过一次国。而从那时起，算到现如今的2024年，姐姐因为害怕回国后无法再回美而无法回国的时间，已经整整四年多了。

再往前看，2010年的世博会，几乎是我童年对这个世界理解最具象化的表现。记得当时沙特馆排队4个多小时，日本馆3个多小时，也挡不住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排队的热情。为了世博会，不仅建了一整片世博园，还大力整治了空气污染。好像从那时候开始，上海的天就总是偶尔能露出清澈的蓝色来。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的世博会，共有256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吸引世界7308万人次前往观看。”世博会几乎是那个时代，上海精神的最好代表。开放、包容、国际化是上海的代名词，所有人都感受到国际化浪潮下，上海、中国的蓬勃发展，一切都欣欣向荣。学外语、说外语、去外国、拥抱国际化，是当时上海中产家庭精英教育鸡娃的重要方向。那个时候，留学还没有卷到如今这个地步，比起冷门运动、文化活动，学外语、练口语是最朴实的“国际化教育”。08年的奥运会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崛起，而10年的世博会，则象征着中国继续全面拥抱国际化的决心。那一届志愿者的口号是，“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

我从小对国际化趋势不疑有他。现在回头看，国内宽松的政治环境，缓和的地缘政治关系，外贸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带动其实早已初现颓势的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冲，其实一切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伏笔。可我出生于2002年，从2010年起对身边的一切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已经吃下国际化果实的时代，我没有想象过一个国际化放缓、甚至停滞的时代，我要如何想象？我初中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拼尽全力想要给我们姐妹俩最好未来的父母，毫不犹豫地把我们送进了这里。我们模仿、背诵的是奥巴马的演讲，信赖的是全球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一半的同学会进入国际部，未来出国深造。现如今，在双减后、摇号制度下的第一届学生都毕业的环境下，一切都那么幽默。

后来，我参加了中考。因为身体不好，一路在国内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那一年，和我同龄的、申请国外本科的人已经少有以美国为唯一申请目的地的同学，总是在美国之外，留一个备选。当时最火热的是英国和加拿大。而这距离我姐姐申请时几乎所有人都梭哈美国的时代，其实只过去了特朗普在任的三年。

疫情使得大学低年级时的我们都出不去，所以当疫情放开，却有许多同学因为签证没能去成美国时，我几乎是愕然的。人总是很难从固有观念里抽身，再怎么知道相关政策的变动，也总是会下意识觉得“没那么严重”。而当我在大学里，终于从高中的繁忙生活中抬头，看到的却是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的觉醒。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时感到愕然。而当我出国交换时，来交换的同学都是同样“离经叛道”的人，我们一群没能从全球化思潮中醒来的蠢人，用最无防备的姿态在已经变得逆全球化的社会环境里积极“拥抱世界”。

当特朗普8年之后又一次上台后，回望过去八年，好像国际化是我做的一场黄粱大梦。最近几年，我妈也逐渐上年纪了，变得喜欢唠叨过去的事。时常感叹，奥巴马是最好的时代。又时常感叹，当年送我姐姐出国可能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考试复习的间歇写了这篇随笔，写着写着，突然想起前两天和朋友聊天，说上海有一个中小学军训很爱去的地方，叫东方绿洲，承接了大量军训、春秋游、和日常玩乐的需求。春秋游要过夜时，会安排孩子们住在东方绿舟的地球村，每一栋小房子以国家命名。在那个没有迪士尼的年代，东方绿舟几乎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想起上一次和同学一起，激动得彻夜难眠，拎着小行李期待自己入住地球村的时刻，也差不多是八年前。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72f88ff000000001b0120f5

杂感
鲁迅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著。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五月五日。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杂感_(鲁迅)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

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6.7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6.5万元。

按不同省份区分：上海和北京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101万元和93.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4.9万元，青海省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7.9万元。

按收入水平区分：
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5533元，即约12.6万元；
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81730元，即约28.2万元；
中间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46582元，即约44.7万元；
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691765元，即约69.2万元；
高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315254元，即约131.5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
城镇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66.7万元；
城镇二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52.5万元；
城镇三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9.9万元。农村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46.3万元；
农村二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6.5万元；
农村三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7.7万元。

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3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了5.88个小时；初中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1.56个小时增加到3.03个小时。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可以看出，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不到2016年的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

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2u12000d9cuimnBF37.pdf

努力陷阱：社会结构化的奋斗与劣势的再生产

人们通常认为，越是努力摆脱贫困，成功的机会就越大。然而，一项为期两年的关于低收入黑人男性过渡到成年的研究结果却挑战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参与者面临着两重“努力陷阱”。首先，学校和生活环境常常迫使他们过度劳累，为了摆脱贫困和实现长期目标。其次，这些努力往往不仅徒劳无功，反而适得其反。参与者为追求这些目标投入过多精力，结果陷入了无法持续的困境，导致身心疲惫和失败。努力陷阱揭示了一种此前未曾认识到的社会机制：低收入家庭中的年轻人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本身。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否定了贫困中的年轻人能够轻易改变命运的观点。最近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质疑“努力必定带来进步”的观念。学者们长期认为，单纯的努力难以克服贫困带来的挑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努力本身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甚至可能成为阻碍。为成功付出的努力，有时会带来错失机会、加大风险或负债累累等问题。当这种努力变得不可持续时，它反而会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些看似有益的做法——比如拼命努力——可能会带来“好事做得太过”的问题。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过程，即过度的努力可能会加剧贫困。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为了生存和改善命运，不得不付出极大努力。如果他们的努力过度，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贫困的固化。

首先，童年时期的贫困经历，使得人们对于人生目标的追求充满了压迫感。其次，学校对努力工作的强调，尤其是在为低收入群体设计的教育课程中，传授了很多误导性的教训——教导学生何时以及如何“更加努力”。第三，生存压力的增加加重了这一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参与者过度投入，将他们的困境误判为缺乏努力，最终导致过度劳累和失败。研究还发现，某些结构性过程可以帮助参与者避免落入“努力陷阱”，尤其是通过对个人目标的重新审视，这反而促进了他们的成功。

这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反直觉的机会结构：它表面上鼓励个人努力，但最终却惩罚这种努力。长期以来，人们知道，美国社会中“努力工作”这一教义深受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影响，而且这种教义掩盖了贫困的真正原因。努力陷阱的概念突出了我们社会中对努力工作的美化，及其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努力陷阱不仅直接破坏了成功的尝试，还通过复制不平等的结构，加剧了社会的不公，而非仅仅为其辩护。

https://doi.org/10.1086/731316

最近，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分别批评了“远洋捕捞”式违规执法的问题，我理解作为民间人士，是不是也可以被允许适当聊一下这个话题。话不多说，先说观点。总的来讲，我觉得远洋捕捞式执法：对律师行业是利好，对经济发展是利差，对民营企业家信心是一剑击穿，对法治和政府形象是一剑封喉。

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远洋捕捞”式执法，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很多针对的是非传统意义上的非典型犯罪行为。所谓非典型，是指在理论和实操中，存在一定争议，有些甚至存在很大争议。比如，我之前介绍过的游戏没有版号，或者虽有版号，但是没有及时进行变更登记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所有的游戏在发行前，都必须有版号，且在游戏内容有一定调整或更新后，必须做版号变更登记。但问题是，在实操中游戏版号非常不好拿，且变更登记也非常不好做，变更登记所需花费的时间，也往往非常长。但由于市场发展变化特别快，用户的喜好、市场机会等瞬息万变，而版号申请和变更登记流程，跟市场存在脱节，很多跟游戏产业相关的上下游公司，便不一定会去拿版号，或者及时进行版号变更登记。

这导致，有些地方的执法和司法机关，便以非法经营罪为名，去抓捕这些企业，扣押和冻结这些企业的资金。没有游戏版号，或者游戏版号没有及时变更，虽然确实违反了行政管理性法律规定，但是否会构成非法经营罪，个人认为存在很大争议。因为非法经营罪的条文原文，没有把这种情况明确列进来，且在非法经营罪的构罪要件中，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要件。一款游戏的版号存在问题，是否一定会达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实操中存在很大争议。

这便是所谓的非典型犯罪。但当某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去办理这些案件时，被执法的企业往往没有太多反抗能力。

这还不算争议最大的。有些企业开发的产品，给人提供的是清理微信僵尸好友等功能。比如，可以通过这款产品，看看谁删了自己，以及群发微信信息等。然后，有些地方的执法机关，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把人家抓捕。

个人认为，这个罪主要针对的是黑客行为，即你给别人提供了类似的黑客程序、工具，将可能构成该罪。但其实，这些产品中不一定有黑客程序或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有本事黑到微信中，把微信搞到出现问题，估计不用等到某个不知名区县的公安上门异地办案，鹅厂自己就先报警了，深圳南山区公安先行出动了。

不知名区县的执法机关在办案时，我理解他们存在混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嫌疑。刑法中还有一条罪，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但这两个罪的构成要件不一样。前者是指你提供黑客程序或工具，且情节严重，后者是指你对别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对于前者而言，你只要提供了黑客程序或工具，且情节严重，便可能构罪。对于后者而言，你还需要造成对方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造成对方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个人认为，有些不知名区县的执法机关，可能混淆了这两个罪。他们可能用B罪的构成要件，去适用了A罪。

总之，很多案件针对的是非典型犯罪，实操中存在很多争议。

第二，经办这些案件的，很多是穷地方的区县公安，或者富地方的穷区县公安。按我个人的了解，还没见过更高级别的公安介入，多数是区县一级。我发现，我们的区县公安，甚至是某个基层派出所，权力都很大。从理论上来讲，这需要全国各地所有基层执法机关，都具备极高的法治精神和能力。如果做不到，哪怕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短板，都可能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寒蝉效应，并对法治建设造成整体性的釜底抽薪式破坏。

第三，在经办这些案件时，可能会采取“抄家式”办案方式。什么叫“抄家式”办案方式呢？就是把企业账户资金进行大规模冻结，动辄数千万，有时甚至上亿，把企业高管、核心人员全部抓捕，有时甚至出动大量警力和多个大巴车，把大多数企业人员或者全部人员，都抓去传唤询问。有些问完便被拘留了。有些企业，在被查办后，瞬间便垮了。

第四，经办这些案件的单位，可能存在以小博大嫌疑。跑到他们单位报案的金额，往往算不上很大，比如几万或几十万，但他们跑到异地进行查封、冻结的金额，往往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他们用一笔小钱，撬动了一笔大钱。

第五，案件流程启动后，这些办案单位存在不断要求当事人认罪认罚，把案件办成铁案的一些倾向。在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你不认罪认罚，他没有办法做到毫无证据负担地罚没你的钱。只有让你认罪认罚，把你定罪，他才能罚没你的钱。为了罚没你的钱，他必须要让你认罪认罚，否则将来可能有翻案的概率。公安部有明令禁止，原则上不允许各地公安部门私自接受财物或捐赠。这条禁令，本意是好的，但到了实操中，由于没法在明面上接受捐赠，一些基层穷区县公安执法部门和企业之间，陷入残酷的零和博弈。

第六，有些办案单位不但会冻结企业的账户资金，还会要求企业“自愿”将部分冻结资金转移到公安账户。这是严重违规行为，但是企业没有反抗能力。对于企业来讲，哪怕你知道对方违规，也不太可能去举报，因为你的命在人家手里。

第七，被查办的企业，很多是一些资金量比较大的中上部企业。所谓趋利执法，主要是盯着钱来的。如果你没钱，则一般不会查你。当然，如果你是超级大厂或者超头部企业，根基深厚，一般也不会查你。我理解主要是因为执法机构大多是穷地方基层区县执法机构，怕踢到铁板，得罪不起。所以，主要是查一些中上部企业，有钱，但根基又没那么深厚的。

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上几个特征。这些事情，以前没那么明显，但最近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核心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出现困难，没钱。之前网传某广地区有近万家企业遭遇远洋捕捞式执法，便反映了这种情况。

某广地区被逼的没办法，搞了一个护航办，为企业保驾护航。如果有外地公安跑到某广地区执法，会先由当地护航办进行证据审查，他们认为确实构成犯罪的，才放行，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有争议，会被拦下来。当然，这个护航办，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你搞了护航办，你到别的省份去执法的话，别的省份也会对你进行同等对待，不让你在当地顺利执法。所以，一般来讲只有富地方的省份才搞护航办，穷地方不搞。不然的话，穷地方的公安，没法顺利跑到别的省份去跨省执法了。

接下来讲讲我开篇提到的四个观点。

一、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律师行业是利好？

平白无故多了很多案件，涉案金额往往数千万甚至上亿，很大，且很多企业在案件执法过程中，有很多冤屈感，让律师不但赚足了律师费，还赚足了正义感。

二、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经济发展是利差？

因为这些办案单位拿着放大镜找案子，找到后便直接把人家连根拔起，苗都不剩，对经济发展当然是利差。创业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的。原谅我连续说了五个“很难”，因为确实很难。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最后做到行业的中上部，底下养活几百个或数千个员工的，这种存活概率大概是1%。也就是说，在100个创业者中，最后大概只有1个创业者，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远洋捕捞式执法单位，直接跑去便把这仅存的1%企业，连根拔了。拔了就是拔了，没了就是没了。经济发展靠千千万万这样的企业，在各行各业大放光彩，他们为国家缴纳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为经济增加活力。如果网传某广地区近万家企业遭遇远洋捕捞式执法为真的话，则这近万家企业，没了便是没了。

如果你再想培育这类似的一万家企业，理论上需要大约100万个创业者难度可想而知。创业需要时机、资金、人才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没了，便是没了。

三、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民营企业家信心是一剑击穿？

你原本在属地干得好好的，有些已经干了好多年甚至一二十年，属地政府也没说你这个企业有什么大问题，结果某天突然毫无征兆地被异地公安上门查办，企业资金账户被大规模查封，企业人员被大规模传唤、拘留。你要是遇到这种事，你的信心也会被一剑击穿。一千个正能量美好宣传，都抵不上这一件糟心事的破坏。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没问题，即便被拘留也不怕。异地公安有权拘留37天，普通人很少能抵得过37天。等37天结束后，还可能有其他措施。

前两天网传内蒙公安跨省跑到北京执法的事，不知道大家看了没。这个姓邢的企业家，死了。按照内蒙公安的说法，说他是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自杀的。如果这个说法为真，大家想想，是什么样的压力，能够让一个人选择了结自己的性命。假设我现在给你一根绳子，让你上吊自杀，你下得去手吗？

四、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法治和政府形象是一剑封喉？

政府为了宣传法治和树立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形象，花费了很多力气和心血。但这些事情出来后，涉事企业和当事人，很难再去相信这些东西。人的认知，主要是由经历决定的。宣传很难改变人的经历认知。一个完善法治体系的建设，不但需要有相对齐全的法律条文体系，也需要有一套相对中立客观的执法体系。这套执法体系，不能受到利益的影响。办案子，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犯罪，而不是为了某些利益，也不能跟利益挂钩。当掌握执法权的公权力，跟利益挂钩后，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必然存在歪的可能性。

总之，办案不能是为了搞钱，通过办案也不能获利，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执法人员所在单位，都不能通过办案有任何获利。执法或司法人员有纳税人的税款供养，收入稳定，旱涝保收，退休后有稳定的退休金，他们不是律师，不需要通过市场行为养活自己，也不能跟案件利益有任何挂钩。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讲得不一定都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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