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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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养老保险主要精算预测结果

1. 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
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根据制度内参保人数、缴费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可以得到两个概念下的制度赡养率,即规定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率为“参保赡养率”,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缴费人数的比率为“缴费赡养率”。预测显示,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然后同时缓慢上升再加速上升,从2023年后便开始一路平稳上升,到2043年后有加速迹象,到2050年分别达到81.8%和96.3%。因此,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2. 当期结余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
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其实,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的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可见,虽然财政补助为缩小当期收入缺口贡献巨大(2050年贡献了32.6%),但仍难以扭转当期结余的趋势性变化。

3. 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
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对比而言,累计结余占GDP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要温和一些,2019年这一比例为4.4%,2024年达到4.9%的峰值,然后到2035年归零。

4. 个人账户持续增长但占GDP比例将趋于收敛
2019年个人账户记账规模高达7.65万亿元,占累计结余比例为179.7%,此后先短暂下降,然后不断上升,到2028年升至222.6%。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也从2019年的8.0%增长到2028年的9.3%。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虽然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趋势却在放缓,即增速不断趋于收敛。

5. 中央调剂制度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期结余的两级分化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为1296.0亿元,远远超过排在第2位四川的478.3亿元和第3位北京的477.2亿元,优势特别明显;而当前结余情况越好的省份,优势地位不断强化,例如广东、北京、四川和湖南。如果不考虑中央调剂制度,当期结余“两级分化”趋势更为严重。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高达2000.7亿元,几乎是排在2-10位即北京、湖南、四川、福建、云南、贵州、新疆、安徽和天津的当期结余总和,而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高达16个。

6. 基金可支付月数两极分化趋势依然明显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刚好有一半省份的可支付月数超过基准线,即16个;而低于警戒线的省份共有5个,分别是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其他11个省份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分别为浙江、陕西、河北、甘肃、广西、江西、湖北、宁夏、兵团、山东和上海。此后,两极分化开始加剧,在超过基准线的省份逐渐增加到2023年和2024年的19个的同时,低于警戒线的省份也迅速增加到10个,翻了一倍,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却下降为3个。2025年以后,超过基准线的省份一直维持在17个,低于警戒线的省份数量却在继续增加,到2028年高达13个,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到2028年只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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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住

201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不为部分专业硕生提供宿舍,2020年之后,这一范围扩大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的全体专硕生。考上专硕,即需租房,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仍有不少同学选择兼职以减轻经济负担。

“学校附近的单间,合租价格在2000—4500元,2000元的单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走路都困难。”古明选择了一间3000多元/月的三室合租房,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花费接近6000元,一年的花费是学费的6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提出不再为非全日制、定向就业或一些特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一些学校开始不再为全日制专业硕士生提供校内宿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66.71万人,2022年,研究生招生人数扩至124.25万人,几近翻倍。202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已达365万人,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辅导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徐汇校区是老校区,宿舍数量相对少,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学校的方案是,尽量劝上海本地生源走读,特别远的学生先行登记,如果有新床位空出,再按照学生家里路程远近分配。

2019年,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几乎同时联系到林凡所在的企业,希望租赁公寓作为研究生和留学生的宿舍。此后几年,仅上海就陆续有7所高校与其沟通,希望租赁长租公寓做宿舍。

他对其中一所学校的紧迫情况记忆犹新,该学校不仅租赁了周边职业技术院校的空余宿舍,更是在几年前就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本科生自行解决住宿。该所高校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将宿舍楼的厕所都加到宿舍房间中,这样每层楼的两个盥洗区也可以被改成宿舍房间。

21世纪之初,中国许多高校都流行去远郊建设新校区,分摊、缓解老校区的教学和住宿压力。这些新校区普遍远离市区,占地面积较大。但就是这个师生眼中“地广人稀”的大学城,也面临着宿舍紧缺的问题。

一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师介绍,去年开始,学校的宿舍楼开始大规模装修改建,原本4人间宿舍被改为5人间。“一共有20多栋,其中1—10号楼都进行了4改5的操作”。上海师范大学也对奉贤校区的部分宿舍楼进行扩容改造,部分宿舍4人间被改为8人间。类似情况也在上海其他郊区大学城出现。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一位教职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从2023年开始,华师大闵行校区开始对延毕但仍住在学校的学生进行排查和腾挪,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住宿的,需要由辅导员向学校申报。同时,学校将原本给青年教师和辅导员的一些宿舍进行整合,鼓励老师们退宿,将这些房间重新改造为学生宿舍。为了鼓励一些在读博士生腾出宿舍,学校甚至提供给愿意退宿的博士生一些现金补贴。

近几年,高校解决宿舍紧张问题的方法无非几类:一些学校将教职工的宿舍腾挪出来给学生住,给教职工租赁校外的住所;或者直接给学生在校外租赁宿舍;一些学校对宿舍进行改造扩容,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房间和床位。

当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跟上扩招步伐,不再向部分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成为无奈却快捷的方法。

一位未能入住爱久公寓的复旦法学研究生小影表示,复旦专硕要抽签,命中率在55%左右。没摇到号的学生能够领到每月800元的补贴,共计10个月。“补贴几乎是租房的零头,学校附近合租单间的租金几乎都在3000元左右。”小影算了算,三年法学专硕的学费在12万元左右,加上房租和生活费,读研的花费超过30万元。

宿舍的紧张也使得住宿条件受到挤压。一位复旦博士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在华师大读研期间,住在学校租赁的校外公寓楼中,8个学生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夏天,因为洗澡而争执时有发生。现在他在复旦读博,宿舍的厕所6个人共用。他担忧的是,有传言称,由于宿舍紧张,可能博士生也将无法换到单人间去。

林凡表示,虽然从数量来说,学校对公寓房间的需求量并不算小,但这样的需求和矛盾仍然集中于一些一二线城市的高校,“我们拿项目调研的时候,将高校需求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他以自己在一个大学城附近的项目举例,“假如只有大学城的需求,我们绝对不会做这个项目,我们70%的目光还是聚焦在周边的企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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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l医生教学:如何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缓解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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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剜颈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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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虚空的呼唤:七年过去了,我们对MH370的失踪了解多少?(第一部分) 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凌晨一时二十分,MH370航班在南海上空消失于雷达当中,踏上了通往印度洋最偏远角落的神秘之旅。困惑的当局争先恐后地寻找坠机地点,却浑然不知飞机仍在空中,正朝着世界边缘未知海域的深处飞去。即使在追踪到它的真实路径之后,答案依旧难以捉摸。一架如此庞大的波音777怎可能就这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的问题:为什么?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能解开所有的谜题。但多年以来,已然有足够多的证据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飞…
马航370失联10周年:“俺孩子还活着。”

“出事了。”接机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并把手机高举着传递给周围的人看。那是一条由法新社发布的消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与一架飞机失去联系”。

他赶到家时,闻讯而来的村里人已经把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的人给他让出一条路,他推门进去就看到妻子瘫倒在地,两个闺女在一旁不住地哭。

看着电视新闻里的字幕,栗二有想不明白啥叫“失联”,在他前半生的字典里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一直到坐上赶往北京的车,他都以为估摸着自己到北京的时候,儿子也就到了。直到如今,栗二有一直在咀嚼“失联”二字的含义,却始终没能走出这个迷宫。

栗延林毕业之后,先是进入诺基亚工作,又跳槽到中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网络工程。村里人并不懂这些,只知道他是十里八乡最有出息的孩子。3月8日当天早上,瓷器厂的王嫂还跟栗二有打听:“老栗,你儿子在哪上的大学?我闺女今年考上了也让她去那个大学。”

“印度太热、泰国太乱、俄罗斯太冷”,栗二有听说马来西亚有个马六甲海峡,很多运东西的船都从那儿走,就拿了主意让儿子去马来西亚。

那几个月,是栗二有这辈子最如意的时刻,儿子是全村第一个出国的孩子,读书时的助学贷款终于还完了,儿媳妇的事情也有了些眉目,他趁着农闲到瓷器厂打工,想多攒点钱,给儿子娶媳妇。

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却又戛然而止。后来的七年,那个让全村人羡慕的决定一次又一次被提起,老两口只要吵架,妻子的第一句话总是:“就是因为你让孩子去马来西亚!都是你把孩子害了!”每到这个时候,栗二有都会忽然陷入沉默,躲到门外,用力嘬着烟。

在妻子彻底摔坏3个手机后,栗二有听村医讲这是心里头的毛病,就带她到县医院,那里的医生听说是MH370的家属愣了好一会儿,说:“县里没有精神科,得去市里。”

到了邯郸市中心医院,医生接诊后在诊断书上写了5个字:重度抑郁症。趁着刘双风不注意,医生把栗二有拉到一边,小声说:“说实在的,像这样的情况,任何药都不管用,相思病,没法治。”

心理医生刘金鹏曾在2015年1月30日到2016年3月8日,受马航雇佣,为MH370乘客家属提供心理服务。在工作中,她小心地避开“感同身受”这个词,“很多家属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愤怒,你凭什么感同身受,我过的什么日子,你过的什么日子。”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她曾试图将自己代入其中,“如果是我发生这种事,我能不能活?答案不一定。真的,我可能活不过3天。”

2014年3月24日,飞机失联第17天,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忽然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新闻画面下方配了一行字:机上无一人生还。

看到这条消息,刘双风一头栽倒在地上,栗二有“腾”地一下站起来,把妻子交给近旁其他失联者家属看护后,就跑向位于丽都酒店二楼的临时新闻发布厅,一些家属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栗二有大喊:“家属们,不能在这里死等了,必须去大使馆发出抗议!”

那天,几百个家属组成一支队伍,徒步近一小时,浩浩荡荡地冲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经几次交涉,家属们收到了一份书面文件,“机上无一人生还”并不是纳吉布的原话,他们的亲人还有活着的可能。

“从那天起我就变了一个人,我知道我必须说话,只有发声,才能让大家帮助我们。”栗二有说。

2015年1月29日,家属们又聚在了空港中心。那天的见面会有些不寻常,许多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会议上,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面对这样的“推定”,会面室里瞬间爆发出骇人的尖叫声,场面一度失控,有人挥舞拳头,有人上台抢夺话筒,栗二有疯了一样砸桌子,满腔的愤怒和绝望堵在嗓子眼里,却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那年春节期间,家属们愤然决定自费前往马来西亚,向马方政府施加压力。

第一次用智能手机、第一次发微博、第一次微信转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出小山村……老天用一种极尽残酷的方式,改写着他57岁之后的人生。

他受过几次骗,也骗自己。自打出事之后,他就把儿子用过的座机、手机、传呼机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不一定哪一个时刻,他打来电话,我在院子里就能听到。”

这一挂就是7年,“早就没电了,我也知道不会通,但挂在那我心里舒服点,要不然,这7年真的活不过来。”只有活着,才有可能等到儿子。

2016年12月3日,由来自3个国家的8名家属组成的队伍,在发现过疑似残骸的马达加斯加岛集结。姜辉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用家属的诚意来促成官方力量坚持搜索。“让他们知道家属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也不要放弃。”

那天,姜辉走在前面,忽然听到后面的栗二有大喊“大海,我来找你了”,顿时满腹凄凉。

姜辉形容那趟马达加斯加之旅“是一段很残忍的旅程,在空难史上,从没出现过由家属主导搜救的情况”。然而,他们的行为没能撼动什么,一个月后,2017年1月17日,马航MH370水下搜寻行动暂告中止。

自从2018年11月30日调查团队解散之后,家属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活着”。“我们只能好好活着。”栗二有说。

直到如今,2024年,栗二有的微博仍在更新,每一条都与马航MH370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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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里的心理教师,和学生一样在崩溃边缘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云南某偏远地州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语文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团委书记,需要额外承担校团委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团县委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这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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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察日志
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剜颈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25岁规培女医生之死 | 深度聚焦

2月23日20点47分,25岁的规培医生曹丽萍走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值班休息室,大约3小时后,她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走进休息室内的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选择用刎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3点59分,提前在QQ空间写好并设置了定时的遗书发出。“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世上本就没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对不起爸妈,生养之恩,来世再报。”她写道。

曹丽萍的父亲是在2月24日凌晨2:40接到电话的。电话里,自称是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告诉他,曹丽萍自杀了,刚在抢救,但没抢救过来,目前已经没有脉搏。

曹丽萍爸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想问清楚发生了什么,对方说:“要等你们过来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能透露。”

从泸溪县到长沙350公里 ,车开了一整夜,直到24日中午,他们才赶到殡仪馆。曹雨蝶看到曹丽萍的尸体——姐姐满脸是血,眼睛好像肿了,颈部有一道四五厘米的口子。

根据警方调取的医院监控显示,23日20点47分曹丽萍进入医生值班休息室,之后就再没出来,直至24日0点30分,当天值班的另外一名学生发现卫生间有异常,联系了住院医生。0点40分,住院医生及保安人员破门进入卫生间,随后报警。1点10分,警方赶到现场。

据法医鉴定和警方判断,曹丽萍被发现时已死亡,身体左颈部有切口,身旁有手术刀,卫生间的门被反锁。

鉴于此,警察认定曹丽萍属自杀,并向曹雨蝶及其父母出示了“排除他杀承认书”,曹雨蝶死活不愿意承认姐姐是自杀,直到她从警察手里接过姐姐的手机,看到了遗书。

自杀前,曹丽萍轮转到神经内科,33个月的规培生活已至尾声。多位受访的规培生表示,这个科室的病人多,工作强度大,到了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冬季更是如此。在自杀之前,曹丽萍已心脏不适数日。根据曹雨蝶在姐姐手机上查到的聊天记录,2月19日,她向老师申请请假,“她跟老师说心跳不舒服,这一周心跳都在120以上,有心悸胸闷的问题,她说她快坚持不住了,熬不下去了,问可不可以调回之前的科室。”

曹雨蝶觉得,这意味着姐姐已经在向老师求救。随后老师回复:“你辛苦了,这个月科室缺人,下个月给你升副班。”

曹丽萍的微信朋友圈显示,她于2月19日和21日更新了内容,文字分别为“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应该全病房也找不到一个比我(心率)更快的了”,并附上了佩戴指脉氧仪的照片,心率都在150以上。

“我替你们试过了,心率120会胸闷,130会气促,140、150会胸痛,头晕,黑矇。”在遗书中她还提到,因为胸闷,她连内衣都不敢穿。

路迅是湖南省另一所医院的规培生,读医科数年间,医学生自杀的事件他偶有听闻,但曹丽萍选择刎颈这种方式,仍然让他感到震惊,“一个人要多绝望才会选择这种方式。”他告诉记者,割颈动脉基本不可能被救活,选择这种方式说明曹丽萍完全没给自己留后路。

曹丽萍的遗书中写道:“请了假又怎样,病历还是没写完,还是得我写,请了假然后再加班,加班事情也做不完,多么可笑啊。”

这样的描述在警察给家属提供的监控视频中得到印证。曹丽萍在22号和23号请了假,但这两天,她在医院门口有频繁的出入刷脸记录。“警察给我们的证据说明,她都是在医院的。”曹雨蝶说。

与工作强度相比,曹丽萍在遗书中提到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几的工资”。补贴微薄在医学生规培过程中是普遍现象,据路迅介绍,很多规培生一个月只有800至1000元的补贴,因此,他认识的规培生都需要向家里要钱以维持日常开销。

曹丽萍出生于泸溪县的农村,家里姐妹四人,她排老三,曹雨蝶告诉记者,姐姐大学时就兼职做导购、销售赚钱,最近一年,她都不要家里给她打生活费,“每次我妈打电话过去,她都说我有钱用。”曹雨蝶说,“不仅如此,她还存了钱,带我妈去长沙做了身体检查,还带我爸妈旅游。”

曹丽萍去世十多天以来,曹雨蝶和父母就住在长沙的酒店中处理她的后事,妈妈每天哭,翻来覆去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

曹丽萍曾照顾过的一个住院患者向记者回忆,“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找她问什么事情,她都很耐心,基本上都是几分钟内就放下手上的事,来解答我的问题。”在这名患者的观察中,整个病房里曹丽萍是最忙的医生,“反正别的医生做的她都做了,别的医生没做的,她也做了,我看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在遗书里,曹丽萍提到了对于被卡规培证的担忧:“可怕的是,请了假还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以各种借口不让过规培”以及“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

黎晓天表示,曹丽萍的自杀可能与即将到来的规培结业考试有关。作为规培医学生,他们既要在就读的学校完成实验课题,达到学校的毕业要求,又要在规培医院完成33个月的临床轮转,每天下了临床,又要马不停蹄地奔去实验室,天天熬夜。

黎晓天称,规培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但实践中他们同时要完成许多事务性的工作。除了写病历、开医嘱、换药、送病人手术这些常规工作,还经常要帮医生做讲课的PPT,甚至帮他们拿外卖。

负责规培的医院并不会与规培生们签署劳动合同,但规培生们在研二拿到执医证后,会被登记成为该医院的住院医生。根据医院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们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病人出现了任何问题,医院会向管床的规培生追责。

作为医学生,他们未来想要走上工作岗位,必须“四证合一”——即学历证、学位证、规培证和执医证必须都拿到手。而学历证、学位证和规培证被“攥”在规培医院手上,但凡缺一个证,他们八年的努力都会白费。

据知情人透露,事发后,曹丽萍在神经内科的带教老师被安排下乡支援。此外,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的同学告诉黎晓天,医院给规培生召开心理健康讲座,要求他们签署保证书。

3月13日中午,记者联系湖南省人民医院,医院值班室工作人员称,此事医院方面已经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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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察日志
25岁规培女医生之死 | 深度聚焦 2月23日20点47分,25岁的规培医生曹丽萍走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值班休息室,大约3小时后,她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走进休息室内的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选择用刎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3点59分,提前在QQ空间写好并设置了定时的遗书发出。“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世上本就没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对不起爸妈,生养之恩,来世再报。”她写道。 曹丽萍的父亲是在2月24日凌晨2:40接到电话的。电话里,自称是湖南师范大学…
省医院25岁规培生自杀背后:变形的制度与“廉价”劳动力

李珂也曾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做过规培生,看到曹丽萍的遗书后,非常感同身受。不少网友在评论下方问,“为什么不反抗?”“不加班不行吗?”但她觉得,这些网友并不了解,规培生制度中的权力差距。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培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制度。按照规定,一个医学专业毕业生参加规范化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三年间必须轮转参加本学科各主要科室的临床医疗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训练。

也是在这前后,医学专硕与规培制度并轨。这意味着,专硕规培生读研的三年间需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毕业后即可“四证合一”,拿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执业医师证、硕士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但如果不能通过规培,则拿不到证、毕不了业,更无法执业。因此某种程度上,规培生的“前途”就掌握在轮转科室的带教老师和上级领导手中——每在一个科室轮转结束,都需要经过科室考核,还要带教老师签字同意,否则会被延长轮科时间,可能导致延毕,情况严重还会被“退培”。

而李珂答应化名讲述自己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时的感受。按照国家规培制度的要求,规培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0小时,但她告诉本刊,湖南省人医对工作时长的认定比较苛刻,仅按照排班时长计算——每天8小时一个班次,一周7天全部排满,也才56小时,因此这里的规培生并没有“休息日”。

但实际上,大部分规培生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超8小时。李珂回忆,一般医生管5个患者,就已经比较忙碌了,但自己在省人医内科轮转期间,“一个人管十几个病人”,长期处于高强度加班且“连轴转”的状态。为了让自己得到休息,她有时会申请连上24小时,置换一天的空闲,但这种方式对身体的损耗也很大,因为“工作做不完,需要连上三十多个小时”。规培生相当于一线医生,直接对病人负责,这也导致他们不可能像其他职业一样“潇洒”,医院要求,电子病历必须48小时内归档,李珂表示,“我不加班,谁来写病历,谁来办出入院手续?就算下了班,也要随时待命,不接电话是大忌,患者何其无辜?”

与高强度的工作不相匹配的是极低的薪水。李珂回忆,自己所在的专业,规培生没有工资收入,只有数百元餐食补贴。

曹丽萍属于内科专业,每月有固定收入一两千元。对她来说,除了低薪资和超长劳动时间,最折磨人的还是“无意义感”。她曾对王星吐槽,自己规培期间“学不到东西”。她主要在内科轮转,和外科等有不少实际操作机会的科室不同,“内科规培生就是写不完的病历、开不完的医嘱、收不完的病人”,以及帮上级医生“拿外卖拿快递各种跑腿,啥事都干”,李珂说,自己当时也有类似的“无意义感”。她在神经内科轮转时,也曾像曹丽萍一样想请假休息,但带教老师经常把“补时长”挂在嘴边,让她不敢轻易提。她解释,医院对规培生在不同科室轮转的时长是有规定的,如果达不到,就需要延长轮转时间,还可能影响毕业。她始终记得一次业内轰动的事件——一个规培生因在节假日花钱找他人代班,被科室发现后“退培”,即将展开的职业生涯,“弹指间灰飞烟灭”。

在医疗论坛丁香园的规培话题下,“免费的牛马”“廉价劳动力”是频繁被提到的热门词汇。这项始自2014年实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10年来已在国内累计规范化培训医师110万人。截至目前,全国共遴选1100多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和11000多个专业培训基地,年均招生10万人。但在这成千上万的规培基地中,规培制度变形为了不同的模样。

按照2013年国家卫计委颁布的公告,中央财政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资金补助标准为3万元/人年,2/3用于补助住院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而实际上,各地医院的不同科室对规培生的收入都有不一样的标准,在本刊的采访中,一线大城市的知名医院规培生每月收入能有五千元,而三四线城市三甲医院的规培生每月收入仅一千元。

收入虽低,一些医院的规培生却包揽了科室里的大部分工作。一位贵阳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向本刊回忆自己规培时的情景:“科室里有严格的层级,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然后才是最底层‘三生’——规培生、进修生、研究生。在大型的三甲医院,干活的基本都是我们,每天忙着写病历、请会诊、做检查、办手续。有时候护士过来喊,有的主治医师也整天待在值班室里不出来,都是我们在跑。”与此同时,收入的对比是惨烈的——科室里医生的年收入至少二十万,规培生的年收入却只有一万左右,“每月到手一千块,医院不提供宿舍,我还要花900块租一个单间。根本没法活。我是贵州农村出身,不好向家里开口,规培那三年到处借钱,欠下了几万块。”

写病历、做检查,都是医生的基本功,为什么会给规培生带来“学不到东西”的感受?曹丽萍的大学同学陈媛目前在湖南另一所三甲医院工作,在她的讲述中,由于医院对电子文书的要求越来越高,操作均需留痕,催生了很多行政工作,“内科的文书工作最多。我们要写大量的病程记录,病危每天记录一次,病重两天记录一次,普通病人三天记录一次,但是如果病人当天做了介入操作,那就要连写三天,所以好多病人几乎是每天都写。但每个病人要写的东西不止这些——他请了会诊,要写请会诊记录;会诊回报了,要写会诊回报记录;报危急值,要写危急值回报记录;输一次血要写三个输血记录——输血前记录、输血疗效评价、输血中记录。”办公室仅有几台老式电脑,“特别卡”,规培生还得抢着用。最让她崩溃的是出院手续,患者的病案需要所有的上级医生审签,她将时间花在帮每个医生切工号,催促审批,再编码打印出来,找医生一个个盖章。

规培基地的教学水平差异很大,缺乏监督管理,“培训”就沦为了虚词。陈媛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带教老师在收治病人、看CT片的时候能够顺带解释一下,传授临床经验,但是这样的带教老师至今只遇到过一个。“有不懂我也会追问,但一般医生只会简单答几句,临床工作很忙,我也不好揪着不放。”而医院规定每周都要进行的疑难病例讨论,并没有真的执行,最后变成了一张张摆拍照片。结束轮科时的考核,不会考实际操作,只是一张简单试卷,上面有一两个病例分析题,还没有监考,“很水,规培生聚在一起拍照搜题做完了”。

“我们常常嘴巴上说‘医教研’,医疗工作放在第一位,教学第二。但实际上,大部分医院的排序都是‘研医教’,为什么呢?科研可以帮医院向上拿到更多资源,评上更高的级别,医疗能帮医院养活自己,维持运转,那教学能带来什么?所以除非管理者重视,建立完善完整的考核和激励体系,否则规培基地的教学质量是很难提高的。国家也有专家组成的飞行小组,但他们不可能天天检查,1000多家国家级培训基地,每天跑一个都得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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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匿名指南,来自无数个momo

意识到“原来别人可以这么轻易发现我”,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围了王冰。这两年她着实在社交平台吐槽过不少事,尤其本科上网课那些日子,已经读研的她为此感到后怕。这个晚上,她不停回翻历史动态一一删去如今看来不合时宜的,还是觉得不安全,她想到把昵称改成momo。

互联网越来越难藏住秘密,这在今天不是什么秘密。平台拥有的大数据技术让许多人深感敬畏。一位小红书用户说,她关掉所有隐私选项,确保账号不会出现在“可能认识的人”推荐列表,发表的内容不会出现在“附近频道”,但点开粉丝栏,发现系统还在推荐用户认识,里面有她小姨账号,一路翻寻,甚至找到了妈妈、弟弟的账号,“只能见一个拉黑一个”。

椰椰确定自己关掉了所有隐私选项,但事情已经传到当事人耳中,男生找到朋友问怎么回事。男生女朋友的学妹也发来私信打听情况,询问女主是不是某个专业。她猜对了,但椰椰只敢否认,“怕给朋友添麻烦”。

当天,椰椰就注销账号,重新注册了一个,并且换上粉色小恐龙头像,改名成momo,隐身于互联网的茫茫人海之中。

据多位资深“momo”观察,momo两三年前最先火起来,就是在豆瓣一些娱乐圈吃瓜小组。这里很容易产生纷争,评论区总是盖起高楼,持有不同立场者互相攻讦,乃至人肉搜索。

“加入momo后,就更敢吐槽208了(女星郑爽被爆出拍戏日薪208万,这个数字成了娱乐明星代言词)。”一个大二女生说,这样不用担心被粉丝截图挂出来,“搜momo也搜不到自己”,或者用那句圈子里人人知道的话来说,“一mo做事亿mo当”。

这个大二女生说自己有六个微博账号,分别用于追星,刷二次元漫画,记录生活体会等等。一样的是,每个账号简介都写上了“镇魂”。这是一部2018年的电视剧剧名,因为涉及“耽美”等原因整改下架,“镇魂”两字也成为限流词汇。人们反向利用了平台机制,发现只要在账号简介写上“镇魂”,就不会有人搜索到账号。

这大概也是人们对如今网络感到畏惧的地方,再小的内容都会被放大,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语境里成为攻击的靶子。公开曝光隐私的“网络开盒”在当下如此盛行,就连网络安全从业者也建议,不要使用太具有唯一性的ID,会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容易被追踪到。相对有效又低成本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把ID改成momo,“别人没那么容易分辨你的账号。”

有时候,加入momo可能确实会有点用。2023年初,一个明星工作室发布了律师函,指控“豆瓣网友‘momo’”侵犯名誉。momo似乎被当作一个个体,这封律师函让“momo”登上热搜,引发了一些momo的嘲笑,并且让更多人加入了momo大军。一些新表情也流行开来,其中一个写道,“互联网没有法外之地,但momo是法外狂徒。”

相比网络上的口舌之争,她更担心现实中受影响。前两年,她在学校新闻中心实习,那有一个舆情监测系统,监控各个主流社交平台关于学校的言论。她每天整理完推送给老师,如果是负面言论,“老师就会根据你的主页找到你是谁,然后立马联系你的辅导员,导员找你要么记过,要么就让你检讨”。

王冰可不想自己也出现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她不再像保研前那样,“想发什么发什么”,而是变成了“不太会发有批判性的内容”,“发之前都要想很久,假设谁看到了会怎么样,会不会对我自身造成影响”。

或许这也是momo流行的原因,哪怕传统印象里最锐气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开始在网上隐藏自我。“momo之所以隐去自身形象成momo,是考虑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他们解构自己,将自己称为‘社畜’或‘学牲’。”2023年的一篇论文如此写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momo这个群体。讨厌者也大有人在,有的人将他们称之为“电子蟑螂”。一个用户说,自己代运营的账号中,“发现许多momo的恶意攻击”。在研究momo流行的学术论文里,也几乎都会提到群体匿名带来的风险——“momo 发布的信息丰富了互联网生态,但也埋下了制造、传播谣言的隐患,存在着泄露他人隐私、滋生网络暴力的可能。”

互联网二十多年令人炫目的发展中,它跟现实的关系也在变化。2022年一篇硕士论文将之分为三个阶段——起初的BBS论坛时代,网络与现实世界平行,匿名是当时的常态,“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进入到以社交为核心的SNS时代,网络成为现实的延伸,人们基于真实自我构建自我形象;再到如今纷繁复杂的社交APP时代,互联网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空间,人们开始疲于印象管理,“用户在大多数 APP 中拒绝与现实好友进行连接”,“只想在网上回归做一个隐形人,不被现实关系所打扰”。

相比于在抖音上拉黑三千多个蓝V账号确保自己不会刷到粗制滥造的新闻(他形容这些账号内容的同质性是新闻界的momo),换上各个版本的momo头像这件事对他来说就不花什么精力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对平台显示IP地址的反抗。尽管他所在省份“在网上黑点不大”,加入momo还是让他更放心参与讨论不会被发现。还有一点很重要,momo模糊了性别,这让他免去了讨论总会转移到性别对立的困扰。

他相信,互联网应该拉近人跟人的距离,让很多事情变得更便利,但这几年,“行业里本来能公开的都不公开了”。在他追求的,听起来有些乌托邦的设想里,momo们可以像水一样,打破各自的壁垒,“聚集在一起形成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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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波音737-800型客机(注册号B-1791),执行MU5735昆明长水机场至广州白云机场定期客运航班。13时16分飞机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64分钟后偏离巡航高度8900米快速下降,坠毁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埌南镇莫埌村附近。机上123名旅客、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中国民用航空局依据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395)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的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起事故开展技术调查工作,主要进展情况如下:

一、残骸搜寻、识别和分析情况。组织开展残骸物证搜寻,对主要残骸进行辨识、拍照取证、标记发现位置,制作残骸位置分布图;对飞机结构、飞行操纵系统、发动机等残骸进行专项技术调查,分析飞机坠地前姿态及关键操纵部件可能的工作状态;将发动机部件、操纵系统部件等重要残骸送实验室进行分析,确定损坏原因。

二、飞行运行和飞机适航情况。调查机组成员的技术状况、健康状况和现实表现等个人情况;调查事发航班的放行计划、载重平衡、性能计算、运行监控、机组准备等运行情况;调查公司的安全管理、训练管理、人员资质管理、维修管理等组织管理情况;调查飞机适航指令、服务通告执行,航线和定检维修,故障保留等维修情况;对事发航班的燃油加注及油料品质开展调查分析;整合监视数据、视频录像等,对飞机最后阶段飞行状态进行分析;修复受损记录器,对获取的数据开展分析。

三、航班保障情况。对起飞机场保障人员资质、设施设备工况等情况开展调查;对事发航班使用的跑道、滑行道、滑行路线、机坪道面日常巡视及维护情况开展调查;对空管人员资质、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及空管自动化系统、空管指挥过程、航路天气情况开展调查;对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基本信息,安检情况和装载情况开展调查;核查事发航班危险品载运信息以及机组和相关保障人员的危险品培训情况。

经调查,事发航班飞行机组及客舱机组持有效执照、证件,飞行、执勤、休息时间满足规定,当日飞行前健康体检合格,机组资质及配置符合要求;事发飞机适航证件有效,相关维修人员资质符合要求;起飞前未发现飞机系统、机身结构、发动机等存在故障或异常情况,无故障保留;起飞机场当日相关作业保障人员资质符合要求,设施设备工作正常,作业和操作符合工作程序;相关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资质符合要求,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工作正常,事发前无线电通信和管制指挥未见异常,事发时飞机所在空域及航路飞行高度层无危险天气报告;事发航班装载符合要求,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邮,无证据表明货邮和行李中存在危险品。

后续,技术调查组将继续开展实验验证及原因分析等工作,并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https://www.caac.gov.cn/XXGK/XXGK/TZTG/202403/t20240320_223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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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下,他们把孩子送入了“戒网瘾学校”|深度报道

深一度记者调查发现,来自南阳当地的公立学校副校长和老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推荐,让他们最终信任了这个原本并不了解的地方。但当家长们以为自己终于抓住了解决孩子棘手心理问题的救命稻草时,却发现他们把孩子送入的很可能是另一个“豫章书院”。

林霄爸爸多次和深一度记者提到,在决定把孩子送到“指南针”营地前,他以为“指南针”和女儿的中学是有合作的。

2022年,14岁的林霄在南阳一所中学读初三,这所中学是南阳市一所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也是家长们口中公认的“好学校”。

2022年10月,林霄爸爸又一次被叫到学校,这次班主任带着林霄爸爸见了学校的副校长。林霄爸爸回忆,这名副校长向他介绍了景海永,说景海永曾来学校演讲过,是治疗青少年叛逆的专家,并向他推荐了“指南针”营地。

与林霄爸爸的经历类似,付宽妈妈如今也很后悔信任了南阳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当付宽爸爸发微信向做“沙盘游戏”的医生反映病情时,这位医生向他推荐了景海永。她在后续的微信沟通里向付宽爸爸表达过对景海永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认可,“近二十年一直都做这行的。”

江飞扬的妈妈听说同村的孩子抑郁休学后,找当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咨询后成功复学,还考上了二本。于是,妈妈也带江飞扬找到了这位心理咨询师,但江飞扬只做了一次咨询就不想再去了。在和江飞扬妈妈后续沟通中,这位心理咨询师向她推荐了景海永,建议江飞扬休学,去“指南针”营地戒手机。

学校不批准休学,江飞扬妈妈在微信里询问心理咨询师该怎么办,得到的回复是:“先请个假,去(“指南针”)营地,现在已经跟不上了,争取下学期正常上课。”

在深一度记者的采访中,多位家长表示在把孩子送到“指南针”前,都或多或少了解过网戒学校里发生的殴打、拘禁等现象。但校长、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让他们对“指南针”放下戒备,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他们支付19800元的单月学费或43000元的半年学费,把孩子送进“指南针”。

“指南针”曾在南阳多所中小学进行过公益咨询、宣讲。2022年9月28日,景海永带着徐秋菊和“指南针”的另外两位老师,曾来到林霄就读的中学进行公益咨询。

个案咨询首先需要填写一个心理测评表,主要是关于学习状态的评估。徐秋菊说:“评估完大部分孩子是有状况的,然后会告诉他(家长)这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接下来会告诉家长,免费的咨询只有一次,后续需要到“指南针”咨询室进行。

咨询室指的是“指南针”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徐秋菊说:“我每小时600元;景海永的咨询费是800元每小时。”而咨询费还需要分给学校,一份内部聊天记录显示:“50%给你们(咨询师),30%给学校老师,20%留公司。”

如果能引导“问题学生”来到“指南针”营地,介绍人的回报会更丰厚。徐秋菊曾从景海永那里得知,介绍一个学生进入营地,可以提成3000元。

从2016年到2023年间,指南针微信公众号及学校宣传文章显示,景海永及“指南针”的心理老师至少在南阳市15所学校进行过宣讲、组织教师团建等活动。

休学,是许多孩子离开校园进入“指南针”的第一步。 《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因病假办理休学手续,需持有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学校审核后还需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确认,才能办理休学。

林霄被送去“指南针”后,林霄爸爸才来学校办理休学。林霄爸爸清楚,以林霄当时的情况,按规定无法办理休学。2022年10月21日,林霄爸爸向学校递交休学申请,其中写道:因个人生病,一直处于焦虑状态,需要休学一年。在休学申请下方有班主任的签名并说明“情况属实”,副校长签名并表示“同意”。

办理休学还需要一份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书。林霄没有抑郁症,无法开具诊断书。林霄爸爸说,景海永给他联系了南阳市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让他找这个医生开具诊断书,“我给医生包了红包,300块钱。”在林霄未到医院的情况下,这个医生给她开了一份诊断书,诊断意见一栏写着“焦虑状态”。

“你们这个不足以办理休学。”还需要住院证明、药物服用清单或焦虑测量报告等多个证明才能办理休学。学校办理休学的老师和林霄爸爸在微信里说。景海永出了个主意,“找个人”代替林霄去医院做测试。林霄爸爸在微信中质疑:“怕医院的测评结果出来,说孩子没有问题。”景海永回答:“我知道测试题”,“明天给你发(答案)怎么填写,不难。”2022年11月1日,林霄爸爸带着堂弟家的孩子冒充林霄来到医院,按景海永给的答案填写了《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8份测试。分析报告中显示的测试结果为:中度焦虑、重度抑郁、严重心理健康问题、自杀自伤态度结果阳性,报告盖有这家医院的公章。

在医院、学校、家长和景海永的共同“努力”下,林霄“满足”了所有条件,办理了休学手续。

徐秋菊刚认识景海永时,对他的印象很不错,直到她来到营地的第一天,亲眼见到了初三男孩孙嘉明初到营地所经历的“杀威棒”时,她的这种认识彻底转变了。

2022年9月27日,孙嘉明被父母送到“指南针”营地,父母离开后,孙嘉明在大厅里坐着。徐秋菊回忆,“景海勇带着我到大厅去的时候,其他教练都默契地聚集过来,然后景海勇就开始跟孙嘉明说营地的十大红线。”

徐秋菊介绍,路治国是“指南针”营地的总教练,当时景海永连续几次要求孙嘉明换上营地服装,孙嘉明没有动,突然间,几位教练一拥而上合力把他按在地上,总教练拿着大棒子来打孙嘉明。殴打持续了十多分钟,“孙嘉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继续打。当孙嘉明起身的时候他摸着屁股,脸上很崩溃,就是要哭,但是也不敢哭出声的表情。”

2023年8月,徐秋菊和几位“指南针”毕业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共同完成了一份针对景海永和“指南针”的举报材料。她在其中写道:“亲眼目睹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在指南针营地遭到暴打、虐待。”举报信中除了徐秋菊外,有四名学生、一名家长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营地里存在体罚、殴打、侮辱、霸凌、关禁闭等行为。

采访中,江飞扬回忆,打人工具有半人高的木棒,还有一种是用塑料扎带捆成一捆,再用胶布把扎带绑在棍子上,就像一个扫把。打人特别疼,像鞭子一样会留下许多道血印,有的地方皮会被打破,愈后的伤疤是疙疙瘩瘩的。

徐秋菊在举报中描述了一个现象:孩子们常常表情麻木。她说,后来才知道,景海永、路治国经常对孩子们说自己是心理专家,会读心术,能看透孩子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小心思。如果不小心流露出厌恶营地、想回家等真实想法,马上就会被针对、被惩戒,孩子们为了自保,只有用表情麻木来隐藏自己。张绚是2022年7月以去旅游的名义被骗到了“指南针”。他提到,陆治国说自己是心理师,能看出别人的想法,仅从眼神就能知道在想什么。“所以他们打人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理由,很多时候看谁感觉想跑或者不顺眼,找个理由给你,打了就刁难你打你。”

林霄在“指南针”营地待了半年多。直到2023年3月林霄爸爸来接她那天,她的爸爸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回家后,林霄和爸爸讲述了营地里的真实情况。林霄爸爸气不过,给当时推荐他们去“指南针”的副校长打电话讨要说法,但始终无人接听。他开始在“指南针”家长群里质问景海永和路治国:“景老师,你的好教练路治国,欺负女学生、殴打男学生(把学生打的大小便失禁)、让学生吃他吃剩下的饭、带着女学生去买计生用品……你什么时候给个说法,你明明知道他这种卑劣行为还让他在这里误人子弟,是何居心?各位家长们,请擦亮眼睛,咱们诚心诚意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改造,可是他(她)们在这里经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你们知道吗?”但刚发一段话,林霄爸爸就被踢出了群聊。

对于营地里发生的殴打、虐待、禁闭等行为,景海永自称:“确实是去年的时候管理上有点松散,但是不像家长说那样的,达到那个程度,体罚、惩罚可能是有点不太合适,本来青少年教育里边就不能有去体罚孩子的,惩罚孩子的。我做的确实有些问题。”

在打算把付宽送进营地前,曾有朋友曾警告付宽妈妈,不要把孩子送进去,出来后孩子会得“精神病”。但精神科医生的推荐让她相信“指南针”可以治好付宽的强迫症。付宽回家后就表现出了对“指南针”的恨意。他妈妈说:“他把我手机上面所有(有关)他们的东西全部给删掉了。”现在,付宽妈妈感觉自己一直都在“硬撑着”,家里已经没钱了,她打算卖掉房子,给孩子治病。但更难的是,付宽现在不相信任何人,拒绝一切治疗与帮助。

林霄爸爸曾向当地教体局举报林霄学校的老师和副校长推荐女儿去“指南针”营地。他说后来景海永退还了林霄的学费,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结果,认为学校是把林霄送入“指南针”的“帮凶”,“让他(景海永)来学校做广告,你肯定要对这个人了解。”

在林霄爸爸的了解中,还有另外两名这所中学的学生也去了“指南针”,他曾在电话里质问林霄所在中学的副校长,这两位学生是否是学校推荐的?副校长说:“这是我们的学生,去了都受益了。”林霄爸爸问:“你告诉我孩子安全绝对有保障,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你不承认吗?”副校长反问:“谁是监护人?”

在深一度的采访中,这位中学的副校长表示自己知道景海永,“他给我们学校做过毕业典礼,他是讲师。”关于景海永是否在这所中学进行过公益心理咨询,这位副校长表示“不清楚这些细节”,并称只清楚景海永进行的是心理咨询服务,不知道“指南针”营地的存在。

回忆起当初把付宽送去“指南针”的决定,付宽妈妈觉得自己很傻,“我当时太心急了,随便去相信别人说的话”“现在付宽非常恨我们,说是我们把他害成这样”。但她提到,如果没有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她根本不会知道“指南针”。

https://mp.weixin.qq.com/s/d-aJ00-nPwmvDdoPqVv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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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察日志
网络匿名指南,来自无数个momo 意识到“原来别人可以这么轻易发现我”,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围了王冰。这两年她着实在社交平台吐槽过不少事,尤其本科上网课那些日子,已经读研的她为此感到后怕。这个晚上,她不停回翻历史动态一一删去如今看来不合时宜的,还是觉得不安全,她想到把昵称改成momo。 互联网越来越难藏住秘密,这在今天不是什么秘密。平台拥有的大数据技术让许多人深感敬畏。一位小红书用户说,她关掉所有隐私选项,确保账号不会出现在“可能认识的人”推荐列表,发表的内容不会出现在“附近频道”,但点开粉丝栏,发现…
从去年开始,我在网上发现了件怪事。

有一个ID叫momo的网友越发频繁地出现在我视野中,其头像是个Q版的粉红色恐龙,让我奇怪的是,这个人会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被我看到,比如,知乎的评论里能见它挥斥方遒,豆瓣的留言里能见它多愁善感,小红书里能见它岁月静好,抖音上又能见它阴阳怪气,最后以至于微博上一些挂人和转载的截图中都能看见这个momo的身影。

我一开始被搞糊涂了,心说这个momo怎么到处都有它,这家伙似乎精力无限,7天24小时不间断地跨平台输出,其讨论范围横跨国际政治,社会民生,娱乐八卦和星座运势,总之就没有它不能聊的,困惑中,我就想这应该不是真人吧,可能是个AI,在跨平台营销呢,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些回复人味很重,不是算法所为,于是我更困惑了,开始胡思乱想,心说我可能正处于Matrix里,而这个矩阵被特工们干扰而出错了,要不然我可能就是个不自知的演员,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中,无论是身边人还是网友其实也都是演员,而我的日常生活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头拍成了一个电视剧啥的。

后来我才知道,momo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很多网友一开始是为了在聊明星八卦时摆脱粉丝的骚扰,而选用了平台上momo这个系统默认网名,以及配套的粉红恐龙头像,因为名字和头像一样,粉丝们就分不清到底是哪个momo说了他们偶像的坏话,所以也难以追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只要换上这个粉红色恐龙头像,然后改名为momo,自己就可以隐身于无数的momo之中,以实现一种近乎于前台匿名的效果,用其中一个momo的话说,这叫“一mo做事亿mo当”,你想骂都不知道具体该骂哪个,所有momo都挨骂相当于都没挨骂,可以说,这只微笑着的粉红恐龙对网暴免疫。

看着momo,我就想时代是真的变了,多年前我刚开始运营账号时,我生怕不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起了一个有特色的网名,还以照片为基础做了头像,以免别人忘了我,但现在似乎反过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怕被人记住,他们选用同样的头像同样的网名,隐隐于众人,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在网上发言时顾虑少一些。

之前有很多人表示近年来网络环境在恶化,但那些多出于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统计,我想也许将来有学者能搞出一个momo指数,即一个不限重名的平台中,用户总量里momo的比例越高,就说明这里的舆论气氛越紧张,话说回来,那只粉红色的恐龙名叫momo,与“默默”的拼音一致。

这也许只是个巧合。

https://weibo.com/5992829552/501475980267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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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察日志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养老保险主要精算预测结果 1. 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 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根据制度内参保人数、缴费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可以得到两个概念下的制度赡养率,即规定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率为“参保赡养率”,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缴费人数的比率为“缴费赡养率”。预测显示,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然后同时缓慢上升再加速上升,从2023年后便开始一路平稳上升,到2043年后有加速迹象,到2050年分别达到81.8%和9…
养老金并轨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

按照我国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今年10月份,我国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将结束10年的过渡期,实现最终并轨。一直以来,我国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为,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不需要单独自己缴纳养老金,但是退休后可以拿到更多退休金,而企业职工需要自己缴纳养老金,退休后的养老金反而更低。

以养老金替代率这个指标来看,企业职工的养老替代率只有40%多,而体制内的养老金替代率则在80%-90%,也就是说,如果在退休前工资为1万元,企业职工退休后能拿4000多元养老金,而机关事业的人员能拿八九千元。很多体制内人员的退休收入,比年轻人的正常工资还高,这曾长期引发讨论。

由于各界对于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呼声很大,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当时最大的改革力度在于,让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一样,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前体制内工作人员不需要自己缴纳养老金,改革之后需要自己缴费。

为了避免并轨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退休待遇带来明显冲击,改革将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分为三类。改革之前(2014年10月)退休的“老人”,完全不受影响,待遇照旧;改革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按照新办法执行,需要自己为养老金账户缴费。

最复杂的情况是“中人”,也就是改革前(2014年10月)参加工作,改革后陆续退休的工作人员。对这部分“中人”的退休金,当时制定了一个“保低限高”的政策,也就是按照新老退休方法作对比,如果新办法计算的养老金待遇更低,那就按照老办法发放,确保养老金待遇不下降;如果新办法计算的养老金待遇更高,超出的部分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发放,比如第一年发放10%,第二年发放20%,到2024年发放100%。以此来看,当时的改革对于“中人”而言,其实并没有让退休待遇下降,反而会让更多人退休待遇提升。

2014年10月,我国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时,对于“中人”的养老金设置了10年过渡期(2014年10月1日到2024年9月30日),10年过渡期结束后,也就是到了2024年10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就将全部按照改革后的新办法领取养老金,老办法正式终结,这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养老金并轨。

养老金双轨制并轨,并不意味着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就会完全一样,和企业养老金相比,体制内的养老金仍然具有优势。

从体制内“中人”养老待遇的变化其实就能看出来。2014年养老金改革之后,体制内的“中人”领取养老金,开始新老办法并用。从过去10年过渡期的统计数据来看,绝大部分体制内人员都是按照新办法发放退休待遇,因为新办法计算的待遇比老办法更高。今年10月过渡期结束之后,很多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将不再受到“保低限高”的约束,每年也不用被限制在一定涨幅之内。

很多企业的养老金都是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体制内的养老金,大都是按照实际工资足额缴纳,当做工作人员的福利,所以,缴费基准不同,决定了最终领取养老金的差距。

机关事业养老金改革之后,为了保证退休待遇不下降,当时的文件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

这意味着,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属于强制性,所以短期之内就迅速形成高覆盖。按照人社部在2019年的数据,当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覆盖率已经高达82%,但是运行时间更长的企业年金,由于不具备强制性,覆盖率还不到10%,且主要集中于国企和央企,绝大多数普通私企职工无法享受企业年金。

一个国家成熟的养老体系主要由三支柱构成,也就是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单位主导的第二支柱,以及个人缴费的第三支柱。发达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很高,主要就是靠三大支柱共同发力。

从这三大支柱来看,我国的个人养老金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职工的养老只能依靠第一支柱,所以养老金替代率很低。而机关事业单位除了第一支柱外,现在已经迅速建立起了第二支柱。

所以,虽然我国体制内养老金在10年前就开始并轨改革,但这并没有影响年轻人加入体制内的热情,最近几年考公越来越热,就已经足以证明体制内依然对年轻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https://mp.weixin.qq.com/s/bxrK28mTRiXZaR0xpnfv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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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生接触多了发现另一个宏大的世界,就是王羲之说“视听之娱”

比如女生对lifestyle(美食,时尚,香氛,室内布置)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细分的追求,可以说每个女生都是先天或者后天的生活家和审美家,知道怎么提高生活质量,并也更愿意消费在生活质量上面,同样,女性的情感需求也更细腻更高。

比较敏感,我得组织一下语言,尽量客观地描述我的观感想法,我的观察肯定也是片面的理解和观点。

其实情感需求高这点也很容易理解:那些专注于生活,倾向于把资源投入在于体验当下和享受人生的女性们,她们的人生体验,本来就已经比很多男性丰富多彩了,进入一段感情的话,也会想要更不一样的情感体验,更温暖的关怀,更细腻的话语等等,很割裂的是,男性的技能树,因为社会规训,并没有点在这里。

在恋爱中,女性虽然是被追求的一方,但是享受了很多情感资源和情感体验的女性,在等级上是食物链的顶层,“识得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我看一些女生写的情感向的文字,一个感觉就是她想要的感情,从概率上来说,也许只有另一个同样高等级的女生才能给予。

女性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新鲜的里世界。也许拿我自己来说也许是最没有歧意的。我就是时常觉得我好像“生活在别处”,我有活在网游里过,有活在那些政史哲里过,有活在自己的兴趣爱好里过,或者活在幻想里过,创业的时候也可以一个菜重复吃一个月,好像没有活在当下过。

从小从学校和家庭教育里不断被强化:延迟满足,享受是可耻的,男孩要“做大事”,“志向远大”,将来就“什么都会有的”,不要“玩物丧志”。所以我也的确学会了推迟满足。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对情感表达的压抑,因为那些表达太“娘”,不是“真汉子”,真汉子是默默放在心里,“流血不流泪”,斯巴达式的军营教育。延迟满足、敌视享受、粗茶淡饭是美德、压抑情感,这四点结合起来,的确爆发出了生产力,也带来了人的粗粝,情感表达的残疾,体验的匮乏。

另一方面,我很赞同女性追求体验的生活态度,但是享受和体验也会有另一面,小红书,甜宠剧,温柔的男爱豆和饭圈,都精准打在女性看中生活和情感体验的点上,生活(当下)和远方都要有。

也许只是我更加了解同性所以不安的是,很多应该是不会看到这个推的男性,似乎不只是“生活在别处”,而且生活在一个兄弟会里,除了性生活以外,他其实是只喜欢和他的兄弟们一起玩,享受其他男性的崇拜比自己的家庭生活重要,他们骨子里是特别反感女性特质和女性营造的生活的。

篇幅有限我就不扯性,文化,打扮这些了,我也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有点发散,欢迎随意喷,总之我强行总结一下:如果教育/文化没有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独立能力越来越强,我觉得两性会越来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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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不开源是“开源”之耻,更是公有云之耻

最近 Redis 修改其协议引发了争议:它从 7.4 起使用 RSALv2 与 SSPLv1,不再满足 OSI 关于 “开源软件” 的定义。但不要搞错:Redis “不开源” 不是 Redis 的耻辱,而是“开源/OSI”的耻辱 —— 它反映出开源组织/理念的过气。

当下软件自由的头号敌人是公有云服务。“开源” 与 “闭源” 也不再是软件行业的核心矛盾,斗争的焦点变为 “云上服务” 与 “本地优先”。公有云厂商搭着开源软件的便车白嫖社区的成果,这注定会引发社区的强烈反弹。

Redis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都是开发者最喜爱的数据库系统(在去年被 PostgreSQL 超过),采用了非常友善的 BSD-3 Clause 协议,并被广泛应用在许多地方。然而,几乎所有的公有云上都可以看到云 Redis 数据库服务,云厂商靠它赚的钵满盆翻,而支付研发成本的 Redis 公司和开源社区贡献者被搁在一边。这种不公平的生产关系,注定会招致猛烈的反弹。

Redis 切换为更为严格的 SSPL 协议的核心原因,用 Redis Labs CEO 的话讲就是:“多年来,我们就像个傻子一样,他们拿着我们开发的东西大赚了一笔”。“他们”是谁? —— 公有云。切换 SSPL 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法律工具阻止这些云厂商白嫖吸血开源,成为体面的社区参与者,将软件的管理、监控、托管等方面的代码开源回馈社区。

不幸的是,你可以强迫一家公司提供他们的 GPL/SSPL 衍生软件项目的源码,但你不能强迫他们成为开源社区的好公民。公有云对于这样的协议往往也嗤之以鼻,大多数云厂商只是简单拒绝使用AGPL许可的软件:要么使用一个采用更宽松许可的替代实现版本,要么自己重新实现必要的功能,或者直接购买一个没有版权限制的商业许可。

当 Redis 宣布更改协议后,马上就有 AWS 员工跳出来 Fork Redis —— “Redis 不开源了,我们的分叉才是真开源!” 然后 AWS CTO 出来叫好,并假惺惺的说:这是我们员工的个人行为 —— 堪称是现实版杀人诛心。

被这样搞过的并非只有 Redis 一家。发明 SSPL 的 MongoDB 也是这个样子 —— 当 2018 年 MongoDB 切换至 SSPL 时,AWS 就搞了一个所谓 “API兼容“ 的 DocumentDB 来恶心它。ElasticSearch 修改协议后,AWS 就推出了 OpenSearch 作为替代。头部 NoSQL 数据库都已经切换到了 SSPL,而 AWS 也都搞出了相应的“开源替代”。

因为引入了额外的限制与所谓的“歧视”条款,OSI 并没有将 SSPL 认定为开源协议。因此使用 SSPL 的举措被解读为 —— “Redis 不再开源”,而云厂商的各种 Fork 是“开源”的。从法律工具的角度来说,这是成立的。但从朴素道德情感出发,这样的说法对于 Redis 来说是极其不公正地抹黑与羞辱。

正如罗翔老师所说:法律工具的判断永远不能超越社区成员朴素的道德情感。如果协和与华西不是三甲,那么丢脸的不是这些医院,而是三甲这个标准。如果年度游戏不是巫师3,荒野之息,博德之门,那么丢脸的不是这些厂商,而是评级机构。如果 Redis 不再算“开源”,真正应该感到耻辱的是OSI,与开源这个理念。

在抵御云厂商白嫖的实践中,修改协议是最常见的做法:AGPLv3 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实践,更激进的 SSPL 因为明确表达这种敌我歧视,不被算作开源。使用双协议进行明确的边界区分,也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的开源商业化实践。但重要的是:业界需要一种新的歧视性软件许可证协议,达到名正言顺辨识敌我,区别对待的效果 —— 来解决软件自由在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 —— 云服务。

在当下,软件自由的头号敌人是云计算租赁服务。“开源” 与 “闭源” 也不再是软件行业的核心矛盾,斗争的焦点变为 “云上服务” 与 “本地优先”。公有云软件,是互联网大厂将自己使用开源软件的能力产品化对外输出的结果。公有云厂商把开源数据库内核套上壳,包上管控软件跑在托管硬件上,并建设共享开源专家池提供咨询与支持,便成了云数据库服务 (RDS)。20 ¥/核·月的硬件资源通过包装,变为了 300 ~ 1300 ¥/核·月的天价 RDS 服务。

开源并不是一种商业模式,甚至是一种强烈违反商业化逻辑的模式。然而,任何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都需要获取资源以支付成本,开源也不例外。开源真正的模式是 —— 通过免费的软件创造高薪技术专家岗位。分散在不同企业组织中的开源专家,产消合一者 (Pro-sumer),是(纯血)开源软件社区的核心力量 —— 免费的开源软件吸引用户,用户需求产生开源专家岗位,开源专家共创出更好的开源软件。开源专家作为组织的代理人,从开源社区,集体智慧成果中汲取力量。组织享受到了开源软件的好处(软件自由,无商业软件授权费),而分散的雇主可以轻松兜住住这些专家的薪资成本。

然而公有云,特别是云软件的出现破坏了这种生态循环 —— 几个云巨头尝试垄断开源专家供给,重新尝试在 用好开源软件(服务)这个维度上,实现商业软件没能实现的垄断。 云厂商编写了开源软件的管控软件,组建了专家池,通过提供维护攫取了软件生命周期中的绝大部分价值,并通过搭便车的行为将最大的成本 —— 产研交由整个开源社区承担。而 真正有价值的管控/监控代码却从来不回馈开源社区。而更大的伤害在于 —— 公有云就像头部带货主播消灭大量本地便利店一样,摧毁了大量的开源就业岗位,掐断了开源社区的人才流动与供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曾经的屠龙英雄逐渐变成了他曾经发誓打败的恶龙 —— 一个新的“杀猪盘”,对用户征收高昂无专家税与“保护费”。这对应着云软件( PaaS / SaaS ),它与云硬件有着迥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云硬件靠的是规模效应,优化整体效率赚取资源池化超卖的钱,算是一种效率进步。而云软件则是靠共享专家,提供运维外包来收取服务费。公有云上大量的软件,本质是吸血白嫖开源社区搭便车,抢了分散在各个企业中开源工程师的饭碗,依靠的是信息不对称、专家垄断、用户锁定收取天价服务费,是一种价值的攫取转移,对原有的生态模式的破坏。

在当今,云软件,而不是闭源软件或商业软件,成为了软件自由的头号威胁。云软件供应商可以在您无法审计,无法取证,无法追索的情况下访问您的数据,或突然心血来潮随心所欲地锁定你的所有数据,这种可能性的潜在危害,要比无法查看和修改软件源码的危害大得多。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公有云厂商渗透进入开源社区,并将“开源”视作一种获客营销包装、或形成垄断标准的手段,作为吸引用户的钓饵,而不是真正追求“软件自由”的目的。

友善、自由的互联网/软件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 —— 大爱无疆,一视同仁,始终无私奉献的圣母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真正能靠自己力量活下来的,是爱憎分明,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勇者。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 “歧视” / 区别对待 ——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

业界需要一种实践来做到这一点。AGPL,SSPL,BSL 这样的协议就是一种尝试 —— 这些协议通常并不影响终端用户使用这些软件;也不影响普通的服务提供商在遵循开源义务的前提下提供支持与咨询服务;而是专门针对公有云厂商设计的 —— 管控软件 作为公有云厂商摇钱树,在事实上是难以选择开源的,因此公有云厂商被歧视性地排挤出软件社区之外。

最后,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开源商业化,收钱的问题。开源软件社区应该理直气壮地赚钱与筹款 —— 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 早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相当一部分开源贡献者与开源用户都对开源软件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与错觉。

一些用户误以为他们与维护者的关系是商业关系,因此期望获得商业供应商的客户服务标准;而一些开源贡献者也期待开源用户给予金钱、声望、场景上的互惠与回馈贡献。一方认为他们应得的比另一方认为的要多,这种不明确的结果就会走向怨恨。

开源不等于免费,尽管大部分开源软件都提供了让用户免费使用的条件,但免费的开源软件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礼物。作为收礼人,用户只有选择收或不收的权利;作为送礼人,期待得到特定回报是愚蠢的。作为开源贡献者,给别人戴上氧气面罩前,请务必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如果某个开源企业自己都无法养活自己,那么选择用爱发电,四处慷慨送礼就是不明智的。

因此,全职的开源软件的开发者与公司,必须审慎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 —— 想让项目与组织持续发展,资源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做专门的企业版,提供服务支持与订阅,设置双协议,去拉赞助化缘卖周边,或者干脆像 Redis 一样使用所谓 “不开源” 的协议,这都无可厚非,应当是光明正大,且理直气壮的。实际上,因为开源软件为用户提供了额外的“软件自由” —— 因此在质量相同的前提下,收取比云租赁软件更高的费用也是完全合乎道德情理的!

正如当年开源运动的死对头微软,现在也选择拥抱开源。公有云厂商肯定也会有这一天,与自由软件世界达成和解,心平气和地接受基础设施供应商的角色定位,为大家提供水与电一般的存算资源。而云软件终将会回归正常毛利,希望那一天人们能记得,这不是因为云厂商大发慈悲,而是有人带来过开源平替。

https://pigsty.io/zh/blog/db/redis-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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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任务:波音如何对付那些还记得怎么制造飞机的人

约翰·巴尼特似乎有一个把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用来琢磨该如何羞辱他的老板。

每周开会时,只要他敢发表意见,老板就会嘲笑他;老板还指派一个同事长期监视他,并散布谣言说他不善与他人相处;他还因为“使用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和推动修复飞机上的缺陷而受到处罚。

“约翰啥都懂,到了过分的地步,他会因为关注问题而妨碍大家的工作。”这个评价出自他的绩效评估,而他的分数也从40降低到了15。

约翰·巴尼特在波音做了26年的质检员,他的确有些固执,会因较真而和同事发生冲突,人家在背后管他叫“泥巴人”,但他的朋友会说,约翰对生活充满热情,会在闲暇时间去参加赛车比赛,他热爱波音公司,愿意和所有人分享自己的看法。

但是“泥巴人”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这个泥潭让波音不断忘记它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里所吸取的所有教训,正是这些教训曾经让它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巅峰。

就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组织一样,波音公司也受到了一种极为诱人的理论影响,这种理论将运营公司这件事情简化为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数据的组合,而不再关心经验、思考和复杂推理,而保有上述这些能力的员工,也不值得让公司消耗社保成本。

波音的CEO吉姆·麦克纳尼在2005年入职前是3M的CEO,当时他就表示,3M的管理“过分重视经验、却低估了领导力”,因此他将老员工清洗出局,逼他们办理提前退休。

吉姆还出版过一本充满自负的书,谈论如何塑造领导力,颇为自豪的记录自己怎么用侮辱性的词语对待工程师和机械师们,比如那些在意飞机结构完整度而无视股价影响的人被他称作“聪明的傻逼”,并安排HR将那些人挤出公司。

他也一度拒绝让这些“聪明的傻逼”参加787客机的开发工作,而是将之外包给研发力量薄弱的供应商,这个举措被他形容为既能节省成本又绕过了工会,对资本市场来说是双赢,但最后的结果是,整个计划超支了500亿美元,而且还逾期了3年半。

“泥巴人”原本隶属于波音灾区的清理队。当时787机身的一部分工程被层层外包给了一家以色列公司,然后那家公司搞砸了,导致生产链在信贷紧缩的环境下出现缺口,波音不得不出面救助并收购供应商。2009年,波音从内部组建团队来到这家供应商的工厂里,指导工人怎么正确的组装飞机。

但是当美国联邦航空局在2001年批准波音向客户交付首批787飞机后,“泥巴人”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被卸磨杀驴,他的同事因为坚持要求质检员更新材料的修复纪录而被开除,支持工会运动的机械师们也因各种可疑的违规行为遭到处分。

一名资深经理说:“以前,任何参与飞机生产的人都必须签署一份协议,表示你对任何出现的问题负责,并且明确责任,如果因为你的错误而导致飞机发生事故,你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刑事处罚,但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协议了。”

现在质检员们接到的上级要求是,把他们手上90%的职责外包给本该是他们监督对象的机械师,这将加快生产速度并节省数百万美元。而“泥巴人”觉得让机械师们自行检查他们的工作是荒谬的,而且违反了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制度:质检员有义务在数据库里记录所有检测到的缺陷。

“泥巴人”也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如果他服从公司决定,他就会违法,如果他不服从,那他也会违反公司的安全协议而被解雇。

于是“泥巴人”开始低调行事,在不反抗公司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把每一次的不合规行为都记录了下来,在他的报告里,某个货仓电气盒里有可能引发短路的钛屑,某架飞机上1/4的氧气面罩实际上都无法供氧,400个不合格的飞机零件在仓库里不翼而飞……

和“泥巴人”一样固执的质检员还有不少。

《西雅图时报》披露过一份波音公司的内部邮件,邮件内容是对787生产缺陷率下降20%的吹嘘,而有匿名质检员指出,这是放宽缺陷标准所致。

卡塔尔航空拒绝了一批质量不过关的飞机,当地电视台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用隐藏式摄像头偷拍和波音员工的闲聊过程,有机械师说现在招来的底薪质检员上一份工作不是在汉堡店翻肉饼就是在地铁站做三明治……

“泥巴人”因为给纪录片泄露所谓的公司机密,很快收到了处罚通知,公司认为他违规使用电子邮件沟通,但“泥巴人”并不傻,他回复说,老板们不希望他用电子邮件谈事,是因为他们不想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以便于以后甩锅。

2017年,“泥巴人”被排在了计划开除的49名质检员名单中的第一位,这让他深感悲伤,决定提前退休,并请律师帮他解决他和公司的矛盾。更让他感到恶心的是,就在他认为波音质量劣化的那些年里,波音的股价涨了3倍,而在他离开波音2年后,股价又翻了3倍。

就在波音公司股价达到440美元高点后的第9天,一架全新的 737 MAX 客机以接近每小时800英里的速度坠毁于埃塞俄比亚,导致机上157人死亡,事故原因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软件故障,该软件阻止了机长在俯冲状态下将机头拉升起来。

“泥巴人”认为波音公司的管理责任不可推卸,于是他开始在媒体采访里分享自己的看法,很快司法部也对波音开展调查,但最后的认罪协议却并不那么理想,波音公司更多被要求承担那些传统上应该由监管机构承担的责任。

波音曾经大力游说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一种“随机抽样”方法来检查它用于连接飞机各个部件之间的垫片精度,但在全量对比的调查里,那些垫片的尺寸各有不同,类似这样的缺陷不断暴露。

波音的前物理学家斯坦·索舍尔说:“每次你将一架全新的飞机送上天空,都会有超过2万个问题需要解决,而波音曾经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把资源堆积在解决问题的人上面,但现在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

多年以来,斯坦·索舍尔一直在警告波音管理层重视人才流失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当开始使用工作经验只有5年的人去负责项目时,潜在风险的弊端远高于成本优化的甜头。

有航拍摄影显示,西雅图以东的摩西湖市机场,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南方物流机场分别停放着数百架等待修理的波音737 MAX飞机,以便顺利交付。与此同时,正在飞行的波音飞机又不断掉落各种零件,引起新的监管调查,那位看重股价的CEO终于要离职了。

波音的机械师工会正在争取一个董事会席位,并希望下一任CEO要有工程背景,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未来会如其所愿,新CEO的所有提名者——包括呼声最高的通用电气CEO拉里·卡尔普——都没有工程师履历。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泥巴人”的下场了:几周前,他被发现死于右太阳穴的枪伤,现场痕迹表明是自杀,但这引起了他的前同事们的恐惧。

一位匿名的波音高管对于公司究竟有没有牵涉到“泥巴人”死亡的事件时说:“美国法律有一个原则,即在犯罪行为中不存在意外事故。比如说你抢劫一家银行,在逃亡时以高速撞倒行人并导致其死亡,那至少也是二级谋杀罪行。”

https://prospect.org/infrastructure/transportation/2024-03-28-suicide-mission-bo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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