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中国重特大事故列表

截至11月底，全国发生重特大事故15起、死亡279人，同比增加6起、92人。（全国人大常委会）

该列表仅记载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者50人以上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由于应急管理部未公开3至6号挂牌督办通知书，部分事故为查阅新闻比照标准列入。更为详细的事故列表可参阅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安全事故地图。

- 2023年1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发生一起大货车冲撞人群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20人受伤。（安委督〔2023〕1号）

- 2023年1月15日，辽宁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失联。（安委督〔2023〕2号）

- 2023年2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发生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430.25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4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凤凰山工业区内一厂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7号）

- 2023年4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靛厂新村291号北京长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831.82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5月1日，山东省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0人死亡。（安委督〔2023〕8号）

- 2023年6月4日，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鹿儿坪石板沟发生高位山体垮塌，造成19人遇难，5人受伤。（中国网）

- 2023年6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体育馆发生一起重大事故，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9号）

- 2023年8月21日，陕西省省延安市延川县新泰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1人遇难、11人受伤。（安委督〔2023〕10号）

- 2023年9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高压气体泄漏事故，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安委督〔2023〕11号）

- 2023年9月24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遇难。（安委督〔2023〕12号）

- 2023年11月16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有限公司地面联合建筑楼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38人受伤。（安委督〔2023〕13号）

- 2023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造成11人遇难。（安委督〔2023〕14号）

- 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坤源煤业有限公司坤源煤矿发生一起重大运输事故，造成12人遇难、13人受伤。（安委督〔2023〕15号）

集体写作｜我们对大学失望的瞬间

作为文中所指的“晚熟的大学生”，让我难绷的是，这些让上位者们“非常吃惊”的大学生的“堕落”，无非是萦绕在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分秒的、对整个学校教育的失望。

于是，我邀请了一些朋友们以“对大学教育失望的瞬间”为题，进行了一场集体写作。在这些文字中，失望遍布各个角落：对老师的失望，对课程的失望，对体制下进步者不得进步的失望，对似真实幻的大学许下的诺言的失望。

我感受到：大学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发生的场所。

我感觉许多朋友在大学时都面临着艰难的自我教育，但大学很经常地让我们感受到“不需要你自己的看法”。

最先想到的是“自学”。如果从家里来上大学只是为了换个自习场所，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课堂上虽然不乏讲课认真的老师，但总体上说提供知识和眼界的效率远低于自己阅读。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老师在课堂上提供的“知识”只是知识树的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是连细枝末节都称不上的空洞理论词藻，很多同学就这样迷失在其中，无从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有人一定会说，“大学不是高中，本来就是在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啊。”你说得对然而，正是这一“平台”垄断了我们的学习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外部的想象力。想想那些貌似语重心长的“板凳甘坐十年冷”酸臭话语吧，说到底无非是追求变革的力量退潮后的自我设限，无非是“守住我的中产”这句心里话的道貌岸然版本。问题不在于质疑坐冷板凳，而在于为什么你可以在书海中十年冷，而有的人却只能在车间里、破屋中十年冷？

大学的“优秀”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造星运动。这种挑选只是大学在各个层面框定“优秀”的一个缩影，单向度的“优秀”塑造了同学们对整个大学生活以及自己发展路途的设想，进而制造出一大批把自己挤压到这种被框定的“优秀”之中来谋取利益的人物。大学为自己的“优秀”定义设计了一套奖惩体系，与它同行就是人上人，不合作就被放逐到边缘。我们幻想上大学会带来多元的生活和开阔的视野，但最后得到的却是被裁剪的知识和单向度的“优秀”，想想也是够惨。

向我展现的是过去的理想和兴趣在学院体制下多么可笑，我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给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意义的事务和无厘头的竞争之中，并且在内卷中弱弱相残，而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我和很多人一样在大学丢掉了精神健康，持续焦虑和抑郁了好多年，并且在这个叫做校园的大集中营里面自欺，失去了塑造自己爱和希望的能力。

大学的身份形成了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我们要爱某旦，以某旦人自居，带着拥有文化资本的骄傲去参与到残酷但毕竟高级的竞争之中，或者是幡然悔悟想起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反正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区别，正着反着还是确证自己的「某旦人」身份而已。邪恶的大学流他人之血，却分开我们和更远的世界的距离。

教师们从大一就开始告诉同学要善良，不要把绩点看得那么重，要去赏花赏月赏一切，并且在期末将血淋淋的绩点排出，那些紧盯着大榜的孩子们，正期待着将那场长达12年的大型审判延续下去，愿他们的心良善如初。

学院体系用来评判“成功者”的标准是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妨碍和冲突的：既教导大家要尽量摒弃焦躁和功利之心，尽量在“纯粹”的学术中陶冶心性，仿佛这样就能养成对未来的处变不惊姿态；又用大量的累赘课程、严苛的绩点指标和考核办法将大家弄得左右失措，亦步亦趋地参加这场跑步机上的游戏，而实际收获却只能打上一个问号；还要附加上各种评判头衔的游戏，促使着大家强迫自己“全面”发展，以证明自己没有被内卷挤压为单向度的人，而是有超出常人的光彩之处……

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大学的教育扎实程度远不及高中，负有教师职责的职工大多无心精进教育工作。说得直白点，大学里的很多课程计划不配称之为计划，教学不配称之为教学，教师不配称之为教师，考试不配称之为考试，最终其教育也就不配称之为教育。就教育质量来说，“大学高中化”纯属碰瓷高中教育，大学教育不来干扰我做实验、搞实习、写文章就千恩万谢了，好老师的课之所以“好”，很多时候是拜同行衬托所赐，消费降级从大学教育抓起。

不谈政治限制，老师认真讲课，对学生负责，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居然会是非常负面的选择（因为教学实在太不重要了）。可能对大学教育最失望的点在这里吧，更多的已经不是对现状本身失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状很糟糕。而是说对于那些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人来说，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会显得更摧残人。大家不仅要面对一个非常强的基于行政权力的，体制化限制和压抑，同时也要面对一个高度现代学术工业的，基于一种更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的摧残，与此同时还需要应对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大爹”们，他们往往在这两个节点都有发言权。大概这样吧。

用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比喻——”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来描述课堂的基本特征，是很贴切的：每节课接收的都是大量激进的话语，号召大家去“改变世界”，但同时这些话语又被以无限理论化的方式被赋魅，从而变得无比温和。几乎没有一门课告诉我们现在社会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同时团结万岁型或思辨游戏式的文章在大多数场合下被鼓励。

当你终于能说话了，有话却说不出来，或者说了也没人懂的时候，恐怕是最绝望的。

高考是一考定终身，大学则是一系列考试定终身，每一场考试来得都像高考那样，和一切可以变现的东西挂钩，实际上还是应试的老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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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布告栏上的贴纸

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老，在这里病，在这里死。但我们不算本地人。我们是身在中国的外籍居民，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无论多久。我们在这里生养，但我们的孩子不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变老，但永远不会退休。我们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幸存，我们都必须回老家。不管我们将多少人生岁月豪掷于此，在华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们最终都要离开。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变老、得病。无论他们——我们——从哪里来，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关头谁也躲不过。

你们肯定在哪座城哪条街上看到过我们，但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不管我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们有多么融入在地社区，不管我们和谁结婚，不管我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关头，我们总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里。

在中国生孩子的外国孕妇必然要面对这种差异，在两种方式间不断磨合：在西方，盛行个体选择孕产方式，讨论各自的“生养体验”；在中国，医院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国助产士曾向我这样描述：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

安德里亚是一位“导乐”。导乐的角色介于准妈妈们的翻译、智囊团和教练之间。她们会提供关于超声检查的咨询和建议，甚至在分娩时提供帮助（有时会用微信视频通话参与分娩过程），但她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导乐还有责任告诉客户，有些分娩方式在她们国家司空见惯，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国不受推崇，甚至会被强烈反对；再比如，如果孕妇不想按照规定仰躺，而想试用别的分娩姿势时，导乐也有责任协助护士和助产士。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如果医生表示欢迎（医生们通常都喜欢有免费帮手，哪怕导乐没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产夫妇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诊所的高额费用，她们就能在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当然也可以在私立医院，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医院的检查费和分娩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借由这个网站，我们能窥见对于外国准妈妈及其伴侣来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在华外籍人士如何试图在中国医院里复制西方孕产经历——打造“孕产泡泡圈”。导乐就是这个网站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我们年纪越大，中国就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外国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来中国工作，但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中国公民一样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仍然是个未被裁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查尔斯受到绿卡的保护。

查尔斯拥有永久居留权，属于极少数绿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绿卡不到17000张。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放了超过200万张基于就业的绿卡。查尔斯享受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时，他就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了。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变化也就越大。据金杜律师事务所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查尔斯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谁也没有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查尔斯现在孤身一人，账单寥寥，他不需要养老金。我们没谈这事儿，但他拿到绿卡时，明面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是年薪72万元。他肯定够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奥拉贝戈亚每年要为私人医疗保险支付15000元人民币，刚刚好，能解锁这个泡泡圈。顶级的医保费用可能会高出几倍，或许包括在中国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将你空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医疗运送服务。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奥拉贝戈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手术室。医生用47针才将他的脖子缝合。粗糙的伤口险些触及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绳子很脏，造成了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医院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两天后才出院。他花了三个星期康复。保险偿付了16万元的医疗费用。他说自己幸好买了保险。那个放风筝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找到。

他的中国伴侣的雇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安排了一家私立医院的体检项目，谁承想，检查结果显示他最近有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迹象——他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发过心脏病。他被救护车送往中国最顶级的一家公立心血管医院后，有位医生冷漠地对他说：必需立刻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他必须入院才能接受治疗，他问什么时候有床位，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我又不是神算子。”说完，那个医生就招手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医生轻描淡写地将他拒之门外，这让他非常无助，希望彻底幻灭。他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医生也没有推荐别的公立医院。马克和他的中国伴侣很快梳理了一下他们有多少选项，最终选中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疗。他没有私人医保，住院费达15万元。他自掏腰包。

“大多数外国人会为了治大病而离开中国，我理解那是为什么，”凯瑟琳对我说，“就算用母语，那些医学术语都很难懂，更不用说用外语了。”

自1995年起，在中国亡故的外国人不允许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外国大使馆的任务是联系死者的近亲，之后，死者的近亲通常会雇用罗泽斯特这样的公司完成后续操作。

罗斯泽特公司是比利时人维尔弗里德·维尔布鲁根在大约十五年前创立的，在吴琼心目中，他拥有父亲一般的地位。据其官网介绍，公司服务范围包括涉及“医院、紧急干预小组、医院太平间、法医中心、殡仪馆、火葬场、公安局、以及各地、区、市级的民政局、公证处、外交部、殡葬协会、本地灵车公司、检疫检验、机场海关、货运代理、航空公司代理和收货方”等环节的相关事宜。

在中国，丧葬是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服务价格是固定的——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民防遗体腐的官方价格是300元人民币，但吴琼告诉我，外国人可能要付更多钱，特别是在经办人员不太熟悉流程或规定的偏远地区。
一次典型的遣返，费用包括防腐和机票，总额会有六位数。我请吴琼估算一下，万一发生意外，将我的遗体运回美国需要花多少钱——她给我的答案是：12万元人民币，送到亚特兰大机场。我在迈阿密的家人会在机场签收，之后怎么办，就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根据罗斯泽特公司的统计，维尔布鲁根、吴琼和另外两名中国员工平均每年要处理120—140桩委托案，不到在华外国人死亡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公司曾将遗体送往八十多个国家，但排名前三的目的地是德国、美国和英国。

维尔布鲁根处理过那么多死亡事件，遍布中国各地，他非常清楚各地殡葬业的质量和性价比，能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城市就只有上海了，尤其就防腐的专业性、棺椁的工艺而言。“在中国，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维尔布鲁根这样说。

在吴琼看来，这份工作意味着一项使命，要为那些在遥远的异国失去亲人的死者家属提供服务。她希望余生都能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她的前老板在中国去世，吴琼，或是她的同事，很可能不得不将他的骨灰送回比利时。

维尔布鲁根倒是不太担心。“不管是中国还是比利时，我死在哪里并不重要，”他说，“我只求不要死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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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通报时代”

这个题我两年前就想写了，中间也好几次说想写，但一直没写。

最新的由头是前几天山东台吕台长那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以及河南南阳火灾13学生遇难，张丰兄说“河南媒体不去采访，不去监督”，“连消防部门的通报都不发”。所以，我想还是写一下新闻的“通报时代”。我的私心是希望以后还会有人提这个词，然后说是我提出来的，可惜我的勤奋和勇气与我的虚荣心完全不匹配。

为什么我很看重“通报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有很强的符号意义，如果要写这几年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相信我，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抓手。围绕“通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绝对精彩，在此特别推荐学界的朋友写一篇，我草草说几句，就当抛砖引玉。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是有条件写这个的，过去六七年我一直在做突发新闻报道。最早提“通报时代”是2022年2月丰县事件，那时感触很深，虽然在此之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每一天大家都在“等通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赶紧发通报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哪些哪些疑问。然后一直没有媒体报道，媒体也在“等通报”（说明一下，不是记者不想报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官方前后大概发了五次通报，从丰县到徐州再到江苏省，但每一次通报均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没有媒体报道，单凭官方通报完全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最后，才有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试图盖棺定论，但内容只是对最后一次通报的照本宣科，已经没有人信了。实际上，我个人大体相信最后一次的通报内容，它符合我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我更能理解公众的不相信。

丰县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具备了“通报时代“的所有特征：媒体报道的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的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但无效。时至今日，丰县事件仍是不解之谜。

另外一件事是两个月之后的上海疫情，体量更大。在我心目中，那是2022年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就我的新闻从业生涯而言，堪比08年的汶川地震。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视为一个转折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如是观。同样，在漫长的三个月里，大家每天都在等上海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像样的媒体原创报道，极其罕见。

过去媒体发达的时候，上海那段时间的媒体原创报道，10万篇不夸张吧？全国几百家媒体，平均下来每天一篇原创报道，三个月也有10万篇了。对比一下08年汶川地震，稍微像样的报纸，每天何止一篇，动辄几个版，电视台更是全天播报。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上海期间，全国媒体的原创报道（不算通报和转载）有多少篇？恐怕连1万篇都没有。此处需要学界发力，做一下量化数据分析。

上海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通报时代”的后果，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

此后很多新闻事件，都在呈现这一特征。比如，贵州大巴侧翻致27人死亡，媒体只能照抄蓝底白字的几十字通报，能多写一句“据悉事故车辆为疫情隔离转运车”，已是千中无一的良心媒体。再比如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网上几乎看不到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先说内容生产。以前的记者恐怕无法想象，在今天，“等通报”对于新闻生产有多重要。这么说吧，稍微有点敏感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所以经常会听到领导问记者：“有通报吗？”“没有啊，没有先等等。”再积极一点的，“哎，让他们赶紧发个通报啊。”我有个前同事，搞了公号，名字有点黑色幽默，就叫“请以通报为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有通报当然好，没有通报，内部检查确认事实无误，也就发了。但到过去两三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极其高频，极少例外。原因很简单，“通报”就是官方背书，是护身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

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抄通报”，甚至一字不改，一字不加。问题在于，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不说别的，单说时效性，你还比官方通报慢，有什么价值呢？我之前说，如果说以前新闻市场规模价值100块钱，现在只值1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即便行业里最牛的财新，也不能不拿官方通报作为挡箭牌。比如前些天疯传的那篇《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也要等到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刊发。简单复盘一下：事情是2018年9月底发生的，中间有多个事件节点，包括三次尸检，嫌疑人被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等等，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连续追踪报道的题材，但要一直等到2023年11月一审宣判才能发出来，已时隔了五年之久。此处可以把判决书理解为官方通报的一种，是权威性更强但时效性几乎没有的通报。

再简单说几句受众。我已经很久不上微博了，但大致还有些印象。虽然业界还保留着对财新、澎湃、新京报这些媒体的尊重，但在微博，都是“谣媒”。何谓“谣媒”？跟官方通报不一致的，即为“谣媒”。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等通报”。在“等通报”的过程，受众逐渐形成了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再塑造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最大的赢家是政务号：各类“XX发布”“XX平安”成为超级大号，比很多媒体的粉丝还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获知信息，不是来自媒体，而是来自官方。有心人如果统计一下政务号的发展趋势，与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很可能正好呈现一条交叉的曲线。

如果要写“通报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官方通报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份量越来越重的信息渠道？比如说，微博头条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是如何扶持这些政务号的？GR（政府关系）在这类公司中是如何运作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媒体会拿官方通报背书一样，政务号也是平台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通报时代”是一个各方共谋的结果，但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源头。

也许有人会说：信官方难道有错吗？如果官方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多，它替代媒体有什么问题呢？这里提两件事：一个是去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政务公开的第六章被整章删除；另外一个是裁判文书网，虽然保留下来，但大缩水已是必然，以后想看到孙任泽案这样的判决书，恐怕难了。

所以，所谓“通报时代”，就是一个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

说回山东台吕台长那句话。他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那也是捏软柿子。在我看来，山东台还算好的，过去这些年，除了上海台和山东台，大部分地方台早就不做新闻了，也就吕台长，还会在同行面前说不做跨省舆论监督——拜托，在同行眼里，这还算议题吗？以及南阳火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用张丰兄的话说，“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通报时代”是媒体人的悲哀，但我不想传递悲观。

越是这种时候，还在坚持报道真新闻的媒体和媒体人就越是可贵，比如这次南阳火灾，除了财新，其他媒体也在跟进，三联/南周/中青/都有报道。除了媒体，还有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张丰，基本上每天一篇——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公号，一分钟前又发了一篇：《记住13个孩子死去的样子》。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褚朝新、宋志标、余少镭，“越秀山边”和北青“深一度”。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号：“鸡蛋bot”，我愿意称它为最好的新闻自媒体，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写的，特别棒。

人生了这张嘴，不仅仅要吃饭，更要说话。少看通报多说话，与诸位共勉。

https://mp.weixin.qq.com/s/_lsmuKYpfvvZEUFmdMJ1MA

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被告青叶真司被判处死刑

北京时间2024年1月25日12时，京都地方法院对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做出判决，判处被告青叶真司死刑。

法官称："被告参照了以往使用汽油的事件选择实施纵火谋杀。被告根据自己的认知选择了袭击方式，并没有受到妄想症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妄想症影响了攻击手段的选择"。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40125/k10014333101000.html

Twitter 的官方人员正在试图通过 DDoS 攻击开源项目来阻止开源社区继续维护 Twitter 的第三方客户端

RSSHub 和 Nitter 的实例都有报告正在受到持续了几天的 DDoS 攻击

🫠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正经公司能做出来的事情

https://vxtwitter.com/DIYgod/status/1751287372762017956

新闻 | “Linux 中国” 开源社区，停止运营
https://linux.cn/article-16602-1.html

从即日起，“Linux 中国” 这个社区，包括它的主网（ https://linux.cn/ ）、公众号、视频号，以及下属的《硬核观察》栏目，将无限期停止更新和运营。

如何让统计数据永远"正确"？【某骜】

看“回升趋势”问题解答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例1中使用的手段，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中了叙述性诡计？想想有没有在函数上做手脚？或者从散点图到连续曲线是否满足“求导”？“不止国内”，所有人都可以玩这一套，通过曲解数据/更改概念来告诉你“他们自己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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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知乎，甚至声讨知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任何一个社交网络都在发生的事情。从知乎开放注册以来，知乎「水化」之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可这并没有影响到知乎的发展。即使是在和今日头条的对决中，知乎也赢得很漂亮。

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知乎的问题，不过是老用户不适应新时代的耸人听闻。我们作为老用户的抱怨，亦老生常谈。但这是一种敷衍态度，试图在简化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知乎真的没有问题，走在正轨上，那它为什么和 B 站甚至小红书正在拉开差距？当年知乎希望取代百度成为用户搜索的入口、成为一个新时代的 Linkedin、希望通过 Live 建立百万级的专家服务网络，这些许诺哪个实现了呢？知乎说「聚焦创作者是长期战略」，那为什么有些创作者走了？

知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最爱的网站。甚至知乎上市的时候，CEO 周源念了三篇回答，我的文字是其中之一。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也许对知乎目前状况最有意思的观察，可能来自知乎的「进站必看」：进站必看是知乎官方筛选的优秀回答。排序前十回答的答主里，除了一位非常可惜英年早逝的答主程浩之外，剩下九人里有一位超过一年没回答过问题；两位两年没回答过问题；还有两位超过三年没回答过问题。换句话说十个人里，有一半已经不能算作知乎的活跃创作者了。「进站必看」前三个回答来自张译、程浩和马伯庸，张译的微博更新一直没断过，马伯庸也是写作和出版不断。可他们的知乎已不再更新。作为对比，B 站入站必刷的「历史经典」区，排序前十名的 Up 主都还在更新。

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此，知乎的身份认同也出了问题。国内的大型社交平台，都会对头部用户有一个专属的称呼：比如微博的「大 V」、B 站的「大 UP 主」或者即刻这样的小众平台也有自己的专属称呼「大即」。知乎也有，只不过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知乎大 V」这样一个缝合称号。知乎官方试图努力让用户称其为「答主」或者「新知答主」，但收效甚微。知乎头部用户被对外介绍的时候永远是「知乎大 V」。这有点像「网红」。为什么是网红？因为只在网上红；为什么是「知乎大 V」？因为只在知乎上是「大 V」。

在发现答主身份被无视之后，苏志斌的另一个疑惑是：「『知乎大 V』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一个贬义词。连中性都不是，这让我很困惑」。很多人在被介绍称呼其为「知乎大 V」的时候都会表示拒绝，甚至有人会说「你才是『知乎大 V』呢，你全家都是」。

「人在美国，刚下航母」也成为了很多人嘲笑知乎常用的段子。人们普遍的想法是知乎只是我国众多社交网络中的一个，它并不重要。知乎和陌陌、探探、Soul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不值得被拿出来严肃讨论。

不，知乎异乎寻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知乎的诞生，今天的中文互联网肯定会不同。从「XXX 是怎样一种体验？」、「如何评价 XXX」再到「泻药（谢邀）」这样的句式；到「内卷」、「做题家」这样深入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词，都和知乎直接相关。很多人在声讨知乎的时候，都不经意间用着知乎发明的概念。

劝退就是一个发扬自知乎的概念。严格来说在其他社交网站上也能找到劝退的内容，比如贴吧还流行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劝退生物和化学的贴子。但劝退真正的大规模流行和发酵都是从知乎开始的。

但在另外两个概念面前，「劝退」就是小巫见大巫：内卷和做题家。它们都不是诞生自知乎，但却都因为知乎而融入了新的内涵，重新以不同的面貌进入了中文世界。

开篇提到众多从知乎出走的核心用户，恰恰就是一群受「氛围」变化的影响最大的用户。「氛围」这件事一般会被互联网产品归类为玄学那类范畴。可也是「氛围」决定了社区产品的体验。当年今日头条悟空问答的失败，也有很多知乎用户归结于它抄的走问答形式但抄不走知乎的社区氛围。一个社区如果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氛围，那会是它强大的护城河。

可知乎正在用土把这条护城河埋上。很难说知乎是迷失了自我，它绝对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更高的 DAU、更高的用户粘性和 ARPU。知乎在回答里插入付费小说、强推视频并且将用户首页从关注变成推荐。这是知乎的数据需要的，却不是用户喜欢的。

知乎一些长期的运营依然会按照最原始的标准筛选高质量的内容，然后被与视频 Tab 里的土味视频呈现在一起。知乎用户选出好的问题，花几天的时间用心写了回答，发现排在自己前面的是知乎官方的盐选答案——并且写的是故事，甚至还要付费才能读。

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来自前文提到的曹丰泽和到处挖坑蒋玉城。他们俩作为知乎顶流中的顶流，这些年甚至没有一个运营加过他们、任何活动都没找过他们。而最令老用户们伤心的，还有官方那种若隐若现「家花不如野花香」的运营手段：知乎一些商业化部门的运营和出圈手段，都愿意依靠外部的名人和流量。

近年来很多互联网公司会愿意用这样一个叙事：以前的桌面互联网，都是精英在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全国人都在用了，所以看学历就能感受到用户素质的下降。这个叙事折现出一个典型的论述：一旦平台氛围出现异动，大概率是用户更多平均素质下降了。这是一种「平台无责论」，错的不是公司，都是用户。

这不过是在推卸责任。我们的物理世界普遍比二十年前生活的更好了、选择更多了、出行更方便了；可虚拟世界却更差了、更水了、素质更低了。而这都是用户越来越多的错。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反驳，会被快速归结为：「太理想主义」，多少懒惰掩盖被一个「太」字掩盖。那我们作为从业者有什么资格到处输出互联网方法论，认为网络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呢？

这个叙事也发生在知乎，水化被归结于用户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必然性。但我不认为知乎作为平台能推卸责任：一般来说知乎这种强讨论和兴趣的社区，都会选择做好用户区隔。像是 B 站，一个知识区的用户可能完全和舞蹈区没有交集。而在知乎，一个答主曾感叹：自己一个天文学优秀答主，为啥首页会天天被推送婆媳关系内容？

2014 年周源的一次自述里用了个章节小标题《尊重做社区的节奏：流量无用》，里面说：「量增加不等于社区成长，反而导致你没有预见的问题产生」。现在的知乎，反对曾经想成为好社区的知乎。

这和常见的用户素质下降论调没有关系。当平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一起，把推荐、热榜和视频放在首页，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乎的答主流行一个词「德匹下」：德性终究获得与其相匹配的下场。

社区平台的运营者总是不能明确的区分社区究竟是因平台而成功，还是因用户而成功。如果社区日活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用户体验上的进步，那么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社区的运营更加无视其中每个用户的重要性。

我写知乎不光是因为我爱知乎，更是因为知乎几乎是中文互联网公域深度讨论最后的阵地。这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公域深度讨论的意思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对一些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交流、思考甚至是争吵。这让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和自身的局限。

内卷这个词不会凭空从教科书里蹦出来，赋予它生命力的不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而是这个词背后极其大量的讨论（一些讨论读起来和吵架无异）。这些讨论给内卷带来了远超其原本含义的内容深度。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有充足的理论进行论证。这些深度的讨论将内卷这个词送出了「圈」——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最开始出圈的就是这些讨论内卷的文章。

任何一个概念都会伴随反对意见而生，而如何理论完备的说服绝大部分反方就成了出圈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深度的对话。播客《怪物尚志 MonsLog》的主播可达对此有一个贴切的比喻：「知乎就像是一个修罗场，名词破圈之前被拷打了无数遍、打了几十个补丁，从一个词变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放到其他领域有极大的战斗力。」这是知乎的独特价值，也只有知乎有能力批量生产这种讨论。

这是知乎的意义。它是少数人们还在其中撰写、阅读和讨论长文字的平台。长文字写作的意义是无法被短视频所取代的。微信公共号有些撰写长文字，微博也有长文章，可长文字对长文字的交流，却是知乎真正的特色。

一个社会需要公共性的讨论，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塑造共同体。桑德尔说这种共同体「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他人』，而更多地把我们自己视为是一种公共身份的参与者，这个公共身份或是家庭，或是共同体，或是阶级，或是人民，或是民族。」

当我们在知乎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答主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对大众话语体系的塑造之中。而通过来回的反驳与交流，我们更加明确了未来的道路。今天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 996 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之所以大家都这么想，有知乎上无数答主的奋笔疾书的功劳。

共同体对未来的思考不可能靠单方面的灌输和短平快的结论。在 BBS、电视辩论已经消失的时代里，知乎拿到了接力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乎对于公域讨论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可在这场接力中，它似乎没有了下一棒。

当我们在谈论知乎时，我们也在谈论中文互联网的未来。所有人都能够从一个良好的社区获益，但很少有人能通过维护一个好社区而获益，破坏这个社区倒是更容易快速攫取收益。知乎需要更件严肃的面对它究竟想打造什么样的社区这个问题。从知乎推知识付费、到首页时间流改版再到现在的强推视频。它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下一个得到、今日头条、抖音，还是真正的成为未来更好的知乎。

现在我想要一个尊重创作者、不只是嘴上说，而是真把用户当人看的平台。大平台们知道所有数据的价格，却不明白数据背后创造的价值，这是人在宇宙中给自己找的位置。

我们可以相信中文互联网：不是相信这些公司能做出什么，而是相信中国无数的网民会创造出更丰富的在线世界。如果我的相信失败了，那也不过是我的失败，而不是中文互联网的失败。因为还会有人继续相信并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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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都在创新高，为什么A股跌得这么惨？

A 股市场多年来牛短熊长，从机制角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A 股是一个有利于企业融资，不利于投资者回报的市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这样的机制下想要获得长期回报，基本上属于火中取栗。

A股市场创立之初，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国企融资解困，后来虽然慢慢摆脱了这样的定位，但是又承担了新的融资使命。我国的融资渠道里银行体系独大，主要融资靠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高达70%，这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发达国家的融资主要靠股权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占比大概70%。

银行的间接融资占比过高，带来的问题就是银行容易将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会陷入融资难的困境，同时，银行贷款比股权融资的成本更高，企业过于依靠银行信贷，也会带来融资贵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融资结构不合理所致。

为了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我国近年来试图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股市的融资规模急速膨胀。尤其是在2021和2022年，A 股市场的融资规模连续两年都是全球第一，超过了全球第一大股市美国，但是，A 股市场的总市值还不到美国股市的两成。

一个健康合理的股市应该是在上市公司融资和投资者回报之间取得平衡，只有投资者获得良好回报，才能支持上市公司募集更多资金，由此形成长期良性循环。A 股市场过于偏重融资功能，反过来就对投资者的回报形成了挤压。

首先，市场的总体流动性终究是有限的，当大量资金被上市公司的IPO以及各种再融资吸取之后，二级市场推动股价上涨的资金就会相对有限，股价上涨就缺乏足够的资金推动。

更重要的是，大量新股上市，日积月累之后，在A 股市场形成了巨额的减持力量，这些低成本的股权在度过减持期之后，就成为市场上巨大的空头。即使不直接减持，也能通过很多其他方式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形成压力，比如股权质押、比如通过转融通借出融券等等。市场上流传“买不完，根本买不完”的段子，起因就是股票供给太多，远远超过了投资者的接盘能力。

A股市场在持续下跌之后，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性底部，上海A 股的静态市盈率只有11倍，深市的市盈率只有17倍。今年1月中旬，证监会也曾经公开表示，“当期A股市场估值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长期看已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但是即便如此，A 股还是继续大跌，投资者面对大跌后的市场也不敢进场抄底。原因在于，当前A股市场看上去便宜的估值只是静态估值，如果从动态估值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很多上市公司的盈利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很低的市盈率就会迅速上升。很多看上去很便宜的股价，在没有业绩支撑之后，其实并不便宜甚至很贵。

投资的核心和精髓在于预期，将来的预期如何，才能真正决定股市未来的方向。 如果投资者对经济建立起足够的信心，股市最终就有可能迎来牛市。反之，A股的下跌趋势如果不能尽快逆转，就有可能造成相互踩踏，形成更大的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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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订阅者二〇二四农历新年快乐。

朝は来るのか？
早晨会来吗？

胡耀邦的最后十个春节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他就努力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对身边的人说：“地富反坏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1979年是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年，但是与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就是，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现代性启蒙被压制，被认为是异端、离经叛道，甚至很多有着创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给刚刚复出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节前夕，胡耀邦连续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艺界的三个座谈会，给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创造、大胆表达、大胆关心社会和国家建设。

2月9日（农历小年）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谈会，他特意给大家讲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他说，春秋郑国子产推行新政，那时候乡校是读书人的公议场所，大家的批评很多，于是有人向子产关闭乡校，而子产却回答说，他们说得对，我就听从，说的不对，我们也应该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国家就要衰败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胡耀邦特意把这几句古文背诵出来，既是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也是对执政党的提醒。

胡耀邦在茶话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过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会同党外人士合作，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要与党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拨乱发正几年来，民盟成员参政时，只敢表达 “对！对！对！”，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的现象。胡耀邦向他们保证说，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恳请大家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

胡耀邦说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去讲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文艺是独立的，不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作家的创作自由，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胡耀邦特别强调，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可以帮助，但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讲至此，联想到“文革”中文联、作协上百名成员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歌德”与“缺德”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胡耀邦说，我们的社会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胡耀邦关注到最近沙叶新、蒋子龙等年轻作家暴露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职务角色时，特别注意到一条：打破过去党中央和领袖高高在上，与群众保持距离的情况，让群众也有接近他们的机会。由此，他做出了向社会开放部分中南海办公区的举措，另一个就是在1981年春节这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邀请首都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联欢，共度新年。

对于很多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心，胡耀邦一针见血反问道：不要把包产到户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它就比其他生产方式优越吗？

对于一年多来，因为不断受到攻讦，广东、深圳领导层出现的畏惧、保守心理，胡耀邦鼓劲说，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不要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他以与会的广东、深圳领导干部几乎都穿着藏青色中山装为例，高声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如果坚持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担心这里投资有风险。”

当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反映深圳的电话设施无法满足商业需要，而我国无法解决技术设备，特区政府希望与香港电信公司合资解决这个问题，邮电部门却担心“损害主权”，推诿不予办理时，胡耀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改变陈旧落后的事物毫无兴趣，卡人家却很有办法。他立刻让陪同人员立即拨通了邮电部的电话，邮电部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问题。

腊月二十七，胡耀邦来到最后一站是蛇口工业区，听取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的汇报。袁庚除了介绍经济建设成绩外，特别提出希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管理机构，只有干部的乌纱帽是群众给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群众负责，他特别希望总书记予以支持。

胡耀邦对袁庚想法颇为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有改革的决心来改变这种情况。

袁庚汇报结束时，还特别感慨地说，从商鞅到戊戌变法，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胡耀邦没有正面回应袁庚的这个想法。不过，当时在场的几位历史人物，无论是胡耀邦，还是任仲夷、梁湘、袁庚等，尽管为国家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结果都不是太圆满。

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等左的投机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奴才”一直存在，奴化思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说，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就划为右派。为了让大家敢说话，克服“奴才”思想，以正压邪，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权监督，这样才能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人大，有纪委，还有监察部，但是如何形成真正的监督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关键是党的自身改革，这是最难起步的难点，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又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从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凡是逆着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无一不失败告终；我们老是讲“民主集中制”，但是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光集中权力，而不集中意见，反而以集中之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还关注到当时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改革，朱尚同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闿的秘书，1949年后去台湾，对这个问题也颇有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打成一片，顺应民意做了若干政治改革，才受到老百姓的怀念。

胡耀邦也关注到蒋廷黻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大同思想”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是容易让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懂马列，就是因为这与大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过去很多“左”的错误就是因为犯了平均主义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只能大家一起贫穷，没有进步。

当袁学之感谢胡耀邦对湖南省平反冤家错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应该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是则是、非则非，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吗？

在谈及中国问题和出路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专制愚昧太多，未来的出路在“民主”和“科学”。”杨第甫补充道：“还有法治。”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老百姓没有监督权，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已经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还是当属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辨论进行说服，千万不要压服。”

胡耀邦还说，现在有些领导嫌老百姓不知足，说他们是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不赞成这个批评，现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就是吃上肉，也不能堵住人家嘴巴，不让人家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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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异义

媒体“公关化”：经营困境下十年转型，政府成最大买单者

新闻业好像崩塌了。长达30余年的良好行业发展态势已告终结，而且立即进入加速衰退期，逼近生死关头。

如果说报业坍塌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南方周末》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答案并不显而易见，但已然发生——放下所有的底线。

2018年开始，报社经营将精力放在创办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中，以整个报社的品牌为企业冠名，包揽从专题采访到论坛颁奖全流程，同时深度参与政府宣传部门的活动，以新闻的名义刊发宣传稿，从中获益。

这也不是《南方周末》一家媒体的孤例，而是所有市场化媒体转型的必由之路，他们在新媒体改革上耗尽心血，却最终发现，政府才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 在宣传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向压迫下，新闻的新主流消逝，宣传的旧主流回归。南周的底线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说假话”妥协成“如果一定要说假话，绝不创造性说假话”。

是“双微”（微信和微博）的出现拯救了南周。微信是最适合后门户时代的媒介形式，它和网页、APP不同，不需要大量吸引眼球的内容，哪怕平时发“垃圾”，也可以依靠一篇高质量的稿子“出圈”；微博则弥补了南周以周发行的时效缺陷。

不过在当时，改革本身并不能扭转报社的处境。身处衰退行业的报纸，要面对的是终局博弈。转型的最终目的是要退出传统报纸，进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行业。显然，南周没有这个基因。

F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一个到2016年还没走的记者都不愿意看这个世界，不愿意接受互联网（已经成主流）的现实，“能接受的早就走了”。有次内部讨论，还有同事激愤地认为“以后报纸不要上网了”。

内部常常认为，《南方周末》是一份没有总编辑的报纸——总编是南日或宣传部派来的审查员，作为政治安全防火墙的政工干部对南周文化没有认同。

2016年7月，段功伟从南日时政部调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噩梦般的人生开启了”，一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形容。大环境的逼仄不必言说，段功伟在任的两年，过于谨小慎微，只能在划定的池子里扑腾。

从机制上而言，中宣部和广东省宣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对下属子报（如《南方周末》）的日常化审读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按照规定，例行发报前，需要把报纸传到审读组。据S观察，新的审读员有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停留在想象，眼里容不得任何社会的阴暗面，比集团的老审读员还保守。

取得上述成果，除了榜单等产品外，软文，一种伪装成新闻的付费广告“功不可没”。 很难说软文这样畸形的盈利模式是在哪个确切的时间点产生。但可以确定，风潮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涌现的——他们更青睐于将广告包装成新闻。

成为惯例则是在微信公众号时期。经历广告、推广、AD等表述后，软文变成了更模糊的“专题”。在其他媒体中，软文也被冠以“特刊”“专版”“地方观察”“焦点”“行业观察”等名字。它们与新闻有相同的格式和编辑风格，也会署上编辑和记者的名字。

S离职后，经营部门拿走了公众号等产品，对软文大幅放量。营收的具体数字可以和同类型媒体作对比：2018年，《南风窗》微信公众号营收仅30多万元，杂志广告从2000多万断崖式下降到500万。第二年，《南风窗》将杂志的内容生产能力导向新媒体，到2022年，公众号创收飙升至近4000万。

到现在，软文在年轻记者中已经没有更多讨论。他们将其视为常态，因为这是保证媒体生存的唯一举措。对年轻记者来说，写软文也能获得几倍于新闻稿的收入。几年前，一家槟榔企业在南周的公众号投了一条公益广告，一位绿版的记者明确在群里表示抗议，认为他们写了这么多科普槟榔的稿件，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吃。但对报社而言，百万级别的投放并不容易拒绝。

软文的泛滥还意味着编营分离的原则被彻底打破，新闻和广告不仅不再区分，而且广告开始以新闻的形式产出，由此而来的是无法再进行媒体监督，“因为监督的对象都是你的客户”。这个程度而言，软文更像预支的保护费，让负面的新闻敲诈合法化。从负面新闻敲诈到正面软文横行，盈利模式从报社主导变成企业主导，权力的上下级交换了位置。

我还想起王海燕写到的一件有些黑色幽默的事：一位受访者说，为了不迷惑领导，他们的报纸对“软文”的放置位置做了规定：不在前三页，也不与新闻放在同一页上。“如果领导把这篇文章圈起来，或者对它作出指示，怎么办？......你可以欺骗读者，但你不能欺骗领导。”

还有比企业主导的软文和媒体公关化更糟糕的吗？ 有，政府“订单”。 不知不觉间，市场化媒体对政府的依赖已经难以想象，也越来越希望接到政府的广告，因为“企业的钱不稳定，而政府的钱稳定”。

作为自救的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开始自觉向党媒靠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宣传，更新颖的形式是以“智库”为首的研究中心。比如南周CSR企业社会研究中心，走公益公共的形象；科创类研究中心以科创主题出报告，做商业合作；城市研究中心则是做城市形象传播，拿政府预算。用更直接的话总结，就是先给政府示好，政府也能借此弥补宣传网络中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缺憾。

“传统媒体的转型，已经被证明所谓走市场就是走政府，政府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买媒体貌似客观、公正的报道背书，附带部分影响力。”Can说。

换句话来说，这相当于媒体用特许经营的牌照，去做地方政府的生意。之前不赚这个钱，是因为政府是主要监督对象。Can另外观察到，很多党媒在给政府写软文时，签的合同是协助政府做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之名，帮政府写软文。”

更大范围内，媒体正在从被维稳的对象，变成帮助维稳的推手。到2017年，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型报业集团都推出舆情项目。以南方日报为例，成立了“舆情专报”“舆情案例库”“舆情健康度报告”“舆情排行榜”“突发事件应对建议”等。

这类项目的开花结果，是媒体对政府要求进一步服从的回应。对市场化媒体而言，拿钱意味着成为国家治理分支的一部分。比如，在新疆棉事件中，政府就提前放料给南周，要求其帮忙打赢中国舆论战。

当市场红利消失殆尽，也许南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老路上，试着重新成为宣传工具。弘毅去外地交流时，一位媒体负责人带着自嘲说，“今天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一家著名的、以调查报道闻名的都市报，到现在成为一家依靠党的媒体。”

对南周而言，创报之初，编辑部希望用出色的报道赢得市场。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发行量带来的市场影响力。 彼时，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结盟的态度还是暧昧的。他们需要媒体听话，但也需要媒体挣钱。南周创始主编左方曾说，“相视一笑，擦身而过，彼此知道是干什么，各退一步”是南周试图达到的状态。

但随着铁拳的攥紧，市场也恐惧权力，并最终成了政治压迫的帮凶。 我后来问一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的新闻学教授，“是因为市场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与政治合谋是它更好的选择？”“不是更好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 鸡蛋终归是鸡蛋，碰不了石头。

党允许记者进行有限度的监督，但它可以随时收回；记者则利用对政策的重新解读，绕开某些限制，创造监督的空间。

新年献辞事件的爆发摧毁了一切，不是让之前的努力彻底归零，而是到零度以下。“你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而且永远打入最底层 ”弘毅说。一把火烧光了三十年的信任，从此被视为巨大威胁。 更广泛的环境中，温和派的声音在2015年彻底幻灭，紧接着是2016年的“党媒姓党”。许多报纸开始重新调整版面，以更好地服务政治宣传的需要。

其中被认为是报纸“脸面”的头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不少报社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让编辑们遵守，比如习近平必须在头版，与他有关的新闻必须放在第一页。

一家北京报纸曾经想要停报，但北京市委宣传部没有允许，原因是领导要看报纸，不能所有报纸都和人民日报一样，得有差异。因为怕批评，报纸里选择刊登的报道都“比较正能量”。不过负责人坦言，即使不是上报纸的，“现在也没有到发出来能犯错误的，稿子都审了多少遍了已经。”

“年少的时候谁不愿意轰轰烈烈去死，但你死了之后，有时候连说的机会都消失了。我们要今天过完瘾，明天就关门吗？”一位记者说。

过去十年间，监督报道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从监督官员的腐败，走向监督环保，再到医疗反腐——监督报道永远配合中央，做符合国家治理政策的监督。允许报道的事件，来来回回被反复提及。

Can说，当前整体的颓势已经不可避免，但局部的折腾，比如红星、极目、九派的零敲碎打，类似于90年代异地监督的重启。只是比起之前的实地调查，现在的监督停留在表面，大部分通过网络爆料、电话核实，低成本做负面。

而即使这类表面监督，也几乎是在地方宣传部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背后的潜台词是：适当搞搞别的地方，他们的宣传部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提高我的存在感。在复杂权力体系里一种互为对等的博弈中，公众享受到了真相的供给。

社会对记者的不理解在不断加剧。L忙碌在不断重复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花大量精力和采访对象解释新闻对社会的价值、解释职业的性质，有时甚至需要通过不太符合新闻伦理的方式隐瞒诉求。

南方系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切实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220-mainland-southern-weekly-business

未成年“福利姬”：迷失于欲望中的青春

许多未成年福利姬，是在网上“冲浪”时知道了这个行当的存在。《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显示，我国未成年人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99.9%。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是家常便饭。

福利姬女孩秋秋一直热爱追星，为了及时同步偶像的动态，她甚至学习了如何使用国外社交平台。据秋秋回忆，在一开始接触到那些平台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拿福利姬去赚钱”。后来，刚上高中的秋秋需要赚钱支付补习班的费用，于是她想到了去做福利姬。

2007年出生的点点告诉记者，早在小学四年级时就接触到了SM（即性虐待），对它的兴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浓厚。“我更小的时候还没有净网，网络上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她笑着说自己从小就被一些奇怪的东西“污染”到了。点点觉得，她现在并不排斥在网上发布自己的大尺度照片，或许与童年时的互联网经历有关。曾经为多位福利姬辩护的马泽恩律师说：“她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在最缺乏性教育的时候接触了性。”

点点最早开始运营账号是通过对其他福利姬的模仿：“其实就是照猫画虎”。她学着“那些漂亮姐姐”的方式，用类似的照片配上一些标签，两个月涨粉三万。后来有新人问点点怎么做账号，点点也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她（新人）现在做得比我开，发的都是一些很露骨的视频。”

秋秋已经做了两年的“福利姬”，她将这件事定义为“贩售性幻想，给他们一个性幻想对象”。

沫沫在做“福利姬”一年半里靠售卖线上福利赚了2万多，但她自嘲道：“我是圈里最便宜的福利姬，比起其他粉丝多的福利姬肯定比不上啦！”。拥有11万粉丝的秋秋，虽然和沫沫一样，提供类似价位的线上服务，但月收入已经能达到5位数。

不过点点算是其中特殊的存在，她还没有以提供情色制品或服务赚钱，而是利用自己拍的照片积累下的流量，帮其他账号付费推广。像她这样类仅是发布情色内容的群体，被称为“网黄”。但点点说自己已经有了进一步成为福利姬的打算，在账号的关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她首先会设置一个“门槛”。

期期是一位主营线下服务的“福利姬”，一次性交易能让她收获3000元以上。记者通过期期主页的链接进入了她开设的免费频道，频道内有2000多个粉丝，期期会在频道里发布自己的日常，还有其他顾客对自己的评价。

期期还开设了“绿单”，即不涉及性行为的线下约会。但福利姬与顾客在现实接触时，“绿单”的“绿”能否被坚守是难以预料的。

赚零花钱、攒学费，是记者在采访时听到“福利姬”们说得最多的话。

17岁的初初把做福利姬赚来的钱称为“大风刮来的钱”，有了这些钱，她在消费时可以更随意，还有余钱买礼物送给身边的朋友。她坦言，有段时间想过一直做福利姬好了，“毕竟比我打工赚的都多”。但她转念一想，她毕竟是重点高中的学生，“未来总不能只和金钱打交道吧，我也有自己的理想”。

同样为了攒补习费用的还有秋秋。上初三的时候，因为父母给的生活费过于“保守”，秋秋课余要去兼职赚钱来支付高昂的补习费用。但她逐渐发现自己没办法兼顾兼职和学业。于是她迫切需要一个来钱更快、对学习影响更小的赚钱方式。而福利姬是眼下的最佳选项。

她在刚开始拍摄时会有些拘谨，只能接受在室内拍拍照。后来，随着粉丝量变多，她可接受的拍摄尺度渐渐变大，包括视频陪聊、野外露出等。她称这个过程为“驯化”——也许是被顾客多样的需求驯化，也许是被日渐升高的收入驯化。

“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不做福利姬，还有很多人会做。如果我不赚这份钱，我就要用更多的体力劳动去换取同样的钱。就是一种拿底线换钱的感觉。”秋秋说。

性社会学研究学者黄盈盈提出，女性进入性产业是一种“得失平衡”，是一种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她可以选择牺牲个人声望、社会福利和部分权利，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

对于一些女孩来说，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裸露视频只是她们的“工作内容”。在网络上没有人认识她们，她们只在乎内容的流量好不好、能否吸引新的客人，对此并不会感到害羞。

同样的，16岁的点点当福利姬的契机，也只是“我的身体很好看，就拍照片发到网上了”，在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后她就一直做了下去。不过她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反差很大，校园里的她远没有在社交平台上那么“开放”——“社恐”“蓬头垢面”“是学校里最不起眼的女孩”，是她的自我评价。

一位研究性心理学的学者告诉记者：“她们其实是在拿某种东西来炫耀。就像学霸炫耀成绩，运动员炫耀奖牌，美妙的身体是福利姬们的资本，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她们同时也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到更多的“自己”。那些特殊的癖好在这里不再是他人不理解的事物，她们可以相互分享、相互理解。

情感，是这些女孩们除了金钱以外提到最多的“出发点”。柚柚在中学时曾做过福利姬。她坦言那段时间自己赚的钱不算多。她家境殷实，并不缺钱，做福利姬更多只是因为“在情感上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从与柚柚的采访中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很强的倾诉欲。但她告诉记者，因为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于是她开始在网络上找“存在感”。她从六年级开始接触小众的社交软件，在互联网上跟陌生人聊天。她会给对方发送自己的照片——包括展示自己身材的照片。

而在做“福利姬”的过程中，她遇到的网恋对象和顾客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她情感上的空虚。五年前，柚柚通过微博认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他们大多已经工作。她将过了门槛的人拉了个微信小群，并和其中部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柚柚很清楚这些男人的接近无非是出于欲望，但她并不介怀，因为她需要陪伴。

与柚柚相似，秋秋自幼和祖父母同住，与父母的交往不多。因为“社恐”，她在现实生活里也没有什么朋友。“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能让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也体验下被喜欢的感觉，真好。”由于家庭与同伴亲密关系的缺失，她对于情感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网络。

“偶尔会忍不住想，被你真心爱上的人该有多幸运。”在期期的频道里，一名顾客情不自禁留下了自己的私心。

消费者阿瓜向记者坦言，他认为“福利姬”之所以能够产出让人“心驰神往”的文案和图片，是出于丰富的性经验。多数消费者认为福利姬在行业中长期浸淫，凭借“丰富的性经验”，她们穿着性感的衣服，可以摆出各种诱惑的姿势，隔着屏幕满足顾客们的性幻想。

但事实并非如此。半年前，秋秋告诉记者：“除了被强奸那次之外，我再也没有性经历了。”

他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会后悔吗？这是记者在知晓未成年福利姬的存在时发出的疑问。

今年16岁的点点告诉记者：“在约之前我已经预想到了一些可能的后果，问过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她认为潜在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就迈进了圈子。

在圈子里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男人，期期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自己会结婚吗？另一半可以接受得了自己吗？能够相信爱人吗？自己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吗？

她的答案是：“还是早点攒够钱上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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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veThought 虽然在真实故事计划出了这档事之后我就再没看过，但最后被这么稀里糊涂地点名封掉了还是挺令人感慨的。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养老保险主要精算预测结果

1. 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
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根据制度内参保人数、缴费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可以得到两个概念下的制度赡养率，即规定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率为“参保赡养率”，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缴费人数的比率为“缴费赡养率”。预测显示，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然后同时缓慢上升再加速上升，从2023年后便开始一路平稳上升，到2043年后有加速迹象，到2050年分别达到81.8%和96.3%。因此，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2. 当期结余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
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其实，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的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可见，虽然财政补助为缩小当期收入缺口贡献巨大（2050年贡献了32.6%），但仍难以扭转当期结余的趋势性变化。

3. 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
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对比而言，累计结余占GDP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要温和一些，2019年这一比例为4.4%，2024年达到4.9%的峰值，然后到2035年归零。

4. 个人账户持续增长但占GDP比例将趋于收敛
2019年个人账户记账规模高达7.65万亿元，占累计结余比例为179.7%，此后先短暂下降，然后不断上升，到2028年升至222.6%。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也从2019年的8.0%增长到2028年的9.3%。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虽然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趋势却在放缓，即增速不断趋于收敛。

5. 中央调剂制度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期结余的两级分化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为1296.0亿元，远远超过排在第2位四川的478.3亿元和第3位北京的477.2亿元，优势特别明显；而当前结余情况越好的省份，优势地位不断强化，例如广东、北京、四川和湖南。如果不考虑中央调剂制度，当期结余“两级分化”趋势更为严重。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高达2000.7亿元，几乎是排在2-10位即北京、湖南、四川、福建、云南、贵州、新疆、安徽和天津的当期结余总和，而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高达16个。

6. 基金可支付月数两极分化趋势依然明显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刚好有一半省份的可支付月数超过基准线，即16个；而低于警戒线的省份共有5个，分别是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其他11个省份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分别为浙江、陕西、河北、甘肃、广西、江西、湖北、宁夏、兵团、山东和上海。此后，两极分化开始加剧，在超过基准线的省份逐渐增加到2023年和2024年的19个的同时，低于警戒线的省份也迅速增加到10个，翻了一倍，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却下降为3个。2025年以后，超过基准线的省份一直维持在17个，低于警戒线的省份数量却在继续增加，到2028年高达13个，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到2028年只有两个。

http://cisscass.com/yanjiucginfo.aspx?ids=26&fl=3

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住

201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不为部分专业硕生提供宿舍，2020年之后，这一范围扩大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的全体专硕生。考上专硕，即需租房，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仍有不少同学选择兼职以减轻经济负担。

“学校附近的单间，合租价格在2000—4500元，2000元的单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走路都困难。”古明选择了一间3000多元/月的三室合租房，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花费接近6000元，一年的花费是学费的6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提出不再为非全日制、定向就业或一些特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一些学校开始不再为全日制专业硕士生提供校内宿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66.71万人，2022年，研究生招生人数扩至124.25万人，几近翻倍。202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已达365万人，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辅导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徐汇校区是老校区，宿舍数量相对少，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学校的方案是，尽量劝上海本地生源走读，特别远的学生先行登记，如果有新床位空出，再按照学生家里路程远近分配。

2019年，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几乎同时联系到林凡所在的企业，希望租赁公寓作为研究生和留学生的宿舍。此后几年，仅上海就陆续有7所高校与其沟通，希望租赁长租公寓做宿舍。

他对其中一所学校的紧迫情况记忆犹新，该学校不仅租赁了周边职业技术院校的空余宿舍，更是在几年前就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本科生自行解决住宿。该所高校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将宿舍楼的厕所都加到宿舍房间中，这样每层楼的两个盥洗区也可以被改成宿舍房间。

21世纪之初，中国许多高校都流行去远郊建设新校区，分摊、缓解老校区的教学和住宿压力。这些新校区普遍远离市区，占地面积较大。但就是这个师生眼中“地广人稀”的大学城，也面临着宿舍紧缺的问题。

一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师介绍，去年开始，学校的宿舍楼开始大规模装修改建，原本4人间宿舍被改为5人间。“一共有20多栋，其中1—10号楼都进行了4改5的操作”。上海师范大学也对奉贤校区的部分宿舍楼进行扩容改造，部分宿舍4人间被改为8人间。类似情况也在上海其他郊区大学城出现。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一位教职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从2023年开始，华师大闵行校区开始对延毕但仍住在学校的学生进行排查和腾挪，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住宿的，需要由辅导员向学校申报。同时，学校将原本给青年教师和辅导员的一些宿舍进行整合，鼓励老师们退宿，将这些房间重新改造为学生宿舍。为了鼓励一些在读博士生腾出宿舍，学校甚至提供给愿意退宿的博士生一些现金补贴。

近几年，高校解决宿舍紧张问题的方法无非几类：一些学校将教职工的宿舍腾挪出来给学生住，给教职工租赁校外的住所；或者直接给学生在校外租赁宿舍；一些学校对宿舍进行改造扩容，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房间和床位。

当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跟上扩招步伐，不再向部分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成为无奈却快捷的方法。

一位未能入住爱久公寓的复旦法学研究生小影表示，复旦专硕要抽签，命中率在55%左右。没摇到号的学生能够领到每月800元的补贴，共计10个月。“补贴几乎是租房的零头，学校附近合租单间的租金几乎都在3000元左右。”小影算了算，三年法学专硕的学费在12万元左右，加上房租和生活费，读研的花费超过30万元。

宿舍的紧张也使得住宿条件受到挤压。一位复旦博士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在华师大读研期间，住在学校租赁的校外公寓楼中，8个学生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夏天，因为洗澡而争执时有发生。现在他在复旦读博，宿舍的厕所6个人共用。他担忧的是，有传言称，由于宿舍紧张，可能博士生也将无法换到单人间去。

林凡表示，虽然从数量来说，学校对公寓房间的需求量并不算小，但这样的需求和矛盾仍然集中于一些一二线城市的高校，“我们拿项目调研的时候，将高校需求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他以自己在一个大学城附近的项目举例，“假如只有大学城的需求，我们绝对不会做这个项目，我们70%的目光还是聚焦在周边的企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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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l医生教学：如何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缓解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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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剜颈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马航370失联10周年：“俺孩子还活着。”

“出事了。”接机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并把手机高举着传递给周围的人看。那是一条由法新社发布的消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与一架飞机失去联系”。

他赶到家时，闻讯而来的村里人已经把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的人给他让出一条路，他推门进去就看到妻子瘫倒在地，两个闺女在一旁不住地哭。

看着电视新闻里的字幕，栗二有想不明白啥叫“失联”，在他前半生的字典里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一直到坐上赶往北京的车，他都以为估摸着自己到北京的时候，儿子也就到了。直到如今，栗二有一直在咀嚼“失联”二字的含义，却始终没能走出这个迷宫。

栗延林毕业之后，先是进入诺基亚工作，又跳槽到中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网络工程。村里人并不懂这些，只知道他是十里八乡最有出息的孩子。3月8日当天早上，瓷器厂的王嫂还跟栗二有打听：“老栗，你儿子在哪上的大学？我闺女今年考上了也让她去那个大学。”

“印度太热、泰国太乱、俄罗斯太冷”，栗二有听说马来西亚有个马六甲海峡，很多运东西的船都从那儿走，就拿了主意让儿子去马来西亚。

那几个月，是栗二有这辈子最如意的时刻，儿子是全村第一个出国的孩子，读书时的助学贷款终于还完了，儿媳妇的事情也有了些眉目，他趁着农闲到瓷器厂打工，想多攒点钱，给儿子娶媳妇。

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却又戛然而止。后来的七年，那个让全村人羡慕的决定一次又一次被提起，老两口只要吵架，妻子的第一句话总是：“就是因为你让孩子去马来西亚！都是你把孩子害了！”每到这个时候，栗二有都会忽然陷入沉默，躲到门外，用力嘬着烟。

在妻子彻底摔坏3个手机后，栗二有听村医讲这是心里头的毛病，就带她到县医院，那里的医生听说是MH370的家属愣了好一会儿，说：“县里没有精神科，得去市里。”

到了邯郸市中心医院，医生接诊后在诊断书上写了5个字：重度抑郁症。趁着刘双风不注意，医生把栗二有拉到一边，小声说：“说实在的，像这样的情况，任何药都不管用，相思病，没法治。”

心理医生刘金鹏曾在2015年1月30日到2016年3月8日，受马航雇佣，为MH370乘客家属提供心理服务。在工作中，她小心地避开“感同身受”这个词，“很多家属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愤怒，你凭什么感同身受，我过的什么日子，你过的什么日子。”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她曾试图将自己代入其中，“如果是我发生这种事，我能不能活？答案不一定。真的，我可能活不过3天。”

2014年3月24日，飞机失联第17天，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忽然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新闻画面下方配了一行字：机上无一人生还。

看到这条消息，刘双风一头栽倒在地上，栗二有“腾”地一下站起来，把妻子交给近旁其他失联者家属看护后，就跑向位于丽都酒店二楼的临时新闻发布厅，一些家属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栗二有大喊：“家属们，不能在这里死等了，必须去大使馆发出抗议！”

那天，几百个家属组成一支队伍，徒步近一小时，浩浩荡荡地冲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经几次交涉，家属们收到了一份书面文件，“机上无一人生还”并不是纳吉布的原话，他们的亲人还有活着的可能。

“从那天起我就变了一个人，我知道我必须说话，只有发声，才能让大家帮助我们。”栗二有说。

2015年1月29日，家属们又聚在了空港中心。那天的见面会有些不寻常，许多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会议上，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面对这样的“推定”，会面室里瞬间爆发出骇人的尖叫声，场面一度失控，有人挥舞拳头，有人上台抢夺话筒，栗二有疯了一样砸桌子，满腔的愤怒和绝望堵在嗓子眼里，却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那年春节期间，家属们愤然决定自费前往马来西亚，向马方政府施加压力。

第一次用智能手机、第一次发微博、第一次微信转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出小山村……老天用一种极尽残酷的方式，改写着他57岁之后的人生。

他受过几次骗，也骗自己。自打出事之后，他就把儿子用过的座机、手机、传呼机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不一定哪一个时刻，他打来电话，我在院子里就能听到。”

这一挂就是7年，“早就没电了，我也知道不会通，但挂在那我心里舒服点，要不然，这7年真的活不过来。”只有活着，才有可能等到儿子。

2016年12月3日，由来自3个国家的8名家属组成的队伍，在发现过疑似残骸的马达加斯加岛集结。姜辉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用家属的诚意来促成官方力量坚持搜索。“让他们知道家属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也不要放弃。”

那天，姜辉走在前面，忽然听到后面的栗二有大喊“大海，我来找你了”，顿时满腹凄凉。

姜辉形容那趟马达加斯加之旅“是一段很残忍的旅程，在空难史上，从没出现过由家属主导搜救的情况”。然而，他们的行为没能撼动什么，一个月后，2017年1月17日，马航MH370水下搜寻行动暂告中止。

自从2018年11月30日调查团队解散之后，家属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活着”。“我们只能好好活着。”栗二有说。

直到如今，2024年，栗二有的微博仍在更新，每一条都与马航MH370相关。

https://mp.weixin.qq.com/s/50rggpyOOsGM8swZJ7ph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