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gram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Pavel Durov 在法国被逮捕

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本周六晚8时左右在勒布尔热机场停机坪走出其私人飞机时被逮捕。39岁的 Pavel Durov 拥有法国和俄罗斯双重国籍，被逮捕时他正与保镖和一名女性在一起。

此次逮捕由 GTA（航空运输宪兵队）的宪兵执行。Pavel Durov 被列入 FDR（被通缉人员文件）当中，他刚从阿塞拜疆启程飞往法国。法国司法部未成年人办公室（OFMIN）已发布了一份基于初步调查的逮捕令。

司法部门认为，Telegram 缺乏内容审查，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加之其提供匿名工具（如一次性号码、加密货币等），使 Pavel Durov 成为贩毒、儿童色情和诈骗的帮凶。

逮捕令仅在 Pavel Durov 身处法国领土时才生效。“他今晚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只是经停法国吗？无论如何，他现在已被拘留！”一位接近调查的消息人士告诉 TF1-LCI。由于知道自己在法国不受欢迎，Pavel Durov 通常前往阿联酋、前苏联国家、南美洲等地，极少在欧洲旅行，并避开了监控 Telegram 服务的国家。

ONAF（国家反欺诈办公室，直属于海关部门）的调查人员已通知 Pavel Durov 并将其拘留。预计他将在今晚被带到预审法官面前，并可能在周日因恐怖主义、毒品、共谋、诈骗、洗钱、包庇、儿童色情等一系列罪行被起诉。

https://www.tf1info.fr/justice-faits-divers/info-tf1-lci-le-fondateur-et-pdg-de-la-messagerie-cryptee-telegram-interpelle-en-france-2316072.html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对 Pavel Durov 的逮捕是司法调查的一部分，与政治意图无关。法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言论与传播自由，同时推动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发展。

https://vxtwitter.com/EmmanuelMacron/status/1828077245606342672

法国警方发言人周一表示，Pavel Durov 目前仍被法国警方拘留，并正在接受国家反网络犯罪部门和国家反欺诈办公室的调查。他被指控在应对 Telegram 平台上的网络与金融犯罪时态度消极。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telegram-ceo-pavel-durov-was-arrested-part-judicial-inquiry-says-french-2024-08-26/

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证实 Pavel Durov 被捕与其对 Telegram 的管理有关。对 Durov 的司法调查早在7月8日就已开始，他被怀疑涉嫌12项罪行，包括：参与管理用于有组织非法交易的在线平台、拒绝应执法部门要求提供调查所需的信息或文件、参与存储儿童色情内容、参与贩卖毒品、参与与黑客攻击有关的犯罪行为、参与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诈骗活动等。他可能会被拘留至8月28日。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4/08/26/v-prokurature-parizha-zaiavili-chto-durov-podozrevaetsia-v-12-prestupleniiakh-news

巴黎法院新闻稿

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的创始人及负责人 Pavel Durov 于2024年8月24日晚上8点在勒布尔热被捕并被警方拘留。

此次行动是巴黎检察官办公室 J3 部门（打击网络犯罪 - JUNALCO）于2024年7月8日启动的司法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针对尚未指明身份的人员，涉及以下罪名：

- 协助管理用于组织非法交易的在线平台；
- 拒绝按当局要求提供法律授权以拦截所需的信息或文件；
- 协助持有包含儿童色情内容的图像；
- 协助传播、提供或组织儿童色情内容的图像；
- 协助购买、运输、持有、提供或转让毒品；
- 无正当理由协助提供、转让或组织提供为攻击而设计或改造的设备、仪器、程序或数据，以及对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的操作访问权；
- 协助有组织团伙的诈骗行为；
- 协助以实施五年以上刑期犯罪或重罪为目的的犯罪团伙；
- 在有组织团伙中进行洗钱活动；
- 未按规定申报而提供旨在保障私密性的加密服务；
- 提供未按规定申报且不限于身份验证或完整性控制的加密方式；
- 进口未按规定申报且不限于身份验证或完整性控制的加密方式。

负责该调查的审判法官已委托网络犯罪打击中心（C3N）和国家反欺诈办公室（ONAF）继续进行调查。

Pavel Durov 正在这一调查框架下接受问讯。此次拘留已于2024年8月25日由预审法官延长，根据适用于上述有组织犯罪的程序，拘留时间最长可达96小时，即至2024年8月28日。

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 Laure Beccuau

https://www.tribunal-de-paris.justice.fr/sites/default/files/2024-08/2024-08-26%20-%20CP%20TELEGRAM%20.pdf

马克龙是爱用 Telegram，但法官们对其恨之入骨

打开法国政界人士的 Telegram 用户页，你会发现立法者、内阁成员甚至总统顾问们大多在线或最近曾上线。这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法国的政治和媒体界被广泛使用——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

周一，Telegram 创始人 Pavel Durov 被法国警方拘留期间，一位持有马克龙电话号码的前议员向《政治报》透露，总统“最近”曾使用过该软件。自竞选总统以来，马克龙一直都是 Telegram 的忠实用户。近十年过去了，这款软件仍然在内阁成员及各级别、各党派的政治官员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亲马克龙的小圈子里。

出于保密考虑，当局曾尝试限制 Telegram 在政府内部的使用。去年11月，时任总理 Elisabeth Borne 曾禁止部长及其团队使用 WhatsApp、Telegram 和 Signal，强调“这些数字工具可能存在安全漏洞，无法确保对话与信息的安全。”法国国民议会的高级官员也曾敦促议员们“减少”使用社交媒体软件和通信服务，包括 Telegram，但效果有限。在这两种情况下，议员和内阁成员都被建议使用更鲜为人知的法国本土替代品。

然而，马克龙的复兴党仍然通过一个包含150名记者的私密 Telegram 频道向媒体发布公开信息，法国内政部也是如此。马克龙还有一个公开频道，用于分享声明和最新消息，目前已吸引超过三万名订阅者，法国总统府也在使用类似的方式。

专注于网络议题的复兴党议员 Eric Bothorel 承认：“尽管收到了一些或多或少合理的警告，但 Telegram 仍在被继续使用。” Bothorel 描述了 Telegram 的安全级别：“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同时，他强调，法国本土的加密通信软件 Olvid “提供了更多保障”。总理曾建议内阁成员使用 Olvid 作为 Telegram 的替代品。在谈到政治界继续使用 Telegram 时，Bothorel 向《政治报》表示：“人们不愿意从头开始，以免失去之前的对话”，他称这是“习惯的力量”。

“我不使用 Telegram，只用短信和电子邮件——但我知道它在国民议会中被广泛使用。我肯定会因为不用 Telegram 而错过一些信息，”法国社会党议员、下议院行政部门成员 Christine Pirès Beaune 告诉《政治报》，并补充道，该机构将致力于解决“安全问题”。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elegram-pavel-durov-arrest-emmanuel-macron-france-social-media/

Telegram 创始人 Pavel Durov 暂被释放，之后将接受法庭的初步审讯

https://edition.cnn.com/2024/08/28/tech/pavel-durov-telegram-custody-released-intl/index.html

冒充被救女孩身份蹭热点引流量 恶意丑化牺牲民警形象 2名网民被警方依法查处

8月23日，河池市都安县公安民警李燮营救落水女孩英勇牺牲后，广大网友纷纷表示致敬缅怀，但个别网民突破法律底线，冒充被救女孩身份编造虚假信息蹭热点引流量、恶意丑化牺牲民警形象，引起网友们的愤慨和积极举报。公安机关对此高度重视、紧密协作，经连日工作，先后在广西南宁市隆安县抓获违法行为人乃某业（男，19岁，快手用户昵称“纯纯鱼冻”），在辽宁沈阳市抓获违法嫌疑人张某（男，16岁，抖音用户昵称“纯纯鱼冻”）。

目前，乃某业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3日；张某所涉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其他案件线索在继续调查中。

https://mp.weixin.qq.com/s/CdVbJIsk3F-Pb4W1usaXAg

凉宫春日的忧郁 涼宮ハルヒの憂鬱 EP19 漫无止境的八月-8

字幕：华盟字幕社

#凉宫春日的忧郁

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订阅者二〇二四年中秋节快乐。

痛い痛い痛い痛いほど，
几乎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地，

本能で本能で本能で踊って，
用本能本能本能舞蹈着。

9月18日遇袭的深圳日本人学校学生去世，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透露这一消息。
深圳警方当天通报称，嫌疑人为一名44岁男性，已被当场抓获，犯案动机仍在调查。
遇袭学生为10岁男童，事发时正与监护人前往学校的路上。受事件影响，深圳日本人学校本周停课一周。
（朝日电视台，NHK）

烂尾楼里的中秋节

昆明大诺方舟天地，曾经号称西南地区最大的水疗中心，如今已经烂尾三年。24年3月，业主们为了维权，住进了烂尾楼，如今迎来了烂尾楼里的第一个中秋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1skezE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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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形式是 https://www.fxzhihu.com/question/<qid>/answe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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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彻底爆了，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

引发这一轮A股暴涨的导火索，是最近政策层面对于股市、房地产、和经济的扶持逐渐升温，而且刺激的力度远超预期。一系列组合拳出台之后，全方位点燃了投资者的信心。

当然，对于A股市场，仅有政策刺激还远远不够，这一轮大爆发，很大程度上还因为A股市场过去几年已经充分下跌，积累了强烈的反弹动能。9月底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出台，恰逢A股市场情绪和信心极度低迷之际。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政策刺激，和市场形成完美共振，迅速点燃了A股市场的大行情。否则，仅靠政策刺激，也无法催生出如此大的反弹动能。

A股市场过去几年持续下跌，无论是下跌幅度还是下跌时间，都已经足够充分。从下跌时间来看，A股从2021年年初开始下跌，迄今已经接近4年时间。从累积跌幅来看，上证指数最高从3700多点下跌到2600多点，最大跌幅接近3成。而且，上证指数由于有众多超级大盘股护盘，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A股真正的下跌幅度。如果以创业板指数来看，过去4年已经被腰斩，科创板指数的累积跌幅甚至超过了6成。

如果放在全球坐标里来看，A股的走势就更加悲惨。在过去4年时间里，周边股市基本上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以2021年以来的累计涨幅来看，美国和欧洲股市的累计涨幅大概在50%上下，印度股市上涨80%，就连几十年不涨的日本股市，也在今年创出了历史新高。

所以，无论是A股自身的跌幅，还是和全球市场的差距，A股市场这一轮下跌都已经足够惨烈，也因此积累了足够的反弹动能。这一轮A股反弹，过去几年跌幅最大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反弹势头也更加凶猛，仅仅在9月30日这一个交易日，创业板和科创板就分别上涨了15%和18%，大盘指数单日几乎逼近涨停，这也是史上罕见。

当前的A股市场，短期之内主要靠情绪和资金推动，关键是市场亢奋情绪降温之后，A股市场会何去何从？

随着过度下跌的悲观情绪得到修复，近期积累的获利盘选择落袋为安，市场在快速暴涨之后，不排除还会有一场快速暴跌。

一个可参照的例子是今年的日本股市。日本股市在今年突然暴涨，日经225指数突破42000点，超越了上世纪90年代的高点，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人认为永远无法重返和超越的高点。就在日本投资者一片乐观之际，日本股市在7月中旬突然暴跌，仅仅10几个交易日，日经225指数从42000多点跌到了31000多点，跌幅超过26%。9月30日，就在A股如火如荼之际，日经指数再度暴跌了5%。

如果将时间继续往前推，A股市场2015年那一轮大牛市之后，最终以极其惨烈的股灾收场，对于今天的A股疯牛也极具借鉴价值。对投资者而言，在市场极度亢奋之后，最需要警惕的就是随时可能到来的大跌。在度过了情绪和资金推动的初始阶段后，A股市场未来的走势，将逐渐回归到经济基本面主导。

如果这一轮经济刺激开始生效，宏观经济层面止跌企稳，上市公司利润得到明显改善，股市还将有进一步上升的慢牛空间。反之，如果经济刺激并没有起到明显成效，也就意味着这一轮牛市的终结。

https://mp.weixin.qq.com/s/ZG88wiMCITR4m04NjYZUpg

在许多工厂里，八小时工作制是老板对工人的惩罚方式

在常规理解上，多做工就有多收入，超出八小时之外的工作有加班费，这是我们希望正常出现的情况。但“多劳多得”这四个字，并不适用于我所在的砖窑厂，这里是“多劳少得”。即是说，你必须通过加量加时的劳动，才能保证获取一个基本的薪资收入。多劳才能少得一点，如果不多劳，那就是无得，一点都没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G4weoEmn

中国叫停快慢班：地下鸡娃实况

关于取消重点班和掐尖招生的讨论由来已久（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双减”，“阳光招生”也持续写进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里），然而回顾近几年中小学校园应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却是：我们仍在鸡娃，只是更隐秘了。

快慢班消失后，考试不再叫考试，作业不再叫作业，它们拥有了不会轻易被举报的新名字，“练笔”和“学习建议”；每个班至少有两个家长群，一个群里有班主任，一个群里没有班主任。前者用来通知上级要求的、合规的事务，后者更加灵活——内容常以“经家委会讨论”开头，采取自愿原则，宣布那些不适合班主任亲口布置的课业。

那是2021年9月，“双减政策”刚出台。按规定，这所小学采取随机分班，女儿的班主任刚从其他学校调任来。陈薇无从打听其教学风格，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女儿，她自愿进了家委会，表现得心细、负责、爱揽活。

陈薇很快注意到了笼罩整座小学的微妙气氛。作业是绝不多留的（尽管考试难度没有降低）；分数和排名是绝不公开的（但家长可以私下询问老师）；教辅资料应以家委会的名义自愿订购（班主任只会对买哪本“提出建议”）；重点班、掐尖、拔高、培优更是“违禁词”，老师们绝口不提。

陈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级。一次闲聊，朋友透露，当初托关系才将孩子送进“某班”。直到陈薇在校园“荣誉墙”上看到该班主任照片，才推理出荣誉墙意味着名师，名师意味着隐藏的重点班的逻辑线。陈薇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女儿的独木桥与自己走过的不同。新独木桥非但没变宽，还变成了隐形的。

教龄13年的重点小学教师李牧野承认班与班的差异非同小可，有的老师会从策略上保一弃一，比如她的一位教语文的同事。这名女老师负责两个班、将近100名学生，决定“只保一个班的成绩”。结果，一个班考了年级第一，另一个考了倒数第一。“不能埋怨老师不负责，老师要上课、改作业，班主任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任务。老师的精力有限，课堂时间也有限，最后只能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李牧野说，只要“班里的大多数”听懂了，就得切换下一个知识点了。

家长变得多疑又脆弱。一位初一爸爸“不经意地”问老师，为什么年级前几名都在×班啊？另一位小学妈妈失落回忆开学日“开盲盒”，她牵着孩子路过一楼大门口的一班，教室明亮宽敞，墙壁和设备全新。等通过尽头楼梯上到二楼，在属于孩子的六班门口，她看到的却是陈旧的桌椅设备。

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学期，才摸透儿子班级的“班型”。方法是趁接孩子间隙，向家长们打探月考分数，以此计算班级的平均成绩。事实上，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区级优秀教师，还是某教辅资料编委之一，这足够说明问题了；有的学校人手不足，体育老师被拉过来做班主任，“你说这能是个好班吗？”

李牧野教书的小学不分快慢班，但到了高年级，会在周六给优等生安排语、数、英培优班。这也是学校惯用的拔尖方式之一。合规压力下，如何组织补课变得比补课本身更费神。培优组织严密，如同情报系统，上传下达是“单线联系”：校领导要求“面对面”——不会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与班主任沟通培优事宜。班主任根据指示对着成绩单挑学生，再电话通知家长，同时交代家长保守秘密。“真发生问题了，没有证据。领导不帮老师背锅，老师也不承认跟家长说过，层层规避掉责任。”李牧野说。

杨灿女儿的学校到了初二也有培优，年级前列的学生在放学后多上一节课，每天换科目。她也见识过举报的威力，但举报者是学生——为了摆脱假期还要补课的厄运。举报事件后的家长会上，校领导、教导主任、年级组长纷纷留下手机号，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态度，恳请大家“有意见直接反馈”。

两年前，山东女孩吴思雨怀着理想，成为青岛市某初中的老师。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领导叮嘱大家，“加强和家长的沟通，提高群众满意度”。当时吴思雨还对“满意度”感到困惑，“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怎么变成了服务业？”

一位老教师提醒她，在学校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吴思雨当时没领悟话中深意。与此同时，她发现有经验的同事只关心班里前20名，对其他学生“不费心思”。但她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一视同仁，差异化教学是为了帮学生增强补弱。

一次考试后，吴思雨让学生写总结。结果学校收到市长热线核查，说有家长投诉，有老师罚学生写检讨。吴思雨吓出冷汗，解释她是让全班复盘考试结果，不是针对个别学生的检讨。主任向上层层汇报原委，事情才平息下来。 另一位家长一怒之下举报了孩子的数学老师。原因是，老师在课上拒绝讲某道题。家长怀疑孩子被区别对待，称学校暗中区分好坏班。

吴思雨终于理解了那位老教师的话：现在学校氛围不比过去，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被举报就麻烦了。如今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发生了，问责一级级传下来，要“追到底”“查到位”。小则取消责任人的奖金、评优评先，大则影响学校的名声、校长的脸面。“大家都特别小心，总怕被人抓住什么，”李牧野说，“（有的人）要么是把不一定真实的信息发到网上，要么就是举报。”她读师范时，向往的是传道解惑，如今身体力行的却是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家长Amber也感到氛围变了。“以前举报是一种监察机制，这几年演变得有点畸形了，什么事儿都爱举报，捕风捉影。”她觉得越是负责的老师越可能被举报，“好老师才说真话，但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真话”。

如此氛围下，正常教学也得走形。李牧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阅读10页书，有的学生很快读完，家长不满意，打电话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有的孩子读不完，家长又投诉，作业留得太多了。李牧野只好换一种说辞，阅读10分钟，“你能读几页是几页”。

在李牧野的学校，作业改叫“学习建议”，考试是“练笔”、“测评”；评改完的卷子不允许学生拿回家，不能让校园以外的人看到；政策不允许排名，那就写清楚不同分数段的人数和平均分，让家长回去自己算。

陈薇女儿学校的情形类似，只是细节略有不同：老师隔三差五发电子试卷，名为“自主练习”。为了完成这些不是作业的作业，几乎家家都装了打印机。陈薇家的打印纸一箱一箱囤。成箱的打印纸很重，吃力搬动时她常纳闷，这是“减负”的重量吗？

期中考试前最后一个周末，杨灿陪女儿写作业。她正坐在孩子身后看书，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恶心，喘不过气。“压抑。”杨灿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来自于她目睹女儿除了吃饭、上厕所，一直写，一直写。“才上初一，为什么这么累？”

产生同感的还有亲自掐尖的刘娜。她儿子顺利被区重点初中录取后，身为律师的刘娜发了一条朋友圈：怎么小升初都卷成这样了，让家长全身心投入事业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不好吗？

刚工作时，李牧野挂在嘴边的话是，希望学生们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现在她很少这么说了。身处一个充满了竞争、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园，一个小孩究竟会是什么感受？

https://mp.weixin.qq.com/s/BQTkZl8yXXwnsOUn3j9aKA

谁也成为不了中国的 YouTube

在用户的眼里，YouTube 是开放的视频社区，是可以跳过广告的大慈善家，是功能设计一流的顶级产品，是如抖音一般精准的长视频推荐流。YouTube 是所有视频用户的应许之地。所有长视频网站如果体验不好，一定是因为它“不像YouTube”。

但 YouTube 不是慈善组织，作为一门生意，YouTube 的本质是什么？是精准的广告投放吗？是超高比例的创作者分成计划吗？是厉害的自制频道吗？都不是，YouTube 的商业逻辑很简单：一个几乎不用交网费的视频网站。

为什么此前中国的视频网站做 UGC 或 PUGC 都失败了？因为服务器和带宽成本扛不住。看下 B 站的服务器带宽成本。B 站在 2019 年全年的带宽服务器费为 9.19 亿，占成本的 16.5%。B 站 2019 年末的月活为1.3亿，那么计算一下的话可以得出：B站的IROI=1.3/9.19亿=0.14人/元

每年 B 站多投入 1 元，只能多服务 0.14 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以服务能力结果来算，过去 10 年里服务器带宽成本不是下降，而是涨了 7 倍。（去通胀的话，大概 5 倍）如此高的服务成本，只有疯狂压榨商业价值，才能成为成为一个正常的企业而不是做慈善。

那么 B 站靠什么能抹平这 7 倍的成本增长还有赚呢？当然是靠“变味”咯。节流不行就只能开源，B 站作为一个高粘性的 1.72 亿月活的互联网产品，到目前为止还算“纯净”，能加广告的地方还有很多。无论是继续发力往游戏导流、做知识付费还是去做 Z 时代的电商，活下去，甚至有一天能盈利应该是没问题。一勺商业化不够，就七勺，加到盈利为止。但等到那一天的来临，B 站还会是用户心中的“应许之地”么？

我们先架设一个情景：百度获得了一个魔法，让百度网盘可以不需要服务器和带宽也能运行，它会怎么做？百度网盘肯定会取消掉所有的容量、下载和上传限制。价格可能降到象征性的 1 元或干脆完全免费，然后再通过一些间接手段比如扫描用户数据投放精准广告来赚钱，届时百度网盘一定是地球上用户体验最好的网盘服务。

当一门生意变成无本，那么它通常也会变得薄利。因为，收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多赚的，因此用好的体验把竞争对手挤死比多赚一块钱要重要。而 YouTube 就是那个获得了魔法的产品。

要解释这件事，我们先从国内的网络环境说起。如果你上网足够早，应该记得国内互联网联通用户和电信用户之间互相访问、传文件、打语音或视频是很慢的。直到现在，国内部分网游还分电信服、联通服、移动服。原因是即便中国的运营商都是国企，但各公司之间仍然独立核算。它们各自建自己的基础设施（以前是），相当于形成的是“几个物理上的网”。

你作为一个联通用户，你给联通交的上网费是用于访问挂在联通网上的那些资源。无论是你和一个电信用户聊天，还是从挂在电信机房里的网站下载内容，都有一半是在使用电信的基础设施。所以理论上，你还得给电信交钱。

但是，这事儿不能做太绝，不然就真成两张网了。所以，联通和电信之间会签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在国内被提及的比较少所以没有名字。在国外就叫 Peering Agreement，对等协议。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联通和电信两家的用户之间相互访问起来方便，尽管联通用户没给电信交钱，电信用户也没给联通交钱，但是他们对彼此都能获得一定的免费数据交换配额。比如约定，每天所有联通用户能往电信网上发 1TB 内容，每天所有电信用户向联通网上发 1TB 内容。在这个额度内，联通和电信两家公司谁都不给谁付费，两家用户也不用付两份宽带钱。

但“对等协议”这个名字听着就要坏事，因为互联网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多对等。我们进一步推演，现在把视频网站拉进来。

2005 年优酷成立了，它总部在北京，联通的地盘。我们假设它最初的机房只接入了联通的带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优酷的发展很迅速，观看视频的用户越来越多。电信会发现，联通每天给自己的用于访问联通网上资源的配额 1 小时就用光了，剩下 23 小时跑的流量都得给联通交结算费。不仅如此，而且所有电信用户访问优酷的速度都特别慢，卡的不行。

针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优酷也直接接入电信的网络吧，这样电信用户就不用 Peering 到联通网上再看视频了。但这种解决方案，在国内和国外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妥协方向：

1. 在国内，运营商是绝对强势，只有它收钱的道理。你优酷想要发展华南用户，就必须来我电信骨干网拉条线。在这个模式下，网站运营者需要向运营商付出带宽费用，来保障用户访问速度。

2. 在国外，Google 是绝对强势，你一个运营商访问 Google 都这么卡，等着用户换宽带品牌吧。所以，运营商要用 Peering 主动和 Google 的机房对接。在这个方向下，网站运营者不额外付费甚至能管运营商要钱，用于改善用户访问。

Google 在这里开始了它的一系列操作：

首先是从 2005 年，Google 被爆出买了许多暗光纤（Dark Fiber）。暗光纤是指运营商在为城市铺设光纤的时候，倾向于多铺一些。比如它们预计这个楼未来也就用 1TB 的宽带，但会在地下铺 10TB。因为光纤铺设的成本主要来自挖地挖墙埋线，就和你家装修走线一样，开一次墙只有多铺的道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一个楼只有 1TB 的网络接入，但墙里却还闲着 9TB 带宽的光纤。Google 以低廉的价格到处租暗光纤，哪里租到比较完整的一片，就在那里建边缘机房，把自己一些服务器的边缘计算和 CDN 铺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你是 A 市某个宽带运营商的用户，而这个宽带运营商和 Google 进行了 Peering。你对 YouTube 的访问请求会被路由到 Google 在 A 市的边缘机房，然后接下来就是在 Google 的内网上传输了，大大节省了网络路由次数，提升了访问速度。而 Google 却不会为此向 A 市的这个运营商缴纳带宽费用——尽管它原本应该缴。

2009 年，Google 已经是全球最大量的 Dark Fiber 持有者。一些媒体开始基于公众权利的理由质疑 Google 是否想要劫持互联网。于是，Google 干脆在次年搞了自己的宽带运营商 Google Fiber。这个项目已经在 2016 年已经基本停滞。但是有外国一直有媒体怀疑 Google Fiber 的目的从来不是给用户提供服务，而是吓唬运营商。作为一个运营商，更好和运营商做 Peering，毕竟“你的用户想要快速的访问 Google，你得给我交钱，而不是我给你交钱。”这种逻辑在全球 ISP 圈子里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不是 Google，而是一家运营商 Google Fiber，这就符合了一般 Peering Agreement 的平等原则。

那么，YouTube 是否是 Google Peering 的一部分呢？显然是的。根据 YouTube 产品经理 Ritz Campbell 在 2014 APNIC Conferences（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年会）上的一份关于 Google Peering 的宣讲 PPT 显示。运营商加入 Google Peering 有三大好处，其中单独列出来的一项就是：改善 YouTube 访问质量。

这种做法在法国曾经引起过抵制，2013 年年初，法国几乎全国的宽带用户都发现访问 YouTube 变得非常慢。原因是法国的所有运营商都没有和 Google 进行 Peering，并且它们认为如果 Google 要想让法国用户访问 YouTube 变快一点，那 Google 就得向他们租用法国的宽带（中国运营商模式）。当然，最后法国投降了。

早在 2009 年，数据监控公司 Arbor Networks 就曾发布一份报告称“YouTube 带宽成本几乎为零”。依据是在当年，YouTube 作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视频网站，在拥有 1000 亿播放量的情况下，流量只占全网流量的 6%。数据监控公司一般是和 ISP 达成合作，在骨干网上搭建旁路流量监控，用于进行市场调研，类似于电视的“收视率监控”。因此不进公网路由的 Peering 流量就检测不到。Google 的用户活跃数据和第三方监控数据之间出入的巨大缺口，意味着 Peering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随后的每一年里，YouTube 在公网上的流量占比都远比 Netflix 低很多，尽管它的播放量和用户数是后者几十倍。2014 年，Netflix 已占北美上下行总流量的 32.39%，而 YouTube 仅占 13.25%。到后来，移动互联网崛起，由于没有了 Peering 的加持，YouTube 在北美的移动端总流量中一直占据 30% 以上，这才是这个量级的网站该有的带宽成本。

无疑，没有像 Google Peering 这样为 YouTube 提供的免费带宽（或者说对运营商议价能力），“成为中国的 YouTube”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为，对运营商议价能力，改变的不只是成本，还有视频网站的竞争模式。在将刚性的运营成本降到几乎免费之后，YouTube 成为了那个“免带宽的百度网盘” 。

YouTube 的 PUGC 业务本质不是孵化那些有潜力的明星，而是豢养无限只打字的猴子——你只要想在网络上分享视频，无论是专业创作者，还是小镇青年随手拍的高糊视频，YouTube 都给你提供高清、高码率、高通达的视频托管服务。

这里面总会有一些猴子误打误撞的成为了莎士比亚，为 YouTube 和视频创作者带来高额的商业价值。而国内只有短视频能采用这个模式，长视频网站做这种豢养无限猴子的 UGC 模式连服务器带宽成本都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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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职场后，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

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所谓的“犯罪不良”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几个月前，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

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录用？“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

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

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找工作被歧视后，小七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

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邹玉很久都没说话，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自愿离职”。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至于现在，她和几位“污点”求职者一样，更紧迫的任务都是，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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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年轻人，正在反环保

他们觉得花钱捡垃圾的事简直是欺骗，环保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阴谋，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问我为啥还要环保？走出朋友圈，我在网上发现了更多这样的声音，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环保是一场阴谋。

小时候，电视和课本上常常提醒我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还记得那张地球母亲流着眼泪的画面，上面写着：“别让我的眼泪成为地球最后一滴水。”在那个年代，环保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责任，仿佛每个人只要从节约水电、垃圾分类做起，就能拯救地球。

时过境迁，互联网的发展让这个曾经无可辩驳的概念变得复杂起来。有些时候人们关于环保的讨论是政治的。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央视《面对面》节目中，丁仲礼与柴静的访谈。节目中丁院士的那句：“中国人算不算人？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要减排呢？”尽管谈的是发展权，却成为了一些网民心里声讨“环保伪善”的檄文。

这种对于环保的逆反情绪，不仅仅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它甚至引发了人们内心对于不公正的阶级怒火。在很多人看来，环保本应该是人类集体努力的大事件，但现在的状况却成了穷则低碳，达则希望别人低碳。

一边是宣传我们要环保，另一边是名人高调炫富和滥用资源的新闻层出不穷，像卡戴珊家族每月用水870吨的报道就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为了美化庭院，水龙头24小时不关。这种差异，总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公平的感受—让人觉得97%的人克制生活，是为了让那些占据地球大部分资源的“3%的富人”去浪费：“我们天天省吃俭用地节水，是为了让富人们挥霍吗？”

除了观念之争，环保引发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之争。随着极端环保主义者的激进事件新闻变得越来越多，一种被迫环保的感受，便冒犯性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环保团体“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在伦敦等地发起的抗议活动中，多次堵塞公共交通，甚至泼洒名画以引发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这种过激的手段不仅没有赢得更多人的同情，反而让许多普通民众对环保产生了抵触心理。对于一些人来说，环保应该是一种生活选择，而非被强行灌输的道德义务。

这些争吵、辩论与思考，每天都在互联网上不断上演，随着人们的音量日益增高，总给人一种感觉——环保似乎已经成了被唾弃的主义，成了烂掉的概念。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无数社交媒体关于极端气候的抱怨、机构的调研报告，都显示出全球人民群众并非唾弃环保的概念——按2023年普华永道全球调查的数据来看，80%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付出高溢价。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小时候崇尚的环保，变成了现在这样呢？

这种“心口不一”与其说是虚伪、是对环保主义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越来越聪明的消费者对一整个系统发出的诘问：我要为环保付出的溢价，到底值不值得？如果环保真是全人类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要成为一场挣钱的事业？

这种情绪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环保概念的确能给品牌带来实际的商业好处。早在2021年比尔·盖兹所著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提到了“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一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环保的商品或服务时，通常需要比传统产品多花更多钱。这种溢价是因为环保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更贵的原材料、更高的技术标准或更严格的环保认证，从而导致成本增加。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解释绿色溢价：美国近年来的航空燃油平均零售价格是2.22美元/加仑，而航空用高级生物燃料的平均售价是5.35美元/加仑，绿色溢价就是两者的价差，也就是3.13美元/加仑，或者说超过140%的溢价。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更多实际的例子，一些品牌推出的“可持续时尚”系列产品价格确实高昂，并且价格远超普通商品，甚至连环保袋的售价也比传统塑料袋贵了十几倍。而被包装为环保概念的商品也比传统商品要卖得快，WGSN公布的数据显示前者的销售速度比后者快了270%。

更可怕的是，消费者为环保付出的溢价并不能得偿所愿。谷歌的一项调查显示，58%的企业高管承认他们公司存在“漂绿”（greenwashing）现象。所谓漂绿，指的即夸大或虚构自己产品的环保效益。当这样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多，消费者们便对环保丧失耐心与信心。回溯过往，我们可以在一些调研报告中窥见一些踪迹。贝恩咨询《2023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调研范围内全球2.3万名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平均支付12%的溢价，然而在美国标榜为环保产品的平均溢价却高达28%。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虽然50%的消费者表示可持续发展是他们的前四大购物标准之一，但是当被问及两种产品中哪一种的碳排放量更高时，高达75%的消费者表示判断错误或者表示不知道。如此，消费者对企业缺乏信任的问题也可见一斑：只有28%的消费者相信大企业会生产真正环保的产品，而相信独立小企业的消费者占45%。当消费者的环保热情被反复利用，却看不到实际的环境改善，普通人承受的环保压力逐渐转变为一种两极分化的怨恨，是事物发展的必然。

更令人焦虑的是，环保的争论还赶上了一个经济的下沉时代。这些年，我们耳熟能详的气候危机警告和“拯救地球”的环保口号，在面对钱包问题时，往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那些疫情过后的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关注点已经从环保转移到了生存成本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25年通货膨胀仍难以回归正常水平，意味着生活成本压力短期内不会减轻；2023年WGSN的一项报告指出，全球的循环经济程度从五年前的9.1%下降到了7.2%。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一边清楚气候危机正在逼近，一边却发现，经济下行使得环保的溢价越来越难以承受。但这不仅仅是消费者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需要面对的挑战，如何“0痛环保”才是普通消费者所关心的。

所以与其说人们厌恶、不再信任环保，倒不如说厌恶的是不公正。对于个体来说，我们应该相信环保从来不是一场阴谋。关于由它带来的问题，我想没有人需要通勤谋生的普通人更明白气候危机的紧迫，愈加燥热的天气，异常的暴雨，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件事——就像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我们这个星球的最大威胁，就是相信别人会拯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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