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白纸的人

白纸运动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留在墙内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语。

11月27日，在上海抗议现场的羊艮一边被警察驱赶，一边不断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试图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时，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头、踹她的后背，将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们被扇耳光、抢手机。“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记得，身旁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头发，让她不要哭。

“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说。她在派出所经历了威胁式审讯、睡眠剥夺、写悔过书等，直至29日才离开。事后，羊艮在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岁的鱿鱼骑车经过路边停靠的几十辆警车，听到两个身穿夹克、40多岁的便衣，在用一种很戏谑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在北京亮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个爸爸抱着4、5岁的小孩，孩子问，他们在排队做核酸吗？爸爸说，不是，他们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朋友说，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他们每个人都为站在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要如何讨论白纸？用什么样的态度讨论？讨论的意义又是什么？艾歌说，真正经历白纸的人，你没有办法和他去讨论。鱿鱼也说，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没有被捕的人、被捕后获释的人，都背负着“幸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惨、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埋怨这一切。”艾歌说，“我说得太多，就好像给别人展示伤口，很羞耻。”

羊艮曾幻想白纸会是“不错的、勇敢的开头”，但后来发现，不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这个开头的代价都无比高昂。

二次创伤潜藏在白纸后的日常生活里。解封后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向鱿鱼的朋友埋怨道：“就因为你们年轻人闹，大家才阳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声援白纸被软封杀的演员春夏时，有人评论到：“确实不要忘记，是那些学生让放开才害大家感染。”

鱿鱼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说：“我简直不能理解怎么有人做出白纸这样不顾后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么，自以为很反叛！”那是鱿鱼唯一一次和别人聊白纸，她哭了很久。

这样的时刻，他们也会问自己，意义是什么？

她安慰自己，可能他们也没有真正走出来，只是表面上开心，“但我连表面上开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断裂了，但别人的生活在继续。”艾歌说。“我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说些什么，却不知可以发在哪里、哪里是安全的，话语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却再也没有力气写下来。

远离政治和新闻，也成为鱿鱼和李青的选择。“一些幼稚的责任感都被消磨掉了，也不太想回忆那段时间。现在自我审查尺度又收紧了一些。”李青说。艾歌也说，自己现在关心政治，缺少了曾经的热情，只是出于责任感：“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那就要继续做下去”。

她觉得出国以后遇到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讲这件事都很隔阂。她也关注白纸运动在海外的发展，“海外延续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很讽刺，这是关于中国的运动，你却不能在中国谈论它，它也不会对中国有影响力。”

正在申请留学的鱿鱼也出现了类似的灰心：“国际上的发声传不到墙内，就算传到墙内，又能给谁听到、谁愿意听到呢？”

“离开这里，便能获得自由与平和吗？”羊艮没有答案。

身在海外的艾歌说，无论读书还是结识新朋友，她都快乐不起来。

“我的精神状态、身心状态都不是一个可以重建生活的状态，断裂已经发生了，没办法修复。”艾歌提到写韩国学运的小说《鲭鱼》，后记讲到，那些看上去被毁掉人生的人，其实永远停在了年轻的时候。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126-mainland-white-paper-one-year-trauma

说他们“认知配得上苦难”，到底有多残忍？

买房曾是亮亮和丽君的希望，还完贷款，他们就能彻底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现在，一切关于钱的细节，都成为部分网友攻击他们的“把柄”。

最开始，是视频评论区里的网友担心他们的抗风险能力。网传他们的房子价值已经降到了90万以下，而他们的贷款就有102万。再后来，有人把亮亮丽君的遭遇归结为“眼光差”。

更扎心的一句话是：“他们的认知配得上遭受的苦难”；“他们的悲剧只是开始“。

言下之意，从眼睛亮晶晶的小夫妻变成今天的模样，都是他们的购房决策出了问题。从他们决定买房的那一刻，维权似乎已成定局。

这一番阔论的潜台词只有2个字：“活该”。

多数持这个观点的网友，都会在下文展开论述买房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或者说是投资行为。而他们给出的建议也很简单：“不要买房”。

这个看似经济中肯的事后建议，忽略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些把买房当成刚需的人。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个家。亮亮和丽君就是中国最普通的买房者的画像。

人们光是隔着手机屏幕围观，就能看懂他们眼中的希望所在。恰恰是因为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之下：买房是一种追求稳定和安全的行为。

能让一家六口掏空钱包去赌的，绝不是个金融投资决策。

无论买房曾帮多少人实现过阶级跨越，对多数普通人来说，房终究还是用来住的。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觉得是“漂着”，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更何况，租房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而想要租得有尊严，成本也许并不比买房低多少。

嘲讽年轻夫妻不顾一切买房，固然是容易的。但把买房概括为愚蠢，无疑是傲慢的。

想有个稳定的住处，有在墙上为相框敲钉子的自由，是每个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

我们的城市和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构建而成的，也是由千千万万个最朴素的愿望驱动的。如果这都是错，还有什么是正确的呢？

有人拿亮亮丽君购买的期房做文章，嘲讽他们是“空手套白狼做杠杆”。

亮亮和丽君这套147万的房子，倘若能与现房拉开10%的价格差，就能省近15万，比他们俩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还多。

对想住得好点儿的普通家庭来说：期房，是他们有限选择里唯一可行的买房方案。

更何况，按时还贷是购房者的义务，保证房子顺利交付是地产商和监管者的义务。期房购买者承担的风险是房屋贬值，而不该是房子烂尾。房屋贬值是投资风险，而房屋烂尾是地产商毁约。

高高在上地指责一对小夫妻想有一套房子的朴素愿望，把房产爆雷的潜在隐患粗暴地归结到买房人的头上，说买房者认知不够，金融知识匮乏。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又是什么？

指责别人的苦难，通过别人的“愚蠢”衬托自己的高明。并不能显示出优越感，只能让人觉得悲凉。

当人们都认可“买的房烂尾是因为买房的人蠢“，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些傲慢的指责中消弭了。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做了无比愚蠢的决定，其实隐含了一种精英的傲慢：你取得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智慧和努力。

这完全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事实是，我们会遇到很多超越个人的理解与掌控的东西，命运与机遇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小时候父母回家，你热情地上前拥抱，爸爸却推开了你。他工作不顺，觉得孩子吵闹厌烦。被推开是你的错吗？是你活该吗？

一旦把所有的困境都套入“认知配得上苦难”的逻辑，具体的个人就很容易成为苦难的源头。

亮亮丽君夫妇，其实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有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有挑战不公的勇气，他们也有激流勇退的坦然。

摒除精英主义的傲慢，不要嘲讽他人的苦难。

毕竟，苦难没有降临到你我头上，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只是因为我们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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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指南

时间管理为何毁了我们的生活？

电子邮件充当一种无限的待办事项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地往里面添加任何事项。对数字化经济中的“脑力劳动者”而言，这既是一种隐喻，又是一种交付机制，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数量在不断增长的任务，这种压力会让人难以承受。

我们大都体会过这种隐隐的不知所措：感觉我们的生活虽然充满各种活动（这可能让人很兴奋），但时间却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而现在，由曼恩参与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承诺提供时间管理的建议来减轻人们的痛苦，而这些建议专为智能机与互联网的时代量身定制；这一运动正前所未有地繁荣。

提高个人生产力，也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你有限的时间，这一目标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代的主旋律。

然而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巧似乎加剧了他们想要缓解的焦虑。你越是善于管理时间，你越会觉得拥有的时间太少。对另一些人而言，无论是什么邮件，一想到它会让本该保持整洁的收件箱变得杂乱无章，他们就神经紧张。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查邮件了。

时间管理理论给出的诱惑是，总有一天，一切终将置于控制之下。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工作，具有无上限的特点。而如果来信源源不断，“收件箱归零法”就永远无法带来解放。——你依旧是西西弗斯，永恒地把石头滚上山头。你只不过是滚得稍微快了一点。

我们通过使自己更有效率，来应对现代生活中棘手的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高效率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呢？

关于我们的命运，一种只属于现代的现象是，我们感到有义务让自己尽可能地高效，以此来应对时间上的压力——即使这样做并不能像期望的那样缓解压力。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著名的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经济增长将使得我们每周工作不超过15个小时。于是人类将会面对他们最大的挑战：安排好如何利用所有空闲的时间。经济学家依然在争论，为何现实发生得与这一预言迥然不同，而最简单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似乎假定，一旦我们满足了基本需求，外加一些欲望，我们自然会减少工作。然而，我们却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视你所处的经济阶层而定，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泰勒想要出同样的钱让他们干更多的工作，对于这一公开的企图，工人们自然非常不高兴。然而泰勒却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的幸福度。工人们只需执行，而不是去理解他新思想——“科学管理”。“适合搬运生铁的人，要符合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泰勒写道，那就是“他应当够蠢够冷淡，以至于他的精神面貌几乎更像是一头牛，而不是其它类型……他蠢到连‘百分比’这个词都听不懂。”

这种呼声不难理解：效率所承诺的事情，是你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只会做得更好、更省钱、更快。这怎么可能有错呢？除非你处在想要把人当机器对待的那种极端（就像伯利恒钢铁厂对待工人那样），那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

然而，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重大的变化发生了：我们都变成泰勒了，残酷地统治着我们自己的生活。随着效率原则的根深蒂固，随着市场的精神渗透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方面，而生活也变得更加个人化，这一原则被我们内化。在泰勒的时代，效率主要是用来说服（或者胁迫）其他人在同等时间内做更多工作。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我们用来压迫自己的工具。

时间管理带来了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而这是当今世界中的个人所欠缺的——宗教或社区的社会纽带给他们的支持日益减弱。在一个不能保证就业稳定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疯狂工作，不断地展示我们是有用的。而时间管理则能给你带来有利的优势。的确，如果你属于日益壮大的自雇者群体，在零工经济中当一名自由职业者或者工人，那么提高个人生产力就可能对你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你“磨洋工”（这种职场恶习被泰勒视为盗窃罪），唯一经济上受到损害的人，就是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时间管理让人觉得在如今这种利益驱使的环境中，依然有可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时间管理领域的预言家们暗示，只要有合适的技巧，你就可以度过充实的一生，还同时能够兼顾你老板越来越多的需求。这种承诺，“每当经济下滑时，它就会复辟，并且是有力地复辟”，格雷格对我说。特别是对于高薪阶层，时间管理用更诱人的希望诱惑着他们：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

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样，最显著的一点是，“个人生产力”将调和这些需求的重担平均分配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来担当。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停下来发问，仅仅在现代经济中维持生存（维持住一份工作、偿还房贷、成为一名足够好的家长），究竟是不是真的首先需要我们达到反人性的高效率。

在二十世纪大多数年头，负责家务活的人，空闲时间一点都没有增多。相反，随着做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因此而期望的清洁度和家庭秩序的标准也提高。现在，既然起居室的地毯可以绝对干净，那它就必须绝对干净；既然衣服再也不用是脏的了，那么对脏衣服的禁忌就更重了。

“夺回你的时间”的成员却在寻求比仅仅增加闲时更加激进的事情。他们试图全盘质疑我们功利化的时间观念，即“首先该想着做完更多事”这种思想本身。“你总是在听人说，更多闲时会对经济有好处。”约翰·德格拉夫说道。这位一点都不悠闲的70岁制片人是组织的领导者。“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从经济的角度来为生活正名呢？这毫无道理！”

而效率导向的时间观念有一个更加隐蔽的陷阱，那就是我们开始觉得有义务“高效”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这种观念暗示着，为了休闲而休闲（也就是你所认为“休闲”该有的全部意义）其实还不够好。因此我们发现自己会（举例来说）去不熟悉的地方旅行，却不是为了单纯地体验旅行，而是为了往自己的“精神仓库”中添加经历，或者刷朋友圈。我们走步或跑步来强身健体，却不是为了运动的快乐；我们尽父母之责，却只想着培养出将来能够事业有成的成年人。

就连休闲与娱乐，到了一个效率至上的文化中，除非能起到别的作用，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通常是为了恢复体力，然后干更多活。

如果效率提高了这么多，却一点都不能带来的期望中的好处，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夺回你的时间”的共识是，个人生活方式怎么改变都解决不了问题。改革必须从有关假期、产假和加班的法规开始。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习惯于不去达到最高效率，放过一些机会，惹一些人失望，让一些任务完不成。许多不愉快的杂务是生存必须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只是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它们是。挣更多钱、实现更多目标、在各方各面发挥我们的潜能、更好地融入集体——这些并非必需。

迪马可指出，任何效率上的提高，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是有代价的：你消除了没被利用的时间，但你也失去了那些闲时带来的好处。

迫切地想要管理好时间，这种愿望是我，或许还有你，所共有的。而在这一愿望背后，我们不难察觉一个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畏惧。

在当代，人们继承了泰勒的效率哲学，在对个人生产力的狂热追求中，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得寸进尺了。按他们的意思，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并保持足够地自律，那我们就能知道，任何重要事情我们都会挤时间去做，也就终于能感到快乐了。那我们就应当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这种思想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确实顺理成章——那些人，当我们更辛勤地工作，并提高了消费能力时，他们能从中获利。但它也能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逃避方式。你越是能说服自己，再也不必作出艰难决定了（因为时间足够你做所有事），你就越少地感到有必要问问自己，自己选择的人生，真的选对了吗？

个人生产力被包装成消灭忙碌的良药，而它本身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于是乎，它起到了忙碌所一直起到的心理作用：让我们充分地转移注意力，以防我们去思考说不定很恐怖的问题：我们如何度过时光。“我们每日劳作时，投入超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热情与无心，只因无暇停下来思考对我们而言是更加必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写道。他的言论似乎预言了我们的现状：“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我。”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22/why-time-management-is-ruining-our-lives

AI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第一案判决书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图片（AI绘画图片）著作权侵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据悉该案为AI生成图片相关领域著作权第一案。

原告李某使用AI生成涉案图片后发布于小红书平台；被告系百家号博主，发布文章配图使用了原告该AI生成的图片，原告遂起诉。

北互审理认为涉案人工智能生成图片（AI绘画图片）具备“独创性”要件，体现了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等。

1.关于智力成果的认定：“从原告构思涉案图片起，到最终选定涉案图片止，这整个过程来看，原告进行了一定的智力投入，比如设计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的参数、选定哪个图片符合预期等等。涉案图片体现了原告的智力投入，故涉案图片具备了“智力成果”要件。”

2.关于“独创性”的认定：“原告对于人物及其呈现方式等画面元素通过提示词进行了设计，对于画面布局构图等通过参数进行了设置，体现了原告的选择和安排。另一方面，原告通过输入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获得了第一张图片后，其继续增加提示词、修改参数，不断调整修正，最终获得了涉案图片，这一调整修正过程亦体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涉案图片并非“机械性智力成果”。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图片由原告独立完成，体现出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综上，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要件。

3.关于作品的认定：“人们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时......本质上仍然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 即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鼓励创作，被公认为著作权制度的核心目的......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只要能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就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4.关于美术作品的认定：“涉案图片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属于美术作品。同时，涉案图片在可以归属到具体作品类型时，没有适用“其他作品条款”保护的必要性，其不属于“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5.关于著作权的认定：“原告是直接根据需要对涉案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相关设置，并最终选定涉案图片的人，涉案图片是基于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产生，且体现出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故原告是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

https://mp.weixin.qq.com/s/Wu3-GuFvMJvJKJobqqq7vQ

斯人已逝

抑郁大学生，有校难回

室友发现了于丽丽的不对劲，建议于丽丽去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看，“也不是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去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出口”。

那是2020年10月，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于丽丽几乎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心理老师，老师温柔的回应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当时没那么焦虑了”。听从老师的建议，于丽丽去一家医院做了专业的心理检测，结果显示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没有任何犹豫，她将结果转告给心理老师。她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两三天后，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到办公室，向她了解生病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关心过后，辅导员转变了谈话的重点，开始强调她的抑郁症给学校领导和他自己造成了很大困扰，建议她退学。于丽丽“吓坏了”，她愣在原地，“本来是向学校寻求帮助的，怎么就这样了？”

于丽丽的室友被学院主任挨个叫去谈话，询问于丽丽是否有过自杀或其他过激行为。母亲和姨妈也被叫来学校，她们在混乱的情绪中与学校争取，“咬定无论如何不同意退学”。

辅导员提出让她主动休学，康复后再考虑复学的方案。于丽丽还想为自己争取，她相信自己的自愈能力，想要请假，被拒绝。她又想到20天之后就是教资考试了，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一年也仅有这一次机会，她希望至少考完教资再回家。辅导员再次拒绝了。于丽丽回忆，那天与辅导员、家人一起在酒店，她颤抖着按下手印，在休学申请表上签了字。

大学校园生活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回想起“被休学”的经历，于丽丽反复强调自己当年“太幼稚太单纯”，她向心理老师和辅导员“全盘托出”，才迅速被盯上，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

这也是一些大学生的共同感受。知乎上，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面，点赞最多的几条回复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王雨透露，学校内部有一个红头文件，注明了对学生的心理预警机制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学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抑郁的严重程度，“只有做出了危险行为，通过专业医生、辅导员、心理老师和家长共同评估，确认这些行为会危及生命，或对他人带来伤害，才会进一步沟通，是先休学，还是家长过来陪读”。

桃子曾在湖南某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她说，很多学生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希望咨询师替他们保密，但按照行业要求，保密原则里有一条保密例外，“如果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或是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是一定要上报的。如果学生状况严重需要就医，超出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外，也要征求其同意，让辅导员或其他信任的人陪同去医院看病”。在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师需要和学生讲清楚这些例外情况，只有双方同意，咨询才会继续进行。

但这些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

休学容易复学难，这是很多因抑郁症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时隔一年再次联系辅导员，对方却一直难以给出明确的复学方案和复学时间。从2021年8月拖到快10月，校方一直不同意复学。于丽丽猜测，此前另一名学生在宿舍自杀的事情让学校更加“浑身带刺”。

眼看着休学的时间即将超过一年，连续休学两年再不返校就要强制退学了，于丽丽和姨妈无奈来到了学校。无论怎样自证，校方依然谨慎。最终，于丽丽签订了一份“禁止返校”的协议，只能通过上网课修满学分，学校颁发毕业证。

阿肆曾找过辅导员倾诉，对方对她的康复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学校找来做心理评估的专家，“评估的侧重点是规避责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问她以前的吃药治疗，却没怎么关心阿肆现在的状态。

晓诗在休学一年后，开具了复学证明，想争取复学，却被对方说“公主病”，这种情况上学会影响其他同学，让她退学。后来另一位辅导员上任，也催着晓诗尽快办理退学手续。

接连两位辅导员的冷漠让晓诗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023年8月，晓诗从学校退学，她愤怒地给辅导员发消息：“你们就是歧视抑郁症患者。”8个小时后，她收到了辅导员满是抱拳表情的回复“老师只是希望你更好”。

如今，晓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学校刺激的幻听幻视至今“没缓过来”，一想到大学校园灰色的建筑便感到压抑。她仍然计划着未来，但更多时候，她觉得毫无希望，只能靠画彩色的画尝试治愈自己。

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对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恐惧，是很多学校让抑郁症大学生最不舒服的地方。不信任感在学生群体里蔓延，曾有人提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如果没有学生的信任，学校的心理筛查很难真正触及到抑郁症较为严重的学生。根据桃子的经验，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大多有强烈的病耻感，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生病的事实。“如果患抑郁症的学生不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王雨也发现，最终出现危险行为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重点监管名单上”。

低薪资并没有带来更轻松的工作任务，桃子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时间花在处理学校的行政任务、其他心理工作上，每天非常忙碌、精神紧张，“她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因为随时可能要跑去做危机干预”。

此外，目前高校的心理岗位通过行测等考试即可上任，应用测试也很好应付，通过体制内考核上岗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而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不负责任的校内老师，更增加了抑郁症学生被歧视、被劝退的可能性。

公众号“偶尔治愈”曾对北京、华中、西南地区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显示学生进入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王雨发现，“不少学生为了尽量排上号，故意夸大情况，谎称自己要自杀，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挤到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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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

于是，我们看到，看似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内卷和躺平，实际上是当代社会中劳动的两个侧面，体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劳动状态。

阿伦特指出：“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在当代社会，人们很难感受到这种多样化和复数性的活动所带来的惬意。在当代德国韩裔批判理论家韩炳哲那里，我们看到了当代社会的另一番景象：人的活动生命维度的行为消失了，生命的活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条件的延伸，反而在劳动中逐渐变得机械化，萎缩成单调的重复性活动。韩炳哲看到，“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动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行动能够引发新的、积极的变化过程。相反，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活动生命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被降格到劳动的层面。”

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不仅消除了人类行动的复数性和多样性，让人类回归到基础的再生产之中，甚至也消除了人类社会的层面，使人类退化到纯粹的生物性治理层面。

身处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之中的韩炳哲十分深切地体会到，在数据监控和算法治理之下的生命不再需要创造性的行动，也不再需要从事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工作，唯一需要的只是在维持基本劳动层面上的绩效和数字管理。

韩炳哲认为，“劳动社会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现代晚期，自我被强制成为劳动的动物，这种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动属性。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个性，投身于人的种群化过程中，那么他至少还能够拥有动物一般的泰然自若”。当一切活动完全被转化为维持生物性生命的劳动，当人们在面对以功绩和算法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时，作为活动生命的人类就完全变成了动物化的存在。

这种生命政治并不会将我们引向内在的沉思生命，而是会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极端，让我们的生物性生命在功绩社会中作为重复性之物而加以运转。我们的生命变成了消极无聊的生命，我们的活动堕落为生命性劳动，我们因此而倦怠。这种倦怠已经不是暂时性的倦怠，而是一种存在论的倦怠。暂时性的倦怠可以在休息过后得到消除，但存在论的倦怠意味着活动生命的彻底沦落——人成为数字技术下透明的治理对象，只能以倦怠的劳动方式存在着。于是，“生命被简化成一种生物机能过程，生命变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装饰和叙事”

统计数字和计算将拥有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的人还原为生物性的生命，并将政治直接凌驾于生物性生命之上。但是，福柯的分析更多地停留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在韩炳哲那里，生命政治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各个单位、社区的业绩考核所取代。他指出，当代社会的生命政治已经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功绩社会。

如果说规训社会的症状是歇斯底里，那么功绩社会的症状就是倦怠。在功绩社会中，并没有规训社会中那种以视觉为中心的全景敞视般的监控。在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中，看守和医护人员时刻规定着人的行为的正常性；而在当代社会，看守的目光已经消逝在数字化的算法之中。算法不再规定人们身体的全部行为，不需要人们在身体活动中完全符合规训的规范，功绩社会只有一个目标，即以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各种绩效指标。

现代的统计学构建了不同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对于处于功绩社会的主体来说，如何在过程中行动是次要的，因为功绩社会不需要时时刻刻规定功绩主体如何完成任务。但是，他们受到了功绩社会目标的拘束。

德勒兹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工厂，而是变成了企业；劳动的主体也不再以工人为主，而是办公室的白领职员。德勒兹发现，工厂与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

这样，原先在工厂中还能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之下，变成了竞争性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卷的关系。“而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这样公司变成了内卷的场所，在公司之中，只有那个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的蛇为代价的。

在功绩社会之下，为了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胜，功绩主体不断地学习和加班，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所以，韩炳哲指出：“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于是，在同他人的绩效竞争中产生的压力直接变成了对自我能力的焦虑。为了得到更好的绩效，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功绩社会下的主体不得不穷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消耗自己，而推动这种消耗的就是焦虑。

在绩效管理的刺激下，焦虑变成了社会成长的动力，最焦虑的恰恰不是那些被淘汰的人，而是那些暂时没有被淘汰的职员。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他们的焦虑迫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信念：越是焦虑，就越要消耗自己。这种持续不断的消耗使功绩社会下的个体陷入内卷，使主体越发倦怠和疲惫。由此可见，当代社会内卷的实质就是：主体在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消耗自己，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绩效。而这并不能让主体获得安逸，因为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绩效成了主体新的焦虑来源。最终，在功绩社会的内卷和焦虑的循环往复中，主体变成了倦怠主体。

由于数字经济和外包经济的发展，人不再被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看成主体性的存在，而是被看作一个个由绩效指标衡量的赤裸生命。功绩社会下的企业需要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具体的劳动功绩，具体的人不过是这种功绩的代理人（agent）。而由于雇佣关系的功绩化，企业对员工的治理也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算法。最后的结果是公司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提升并不以员工的人格健全为目的。由于加入了算法，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必要的，一旦效率和功绩下降，势必会被新员工所取代。

史坦丁说：“这个社会把话说得很好听，逼人们在竞争、功绩主义、弹性中求生存，而这就是它的真实样貌。过去几百年中，人类社会都不是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中建立的，而是在稳定的认同以及‘死板’的稳定环境中缓慢积累的。但某些人却把弹性当成某种福音，宣称只有死板不变的环境才会反对弹性……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让越来越多大众（其实除了仰赖大笔财产，与社会脱节的精英阶级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陷入这种状态） 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并且容易愤怒。人们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就是危险的征兆。”

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J].理论月刊,2022(07):5-11.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7.001.

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

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如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高等教育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学生工作也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每年评奖学金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里加一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工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一些用人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工、社团经历。

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大学里，学生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姐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而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采访大学老师，没有一个人忍心给年轻人扣帽子。

每一代孩子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在我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刘云杉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就在这里，即使不再要求子女如自己一代那样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也需要防止后代跌落，害怕被甩出去。教育在此，已成为一种防御性策略，不参与即出局。”

“高校招生变成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生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手持高分者待价而沽，交易的条件为高额的奖学金和所谓的热门专业。”招生部门告诉刘云杉，考生在选专业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用足分数”。利用规则，用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逻辑早在大学之前就被种植在了年轻人的头脑里。然而，这样的逻辑正将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自我防护的需要演化成了安全至上的意识。家长和学生都习惯了进行人生设计，奔着一个确定性而去。他们不愿冒一点风险，一定要走最稳妥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我只有抓住机会才越有机会。”渠敬东说，“可是，有竞争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达成目标，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达不到。很多学生因此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他接受不了事情不按照预想中那样进行。”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潜藏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里。张明是清华大学六字班的学生（清华“黑话”，六字班就是2016年入学的）。回想自己的成长，他觉得“小红花”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从小到大，大家都在追求‘小红花’，但其实小红花本身并不蕴含任何价值，它是一个符号，象征自己胜过他人。至于获得小红花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接受小红花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隐含的意义：我要在竞争中胜过他人，我接受这样的竞争规则。”

“突然间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爬起来，拼命地赶DDL？如果是为了拿一个好的绩点，那我为什么要一个好的绩点？”我把自己问住了，我发现后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结论就是曾经支持自己的那些意义其实都是虚幻的。

从那以后，张明看到了规则的荒谬。“那时我非常困顿的一点是，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在一把刻度鲜明的尺子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大的尺子，从天连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太可怕了。”“对这个规则的接受在上大学之前是非常顺畅的。但进入大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手上的小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无法通过不断地获得小红花来维持自己学习的意义感。”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里，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从前，老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生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子。现在，绝大多数进入顶级高校的孩子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考不进来”。在多年的训练里，年轻人真实的学习能力被剥夺。

这场经历不仅是学习中的寻找，更是不断的辨析，甚至背弃家庭及社会的期待。他告诉刘云杉：“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用我们地方的老话就是‘兴盛了’，家人看你上北大了，就是要当大官了，挣大钱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https://mp.weixin.qq.com/s/ilNVG-fabWHU34De5NPGSA

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被告青叶真司被检方要求判处死刑

在12月7日京都地方法院举行的审判中，检方表示：“此案的受害者人数在日本刑事审判史上是最多的，这是基于对京都动画的无理怨恨而实施的报复行为。” 检方还指出：“被告基于强烈的杀人意图策划并实施了此事件，并且深知使用汽油纵火的危险性。” 被告声称：“即使受害者逃脱，烟雾和其他物质也会以惊人的速度追上他们，我能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地狱般的恐惧与悔恨。”

检方补充道：“虽然被告关于京都动画抄袭其作品的幻觉影响了其动机的形成，但影响有限，不能成为逃避死刑的因素。”并请求判处被告死刑。

被告坐在轮椅上，身着藏青色球衣出庭。当检察官要求判处其死刑时，他微微耷拉着脑袋，几乎没有动弹。

历时三个多月的审判将于12月7日下午结束，被告与其律师将发表最终意见。预计来年1月25日宣判。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207/k10014280681000.html

从教40年老校长口述：教师负担越减越重，最让我感到悲哀的两点

在我做粗略调查后的2018年6月，教育部也注意到这个现象，还成立调研小组，先后分赴东、中、西部9省18市 ，发现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额外工作负担确实过重。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各地也纷纷开列“减负清单”，提出要把宁静还给学校。

这以后，2021年我又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起了一次调查，主题还是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当时的背景是“双减”政策之后，各地的学校纷纷出台措施，要求教学上减负提质，还要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延时服务，结果身边反映负担加重的教师，又一次大幅增加。

当时有人把矛头指向“双减”，毕竟 “双减”后的延时服务和课后托管，确实挤占了教师的备课时间，但我们的调查表明，对教师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形式主义。有的老师甚至提到，新政策后，学校要求班主任，每天要拍摄班级作业发到群里。

另一种“非教学任务”则关联着老师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写教案，学习，培训。这些形式主义和“非教学任务”紧紧缠绕，很难区分，也不可能通过某个条文，硬性让它消失。如果这些校园内的形式主义都越来越多，又怎能要求学校守住大门，不去完成其他部门的形式主义任务呢？

但老师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完成这些任务？去年有个很优秀的教师在网上公开发文章，说自己要退出“2.0培训”。这个培训要求每个老师都通过，还要同一时间去打卡，学习要计入教师继续教育系统，和考核挂钩。

这个老师就宣布退出，说第一这些知识我已经知道了；第二我觉得打卡学习没有必要；第三我不参与评优晋级和职称评定了。我特别欣赏这个老师，他很有个性，也看淡了。但这也意味着，老师想获得一些空间和自主权，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些追求。而一般的老师之所以无法拒绝，正因为这些任务的考评结果，和他们的职业前途挂钩。

量化考核还会带来其他影响，比如我们常识上会认为，评价一个班级是否优秀，需要考察的指标，一般就是班集体氛围、教室是否整洁、班级成绩等。但如果按照现在打分制的测评方法，可能就还要看，有没有运动会奖状，这个值几分；在什么活动中得过奖励，这个值几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一个班级氛围很差，学习环境很不好，但关键几项有分数，就成了优秀班级，班主任也能拿到比较好的管理分数。

我也思考过现在形式主义的根源。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也会说，现在孩子们的负担很重，小学二三年级，晚上很晚才能睡，那做辅导的老师是敬业，还是不敬业？下面老师都说，敬业。但是老师越敬业，孩子负担越重，为什么？

老师会说，李老师你是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一个小老师能做主吗？领导给我施压，没达到指标，我就评不上职称了。听起来也有道理。

那怪校长吗，校长说，我哪次开会，局长不是说，学校质量完不成目标，你就下课。其实我压力更大，一方面老师骂我，一方面教育部门领导给我压力，我两头受气。听起来也很无辜。

所以那就怪教育局局长？结果局长说，哪一年我这里清华北大少一个，我被老百姓口水都淹没了，我管理区域压力这么大，我愿意这样做吗？我不想好好睡觉吗？所以我们经常说，是社会绑架了教育。

这样一来那就剩家长了。很多人说，要求减负，阻力最大的是家长。老师周末不想上课，但家长愿意上；老师想按正常的教育规律办事，家长不同意。原来责任全在家长，在社会。但真是这样吗？家长说，孩子是谁的孩子，孩子晚上12点都没睡觉，谁最心疼？所以你看，转了一圈，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有责任。

但最终，只有学生默不作声承受这一切。所以我说，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两点：第一，都说教育出了大问题，但找不到罪魁祸首；第二，都说教育不正常，但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正常。

说白了，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上课，育人就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就这么简单。但形式主义涉及的教育问题本质在于，我们的学校究竟为谁而办？

现在很多学校动辄把办学理念挂在墙上，什么“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什么“严谨勤奋”的校风，很概念化的语言，小孩子根本看不懂，你放办公室就完了，贴在校园干什么。这就是给参观者看的，但参观者多久才来学校一次？学生可是天天在校园里生活。孩子关心的是老师上课上得好不好，学校好不好玩，关键是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校园缺乏童趣，缺乏儿童视角，只有把这个大背景理清楚，才谈得上，老师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们的学校，不是给上级和领导办的学校，是给学生办的学校。我想只有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了，才能守好校园的边界。

一件事按照考核要求，按照形式主义要求，成效却不好，我们不能怪老师，而要怪自己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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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或许这两年发生的诸多事情中，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其实是人口数量开始下降。

按照官方统计，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数总量净减少85万，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当然也有人说，事实上中国人口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只不过官方隐而不报，现在实在遮盖不住了。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们目前无法验证，就以官方公布数字为准。而2023年，虽然全年统计数字还没出来，但根据全国医院怀孕妇女建档数据，出生人口应该不会超过800万，比2022年进一步减少，人口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些数字的变化，远不如疫情封控的焦灼，中美角力的诡谲，俄乌战争的惨烈那样引人注目，实质上却能透视出未来中国的趋势。

说到人口话题，不能不提到《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作者是留美学者易富贤。这本书最早是2007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官方一开始对该书的定调是质疑和诋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予宣传和出版。后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到了2013年，才允许该书删节修改后在内地出版。

这本书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计生政策的极端和不科学，批评计生部门公布的数字严重失实甚至造假，因此被计生利益集团所仇视。书中个别数据模型可能不够严谨，然而总体论证逻辑是正确的，因为十几年后的事实证明，结果几乎都被《大国空巢》这本书言中。

仿佛一夜之间，官方的论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从计生时代的极度害怕人口继续增加，变成了担忧人口减少。各种媒体开始放风人口萎缩的种种坏处，比如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下降，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衰退，社保缴纳人数减少等等。各路正牌或者野生国师也开始跳出来出谋划策，试图刺激、督促甚至逼迫老百姓多生孩子。正常些的就是给生育二胎三胎的发补贴，买房优惠；邪门歪道就更多了，不生孩子不准继承父母遗产，养老金多少和生孩子数量挂钩，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等等。

这些正常或邪门歪道方法有用吗？完全没用。正常方法如果有用，发达国家生育率早就该上去了。邪门歪道更是有违法律和人类公平正义，只能引来嘲笑和唾骂。说句实话，如果早个二十年取消计生政策，城市化率还不算高，六零七零那一代人尚是生育主力的时候就全面放开生育，或许还能维持人口数量稳定。而现在大势已成，人口规模下降的事实已经不可逆转。

在我看来，从之前的计划生育到现在的鼓励生育，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就是没有把人当人看，而仅仅视为实现某种宏大目标的工具。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对政府有利的方面来设计和实施，从未将公民个人的需求和感受纳入考量。

四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资源财力不足，把庞大的人口看做拖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负担，于是就搞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开动专政机器强制推行，制造了扒房牵牛结扎流产的无数惨剧，并留下了男女比例失衡，几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后遗症。四十多年后，由于计生政策的失误，国家未富先老，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金缴纳基础面临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出口竞争力，又开始鼓动大家多生。

人又不是机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每个个体都应该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选择。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幸福舒适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为了发展经济实现某种复兴大业让人民继续艰苦奋斗。

中国历史以来，似乎最不缺的就是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记录。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把普通人当回事，滥用民力的事情比比皆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受重视，工匠不登大雅之党，和人口数量充足不无关系。科技发展的原动力说白了就是节省人力（先是体力，现在是脑力），但既然我中华人力用之不尽，又何必费工夫去研究科技。

步入现代，人口压力依然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住房、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等等，所有涉及民生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都会变得极为尖锐，也造成了普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议价权极其弱小。

打工人为了抢工作会发生怎样激烈的内卷，想必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996”、“007”、“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都是我们这代人就业时经常能听到的苛求。这些通行于中国非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都是既违反劳动法也很不合情理的。然而这个道理，你是没办法跟老板去讲的。因为需要工作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老板面对胆敢讨价还价的员工底气十足：“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

庞大的人口基础，过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中，可以一方面不断扩大产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却始终维持着劳动力市场的低价。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从未发生过的奇景。有人为此沾沾自喜，将其形容为“人口红利”。

真的存在所谓“人口红利”吗？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早就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结构比现在还年轻，却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市场，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充裕的劳动力才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在其中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相信绝不是主要因素，更占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开放红利”、“市场红利”。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人口增长，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的人口真的已经不够用了吗？即使中国每年只有八百万到一千万新生儿出生，依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足以填满一个大城市。更何况，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只有6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在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还会有上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劳动力。我们的人口还远没有达到真正堪忧的地步。

当前国内隐隐冒出的这一波人口下降焦虑，其本质恐怕是某些人担心，未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的廉价购买甚至挥霍浪费劳动力了，不能靠劳动力的低价来维持出口竞争力，为大国崛起继续添砖加瓦了。

然而这种对劳动力的肆意浪费，是不正常，非正义的。凭什么中国人单位时间工资常年维持在国际中下水平？凭什么职场打工者消耗完青春，过了35岁就要面临被清退的境地？凭什么一群名校硕士博士，为了一个街道办事员的职位抢破头？难道我们希望这种情形继续保持下去吗？

在我看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中国人口开始下降，绝对是利大于弊。依靠人口数量来保持竞争力，这是一种投机的思维模式，是把发展成本都推给普通人，政府和资本尽收利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的劳动者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工资应该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逐步转型。如果这些应该命题都成立，那就完全没必要变着法子想让民众去多生，更不需要某些专家出的那些歪门邪道馊主意。

经济学告诉我们，过于充沛的供给必然是买方市场，面对过于充裕的人口，政府和资本必然处在强势地位。普通人无论是在薪资方面，还是其他权利方面，都会处在被决定、被处置的一方。

人口开始下降，意味着今后人力的供应不再是无限的，政府和资本都必须调整对待人的思维。只有人口变少了，才会凸显出人口资源的稀缺性，才会提升普通人面对政府和资本的议价能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未来中国要向发达国家迈进，就需要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每个个体，以往那种只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观不得不做出改变。哪怕还是出于什么宏图大业，也不得不考虑个体是否配合，是否愿意出力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个体，就没办法聚齐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所谓大业。或许，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一些我们期望得到的人类普世文明要素，就随之而来。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人口下降，昭示这千年大变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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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坍塌致3名学生死亡背后：退休建设局干部与县城“人脉江湖”

一位遇难者家属回忆，听说坍塌后，他立刻从家中跑到体育馆，只花了十来分钟，应急救援队随后赶到。晚上7点50多分，黄毅被救了出来，但剩下的夏普声、郑权、韩佳骏迟迟没被救出。那是一场漫长、绝望的救援，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大块大块的水泥板子压着，用手根本翻不开，要用机械，救援队来了之后基本只能干站那。后来来了一个大钩机拽板子，好几次拽了一半又弹回去。”家属们被拦在场外，焦灼无力地看着救援的艰难。站在一旁的公安忙着维护秩序，阻止围观者和附近小区住户拍摄视频，甚至走访临近街区住户的家中检查手机。

他记得，大约四小时后，佳木斯市一支应急救援队赶到，“两个大钩机，半小时就把三人都挖出来了。”男孩们身穿短裤短袖，泡在雪水里，凌晨时分被抬出来时，身体已经僵硬。

根据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现场于7日0时35分完成救援，三人遇难。

事故中的体育馆位于悦城广场商业综合体西侧的7号楼。根据新华社披露的信息，该体育馆于2018年7月竣工，2020年7月通过验收，使用至今不过三年。悦城广场的总包单位为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名叫吴立迁。裁判文书网上的多份民事裁定书显示，吴立迁出生于1970年，曾是桦南县建设局干部，现已退休。

桦南人大多不记得年纪尚轻就退休的建设局干部吴立迁，但对成为地产开发商后的吴立迁却印象颇深。一个普通桦南居民的生活，多少都会跟他打造的某个空间发生关联。悦城广场的“好日子超市”是县城最大的超市之一，下班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二楼开设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则很受年轻人欢迎。悦城体育馆周末人满为患，经常被企事业单位包场，甚至需要提前几天预订。吴立迁建设的红馆酒店和丽舍酒店，分别是县城过去和现在最高档的宴请地，大部分人的婚宴和学子宴都在这里举行。遇难者郑权甚至家中三代都住在吴立迁建设的小区里。

我们无法确知，当时还是建设局干部的吴立迁，是如何兼具开发商身份并拿下这片“热土”。回迁户王梅告诉本刊，2008年这里数百名棚户区居民与吴立迁代表的开发商按“1:0.5”的回迁比例签订了协议，“比方我原来的房子有一平方米，回迁就只给0.5平方米，多出来的面积按每平方一千多元自己补上。”

有居民告诉我，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太冷了，所以不少人都低价卖掉然后搬走了。还留在这里的住户，则要忍受原本就质量堪忧的房屋老化后的种种危险：一楼会漏水，路面不平整，前段时间某3楼住户屋檐整个掉下来，幸好水泥块被楼下的广告牌接住，没砸中人。此外，鹏程小区还有消防“硬伤”——入口处仅三四米宽，有一次发生火灾时消防车开不进来，只能停在外面。

对于吴立迁，王梅的评价是“还比较文明”，这是和鹏程小区街对面的另一个棚改回迁项目“学府”对比出来的。王梅邻居的店铺在“学府”所在的地块上，拆迁时被骚扰了近一个月，“每天七八个城管来店里静坐，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早上8点来下午5点下班，让你没法做生意。凌晨两三点又有一群人拿着大棍来打砸，玻璃门碎了好几次，你不签就不得安宁。”

但张瑞记忆中更糟糕的是，这次拆迁伴随着暴力。他对本刊回忆，那时自己从工厂下岗多年，蹬三轮车为生，妻子把自建房改造为一间服装店赚钱，“儿子刚考上大学，我们就靠冬天做棉服棉裤给他攒学费，所以我跟开发商商量，能不能过了冬天再搬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张瑞及其他没签协议的居民，房屋都遭遇了打砸：“晚上九十点钟刚睡着的时候，五六个人突然拿着砖头朝我家扔，哐哐哐，门全碎了，梁也砸掉了，冷风呼呼往里灌。”这样的情况隔两三天就出现一次，持续了一整个冬天，张瑞的妻子被吓出了心脏病。有一次，张瑞气不过追了出去，和几人打起来，被围殴至骨折。张瑞也试过报警，可他记得，警察来了后，只是不紧不慢朝打砸者喊了一句，“还不跑？”

作为县城里举足轻重的开发商，除了人情练达和商业胆略之外，是否具备与之相当的专业能力，却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据此前媒体报道，吴立迁当年因为父亲的关系进入建设局，早期职务是单位司机。王克虽然在采访中一再肯定了吴立迁在人际和商业方面的头脑，但也表示，吴立迁并非专业出身。

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21规定，“钢结构”和“大跨度建筑”，都是属于雪荷载敏感的特征，应以100年一遇的雪压设计。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00年重现期雪压为0.95kN/㎡，换算积雪深度约63.3厘米。这个数字在实际设计中还需乘以放大系数。江乔是工作近二十年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在江浙沪地区经手过数十个大跨度项目，“2018年体育馆建造时的规范系数是1.4，也就是说积雪深度起码得是63.3x1.4=88.6厘米。”而事故当天截止晚上8点，桦南县积雪深度为32厘米，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承载极限。

结构上来说，事故体育馆采取的H型变截面结构，本就是钢结构中稳定性较低的一种，已经“逐渐被时代抛弃”。江乔指出，十年前江浙沪地区许多小城镇由于资金有限，小型公共场馆和工厂广泛使用H型变截面结构，但由于施工过程中事故频发，近年来已经逐步消失。

另一个致命的细节是，根据幸存者及体育馆常客的描述，该篮球馆只设计了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出入口，并没有其他隐藏或锁住的出口。这不符合公共场馆的消防规范。而遇难者正是在逃往出口的路上被屋顶砸中。“但凡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一个守住了，这样的失误都不会发生。”江乔说。

一家并没有多少建筑经验的新公司，为何能在当地获得这么多的公共建筑建设权？桦南县的建筑工程市场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什么样的人有能力承接工程？“包工头”王克的回答还是“人脉”。王克表示，在桦南这样的小县城，一个项目通常会被总包单位拆解，转包给其他小公司。而小公司的资质良莠不齐，只要不怕麻烦，受得了上级承包商的气，总能得到些活儿干。王克说自己也是40多岁才转行做工程，就是看重桦南县的县城更新市场。虽然“专业完全不搭噶”，也承接了多个回迁工程，有不少是“别人吃剩的残羹冷炙，做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利润，我又半途转包给别人了。”层层转包导致利润低、施工流动性大、责任被分散，都会影响工程质量。尤其当县城建筑市场监管能力普遍较差时，遇到危险度高的大跨工程，比如大礼堂、体育馆等等，便很容易埋下隐患。

坍塌事件发生后，桦南县许多小学中学都发布通知，禁止学生接受采访，但孩子们仍然有话想说。肖彤是其中之一。他回忆已经失去的朋友，“那天穿得那么少。我凌晨一点得知消息后一直睡不着，三四点钟还在盯着窗外干瞅，想哭哭不出来，说不上来什么感觉。”赵泽凯是另一位愿意讲述的孩子。事发后，他一次次返回殡仪馆，看望自己的朋友，感觉自己将近一周“不得劲”，“没力气，不想说话，吃不下饭。”回忆过去的点滴时，他的语气中充满怀念，仿佛只要诉说不停止，朋友就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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