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 | 谷雨

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惩罚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

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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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

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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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想住一辈子公租房

公共租赁住房，简称公租房，指的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的保障性住房。按照深圳的政策，申请公租房要拿号排队，先取得资格，再选择想入住的小区，位次越靠前，中签的几率越大。

吴月的号，是2015年开始拿的。她是广东梅州人，那一年，她刚刚在深圳落了户，做着一家酒店的销售工作，拿着不到五千块的工资，和丈夫住在月租不到一千的城中村里。生活算是稳步上升，但仅靠自己的小家庭在深圳买房，看起来希望渺茫。

八年来，她小心翼翼地等待着出手的最佳时机。但公租房的供应量实在太少，可选项里，要么位置太偏，没有交通；要么周围环境不好，配套缺失，她一直没有下手。唯一的一次申请还是因为误触忘了撤回。这次，她旗开得胜。23年8月，她搬进了新家。很快她就发现，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们，几乎都是像她这样谨慎等待了很多年的80后，“有人甚至等了10年”。

小颖和男友都是90后，两个人都在互联网企业工作，年收入加起来也有80万左右。虽然这些年两个人手里也有了积蓄，却迟迟没有决定买房。

“凑不够首付。”小颖属意新房，这两年她也看过两个新楼盘，但是小区都建得很远，也很少有总价较低的小户型，动辄四五百万的价格让她倍感压力。居住成本也高，“物业费最低5块一平，停车费租的话也要1500一个月。”

小颖算了笔帐，自己最多选择25年的贷款，如果买300万的房子，每个月将背上2万元左右的房贷。虽然两个人目前收入不错，但她也不敢轻易承担断供的风险，“多少人一个月工资能有这么多呢？”

小颖和男友的家庭并不富裕，父母都已退休，在物质上没办法提供支持，还需要他们赡养，买房只能靠自己，要用一辈子的付出才能换一个房子？这在小颖看来并不划算。至少未来十年都不会买房了，她和男友想的很明白，“你也知道的，在北上广买房这件事情它和个人努力不是强挂钩的”。

不再像上一辈那样执着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像小颖这样想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放低了对未来在居住上的预期。而公租房，除了便宜之外，官方属性注定了它有另一层赛过普通租房的优势：稳定，不折腾，有安全感。一种令人心安的情绪价值，正是公租房能提供的。

按照不同政策，公租房的居住时长一般在2-5年不等，但在一些城市，比如重庆，只要符合当初申请的条件，就可以长期续签，也就是说，只要保持社保、不在当地购置新房，就可以一直在公租房住下去。

“给自己一个固定的住处，虽然不是买来的，但也是家，不一定只有买的房子才叫家。”麦子形容这是一种“尘埃落定”的状态。关于将来，麦子的原话是，“能住多久住多久”。

她已经年过30，家里常有催婚，也会有人质疑，“怎么30多了还单身未婚住公租房？”。但这并不影响她自己对当下生活的满意，“我有房子，可以住得很舒服，种种菜养鱼，我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没必要非要再拉个人（凑合）。”稳定的公租房确实给她添了些“敢于单身”的底气。

在此之前，小颖可是信奉“延迟满足”那一套的，老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尽管已经30而立了，为了攒钱买房，她从没在物质上好好满足过自己。但有了“十二年公租房计划”，日子就可以过的不那么委屈自己了——既然未来的日子都计划在公租房生活，那买房的压力就骤减了。小颖开始不再像往常那样“害怕花钱”。要攒钱、买房的焦虑少了，连使用外卖软件的频率都变高了。

压力在她入住公租房后骤然减轻了。现在这套套内面积50平的一居室，每月房租只要500元。在很多非一线城市，公租房一居室也大多在500元/月左右，这个价格足够让年轻人们不再焦虑房租问题。“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了。”

她和男朋友原本有个买房结婚的规划，“如果别人结婚都有房子，我们没有该怎么办？”。俩人制定了一个攒够十万元就结婚的目标，降低物欲，衣服和化妆品基本不买了，每次网购好评返现的几块钱羊毛也不放过，她喜欢淘十来块的小饰品，逛街时看到都要纠结很久然后放弃。

但时间一长，晓杨发现，即便这么抠，一个月也就多攒个一两千，生活也没有变更好，“好像买房子并没有让我像以前那么快乐，如果舍弃房子可以让我们有更轻松的生活，为什么要一定执着于有个房子呢？”

而买房，需要“持续挣一个比较好收入的能力”和“一份永远不会被开除的工作”，对此，阿朱可不敢打包票。购置房产的信心退了潮，“如果有钱，我更愿意花在自己身上。”

未来是说不准的，虽然按照目前的政策她可以一直住下去，但保不准哪天规则改变，对工作、收入有了新要求，她就不一定可以在房子里安心住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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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动画「BanG Dream! Ave Mujica」将于2025年1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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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打工30年】合肥农民工生存实录：凌晨4点开始等活，有人380元医保没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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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爱发电这回事

自 2018 年我发布 VirtualXposed 以来，这 6 年里我做了不少开源或者免费的产品，用过我 App 的用户，没有千万也有百万；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完全免费的，我没有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用爱发电」说的大概就是这了。

几天前我把小狐狸钱包的助记词搞丢了，当时我很着急，因为多年以前我就把这个钱包的地址放在我的很多捐赠页面，心想里面没准有一笔巨款呢；结果我去 etherscan 上去一查，没有任何交易记录，资产是零，总算有惊无险。

这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却是绝大多数“用爱发电”项目的现状，靠用户自发捐赠，可能连一顿饭钱都挣不回来，更别提养家糊口了。

不挣钱倒是没啥，毕竟我们都是手艺人，那两把刷子养活自己还是没啥问题的。更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还经常被各种网络喷子问候，那些无端的谩骂、诋毁甚至毁谤，会让人产生自我怀疑：“我到底是在图个啥？”。

如果你喝了一杯奶茶，那种甜味只能维持几分钟；而如果你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一片柠檬，那种苦涩会在脑海里回荡很久。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那些友善用户支持和赞美的话语，可能转眼就被抛诸脑后，但那些恶意的言论却会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这些年里，我经历过若干次停更，也有很多人因为立场或者意见不合诋毁甚至毁谤我，而由于软件 Bug 或者功能缺陷被用户喷到自闭的次数更是数不清。这期间，我养成了很多自我保护的习惯，比如说不加自己不是管理员的群，不看任何陌生人私信，苗头不对不废话直接拉黑... 现在我已经炼就了一项颅内过滤器的技能：能把那些不适的言论当作压根不存在。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都是成年人了不要这么玻璃心，你就这点承压能力？但当你一个人面对数百万用户的时候，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生物的多样性真不是盖的，有些物种，它的脑子可能还是三叶虫，但那嘴皮子绝对是次世代的外星科技。

不过，虽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鸟大了也是什么林子都有。既然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咱也不扯什么鲲鹏之志，但天天跟麻雀蝙蝠缠斗，注定成不了什么大鸟。

很多“用爱发电“的开发者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你把它当作是钓鱼，摩托，音响，单反那样的兴趣爱好就好多了，既然是爱好，就不要搞得像打第二份工一样，开心了就玩，玩腻了就扔一边。我分享一下我现在对于“用爱发电”这件事的心态，不一定对，给同类中人一个参考：

1. 自己、家人和朋友永远是最重要的。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有剩下的才去贡献项目，不要本末倒置。

2. 取悦自己而非讨好他人。既然选择了当免费劳动力，开心最重要。让自己不爽的用户和人，直接拉黑就完事了，多争论一句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自己不想开发的功能，直接 say no 就行了；有人想要新功能和特性，让它自己或者其他愿意做的开发者加，没人愿意直接就搁置。

3. 不想干了就暂停去休息。如果遇到烦心事，直接就把项目抛诸脑后就行了。咱又不是乙方，也不是给人打工的，干嘛非要勉强自己呢？不想干的话去他娘的，我直接原神启动，玩他个天昏地暗再回来。

4. 抛弃没用的胜负欲。经常有用户会说，你这个软件这里有 bug，我用某某软件就没有问题；有的开发者就忍不住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通宵达旦地给它解决问题。用户用别的软件没问题让它就用别的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把它忽悠过来用你的呢，你能得到什么？你去钓了几条鱼免费分享给别人吃，别人嫌你的鱼不够大，你难道还跑回去钓几条更大的给他吗？

5. 惺惺相惜而非既生瑜何生亮。这个宇宙很大，有同类的软件很正常；很多人会把“同类”当作竞品，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竞争心态；大家都是在用爱发电，你还去跟别人争谁的发电量更大？这简直太滑稽了。经常有用户问我，“如何看待某某（同类）软件？”，我会告诉他们，难道对用户来说多一个选择不是好事吗？用户希望你们一个打败另外一个，其实跟看斗蛐蛐没啥区别，你们就是那个蛐蛐。

6. 要想办法变现。这个变现可以直接是钱也可以是其他隐性价值；项目的启动源动力在于兴趣，但项目持久发展的动力在于变现，没有利益的项目绝对难以持久。变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用户负责。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公众号，我绝对早就停更了。虽然我的软件是免费的，但我可以在这里发广告，还是有非常多的用户支持我这样做的，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才得以持续维护一个软件数年之久。

7. 放弃并不丢人。如果发电的过程实在让你很难受，你可以直接选择放弃。如果是免费的软件，你不欠别人什么；如果是开源的软件，没准后继有人；不用担心那些有的没的，干不下去咱直接就别干了，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最后，愿所有用爱发电的小可爱们都能被温柔以待，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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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5735坠机过去快2年，再次探寻坠机点，植被快完全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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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中国重特大事故列表

截至11月底，全国发生重特大事故15起、死亡279人，同比增加6起、92人。（全国人大常委会）

该列表仅记载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者50人以上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由于应急管理部未公开3至6号挂牌督办通知书，部分事故为查阅新闻比照标准列入。更为详细的事故列表可参阅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安全事故地图。

- 2023年1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发生一起大货车冲撞人群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20人受伤。（安委督〔2023〕1号）

- 2023年1月15日，辽宁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失联。（安委督〔2023〕2号）

- 2023年2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发生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430.25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4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凤凰山工业区内一厂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7号）

- 2023年4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靛厂新村291号北京长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831.82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5月1日，山东省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0人死亡。（安委督〔2023〕8号）

- 2023年6月4日，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鹿儿坪石板沟发生高位山体垮塌，造成19人遇难，5人受伤。（中国网）

- 2023年6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体育馆发生一起重大事故，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9号）

- 2023年8月21日，陕西省省延安市延川县新泰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1人遇难、11人受伤。（安委督〔2023〕10号）

- 2023年9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高压气体泄漏事故，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安委督〔2023〕11号）

- 2023年9月24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遇难。（安委督〔2023〕12号）

- 2023年11月16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有限公司地面联合建筑楼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38人受伤。（安委督〔2023〕13号）

- 2023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造成11人遇难。（安委督〔2023〕14号）

- 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坤源煤业有限公司坤源煤矿发生一起重大运输事故，造成12人遇难、13人受伤。（安委督〔2023〕15号）

集体写作｜我们对大学失望的瞬间

作为文中所指的“晚熟的大学生”，让我难绷的是，这些让上位者们“非常吃惊”的大学生的“堕落”，无非是萦绕在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分秒的、对整个学校教育的失望。

于是，我邀请了一些朋友们以“对大学教育失望的瞬间”为题，进行了一场集体写作。在这些文字中，失望遍布各个角落：对老师的失望，对课程的失望，对体制下进步者不得进步的失望，对似真实幻的大学许下的诺言的失望。

我感受到：大学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发生的场所。

我感觉许多朋友在大学时都面临着艰难的自我教育，但大学很经常地让我们感受到“不需要你自己的看法”。

最先想到的是“自学”。如果从家里来上大学只是为了换个自习场所，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课堂上虽然不乏讲课认真的老师，但总体上说提供知识和眼界的效率远低于自己阅读。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老师在课堂上提供的“知识”只是知识树的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是连细枝末节都称不上的空洞理论词藻，很多同学就这样迷失在其中，无从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有人一定会说，“大学不是高中，本来就是在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啊。”你说得对然而，正是这一“平台”垄断了我们的学习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外部的想象力。想想那些貌似语重心长的“板凳甘坐十年冷”酸臭话语吧，说到底无非是追求变革的力量退潮后的自我设限，无非是“守住我的中产”这句心里话的道貌岸然版本。问题不在于质疑坐冷板凳，而在于为什么你可以在书海中十年冷，而有的人却只能在车间里、破屋中十年冷？

大学的“优秀”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造星运动。这种挑选只是大学在各个层面框定“优秀”的一个缩影，单向度的“优秀”塑造了同学们对整个大学生活以及自己发展路途的设想，进而制造出一大批把自己挤压到这种被框定的“优秀”之中来谋取利益的人物。大学为自己的“优秀”定义设计了一套奖惩体系，与它同行就是人上人，不合作就被放逐到边缘。我们幻想上大学会带来多元的生活和开阔的视野，但最后得到的却是被裁剪的知识和单向度的“优秀”，想想也是够惨。

向我展现的是过去的理想和兴趣在学院体制下多么可笑，我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给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意义的事务和无厘头的竞争之中，并且在内卷中弱弱相残，而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我和很多人一样在大学丢掉了精神健康，持续焦虑和抑郁了好多年，并且在这个叫做校园的大集中营里面自欺，失去了塑造自己爱和希望的能力。

大学的身份形成了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我们要爱某旦，以某旦人自居，带着拥有文化资本的骄傲去参与到残酷但毕竟高级的竞争之中，或者是幡然悔悟想起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反正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区别，正着反着还是确证自己的「某旦人」身份而已。邪恶的大学流他人之血，却分开我们和更远的世界的距离。

教师们从大一就开始告诉同学要善良，不要把绩点看得那么重，要去赏花赏月赏一切，并且在期末将血淋淋的绩点排出，那些紧盯着大榜的孩子们，正期待着将那场长达12年的大型审判延续下去，愿他们的心良善如初。

学院体系用来评判“成功者”的标准是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妨碍和冲突的：既教导大家要尽量摒弃焦躁和功利之心，尽量在“纯粹”的学术中陶冶心性，仿佛这样就能养成对未来的处变不惊姿态；又用大量的累赘课程、严苛的绩点指标和考核办法将大家弄得左右失措，亦步亦趋地参加这场跑步机上的游戏，而实际收获却只能打上一个问号；还要附加上各种评判头衔的游戏，促使着大家强迫自己“全面”发展，以证明自己没有被内卷挤压为单向度的人，而是有超出常人的光彩之处……

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大学的教育扎实程度远不及高中，负有教师职责的职工大多无心精进教育工作。说得直白点，大学里的很多课程计划不配称之为计划，教学不配称之为教学，教师不配称之为教师，考试不配称之为考试，最终其教育也就不配称之为教育。就教育质量来说，“大学高中化”纯属碰瓷高中教育，大学教育不来干扰我做实验、搞实习、写文章就千恩万谢了，好老师的课之所以“好”，很多时候是拜同行衬托所赐，消费降级从大学教育抓起。

不谈政治限制，老师认真讲课，对学生负责，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居然会是非常负面的选择（因为教学实在太不重要了）。可能对大学教育最失望的点在这里吧，更多的已经不是对现状本身失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状很糟糕。而是说对于那些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人来说，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会显得更摧残人。大家不仅要面对一个非常强的基于行政权力的，体制化限制和压抑，同时也要面对一个高度现代学术工业的，基于一种更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的摧残，与此同时还需要应对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大爹”们，他们往往在这两个节点都有发言权。大概这样吧。

用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比喻——”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来描述课堂的基本特征，是很贴切的：每节课接收的都是大量激进的话语，号召大家去“改变世界”，但同时这些话语又被以无限理论化的方式被赋魅，从而变得无比温和。几乎没有一门课告诉我们现在社会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同时团结万岁型或思辨游戏式的文章在大多数场合下被鼓励。

当你终于能说话了，有话却说不出来，或者说了也没人懂的时候，恐怕是最绝望的。

高考是一考定终身，大学则是一系列考试定终身，每一场考试来得都像高考那样，和一切可以变现的东西挂钩，实际上还是应试的老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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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布告栏上的贴纸

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老，在这里病，在这里死。但我们不算本地人。我们是身在中国的外籍居民，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无论多久。我们在这里生养，但我们的孩子不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变老，但永远不会退休。我们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幸存，我们都必须回老家。不管我们将多少人生岁月豪掷于此，在华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们最终都要离开。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变老、得病。无论他们——我们——从哪里来，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关头谁也躲不过。

你们肯定在哪座城哪条街上看到过我们，但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不管我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们有多么融入在地社区，不管我们和谁结婚，不管我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关头，我们总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里。

在中国生孩子的外国孕妇必然要面对这种差异，在两种方式间不断磨合：在西方，盛行个体选择孕产方式，讨论各自的“生养体验”；在中国，医院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国助产士曾向我这样描述：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

安德里亚是一位“导乐”。导乐的角色介于准妈妈们的翻译、智囊团和教练之间。她们会提供关于超声检查的咨询和建议，甚至在分娩时提供帮助（有时会用微信视频通话参与分娩过程），但她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导乐还有责任告诉客户，有些分娩方式在她们国家司空见惯，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国不受推崇，甚至会被强烈反对；再比如，如果孕妇不想按照规定仰躺，而想试用别的分娩姿势时，导乐也有责任协助护士和助产士。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如果医生表示欢迎（医生们通常都喜欢有免费帮手，哪怕导乐没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产夫妇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诊所的高额费用，她们就能在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当然也可以在私立医院，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医院的检查费和分娩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借由这个网站，我们能窥见对于外国准妈妈及其伴侣来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在华外籍人士如何试图在中国医院里复制西方孕产经历——打造“孕产泡泡圈”。导乐就是这个网站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我们年纪越大，中国就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外国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来中国工作，但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中国公民一样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仍然是个未被裁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查尔斯受到绿卡的保护。

查尔斯拥有永久居留权，属于极少数绿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绿卡不到17000张。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放了超过200万张基于就业的绿卡。查尔斯享受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时，他就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了。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变化也就越大。据金杜律师事务所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查尔斯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谁也没有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查尔斯现在孤身一人，账单寥寥，他不需要养老金。我们没谈这事儿，但他拿到绿卡时，明面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是年薪72万元。他肯定够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奥拉贝戈亚每年要为私人医疗保险支付15000元人民币，刚刚好，能解锁这个泡泡圈。顶级的医保费用可能会高出几倍，或许包括在中国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将你空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医疗运送服务。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奥拉贝戈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手术室。医生用47针才将他的脖子缝合。粗糙的伤口险些触及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绳子很脏，造成了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医院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两天后才出院。他花了三个星期康复。保险偿付了16万元的医疗费用。他说自己幸好买了保险。那个放风筝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找到。

他的中国伴侣的雇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安排了一家私立医院的体检项目，谁承想，检查结果显示他最近有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迹象——他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发过心脏病。他被救护车送往中国最顶级的一家公立心血管医院后，有位医生冷漠地对他说：必需立刻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他必须入院才能接受治疗，他问什么时候有床位，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我又不是神算子。”说完，那个医生就招手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医生轻描淡写地将他拒之门外，这让他非常无助，希望彻底幻灭。他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医生也没有推荐别的公立医院。马克和他的中国伴侣很快梳理了一下他们有多少选项，最终选中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疗。他没有私人医保，住院费达15万元。他自掏腰包。

“大多数外国人会为了治大病而离开中国，我理解那是为什么，”凯瑟琳对我说，“就算用母语，那些医学术语都很难懂，更不用说用外语了。”

自1995年起，在中国亡故的外国人不允许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外国大使馆的任务是联系死者的近亲，之后，死者的近亲通常会雇用罗泽斯特这样的公司完成后续操作。

罗斯泽特公司是比利时人维尔弗里德·维尔布鲁根在大约十五年前创立的，在吴琼心目中，他拥有父亲一般的地位。据其官网介绍，公司服务范围包括涉及“医院、紧急干预小组、医院太平间、法医中心、殡仪馆、火葬场、公安局、以及各地、区、市级的民政局、公证处、外交部、殡葬协会、本地灵车公司、检疫检验、机场海关、货运代理、航空公司代理和收货方”等环节的相关事宜。

在中国，丧葬是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服务价格是固定的——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民防遗体腐的官方价格是300元人民币，但吴琼告诉我，外国人可能要付更多钱，特别是在经办人员不太熟悉流程或规定的偏远地区。
一次典型的遣返，费用包括防腐和机票，总额会有六位数。我请吴琼估算一下，万一发生意外，将我的遗体运回美国需要花多少钱——她给我的答案是：12万元人民币，送到亚特兰大机场。我在迈阿密的家人会在机场签收，之后怎么办，就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根据罗斯泽特公司的统计，维尔布鲁根、吴琼和另外两名中国员工平均每年要处理120—140桩委托案，不到在华外国人死亡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公司曾将遗体送往八十多个国家，但排名前三的目的地是德国、美国和英国。

维尔布鲁根处理过那么多死亡事件，遍布中国各地，他非常清楚各地殡葬业的质量和性价比，能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城市就只有上海了，尤其就防腐的专业性、棺椁的工艺而言。“在中国，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维尔布鲁根这样说。

在吴琼看来，这份工作意味着一项使命，要为那些在遥远的异国失去亲人的死者家属提供服务。她希望余生都能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她的前老板在中国去世，吴琼，或是她的同事，很可能不得不将他的骨灰送回比利时。

维尔布鲁根倒是不太担心。“不管是中国还是比利时，我死在哪里并不重要，”他说，“我只求不要死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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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通报时代”

这个题我两年前就想写了，中间也好几次说想写，但一直没写。

最新的由头是前几天山东台吕台长那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以及河南南阳火灾13学生遇难，张丰兄说“河南媒体不去采访，不去监督”，“连消防部门的通报都不发”。所以，我想还是写一下新闻的“通报时代”。我的私心是希望以后还会有人提这个词，然后说是我提出来的，可惜我的勤奋和勇气与我的虚荣心完全不匹配。

为什么我很看重“通报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有很强的符号意义，如果要写这几年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相信我，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抓手。围绕“通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绝对精彩，在此特别推荐学界的朋友写一篇，我草草说几句，就当抛砖引玉。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是有条件写这个的，过去六七年我一直在做突发新闻报道。最早提“通报时代”是2022年2月丰县事件，那时感触很深，虽然在此之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每一天大家都在“等通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赶紧发通报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哪些哪些疑问。然后一直没有媒体报道，媒体也在“等通报”（说明一下，不是记者不想报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官方前后大概发了五次通报，从丰县到徐州再到江苏省，但每一次通报均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没有媒体报道，单凭官方通报完全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最后，才有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试图盖棺定论，但内容只是对最后一次通报的照本宣科，已经没有人信了。实际上，我个人大体相信最后一次的通报内容，它符合我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我更能理解公众的不相信。

丰县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具备了“通报时代“的所有特征：媒体报道的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的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但无效。时至今日，丰县事件仍是不解之谜。

另外一件事是两个月之后的上海疫情，体量更大。在我心目中，那是2022年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就我的新闻从业生涯而言，堪比08年的汶川地震。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视为一个转折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如是观。同样，在漫长的三个月里，大家每天都在等上海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像样的媒体原创报道，极其罕见。

过去媒体发达的时候，上海那段时间的媒体原创报道，10万篇不夸张吧？全国几百家媒体，平均下来每天一篇原创报道，三个月也有10万篇了。对比一下08年汶川地震，稍微像样的报纸，每天何止一篇，动辄几个版，电视台更是全天播报。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上海期间，全国媒体的原创报道（不算通报和转载）有多少篇？恐怕连1万篇都没有。此处需要学界发力，做一下量化数据分析。

上海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通报时代”的后果，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

此后很多新闻事件，都在呈现这一特征。比如，贵州大巴侧翻致27人死亡，媒体只能照抄蓝底白字的几十字通报，能多写一句“据悉事故车辆为疫情隔离转运车”，已是千中无一的良心媒体。再比如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网上几乎看不到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先说内容生产。以前的记者恐怕无法想象，在今天，“等通报”对于新闻生产有多重要。这么说吧，稍微有点敏感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所以经常会听到领导问记者：“有通报吗？”“没有啊，没有先等等。”再积极一点的，“哎，让他们赶紧发个通报啊。”我有个前同事，搞了公号，名字有点黑色幽默，就叫“请以通报为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有通报当然好，没有通报，内部检查确认事实无误，也就发了。但到过去两三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极其高频，极少例外。原因很简单，“通报”就是官方背书，是护身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

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抄通报”，甚至一字不改，一字不加。问题在于，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不说别的，单说时效性，你还比官方通报慢，有什么价值呢？我之前说，如果说以前新闻市场规模价值100块钱，现在只值1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即便行业里最牛的财新，也不能不拿官方通报作为挡箭牌。比如前些天疯传的那篇《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也要等到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刊发。简单复盘一下：事情是2018年9月底发生的，中间有多个事件节点，包括三次尸检，嫌疑人被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等等，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连续追踪报道的题材，但要一直等到2023年11月一审宣判才能发出来，已时隔了五年之久。此处可以把判决书理解为官方通报的一种，是权威性更强但时效性几乎没有的通报。

再简单说几句受众。我已经很久不上微博了，但大致还有些印象。虽然业界还保留着对财新、澎湃、新京报这些媒体的尊重，但在微博，都是“谣媒”。何谓“谣媒”？跟官方通报不一致的，即为“谣媒”。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等通报”。在“等通报”的过程，受众逐渐形成了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再塑造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最大的赢家是政务号：各类“XX发布”“XX平安”成为超级大号，比很多媒体的粉丝还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获知信息，不是来自媒体，而是来自官方。有心人如果统计一下政务号的发展趋势，与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很可能正好呈现一条交叉的曲线。

如果要写“通报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官方通报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份量越来越重的信息渠道？比如说，微博头条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是如何扶持这些政务号的？GR（政府关系）在这类公司中是如何运作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媒体会拿官方通报背书一样，政务号也是平台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通报时代”是一个各方共谋的结果，但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源头。

也许有人会说：信官方难道有错吗？如果官方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多，它替代媒体有什么问题呢？这里提两件事：一个是去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政务公开的第六章被整章删除；另外一个是裁判文书网，虽然保留下来，但大缩水已是必然，以后想看到孙任泽案这样的判决书，恐怕难了。

所以，所谓“通报时代”，就是一个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

说回山东台吕台长那句话。他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那也是捏软柿子。在我看来，山东台还算好的，过去这些年，除了上海台和山东台，大部分地方台早就不做新闻了，也就吕台长，还会在同行面前说不做跨省舆论监督——拜托，在同行眼里，这还算议题吗？以及南阳火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用张丰兄的话说，“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通报时代”是媒体人的悲哀，但我不想传递悲观。

越是这种时候，还在坚持报道真新闻的媒体和媒体人就越是可贵，比如这次南阳火灾，除了财新，其他媒体也在跟进，三联/南周/中青/都有报道。除了媒体，还有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张丰，基本上每天一篇——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公号，一分钟前又发了一篇：《记住13个孩子死去的样子》。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褚朝新、宋志标、余少镭，“越秀山边”和北青“深一度”。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号：“鸡蛋bot”，我愿意称它为最好的新闻自媒体，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写的，特别棒。

人生了这张嘴，不仅仅要吃饭，更要说话。少看通报多说话，与诸位共勉。

https://mp.weixin.qq.com/s/_lsmuKYpfvvZEUFmdMJ1MA

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被告青叶真司被判处死刑

北京时间2024年1月25日12时，京都地方法院对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做出判决，判处被告青叶真司死刑。

法官称："被告参照了以往使用汽油的事件选择实施纵火谋杀。被告根据自己的认知选择了袭击方式，并没有受到妄想症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妄想症影响了攻击手段的选择"。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40125/k10014333101000.html

Twitter 的官方人员正在试图通过 DDoS 攻击开源项目来阻止开源社区继续维护 Twitter 的第三方客户端

RSSHub 和 Nitter 的实例都有报告正在受到持续了几天的 DDoS 攻击

🫠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正经公司能做出来的事情

https://vxtwitter.com/DIYgod/status/1751287372762017956

新闻 | “Linux 中国” 开源社区，停止运营
https://linux.cn/article-16602-1.html

从即日起，“Linux 中国” 这个社区，包括它的主网（ https://linux.cn/ ）、公众号、视频号，以及下属的《硬核观察》栏目，将无限期停止更新和运营。

如何让统计数据永远"正确"？【某骜】

看“回升趋势”问题解答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例1中使用的手段，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中了叙述性诡计？想想有没有在函数上做手脚？或者从散点图到连续曲线是否满足“求导”？“不止国内”，所有人都可以玩这一套，通过曲解数据/更改概念来告诉你“他们自己想说的话”。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Q4y137gE

“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知乎，甚至声讨知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任何一个社交网络都在发生的事情。从知乎开放注册以来，知乎「水化」之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可这并没有影响到知乎的发展。即使是在和今日头条的对决中，知乎也赢得很漂亮。

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知乎的问题，不过是老用户不适应新时代的耸人听闻。我们作为老用户的抱怨，亦老生常谈。但这是一种敷衍态度，试图在简化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知乎真的没有问题，走在正轨上，那它为什么和 B 站甚至小红书正在拉开差距？当年知乎希望取代百度成为用户搜索的入口、成为一个新时代的 Linkedin、希望通过 Live 建立百万级的专家服务网络，这些许诺哪个实现了呢？知乎说「聚焦创作者是长期战略」，那为什么有些创作者走了？

知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最爱的网站。甚至知乎上市的时候，CEO 周源念了三篇回答，我的文字是其中之一。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也许对知乎目前状况最有意思的观察，可能来自知乎的「进站必看」：进站必看是知乎官方筛选的优秀回答。排序前十回答的答主里，除了一位非常可惜英年早逝的答主程浩之外，剩下九人里有一位超过一年没回答过问题；两位两年没回答过问题；还有两位超过三年没回答过问题。换句话说十个人里，有一半已经不能算作知乎的活跃创作者了。「进站必看」前三个回答来自张译、程浩和马伯庸，张译的微博更新一直没断过，马伯庸也是写作和出版不断。可他们的知乎已不再更新。作为对比，B 站入站必刷的「历史经典」区，排序前十名的 Up 主都还在更新。

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此，知乎的身份认同也出了问题。国内的大型社交平台，都会对头部用户有一个专属的称呼：比如微博的「大 V」、B 站的「大 UP 主」或者即刻这样的小众平台也有自己的专属称呼「大即」。知乎也有，只不过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知乎大 V」这样一个缝合称号。知乎官方试图努力让用户称其为「答主」或者「新知答主」，但收效甚微。知乎头部用户被对外介绍的时候永远是「知乎大 V」。这有点像「网红」。为什么是网红？因为只在网上红；为什么是「知乎大 V」？因为只在知乎上是「大 V」。

在发现答主身份被无视之后，苏志斌的另一个疑惑是：「『知乎大 V』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一个贬义词。连中性都不是，这让我很困惑」。很多人在被介绍称呼其为「知乎大 V」的时候都会表示拒绝，甚至有人会说「你才是『知乎大 V』呢，你全家都是」。

「人在美国，刚下航母」也成为了很多人嘲笑知乎常用的段子。人们普遍的想法是知乎只是我国众多社交网络中的一个，它并不重要。知乎和陌陌、探探、Soul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不值得被拿出来严肃讨论。

不，知乎异乎寻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知乎的诞生，今天的中文互联网肯定会不同。从「XXX 是怎样一种体验？」、「如何评价 XXX」再到「泻药（谢邀）」这样的句式；到「内卷」、「做题家」这样深入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词，都和知乎直接相关。很多人在声讨知乎的时候，都不经意间用着知乎发明的概念。

劝退就是一个发扬自知乎的概念。严格来说在其他社交网站上也能找到劝退的内容，比如贴吧还流行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劝退生物和化学的贴子。但劝退真正的大规模流行和发酵都是从知乎开始的。

但在另外两个概念面前，「劝退」就是小巫见大巫：内卷和做题家。它们都不是诞生自知乎，但却都因为知乎而融入了新的内涵，重新以不同的面貌进入了中文世界。

开篇提到众多从知乎出走的核心用户，恰恰就是一群受「氛围」变化的影响最大的用户。「氛围」这件事一般会被互联网产品归类为玄学那类范畴。可也是「氛围」决定了社区产品的体验。当年今日头条悟空问答的失败，也有很多知乎用户归结于它抄的走问答形式但抄不走知乎的社区氛围。一个社区如果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氛围，那会是它强大的护城河。

可知乎正在用土把这条护城河埋上。很难说知乎是迷失了自我，它绝对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更高的 DAU、更高的用户粘性和 ARPU。知乎在回答里插入付费小说、强推视频并且将用户首页从关注变成推荐。这是知乎的数据需要的，却不是用户喜欢的。

知乎一些长期的运营依然会按照最原始的标准筛选高质量的内容，然后被与视频 Tab 里的土味视频呈现在一起。知乎用户选出好的问题，花几天的时间用心写了回答，发现排在自己前面的是知乎官方的盐选答案——并且写的是故事，甚至还要付费才能读。

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来自前文提到的曹丰泽和到处挖坑蒋玉城。他们俩作为知乎顶流中的顶流，这些年甚至没有一个运营加过他们、任何活动都没找过他们。而最令老用户们伤心的，还有官方那种若隐若现「家花不如野花香」的运营手段：知乎一些商业化部门的运营和出圈手段，都愿意依靠外部的名人和流量。

近年来很多互联网公司会愿意用这样一个叙事：以前的桌面互联网，都是精英在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全国人都在用了，所以看学历就能感受到用户素质的下降。这个叙事折现出一个典型的论述：一旦平台氛围出现异动，大概率是用户更多平均素质下降了。这是一种「平台无责论」，错的不是公司，都是用户。

这不过是在推卸责任。我们的物理世界普遍比二十年前生活的更好了、选择更多了、出行更方便了；可虚拟世界却更差了、更水了、素质更低了。而这都是用户越来越多的错。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反驳，会被快速归结为：「太理想主义」，多少懒惰掩盖被一个「太」字掩盖。那我们作为从业者有什么资格到处输出互联网方法论，认为网络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呢？

这个叙事也发生在知乎，水化被归结于用户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必然性。但我不认为知乎作为平台能推卸责任：一般来说知乎这种强讨论和兴趣的社区，都会选择做好用户区隔。像是 B 站，一个知识区的用户可能完全和舞蹈区没有交集。而在知乎，一个答主曾感叹：自己一个天文学优秀答主，为啥首页会天天被推送婆媳关系内容？

2014 年周源的一次自述里用了个章节小标题《尊重做社区的节奏：流量无用》，里面说：「量增加不等于社区成长，反而导致你没有预见的问题产生」。现在的知乎，反对曾经想成为好社区的知乎。

这和常见的用户素质下降论调没有关系。当平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一起，把推荐、热榜和视频放在首页，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乎的答主流行一个词「德匹下」：德性终究获得与其相匹配的下场。

社区平台的运营者总是不能明确的区分社区究竟是因平台而成功，还是因用户而成功。如果社区日活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用户体验上的进步，那么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社区的运营更加无视其中每个用户的重要性。

我写知乎不光是因为我爱知乎，更是因为知乎几乎是中文互联网公域深度讨论最后的阵地。这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公域深度讨论的意思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对一些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交流、思考甚至是争吵。这让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和自身的局限。

内卷这个词不会凭空从教科书里蹦出来，赋予它生命力的不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而是这个词背后极其大量的讨论（一些讨论读起来和吵架无异）。这些讨论给内卷带来了远超其原本含义的内容深度。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有充足的理论进行论证。这些深度的讨论将内卷这个词送出了「圈」——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最开始出圈的就是这些讨论内卷的文章。

任何一个概念都会伴随反对意见而生，而如何理论完备的说服绝大部分反方就成了出圈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深度的对话。播客《怪物尚志 MonsLog》的主播可达对此有一个贴切的比喻：「知乎就像是一个修罗场，名词破圈之前被拷打了无数遍、打了几十个补丁，从一个词变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放到其他领域有极大的战斗力。」这是知乎的独特价值，也只有知乎有能力批量生产这种讨论。

这是知乎的意义。它是少数人们还在其中撰写、阅读和讨论长文字的平台。长文字写作的意义是无法被短视频所取代的。微信公共号有些撰写长文字，微博也有长文章，可长文字对长文字的交流，却是知乎真正的特色。

一个社会需要公共性的讨论，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塑造共同体。桑德尔说这种共同体「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他人』，而更多地把我们自己视为是一种公共身份的参与者，这个公共身份或是家庭，或是共同体，或是阶级，或是人民，或是民族。」

当我们在知乎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答主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对大众话语体系的塑造之中。而通过来回的反驳与交流，我们更加明确了未来的道路。今天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 996 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之所以大家都这么想，有知乎上无数答主的奋笔疾书的功劳。

共同体对未来的思考不可能靠单方面的灌输和短平快的结论。在 BBS、电视辩论已经消失的时代里，知乎拿到了接力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乎对于公域讨论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可在这场接力中，它似乎没有了下一棒。

当我们在谈论知乎时，我们也在谈论中文互联网的未来。所有人都能够从一个良好的社区获益，但很少有人能通过维护一个好社区而获益，破坏这个社区倒是更容易快速攫取收益。知乎需要更件严肃的面对它究竟想打造什么样的社区这个问题。从知乎推知识付费、到首页时间流改版再到现在的强推视频。它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下一个得到、今日头条、抖音，还是真正的成为未来更好的知乎。

现在我想要一个尊重创作者、不只是嘴上说，而是真把用户当人看的平台。大平台们知道所有数据的价格，却不明白数据背后创造的价值，这是人在宇宙中给自己找的位置。

我们可以相信中文互联网：不是相信这些公司能做出什么，而是相信中国无数的网民会创造出更丰富的在线世界。如果我的相信失败了，那也不过是我的失败，而不是中文互联网的失败。因为还会有人继续相信并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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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都在创新高，为什么A股跌得这么惨？

A 股市场多年来牛短熊长，从机制角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A 股是一个有利于企业融资，不利于投资者回报的市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这样的机制下想要获得长期回报，基本上属于火中取栗。

A股市场创立之初，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国企融资解困，后来虽然慢慢摆脱了这样的定位，但是又承担了新的融资使命。我国的融资渠道里银行体系独大，主要融资靠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高达70%，这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发达国家的融资主要靠股权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占比大概70%。

银行的间接融资占比过高，带来的问题就是银行容易将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会陷入融资难的困境，同时，银行贷款比股权融资的成本更高，企业过于依靠银行信贷，也会带来融资贵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融资结构不合理所致。

为了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我国近年来试图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股市的融资规模急速膨胀。尤其是在2021和2022年，A 股市场的融资规模连续两年都是全球第一，超过了全球第一大股市美国，但是，A 股市场的总市值还不到美国股市的两成。

一个健康合理的股市应该是在上市公司融资和投资者回报之间取得平衡，只有投资者获得良好回报，才能支持上市公司募集更多资金，由此形成长期良性循环。A 股市场过于偏重融资功能，反过来就对投资者的回报形成了挤压。

首先，市场的总体流动性终究是有限的，当大量资金被上市公司的IPO以及各种再融资吸取之后，二级市场推动股价上涨的资金就会相对有限，股价上涨就缺乏足够的资金推动。

更重要的是，大量新股上市，日积月累之后，在A 股市场形成了巨额的减持力量，这些低成本的股权在度过减持期之后，就成为市场上巨大的空头。即使不直接减持，也能通过很多其他方式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形成压力，比如股权质押、比如通过转融通借出融券等等。市场上流传“买不完，根本买不完”的段子，起因就是股票供给太多，远远超过了投资者的接盘能力。

A股市场在持续下跌之后，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性底部，上海A 股的静态市盈率只有11倍，深市的市盈率只有17倍。今年1月中旬，证监会也曾经公开表示，“当期A股市场估值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长期看已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但是即便如此，A 股还是继续大跌，投资者面对大跌后的市场也不敢进场抄底。原因在于，当前A股市场看上去便宜的估值只是静态估值，如果从动态估值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很多上市公司的盈利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很低的市盈率就会迅速上升。很多看上去很便宜的股价，在没有业绩支撑之后，其实并不便宜甚至很贵。

投资的核心和精髓在于预期，将来的预期如何，才能真正决定股市未来的方向。 如果投资者对经济建立起足够的信心，股市最终就有可能迎来牛市。反之，A股的下跌趋势如果不能尽快逆转，就有可能造成相互踩踏，形成更大的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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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订阅者二〇二四农历新年快乐。

朝は来るのか？
早晨会来吗？

胡耀邦的最后十个春节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他就努力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对身边的人说：“地富反坏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1979年是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年，但是与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就是，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现代性启蒙被压制，被认为是异端、离经叛道，甚至很多有着创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给刚刚复出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节前夕，胡耀邦连续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艺界的三个座谈会，给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创造、大胆表达、大胆关心社会和国家建设。

2月9日（农历小年）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谈会，他特意给大家讲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他说，春秋郑国子产推行新政，那时候乡校是读书人的公议场所，大家的批评很多，于是有人向子产关闭乡校，而子产却回答说，他们说得对，我就听从，说的不对，我们也应该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国家就要衰败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胡耀邦特意把这几句古文背诵出来，既是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也是对执政党的提醒。

胡耀邦在茶话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过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会同党外人士合作，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要与党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拨乱发正几年来，民盟成员参政时，只敢表达 “对！对！对！”，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的现象。胡耀邦向他们保证说，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恳请大家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

胡耀邦说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去讲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文艺是独立的，不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作家的创作自由，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胡耀邦特别强调，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可以帮助，但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讲至此，联想到“文革”中文联、作协上百名成员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歌德”与“缺德”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胡耀邦说，我们的社会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胡耀邦关注到最近沙叶新、蒋子龙等年轻作家暴露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职务角色时，特别注意到一条：打破过去党中央和领袖高高在上，与群众保持距离的情况，让群众也有接近他们的机会。由此，他做出了向社会开放部分中南海办公区的举措，另一个就是在1981年春节这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邀请首都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联欢，共度新年。

对于很多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心，胡耀邦一针见血反问道：不要把包产到户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它就比其他生产方式优越吗？

对于一年多来，因为不断受到攻讦，广东、深圳领导层出现的畏惧、保守心理，胡耀邦鼓劲说，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不要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他以与会的广东、深圳领导干部几乎都穿着藏青色中山装为例，高声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如果坚持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担心这里投资有风险。”

当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反映深圳的电话设施无法满足商业需要，而我国无法解决技术设备，特区政府希望与香港电信公司合资解决这个问题，邮电部门却担心“损害主权”，推诿不予办理时，胡耀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改变陈旧落后的事物毫无兴趣，卡人家却很有办法。他立刻让陪同人员立即拨通了邮电部的电话，邮电部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问题。

腊月二十七，胡耀邦来到最后一站是蛇口工业区，听取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的汇报。袁庚除了介绍经济建设成绩外，特别提出希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管理机构，只有干部的乌纱帽是群众给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群众负责，他特别希望总书记予以支持。

胡耀邦对袁庚想法颇为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有改革的决心来改变这种情况。

袁庚汇报结束时，还特别感慨地说，从商鞅到戊戌变法，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胡耀邦没有正面回应袁庚的这个想法。不过，当时在场的几位历史人物，无论是胡耀邦，还是任仲夷、梁湘、袁庚等，尽管为国家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结果都不是太圆满。

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等左的投机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奴才”一直存在，奴化思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说，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就划为右派。为了让大家敢说话，克服“奴才”思想，以正压邪，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权监督，这样才能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人大，有纪委，还有监察部，但是如何形成真正的监督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关键是党的自身改革，这是最难起步的难点，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又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从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凡是逆着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无一不失败告终；我们老是讲“民主集中制”，但是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光集中权力，而不集中意见，反而以集中之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还关注到当时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改革，朱尚同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闿的秘书，1949年后去台湾，对这个问题也颇有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打成一片，顺应民意做了若干政治改革，才受到老百姓的怀念。

胡耀邦也关注到蒋廷黻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大同思想”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是容易让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懂马列，就是因为这与大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过去很多“左”的错误就是因为犯了平均主义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只能大家一起贫穷，没有进步。

当袁学之感谢胡耀邦对湖南省平反冤家错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应该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是则是、非则非，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吗？

在谈及中国问题和出路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专制愚昧太多，未来的出路在“民主”和“科学”。”杨第甫补充道：“还有法治。”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老百姓没有监督权，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已经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还是当属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辨论进行说服，千万不要压服。”

胡耀邦还说，现在有些领导嫌老百姓不知足，说他们是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不赞成这个批评，现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就是吃上肉，也不能堵住人家嘴巴，不让人家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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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异义

媒体“公关化”：经营困境下十年转型，政府成最大买单者

新闻业好像崩塌了。长达30余年的良好行业发展态势已告终结，而且立即进入加速衰退期，逼近生死关头。

如果说报业坍塌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南方周末》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答案并不显而易见，但已然发生——放下所有的底线。

2018年开始，报社经营将精力放在创办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中，以整个报社的品牌为企业冠名，包揽从专题采访到论坛颁奖全流程，同时深度参与政府宣传部门的活动，以新闻的名义刊发宣传稿，从中获益。

这也不是《南方周末》一家媒体的孤例，而是所有市场化媒体转型的必由之路，他们在新媒体改革上耗尽心血，却最终发现，政府才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 在宣传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向压迫下，新闻的新主流消逝，宣传的旧主流回归。南周的底线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说假话”妥协成“如果一定要说假话，绝不创造性说假话”。

是“双微”（微信和微博）的出现拯救了南周。微信是最适合后门户时代的媒介形式，它和网页、APP不同，不需要大量吸引眼球的内容，哪怕平时发“垃圾”，也可以依靠一篇高质量的稿子“出圈”；微博则弥补了南周以周发行的时效缺陷。

不过在当时，改革本身并不能扭转报社的处境。身处衰退行业的报纸，要面对的是终局博弈。转型的最终目的是要退出传统报纸，进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行业。显然，南周没有这个基因。

F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一个到2016年还没走的记者都不愿意看这个世界，不愿意接受互联网（已经成主流）的现实，“能接受的早就走了”。有次内部讨论，还有同事激愤地认为“以后报纸不要上网了”。

内部常常认为，《南方周末》是一份没有总编辑的报纸——总编是南日或宣传部派来的审查员，作为政治安全防火墙的政工干部对南周文化没有认同。

2016年7月，段功伟从南日时政部调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噩梦般的人生开启了”，一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形容。大环境的逼仄不必言说，段功伟在任的两年，过于谨小慎微，只能在划定的池子里扑腾。

从机制上而言，中宣部和广东省宣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对下属子报（如《南方周末》）的日常化审读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按照规定，例行发报前，需要把报纸传到审读组。据S观察，新的审读员有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停留在想象，眼里容不得任何社会的阴暗面，比集团的老审读员还保守。

取得上述成果，除了榜单等产品外，软文，一种伪装成新闻的付费广告“功不可没”。 很难说软文这样畸形的盈利模式是在哪个确切的时间点产生。但可以确定，风潮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涌现的——他们更青睐于将广告包装成新闻。

成为惯例则是在微信公众号时期。经历广告、推广、AD等表述后，软文变成了更模糊的“专题”。在其他媒体中，软文也被冠以“特刊”“专版”“地方观察”“焦点”“行业观察”等名字。它们与新闻有相同的格式和编辑风格，也会署上编辑和记者的名字。

S离职后，经营部门拿走了公众号等产品，对软文大幅放量。营收的具体数字可以和同类型媒体作对比：2018年，《南风窗》微信公众号营收仅30多万元，杂志广告从2000多万断崖式下降到500万。第二年，《南风窗》将杂志的内容生产能力导向新媒体，到2022年，公众号创收飙升至近4000万。

到现在，软文在年轻记者中已经没有更多讨论。他们将其视为常态，因为这是保证媒体生存的唯一举措。对年轻记者来说，写软文也能获得几倍于新闻稿的收入。几年前，一家槟榔企业在南周的公众号投了一条公益广告，一位绿版的记者明确在群里表示抗议，认为他们写了这么多科普槟榔的稿件，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吃。但对报社而言，百万级别的投放并不容易拒绝。

软文的泛滥还意味着编营分离的原则被彻底打破，新闻和广告不仅不再区分，而且广告开始以新闻的形式产出，由此而来的是无法再进行媒体监督，“因为监督的对象都是你的客户”。这个程度而言，软文更像预支的保护费，让负面的新闻敲诈合法化。从负面新闻敲诈到正面软文横行，盈利模式从报社主导变成企业主导，权力的上下级交换了位置。

我还想起王海燕写到的一件有些黑色幽默的事：一位受访者说，为了不迷惑领导，他们的报纸对“软文”的放置位置做了规定：不在前三页，也不与新闻放在同一页上。“如果领导把这篇文章圈起来，或者对它作出指示，怎么办？......你可以欺骗读者，但你不能欺骗领导。”

还有比企业主导的软文和媒体公关化更糟糕的吗？ 有，政府“订单”。 不知不觉间，市场化媒体对政府的依赖已经难以想象，也越来越希望接到政府的广告，因为“企业的钱不稳定，而政府的钱稳定”。

作为自救的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开始自觉向党媒靠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宣传，更新颖的形式是以“智库”为首的研究中心。比如南周CSR企业社会研究中心，走公益公共的形象；科创类研究中心以科创主题出报告，做商业合作；城市研究中心则是做城市形象传播，拿政府预算。用更直接的话总结，就是先给政府示好，政府也能借此弥补宣传网络中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缺憾。

“传统媒体的转型，已经被证明所谓走市场就是走政府，政府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买媒体貌似客观、公正的报道背书，附带部分影响力。”Can说。

换句话来说，这相当于媒体用特许经营的牌照，去做地方政府的生意。之前不赚这个钱，是因为政府是主要监督对象。Can另外观察到，很多党媒在给政府写软文时，签的合同是协助政府做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之名，帮政府写软文。”

更大范围内，媒体正在从被维稳的对象，变成帮助维稳的推手。到2017年，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型报业集团都推出舆情项目。以南方日报为例，成立了“舆情专报”“舆情案例库”“舆情健康度报告”“舆情排行榜”“突发事件应对建议”等。

这类项目的开花结果，是媒体对政府要求进一步服从的回应。对市场化媒体而言，拿钱意味着成为国家治理分支的一部分。比如，在新疆棉事件中，政府就提前放料给南周，要求其帮忙打赢中国舆论战。

当市场红利消失殆尽，也许南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老路上，试着重新成为宣传工具。弘毅去外地交流时，一位媒体负责人带着自嘲说，“今天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一家著名的、以调查报道闻名的都市报，到现在成为一家依靠党的媒体。”

对南周而言，创报之初，编辑部希望用出色的报道赢得市场。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发行量带来的市场影响力。 彼时，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结盟的态度还是暧昧的。他们需要媒体听话，但也需要媒体挣钱。南周创始主编左方曾说，“相视一笑，擦身而过，彼此知道是干什么，各退一步”是南周试图达到的状态。

但随着铁拳的攥紧，市场也恐惧权力，并最终成了政治压迫的帮凶。 我后来问一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的新闻学教授，“是因为市场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与政治合谋是它更好的选择？”“不是更好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 鸡蛋终归是鸡蛋，碰不了石头。

党允许记者进行有限度的监督，但它可以随时收回；记者则利用对政策的重新解读，绕开某些限制，创造监督的空间。

新年献辞事件的爆发摧毁了一切，不是让之前的努力彻底归零，而是到零度以下。“你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而且永远打入最底层 ”弘毅说。一把火烧光了三十年的信任，从此被视为巨大威胁。 更广泛的环境中，温和派的声音在2015年彻底幻灭，紧接着是2016年的“党媒姓党”。许多报纸开始重新调整版面，以更好地服务政治宣传的需要。

其中被认为是报纸“脸面”的头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不少报社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让编辑们遵守，比如习近平必须在头版，与他有关的新闻必须放在第一页。

一家北京报纸曾经想要停报，但北京市委宣传部没有允许，原因是领导要看报纸，不能所有报纸都和人民日报一样，得有差异。因为怕批评，报纸里选择刊登的报道都“比较正能量”。不过负责人坦言，即使不是上报纸的，“现在也没有到发出来能犯错误的，稿子都审了多少遍了已经。”

“年少的时候谁不愿意轰轰烈烈去死，但你死了之后，有时候连说的机会都消失了。我们要今天过完瘾，明天就关门吗？”一位记者说。

过去十年间，监督报道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从监督官员的腐败，走向监督环保，再到医疗反腐——监督报道永远配合中央，做符合国家治理政策的监督。允许报道的事件，来来回回被反复提及。

Can说，当前整体的颓势已经不可避免，但局部的折腾，比如红星、极目、九派的零敲碎打，类似于90年代异地监督的重启。只是比起之前的实地调查，现在的监督停留在表面，大部分通过网络爆料、电话核实，低成本做负面。

而即使这类表面监督，也几乎是在地方宣传部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背后的潜台词是：适当搞搞别的地方，他们的宣传部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提高我的存在感。在复杂权力体系里一种互为对等的博弈中，公众享受到了真相的供给。

社会对记者的不理解在不断加剧。L忙碌在不断重复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花大量精力和采访对象解释新闻对社会的价值、解释职业的性质，有时甚至需要通过不太符合新闻伦理的方式隐瞒诉求。

南方系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切实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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