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互联网时代的记忆

记忆是主观的，也是私人的。我们需要拿事实校准它，但在选取校准的材料时，我们本身已经表达了某种态度。所以，观念和事实作为记忆的两轴，并不是相互垂直的那种。刚才拿曹雪芹举例子，正是因为他描绘了一个不重视他下重笔描写的人事的世界，这种张力是记忆作为艺术的魅力所在。每个人都可以建造自己的记忆宫殿，尽管这在互联网时代面临危机。

最近有一篇文章流传颇广。中文互联网正在崩塌，一个很大的题目。虽然这类与“当代记忆”有关的话题是我感兴趣的，但不知为何，一看到题目，就生出一种反感。可能是“崩塌”这个词，有一种浓浓的自媒体味道。

我对自己语感的自信是有理由的。读完正文，发现果然是一段只有一句话的自媒体文风。作者拿在百度上搜不到马云早期事迹来论证观点，又说自己苦于研究“牛人”缺乏材料，我好奇“牛人”是指什么，看了看这个自媒体的其他文章，发现“牛人”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各路互联网企业家。这让人有点哑然失笑了。如果让我从消逝的早期互联网带回点什么，门户网上某篇马云或其他“牛人”的报道一定优先级很低。

我不是否认“牛人”的“牛”，不过，正是“牛人”和人们内心深渊中对“牛人”的向往，引向了互联网的中心化，与前一个时代互联网的消散。所以，我认为不能既要又要。这和“崩塌”这个词映射出对互联网的认知，是一致的。

互联网谈不上“崩塌”。把消散的过程当成土崩瓦解的过程，是拿今天高度中心化的互联网，去比照万维网加BBS的时代了。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虽然两个时代相隔很近，而且有相当清晰的传承（很大一部分门户网站跨越了两个时代），但从时代精神来说，有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之感。即使在两个时代间过渡的人很多，感觉到的其间差异也未必相同。所以，这里只是个人看法。

我要俗气地提到资本。一般提到互联网时，都会说这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不过它其实更像资本密集型。随着互联网的覆盖范围扩大，基础设施的开销与日俱增，需要雇佣更多的工程师去解决复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金钱流入这个行业，这种循环中，几家巨头拿走了绝大部分。在万维网末端飘荡的活人们仔细研究着大搜索引擎的SEO策略，把标题弄得千篇一律。

钱可能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很多BBS虽然还在那，但内容已经永远停滞，不会再有人发言。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随波逐流与惰性中，半主动半被动地选择了中心化。去中心化其实永远只能是一个概念了，会有一些实践，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再回去了。注视着这条单行线，可以看见人类心理中的某种深渊。

互联网如今成为了基础设施，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再也不能承受它的“崩塌”了。但在上个时代，我们似乎有一种矛盾的默契，认为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是要消散的，但也是永恒的。这一点，是人们心中的某个公认的故事，很难用理性的方式具体论述。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许可以回忆起某种氛围。读那个年代的作品时，也可以感受一二。这种情况只有在网络可以和现实解耦时，才能发生。

万维网里的拉取请求分开了网络和本地，从FTP到BT再到电驴，除了Web端有限的图文，一切都需要下载。如今，凭借网络巨头们的服务器、带宽和收费服务，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在线观看，但对于上个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方式相当没有安全感。服务条款里，会发现那些资源都不归用户所有，用户购买的是在某时间段的观看权，和买一张电影票一样。这是从共享到基础资源的转化，在前一种模式里，自然谈不上什么崩塌。自己有责任保留自己的资源与记忆，互联网是一个共享的平台。

网络和现实形象的大相径庭，也是那个年代说到网络时，很常见的角度，所谓“聊天室那边，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从中透露出的一种将互联网视为理想化彼岸的气质，可在《第一次亲密接触》等经典作品中呼吸领会之，今日已无可寻觅。没有那么多钱，互联网也并不承载那么重的责任。

互联网并非一直都是像今天一样占统治地位的，万能的。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让人们从“崩塌”的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新看待互联网时代中自己的记忆。不管我们对技术是什么观点，都会认同，记忆本身是独一无二的。

流行文化一直和记忆互相纠缠与渗透。到最后，把它们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成了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不仅是它们单向地反映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会被它们影响。现在看零几年的电视剧，常会觉得人物动机很不现实，太别扭，或者太恋爱脑，最常见的评论是，“现在拍肯定会被骂”。但要去看当时的QQ空间或校内日志，比这更夸张的也有（不是事件的戏剧化程度，而是价值观与心态）。有时候，把现实描绘得太现实，反而是一种不现实。

互联网也是文化载体中的一种。我们不担心书信、档案当废纸卖，运气好在孔网能多买些钱，不担心广播电台从时代史料变成卖药广告，不担心DVD出来前的电视剧母带（很多保存了纪录片没有保存的八九十年代城市风貌）放在电视台地下室不见天日，为什么只担心互联网？和所有载体一样，它不是理所当然永远保存一切的，如果传播什么重要的东西时不保留副本，不能怪罪传播的平台。

可以确定，后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这个互联网时代时，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海量材料需要取舍，而非材料太少。这倒不是说，流传下来的材料一定能完美代表这个时代，而是智人的认知模式并未随着材料规模的爆发性增长而增强，习惯的依然是例证与推理结合式的讲故事方式。而且，人一生中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琐碎的材料。简单说，能力和时间都有限。也许，人工智能可以弥补这一点，分析大规模的材料，但底层模式目前还是基于统计的，似乎离真正穿透时空的洞见尚远。

所以，互联网上的零碎材料是个人心灵史的重要砖块，但原样留给后人，不算是最佳选择。大浪淘沙总在发生，事实上，就是成了书，有价值可流传后世的也是极少一部分。当年天涯煮酒论史和仗剑天涯两个板块的热帖，借明朝那些事的东风，基本都出了书，今天还有人在读的不知几何？这么说，不是否认互联网零碎材料的价值，相反，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史的唯一撰稿人，所以，那是互联网——至少上一个时代的互联网——最大的价值。但是，这个责任要自己负起，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更需注意的。

并不是说所有消散的都不可惜。但值得可惜的部分，更多是从互联网被淘洗，走向流传的这条路为何中断，而不是互联网上的材料本身。后者总在发生，前者则是互联网之外的问题了。这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还拿天涯举例子，那上面有很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悬案讨论，虽然大多数“推理”部分很不靠谱，但其中有很多侧面反映了数十年前的社会风貌与观念，是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欧美关注度高的当代悬案很多都有不下十本书出版讨论，为何我们的当代悬案却不见整理成一本材料丰富的调查报告？李佳佳在香港出版过一本朱令案的书，虽然有其欠缺之处，但质量也远远胜过全部互联网贴了。所以，互联网大浪淘沙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衔接的管道尚不充分，比起前者，后者似乎是更本地化的问题，但这里不准备探讨。

故事总可以讲下去的。没有中文互联网，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图书馆。某种记忆的消散与以另一种形式沉淀，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最低的使命是真正讲一个来龙去脉清晰的，个体的故事，这种基本的事情在精心设计的注意力诱饵不断挤压个体经验的今天，也许是一个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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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电梯顶上剪钢缆——为什么科幻世界会发一些知名作者的烂作

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科幻世界会发一些知名作者写的不好看的作品，甚至是非常不好看的作品。要讨论这个，首先我们得来解决一下“好看”的定义问题。

文艺作品在商业化之后，会遇到三个评价标准的拉扯：商业标准（是否赚钱），来自不同群体受众的个人标准，以及平台标准。

商业标准很简单：是否赚钱。以及是否能持续性赚钱。受众标准对于文艺作品是比较麻烦的，不像工业品的统一标准，也不像食品吵一吵甜咸豆腐脑就得了，文艺作品的评价一般取决于个人共鸣。而个人共鸣一定是各型各色，分歧颇多的。

平台标准——我把它和商业标准分开的原因在于，因为文艺作品的政治属性和宣传属性，所以很多平台的诉求不是赚钱。平台也不靠它们赚钱。

把这三个标准列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好看”主要是一个受众标准。作品的受众群体里，有些群体喜欢某个作品，说它好看。另一些群体不喜欢这个作品，说它不好看。所以我们可以把“好看的作品”定义为“满足一定读者群体阅读体验的作品”。

从读者对不好看作品的不满反馈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科幻世界这个出版平台，某些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的。但是他们确实把东西卖出去了。那么，他们满足的是消费者的什么需求呢？

在采访了一批读者之后，我发现，他们买了杂志，其实是不读的，收藏着，放着。仅此而已。也就是说，杂志里的小说作品，相当于是买杂志送的。读者不是选择了这篇作品，而是选择了这本杂志，而这些作品只是因此而来的附属品。我问他们是否有因为作品而买杂志的经历。他们的回答是“有刘慈欣的话会注意一下”。在那个瞬间，我终于明白了传统杂志出版和数字出版平台在读者面向上最大的差别。

数字平台是一个市场，你在里面挑选作品，然后购买。而传统杂志出版是一个盲盒，你一包都买了，里面的作品，作者，都是买杂志送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迎合平台标准不再是一个选择问题，它成了一个生存问题。而平台思考的，也不再是让读者看到好作品，而是怎么让读者买买买。恰巧，有一个商业流派非常擅长此道。它叫粉圈。

心疼科幻你就买，买科幻的纪念品，买科幻的身份标志，证明你是热爱科幻giegie的，证明你是心疼科幻giegie的，把你的钱都掏出来吧！买书不读没问题，买杂志不看也没问题，买了就行，买了你就是科幻迷！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幻世界会购买一些知名作者的烂作。因为平台购买的不是作品，是作者的舞台展示权。就像是组团的明星演唱组合一样，只要明星上台，就有尖叫声。就有金钱滚滚而来。

粉圈不停造明星，科幻世界不停造作家，买饮料不喝和买书不读没有太大差别，明星演唱会和作家签售会门口的长龙也都很长。流量明星拍烂剧，作家写烂书，大家似乎都有光明的未来。

但是，这些类比没法回答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即使有源源不断的新科幻迷被吸引进来，科幻世界的销量仍然在稳步下滑。

上次我和其他人吐槽科幻的粉圈状态时，有人反驳了我的话：“连科幻迷俱乐部都做不好，连作家俱乐部都做不好，也配叫粉圈？”

在整整一个小时的科普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如果说粉圈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商业生态，那科幻世界的“粉圈”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甚至于某些事情上，科幻世界的粉丝求着科幻世界不要作死，然后看着它就往悬崖下面蹦下去了，一遍蹦还一边吹唢呐。

有趣的是，如果从这个话题继续前进一步，把“科幻圈”看作是一个粉圈，一个由流量作者、平台和狂热科幻爱好者组成的小群落，我们立刻就可以意识到：外面还有大世界。

更大范围的科幻作品存在吗？存在。商业的，赚钱的，非科幻读者阅读的科幻作品。比如晋江的废土文，起点的穿越文，比如短视频、长视频、AI电影……比如游戏。它们不是科幻的。科幻是它们的。科幻只是它们的一个元素。就像流量明星再流量，也只能是电影里的一个角色一样。

这是一个广大的，早就有人踏足耕耘的，受众广泛的大市场，科幻存在于其中，给不同的作品增光添彩，但是科幻圈不在这里。

或许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称那是因为科幻圈里都是“核心科幻作品”，是“这些核心科幻作品的科幻元素扩散出去才形成了科幻大市场。我们是科幻作品的核心，是科幻元素的源头。”

很好，还记得我们最初的问题吗？
“为什么发表知名作者的差作品，是一个在经济上可行，但是你一定要反对的平台策略呢？”——因为就算作者再知名，这些差作品也扛不起“核心科幻作品”的大旗。这个在商业上成功的策略，事实上是在通过摧毁科幻世界在产业链上的定位与根基，来变现商业利益的。

所以总结一下：科幻世界现在的商业策略是：把自己定位成精品，然后卖粉圈纪念品。蹲在小市场里生存，然后拿烂作品卖给大市场（影视化）。砸自己招牌，来圈狂热粉的钱。这简直就是站在电梯顶上剪钢缆，坐在树杈上锯树干，卖棺材本进赌场，在宅基地上修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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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es】I Got Smoke - Explicit Ver.
@V在燃烧怎么没了:
原创音乐 - 作词：Miyagi & Эндшпиль
作曲：Miyagi & Эндшпиль / Rakurs & Ruslan Rost
原曲：I Got Love (Rakurs & Ruslan Rost Remix)
翻唱：Venoflame
混音：Venoflame

抢救病人致授课迟到被罚：医学教师的“双重身份”难题

一个多月前，一个本该在8点授课的周五早晨，她发现自己分管的一名患儿病情突然变化，疑似脑出血。她随即进行紧急处理，救治完成后赶去教室，抵达时间为8点29分。

这个早晨随后被详细记录在一则大学老师被处罚的通报中。那则通报提到，俞莉上课迟到29分钟，最终被认定为教学差错，予以扣除当月奖金、全校通报批评以及取消年度考评评优评先资格。

6月16日，“南方医科大学教师因救人上课迟到被罚”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同天，南方医科大学通报称，已关注到该校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师被通报的网络信息，正在向相关单位了解核实情况，后续将跟进处理。

俞莉迟到的那节课是“Pediatrics”，即“儿科学”。这是她所教授的三门课之一。林斌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俞莉的授课课表，2024年3月29日六七节“儿科学”，属大课，面向2021预防科学四个班共计177人；4月22日6至9节、5月10日1至4节都是“Pediatrics”，只面向2019临床医学（英语授课）班级，一堂课62人。5月10日的课需要全英文授课。按照林斌说法，这门课是面向该校留学生，一节课40分钟，上4节，讲一整个上午。但这次授课生出了变数。根据该校发布的《关于2023学年春季学期儿科教师上课迟到事件的查处通报》，学生反馈上课铃响但授课教师未按时到达教室。

通报称，当时俞莉分管的患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死亡风险高，所以她在授课前到达科室查看患儿情况，其间患儿出现双侧瞳孔反射稍迟钝、颈部置管处渗血等情况，疑似脑出血，遂进行紧急处理，俞莉因情况紧张未能及时报告教研室，最终导致了迟到事件。

临床医学系一名老师在获知情况后立即到达教室安抚学生，并与俞莉保持联系。俞莉在处理完紧急状况后，于8时29分赶回教室并做好后续课程教学安排，完成了授课任务。

通报还显示，根据《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学事故（差错）审定及处理办法》文件规定，“因上课不守时（迟到、早退、中途离场）造成授课时间延误在15分钟—30分钟的，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如因特殊情况发生教学事故（差错），则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根据通报，俞莉当日迟到时长为29分钟，但是为了抢救病人并非故意为之，且俞莉在问题处理完后及时到达教室，将授课内容妥善安排，顺利完成了授课任务，未造成不良影响。经研究决定，对俞莉做出以下处理：认定此事件为教学差错，扣发俞莉5月奖金2000元，在全院范围内通报批评，取消俞莉本年度考评评优评先资格。

“医疗教学确实跟普通教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是认知上有一定的差距。”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实已经降了两级处理了（指减轻处分），写那么详细，就是为这个医生充分解释说明，但是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误解。”

对于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来说，协调教学与医疗任务属于日常难题。

“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是双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医生，第二种身份是老师。”在华中地区某大学附属医院一名主治医师看来，本次争议中，俞莉遇到的是“理由最充分”的情况。但除了治病救人外，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还会遇到很多更难的抉择，比如开会和上大课的时间起了冲突；头一晚在医院值夜班，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给学生上课。

医院安排的值班时间，有时会和学校的上课时间重叠，这时大多要靠医生自己协调。

按照该医生说法，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大学附属医院的管理模式有关，学校及其附属医院是相对独立管理的两个单位，教学任务和临床任务分属不同单位，高校教学科负责管理教学任务，附属医院则管理临床工作，各自拥有不同的行政体系与运行规则。

医生很难以临床突发事件为理由向学校请假。“现在的情况是，在医学院那边，管教学的跟管临床的没有关系。”

如果遇到教学与医疗任务安排冲突，医生会怎么处理？上述医生的回答很迅速：教学优先。“因为它是真罚。临床上有各种方法可以跟别人解释，手术可能要往后延，但教学这边，不到就是不行，迟到5分钟以上就算是教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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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阿姨”胡友平

趁着短暂放晴，苏州蓝园芳华文化创意园的保洁员们在清理马路边护路砖石上的青苔。

园区里的保洁员有七八名，都是年逾五十的女性，按她们的话说，属于退休后再就业，早上7点半过来，下午4点半收工，一个月赚三千元左右。对于57岁的吕琴来说，这活儿胜在灵活自由，累了就能休息。2024年6月29日，她将扫把放下，坐在路边刷手机。

手指上划，短视频中总能刷到一则消息：一市民勇救日本母子重伤离世，苏州将追授其“见义勇为模范”称号。那上面的名字和照片都清楚提醒她，见义勇为者是她熟悉的人，曾经的同事、园区的保洁领班胡友平。

吕琴不敢相信，她仔细看了苏州市公安局6月27日发布的公示：6月24日16时许，胡友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现有人持刀行凶，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被犯罪嫌疑人连捅数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这个勇敢的名字，在吕琴及很多熟人的心中，具象成一个个鲜活瞬间：她会在镜头中展示漂亮的连衣裙，和朋友在夜色中跑步，与小姐妹到周边城市旅游，晒自己做的各种美食，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片段。她总是笑得很灿烂，即便是戴着口罩也能看出眉眼弯弯。

胡友平是1969年生人。在过往人生中，她一直没有停下脚步，操劳不停，作为外地人在这座城市买房扎根。她做过家政阿姨、保洁阿姨，开过一家小店，又在关店后重新出来打工，成为校车上的跟车阿姨，直到悲剧发生，生命终止在54岁。一个月后，原本是她的55岁生日。

曾经在创意园做过保安的张力在视频中认出了胡友平，两人共事过一年多。

保安和保洁们有时会买上几包烟和糖果，聚在一起聊天。在他眼中，胡友平是那种“好说好笑、不会生气”的人，性格开朗，做事细心，也负责任。

在创意园，保安们是内部直招，月薪五千出头，保洁则是外部公司派遣，工资相对更低。当队长或领班通常会“多给两百块钱带班费”，但也要付出更多精力。张力的印象中，作为保洁领班的胡友平就属于“比较操心的人”，见哪里打扫得不干净，就协调外包团队的保洁们再重新打扫一遍。

用另一名保安的话来说，胡友平“会管闲事”。有人求助，她愿意帮忙。看到有人做得不对，也会站出来干涉。

吕琴与胡友平在2019年相识，胡友平来得更早。保洁流动性大，胡友平的其他同事们在这五年中陆陆续续离开了，有些换了工作，有些回家帮忙带孙子，只有吕琴还留在园区。

更早的时候，胡友平还做过家政。苏州阿姨来了家政服务公司的员工在社交平台回忆，苏州分公司2016年3月成立，“胡阿姨”同年3月7日来登记，是“很爱笑的元老阿姨”。该公司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并不认识胡友平，是员工出于“惦念”，发文缅怀。

他们分享了胡友平当时的简历，页面显示，“胡阿姨”在2016年入行，属于包月小时工，普通话标准，擅长做饭、搞卫生和家居整理，希望从事不住家育儿嫂的工作。页面还有经纪人对她的评价：长相干净清爽，沟通顺畅，有亲和力，擅厨艺。吕琴说，家政工每个月能赚四千多元，比园区保洁工资高，但也更辛苦。

胡友平的职业生涯在2020年出现明显转折。这一年，她离开熟悉的家政保洁领域，转行做微商品牌的经销商，在家门口租了间小铺子。吕琴印象中，她卖过胶原蛋白，也卖过内衣裤，“她有时候来问我们要不要买”。

胡友平很认真地对待这次开店，专门为代理品牌开了抖音号，拍了形象照。照片中，她精心化过妆，短卷发，大耳环，白衬衣配淡蓝色修身西装，一手叉腰，一手轻抚胸口，自信微笑，像个事业型女强人。她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这张照片。

“胡阿姨蛮好的。”谢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胡友平与他丈母娘因做经销商相识，在他店里吃过饭。经销商阿姨们大多五六十岁，是“能人”，线上推销，线下开店，铆足劲干事业，“蛮有热情”。

“她们这一代人很累。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 在谢风的印象中，身边的阿姨们总是忙个不停，他的丈母娘便是如此，帮忙看店，在家照顾老人，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去幼儿园接送孙子。他说，这些五六十岁的女性奋力工作，主要为了家庭，“他们老一代的哪有为自己挣钱”。

作为阿姨群体的一员，吕琴也熟悉这种“只要眼睛睁着都在操心”的状态。她觉得，儿子结婚，给儿子带孩子，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她已经完成任务，孙女13岁，算是“带出来了”。她想努力赚钱，补贴家里，为下一代分担压力。

在他们的描述中，胡友平的路也是如此。她只有一个儿子，两年前结婚，还没有孙子。“任务”只完成了一半，还不到停下的时候。

开外卖店的小姚正是在这一阶段认识胡友平的。两人结识，因为胡友平在卖房子。“应该是（卖完）给儿子买婚房。”小姚回忆，她2020年正好看中这套房，当时房子翻新装修过，很合眼缘。小区紧挨地铁口，旁边有医院，总价也不贵，她通过中介牵线与房主见面。

见面时，基本上是胡友平同她沟通，其丈夫也会参与，但不主导。在她的印象中，胡友平开朗热情，“不是那种斤斤计较难缠的”。两人总共见过五六次，成交后，房子里的燃气管道有隐藏漏气点，梅雨季节阳台天花板漏水发霉，胡友平都找人帮她维修处理。

她在几次接触中了解到，胡友平是苏北淮安人，年轻时候来苏州认识了丈夫，就定居下来结婚生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苏州话。夫妻俩在隔壁小区还有一套自住的房子，“我买的这套面积小，他们自己也早就不住了，一直出租出去的”。

那段时间，胡友平在卖一种减肥酵素果冻，拉着推车给客户们一箱箱送货，回老家开拓过市场，也曾向小姚热情推销过。据小姚描述，当时胡友平就是“行走的广告”，“因为她自己减肥成功变美了”。

这些同样被胡友平分享在社交平台上，被评论区的小姐妹热情夸赞过。她戴着好看的发箍，穿修身连衣裙，在视频中举起自家产品，笑语晏晏。

遗憾的是，她的生意只进行了一两年时间，难以持续。经销商们都在2022年前后转行，另谋出路。“微商的东西并不便宜。每一级代理商都要赚到钱，到我们买的人手上就很贵了，就不好做。都卖给自己朋友们，卖完了就没得卖了。”谢风说。

胡友平开的店铺名叫“D·M时尚”，如今已改做菜鸟驿站，但红色招牌保留了下来。她重新回到劳动市场，做了一段时间保洁。“我们没有限制，感觉哪边工资高去干两天，后来不行，想回来了也可以。”吕琴说。

胡友平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校车阿姨。“应该（做了）一年多了。”吕琴回忆，当时正好有个机会，胡友平的小姐妹介绍了这份工作。在吕琴的理解中，胡友平的新工作主要是照看孩子们的安全，接送并看护他们上下车，“我们没文化的人就是说，看小孩嘛。”

同熟悉的家政保洁领域不同，对于胡友平来说，做校车阿姨是一次新尝试。这一职位又叫校车引导员，或保育员。苏州高新区一名学生家长介绍，她的孩子也坐国际学校校车上下学，苏州的校车管理非常严格，配有经验丰富的司机和阿姨，每个孩子的座位是固定的，阿姨负责维护校车上的秩序，确保每个孩子系好安全带。

校车到站之后，阿姨会核对每个站点要下车的孩子，以及来接孩子的家长身份，把孩子安全送到家长手中。阿姨基本上认识每个孩子的家长，碰上雨天堵车等状况，阿姨会在联络群里实时播报。

这是份需要操心的工作。可供参考的是苏州一家国际学校的保育员工作描述：阿姨需要根据学校安排的线路，按时按点接送学生，完成点名工作，监督学生在校车上遵守基本的行为准则，比如系好安全带，不随意起立走动，不打架，不喧哗。而任职要求中提到，做这份工作，要喜欢孩子，有爱心，有耐心，对待工作有责任心。

2024年6月24日16时许，胡友平服务的那辆黄色校车停在新地中心公交站。附近一家国际幼儿园的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新地国际公寓社区外的公交站，是许多学校校车的日常停靠点，每天放学时间都有很多家长在公交站附近等待接孩子。

新华社报道，据涉事日籍成年伤者陈述，犯罪嫌疑人行凶时，胡友平阻拦了犯罪嫌疑人并被刺伤倒地，涉事日籍成年伤者的儿子得以趁机躲开。现场目击市民看到，胡友平先是拉住犯罪嫌疑人，又从身后抱住嫌疑人，嫌疑人反手将她刺伤，致其倒地后仍继续追刺时，被市民、途经司机和巡警制服在马路上。

胡友平离世的消息传出后，新地中心公交站有许多市民前来送花悼念。6月29日上午10点半左右，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去献花，他在事发当天参与了抢救。到车站时，现场有身着黄色志愿者马甲的工作人员称，会将花统一转交给胡友平家属。

“胡友平在他人面临严重生命威胁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避免更多人遭受伤害，展现出英勇无畏、匡扶正义的崇高品质，有力弘扬了社会正气。”6月27日，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提请市政府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的公示中写道。

“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6月28日，日本驻华使馆对胡友平的去世表示深感痛惜。

“胡友平，友好和平，对不对？”吕琴突然念叨起朋友的名字。此前，她们很少称呼全名，而是彼此互唤“阿姨”。连日的新闻和纪念让吕琴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胡阿姨”已经走了，在走之前，她做了一件勇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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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认识的胡友平

过去三天，凤凰网前往她工作生活了35年的苏州姑苏区、她的老家江苏淮安茭陵村、她遇难的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她被抢救的苏大二附院、她最终的告别地苏州市殡仪馆，也遍寻社交网络，尝试找到尽可能多的与她有过交集的人，并记录下每个人所认识的胡友平。

胡友平家在姑苏区最西端，一个1990年建成的老社区。小区有39幢6层居民楼，白色外墙，没有电梯，胡家住在顶层。小区虽有年头，但绿树成荫，很安静。当地人介绍，这是古城区最早的房子，价格低（目前每平方米1.8万左右），但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里面自成一体，餐饮、生活服务都比社区外便宜。

一位戴眼镜、骑电动车的中年邻居女士告诉凤凰网，她在新闻里看见胡友平照片，觉得“眼熟”，直到业主群有人发“我们小区出了大英雄”，才敢相信这就是她常常碰面的邻居。她认识的胡友平“喜欢散步”，“很和善”。小区有一小块露天活动场所，摆了乒乓球台和长椅，她们每次都在那儿相遇。胡友平有晨练习惯，有时早上6点40分就出门了。另一位年轻邻居女孩认识的胡友平阿姨，“人非常好，下雨天帮我换了干衣服，让我躲雨”。

事件发生后，业主群里近十位邻居相继打听，英雄家在哪一幢，想前往送花。

6月29日下午，胡家所在楼已经更换了单元门锁。据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胡友平不久前刚参加社区大扫除，和邻居们一起打扫了楼道。小区外，街边打麻将的六七位老人也在日头下用苏州话谈论她，“唉见义勇为那个死特了（死掉了）”。

胡友平是江苏淮安市茭陵村人。老家对门邻居大姐告诉凤凰网，她认识的胡友平还是那个一起在村里长大的女孩，很勤快、热情，20岁时被来淮安招工的苏州纱厂挑走，从此进城当上了纺织工人。村里同批被挑走的还有另外两三个女孩。没多久胡友平就在苏州成家扎根，生下了儿子。

纱厂生涯结束后，胡友平去了另一个苏州工厂继续打工。同事婉婷与她在厂里结识，是要好的小姐妹。婉婷告诉凤凰网，她认识的胡友平“是个顾家、会为家付出的人”，“擅长做点心”，“很孝顺”，“这么多年来变化不大”。两人的友谊从工厂时期一直维持下来，去年夏天还约着姐妹同游上海，那次胡友平穿了条纹连衣裙，两个人去了外滩和海边，卖力地给对方拍照片。

2016年春天，46岁时，胡友平失去了稳定工作，来到干将路一家新开的家政公司应聘育儿嫂和包月小时工，编号0054320。那时她不化妆，但烫着蓬蓬的满头小卷，拍照时眼睛笑到弯起来。她登记自己属鸡，狮子座，身高158厘米，体重56公斤，普通话标准，擅长做饭、做卫生、家居整理。负责代理胡友平的家政公司中介认可这一评价，补充了另外两条优点：“长相干净清爽”和“有亲和力”。

胡友平真心爱做饭，削红薯时也会拍视频记录。她在网上分享过自己做的韭菜盒子、馄饨、芝麻花生核桃仁馅煎饼，并得意地说“想吃的来”。可惜这些优点没能帮助她在家政领域闯出一番天地，2020年，打工30年后，50岁的胡友平转身加入崛起的微商浪潮，想试试下海创业，当一个“老板”。

和人们最后记得的那张照片不同，在微商同事指导下，胡友平拍过十分“成功人士”的职业照：涂红唇、描眼线、打理一头精致微卷短发，身着天蓝色西装搭配有飘逸领带的白色衬衣，单手叉腰，身份标签是“吉立方董事、曲蝶大健康联创股东、迪茉省级经销商”。胡友平大概很满意这张照片——这是她生前最后的微信头像。

在这段商业生涯里，胡友平爱上了拍短视频。她有网感，喜欢拍段子，就是那种配合旁白表演的视频。但她的演技着实一般，演着演着，就笑场了。

胡友平的店就租在隔壁小区，是一间七八平米的门头房。她给自己的店取名“DM时尚”，定制了整墙木色格子柜，精心摆放代理的“时尚女性消费品”：从内衣、代餐到化妆品、美容保健品。客人寥寥，有时她一天在店里能发三条短视频，比如2020年5月28日，她穿着中式领子的豆绿色短袖上衣，白裤子搭配白色皮凉鞋，双手背后，伴着音乐颇有兴致地跳了一段“慢三步”，又假装了然无趣地写道：“一个人跳慢三步丑死了。”

成为“时尚从业者”还让她变成了耳饰大户。两个账号共计160余条短视频里，耳饰换得最勤快，金的、珍珠的、圆的、三角的、和项链同款同色系的。她最常戴一枚金色心形吊坠和一款有仿真珍珠装饰的深色格纹发箍。在许多条自拍视频下，她调侃自己“臭美臭美”“老美女臭美”。

她会感叹衰老，“看看脸上的皱纹就知道老了，没办法了，奔六的人了”，然后略微做作地开始喝“红参石榴蔓越莓饮”——她代理的美容保健品，喝的时候商品名字朝向镜头，手指捏在边缘，确保没挡住一个字。

赶上疫情，胡友平的店一蹶不振，没过几个月她就将微商转为兼职，重返家政保洁界，在一份份外包临时工作中周转，直到应聘上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引导员——她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是外包临时工，月薪三千多。

今年7月27日，原本是胡友平的55岁生日，往年生日，家人和小姐妹会为她庆祝，她会发朋友圈，展示蛋糕和大家的笑脸。

胡友平经常在社交平台与家人互动，比如在三姐练习弹琴的视频下评论“三姐美美的”，又在四弟和孙子玩耍的视频下评论“四舅舅开心的来”。

2020年5月，胡友平决定卖掉西环路的二手房为儿子买婚房。买家安女士通过房产公司见到了胡友平和丈夫。安女士告诉凤凰网，自己认识的胡友平“爽快随和、背双肩包、休闲风”，胡的丈夫“瘦瘦的，戴个大金链子，话不多”，“基本都是阿姨主导，下决定，从看房到签合同，就几个小时内完成”。安女士以53万买下了这套四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卖完房子后胡友平也没消失，后来房子燃气管道有隐藏漏气点，阳台天花板漏水发霉，她都找人来维修了。

胡友平看起来不是那种板正端着的家长，在社交平台发过7次儿子儿媳合照，在这些合照下叫自己“灯泡”，还热烈直白地发图表白：“我喜欢你儿媳妇。”

2022年夏，距离儿子婚礼还有4个月，她在两天里连发3条预告，邀请大家，“准备好菜和喜酒啦”，还加了鼓掌的表情符号。儿子大婚当天，胡友平穿了一条红色中式旗袍，上面绣着金色的花。新人敬茶改口时，她笑得咧开嘴，祝福“儿子和儿媳妇幸福美满”。

截至6月30日上午，家人还不敢将噩耗告诉胡友平母亲。一位比胡友平大7岁的邻居大姐告诉凤凰网，出事后，胡友平的兄弟姐妹“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打电话给大哥胡友德，不接电话；又打电话给大姐胡顺兄，大姐只好对母亲说，他（大哥）忙，哪个有空接你电话呢？”

胡友平母亲八十多岁，患有糖尿病，长年吃药打针，后来又因脑梗走路不便，很少出家门。胡友平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每年回两三次，一次十几天。今年春节和去年下半年都回去过。邻居大姐说，她认识的胡友平“还是印象里热情漂亮的模样”，“老远看见自己就喊姐姐、姐姐，声音很洪亮”，两个人一开口聊起来就是照顾老人的事，“怎么帮妈妈洗洗弄弄”。

邻居大姐说，她认识的胡友平“乖乖的”，“从来没和邻居小孩吵架”，听说胡友平是为了救一车孩子，拉住了歹徒，“想不到是这么勇敢”，“如果是我，我长得比她胖我都害怕死了，怕得直发抖”。另一位邻居奶奶告诉凤凰网，她认识的胡友平是“胡家最漂亮的孩子”，“从小看起来很乖巧，看到我会叫我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胡家老房子在234省道边，茭陵村中心位置，到谁家都很近。路边有许多厂房，包括胡友平哥哥胡友德的“友德面粉厂”。胡友德拒绝了凤凰网的见面邀请。多位邻居都说和胡友平关系好，他们认识的胡友平“喜欢和老邻居们拉家常，聊儿子、媳妇”，“节假日会和他们一起回来”。

家住附近苏嘴镇的胡大爷出事后到胡家拜访过。他告诉凤凰网，胡家最小的弟弟胡友佳双手合十感谢了他的关心，但“不想谈姐姐的事”。胡友佳对他说：“伤心事我们不想再提了……二姐她就是个好人，不少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胡友平是24日出事校车的引导员，职责是将孩子送到车站，安全交给家长。学生家长颜女士告诉凤凰网，引导员是固定的，早晚各跟车一趟。引导员要仔细核对乘坐校车的学生名单，有孩子请假需要在签到本上“勾一下”，说明情况，“做得很细致”。

现场视频显示，被刺后胡友平倒地侧卧。她穿着橘红色带两道黄杠的无袖上衣，就像交通指挥员的服装，这是日本人学校的工作服。另一位穿着同样服装的女性和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子在她的身旁，另有三位男士压制住了犯罪嫌疑人。

受伤后，胡友平被送到三公里外的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抢救。一位急诊科护工告诉凤凰网，她上白班时胡友平被送来医院，“夜里就不行了”，另一位实习医生告诉凤凰网，“（送来时）伤势严重”，“在ICU”。ICU病房位于医院3号楼三层走廊尽头。负责抢救的ICU医护人员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6月28日是晴天，新地中心公交站旁人行道路面上铺了一块蓝色塑料布，源源不断地有人送来花束，有苏州市民，也有日本父母带着孩子，还有许多外卖员送来其他地方人们的线上订单。一位在读学生的家长告诉凤凰网，那条校车线路上所有的日本妈妈都买了花放在车站。“我们这边的日本家属都自发捐款了，这边的日本学校、日本幼儿园都组织日本家庭缅怀这位英雄。”她的孩子和受伤男孩是同学，在新地中心前一站下车，这位家长说，她所认识的胡友平是“一个看起来很随和的人”。

6月28日早8点，胡友平告别仪式在苏州市殡仪馆千秋厅举行。沿着一条约有四米宽、十几米长的长廊走到底，是千秋厅的入口，由6扇铁门组成。这是苏州殡仪馆规格最高的告别厅，厅内是白色屋顶和石柱，黄色墙壁。同日，日本人学校在校内组织了缅怀仪式，在校学生家庭全部参加。“我们园长，日本人，哭得泣不成声，所有在场的日本妈妈都哭了。”前述家长在社交网络上说。

得知胡家不接受捐款，王征对凤凰网说，希望将钱捐给在场其他出手相助的市民。然而截至发稿，王征也不知道其他“见义勇为者”究竟是谁。“我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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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公告2024年第1号公告：中央省单位2023年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https://www.audit.gov.cn/n5/n25/c10423754/content.html

【高见20】谁在用“问题食油”？

根据行车轨迹，核查涉事车辆曾送过货的食用油企业。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S411w7Bh
via 布告栏上的贴纸

似乎暂时打赢了复活赛，改成Cloudflare了

#NaiveThought 今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个神奇东西，叫“啄穆鸟行动”，大体上是针对生活中的各种穆斯林元素（如食品的清真标识、餐馆的伊斯兰教元素、路名地名等）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看上去成功率挺高的。

也顺带学到个知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6年将清真食品界定为“群众的生活饮食习俗”：

在清真食品的概念上，严格将清真食品界定为群众的生活饮食习俗，而不是将清真食品界定为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食品，为防止宗教干涉世俗生活建立了一堵防火墙，为促进我国清真食品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

银发日结工：既是工人，也是老人

「活多的时候什么人干都行，活少的时候只招年轻人……」每天，西安半坡劳务人力市场，69岁的康根昌都是走得最晚的一个——有些抢手的工作，哪怕争抢着坐上了招工车，仍然逃不过被雇主赶下来的命运，「能干呢，就继续干，走一步说一步。」他的困境，和很多人面临的困境相似，并非不努力，但努力并没有真正改变命运，于是，只能寄希望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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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书库被淹一年后

过去一年，我们去了八次涿州，试图记录下书库重建的过程。

这里是书的埋骨地。《文心雕龙》、《生态百问》或者《中学生最喜爱的英文作文》，原本要摆在图书馆里，现在都变成了亟待清理的垃圾。纸制的知识被水泡之后，统统三百元一吨，问谁都是这个价。再晚几天，再腐烂一点，连废品都不收。

但一个物种的灾难可能是另一个物种的天堂。大水后冒出来的中华蟾蜍幼体，看起来对这里非常满意：潮湿、温暖、没有天敌。中华蟾蜍每年会持续繁殖到六月。根据时间来看，八月底应该是最后一批从蝌蚪上岸的幼体，可让它们赶上好时候了。

一个转弯之后，各种各样的书散落在通往书库的路上。书库外，一辆起重机正高举抓斗，把抓起来的书倾泻到卡车里。路边停着几辆一看就是被水淹了的车。抽水机发出巨大的噪音向我们指引着书库的路——如果还能被称作路。现在看起来它是一种类似烂泥、水、书、奇怪的东西堆积在一起的随机混合物。

来接我们的书商第一句话是：你们鞋不行，我去借两双雨靴。雨靴略大，每走一步都会差点被混合物黏在地上。我原本因为这就是泥水，但并不是，相反它一点也不脏：全部成分都是纸浆。

这种书商的生意和我们常见的书店不同，他们主要做的是“馆配”——大量批发图书给到图书馆等机构。所以这里不光是书库，也是为书设计的物流基地。书商网店零售不多，不过他们的书支撑了附近超过一百家小网店。这些网店可能就是一台电脑、一个房间，有人下单就来这边提货，一年也能做个十几万流水。

书库里专门做纸箱的大姐，是跟着书商一起来的，就像是为淘金工人卖牛仔裤的人。

包装耗材很多不是纸制品，乍一看不受影响，但那只是幻觉。他们说：“PP 机（平板打印机）用打包带是塑料，但里面的纸芯一泡也完。包装机械这些都是新机器，坏了。不能卖了。就跟车一样泡水了，谁还要？都得卖废品。”

图书分码洋与实洋，码洋是标价，实洋是实际价格。码洋和实洋一般差别很大，所以保险公司无法确定投保金额，也就无法上保险。受难的一切都需要书库的人自己承担。

全部的书、电脑、文件都倾泻在了仓库的过道里。仓库不透光，站在里面向外看去，感觉就像是文明的末日。当然，文明也不会这么脆弱。

书库本身地势就低，最深处的地势更低一些，所以有一大滩积水在里面，似乎从下雨到现在就没有变化过。把水抽干，才能重建。从佛山来的救援志愿者带了一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试图排干积水。轶轩说：“感觉这水是不是抽不完了？干抽不下去啊。”

水无可避免的对建筑产生了更深远的破坏。视觉上平整的水泥地，我们走上去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凹陷。我们听到有人说：“要是塌陷太多就不一定能用了。那到时候都要搬走。”

书比水更麻烦。一千多万册图书现在有了个新的计量单位：吨。能看出形状的书会被车夹起来装走。看不出形状的书只能等干燥后，再找车铲走。更多书无序随机分布在仓库里，靠车和人手一起清理。不少书因为处于行车路线上，一趟趟压下来，已经变成了年轮一般的坚硬形状。轶轩踹了一脚，纹丝不动。我来了一脚，差点把鞋踹飞。这些书只能最后再弄吧。至于散落在各处的一本本书，自生自灭。最远的书，能漂到几公里外。我看到农田的水面上，一本养猫的书被泡成了妙鲜包的样子。

雇人清理的成本涨到了三百元一天，而平时只需要一百元。即便这样，也找不到足够多的人来。废品回收站开足马力也应付不完这么多废品。更多的书只能继续躺在水里。有人说，这些书最后会变成卫生纸。有人说他们会被做成纸钱。没人真正关心它们的下场，今天只在乎能不能叫来人？回收站还收吗？

书商对搬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一步步搬来涿州的。北京一直是出版社的聚集地，所以这些书商的生意大多从北京起家。书商就是游牧民族，出版行业是他们的草原。北京地价变贵，只好一点点往更远的地方迁移。最后一路从丰台到了涿州和北京的交界。搬家对他们来说，从不陌生。

书商同样是一个需要聚集的行业，他们彼此之间与其说竞争对手，不如说更像一个共同体。因为没有人能有消费者需要的全部书目，极可能多的书商聚集在一起，才能把品类覆盖全。我家没有的书，就去你家找找。而且包装、物流都需要和共同体的集群。

书库方面也有对应的计划：把整个书库的地面垫高，让水再也淹不进来，然后把书库变成两层建筑，十一国庆节前恢复发货。

计划开始后，书库开始变得像一片巨大的、刚犁过的地。整院里只剩三颗银杏树、一棵柳树，以及它们的落叶。一切都要被挖开，之后再重新铺上土和水泥。在这之后，书库会增高一米。被挖出来的土堆在仓库的门前。这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堆得太高，门进不去了，只能从其他门绕进仓库。

原本少数在二层的书商未受太大影响，可也不是马上就能复工。因为书商的生意模式和我们常见的书店不同，他们靠打包卖书挣钱。涿州书库里的书，绝大部分是过去十年内出版的特价书。

这些书的另一个名字是“馆配图书”，因为买家大多是各种图书馆。涿州这些书商的客户更垂直，是各种私立大学的图书馆。

书、书商和书库从来不是有关知识的行业，它更多时候是价格、生意、任务或是出书人的虚荣心。在涿州，它是数量。任何大学的图书馆都需要增长馆藏图书的数量，“馆配”这个行业也应运而生。名牌大学有钱，不用买特价书。而更多的大学困于预算，特价书适合它们。

涿州书商核心的指标是两个：价格和种类。价格是他们的竞争力，种类是馆配这个行业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书商们要在一起，单凭一家不可能凑够客户采购需要的品种数量。所以书商们的生意很类似于金融行为：给不想买个股的客户凑 EFT 或者组基金。卖资产组合，挣一点金融服务的佣金。

书库的生意也分淡旺季。暑期是淡季。九、十月是书库生意的旺季。先是学生买书，开学后一个月忙完看看馆里缺啥，馆配就开始了。在旺季，一家一天能发二百包书。

所以书商们要重新积累书的品种，一点一点凑。整个书库的生意就是把零散的供给和整块的需求拼缝，凑齐这些供给，比清理积水需要的时间更长。

一位之前在二楼的书商说，过去五年他攒了两千万码洋的书。特价书凑品种很难，现在和过去比，还差了至少四分之一，估计要一年才能重新把书架放满。

重建也没想的那么容易。建了二层，大车反倒进不来了。只能把土放在门口，再让小车一点点拉进来。隔壁物流园区能进大车，速度就快。地也不是平整的。一位书商感叹：“拉七盘书用了一个半小时，正常也就二十分钟。叉车会陷在地里，刚陷车好几次。”重建不是轰轰烈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而是几个小车贼寂寥地在这儿来回拉。

站在书库前，一切已经变了：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到每个仓库，地面没有任何下沉，来来往往的车辆并不需要因为任何障碍而减速。唯一有点别扭的地方，就是仓库窗户的位置有点奇怪——毕竟地升高了，窗户并没有特意升高。

毕竟失去了小半年的时间，所有人都在加速。

我们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正常状态的书库。它就像是我们社会的任何一环一样，有着自己专属的分工、协作模式、工作方法。有的时候，这些细微的行业就像是生活的背景板，除非板子上破了个洞，否则大部分人都不会留意到它的存在。

半年以后，我俩又溜达来了一次涿州。这次特意要挑周末，因为恢复正常状态的忙碌书库书库容不下我们两个街溜子来这里碍事儿。生活中总要花很多时间在等水沸腾，现在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于书库和书商来说，未来的生活不论是静谧的寝床，还是狂欢的宴席，他们都同样具有被邀请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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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S BAND CRY』花田十辉访谈

最初收到的提案是想做音乐题材的作品，但因为我一直在写偶像题材的作品，所以这次想做关于乐队的故事。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日本的摇滚音乐，所以提出了「如果是音乐题材的话，那就来做乐队吧」的想法。

最初对仁菜的形象有些低调的想法，但随着她的背景和来东京的理由逐渐清晰，「嗯，她就是会变得带刺」。对于原创作品来说，角色形象大致上是这样逐渐成形的。我自己也觉得仁菜这个角色变得相当麻烦。第1集时还好，第2集昴登场之后仁菜沮丧地回家，给人的印象差不多是这样。但慢慢地，她内心的怒火越来越涌现，变成了现在这样。

因为被霸凌来到东京，因此她倾向于把他人分为敌人和朋友、好人和坏人。但这不仅限于仁菜，年轻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情。然而，我想通过故事让仁菜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地被划分。因此，我原本打算让她从带刺的状态开始，结果变得比预期刺更多了。

从愤怒中来到东京的仁菜，和在乐队中追求音乐的桃香，在「纯粹的心情」上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然而，桃香是深刻体会到现实并不如此简单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她是走在仁菜前面的人。尤其在前期，仁菜看到桃香的背影会产生「大人为什么这么含糊不清」这种疑问。对仁菜来说，拥有这种含糊不清部分的成年人就是不合格的大人。

也就是说，虽然是敌人是坏人，但桃香好像有些无法被划分的部分。一开始她对桃香有着闪闪发光的印象，但后来却看到桃香喝醉说胡话，甚至在厕所呕吐。虽然没有变得讨厌桃香，但这使得仁菜开始思考。另一方面，仁菜的性格让她无法接受这些事，因此对桃香大喊「给我闪闪发光起来！」

在熊本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带刺，还能忍耐一些事情。但是，当她独自一人来到东京的时候，就觉得根本不需要再忍受了。说到底，如果要忍气吞声的话，那来东京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仁菜和桃香都很拙笨，所以我认为需要一个能够灵活应对的平衡者。但是，这样的角色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就太无趣了，所以我挖掘了她为何成为这样角色的原因，并加入了她与祖母之间的关系性。她的性格与仁菜正好相反，早就学会了只要对大家都摆出好脸色，就可以将问题暂时搁置。所以对仁菜来说，这样的特质明显地摆在眼前是最让她火冒三丈的。但是，昴自己也对这种将事情搁置的做法有些厌恶。因此，她对仁菜那种直率的特质也抱有向往和尊敬。

智是比仁菜年纪更小时就不得不独立生活的角色。而且，她比仁菜更强硬地封闭自己，拒人于外。在仁菜、桃香和昴三人关系建立之后，考虑到其他两个角色时，我认为如果有一个比仁菜更难接触的角色，可以引出仁菜的另一面、更容易产生化学反应，所以写出了这个角色。实际上，原本写了更深入挖掘智的故事，但因为仁菜的刺太多，不得已删掉了。

在考虑智的性格和设定时，首先想到的是，如果要能与她合得来的话，那么这会是个怎样的角色呢。她并不太想和他人共享自己的痛苦，也不太希望他人理解自己。实际上，她也无法理解别人的伤痛，也不想去理解。她不是那种想与他人互舔伤口的类型。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她对残酷现实的了解，是她成熟的一面。虽然她失去了父母，但其他成员并没有太多了解，甚至无法询问。本来想写更多关于RUPA的故事，后来想营造一种观众与仁菜她们处于相同的状态、只知道一些片段，让观众产生「想陪着她一起」或者「想变得更亲近」之类的，因此决定不强行描写。

在我心中，五个角色之间的互动就像一家人一样。桃香是爸爸、RUPA是妈妈，昴是长女、仁菜是长男、智是次女。所以，爸爸和长男总是吵架，其他三个女孩在旁边看着，长女昴会出来劝架。我有意让桃香和仁菜在情绪冲突时显得有点像男生。虽然协调与合作也很重要，但若没有信念和自尊就没有意义，在争吵时特别意识到了这一点。

钻尘一开始是被仁菜当成要击败的敌人一样的存在。来到东京仁菜听了桃香的故事之后，一度认定「原乐队成员都是敌人，桃香受到她们的欺凌」。然而，随着故事发展，仁菜慢慢了解到，NANA、RIN、AI都是好孩子，她们也都在奋力拼搏着。起初，故意模糊叙述，让观众和仁菜一起觉得钻尘是「一群虚浮的家伙！」。但随着故事发展，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从大人的、现实的角度来看，其实桃香也有问题。桃香也认为自己有不对的地方，这样就引出了如何与社会妥协，以及人并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思考。例如第4集中的昴和奶奶的故事，是想用另一个角度去呈现这件事，其实世上真正的恶意并不多。

剧本中最开始没有HINA这个角色。故事中期仁菜意识到钻尘其实人都很好，理解了她们其实也都很努力，这就让仁菜的角色动机模糊。也就是说「为了桃香要打倒的敌人」不存在了，这让故事难以发展下去。我曾尝试以事务所里的恶劣制作人作为冲突点，但我并不想这样写，酒井导演和平山先生也觉得这样不合适。最后便出现了HINA这个角色。与桃香对钻尘的态度不同，创造出仁菜与HINA的对立关系，使得仁菜学习了解到与自己合不来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

从HINA的角度来看，仁菜的魅力某种程度上与昴看到仁菜的魅力很相似。HINA觉得仁菜身上所具有的某种幼稚感是自己所没有的，所以无法像仁菜那样迸发出爆发力。所以，在最终话「摇滚乐永不停息」中，HINA来故意挑衅仁菜，因为她认为「如果你硬与权势争高下一定会很为难」。HINA知道仁菜大概会有怎样的反应才去故意挑衅她，其实这是一种激励的方式。看完全片就会发现，其实片中没有真正的敌人或者坏人。

和动画中不同，现实的乐队红不起来可就麻烦了。仁菜她们会说「就算红不起来，我们也会坚持下去！」，现实中不能把两者混淆……前些日子，J联赛中场休息时，刺刺成员们上场进行应援活动。换成仁菜的话肯定会吼「我们才不是为了这种事组乐队的！」然后冒出刺刺吧。不能把角色和现实混在一起，这样对非常努力的声优们不公平。

我希望她们去长野远征的时间能长一点。我还想写出像第9集前半部分那样的轻喜剧风格。看着她们五个人嬉闹的样子真的很有趣。

讲述仁菜家人的第10集，实际上应导演的要求，对原剧本做了很大的改动。我最初的剧本中，父女是隔着拉门对话的，最后父亲也没有出来送行，而是把公寓的新钥匙挂在了折断的树枝上。与第4集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想让剧本变成最终互相理解圆满结束的故事。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考虑留白的空间。仁菜与父亲仍未互相理解，但只他们都能向前迈进。然而作为一个有孩子的导演，站在一个父亲角度来看的话，果然还是希望能更好地为孩子送别吧。

如果这里打败了钻尘，登上了坐满观众的武道馆，那这部作品就变成了『LoveLive!』，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写出 HAPPY END。与刚才说的第10集一样，问题不可能轻易就被解决，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这是贯穿整个故事都在描绘的，我思考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最后才有了那样的结尾。

有这样一个想法，仁菜被一个超帅气的主唱搭讪，被哄去了对方家里，结果差点遭袭，仁菜使出巴投(柔道招式)逃了出来。这种情节是偶像故事里不会发生的，所以感觉加入这种会很有趣。还想多写一些日常情景。

此前我写的女生为主角的音乐故事大多是发生在学校的，她们毕业了故事就结束了。但是，毕业典礼不是人生的终点。想到这个，我觉得要写出“毕业之后的故事”这个我自己的作业。这部作品让我感觉朝着这个方向稍微前进了些。“毕业之后”面对的就是社会。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瞬间将会到来。我将这一点融入到了作品中，感觉自己也迈出了新的一步。

感谢大家支持这样麻烦的主角。在写剧本时，我一度以为这孩子难以被人喜爱。但最终惊讶又感激地看到(她)竟然收获了如此多的粉丝。如果有机会再见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5063083319230640

高分考生挤进二本和大专｜深度报道

对照省内唯一一所985院校浙江大学今年的投档线664分，张晓的655分实在是个不低的分数。而张晓打算报考的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浙警职”），只是一所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

那天是6月26日，浙江省高考成绩放榜的第二天。70多所高校的招生咨询摊位占据了金华某商场的一层大厅，张晓发现，“浙警职”是其中最热闹的摊位之一，有时她要排十几分钟才能轮到自己问上几句。陈佳艺记得，家长们问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上你们学校？”这其中不乏高分考生的家长。

“浙警职”的录取分数正在逐年攀升。以提前批刑事执行专业为例，2021年至2024年女生的录取最低分依次为601、611、627、635。《浙江警官职业学院2023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提前批专业（浙黔青蒙四省）入警率达82.03%。不少该学校的学生在深一度的采访中称，对于浙江考生来说，这个数字可以达到95%。

除了“浙警职”，今年，一些警校、海关学院、定向师范生等“好就业”的专业，也同样被张晓这样的高分考生所青睐。二本院校江苏警官学院，今年省内“物化组”女生的最低投档线达626分，这所2002年从专科升为本科的二本学校被许多人称为“江苏省内第三所985”。上海海关学院也是二本院校，但今年提前批海关管理专业在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达到663分，与浙江大学最低投档线仅一分之差。

今年1月，浙江省高考首考（指浙江省1月的高考，包含外语和三个选考科目）结束后，张晓的父母就开始向身边人打听“好就业”的专业。她的姨夫在20多年前毕业于“浙警职”，目前在男子监狱工作。他告诉张晓的妈妈，这个学校毕业就可以当狱警，年收入能达到20万。张晓决定把“浙警职”作为备选。

除了“浙警职”之外，她考虑的专业也集中在就业有保障的提前批。她对未来工作的想象来自今年刚从政府部门退休的亲戚——工作稳定，工资稳定，可以一直干到退休，逢年过节还有福利，不必应对复杂的职场关系。

除了对稳定的想象，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也驱使着她做出这一选择。张晓的堂哥10年前考了和她一样的高考分数，凭兴趣选了一所211高校的化学材料专业，毕业后在杭州的一个实验室做助理，年薪8万。听说研究生的年薪可以达到10万，他决定考研，但两次考研都失败了。后来，堂哥花两年考过雅思出国留学，但现在仍“不确定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这让张晓觉得，哪怕上了985或211院校，以后仍要面临一条曲折的路：“我还要读很多年书，还有很多竞争，还有很多压力。万一未来还有变数呢？”

填报志愿前，张晓的父亲特地祈福，希望她能顺利被“浙警职”录取。而她则在心里许愿被上海海关学院录取。正式填报志愿时，她明白一旦错过提前批的机会，自己就只能上“普通的211”。最终，张晓没敢冒险把分数更高的二本院校上海海关学院和浙江警察学院放到第一位，而是把“稳上”的“浙警职”作为第一志愿。

杨卓是韶关人，从小身边的人就会说：“你考不好，就只能读韶关学院。”但今年，她却因为自己踩着最低投档线被这个二本学校录取为定向师范生而感到庆幸。

韶关学院自2018年开始招收定向师范生，招收的当年，定向师范生专业就成为全校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其中小学教育方向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比普通师范类分数最高的专业还要高出11分。

高考前，杨卓就决定报考韶关学院的定向师范专业，因为定向师范生毕业后就可拥有一个户籍地的“教师编”。虽然也有一定概率被分配到偏远的乡镇，但稳定胜过了一切。

杨卓在向前几届定向师范生咨询时，对方问她“你真的想当老师吗”，她干脆地回答“不想”。尽管对小学教育并不感兴趣，可是杨卓认为定向师范生毕业就有工作，而这是她最看重的。

在张晓看来，大多数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那意味着有一个更好的学历。但是，从身边人给自己的反馈来看，她觉得“好学历能够带来好工作”这条路已经难以保证走通。她决定跳过学历，通过“稳上”的志愿直接迈向“好工作”。

参照往年分数线，杨卓今年可以考上广州大学，但是可供她选择的只有风景园林这类“没有就业竞争力”的专业。她也考虑过去广东财经大学学金融，但她的小学老师告诉她，毕业后可能还是要考编。在无法预计四年后的情况下，她不敢轻易选择金融专业，更愿意选择成为一名定向师范生。

胡欣今年刚从“浙警职”刑事执行专业毕业。当年高考结束时，她并没有明确的专业偏好，索性明确地奔向工作。在她的观察里，身边的人无论什么学历层次，都不得不面临就业的压力。而她刚刚毕业的这所高职院校给自己提供了一条看似更便捷的路径：只要顺利毕业，就能“步入工作”。在她看来，用高分换一个“工作”，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沈步璐2021年报考“浙警职”时，“好就业”对他来说还没那么重要，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警察这个职业“很酷”。但他现在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过去几年，他父母经营的酒店陷入困顿，他直观地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可控。对于沈步璐来说，稳定意味着不用每天紧张地思考明天的收益，可以好好考虑下班了吃什么，下个月去哪里玩一趟。

稳定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追求。5月10日，智联招聘发布《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求职毕业生中，51%认为“稳定最重要”，比例仅次于“薪酬福利”（71.2%），位列第二。与去年相比，认为“稳定最重要”的比例提升了10个百分点。

好就业，但学校名号不好听，凭借高分进入学校后，这些已经“一只脚踏进好工作”的学生经常感受到这种“好又不好”的尴尬。别人问起自己在哪个学校，“浙警职”的沈步璐通常也只说“在警校”，而不提“大专”。

陈佳艺曾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自己的“大专”学历。她称自己是“逐渐被洗脑”了，父母不断跟她说，别人从名校出来，还是考公务员，不还是跟你一样吗？在大专学历的基础上，陈佳艺现在已经拿到了在职的本科学历，9月份即将去杭州的监狱工作。她打算之后视工作情况决定要不要再考个在职硕士，因为学历更高才有可能走得远一些。

张晓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从9月份即将工作的陈佳艺那里听说，这份“好就业”的工作转正后的月薪是9000元。“20万的年收入”是她当初下定决心报考的重要原因，现在她也只能安慰自己。

今年从“浙警职”毕业的胡欣也明白大专学历是自己的“硬伤”。她担心，以后如果想跳出这个体系，大专学历将会成为她很大的阻碍，她觉得自己已经 “把其他的路都断送了”。

在知乎提问“怎么劝儿子放弃985，去警校”的讨论中，有人将985和211院校评价为“就业上限高，下限也低”，名校的毕业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也有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的风险。而“毕业即能进入好工作”的专业“就业上限低，但下限高”，即虽然无法获得最体面的工作、最高的薪资，但起码规避了“高配低就”的落差。

“其实我现在对整个社会环境、对未来的大方向到底是什么了解吗？掌握吗？我现在的信息渠道来源可靠吗？这些问题好像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张晓一度特别想去深圳大学，她细数自己了解到的深圳大学的优点：宿舍是有大阳台的海景房，还有健身房和游泳池，氛围和资源特别好，被称为“清华北大的亲儿子”。如果可以去深圳大学，她会选自己喜欢的历史，英语，或者文学。可惜，这所大学“是个双非”，父母不同意。

林婕并不确定，当选择的自由摆到面前，自己那时是否有能力把握住这种自由。她目前打算继续精进自己的英语，或许再学一点日语，“保证自己有实力能够跳出这个地方，保证自己带着一袋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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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盗窃倒卖数千具尸体用于制作植入材料75人涉案，地方民政部门回应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奥瑞公司）涉嫌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警方在侦办该案中，查封涉案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扣押、冻结涉案公司、人员资金1亿余元，冻结保险基金等资产价值6000万余元，查封房产16处、汽车29辆。根据材料，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

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山西奥瑞公司通过从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对非法获取的尸体、尸骨进行粗暴肢解、剔除皮肉、清洗、辐照等，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经国家审计署太原特派办审计，销售获利方面，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

材料称，该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认罚，涉及的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四川恒普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单位，此外，还涉及犯罪嫌疑人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场、重庆巴南区火化场、贵州石阡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

2012年以来，苏某某入股山西奥瑞公司，负责该公司的人体骨骼原材料供应和西南、东北、西北等13个省市的“同种异体骨”销售。2014年，苏某某成立四川恒普公司，非法获取尸体、尸骨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产品，并将部分人体骨骼贩卖至山西奥瑞公司。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为扩大获取尸体、残肢来源，苏某某先后以承包、入股、派人入驻等方式，控制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天富殡葬有限公司水东火化场子公司、重庆市巴南区仙居山殡仪馆、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望城殡葬服务有限公司、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殡仪馆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场。随后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场的人员盗窃尸体，并在火化车间内对尸体粗暴肢解后，运回四川恒普公司，部分尸体在四川恒普公司内肢解，苏某某供述上述四家火化场共向四川恒普公司提供4000余具人体骨骼，其中1000余具由山西奥瑞公司周玉生安排石某某、王某某等人在四川恒普公司处理后，运回山西奥瑞公司，其余人体骨骼均经四川恒普公司生产部员工预处理后存放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空港一路二段新有源冷库和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四川恒普公司库房。

2015年-2023年期间，李某兴、苏某某等人为大量获取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指使员工赴广西桂林、四川成都等地拉运人体骨骼。分别在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以下简称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内对尸体进行筛选、处理等，再将预处理的尸骨装车后驱车返回公司入库保存。

2017年3月，该案嫌疑人张某某到四川大英县火化场任经理一职，负责从殡仪馆挑选、盗窃、偷运尸体，向四川恒普公司提供人体骨骼原料。

为掩盖山西奥瑞公司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的尸骨原材料来源非法，李某兴安排公司多人伪造遗体志愿捐献登记表、检验报告等材料证明其尸体来源合法性和安全性，并组织公司大部分员工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假冒家属签字。

此外，2015年至2021年期间，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某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放入冷柜保存，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共出售10余具人体骨骼原料，每具价格1万-2.2万元不等。

2023年9月11日，国家审计署开展专项审计发现，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验员兰某某以每具1万元的价格将322具人体骨骼倒卖给山西奥瑞公司，非法牟利。

2019年至2023年初，兰某某、田某某为向山西奥瑞公司大量提供尸骨原材料，在明知桂林市、平乐县、永福县殡仪馆提供给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大部分尸体为盗窃所得的情况下，仍然同意以每具900元的价格购买尸体并达成协议并加盖桂林医学院公章。

经统计，2017年至2023年期间，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从上述三家殡仪馆购买450余具尸体，其中约300具贩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警方调查还显示，桂林市殡仪馆将无名尸及家属不要骨灰的尸体卖给桂林医学院，经初步核实共贩卖200余具尸体。平乐县殡仪馆将家属放弃保留骨灰遗体不进行火化，倒卖给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来获利，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决定，经初步核实平乐县殡仪馆贩卖180余具尸体。永福县殡仪馆常务副馆长韦国东在明知将无名户及家属不要骨灰的遗体贩卖给他人是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违背家属意愿决定将已办理正常火化流程，收取家属火化费用的大量尸体运输至兰某某处，以每具尸体900元贩卖，经初步核实永福县殡仪馆贩卖73具尸体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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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笔芯、牛奶盒，那些看似“奇怪”的商品交易背后｜深度报道

2024年7月，一位来自上海的家长正在为攒空牛奶盒做准备。她的孩子9月即将升入小学。学校开家长会通知，出于环保目的，呼吁家长每个月带孩子收集空牛奶盒，洗干净后，交到学校，不要求数量，自愿参与。

虽然没有强制要求，这位妈妈还是很难放宽心。她了解到，以往，每位家长都会交。她计划，开学后先按每月上交50个准备着，“看其他家长怎么个卷法”，确保自己“不做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就行”。

孩子没有喝牛奶的习惯，接到通知后，她开始让孩子天天喝。但鲜奶多为大盒包装，一周左右才能喝完。喝牛奶、攒牛奶盒，在这个小家庭里，变成了一项“全家上阵”的任务。努力喝了一个月之后，她发现，只能存下20个，于是，决定上网买现成的空牛奶盒。

杭州拱墅区的一位家长告诉深一度，他从六年前、大儿子上一年级开始就上交空牛奶盒了。这件事改变了他们家喝牛奶的习惯。收集牛奶盒前，他们一般都去超市买大瓶装的鲜奶，保质期在7天或者15天。现在，为了符合标准，凑够数量，他们更多地买250ml盒装的牛奶。

在他的讲述中，相比于学校层出不穷的，各类课堂内外的家庭作业，交空牛奶盒可能算是简单的了任务了。学校曾给孩子布置过手工作业，制作一条龙，他晚上睡觉都还想着怎么弄，最后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做出来。

生活在浙江的何冰也有三年上交空牛奶盒的经历。她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对上交牛奶盒的数量有明确要求，每个月每个学生至少交30个。何冰的两个孩子都要交，每个月她至少要准备60个。直到她发现网上有人在卖，才终于从这个任务中脱身。何冰说，前两年价格贵一些，一个空牛奶盒要5、6毛，现在，卖的人多了，价格逐渐降了下来。

何冰也从去年9月开始在闲鱼上做起卖空牛奶盒的生意，她的价格更便宜些，100个30元左右。这门生意和学生们的上学周期息息相关。何冰说，开学前两个月，每个月销量在一万五到两万个左右，有的人可能一次性买1000个、2000个。之后，销量开始降低，每个月大概也能卖到三五千个。她从小区的垃圾分类工那里，每天收两百个左右，成本大概十几块左右，再放到网上去卖。她的几百个客户，遍布浙江、上海、河北，深圳，广州等各地。

不只是空牛奶盒，空笔芯的交易在网上也热闹地存在了很久。在一些商品链接的评价里，有人解释，买空笔芯是因为“学校老师收，一星期三根”；还有人说，不交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会被“罚五块钱”，再买新笔芯上交，奖励那些空笔芯多的同学。

事实上，上交空笔芯的行动在一些地方，由来已久。杜彦彬今年大学毕业，他告诉深一度，2018年，他在山西临汾一所中学读初三时，就开始交笔芯。他记得，班主任会在言语上给大家压力：“你们成绩好的一天交一支交不出来吗？一般的学生三天一支也交不出来吗？”

为了快点用完笔芯凑数，没事的时候，杜彦彬就拿一支笔在草稿本上乱涂乱画。他说，还有同学，会去厕所把笔芯里的油墨吹掉。有段时间，为了交空笔芯，他还会买AD钙奶。AD钙奶配的吸管比较硬，他可以把笔芯头接上去，当作一根空笔芯上交。“老师也不在乎你笔芯的真假，只要够根数就行。”他的造假并没有被发现，但不交会被打戒尺，还要罚钱。后来，他无意中上网搜索，发现有现成的卖，就十几块买了几百根空笔芯，卡着三天一根的频率上交，一直用到毕业。

同样来自山西的一位高中生说，高三期间，他们也曾短暂实施了几个月交空笔芯的活动，班级之间PK，以此来衡量学生学习的努力程度，交得笔芯越多，越证明这个班的学生努力。这位高中生说，为了证明自己用功，他们一度不再买质量好的笔芯，专门买便宜、质量很差的，写起来手感不好，但用得快。

当我们从交易逐渐走向背后的部分需求时，意外地发现，它指向的，是一些地区的学校，过去、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延续的教育管理方式。学习认真与否被直观地量化为上交空笔芯的多少，这种单一的、传统的量化，催生了不同形式的造假，对教育的意义却值得商榷。而上交空牛奶盒的规定，背后虽然是当下新式环保教育的尝试，但在某些时候，在具体执行中，环保本身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按规定，上交空盒子。

2023年5月，媒体报道了钱塘区一所小学不到两个月攒出36419个空牛奶盒的故事。这所学校的一位家长介绍，去年4月开始，班主任发了上述牛奶空纸盒回收的方案，除了教孩子如何清洗、打包外，还提到，主动收集上交的孩子可以参与评奖，获得积分，攒多了，还有机会去再生资源工厂参观。

她想让孩子获得这次实地参观的机会。但靠孩子一个人喝牛奶，集盒子“太麻烦了”。她求助了开小吃店的朋友，一天就能得到两三百个空牛奶盒。带回家冲洗干净，晒干后，她一次性交了四五百个，孩子也如愿去工厂参观了。

她说，牛奶盒清洗整理过程中，孩子其实并没有动手参与，只是帮着数数。参观完工厂后，学校的活动还在继续，但她没再参与了，只把剩下的牛奶盒挂到了网上出售。

同样生活在浙江杭州的一位家长告诉深一度，她孩子所在的学校也没有强制要求，但不交“孩子不乐意”。班里每个月会评一次先进，交得多的可以评先进，获得老师的认同，没有交的，就没有机会评选了。

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家长，很难不交，也不愿意让孩子成为交得少的人。好在，他们家本就有喝牛奶的习惯，也没有太大负担。即便如此，她也要从同事、亲戚、朋友那里搜集，每个月才能交到100-200个。

对于交空牛奶盒的价值，这位家长还是持肯定态度。她说，孩子在家喝完牛奶后，会自己剪开，洗净，叠好上交，环保意识和动手能力有提升。但空牛奶盒究竟怎样被再利用，她并不知道，“交上去后也没后续了。老师没说，我也没问过，我们不管这些”。

“学校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慢慢在执行过程当中就变味儿了。”何冰说，有的老师向上面交作业的时候，为了好看一些，开始和很多奖励挂钩，上交空牛奶盒的多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附加回报，甚至“学期末评三好学生更有优势”，为此，她身边有家长一次会交三五百个。

温倩正在广东一所私立中学读高二。她所在的学校，收空笔芯有正式的名称，叫“笔芯行动”，匹配着另一项所谓“笔不离手”的计划，构成了对学生日常学习的管理手段之一。

温倩告诉深一度，他们学校“笔芯行动”要求，每个学生每星期最少交一支空笔芯，不交会扣量化分。按照学校规定，学生个人的量化在100分的基础上增减，量化高可以评三好学生，量化低于80分，会被留校察看，直至开除。“笔不离手”计划主要集中在高一阶段，老师会不定期在监控室抽查，是不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如果抽查时，有人手里没有笔，就要扣班级的量化分。

温倩说，每个班都有专门的笔芯箱，还有专门的学生负责记录。箱子两侧是透明的，一直处于上锁状态，每星期六开启一次，结算笔芯数量，上交给学校。

这些空笔芯真正发挥用处，要到每年招生宣讲的时候。它们会被重新拿出来放回到各个班的盒子里，作为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学生努力的证明，展示给家长看。温倩的爸妈觉得这个行动很好——“笔芯用得越多，说明作业多；作业越多，你的成绩就会越好”。

入学后，温倩四处搜集了四十多支的空笔芯备用，再加上自己日常的消耗，一直都有库存。两年过去，她还存着20多支。每周上交2-3支空笔芯，温倩可以得到1-2分的量化积分。她没有买过空笔芯，还总给同学们借，有的人借了太多，还不了，就买空笔芯还她。她才知道，原来网上有卖现成的，8块钱可以买到100支。

李晓娜就读于河北一所“超级中学”。高三时，班主任开始收空笔芯，一周交四五根。李晓娜是笔芯”困难户“，她喜欢用铅笔写数学和理科的试题，或者用那种粗管的笔芯，很耐写，一周可能就用一根半。在这套模式下，她那一点个人喜好显得不合时宜。她没有可支配的现金，没法买笔芯，笔芯不够的时候，就捡别人用过的，凑数上交。还好，实行了一到两个月之后，这个活动取消了。

很难泾渭分明地去评判收集空笔芯行动的好坏，这个行动背后，是运转了多年的“苦行僧式”的学习模式，很多人是这个模式的受益者，李晓娜说，她也是其中之一。2019年高中毕业后，她顺利考上了本科。

杜彦彬说，初三时，在妈妈的压力下，他转来这所私立学校。杜彦彬回忆，最开始听到要收空笔芯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荒谬，但时间一长，“也就麻木了”，完全适应了这套模式，并想尽办法完成，乱写乱画，甚至上网买......他也理解了班主任面临的压力，这些笔芯被交到教务处后，各个班级之间也会有比较。老师和他们一样，被这套标准约束着。

温倩即将升入高三。当被问及对老师收空笔芯的态度时，她表现得平静，“其实没什么的”。她非常清楚学校和自己的处境，虽然身处广东，但她生活的地方经济落后，教育资源有限。或许，形式上的约束是他们为数不多能做到的，即便做不到，最终也会以其他种方式应付过去，“做做样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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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举报换了人间？ | 舆论手札

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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