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天

八月的一天，早上七点多，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夜里三点多发现的，但到七点多才给我打电话，怕吵醒我。她跟我一样没什么生活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问了别人，好像是要给110打电话，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下楼，开车，开了也就十分钟，就接到电话，是警察，上来就问某某处有一位老人去世，是你父亲吧？你对老人的死亡有异议吗？我愣，异议？没什么异议啊？警察说，有异议我们就把尸体拉走，没什么异议你就办手续，找社区医院找120，给120打电话吧。我就给120打电话，说家里老人去世了，120说，去世了我们就不能派车去了，找派出所找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这边挂了电话，警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你给120打电话，可别说老人死了啊，死了他们就不派车，就说病危，让他们派车来，来了他们看见了情况，就能开死亡证明了。我说，刚打了，说死了。警察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多了。警察说，你五十多了，你这点儿生活经验都没有？我说，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

我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坐着，心里忽然非常难受，我拿着手机，找出史文朋的一首悼亡诗，那首诗很长，我抄下来几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过了一阵儿，听到里面喊爸爸的名字，烧完了，推门进去，骨骸已经从炉子里推出来，还能看出来人形，肉成灰儿了，骨架还在，服务人员用一个锤子敲打骨头，我有点儿惊讶，没想到烧完之后，还能看到一个人的形态，服务人员敲打着，问我，老人家做过手术吧？我说，是啊，做过，腰上钉过几颗钉子，他指着骨灰中的一排钉子，说，烧不坏。

史文朋那首悼亡诗，我是在莱姆的小说《其主之声》中读到的，以往我读到什么英文诗，多少会跟王星交流一下，但今年四月，王星去世了。我给她写了一篇悼文，题目叫“然而没有来世”，结尾是同样的一句“然而没有来世”，非常拙劣的技巧。我回忆了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门多萨，喝马尔贝克，吃阿根廷牛肉。其实，那篇文章没写完。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今世就足够了，人生在世就像打游戏，有时得分高，会得到点儿bonus，比如美酒和旅行，有时勘勘打成平手，但到了暮年，你会一点点输回去。我爸爸关注我的动态，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问我，“你那个小朋友去世了？叫王星？”我说，“是啊，她可能喝了太多酒了。”我爸爸也喜欢喝酒，喝的很少，原来每天晚饭时喝一两，后来不喝了，但家里还有一箱存酒，不是什么好酒，叫“百家宴”，电台里有购物节目，说这个酒如何好如何便宜，买了几箱，还送给我一箱，我早就扔了。

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良性的，也不是恶性的，有过一些矛盾争吵，后来彼此很客气。爸爸去世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还会觉得牙齿有些松动。爸爸有糖尿病，我怕自己也染上糖尿病，但我儿子提出要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会买点儿萨琪玛，忍不住一晚上就吃好几块。我爸爸给我买过萨琪玛，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我考试成绩好，他还会带我去吃酸奶，和平里104路公交车总站对面有一个奶站，爸爸骑车带我去，那是我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儿子提出要吃冰激凌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带他去冰激凌店，挑一个喜欢的口味。不过，我也警惕自己，爸爸传给我的东西，不要再传给我儿子了，那就是“胆小”，爸爸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唠叨，我也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心里唠叨，爸爸总告诉我，这世界多可怕，我想告诉儿子，别怕。

我很骄傲的跟在我爸爸后面往家走，我们要杀鸡了，我们要吃鸡了，我们抓到鸡了。太阳刚出来，周围有一层温暖的红色。记忆不靠谱，那应该是过年要杀鸡，那应该是冬天，可我记忆中的那个早上，阳光是那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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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渣男”满天飞，意味着什么？

在通俗文化中最能看出这种心态：网文圈近年来流行“双洁”，就是要求恋爱双方都得是初恋，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且从一而终，才能符合道德标准。

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进步，因为这好歹摒弃了先前男性以“风流”为荣的社会叙事，迫使男性不能轻易背叛，但代价则是引入了压抑的道德教条——不难想见，笼罩在这样不可逾越的严苛红线之下，人是很难感到自由的。

如果分手，那必须证明对方道德败坏，而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绝不能自己主动“背叛”，不然就显得主人公“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一旦建立起亲密关系，就不允许重新选择，无论是否适合自己。

根据这种想法，根本不存在正常的分手这种可能——那似乎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毕竟两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也完全有可能婚姻出现问题。

如果道德标准只是用于私德和自律倒也罢了，问题是，为了迫使他人恪守，这往往会涉及惩罚机制。这些原本可以分离开来看待，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公私域分明。但在当下国内社会的氛围里，人们希望的则是用道德的威慑力来约束和控制他人私域的行为：失德的人理应遭受唾弃和惩罚，乃至社会性死亡。

然而，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仅靠道德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只要不违背法律这条底线，他人无权干涉。否则，多元的社会却受限于一元化的道德红线，越轨的行为不被允许，社会统一化，看上去整齐，却势必会造成压抑、扼杀多元、减少包容。

我的感受是，我们的社会培养出了许多拥有单一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不接受人性的复杂、不接受人会有欲望、弱点和阴暗面、不接受别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管男女都会觉得很压抑。

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按说女权最终指向人的解放，它应当侵蚀家庭权威，削弱性压抑，容忍个体自由和自我表现。然而在我们当下，很多人权利意识的高涨看似激进，结果却是转身拥抱保守的价值观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这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但他们在生活中的价值观越来越保守。

年轻一代的女性赫然发现，在男女结构性不平等的现实面前，原先的那种“解放”反倒帮男性摆脱了应承担的责任，如养家和对妻子不离不弃。

因而她们现在主张：男性应当要恪守旧道德（忠于配偶，负责养家）、承担新责任（分担家务），这样的新旧结合才能有力地改善女性的处境。而不是按照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坦然拥抱一套配合解放了的两性关系的、全新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作为解放了的女性，既享受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

或许这倒是确实能让某些具体女性的好处最大化，但与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背离了。它用一条新的红线束缚住了男性，也同样束缚了女性。

现在，身处亲密关系的女性也失去了再选择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女性则因为选择对象处于另一个亲密关系中，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如果她坚持，会被道德卫士（很可能是女性）轻蔑地以“小三”这个上世纪根本不存在的词污名化。当全社会都这样说了，最终的结果势必就是价值观愈发保守化。

这就是当下的复杂社会现实：当一个弱势群体想改变自身的边缘地位时，本能地会捡起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语，至于“进步”还是“保守”则根本不是重点。

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是否自洽，因为他们活在道德和人性现实的双重环境里，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道德批判就很好用；但另一面自己其实也寻求被人认同、欣赏，很自然地就有五花八门的各种追求，这些追求却被自己整天用来打击他人的道德束缚住了。结果，越是压抑人性的道德教条，就越是会造成人的两面性。

换句话说，“道德”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人人认同恪守的社会规则，而是更好实现自身利益的博弈手段，已经被工具化了，完全可以选择性地遵守。

当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可能原本也没有现成的道路，谁都在摸索之中。不过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道德保守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是声诉权利时一件好用的工具，却也可能导致社会舆论的容错率更低，导致普遍的压抑和伪善。重要的不是回归某种绝对无可挑剔的道德立场，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容许不同人都去寻求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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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图书人，还没走出那场大水

8月11日，一打开库房的门，我傻眼了，所有的书架都倒在地上。书一泡水膨胀，会把搁板都顶掉，书散了一地，1000多平方的库房全军覆没。以前都是把书当成孩子一样去爱护，花了20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是两代人的心血，心都碎了，我有几个20年呢。本来想好了不哭，我忍着没出声，那个眼泪就流。这要是一场梦就好了。

从十几岁干到现在五十多岁，干得太累了，本来过两年就想退休了，为自己活一次。现在货都没有了，那么大一个库房空了，上次把它摆满花了6年，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再把它摆满。

这下没法退休了，养老钱都没攒呢，房子也没买，一辈子光租人家的房子了。33岁的大儿子买了房，就在涿州，挨着孙子的学校买的，想着以后好上学。拿钥匙接房要4万块钱，这钱拿不出来，房就一直空在那里。现在想卖掉抵债也不行，这个“水城”的房子人家都不要了。

转行更不可能。在这个行业做生意，我们欠别人的钱，别人也欠我们钱，都是这样。只能承诺慢慢还，别人欠我们的，人家说只还一半，因为他也受灾了。

一下子损失了400多万，我家谁也不提这回事，心里都明白，一天天的就这样过。老公发过朋友圈，亲戚里除了他姐姐打电话问了一声，其他兄弟姐妹一句话都没有，可能是怕我们借钱吧。我跟婆婆说我们家完蛋了，几百万没有了，她还笑，说那个书就晒一晒、吹风机吹一下照样卖。

现在想贷点利息低的款，把生意重新运转起来，但是我们不够资格——开够300万发票的公司才能贷，我们卖不到那么多钱。

我把喜欢的书挑进书库的办公室里，有不少签名本、绝版书，现在吸水膨胀后，卡死在书架上，比砖头还硬，拿都拿不出来。发水后的三个月，我们基本就在整理库房，从东倒西歪的书架中间，把好书一本本捡出来。本来应该用水清洗一遍，因为着急恢复，地下都是一层泥，想之后再用拖把拖一下。我是坐着铲车进书库的，第一眼看水腿都发软，觉得很不真实，一切都没有了。

做书店很有意思，挑书像寻宝一样，遇见好书就想收藏，越留越多。要是有人打电话说要卖藏书，我立刻就会兴奋，把其他事都往后推，再晚也想去看看。

之前收过两位老教授的书，老人住的地方没有电梯，他们腿脚不好，就把老房子卖了，要搬家去住一楼的新房。老太太不舍得卖藏书，这些书跟了她一辈子，其中一些还是她父亲留下的。她父亲留过学，文革前就把一部分书埋在院子里，没过多久抄家的就来了。风波后他们把书挖出来，给每本书都包了书皮，写上书名，字迹清秀整洁。我当时还说，这些书在书店里展示，摆在旧书架上恰到好处，他们就说要把书都送给我。

去收书的那天，我给两位老人跟书拍合影，老爷子突然哭了起来，老太太也跟着哭。我提议干脆直接搬到新家去，他们犹豫了一阵，想要，舍不得，又不得不舍，最后还是让我拿走，说自己万一哪天不行了，不想这些书没有一个归宿。我答应会把这些书的箱子编号，如果想要什么书，可以找我拿。他们很高兴，各自选了一本留念，老太太选了叶嘉莹的诗集，老爷子选了咖啡和摄影书，其他的都让我带走了。现在这些书全泡了，要是老教授找我要书，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还有一位编辑，他的父亲、爷爷都是做学问的，他放在我这儿的书很多是孤本，是祖上研究清史的文献。我给他缠了很多层胶布，结果几十箱书都泡了水，只剩下少量幸免。发水之后很久，他才鼓起勇气来看，一来就冲着自己的书去了，四十多岁的人看得直流眼泪。一本本书拿起来翻阅，嘴里念叨着“还能打开呢”。

本来我想退休之后，用自己喜欢的藏书，开一家像样的旧书店，可以没事修一修坏掉的书。我收藏了一堆好书和稀奇古怪的好东西，应该能给人震撼的感觉。这个计划只能搁置了，二十年收藏的东西，很多再也找不到了。

从发水到真正进入书库，中间隔了近10天。这期间我脑海里过了很多场电影，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几十年的心血付诸一炬，好像应该很痛苦，但其实很平静，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只能接受。

涨水后那几天，我做了一个Excel表格，书库3400平方米，有280万本书，7000万码洋，如果这一切都失去了，感觉也可以承受。当我们穿着水裤、雨鞋，划着皮划艇进书库，看到死鱼的时候还能故作轻松地笑，但看到一本本倾注心血的书泡在烂泥里，谁也笑不出来了。里面有创业之初收获很多教训的书，有特意给至亲好友留的绝版书，有古法手工制作的一整张百米大纸，都淹了个干净。

我们8月初在天津找了新的库房，有5000平方米，涿州的库房已经退租了。八月十几号，大货车才能开进去清理，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清污、人工，都需要费用，搬一次家拉了十几车，也要花几十万。被水泡过的书全部卖掉化纸浆了，那些书没法阅读，也没有任何用。

几年前，行业发展势态蛮乐观的，我们能花1000万买下一套漫画书的版权，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胆量和魄力了。近几年是对出版行业很有挑战性的时期，没有太多利润了，要么用更差的纸张印刷，要么降低内容的品质，也许有一天，大家拿着钱也很难买到好书。尽管从来没把商业放在第一位，我们也不得不更加务实。

以前我对录视频做推广有点抗拒，习惯躲在幕后做内容。洪水之后，我把出镜访谈当成了必须做的工作，只能往前冲。不吆喝，书可能就真的没人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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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记者手记丨惨痛的底色是贫穷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待在大河家镇的几个村。我听到更多的死伤，有的被屋顶砸中脑袋，有的梦里被墙掩埋，有的一家四口遇难，有的儿孙皆亡。我也跟着灾后房屋安全排查的工作人员看了更多的危房，裂缝、缺口、碎玻璃、倒掉的屋檐、歪斜的墙壁，比比皆是。陈家村和韩陕家村的村支书告诉我，初步的评估结果是两村约80％的房屋“不得入住”，加起来超过1000户。

当地民居的典型情况是，一个小院，院墙是空心砖砌成的；三间偏房，很可能是土坯房；三间正房，砖木结构，墙壁、玻璃、门楼看上去很新，但走到里面去看，连漆都没有，更别说好家具了，水泥也不好，用手就能扣下来。

村子的样貌也类似。拿韩陕家村来说，主干道修得不错，道路两旁的房子统一刷成黄墙，底部还有灰色的墙砖花纹。震后，这种墙很多倒塌了，才露出里面泥墙或者空心砖的底子。而离主干道越远的社（小组），房屋就越难看。

起初我对这种现象不太理解，以为是农村常见的“装门面”。采访后才知道，这和扶贫政策有关，之前土坯房、泥房很多，从 2016年开始，积石山县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危房改造，最终实现了全县“无一户危房”，有危房的村民每户给补贴，建正房，补贴2万到2.5万。建偏房，补贴1.5万。最困难的贫困户，村里雇工程队建房，墙壁、门楼有额外的补贴。道路两旁的墙漆，也是这时候县里统一刷的。

所以，很多村民的房子“新老混居”，既有老房子，也有新房子，都图便宜，用的材料不好，新房子盖好后也没钱装修，墙壁大门外面看上去很新，里面则不成样子。不管是村里盖还是自己盖，危房改造的主要验收标准是间数和人均居住面积，对于抗震则不大关注。

还有个情况是，新房子往往更大，也更冷，有人没装火坑、炉子。夏天住新房，冬天住老房，地震来了，新房没倒但没人住，老房坍塌砸到人，舍老汉的几子孙子就是这么死的。

如果在地震前开车穿过大河家镇，说不定我会觉得这是个面貌很不错的新村子，哪知外表堂皇，里面却是这样的贫穷和荒败。

房子是这样，当然不抗震。房子盖成这样，当然是因为穷。韩陕家村的村支书说，2020年脱贫的时候，他们人均年收入有8000多，疫情三年下来，不进反退。

https://china.caixin.com/2023-12-22/102148899.html

我们不为2023年说好话

一万个例子，都可以指明一件事：尽管政治学家对全球化前景忧心忡忡，但对怀旧的情绪，却率先完成了全球化，不分中外，天下趋同。

面对这种状况，刻薄者会讽刺人类文明进程进入贪吃蛇时刻，深邃者则会觉得人们的踟蹰，是一种矫情。至于为什么怀旧会像瘟疫一样弥漫世界，却少有人谈及。

时至今日，尽管依旧会有硬汉把这种情绪视为软弱，但却没有什么人再会把它当作疾病了。甚至还被当作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比如无数相关论文指出，怀旧可以增强人的社会联系感，是驱散孤独感的火把，可以给人一种精神稳定的力量。

而传媒艺术家博伊姆则在其著作《怀旧的未来》中指出：怀旧并不只是关于过去，也有可能是前瞻性的。人们所怀念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外化的表征，更有可能是对未来何处去的思考。

基于此，当2023年全球陷入怀旧情绪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怀旧的背后是失望和疲惫。

记得在2022年底，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觉得一切终将回归正常，为这个年头赋予了很多想象。但时至今日，坦白地讲，2023年是不尽如人意的一年。

在宏观层面，预期的乐观情绪无一兑现。在微观层面，每一个人都在时代的焦虑漩涡中感到不安。身处其中，我们会为了各种话题争吵，性别的、政治的、感情的以及各种有的没的。

世界震荡的蝴蝶效应，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巨变，让人清晰无误地感受到：

往日不再。

2023年，我们告别了全球变暖，走向更糟糕的时刻。

“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到来。”在酷热的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这样说到，你可以将其视为警告，也可说是无奈的句号。

在一些环保主义者看来，2023年也可以被称为动物起义之年，各种动物通过自己的“愤怒”试图推翻人类文明的暴政。

2023年，我们迎接愤怒。

除了气候异常带来的情绪变化（中外研究都有证明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心理健康的结论），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都让人们变得更加愤怒。

一个证据是2022年盖洛普全球情绪报告。报告在调查122个国家中的12.7万人后发现，人们的不快乐指数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受访前24小时感受到了愤怒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对政治的不满，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显得更为严峻，202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在收集了28个市场的36000名消费者的反馈之后，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现有制度未能解决当前问题。

全球游行追踪印证了民众的愤怒，该平台汇总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全球各地针对经济问题的抗议与游行数量变得越来越多，2022年较2021年多出了45场针对经济问题的游行。

年轻一代身处其中更显艰难。更宏观的数据显示，Z世代的乐观情绪正在逐年走低。无论是糟糕的生态问题，还是颓丧的经济问题，都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我们的未来被上一代偷走了的悲情。

尽管总有人会嘲笑这些怀旧词句的效力，但在整个世界趋于保守的当下，从过去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当下面对经济泥潭更不知所措的阿根廷，刚刚选出的政治素人米莱，都证明了看似抱怨的愤怒，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从未知走向未知，从风险走向更大风险。

尽管临近年底，照例应该为刚刚过去的一年说些好话，但面对如此混乱且令人疲惫、像个高压锅的一年，任何确定的、乐观的话语都会显得虚伪。

过去我们还会用《xxxx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作为题目，但如今我如果要说我们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期许，那么我们希望人们在愤怒之外，能够拥有更多怀疑与冷静。

这一年，我们在互联网上见过太多以正义为名的“猎杀”了，它们造成的人间悲剧，都在告诫着人们，着急寻找一个答案的鲁莽，往往会让寻求正义变成可怕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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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终有一别

https://china.caixin.com/2023-12-24/102149416.html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

大家好！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

2023年，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易，也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得很坚实。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粮食生产“二十连丰”，绿水青山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

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得很有力量。经过久久为功的磨砺，中国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C919大飞机实现商飞，国产大型邮轮完成试航，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奋斗者”号极限深潜。国货潮牌广受欢迎，国产新手机一机难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

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得很见神采。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精彩纷呈，体育健儿勇创佳绩。假日旅游人潮涌动，电影市场红红火火，“村超”、“村晚”活力四射，低碳生活渐成风尚，温暖的生活气息、复苏的忙碌劲头，诠释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的追求，也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

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得很显底气。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漠孤烟、江南细雨，总让人思接千载、心驰神往；黄河九曲、长江奔流，总让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中国不仅发展自己，也积极拥抱世界，担当大国责任。我们成功举办中国－中亚峰会、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系列主场外交迎来五洲宾朋。我也访问了一些国家，出席了一些国际会议，会晤了不少老朋友、新伙伴，分享中国主张，深化彼此共识。世事变迁，和平发展始终是主旋律，合作共赢始终是硬道理。

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一些群众就业、生活遇到困难，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我都牵挂在心。大家不惧风雨、守望相助，直面挑战、攻坚克难，我深受感动。辛勤劳作的农民，埋头苦干的工人，敢闯敢拼的创业者，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挥洒汗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

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增强经济活力，以更大力度办教育、兴科技、育人才。要继续支持香港、澳门发挥自身优势，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现在，社会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当前，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此时此刻，夜色斑斓，万家灯火。让我们一起，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安宁！祝愿大家福暖四季、顺遂安康！

谢谢大家！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231/64cc67c422ae40038a4c47ab241bce11/c.html

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订阅者二〇二四年元旦快乐。

星あかり纏うも あはれ
即使星光缠身 仍难掩哀愁

前衛的シルエットダンス
跳起前卫脱俗的影色之舞

献血可以积分入学，她爸献得头晕眼花

前段时间，浙江金华武义县一则有关积分入学的通知引发关注。根据网上截图显示，外地户籍孩子想在当地上小学，得按照积分制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而积分的获取，除了居住年限越久积分越高外，还可以通过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捐款等方式增加积分。其中，献血每100ml得2分，最高可通过献血得30分；向慈善机构捐满1000元得2分，上限可得20分。

据媒体报道，该情况属实。武义县教育局称，献血只是其中一种积分办法，家长还可以通过见义勇为、办理营业执照等方式增加积分。武义县行政服务中心回应媒体称，积分高的家长可以优先选择到理想的学校，即使没有积分也不影响子女上学，只是无法优先选到理想的学校。

“上学难”仍是随迁子女面临的一个现状。“如果说我当时就差了几分，我知道做志愿者或是献血能加分的话，我可能也会去做。”在上海的异乡人郭晓棠看来，相较于其他加分项，“献血”的成本低、难度低，是更为快速的加分选择。

2014年，李梅和丈夫从安徽老家来到常州武进区务工。他们在常州开了家卖胶的小店，偶尔做些手作，一晃就是7年。

去年年底，女儿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李梅才从老乡那听说，外地小孩在当地上学得靠积分。此前，对于什么是“积分入学”，她并不了解。具体多少分才能成功入学，李梅并不知道，只觉得在当地无房产、无户口、无熟人，又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们并没有竞争力。她害怕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分数，而被挡在学校的围墙之外。

得知无偿献血可以加分后，他们没有犹豫。李梅贫血，那3分是丈夫换来的。那次，丈夫献了400ml，回家后头晕眼花。3分并不多，但只要有加分的机会，他们都想抓住。

对李梅来说，他们得知上学需要积分的时候，距离报名时间只剩下几个月。因此，献血成了他们更为快速的加分选择。

李梅并不是想让女儿上什么名校。在填报志愿申请时，他们参考往年的录取公示，尽可能避开高分学校。她说，只希望女儿能在自己身边，“有学上就行，也没指望上多好的学校。”直到收到女儿的入学录取结果，她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

“想着能加分就赶紧去献了（血）。”蔡骏告诉南风窗，在他所在地，献血300ml能加2分，每次献血需间隔半年，他通过献血一共获得了4分。为了更稳当地胜出，蔡骏渴望拿到户口。他找了机构代办证书加分、献血，甚至背上了房贷。

每月5000元的房贷对他来说“算是不小的压力”。但房贷换来的20分，能为积分答卷添上漂亮一笔。此外，他还花钱找机构办理了两个专利证书，又献了血，“就是为了能加上分，哪怕多一分也是多一点希望，都是为了孩子最后能上学”。

在这场积分的高低排序里，考验的是家长们的实际条件和个人素质。他们要么得靠稳定的居住、就业，以及学历能力取胜；要么支付更多的金钱，找相关机构进行更多培训，拿更多的证书、花时间做志愿服务、献血等等，以各种方式加分。

实际上，在这样的流动人口积分管理计分标准里，要想获得更高的积分，更要求父母是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相较于“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的90分，只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而没获得学位的人，只积60分，比前者减少了30分。而像郭晓棠这样取得大专（高职）学历的人，积50分。

务工父母的年龄同样成为影响分数高低的一环：持证人年龄在56—60周岁，积5分，年龄每减少1岁，积分增加2分。这意味着，43岁将会成为积分的分水岭，44岁减1分，45岁减2分，往后每增长一岁减2分。

郭晓棠计算过自己的分数。如果不做其他努力，按照常规进行下去，直到女儿上学那年，她的积分仍然达不到标准。她得靠专业技术职称、缴纳职工社保或提升学历等方式，填补学历差距带来的分数缺口。

“假设我要在上海待很久，将来我年纪越来越大，年龄分会越来越少。把学位证书考出来，不管将来有什么样的变数，哪怕不工作了，（依靠）社保之类，也是能到120分的。”在当时不急着用积分的郭晓棠看来，提升学历并拿到学位证书，是最适合自己的高性价比积分方案——费用低，一劳永逸。

但这样的方案实施起来谈不上容易。1991年出生的郭晓棠说，那“是被学习支配的恐惧”。

作为“十年不碰书的文科生”，她报考了工商管理类专业，“要考的是英语、数学和政治，数学已经基本上全忘光了”。忐忑不安贯穿了她整个备考和就读阶段。备考阶段，她害怕升学失败。成考专升本后，她又担心无法顺利毕业而错失学位。

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时针就已指向8点。她得打开英语培训班的课程回放，补上白天因上班落下的课程，等到课程结束就已经晚上10点。之后，她还要再背会单词或进行其他内容的学习，“就是没有任何的休闲娱乐，都要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

回看自己那三年的学习经历，她偶尔会和丈夫开玩笑说，“要是早知道，根本不会生小孩，两个人的话，快乐得起飞”。

在自我摸索中，她不知道在当地献血可以加分，在上传资料申请时，更是遗漏了一个高级技术证书。

“捶心肝都弥补不了的。”郑潇潇说，忘传的高级技术证书有10分。若补上那10分，她能勉强挤上距离家附近6公里的学校。

回想起那段经历，郑潇潇仍不断叹息，“主要是我们是处于社会比较底层的”。她看到身边的领导，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挤破脑袋”，而是直接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我们根本上不起”。

在她看来，“积分入学（去的）本来就是人家挑剩的学校”，只可惜她仍没能挤进去。后来，她“托关系”把孩子塞进了家对面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读上公办学校，她前前后后花了近10万。

郭晓棠的女儿也顺利进了距离他们家不到1公里的学校。关于未来，她还没有细致规划，只是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座工作了十余年的城市。对她而言，在上海买房是一种“奢望”，他们没有能力支撑自己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但他们还不能离开，为了工作，也为了孩子的教育，“就先在上海，等到哪一年被淘汰了，我们就回去”。

郭晓棠看过一些孩子留在老家上学，“就算教育上有办法解决，情感上也不行”。但凡有机会选择，她都不愿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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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灭绝了90%的柬埔寨音乐，波尔布特欠全世界一本音乐书

生日的祝福、婚礼的誓言、节日的颂歌、葬礼的挽歌，音乐见证了生命的起落波澜。尽管音乐总会被扭曲被误解被利用，但时间的沙漏总会筛出本真之音。库布里克的电影《全金属外壳》向我们展示了在战争环境下，人如何一步步变为冷血的屠戮者，或许这正是音乐存在的意义，这些几近灭绝的柬埔寨音乐，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能给人带来慰藉，提醒着我们，历史不能重演。本期视频分成西哈努克时期、朗诺时期、红色高棉时期、以及柬埔寨音乐的复兴、柬埔寨今天的说唱和摇滚，建议配合《别认为我忘了》柬埔寨摇滚记录片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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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单身汉，涌向尼泊尔找老婆

喜马拉雅山脉彼端的尼泊尔，正在成为中国单身汉寻找新娘的热门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237万人。性别失衡之下，自1990年代伊始，中国单身男性开始把婚恋触手伸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之前是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而现在，这股想婚的风终究吹过了“世界屋脊”，直抵尼泊尔。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以“尼泊尔新娘”为关键词的短视频呈喷涌之势。尼泊尔被盛情描述为一个“好多妹子”的“女儿国”，物价低，娶妻成本低。而那里的女性，是一个“不贪图物质”“不要彩礼”“任劳任怨”的贤妻良母型群体。

“他们会问尼泊尔女孩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有没有男朋友，联系方式是什么。如果女孩子愿意给联系方式，他们之后可能就会带着她们吃饭、买衣服、看电影。”西塔对凤凰网说，因为语言不通，这些中国男性往往借助手机上的翻译软件来搭讪。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富起来了，所以‘中国人’是一个加分项。”叶飞说。毫无疑问，如今的中国之于尼泊尔，的确是“富起来了”——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均GDP是12720美元，尼泊尔则是1336.5美元，不到中国的九分之一。

不过，刚到尼泊尔，这些中国男性很快就发现自己误会了。“加德满都和博卡拉（注：尼泊尔著名旅游城市）的女孩子家庭条件较好，更愿意嫁给门当户对的本地人。接下来，她们的选择可能是欧美人，然后才是中国人。”西塔说。

“在贫困的尼泊尔女性中，中国男性是特别受欢迎的。”陈凌静表示。而当追逐加德满都和博卡拉的城市女孩受挫后，确实有很多中国男性开始把目光投向在这两个城市打工的尼泊尔山区女孩，甚至自己去到尼泊尔山区“狩猎”。

在当地中尼通眼中，这些流连于尼泊尔找新娘的中国人，大部分收入偏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不高，是“在中国可能很难找到对象”的单身男子。“在国内相亲，物质条件是摆在第一位的。”一位后来娶到尼泊尔新娘的中国男性说道。

叶飞老家湘西的经济在湖南省排名倒数，在当地，结婚时男方一般要给女方的彩礼钱是16.8万元或18.8万元。他之前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六千元。“在中国结婚还要买房子，一般会买在县城，父母打了一辈子工，儿子结婚全用掉了。”他说。而当他和尼泊尔姑娘杜莎开始谈婚论嫁时，对方家没有要一分钱。

在一些中国男性眼里，和其他外国新娘相比，尼泊尔新娘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优点——“不会跑”。一个中国南方人告诉凤凰网，自己的首选本来是越南新娘，但在家乡，有两个熟人娶的越南新娘都跑掉了，其中一个还生了孩子，“越南的女孩子，向着家里”。对比之下，居之则安的尼泊尔新娘，更让人放心。

和多年前因中介催生的越南新娘产业链不同，这波在中国单身男性中兴起的尼泊尔新娘热，始于短视频。这些人中，有一些人找到了尼泊尔新娘。他们继续拍摄相关短视频，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单身男性涌入。

尼泊尔博卡拉华人华侨协会理事谢骞认为，一个原因是虚荣心使然——很多短视频强调尼泊尔新娘年轻漂亮，“大家一看就觉得，‘我哪里比你差？为什么就你能找到年轻漂亮的老婆？我也要来’。”“但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叶飞认为。

“找个中国男朋友和老公好，至少他不会喝醉了打女人。你也知道这一点。”咖啡厅里，尼泊尔朋友对杜莎说道。“尼泊尔男人喜欢喝酒。在过去，如果他们心里有不满意的事情，很多人就会在喝醉之后打老婆。”在北京某高校学中文的一位尼泊尔姑娘告诉凤凰网，尼泊尔社会有男尊女卑观念，加上过去很多女性婚后不再外出工作，只是操持家务，一些尼泊尔男性就会有“我是家里的老大”的想法。在男尊女卑的尼泊尔，很多男性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服。

尽管功成身退，叶飞注意到，涌入尼泊尔的中国单身汉们，正在走向一场混乱狂欢。但他发现，还有很多人变得膨胀，“到了尼泊尔，他们好像从穷矮矬一下子变成了高富帅，觉得自己是皇帝，有选妃的心态”。

在尼中国商人李娟娟曾被拉进一个来尼泊尔找新娘的中国单身男性聊天群，她发现，群里的男性讨论的择偶标准“基本只有一个，就是年轻漂亮”。有的男性和一些有轻微残疾的尼泊尔姑娘结婚后，还会在群里抱怨自己“不划算”。“我觉得女性被当成了商品，心里很难受。”她很快退了群。

就谢骞观察，到博卡拉找新娘的中国单身男性中，“只有10%在35岁以下，有40%在35岁到50岁，还有50%在50岁以上”。很多人都想找20出头的尼泊尔姑娘。在他看来，这有违人伦，“你是找老婆，不是找女儿”。

谢骞认为，这些大龄中国男性，是被短视频误导了。“有一类是‘猎奇’，专门去尼泊尔环境比较差的地方，对着镜头介绍当地姑娘，意思是不用付出很多，她们就会嫁给你。”那些短视频毫不掩饰对“尼泊尔新娘”的“带货”倾向。

在某短视频平台的婚介号上，有对尼泊尔姑娘的介绍，关于其年龄、身高、体重、家庭情况信息，屏幕上方是一行大字：“彩礼非常低。”

实际上，这也是很多短视频博主大肆宣传尼泊尔新娘年轻漂亮、尼泊尔物价便宜的真实原因——对他们来说，隐秘的地下跨国婚介，商机可观，来尼泊尔找新娘的中国单身男性越多，越有利可图——尽管无论在尼泊尔还是在中国，跨国婚介都是非法的。

受短视频误导到尼泊尔找新娘的中国大龄男性，已经在当地变成了一个笑话。

叶飞和杜莎，也在一点一滴的朝夕相处中，进入了先婚后爱的亲密关系模式。“在生活中，尼泊尔女孩蛮会照顾男孩的感受的，她会给你刮胡子、挤牙膏、换衣服，把你照顾得很好。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些小事上感觉很舒服。”叶飞说。

他坦承，自己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和杜莎并没有感情。但在相处一个月后，他觉得，自己爱上了杜莎。他们靠着英文、中文和手势沟通，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翻译软件了。

2023年最后一天，叶飞发了一条短视频，总结这一年。视频里他们依偎着，笑得很甜。杜莎还是低着头，有点害羞的样子。叶飞一字一句敲下：“认识你是我一生的最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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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 | 谷雨

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惩罚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

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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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

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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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想住一辈子公租房

公共租赁住房，简称公租房，指的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的保障性住房。按照深圳的政策，申请公租房要拿号排队，先取得资格，再选择想入住的小区，位次越靠前，中签的几率越大。

吴月的号，是2015年开始拿的。她是广东梅州人，那一年，她刚刚在深圳落了户，做着一家酒店的销售工作，拿着不到五千块的工资，和丈夫住在月租不到一千的城中村里。生活算是稳步上升，但仅靠自己的小家庭在深圳买房，看起来希望渺茫。

八年来，她小心翼翼地等待着出手的最佳时机。但公租房的供应量实在太少，可选项里，要么位置太偏，没有交通；要么周围环境不好，配套缺失，她一直没有下手。唯一的一次申请还是因为误触忘了撤回。这次，她旗开得胜。23年8月，她搬进了新家。很快她就发现，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们，几乎都是像她这样谨慎等待了很多年的80后，“有人甚至等了10年”。

小颖和男友都是90后，两个人都在互联网企业工作，年收入加起来也有80万左右。虽然这些年两个人手里也有了积蓄，却迟迟没有决定买房。

“凑不够首付。”小颖属意新房，这两年她也看过两个新楼盘，但是小区都建得很远，也很少有总价较低的小户型，动辄四五百万的价格让她倍感压力。居住成本也高，“物业费最低5块一平，停车费租的话也要1500一个月。”

小颖算了笔帐，自己最多选择25年的贷款，如果买300万的房子，每个月将背上2万元左右的房贷。虽然两个人目前收入不错，但她也不敢轻易承担断供的风险，“多少人一个月工资能有这么多呢？”

小颖和男友的家庭并不富裕，父母都已退休，在物质上没办法提供支持，还需要他们赡养，买房只能靠自己，要用一辈子的付出才能换一个房子？这在小颖看来并不划算。至少未来十年都不会买房了，她和男友想的很明白，“你也知道的，在北上广买房这件事情它和个人努力不是强挂钩的”。

不再像上一辈那样执着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像小颖这样想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放低了对未来在居住上的预期。而公租房，除了便宜之外，官方属性注定了它有另一层赛过普通租房的优势：稳定，不折腾，有安全感。一种令人心安的情绪价值，正是公租房能提供的。

按照不同政策，公租房的居住时长一般在2-5年不等，但在一些城市，比如重庆，只要符合当初申请的条件，就可以长期续签，也就是说，只要保持社保、不在当地购置新房，就可以一直在公租房住下去。

“给自己一个固定的住处，虽然不是买来的，但也是家，不一定只有买的房子才叫家。”麦子形容这是一种“尘埃落定”的状态。关于将来，麦子的原话是，“能住多久住多久”。

她已经年过30，家里常有催婚，也会有人质疑，“怎么30多了还单身未婚住公租房？”。但这并不影响她自己对当下生活的满意，“我有房子，可以住得很舒服，种种菜养鱼，我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没必要非要再拉个人（凑合）。”稳定的公租房确实给她添了些“敢于单身”的底气。

在此之前，小颖可是信奉“延迟满足”那一套的，老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尽管已经30而立了，为了攒钱买房，她从没在物质上好好满足过自己。但有了“十二年公租房计划”，日子就可以过的不那么委屈自己了——既然未来的日子都计划在公租房生活，那买房的压力就骤减了。小颖开始不再像往常那样“害怕花钱”。要攒钱、买房的焦虑少了，连使用外卖软件的频率都变高了。

压力在她入住公租房后骤然减轻了。现在这套套内面积50平的一居室，每月房租只要500元。在很多非一线城市，公租房一居室也大多在500元/月左右，这个价格足够让年轻人们不再焦虑房租问题。“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了。”

她和男朋友原本有个买房结婚的规划，“如果别人结婚都有房子，我们没有该怎么办？”。俩人制定了一个攒够十万元就结婚的目标，降低物欲，衣服和化妆品基本不买了，每次网购好评返现的几块钱羊毛也不放过，她喜欢淘十来块的小饰品，逛街时看到都要纠结很久然后放弃。

但时间一长，晓杨发现，即便这么抠，一个月也就多攒个一两千，生活也没有变更好，“好像买房子并没有让我像以前那么快乐，如果舍弃房子可以让我们有更轻松的生活，为什么要一定执着于有个房子呢？”

而买房，需要“持续挣一个比较好收入的能力”和“一份永远不会被开除的工作”，对此，阿朱可不敢打包票。购置房产的信心退了潮，“如果有钱，我更愿意花在自己身上。”

未来是说不准的，虽然按照目前的政策她可以一直住下去，但保不准哪天规则改变，对工作、收入有了新要求，她就不一定可以在房子里安心住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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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动画「BanG Dream! Ave Mujica」将于2025年1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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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打工30年】合肥农民工生存实录：凌晨4点开始等活，有人380元医保没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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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爱发电这回事

自 2018 年我发布 VirtualXposed 以来，这 6 年里我做了不少开源或者免费的产品，用过我 App 的用户，没有千万也有百万；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完全免费的，我没有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用爱发电」说的大概就是这了。

几天前我把小狐狸钱包的助记词搞丢了，当时我很着急，因为多年以前我就把这个钱包的地址放在我的很多捐赠页面，心想里面没准有一笔巨款呢；结果我去 etherscan 上去一查，没有任何交易记录，资产是零，总算有惊无险。

这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却是绝大多数“用爱发电”项目的现状，靠用户自发捐赠，可能连一顿饭钱都挣不回来，更别提养家糊口了。

不挣钱倒是没啥，毕竟我们都是手艺人，那两把刷子养活自己还是没啥问题的。更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还经常被各种网络喷子问候，那些无端的谩骂、诋毁甚至毁谤，会让人产生自我怀疑：“我到底是在图个啥？”。

如果你喝了一杯奶茶，那种甜味只能维持几分钟；而如果你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一片柠檬，那种苦涩会在脑海里回荡很久。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那些友善用户支持和赞美的话语，可能转眼就被抛诸脑后，但那些恶意的言论却会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这些年里，我经历过若干次停更，也有很多人因为立场或者意见不合诋毁甚至毁谤我，而由于软件 Bug 或者功能缺陷被用户喷到自闭的次数更是数不清。这期间，我养成了很多自我保护的习惯，比如说不加自己不是管理员的群，不看任何陌生人私信，苗头不对不废话直接拉黑... 现在我已经炼就了一项颅内过滤器的技能：能把那些不适的言论当作压根不存在。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都是成年人了不要这么玻璃心，你就这点承压能力？但当你一个人面对数百万用户的时候，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生物的多样性真不是盖的，有些物种，它的脑子可能还是三叶虫，但那嘴皮子绝对是次世代的外星科技。

不过，虽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鸟大了也是什么林子都有。既然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咱也不扯什么鲲鹏之志，但天天跟麻雀蝙蝠缠斗，注定成不了什么大鸟。

很多“用爱发电“的开发者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你把它当作是钓鱼，摩托，音响，单反那样的兴趣爱好就好多了，既然是爱好，就不要搞得像打第二份工一样，开心了就玩，玩腻了就扔一边。我分享一下我现在对于“用爱发电”这件事的心态，不一定对，给同类中人一个参考：

1. 自己、家人和朋友永远是最重要的。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有剩下的才去贡献项目，不要本末倒置。

2. 取悦自己而非讨好他人。既然选择了当免费劳动力，开心最重要。让自己不爽的用户和人，直接拉黑就完事了，多争论一句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自己不想开发的功能，直接 say no 就行了；有人想要新功能和特性，让它自己或者其他愿意做的开发者加，没人愿意直接就搁置。

3. 不想干了就暂停去休息。如果遇到烦心事，直接就把项目抛诸脑后就行了。咱又不是乙方，也不是给人打工的，干嘛非要勉强自己呢？不想干的话去他娘的，我直接原神启动，玩他个天昏地暗再回来。

4. 抛弃没用的胜负欲。经常有用户会说，你这个软件这里有 bug，我用某某软件就没有问题；有的开发者就忍不住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通宵达旦地给它解决问题。用户用别的软件没问题让它就用别的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把它忽悠过来用你的呢，你能得到什么？你去钓了几条鱼免费分享给别人吃，别人嫌你的鱼不够大，你难道还跑回去钓几条更大的给他吗？

5. 惺惺相惜而非既生瑜何生亮。这个宇宙很大，有同类的软件很正常；很多人会把“同类”当作竞品，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竞争心态；大家都是在用爱发电，你还去跟别人争谁的发电量更大？这简直太滑稽了。经常有用户问我，“如何看待某某（同类）软件？”，我会告诉他们，难道对用户来说多一个选择不是好事吗？用户希望你们一个打败另外一个，其实跟看斗蛐蛐没啥区别，你们就是那个蛐蛐。

6. 要想办法变现。这个变现可以直接是钱也可以是其他隐性价值；项目的启动源动力在于兴趣，但项目持久发展的动力在于变现，没有利益的项目绝对难以持久。变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用户负责。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公众号，我绝对早就停更了。虽然我的软件是免费的，但我可以在这里发广告，还是有非常多的用户支持我这样做的，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才得以持续维护一个软件数年之久。

7. 放弃并不丢人。如果发电的过程实在让你很难受，你可以直接选择放弃。如果是免费的软件，你不欠别人什么；如果是开源的软件，没准后继有人；不用担心那些有的没的，干不下去咱直接就别干了，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最后，愿所有用爱发电的小可爱们都能被温柔以待，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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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5735坠机过去快2年，再次探寻坠机点，植被快完全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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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中国重特大事故列表

截至11月底，全国发生重特大事故15起、死亡279人，同比增加6起、92人。（全国人大常委会）

该列表仅记载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者50人以上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由于应急管理部未公开3至6号挂牌督办通知书，部分事故为查阅新闻比照标准列入。更为详细的事故列表可参阅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安全事故地图。

- 2023年1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发生一起大货车冲撞人群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20人受伤。（安委督〔2023〕1号）

- 2023年1月15日，辽宁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失联。（安委督〔2023〕2号）

- 2023年2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发生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430.25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4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凤凰山工业区内一厂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7号）

- 2023年4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靛厂新村291号北京长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831.82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5月1日，山东省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0人死亡。（安委督〔2023〕8号）

- 2023年6月4日，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鹿儿坪石板沟发生高位山体垮塌，造成19人遇难，5人受伤。（中国网）

- 2023年6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体育馆发生一起重大事故，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9号）

- 2023年8月21日，陕西省省延安市延川县新泰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1人遇难、11人受伤。（安委督〔2023〕10号）

- 2023年9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高压气体泄漏事故，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安委督〔2023〕11号）

- 2023年9月24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遇难。（安委督〔2023〕12号）

- 2023年11月16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有限公司地面联合建筑楼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38人受伤。（安委督〔2023〕13号）

- 2023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造成11人遇难。（安委督〔2023〕14号）

- 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坤源煤业有限公司坤源煤矿发生一起重大运输事故，造成12人遇难、13人受伤。（安委督〔2023〕15号）

集体写作｜我们对大学失望的瞬间

作为文中所指的“晚熟的大学生”，让我难绷的是，这些让上位者们“非常吃惊”的大学生的“堕落”，无非是萦绕在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分秒的、对整个学校教育的失望。

于是，我邀请了一些朋友们以“对大学教育失望的瞬间”为题，进行了一场集体写作。在这些文字中，失望遍布各个角落：对老师的失望，对课程的失望，对体制下进步者不得进步的失望，对似真实幻的大学许下的诺言的失望。

我感受到：大学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发生的场所。

我感觉许多朋友在大学时都面临着艰难的自我教育，但大学很经常地让我们感受到“不需要你自己的看法”。

最先想到的是“自学”。如果从家里来上大学只是为了换个自习场所，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课堂上虽然不乏讲课认真的老师，但总体上说提供知识和眼界的效率远低于自己阅读。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老师在课堂上提供的“知识”只是知识树的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是连细枝末节都称不上的空洞理论词藻，很多同学就这样迷失在其中，无从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有人一定会说，“大学不是高中，本来就是在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啊。”你说得对然而，正是这一“平台”垄断了我们的学习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外部的想象力。想想那些貌似语重心长的“板凳甘坐十年冷”酸臭话语吧，说到底无非是追求变革的力量退潮后的自我设限，无非是“守住我的中产”这句心里话的道貌岸然版本。问题不在于质疑坐冷板凳，而在于为什么你可以在书海中十年冷，而有的人却只能在车间里、破屋中十年冷？

大学的“优秀”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造星运动。这种挑选只是大学在各个层面框定“优秀”的一个缩影，单向度的“优秀”塑造了同学们对整个大学生活以及自己发展路途的设想，进而制造出一大批把自己挤压到这种被框定的“优秀”之中来谋取利益的人物。大学为自己的“优秀”定义设计了一套奖惩体系，与它同行就是人上人，不合作就被放逐到边缘。我们幻想上大学会带来多元的生活和开阔的视野，但最后得到的却是被裁剪的知识和单向度的“优秀”，想想也是够惨。

向我展现的是过去的理想和兴趣在学院体制下多么可笑，我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给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意义的事务和无厘头的竞争之中，并且在内卷中弱弱相残，而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我和很多人一样在大学丢掉了精神健康，持续焦虑和抑郁了好多年，并且在这个叫做校园的大集中营里面自欺，失去了塑造自己爱和希望的能力。

大学的身份形成了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我们要爱某旦，以某旦人自居，带着拥有文化资本的骄傲去参与到残酷但毕竟高级的竞争之中，或者是幡然悔悟想起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反正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区别，正着反着还是确证自己的「某旦人」身份而已。邪恶的大学流他人之血，却分开我们和更远的世界的距离。

教师们从大一就开始告诉同学要善良，不要把绩点看得那么重，要去赏花赏月赏一切，并且在期末将血淋淋的绩点排出，那些紧盯着大榜的孩子们，正期待着将那场长达12年的大型审判延续下去，愿他们的心良善如初。

学院体系用来评判“成功者”的标准是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妨碍和冲突的：既教导大家要尽量摒弃焦躁和功利之心，尽量在“纯粹”的学术中陶冶心性，仿佛这样就能养成对未来的处变不惊姿态；又用大量的累赘课程、严苛的绩点指标和考核办法将大家弄得左右失措，亦步亦趋地参加这场跑步机上的游戏，而实际收获却只能打上一个问号；还要附加上各种评判头衔的游戏，促使着大家强迫自己“全面”发展，以证明自己没有被内卷挤压为单向度的人，而是有超出常人的光彩之处……

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大学的教育扎实程度远不及高中，负有教师职责的职工大多无心精进教育工作。说得直白点，大学里的很多课程计划不配称之为计划，教学不配称之为教学，教师不配称之为教师，考试不配称之为考试，最终其教育也就不配称之为教育。就教育质量来说，“大学高中化”纯属碰瓷高中教育，大学教育不来干扰我做实验、搞实习、写文章就千恩万谢了，好老师的课之所以“好”，很多时候是拜同行衬托所赐，消费降级从大学教育抓起。

不谈政治限制，老师认真讲课，对学生负责，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居然会是非常负面的选择（因为教学实在太不重要了）。可能对大学教育最失望的点在这里吧，更多的已经不是对现状本身失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状很糟糕。而是说对于那些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人来说，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会显得更摧残人。大家不仅要面对一个非常强的基于行政权力的，体制化限制和压抑，同时也要面对一个高度现代学术工业的，基于一种更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的摧残，与此同时还需要应对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大爹”们，他们往往在这两个节点都有发言权。大概这样吧。

用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比喻——”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来描述课堂的基本特征，是很贴切的：每节课接收的都是大量激进的话语，号召大家去“改变世界”，但同时这些话语又被以无限理论化的方式被赋魅，从而变得无比温和。几乎没有一门课告诉我们现在社会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同时团结万岁型或思辨游戏式的文章在大多数场合下被鼓励。

当你终于能说话了，有话却说不出来，或者说了也没人懂的时候，恐怕是最绝望的。

高考是一考定终身，大学则是一系列考试定终身，每一场考试来得都像高考那样，和一切可以变现的东西挂钩，实际上还是应试的老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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