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Linux 中国” 开源社区，停止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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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日起，“Linux 中国” 这个社区，包括它的主网（ https://linux.cn/ ）、公众号、视频号，以及下属的《硬核观察》栏目，将无限期停止更新和运营。

如何让统计数据永远"正确"？【某骜】

看“回升趋势”问题解答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例1中使用的手段，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中了叙述性诡计？想想有没有在函数上做手脚？或者从散点图到连续曲线是否满足“求导”？“不止国内”，所有人都可以玩这一套，通过曲解数据/更改概念来告诉你“他们自己想说的话”。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Q4y137gE

“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知乎，甚至声讨知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任何一个社交网络都在发生的事情。从知乎开放注册以来，知乎「水化」之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可这并没有影响到知乎的发展。即使是在和今日头条的对决中，知乎也赢得很漂亮。

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知乎的问题，不过是老用户不适应新时代的耸人听闻。我们作为老用户的抱怨，亦老生常谈。但这是一种敷衍态度，试图在简化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知乎真的没有问题，走在正轨上，那它为什么和 B 站甚至小红书正在拉开差距？当年知乎希望取代百度成为用户搜索的入口、成为一个新时代的 Linkedin、希望通过 Live 建立百万级的专家服务网络，这些许诺哪个实现了呢？知乎说「聚焦创作者是长期战略」，那为什么有些创作者走了？

知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最爱的网站。甚至知乎上市的时候，CEO 周源念了三篇回答，我的文字是其中之一。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也许对知乎目前状况最有意思的观察，可能来自知乎的「进站必看」：进站必看是知乎官方筛选的优秀回答。排序前十回答的答主里，除了一位非常可惜英年早逝的答主程浩之外，剩下九人里有一位超过一年没回答过问题；两位两年没回答过问题；还有两位超过三年没回答过问题。换句话说十个人里，有一半已经不能算作知乎的活跃创作者了。「进站必看」前三个回答来自张译、程浩和马伯庸，张译的微博更新一直没断过，马伯庸也是写作和出版不断。可他们的知乎已不再更新。作为对比，B 站入站必刷的「历史经典」区，排序前十名的 Up 主都还在更新。

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此，知乎的身份认同也出了问题。国内的大型社交平台，都会对头部用户有一个专属的称呼：比如微博的「大 V」、B 站的「大 UP 主」或者即刻这样的小众平台也有自己的专属称呼「大即」。知乎也有，只不过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知乎大 V」这样一个缝合称号。知乎官方试图努力让用户称其为「答主」或者「新知答主」，但收效甚微。知乎头部用户被对外介绍的时候永远是「知乎大 V」。这有点像「网红」。为什么是网红？因为只在网上红；为什么是「知乎大 V」？因为只在知乎上是「大 V」。

在发现答主身份被无视之后，苏志斌的另一个疑惑是：「『知乎大 V』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一个贬义词。连中性都不是，这让我很困惑」。很多人在被介绍称呼其为「知乎大 V」的时候都会表示拒绝，甚至有人会说「你才是『知乎大 V』呢，你全家都是」。

「人在美国，刚下航母」也成为了很多人嘲笑知乎常用的段子。人们普遍的想法是知乎只是我国众多社交网络中的一个，它并不重要。知乎和陌陌、探探、Soul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不值得被拿出来严肃讨论。

不，知乎异乎寻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知乎的诞生，今天的中文互联网肯定会不同。从「XXX 是怎样一种体验？」、「如何评价 XXX」再到「泻药（谢邀）」这样的句式；到「内卷」、「做题家」这样深入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词，都和知乎直接相关。很多人在声讨知乎的时候，都不经意间用着知乎发明的概念。

劝退就是一个发扬自知乎的概念。严格来说在其他社交网站上也能找到劝退的内容，比如贴吧还流行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劝退生物和化学的贴子。但劝退真正的大规模流行和发酵都是从知乎开始的。

但在另外两个概念面前，「劝退」就是小巫见大巫：内卷和做题家。它们都不是诞生自知乎，但却都因为知乎而融入了新的内涵，重新以不同的面貌进入了中文世界。

开篇提到众多从知乎出走的核心用户，恰恰就是一群受「氛围」变化的影响最大的用户。「氛围」这件事一般会被互联网产品归类为玄学那类范畴。可也是「氛围」决定了社区产品的体验。当年今日头条悟空问答的失败，也有很多知乎用户归结于它抄的走问答形式但抄不走知乎的社区氛围。一个社区如果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氛围，那会是它强大的护城河。

可知乎正在用土把这条护城河埋上。很难说知乎是迷失了自我，它绝对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更高的 DAU、更高的用户粘性和 ARPU。知乎在回答里插入付费小说、强推视频并且将用户首页从关注变成推荐。这是知乎的数据需要的，却不是用户喜欢的。

知乎一些长期的运营依然会按照最原始的标准筛选高质量的内容，然后被与视频 Tab 里的土味视频呈现在一起。知乎用户选出好的问题，花几天的时间用心写了回答，发现排在自己前面的是知乎官方的盐选答案——并且写的是故事，甚至还要付费才能读。

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来自前文提到的曹丰泽和到处挖坑蒋玉城。他们俩作为知乎顶流中的顶流，这些年甚至没有一个运营加过他们、任何活动都没找过他们。而最令老用户们伤心的，还有官方那种若隐若现「家花不如野花香」的运营手段：知乎一些商业化部门的运营和出圈手段，都愿意依靠外部的名人和流量。

近年来很多互联网公司会愿意用这样一个叙事：以前的桌面互联网，都是精英在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全国人都在用了，所以看学历就能感受到用户素质的下降。这个叙事折现出一个典型的论述：一旦平台氛围出现异动，大概率是用户更多平均素质下降了。这是一种「平台无责论」，错的不是公司，都是用户。

这不过是在推卸责任。我们的物理世界普遍比二十年前生活的更好了、选择更多了、出行更方便了；可虚拟世界却更差了、更水了、素质更低了。而这都是用户越来越多的错。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反驳，会被快速归结为：「太理想主义」，多少懒惰掩盖被一个「太」字掩盖。那我们作为从业者有什么资格到处输出互联网方法论，认为网络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呢？

这个叙事也发生在知乎，水化被归结于用户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必然性。但我不认为知乎作为平台能推卸责任：一般来说知乎这种强讨论和兴趣的社区，都会选择做好用户区隔。像是 B 站，一个知识区的用户可能完全和舞蹈区没有交集。而在知乎，一个答主曾感叹：自己一个天文学优秀答主，为啥首页会天天被推送婆媳关系内容？

2014 年周源的一次自述里用了个章节小标题《尊重做社区的节奏：流量无用》，里面说：「量增加不等于社区成长，反而导致你没有预见的问题产生」。现在的知乎，反对曾经想成为好社区的知乎。

这和常见的用户素质下降论调没有关系。当平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一起，把推荐、热榜和视频放在首页，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乎的答主流行一个词「德匹下」：德性终究获得与其相匹配的下场。

社区平台的运营者总是不能明确的区分社区究竟是因平台而成功，还是因用户而成功。如果社区日活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用户体验上的进步，那么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社区的运营更加无视其中每个用户的重要性。

我写知乎不光是因为我爱知乎，更是因为知乎几乎是中文互联网公域深度讨论最后的阵地。这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公域深度讨论的意思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对一些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交流、思考甚至是争吵。这让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和自身的局限。

内卷这个词不会凭空从教科书里蹦出来，赋予它生命力的不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而是这个词背后极其大量的讨论（一些讨论读起来和吵架无异）。这些讨论给内卷带来了远超其原本含义的内容深度。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有充足的理论进行论证。这些深度的讨论将内卷这个词送出了「圈」——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最开始出圈的就是这些讨论内卷的文章。

任何一个概念都会伴随反对意见而生，而如何理论完备的说服绝大部分反方就成了出圈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深度的对话。播客《怪物尚志 MonsLog》的主播可达对此有一个贴切的比喻：「知乎就像是一个修罗场，名词破圈之前被拷打了无数遍、打了几十个补丁，从一个词变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放到其他领域有极大的战斗力。」这是知乎的独特价值，也只有知乎有能力批量生产这种讨论。

这是知乎的意义。它是少数人们还在其中撰写、阅读和讨论长文字的平台。长文字写作的意义是无法被短视频所取代的。微信公共号有些撰写长文字，微博也有长文章，可长文字对长文字的交流，却是知乎真正的特色。

一个社会需要公共性的讨论，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塑造共同体。桑德尔说这种共同体「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他人』，而更多地把我们自己视为是一种公共身份的参与者，这个公共身份或是家庭，或是共同体，或是阶级，或是人民，或是民族。」

当我们在知乎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答主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对大众话语体系的塑造之中。而通过来回的反驳与交流，我们更加明确了未来的道路。今天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 996 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之所以大家都这么想，有知乎上无数答主的奋笔疾书的功劳。

共同体对未来的思考不可能靠单方面的灌输和短平快的结论。在 BBS、电视辩论已经消失的时代里，知乎拿到了接力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乎对于公域讨论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可在这场接力中，它似乎没有了下一棒。

当我们在谈论知乎时，我们也在谈论中文互联网的未来。所有人都能够从一个良好的社区获益，但很少有人能通过维护一个好社区而获益，破坏这个社区倒是更容易快速攫取收益。知乎需要更件严肃的面对它究竟想打造什么样的社区这个问题。从知乎推知识付费、到首页时间流改版再到现在的强推视频。它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下一个得到、今日头条、抖音，还是真正的成为未来更好的知乎。

现在我想要一个尊重创作者、不只是嘴上说，而是真把用户当人看的平台。大平台们知道所有数据的价格，却不明白数据背后创造的价值，这是人在宇宙中给自己找的位置。

我们可以相信中文互联网：不是相信这些公司能做出什么，而是相信中国无数的网民会创造出更丰富的在线世界。如果我的相信失败了，那也不过是我的失败，而不是中文互联网的失败。因为还会有人继续相信并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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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都在创新高，为什么A股跌得这么惨？

A 股市场多年来牛短熊长，从机制角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A 股是一个有利于企业融资，不利于投资者回报的市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这样的机制下想要获得长期回报，基本上属于火中取栗。

A股市场创立之初，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国企融资解困，后来虽然慢慢摆脱了这样的定位，但是又承担了新的融资使命。我国的融资渠道里银行体系独大，主要融资靠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高达70%，这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发达国家的融资主要靠股权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占比大概70%。

银行的间接融资占比过高，带来的问题就是银行容易将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会陷入融资难的困境，同时，银行贷款比股权融资的成本更高，企业过于依靠银行信贷，也会带来融资贵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融资结构不合理所致。

为了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我国近年来试图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股市的融资规模急速膨胀。尤其是在2021和2022年，A 股市场的融资规模连续两年都是全球第一，超过了全球第一大股市美国，但是，A 股市场的总市值还不到美国股市的两成。

一个健康合理的股市应该是在上市公司融资和投资者回报之间取得平衡，只有投资者获得良好回报，才能支持上市公司募集更多资金，由此形成长期良性循环。A 股市场过于偏重融资功能，反过来就对投资者的回报形成了挤压。

首先，市场的总体流动性终究是有限的，当大量资金被上市公司的IPO以及各种再融资吸取之后，二级市场推动股价上涨的资金就会相对有限，股价上涨就缺乏足够的资金推动。

更重要的是，大量新股上市，日积月累之后，在A 股市场形成了巨额的减持力量，这些低成本的股权在度过减持期之后，就成为市场上巨大的空头。即使不直接减持，也能通过很多其他方式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形成压力，比如股权质押、比如通过转融通借出融券等等。市场上流传“买不完，根本买不完”的段子，起因就是股票供给太多，远远超过了投资者的接盘能力。

A股市场在持续下跌之后，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性底部，上海A 股的静态市盈率只有11倍，深市的市盈率只有17倍。今年1月中旬，证监会也曾经公开表示，“当期A股市场估值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长期看已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但是即便如此，A 股还是继续大跌，投资者面对大跌后的市场也不敢进场抄底。原因在于，当前A股市场看上去便宜的估值只是静态估值，如果从动态估值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很多上市公司的盈利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很低的市盈率就会迅速上升。很多看上去很便宜的股价，在没有业绩支撑之后，其实并不便宜甚至很贵。

投资的核心和精髓在于预期，将来的预期如何，才能真正决定股市未来的方向。 如果投资者对经济建立起足够的信心，股市最终就有可能迎来牛市。反之，A股的下跌趋势如果不能尽快逆转，就有可能造成相互踩踏，形成更大的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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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订阅者二〇二四农历新年快乐。

朝は来るのか？
早晨会来吗？

胡耀邦的最后十个春节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他就努力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对身边的人说：“地富反坏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1979年是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年，但是与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就是，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现代性启蒙被压制，被认为是异端、离经叛道，甚至很多有着创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给刚刚复出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节前夕，胡耀邦连续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艺界的三个座谈会，给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创造、大胆表达、大胆关心社会和国家建设。

2月9日（农历小年）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谈会，他特意给大家讲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他说，春秋郑国子产推行新政，那时候乡校是读书人的公议场所，大家的批评很多，于是有人向子产关闭乡校，而子产却回答说，他们说得对，我就听从，说的不对，我们也应该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国家就要衰败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胡耀邦特意把这几句古文背诵出来，既是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也是对执政党的提醒。

胡耀邦在茶话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过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会同党外人士合作，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要与党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拨乱发正几年来，民盟成员参政时，只敢表达 “对！对！对！”，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的现象。胡耀邦向他们保证说，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恳请大家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

胡耀邦说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去讲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文艺是独立的，不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作家的创作自由，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胡耀邦特别强调，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可以帮助，但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讲至此，联想到“文革”中文联、作协上百名成员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歌德”与“缺德”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胡耀邦说，我们的社会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胡耀邦关注到最近沙叶新、蒋子龙等年轻作家暴露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职务角色时，特别注意到一条：打破过去党中央和领袖高高在上，与群众保持距离的情况，让群众也有接近他们的机会。由此，他做出了向社会开放部分中南海办公区的举措，另一个就是在1981年春节这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邀请首都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联欢，共度新年。

对于很多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心，胡耀邦一针见血反问道：不要把包产到户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它就比其他生产方式优越吗？

对于一年多来，因为不断受到攻讦，广东、深圳领导层出现的畏惧、保守心理，胡耀邦鼓劲说，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不要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他以与会的广东、深圳领导干部几乎都穿着藏青色中山装为例，高声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如果坚持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担心这里投资有风险。”

当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反映深圳的电话设施无法满足商业需要，而我国无法解决技术设备，特区政府希望与香港电信公司合资解决这个问题，邮电部门却担心“损害主权”，推诿不予办理时，胡耀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改变陈旧落后的事物毫无兴趣，卡人家却很有办法。他立刻让陪同人员立即拨通了邮电部的电话，邮电部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问题。

腊月二十七，胡耀邦来到最后一站是蛇口工业区，听取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的汇报。袁庚除了介绍经济建设成绩外，特别提出希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管理机构，只有干部的乌纱帽是群众给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群众负责，他特别希望总书记予以支持。

胡耀邦对袁庚想法颇为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有改革的决心来改变这种情况。

袁庚汇报结束时，还特别感慨地说，从商鞅到戊戌变法，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胡耀邦没有正面回应袁庚的这个想法。不过，当时在场的几位历史人物，无论是胡耀邦，还是任仲夷、梁湘、袁庚等，尽管为国家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结果都不是太圆满。

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等左的投机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奴才”一直存在，奴化思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说，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就划为右派。为了让大家敢说话，克服“奴才”思想，以正压邪，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权监督，这样才能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人大，有纪委，还有监察部，但是如何形成真正的监督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关键是党的自身改革，这是最难起步的难点，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又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从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凡是逆着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无一不失败告终；我们老是讲“民主集中制”，但是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光集中权力，而不集中意见，反而以集中之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还关注到当时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改革，朱尚同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闿的秘书，1949年后去台湾，对这个问题也颇有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打成一片，顺应民意做了若干政治改革，才受到老百姓的怀念。

胡耀邦也关注到蒋廷黻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大同思想”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是容易让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懂马列，就是因为这与大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过去很多“左”的错误就是因为犯了平均主义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只能大家一起贫穷，没有进步。

当袁学之感谢胡耀邦对湖南省平反冤家错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应该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是则是、非则非，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吗？

在谈及中国问题和出路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专制愚昧太多，未来的出路在“民主”和“科学”。”杨第甫补充道：“还有法治。”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老百姓没有监督权，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已经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还是当属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辨论进行说服，千万不要压服。”

胡耀邦还说，现在有些领导嫌老百姓不知足，说他们是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不赞成这个批评，现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就是吃上肉，也不能堵住人家嘴巴，不让人家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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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异义

媒体“公关化”：经营困境下十年转型，政府成最大买单者

新闻业好像崩塌了。长达30余年的良好行业发展态势已告终结，而且立即进入加速衰退期，逼近生死关头。

如果说报业坍塌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南方周末》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答案并不显而易见，但已然发生——放下所有的底线。

2018年开始，报社经营将精力放在创办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中，以整个报社的品牌为企业冠名，包揽从专题采访到论坛颁奖全流程，同时深度参与政府宣传部门的活动，以新闻的名义刊发宣传稿，从中获益。

这也不是《南方周末》一家媒体的孤例，而是所有市场化媒体转型的必由之路，他们在新媒体改革上耗尽心血，却最终发现，政府才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 在宣传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向压迫下，新闻的新主流消逝，宣传的旧主流回归。南周的底线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说假话”妥协成“如果一定要说假话，绝不创造性说假话”。

是“双微”（微信和微博）的出现拯救了南周。微信是最适合后门户时代的媒介形式，它和网页、APP不同，不需要大量吸引眼球的内容，哪怕平时发“垃圾”，也可以依靠一篇高质量的稿子“出圈”；微博则弥补了南周以周发行的时效缺陷。

不过在当时，改革本身并不能扭转报社的处境。身处衰退行业的报纸，要面对的是终局博弈。转型的最终目的是要退出传统报纸，进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行业。显然，南周没有这个基因。

F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一个到2016年还没走的记者都不愿意看这个世界，不愿意接受互联网（已经成主流）的现实，“能接受的早就走了”。有次内部讨论，还有同事激愤地认为“以后报纸不要上网了”。

内部常常认为，《南方周末》是一份没有总编辑的报纸——总编是南日或宣传部派来的审查员，作为政治安全防火墙的政工干部对南周文化没有认同。

2016年7月，段功伟从南日时政部调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噩梦般的人生开启了”，一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形容。大环境的逼仄不必言说，段功伟在任的两年，过于谨小慎微，只能在划定的池子里扑腾。

从机制上而言，中宣部和广东省宣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对下属子报（如《南方周末》）的日常化审读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按照规定，例行发报前，需要把报纸传到审读组。据S观察，新的审读员有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停留在想象，眼里容不得任何社会的阴暗面，比集团的老审读员还保守。

取得上述成果，除了榜单等产品外，软文，一种伪装成新闻的付费广告“功不可没”。 很难说软文这样畸形的盈利模式是在哪个确切的时间点产生。但可以确定，风潮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涌现的——他们更青睐于将广告包装成新闻。

成为惯例则是在微信公众号时期。经历广告、推广、AD等表述后，软文变成了更模糊的“专题”。在其他媒体中，软文也被冠以“特刊”“专版”“地方观察”“焦点”“行业观察”等名字。它们与新闻有相同的格式和编辑风格，也会署上编辑和记者的名字。

S离职后，经营部门拿走了公众号等产品，对软文大幅放量。营收的具体数字可以和同类型媒体作对比：2018年，《南风窗》微信公众号营收仅30多万元，杂志广告从2000多万断崖式下降到500万。第二年，《南风窗》将杂志的内容生产能力导向新媒体，到2022年，公众号创收飙升至近4000万。

到现在，软文在年轻记者中已经没有更多讨论。他们将其视为常态，因为这是保证媒体生存的唯一举措。对年轻记者来说，写软文也能获得几倍于新闻稿的收入。几年前，一家槟榔企业在南周的公众号投了一条公益广告，一位绿版的记者明确在群里表示抗议，认为他们写了这么多科普槟榔的稿件，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吃。但对报社而言，百万级别的投放并不容易拒绝。

软文的泛滥还意味着编营分离的原则被彻底打破，新闻和广告不仅不再区分，而且广告开始以新闻的形式产出，由此而来的是无法再进行媒体监督，“因为监督的对象都是你的客户”。这个程度而言，软文更像预支的保护费，让负面的新闻敲诈合法化。从负面新闻敲诈到正面软文横行，盈利模式从报社主导变成企业主导，权力的上下级交换了位置。

我还想起王海燕写到的一件有些黑色幽默的事：一位受访者说，为了不迷惑领导，他们的报纸对“软文”的放置位置做了规定：不在前三页，也不与新闻放在同一页上。“如果领导把这篇文章圈起来，或者对它作出指示，怎么办？......你可以欺骗读者，但你不能欺骗领导。”

还有比企业主导的软文和媒体公关化更糟糕的吗？ 有，政府“订单”。 不知不觉间，市场化媒体对政府的依赖已经难以想象，也越来越希望接到政府的广告，因为“企业的钱不稳定，而政府的钱稳定”。

作为自救的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开始自觉向党媒靠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宣传，更新颖的形式是以“智库”为首的研究中心。比如南周CSR企业社会研究中心，走公益公共的形象；科创类研究中心以科创主题出报告，做商业合作；城市研究中心则是做城市形象传播，拿政府预算。用更直接的话总结，就是先给政府示好，政府也能借此弥补宣传网络中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缺憾。

“传统媒体的转型，已经被证明所谓走市场就是走政府，政府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买媒体貌似客观、公正的报道背书，附带部分影响力。”Can说。

换句话来说，这相当于媒体用特许经营的牌照，去做地方政府的生意。之前不赚这个钱，是因为政府是主要监督对象。Can另外观察到，很多党媒在给政府写软文时，签的合同是协助政府做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之名，帮政府写软文。”

更大范围内，媒体正在从被维稳的对象，变成帮助维稳的推手。到2017年，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型报业集团都推出舆情项目。以南方日报为例，成立了“舆情专报”“舆情案例库”“舆情健康度报告”“舆情排行榜”“突发事件应对建议”等。

这类项目的开花结果，是媒体对政府要求进一步服从的回应。对市场化媒体而言，拿钱意味着成为国家治理分支的一部分。比如，在新疆棉事件中，政府就提前放料给南周，要求其帮忙打赢中国舆论战。

当市场红利消失殆尽，也许南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老路上，试着重新成为宣传工具。弘毅去外地交流时，一位媒体负责人带着自嘲说，“今天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一家著名的、以调查报道闻名的都市报，到现在成为一家依靠党的媒体。”

对南周而言，创报之初，编辑部希望用出色的报道赢得市场。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发行量带来的市场影响力。 彼时，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结盟的态度还是暧昧的。他们需要媒体听话，但也需要媒体挣钱。南周创始主编左方曾说，“相视一笑，擦身而过，彼此知道是干什么，各退一步”是南周试图达到的状态。

但随着铁拳的攥紧，市场也恐惧权力，并最终成了政治压迫的帮凶。 我后来问一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的新闻学教授，“是因为市场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与政治合谋是它更好的选择？”“不是更好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 鸡蛋终归是鸡蛋，碰不了石头。

党允许记者进行有限度的监督，但它可以随时收回；记者则利用对政策的重新解读，绕开某些限制，创造监督的空间。

新年献辞事件的爆发摧毁了一切，不是让之前的努力彻底归零，而是到零度以下。“你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而且永远打入最底层 ”弘毅说。一把火烧光了三十年的信任，从此被视为巨大威胁。 更广泛的环境中，温和派的声音在2015年彻底幻灭，紧接着是2016年的“党媒姓党”。许多报纸开始重新调整版面，以更好地服务政治宣传的需要。

其中被认为是报纸“脸面”的头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不少报社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让编辑们遵守，比如习近平必须在头版，与他有关的新闻必须放在第一页。

一家北京报纸曾经想要停报，但北京市委宣传部没有允许，原因是领导要看报纸，不能所有报纸都和人民日报一样，得有差异。因为怕批评，报纸里选择刊登的报道都“比较正能量”。不过负责人坦言，即使不是上报纸的，“现在也没有到发出来能犯错误的，稿子都审了多少遍了已经。”

“年少的时候谁不愿意轰轰烈烈去死，但你死了之后，有时候连说的机会都消失了。我们要今天过完瘾，明天就关门吗？”一位记者说。

过去十年间，监督报道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从监督官员的腐败，走向监督环保，再到医疗反腐——监督报道永远配合中央，做符合国家治理政策的监督。允许报道的事件，来来回回被反复提及。

Can说，当前整体的颓势已经不可避免，但局部的折腾，比如红星、极目、九派的零敲碎打，类似于90年代异地监督的重启。只是比起之前的实地调查，现在的监督停留在表面，大部分通过网络爆料、电话核实，低成本做负面。

而即使这类表面监督，也几乎是在地方宣传部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背后的潜台词是：适当搞搞别的地方，他们的宣传部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提高我的存在感。在复杂权力体系里一种互为对等的博弈中，公众享受到了真相的供给。

社会对记者的不理解在不断加剧。L忙碌在不断重复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花大量精力和采访对象解释新闻对社会的价值、解释职业的性质，有时甚至需要通过不太符合新闻伦理的方式隐瞒诉求。

南方系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切实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220-mainland-southern-weekly-business

未成年“福利姬”：迷失于欲望中的青春

许多未成年福利姬，是在网上“冲浪”时知道了这个行当的存在。《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显示，我国未成年人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99.9%。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是家常便饭。

福利姬女孩秋秋一直热爱追星，为了及时同步偶像的动态，她甚至学习了如何使用国外社交平台。据秋秋回忆，在一开始接触到那些平台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拿福利姬去赚钱”。后来，刚上高中的秋秋需要赚钱支付补习班的费用，于是她想到了去做福利姬。

2007年出生的点点告诉记者，早在小学四年级时就接触到了SM（即性虐待），对它的兴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浓厚。“我更小的时候还没有净网，网络上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她笑着说自己从小就被一些奇怪的东西“污染”到了。点点觉得，她现在并不排斥在网上发布自己的大尺度照片，或许与童年时的互联网经历有关。曾经为多位福利姬辩护的马泽恩律师说：“她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在最缺乏性教育的时候接触了性。”

点点最早开始运营账号是通过对其他福利姬的模仿：“其实就是照猫画虎”。她学着“那些漂亮姐姐”的方式，用类似的照片配上一些标签，两个月涨粉三万。后来有新人问点点怎么做账号，点点也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她（新人）现在做得比我开，发的都是一些很露骨的视频。”

秋秋已经做了两年的“福利姬”，她将这件事定义为“贩售性幻想，给他们一个性幻想对象”。

沫沫在做“福利姬”一年半里靠售卖线上福利赚了2万多，但她自嘲道：“我是圈里最便宜的福利姬，比起其他粉丝多的福利姬肯定比不上啦！”。拥有11万粉丝的秋秋，虽然和沫沫一样，提供类似价位的线上服务，但月收入已经能达到5位数。

不过点点算是其中特殊的存在，她还没有以提供情色制品或服务赚钱，而是利用自己拍的照片积累下的流量，帮其他账号付费推广。像她这样类仅是发布情色内容的群体，被称为“网黄”。但点点说自己已经有了进一步成为福利姬的打算，在账号的关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她首先会设置一个“门槛”。

期期是一位主营线下服务的“福利姬”，一次性交易能让她收获3000元以上。记者通过期期主页的链接进入了她开设的免费频道，频道内有2000多个粉丝，期期会在频道里发布自己的日常，还有其他顾客对自己的评价。

期期还开设了“绿单”，即不涉及性行为的线下约会。但福利姬与顾客在现实接触时，“绿单”的“绿”能否被坚守是难以预料的。

赚零花钱、攒学费，是记者在采访时听到“福利姬”们说得最多的话。

17岁的初初把做福利姬赚来的钱称为“大风刮来的钱”，有了这些钱，她在消费时可以更随意，还有余钱买礼物送给身边的朋友。她坦言，有段时间想过一直做福利姬好了，“毕竟比我打工赚的都多”。但她转念一想，她毕竟是重点高中的学生，“未来总不能只和金钱打交道吧，我也有自己的理想”。

同样为了攒补习费用的还有秋秋。上初三的时候，因为父母给的生活费过于“保守”，秋秋课余要去兼职赚钱来支付高昂的补习费用。但她逐渐发现自己没办法兼顾兼职和学业。于是她迫切需要一个来钱更快、对学习影响更小的赚钱方式。而福利姬是眼下的最佳选项。

她在刚开始拍摄时会有些拘谨，只能接受在室内拍拍照。后来，随着粉丝量变多，她可接受的拍摄尺度渐渐变大，包括视频陪聊、野外露出等。她称这个过程为“驯化”——也许是被顾客多样的需求驯化，也许是被日渐升高的收入驯化。

“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不做福利姬，还有很多人会做。如果我不赚这份钱，我就要用更多的体力劳动去换取同样的钱。就是一种拿底线换钱的感觉。”秋秋说。

性社会学研究学者黄盈盈提出，女性进入性产业是一种“得失平衡”，是一种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她可以选择牺牲个人声望、社会福利和部分权利，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

对于一些女孩来说，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裸露视频只是她们的“工作内容”。在网络上没有人认识她们，她们只在乎内容的流量好不好、能否吸引新的客人，对此并不会感到害羞。

同样的，16岁的点点当福利姬的契机，也只是“我的身体很好看，就拍照片发到网上了”，在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后她就一直做了下去。不过她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反差很大，校园里的她远没有在社交平台上那么“开放”——“社恐”“蓬头垢面”“是学校里最不起眼的女孩”，是她的自我评价。

一位研究性心理学的学者告诉记者：“她们其实是在拿某种东西来炫耀。就像学霸炫耀成绩，运动员炫耀奖牌，美妙的身体是福利姬们的资本，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她们同时也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到更多的“自己”。那些特殊的癖好在这里不再是他人不理解的事物，她们可以相互分享、相互理解。

情感，是这些女孩们除了金钱以外提到最多的“出发点”。柚柚在中学时曾做过福利姬。她坦言那段时间自己赚的钱不算多。她家境殷实，并不缺钱，做福利姬更多只是因为“在情感上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从与柚柚的采访中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很强的倾诉欲。但她告诉记者，因为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于是她开始在网络上找“存在感”。她从六年级开始接触小众的社交软件，在互联网上跟陌生人聊天。她会给对方发送自己的照片——包括展示自己身材的照片。

而在做“福利姬”的过程中，她遇到的网恋对象和顾客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她情感上的空虚。五年前，柚柚通过微博认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他们大多已经工作。她将过了门槛的人拉了个微信小群，并和其中部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柚柚很清楚这些男人的接近无非是出于欲望，但她并不介怀，因为她需要陪伴。

与柚柚相似，秋秋自幼和祖父母同住，与父母的交往不多。因为“社恐”，她在现实生活里也没有什么朋友。“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能让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也体验下被喜欢的感觉，真好。”由于家庭与同伴亲密关系的缺失，她对于情感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网络。

“偶尔会忍不住想，被你真心爱上的人该有多幸运。”在期期的频道里，一名顾客情不自禁留下了自己的私心。

消费者阿瓜向记者坦言，他认为“福利姬”之所以能够产出让人“心驰神往”的文案和图片，是出于丰富的性经验。多数消费者认为福利姬在行业中长期浸淫，凭借“丰富的性经验”，她们穿着性感的衣服，可以摆出各种诱惑的姿势，隔着屏幕满足顾客们的性幻想。

但事实并非如此。半年前，秋秋告诉记者：“除了被强奸那次之外，我再也没有性经历了。”

他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会后悔吗？这是记者在知晓未成年福利姬的存在时发出的疑问。

今年16岁的点点告诉记者：“在约之前我已经预想到了一些可能的后果，问过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她认为潜在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就迈进了圈子。

在圈子里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男人，期期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自己会结婚吗？另一半可以接受得了自己吗？能够相信爱人吗？自己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吗？

她的答案是：“还是早点攒够钱上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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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veThought 虽然在真实故事计划出了这档事之后我就再没看过，但最后被这么稀里糊涂地点名封掉了还是挺令人感慨的。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养老保险主要精算预测结果

1. 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
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根据制度内参保人数、缴费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可以得到两个概念下的制度赡养率，即规定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率为“参保赡养率”，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缴费人数的比率为“缴费赡养率”。预测显示，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然后同时缓慢上升再加速上升，从2023年后便开始一路平稳上升，到2043年后有加速迹象，到2050年分别达到81.8%和96.3%。因此，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2. 当期结余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
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其实，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的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可见，虽然财政补助为缩小当期收入缺口贡献巨大（2050年贡献了32.6%），但仍难以扭转当期结余的趋势性变化。

3. 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
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对比而言，累计结余占GDP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要温和一些，2019年这一比例为4.4%，2024年达到4.9%的峰值，然后到2035年归零。

4. 个人账户持续增长但占GDP比例将趋于收敛
2019年个人账户记账规模高达7.65万亿元，占累计结余比例为179.7%，此后先短暂下降，然后不断上升，到2028年升至222.6%。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也从2019年的8.0%增长到2028年的9.3%。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虽然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趋势却在放缓，即增速不断趋于收敛。

5. 中央调剂制度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期结余的两级分化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为1296.0亿元，远远超过排在第2位四川的478.3亿元和第3位北京的477.2亿元，优势特别明显；而当前结余情况越好的省份，优势地位不断强化，例如广东、北京、四川和湖南。如果不考虑中央调剂制度，当期结余“两级分化”趋势更为严重。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高达2000.7亿元，几乎是排在2-10位即北京、湖南、四川、福建、云南、贵州、新疆、安徽和天津的当期结余总和，而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高达16个。

6. 基金可支付月数两极分化趋势依然明显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刚好有一半省份的可支付月数超过基准线，即16个；而低于警戒线的省份共有5个，分别是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其他11个省份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分别为浙江、陕西、河北、甘肃、广西、江西、湖北、宁夏、兵团、山东和上海。此后，两极分化开始加剧，在超过基准线的省份逐渐增加到2023年和2024年的19个的同时，低于警戒线的省份也迅速增加到10个，翻了一倍，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却下降为3个。2025年以后，超过基准线的省份一直维持在17个，低于警戒线的省份数量却在继续增加，到2028年高达13个，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到2028年只有两个。

http://cisscass.com/yanjiucginfo.aspx?ids=26&fl=3

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住

201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不为部分专业硕生提供宿舍，2020年之后，这一范围扩大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的全体专硕生。考上专硕，即需租房，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仍有不少同学选择兼职以减轻经济负担。

“学校附近的单间，合租价格在2000—4500元，2000元的单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走路都困难。”古明选择了一间3000多元/月的三室合租房，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花费接近6000元，一年的花费是学费的6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提出不再为非全日制、定向就业或一些特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一些学校开始不再为全日制专业硕士生提供校内宿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66.71万人，2022年，研究生招生人数扩至124.25万人，几近翻倍。202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已达365万人，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辅导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徐汇校区是老校区，宿舍数量相对少，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学校的方案是，尽量劝上海本地生源走读，特别远的学生先行登记，如果有新床位空出，再按照学生家里路程远近分配。

2019年，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几乎同时联系到林凡所在的企业，希望租赁公寓作为研究生和留学生的宿舍。此后几年，仅上海就陆续有7所高校与其沟通，希望租赁长租公寓做宿舍。

他对其中一所学校的紧迫情况记忆犹新，该学校不仅租赁了周边职业技术院校的空余宿舍，更是在几年前就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本科生自行解决住宿。该所高校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将宿舍楼的厕所都加到宿舍房间中，这样每层楼的两个盥洗区也可以被改成宿舍房间。

21世纪之初，中国许多高校都流行去远郊建设新校区，分摊、缓解老校区的教学和住宿压力。这些新校区普遍远离市区，占地面积较大。但就是这个师生眼中“地广人稀”的大学城，也面临着宿舍紧缺的问题。

一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师介绍，去年开始，学校的宿舍楼开始大规模装修改建，原本4人间宿舍被改为5人间。“一共有20多栋，其中1—10号楼都进行了4改5的操作”。上海师范大学也对奉贤校区的部分宿舍楼进行扩容改造，部分宿舍4人间被改为8人间。类似情况也在上海其他郊区大学城出现。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一位教职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从2023年开始，华师大闵行校区开始对延毕但仍住在学校的学生进行排查和腾挪，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住宿的，需要由辅导员向学校申报。同时，学校将原本给青年教师和辅导员的一些宿舍进行整合，鼓励老师们退宿，将这些房间重新改造为学生宿舍。为了鼓励一些在读博士生腾出宿舍，学校甚至提供给愿意退宿的博士生一些现金补贴。

近几年，高校解决宿舍紧张问题的方法无非几类：一些学校将教职工的宿舍腾挪出来给学生住，给教职工租赁校外的住所；或者直接给学生在校外租赁宿舍；一些学校对宿舍进行改造扩容，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房间和床位。

当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跟上扩招步伐，不再向部分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成为无奈却快捷的方法。

一位未能入住爱久公寓的复旦法学研究生小影表示，复旦专硕要抽签，命中率在55%左右。没摇到号的学生能够领到每月800元的补贴，共计10个月。“补贴几乎是租房的零头，学校附近合租单间的租金几乎都在3000元左右。”小影算了算，三年法学专硕的学费在12万元左右，加上房租和生活费，读研的花费超过30万元。

宿舍的紧张也使得住宿条件受到挤压。一位复旦博士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在华师大读研期间，住在学校租赁的校外公寓楼中，8个学生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夏天，因为洗澡而争执时有发生。现在他在复旦读博，宿舍的厕所6个人共用。他担忧的是，有传言称，由于宿舍紧张，可能博士生也将无法换到单人间去。

林凡表示，虽然从数量来说，学校对公寓房间的需求量并不算小，但这样的需求和矛盾仍然集中于一些一二线城市的高校，“我们拿项目调研的时候，将高校需求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他以自己在一个大学城附近的项目举例，“假如只有大学城的需求，我们绝对不会做这个项目，我们70%的目光还是聚焦在周边的企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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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l医生教学：如何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缓解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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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剜颈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马航370失联10周年：“俺孩子还活着。”

“出事了。”接机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并把手机高举着传递给周围的人看。那是一条由法新社发布的消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与一架飞机失去联系”。

他赶到家时，闻讯而来的村里人已经把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的人给他让出一条路，他推门进去就看到妻子瘫倒在地，两个闺女在一旁不住地哭。

看着电视新闻里的字幕，栗二有想不明白啥叫“失联”，在他前半生的字典里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一直到坐上赶往北京的车，他都以为估摸着自己到北京的时候，儿子也就到了。直到如今，栗二有一直在咀嚼“失联”二字的含义，却始终没能走出这个迷宫。

栗延林毕业之后，先是进入诺基亚工作，又跳槽到中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网络工程。村里人并不懂这些，只知道他是十里八乡最有出息的孩子。3月8日当天早上，瓷器厂的王嫂还跟栗二有打听：“老栗，你儿子在哪上的大学？我闺女今年考上了也让她去那个大学。”

“印度太热、泰国太乱、俄罗斯太冷”，栗二有听说马来西亚有个马六甲海峡，很多运东西的船都从那儿走，就拿了主意让儿子去马来西亚。

那几个月，是栗二有这辈子最如意的时刻，儿子是全村第一个出国的孩子，读书时的助学贷款终于还完了，儿媳妇的事情也有了些眉目，他趁着农闲到瓷器厂打工，想多攒点钱，给儿子娶媳妇。

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却又戛然而止。后来的七年，那个让全村人羡慕的决定一次又一次被提起，老两口只要吵架，妻子的第一句话总是：“就是因为你让孩子去马来西亚！都是你把孩子害了！”每到这个时候，栗二有都会忽然陷入沉默，躲到门外，用力嘬着烟。

在妻子彻底摔坏3个手机后，栗二有听村医讲这是心里头的毛病，就带她到县医院，那里的医生听说是MH370的家属愣了好一会儿，说：“县里没有精神科，得去市里。”

到了邯郸市中心医院，医生接诊后在诊断书上写了5个字：重度抑郁症。趁着刘双风不注意，医生把栗二有拉到一边，小声说：“说实在的，像这样的情况，任何药都不管用，相思病，没法治。”

心理医生刘金鹏曾在2015年1月30日到2016年3月8日，受马航雇佣，为MH370乘客家属提供心理服务。在工作中，她小心地避开“感同身受”这个词，“很多家属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愤怒，你凭什么感同身受，我过的什么日子，你过的什么日子。”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她曾试图将自己代入其中，“如果是我发生这种事，我能不能活？答案不一定。真的，我可能活不过3天。”

2014年3月24日，飞机失联第17天，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忽然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新闻画面下方配了一行字：机上无一人生还。

看到这条消息，刘双风一头栽倒在地上，栗二有“腾”地一下站起来，把妻子交给近旁其他失联者家属看护后，就跑向位于丽都酒店二楼的临时新闻发布厅，一些家属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栗二有大喊：“家属们，不能在这里死等了，必须去大使馆发出抗议！”

那天，几百个家属组成一支队伍，徒步近一小时，浩浩荡荡地冲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经几次交涉，家属们收到了一份书面文件，“机上无一人生还”并不是纳吉布的原话，他们的亲人还有活着的可能。

“从那天起我就变了一个人，我知道我必须说话，只有发声，才能让大家帮助我们。”栗二有说。

2015年1月29日，家属们又聚在了空港中心。那天的见面会有些不寻常，许多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会议上，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面对这样的“推定”，会面室里瞬间爆发出骇人的尖叫声，场面一度失控，有人挥舞拳头，有人上台抢夺话筒，栗二有疯了一样砸桌子，满腔的愤怒和绝望堵在嗓子眼里，却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那年春节期间，家属们愤然决定自费前往马来西亚，向马方政府施加压力。

第一次用智能手机、第一次发微博、第一次微信转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出小山村……老天用一种极尽残酷的方式，改写着他57岁之后的人生。

他受过几次骗，也骗自己。自打出事之后，他就把儿子用过的座机、手机、传呼机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不一定哪一个时刻，他打来电话，我在院子里就能听到。”

这一挂就是7年，“早就没电了，我也知道不会通，但挂在那我心里舒服点，要不然，这7年真的活不过来。”只有活着，才有可能等到儿子。

2016年12月3日，由来自3个国家的8名家属组成的队伍，在发现过疑似残骸的马达加斯加岛集结。姜辉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用家属的诚意来促成官方力量坚持搜索。“让他们知道家属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也不要放弃。”

那天，姜辉走在前面，忽然听到后面的栗二有大喊“大海，我来找你了”，顿时满腹凄凉。

姜辉形容那趟马达加斯加之旅“是一段很残忍的旅程，在空难史上，从没出现过由家属主导搜救的情况”。然而，他们的行为没能撼动什么，一个月后，2017年1月17日，马航MH370水下搜寻行动暂告中止。

自从2018年11月30日调查团队解散之后，家属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活着”。“我们只能好好活着。”栗二有说。

直到如今，2024年，栗二有的微博仍在更新，每一条都与马航MH370相关。

https://mp.weixin.qq.com/s/50rggpyOOsGM8swZJ7phQQ

县城里的心理教师，和学生一样在崩溃边缘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云南某偏远地州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语文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团委书记，需要额外承担校团委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团县委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这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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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规培女医生之死 | 深度聚焦

2月23日20点47分，25岁的规培医生曹丽萍走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值班休息室，大约3小时后，她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走进休息室内的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选择用刎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3点59分，提前在QQ空间写好并设置了定时的遗书发出。“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世上本就没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对不起爸妈，生养之恩，来世再报。”她写道。

曹丽萍的父亲是在2月24日凌晨2:40接到电话的。电话里，自称是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告诉他，曹丽萍自杀了，刚在抢救，但没抢救过来，目前已经没有脉搏。

曹丽萍爸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想问清楚发生了什么，对方说：“要等你们过来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能透露。”

从泸溪县到长沙350公里 ，车开了一整夜，直到24日中午，他们才赶到殡仪馆。曹雨蝶看到曹丽萍的尸体——姐姐满脸是血，眼睛好像肿了，颈部有一道四五厘米的口子。

根据警方调取的医院监控显示，23日20点47分曹丽萍进入医生值班休息室，之后就再没出来，直至24日0点30分，当天值班的另外一名学生发现卫生间有异常，联系了住院医生。0点40分，住院医生及保安人员破门进入卫生间，随后报警。1点10分，警方赶到现场。

据法医鉴定和警方判断，曹丽萍被发现时已死亡，身体左颈部有切口，身旁有手术刀，卫生间的门被反锁。

鉴于此，警察认定曹丽萍属自杀，并向曹雨蝶及其父母出示了“排除他杀承认书”，曹雨蝶死活不愿意承认姐姐是自杀，直到她从警察手里接过姐姐的手机，看到了遗书。

自杀前，曹丽萍轮转到神经内科，33个月的规培生活已至尾声。多位受访的规培生表示，这个科室的病人多，工作强度大，到了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冬季更是如此。在自杀之前，曹丽萍已心脏不适数日。根据曹雨蝶在姐姐手机上查到的聊天记录，2月19日，她向老师申请请假，“她跟老师说心跳不舒服，这一周心跳都在120以上，有心悸胸闷的问题，她说她快坚持不住了，熬不下去了，问可不可以调回之前的科室。”

曹雨蝶觉得，这意味着姐姐已经在向老师求救。随后老师回复：“你辛苦了，这个月科室缺人，下个月给你升副班。”

曹丽萍的微信朋友圈显示，她于2月19日和21日更新了内容，文字分别为“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应该全病房也找不到一个比我（心率）更快的了”，并附上了佩戴指脉氧仪的照片，心率都在150以上。

“我替你们试过了，心率120会胸闷，130会气促，140、150会胸痛，头晕，黑矇。”在遗书中她还提到，因为胸闷，她连内衣都不敢穿。

路迅是湖南省另一所医院的规培生，读医科数年间，医学生自杀的事件他偶有听闻，但曹丽萍选择刎颈这种方式，仍然让他感到震惊，“一个人要多绝望才会选择这种方式。”他告诉记者，割颈动脉基本不可能被救活，选择这种方式说明曹丽萍完全没给自己留后路。

曹丽萍的遗书中写道：“请了假又怎样，病历还是没写完，还是得我写，请了假然后再加班，加班事情也做不完，多么可笑啊。”

这样的描述在警察给家属提供的监控视频中得到印证。曹丽萍在22号和23号请了假，但这两天，她在医院门口有频繁的出入刷脸记录。“警察给我们的证据说明，她都是在医院的。”曹雨蝶说。

与工作强度相比，曹丽萍在遗书中提到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几的工资”。补贴微薄在医学生规培过程中是普遍现象，据路迅介绍，很多规培生一个月只有800至1000元的补贴，因此，他认识的规培生都需要向家里要钱以维持日常开销。

曹丽萍出生于泸溪县的农村，家里姐妹四人，她排老三，曹雨蝶告诉记者，姐姐大学时就兼职做导购、销售赚钱，最近一年，她都不要家里给她打生活费，“每次我妈打电话过去，她都说我有钱用。”曹雨蝶说，“不仅如此，她还存了钱，带我妈去长沙做了身体检查，还带我爸妈旅游。”

曹丽萍去世十多天以来，曹雨蝶和父母就住在长沙的酒店中处理她的后事，妈妈每天哭，翻来覆去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

曹丽萍曾照顾过的一个住院患者向记者回忆，“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找她问什么事情，她都很耐心，基本上都是几分钟内就放下手上的事，来解答我的问题。”在这名患者的观察中，整个病房里曹丽萍是最忙的医生，“反正别的医生做的她都做了，别的医生没做的，她也做了，我看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在遗书里，曹丽萍提到了对于被卡规培证的担忧：“可怕的是，请了假还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以各种借口不让过规培”以及“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

黎晓天表示，曹丽萍的自杀可能与即将到来的规培结业考试有关。作为规培医学生，他们既要在就读的学校完成实验课题，达到学校的毕业要求，又要在规培医院完成33个月的临床轮转，每天下了临床，又要马不停蹄地奔去实验室，天天熬夜。

黎晓天称，规培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但实践中他们同时要完成许多事务性的工作。除了写病历、开医嘱、换药、送病人手术这些常规工作，还经常要帮医生做讲课的PPT，甚至帮他们拿外卖。

负责规培的医院并不会与规培生们签署劳动合同，但规培生们在研二拿到执医证后，会被登记成为该医院的住院医生。根据医院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们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病人出现了任何问题，医院会向管床的规培生追责。

作为医学生，他们未来想要走上工作岗位，必须“四证合一”——即学历证、学位证、规培证和执医证必须都拿到手。而学历证、学位证和规培证被“攥”在规培医院手上，但凡缺一个证，他们八年的努力都会白费。

据知情人透露，事发后，曹丽萍在神经内科的带教老师被安排下乡支援。此外，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的同学告诉黎晓天，医院给规培生召开心理健康讲座，要求他们签署保证书。

3月13日中午，记者联系湖南省人民医院，医院值班室工作人员称，此事医院方面已经处理完毕。

https://mp.weixin.qq.com/s/FguhEAOjChe-OVDofeTkFQ

省医院25岁规培生自杀背后：变形的制度与“廉价”劳动力

李珂也曾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做过规培生，看到曹丽萍的遗书后，非常感同身受。不少网友在评论下方问，“为什么不反抗？”“不加班不行吗？”但她觉得，这些网友并不了解，规培生制度中的权力差距。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培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制度。按照规定，一个医学专业毕业生参加规范化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三年间必须轮转参加本学科各主要科室的临床医疗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训练。

也是在这前后，医学专硕与规培制度并轨。这意味着，专硕规培生读研的三年间需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毕业后即可“四证合一”，拿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执业医师证、硕士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但如果不能通过规培，则拿不到证、毕不了业，更无法执业。因此某种程度上，规培生的“前途”就掌握在轮转科室的带教老师和上级领导手中——每在一个科室轮转结束，都需要经过科室考核，还要带教老师签字同意，否则会被延长轮科时间，可能导致延毕，情况严重还会被“退培”。

而李珂答应化名讲述自己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时的感受。按照国家规培制度的要求，规培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0小时，但她告诉本刊，湖南省人医对工作时长的认定比较苛刻，仅按照排班时长计算——每天8小时一个班次，一周7天全部排满，也才56小时，因此这里的规培生并没有“休息日”。

但实际上，大部分规培生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超8小时。李珂回忆，一般医生管5个患者，就已经比较忙碌了，但自己在省人医内科轮转期间，“一个人管十几个病人”，长期处于高强度加班且“连轴转”的状态。为了让自己得到休息，她有时会申请连上24小时，置换一天的空闲，但这种方式对身体的损耗也很大，因为“工作做不完，需要连上三十多个小时”。规培生相当于一线医生，直接对病人负责，这也导致他们不可能像其他职业一样“潇洒”，医院要求，电子病历必须48小时内归档，李珂表示，“我不加班，谁来写病历，谁来办出入院手续？就算下了班，也要随时待命，不接电话是大忌，患者何其无辜？”

与高强度的工作不相匹配的是极低的薪水。李珂回忆，自己所在的专业，规培生没有工资收入，只有数百元餐食补贴。

曹丽萍属于内科专业，每月有固定收入一两千元。对她来说，除了低薪资和超长劳动时间，最折磨人的还是“无意义感”。她曾对王星吐槽，自己规培期间“学不到东西”。她主要在内科轮转，和外科等有不少实际操作机会的科室不同，“内科规培生就是写不完的病历、开不完的医嘱、收不完的病人”，以及帮上级医生“拿外卖拿快递各种跑腿，啥事都干”，李珂说，自己当时也有类似的“无意义感”。她在神经内科轮转时，也曾像曹丽萍一样想请假休息，但带教老师经常把“补时长”挂在嘴边，让她不敢轻易提。她解释，医院对规培生在不同科室轮转的时长是有规定的，如果达不到，就需要延长轮转时间，还可能影响毕业。她始终记得一次业内轰动的事件——一个规培生因在节假日花钱找他人代班，被科室发现后“退培”，即将展开的职业生涯，“弹指间灰飞烟灭”。

在医疗论坛丁香园的规培话题下，“免费的牛马”“廉价劳动力”是频繁被提到的热门词汇。这项始自2014年实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10年来已在国内累计规范化培训医师110万人。截至目前，全国共遴选1100多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和11000多个专业培训基地，年均招生10万人。但在这成千上万的规培基地中，规培制度变形为了不同的模样。

按照2013年国家卫计委颁布的公告，中央财政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资金补助标准为3万元/人年，2/3用于补助住院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而实际上，各地医院的不同科室对规培生的收入都有不一样的标准，在本刊的采访中，一线大城市的知名医院规培生每月收入能有五千元，而三四线城市三甲医院的规培生每月收入仅一千元。

收入虽低，一些医院的规培生却包揽了科室里的大部分工作。一位贵阳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向本刊回忆自己规培时的情景：“科室里有严格的层级，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然后才是最底层‘三生’——规培生、进修生、研究生。在大型的三甲医院，干活的基本都是我们，每天忙着写病历、请会诊、做检查、办手续。有时候护士过来喊，有的主治医师也整天待在值班室里不出来，都是我们在跑。”与此同时，收入的对比是惨烈的——科室里医生的年收入至少二十万，规培生的年收入却只有一万左右，“每月到手一千块，医院不提供宿舍，我还要花900块租一个单间。根本没法活。我是贵州农村出身，不好向家里开口，规培那三年到处借钱，欠下了几万块。”

写病历、做检查，都是医生的基本功，为什么会给规培生带来“学不到东西”的感受？曹丽萍的大学同学陈媛目前在湖南另一所三甲医院工作，在她的讲述中，由于医院对电子文书的要求越来越高，操作均需留痕，催生了很多行政工作，“内科的文书工作最多。我们要写大量的病程记录，病危每天记录一次，病重两天记录一次，普通病人三天记录一次，但是如果病人当天做了介入操作，那就要连写三天，所以好多病人几乎是每天都写。但每个病人要写的东西不止这些——他请了会诊，要写请会诊记录；会诊回报了，要写会诊回报记录；报危急值，要写危急值回报记录；输一次血要写三个输血记录——输血前记录、输血疗效评价、输血中记录。”办公室仅有几台老式电脑，“特别卡”，规培生还得抢着用。最让她崩溃的是出院手续，患者的病案需要所有的上级医生审签，她将时间花在帮每个医生切工号，催促审批，再编码打印出来，找医生一个个盖章。

规培基地的教学水平差异很大，缺乏监督管理，“培训”就沦为了虚词。陈媛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带教老师在收治病人、看CT片的时候能够顺带解释一下，传授临床经验，但是这样的带教老师至今只遇到过一个。“有不懂我也会追问，但一般医生只会简单答几句，临床工作很忙，我也不好揪着不放。”而医院规定每周都要进行的疑难病例讨论，并没有真的执行，最后变成了一张张摆拍照片。结束轮科时的考核，不会考实际操作，只是一张简单试卷，上面有一两个病例分析题，还没有监考，“很水，规培生聚在一起拍照搜题做完了”。

“我们常常嘴巴上说‘医教研’，医疗工作放在第一位，教学第二。但实际上，大部分医院的排序都是‘研医教’，为什么呢？科研可以帮医院向上拿到更多资源，评上更高的级别，医疗能帮医院养活自己，维持运转，那教学能带来什么？所以除非管理者重视，建立完善完整的考核和激励体系，否则规培基地的教学质量是很难提高的。国家也有专家组成的飞行小组，但他们不可能天天检查，1000多家国家级培训基地，每天跑一个都得跑三年。”

https://mp.weixin.qq.com/s/qLNYw2G8IXakQ3t5q-bi3A

网络匿名指南，来自无数个momo

意识到“原来别人可以这么轻易发现我”，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围了王冰。这两年她着实在社交平台吐槽过不少事，尤其本科上网课那些日子，已经读研的她为此感到后怕。这个晚上，她不停回翻历史动态一一删去如今看来不合时宜的，还是觉得不安全，她想到把昵称改成momo。

互联网越来越难藏住秘密，这在今天不是什么秘密。平台拥有的大数据技术让许多人深感敬畏。一位小红书用户说，她关掉所有隐私选项，确保账号不会出现在“可能认识的人”推荐列表，发表的内容不会出现在“附近频道”，但点开粉丝栏，发现系统还在推荐用户认识，里面有她小姨账号，一路翻寻，甚至找到了妈妈、弟弟的账号，“只能见一个拉黑一个”。

椰椰确定自己关掉了所有隐私选项，但事情已经传到当事人耳中，男生找到朋友问怎么回事。男生女朋友的学妹也发来私信打听情况，询问女主是不是某个专业。她猜对了，但椰椰只敢否认，“怕给朋友添麻烦”。

当天，椰椰就注销账号，重新注册了一个，并且换上粉色小恐龙头像，改名成momo，隐身于互联网的茫茫人海之中。

据多位资深“momo”观察，momo两三年前最先火起来，就是在豆瓣一些娱乐圈吃瓜小组。这里很容易产生纷争，评论区总是盖起高楼，持有不同立场者互相攻讦，乃至人肉搜索。

“加入momo后，就更敢吐槽208了（女星郑爽被爆出拍戏日薪208万，这个数字成了娱乐明星代言词）。”一个大二女生说，这样不用担心被粉丝截图挂出来，“搜momo也搜不到自己”，或者用那句圈子里人人知道的话来说，“一mo做事亿mo当”。

这个大二女生说自己有六个微博账号，分别用于追星，刷二次元漫画，记录生活体会等等。一样的是，每个账号简介都写上了“镇魂”。这是一部2018年的电视剧剧名，因为涉及“耽美”等原因整改下架，“镇魂”两字也成为限流词汇。人们反向利用了平台机制，发现只要在账号简介写上“镇魂”，就不会有人搜索到账号。

这大概也是人们对如今网络感到畏惧的地方，再小的内容都会被放大，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语境里成为攻击的靶子。公开曝光隐私的“网络开盒”在当下如此盛行，就连网络安全从业者也建议，不要使用太具有唯一性的ID，会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容易被追踪到。相对有效又低成本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把ID改成momo,“别人没那么容易分辨你的账号。”

有时候，加入momo可能确实会有点用。2023年初，一个明星工作室发布了律师函，指控“豆瓣网友‘momo’”侵犯名誉。momo似乎被当作一个个体，这封律师函让“momo”登上热搜，引发了一些momo的嘲笑，并且让更多人加入了momo大军。一些新表情也流行开来，其中一个写道，“互联网没有法外之地，但momo是法外狂徒。”

相比网络上的口舌之争，她更担心现实中受影响。前两年，她在学校新闻中心实习，那有一个舆情监测系统，监控各个主流社交平台关于学校的言论。她每天整理完推送给老师，如果是负面言论，“老师就会根据你的主页找到你是谁，然后立马联系你的辅导员，导员找你要么记过，要么就让你检讨”。

王冰可不想自己也出现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她不再像保研前那样，“想发什么发什么”，而是变成了“不太会发有批判性的内容”，“发之前都要想很久，假设谁看到了会怎么样，会不会对我自身造成影响”。

或许这也是momo流行的原因，哪怕传统印象里最锐气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开始在网上隐藏自我。“momo之所以隐去自身形象成momo，是考虑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他们解构自己，将自己称为‘社畜’或‘学牲’。”2023年的一篇论文如此写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momo这个群体。讨厌者也大有人在，有的人将他们称之为“电子蟑螂”。一个用户说，自己代运营的账号中，“发现许多momo的恶意攻击”。在研究momo流行的学术论文里，也几乎都会提到群体匿名带来的风险——“momo 发布的信息丰富了互联网生态，但也埋下了制造、传播谣言的隐患，存在着泄露他人隐私、滋生网络暴力的可能。”

互联网二十多年令人炫目的发展中，它跟现实的关系也在变化。2022年一篇硕士论文将之分为三个阶段——起初的BBS论坛时代，网络与现实世界平行，匿名是当时的常态，“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进入到以社交为核心的SNS时代，网络成为现实的延伸，人们基于真实自我构建自我形象；再到如今纷繁复杂的社交APP时代，互联网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空间，人们开始疲于印象管理，“用户在大多数 APP 中拒绝与现实好友进行连接”，“只想在网上回归做一个隐形人，不被现实关系所打扰”。

相比于在抖音上拉黑三千多个蓝V账号确保自己不会刷到粗制滥造的新闻（他形容这些账号内容的同质性是新闻界的momo），换上各个版本的momo头像这件事对他来说就不花什么精力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对平台显示IP地址的反抗。尽管他所在省份“在网上黑点不大”，加入momo还是让他更放心参与讨论不会被发现。还有一点很重要，momo模糊了性别，这让他免去了讨论总会转移到性别对立的困扰。

他相信，互联网应该拉近人跟人的距离，让很多事情变得更便利，但这几年，“行业里本来能公开的都不公开了”。在他追求的，听起来有些乌托邦的设想里，momo们可以像水一样，打破各自的壁垒，“聚集在一起形成大海”。

https://mp.weixin.qq.com/s/7Plfe-pQyi9M-DelA8OR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