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卧底，和上百个被拐的孩子

密集的行程让上官正义难以入睡。每晚12点一过，他就把所有手机调至静音，强迫自己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体。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对镜头，上官正义都要戴上帽子、墨镜或是口罩，总之一定得遮住脸上的某个部位。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卧底。

随时切换身份和人说话，对他来说再熟练不过。网络这端，他可以是出手阔绰的老板，声称想要花几十万买孩子；可以是别人的老公，试图为“收养”的孩子买一本出生证；他也可以是妙龄少女，引得群里男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3部手机上，微信提示音频频响起，显示有1.6万条未读消息。

作为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义——这实际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时候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的真实身份和赛博身份一样模糊不清，有人说他是卧底，有人说他是打拐志愿者，他一度对外称自己是“老师”。而在被拐卖儿童家长群体中，他更像个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

我故作矜持，没着急见面。为了催我赶快见面，今年8月底，大姐发来一本襄阳健桥医院办的出生证。我在网上搜到了院长叶某芝的信息。这个55岁的院长，最早是一家职工医院医生，2010年还因为“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被处理过。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被罚了4万元就完事了，连医师资格都保留了下来。我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前科”的院长，去年还被当地评为了“最美巾帼奋斗者”。

我觉得手里证据足够了，就先去襄阳卫健委举报。但对方不接受举报，让我走信访。我很生气，反驳他们说，信访是反映自己的问题，举报是针对别人的事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我本来想继续去线下部门举报，又担心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连有过“前科”的叶院长，都能混得这么好。11月6日，我决定发微博举报。此事引爆舆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工作专班。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新桥7日约见了我。

这些事情一出，国家开始重拳出击了。但我最近发现，尽管涉事视频平台立即出了《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但相关信息依然泛滥，甚至连关键词都没过滤。我不理解，这些平台的严厉打击，到底是怎么打的。

我出生于1982年，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穷，村里也穷，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老师问大家有什么理想。同学有说想当老师的，有说想当将军、开飞机的。问到我的时候，我想我得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老师，我张嘴就说，我想当杀猪匠，因为可以吃上猪肉。

老师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两眼冒星星。在老师看来，杀猪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没出息。那一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有出息。

我记得当时课本里有个人物，叫徐洪刚，说他在探亲回家途中遇到歹徒，和歹徒殊死搏斗，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把肠子塞到肚子里，继续追歹徒。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我骨子里觉得这就是偶像，得行侠仗义，得见义勇为。

13岁那年，机缘巧合，我进了河南登封少林寺。在少林寺，我学了散打，觉得自己离当英雄的梦想近了一步。那之后，我又去当了侦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没成英雄。在广东，我当过保安，也在几家跆拳道馆当过教练，我参与过一些社会上组织的义务反扒、反传销，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但还是没人觉得我是英雄。

这件事过后，没人奖励我，也没人表扬我，我甚至没觉得自己是英雄。那时候，我以为英雄必须流血、受伤，我并没那样。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这些的过程中，因为需要和对方斗智斗勇，会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务完成后，反倒没那么充实了，有时候还会懊恼——我怎么又花了那么多钱。下一条线索过来后，我立马又投入进去。这些年，都是这样循环往复。

从那时起，我开始伪装多个身份，潜伏在多个QQ贩婴群里卧底。整个过程，就是拿到线索去核实、取证，准确无误后上报警方。每一条线索的核实，短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线索中断后，只能放弃。

从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间打拐的第16年。听起来很久，可每次我想起这16年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这些年我过得很累。经济压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为需要不停变换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时候是有钱人，自己啃着烧饼，出去都要租豪车、住高档宾馆，好让那些人相信我有钱买孩子。很多时候，我还得同时冒充两个人——先冒充大老板，再冒充大老板的老婆。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义，没人知道我的真名。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露脸，有媒体采访时，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码图。我不害怕被报复，主要是担心暴露后，卧底工作很难搞下去。现在人贩子警惕性越来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约好见面后，我到了，对方一直没出现。我知道，对方可能在暗处观察我。

因为我处处谨慎，至今也没暴露过身份。毕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出事。有时候我和人贩子聊天，还特意提醒他们，得谨防“上官正义”，对方怎么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义本人呢？

我家人从不干预我，因为我隐私工作做得好，他们也没受到过威胁。真要有那么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护好他们。说实话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生怕忽略每一个细节。长期紧张导致我神经衰弱，2016年开始，我严重失眠、焦虑，头发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还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我快把心理医生聊焦虑了，让我赶紧走。

但一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晚上还是会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大多时间是在复盘工作，有时也会写下童年经历，但越写越兴奋，更睡不着了。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在梦里追人贩子，我眼看着他们跑了，我却跑不动。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对英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英雄也不见得要流血、受伤。但我至今都没觉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当个普通人，然后安安心心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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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想生孩子了？｜谢晶

但是在断崖式的生育率的下降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主观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哪怕可以生、有能力养，对于自己的经济前景很乐观，也选择不生不养。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生育意愿在下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的生育意愿了。

提到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成反比。这个反比确实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可以观察到的。当这个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她们的生育意愿就越来越低。

最明显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为什么仅涉及女性？为什么在男性中观察不到同样的反比？‍

因为两性在生育任务上存在不平等。实际上这不仅涉及生育，而且涉及整个“再生产”。

传统社会中，“再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投身生产领域（公共领域）做准备，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样参与生产活动。但与此同时，“再生产”的任务并没有立刻被男性分担。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如果说两性在“再生产”上的不平等是女性缺乏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那么通过平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学家经常会提到一些在平权问题上的优等生，通常是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会提到，这些平权的做法会使得出生率有一个回升。

这些生育政策的优等生成绩如何？我看到过一个人口学家的说法，称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是U型的，也就说，在它们的生育率跌到一个低谷之后，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些平权措施，得以回升。

我去看了一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有一些确实呈U型，但是并不明显，并且完全不会回升到U型最初的点；另一些则并不呈现U型，而仅仅是下降有所缓慢甚至在快速下降之后多年持平。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达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2.1的要求。

我举出上述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平权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在一个平权推进得很好的国家，女性也不必然会热衷于生孩子，这个社会中任何性别的人可能都更热衷于搞事业。

为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平权主义的短板：平权主义并不告诉我们，当我们的权利都平等了之后，我们要一起干些什么。

平权是一个扫除障碍的操作。比如，如果我有生育意愿但是也非常热爱我的职业，我有顾虑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我本来就对生育完全不感兴趣，那么你为我扫除了障碍，我也还是不会生。扫除障碍并不能解决“内驱力”的不足。

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并且我们越是接受教育，就对它越无知。

学校里学的不是这种知识，而家对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们来说越来越变成学校的延伸和同谋，他们不参与到“再生产”中，而仅仅是“再生产”的受益者。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往往很难对它心生向往，很难把生育视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项。

这构成了我对于“再生产”乃至于整个性别研究领域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为什么与生育有关的一切，都好像是被精心保护起来的秘密？

和无知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生育者本人常常越来越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育的过程常常变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家做主的活动。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各种各样的权威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需要我们参与、不需要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介入到生育和养育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生育和养育上被代劳。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作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说法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命本身成为国家权力的展开场所。“新时代”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规训者。

生命政治展开的第一个维度就是个体的身体，现在被要求能够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合格、有效用、顺从，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潜力都更容易被榨取。我们现在放在口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机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人口。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出生率问题，恰恰是因为人口，它在总量和在构成上的变化，都成为统计的对象，成为需要被严密控制和规划的事情。现代国家要把人们“生”这件事情“死死”地拿捏在自己手中。随之而来的是生育的技术官僚化：它变成一件需要由专家和专业人士全面介入和掌控的事情。

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们，尤其是女性没得选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选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有所了解、能够构想，觉得能够驾驭，甚至于已经有丰富经历的活动。

而与教育程度相关的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是接受现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认为“再生产”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教育在教我们什么呢？实际上现代公共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很单一的，它聚焦于我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分类、计算的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被统称为“工具理性”，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不那么适用于反思的活动。

以笛卡尔为首的一些近代哲学家就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机械主义的哲学。当我们的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地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数学公式的话，那么我们也认为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管理的：时间可以被管理，睡眠可以被管理，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

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生产线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车，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车的福特主义是否适用于“造人”呢？ 不是。因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绪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这些需要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

因此，真正的养育和照料所需要的，是工具理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甚至是与之正好相反的能力。

工具理性令我们胜任单一的、分门别类的、可标准化的任务，而养育照料需要同时兼顾到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喂养，安抚，陪伴自理能力还不够的孩子和老人，打扫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与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锐地感觉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所有的这些“再生产”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被培养的，不在学校，也不在家中。学校教与不教背后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一个价值排序了，在工具理性主义之下，“再生产”能力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没有“生产”所需要的那么难能可贵，没什么技术含量，再生产者被视作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么一个人在从事再生产时的自我认同与从中所获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

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下的最深层原因。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在已经储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的情况下，她们也希望从事被整个社会赋予更高地位的活动。

实际上，在生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生命政治之下，如果有人说，我不想搞事业，就想生孩子，这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吧。

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从再生产活动里面获得价值感，它也变成一件令我们快乐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从生产当中获得价值，我们从消费当中，从吃吃喝喝和买买买当中获得快乐，我们从与可以被量化、被货币化的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来获得快乐。

而处于这个家庭生活亲子关系里面的人好像也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体验感不太好，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非常典型的一种家庭——“备考家庭”，他们好像处于一种非常拧巴的亲子关系里面。

因为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已经无处不在地渗入到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而这与亲子关系原本不分你我、不斤斤计较的、一种单纯的共同生活共同协助的状态是相反的、矛盾的。所以今天的父母常常处于一种非常矛盾、非常焦虑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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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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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贷员死亡后，老人们的钱消失了

每年秋后，10月收了玉米，重新犁地种下麦子，农忙一过，河南省驻马店市后楼村村民刘喜珍就要上乡里，再到县里，一级一级地反映情况。和她一道的，通常还有村里几十位老人，年龄大都60岁往上了，个个面容愁苦，闷闷地坐在一旁，眼睛失神。

这件事老人们已经持续了7年，“政府门口的保安都眼熟我。”可年年没有结果。刘喜珍说，他们只是想讨回自己的养老钱。

7年前，村里老人的积蓄被尽数投入到一家基金会，说服他们投钱的是村里的信贷员，承诺的年利息为2%—5%不等。在2016年，这样的利率比银行高不了多少。后来据基金会的人说，钱被拿去投资郑州的养老公寓，但资金链很快断裂，不仅利息见不着，连本金也还不出来了。

唯一幸运的是，丈夫和孩子们并不责怪她。在后楼村更多受害家庭里，把钱交出去的老人成了全家的罪人。一个70岁的老人存了29万，那是他在村里干保洁，一个月挣700块，加上43岁的儿子在全国各地搭建舞台，纯靠卖力气攒下的钱。因为这事，儿媳妇至今没再踏进过他家大门。“我就怪我自己。”他有些无措地搓着手。

她翻着手里的一堆会员证，红外壳，底下烫金字“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如今在网上搜索，还能看到基金会的官方介绍：成立于2013年2月，是致力于为全省老年人提供爱心事业服务的公募基金会，登记机关及业务主管单位为河南省民政厅。

每个人的家里都能翻出一堆相似的会员证，他们恨不得撕烂这红本本，可如今，这又是他们积蓄存在过的唯一证明。有人拿塑料袋装好，缠紧，仔细放进柜子，不必要不愿拿出来看，“看了糟心。”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相对落后的储蓄方式，这里没有银行网点，也不流行网上银行。留守的老人要么腿脚不便，要么三天两头在地里干活受伤，对他们来说，骑电动三轮车上乡里或县里的银行是个麻烦事。

穿梭在各个村子间的信贷员填补了需求，存钱、理财、贷款等等都能轻易解决。

后楼村的人都还记得那辆摩托和制服，“夏天是绿色短袖，冬天穿的大袄，邮局的，帅得很，成天骑个摩托。”老人口中的孙凯林40来岁，1米8高，白白胖胖，是邮政银行的一名信贷员，勤快、嘴甜，熟悉乡村的行事规则。

村里老人大多习惯使用现金，一位随叫随到的信贷员很难不赢得大家的喜爱。一位80多岁的老太，每次做了好吃的，遇到孙凯林上门，总会特地给他留上一份。老太在他那里存了8万块。

更让村民感到信任的是，上一任信贷员是孙凯林的父亲。“他爹做事没得挑。”刘喜珍说，付存款利息时，他爹从不迟到，“1毛都保证给你送回来。”孙凯林的父亲干了一辈子，没出过一点差错，每笔账记得清清楚楚。后来老信贷员退休，孙凯林接了班。

然而存期还没满，信贷员孙凯林却毫无预兆地死在一个值夜班的晚上。

或许是为了心里好受点，村里许多老人认为，孙凯林可能是心里有愧，自杀的，但其实没人能确认这一事实。有村民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上邮政银行，第二天上班的员工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找来钥匙一打开，他已经死在单位了。

家属对外称其因病死亡。在刘喜珍看来，自杀才符合事情发展的规律，“那么多钱，他兜不住了，压力肯定大哩！”

有人甚至是在孙凯林死后，才知道自己的钱没存进邮政银行，而是被私自挪进了基金会。当时，存款条都是手写的，说年后再补机打的。“太相信他了啊。”一位家里被骗了29万的人说。

仅商水县涉及的存款就有4000多万。高奇说，存款的人甚至包括县银行原副行长，原民政局局长，“你说我们骗人吗？我们也受害啊。”

也是在这份判决书里，该主任提到，2015年10月，“基金会资金断裂，无法兑付群众本金及利息。”这是最早暴露的受害地区之一。但在2016年，后楼村的村民们还被劝说着将钱存入基金会。

直到2020年，河南省民政厅将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2年开始，各地公安局对县级“老基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立案调查。

刘喜珍更想知道的是钱去哪了？过去县里曾安排人陪他们到郑州，找基金会总部的人协商。她得到的答案是，钱被投入建设郑州的一处老年公寓了。

据供述，基金会募集的资金通过合融公司投资到河南新乡、焦作、商丘等地的城乡改造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其中投资最大的是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老年公寓，这一项目曾经作为标杆登上过当地新闻报纸、网站。

但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判决书中提到，从2015年开始，“房产没有销售出去，资金还没收回来，我们的资金链又出现断裂。”而老年公寓从2016年立项，但一直到2019年才正式开建。之后也并不顺利，河南省民政厅曾在2022年回复刘喜珍一份信访处理意见书，其中提到，“该基金会报告，航空港区养老院项目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影响，项目运行困难。”

刘喜珍不懂背后的各种纠葛利益，只知道钱是从信贷员孙凯林妻子刘丽手上流出去的，“只要能找到刘丽，问出钱给谁了，给到哪了，这个钱就好要。”

刘喜珍打了刷在墙上的要账公司电话，对方跟了三天，在医院堵住了探望公公的刘丽。最后又闹到派出所，刘丽一句话不说，一头撞到墙上，被紧急送到医院。这之后，村里再没人见过刘丽。

他们是被信息时代抛下的一群人。谈话中途，一位存了11万的65岁老人接了个电话，手机漏音，那是个银行推销电话，很明显的机械音。可他还是温和礼貌地说，“好，好，我这边还有点事。”机械音没有中断，继续说下去，他也耐心地听到最后才挂断。

56岁的齐大娘催促着刘喜珍，尽快再去一趟乡里，问问钱的下落。这几天地里干旱，大家都在忙着给麦种浇水，齐大娘不在意。她说，地里不浇水，种子可能出得不好，但只要种了下去，怎么都能出苗，来年都能看到收成。

但家里那笔至今看不到踪影的积蓄不一样，她生怕再等，讨回钱的希望就更少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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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veThought 有没有人能证实或证伪亮亮丽君夫妇曾经发表过庆祝澳洲大火/庆祝安倍被刺/反对核废水排放等言论？我翻了一晚上互联网，个个都说确有其事，但谁也拿不出证据。

“鼠头鸭脖” 事发 5 个月后 涉事高职院校党政领导双双去职
备受舆论关注的 “鼠头鸭脖” 事发 5 个月后，涉事的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班子已于近日调整，校党委书记姚小英、校长刘华等校领导去职。更新后的江西工职院网站 “现任领导” 栏目显示，杨丹青任江西工职院党委书记，陈头喜、曾峰均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校长一职目前空缺，胡浩、周金业、卢晓霖继续担任原职。

去年前的今天，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们举起了第一张白纸。

被困在白纸的人

白纸运动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留在墙内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语。

11月27日，在上海抗议现场的羊艮一边被警察驱赶，一边不断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试图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时，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头、踹她的后背，将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们被扇耳光、抢手机。“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记得，身旁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头发，让她不要哭。

“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说。她在派出所经历了威胁式审讯、睡眠剥夺、写悔过书等，直至29日才离开。事后，羊艮在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岁的鱿鱼骑车经过路边停靠的几十辆警车，听到两个身穿夹克、40多岁的便衣，在用一种很戏谑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在北京亮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个爸爸抱着4、5岁的小孩，孩子问，他们在排队做核酸吗？爸爸说，不是，他们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朋友说，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他们每个人都为站在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要如何讨论白纸？用什么样的态度讨论？讨论的意义又是什么？艾歌说，真正经历白纸的人，你没有办法和他去讨论。鱿鱼也说，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没有被捕的人、被捕后获释的人，都背负着“幸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惨、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埋怨这一切。”艾歌说，“我说得太多，就好像给别人展示伤口，很羞耻。”

羊艮曾幻想白纸会是“不错的、勇敢的开头”，但后来发现，不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这个开头的代价都无比高昂。

二次创伤潜藏在白纸后的日常生活里。解封后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向鱿鱼的朋友埋怨道：“就因为你们年轻人闹，大家才阳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声援白纸被软封杀的演员春夏时，有人评论到：“确实不要忘记，是那些学生让放开才害大家感染。”

鱿鱼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说：“我简直不能理解怎么有人做出白纸这样不顾后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么，自以为很反叛！”那是鱿鱼唯一一次和别人聊白纸，她哭了很久。

这样的时刻，他们也会问自己，意义是什么？

她安慰自己，可能他们也没有真正走出来，只是表面上开心，“但我连表面上开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断裂了，但别人的生活在继续。”艾歌说。“我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说些什么，却不知可以发在哪里、哪里是安全的，话语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却再也没有力气写下来。

远离政治和新闻，也成为鱿鱼和李青的选择。“一些幼稚的责任感都被消磨掉了，也不太想回忆那段时间。现在自我审查尺度又收紧了一些。”李青说。艾歌也说，自己现在关心政治，缺少了曾经的热情，只是出于责任感：“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那就要继续做下去”。

她觉得出国以后遇到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讲这件事都很隔阂。她也关注白纸运动在海外的发展，“海外延续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很讽刺，这是关于中国的运动，你却不能在中国谈论它，它也不会对中国有影响力。”

正在申请留学的鱿鱼也出现了类似的灰心：“国际上的发声传不到墙内，就算传到墙内，又能给谁听到、谁愿意听到呢？”

“离开这里，便能获得自由与平和吗？”羊艮没有答案。

身在海外的艾歌说，无论读书还是结识新朋友，她都快乐不起来。

“我的精神状态、身心状态都不是一个可以重建生活的状态，断裂已经发生了，没办法修复。”艾歌提到写韩国学运的小说《鲭鱼》，后记讲到，那些看上去被毁掉人生的人，其实永远停在了年轻的时候。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126-mainland-white-paper-one-year-trauma

说他们“认知配得上苦难”，到底有多残忍？

买房曾是亮亮和丽君的希望，还完贷款，他们就能彻底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现在，一切关于钱的细节，都成为部分网友攻击他们的“把柄”。

最开始，是视频评论区里的网友担心他们的抗风险能力。网传他们的房子价值已经降到了90万以下，而他们的贷款就有102万。再后来，有人把亮亮丽君的遭遇归结为“眼光差”。

更扎心的一句话是：“他们的认知配得上遭受的苦难”；“他们的悲剧只是开始“。

言下之意，从眼睛亮晶晶的小夫妻变成今天的模样，都是他们的购房决策出了问题。从他们决定买房的那一刻，维权似乎已成定局。

这一番阔论的潜台词只有2个字：“活该”。

多数持这个观点的网友，都会在下文展开论述买房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或者说是投资行为。而他们给出的建议也很简单：“不要买房”。

这个看似经济中肯的事后建议，忽略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些把买房当成刚需的人。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个家。亮亮和丽君就是中国最普通的买房者的画像。

人们光是隔着手机屏幕围观，就能看懂他们眼中的希望所在。恰恰是因为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之下：买房是一种追求稳定和安全的行为。

能让一家六口掏空钱包去赌的，绝不是个金融投资决策。

无论买房曾帮多少人实现过阶级跨越，对多数普通人来说，房终究还是用来住的。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觉得是“漂着”，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更何况，租房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而想要租得有尊严，成本也许并不比买房低多少。

嘲讽年轻夫妻不顾一切买房，固然是容易的。但把买房概括为愚蠢，无疑是傲慢的。

想有个稳定的住处，有在墙上为相框敲钉子的自由，是每个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

我们的城市和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构建而成的，也是由千千万万个最朴素的愿望驱动的。如果这都是错，还有什么是正确的呢？

有人拿亮亮丽君购买的期房做文章，嘲讽他们是“空手套白狼做杠杆”。

亮亮和丽君这套147万的房子，倘若能与现房拉开10%的价格差，就能省近15万，比他们俩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还多。

对想住得好点儿的普通家庭来说：期房，是他们有限选择里唯一可行的买房方案。

更何况，按时还贷是购房者的义务，保证房子顺利交付是地产商和监管者的义务。期房购买者承担的风险是房屋贬值，而不该是房子烂尾。房屋贬值是投资风险，而房屋烂尾是地产商毁约。

高高在上地指责一对小夫妻想有一套房子的朴素愿望，把房产爆雷的潜在隐患粗暴地归结到买房人的头上，说买房者认知不够，金融知识匮乏。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又是什么？

指责别人的苦难，通过别人的“愚蠢”衬托自己的高明。并不能显示出优越感，只能让人觉得悲凉。

当人们都认可“买的房烂尾是因为买房的人蠢“，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些傲慢的指责中消弭了。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做了无比愚蠢的决定，其实隐含了一种精英的傲慢：你取得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智慧和努力。

这完全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事实是，我们会遇到很多超越个人的理解与掌控的东西，命运与机遇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小时候父母回家，你热情地上前拥抱，爸爸却推开了你。他工作不顺，觉得孩子吵闹厌烦。被推开是你的错吗？是你活该吗？

一旦把所有的困境都套入“认知配得上苦难”的逻辑，具体的个人就很容易成为苦难的源头。

亮亮丽君夫妇，其实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有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有挑战不公的勇气，他们也有激流勇退的坦然。

摒除精英主义的傲慢，不要嘲讽他人的苦难。

毕竟，苦难没有降临到你我头上，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只是因为我们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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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指南

时间管理为何毁了我们的生活？

电子邮件充当一种无限的待办事项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地往里面添加任何事项。对数字化经济中的“脑力劳动者”而言，这既是一种隐喻，又是一种交付机制，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数量在不断增长的任务，这种压力会让人难以承受。

我们大都体会过这种隐隐的不知所措：感觉我们的生活虽然充满各种活动（这可能让人很兴奋），但时间却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而现在，由曼恩参与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承诺提供时间管理的建议来减轻人们的痛苦，而这些建议专为智能机与互联网的时代量身定制；这一运动正前所未有地繁荣。

提高个人生产力，也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你有限的时间，这一目标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代的主旋律。

然而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巧似乎加剧了他们想要缓解的焦虑。你越是善于管理时间，你越会觉得拥有的时间太少。对另一些人而言，无论是什么邮件，一想到它会让本该保持整洁的收件箱变得杂乱无章，他们就神经紧张。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查邮件了。

时间管理理论给出的诱惑是，总有一天，一切终将置于控制之下。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工作，具有无上限的特点。而如果来信源源不断，“收件箱归零法”就永远无法带来解放。——你依旧是西西弗斯，永恒地把石头滚上山头。你只不过是滚得稍微快了一点。

我们通过使自己更有效率，来应对现代生活中棘手的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高效率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呢？

关于我们的命运，一种只属于现代的现象是，我们感到有义务让自己尽可能地高效，以此来应对时间上的压力——即使这样做并不能像期望的那样缓解压力。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著名的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经济增长将使得我们每周工作不超过15个小时。于是人类将会面对他们最大的挑战：安排好如何利用所有空闲的时间。经济学家依然在争论，为何现实发生得与这一预言迥然不同，而最简单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似乎假定，一旦我们满足了基本需求，外加一些欲望，我们自然会减少工作。然而，我们却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视你所处的经济阶层而定，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泰勒想要出同样的钱让他们干更多的工作，对于这一公开的企图，工人们自然非常不高兴。然而泰勒却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的幸福度。工人们只需执行，而不是去理解他新思想——“科学管理”。“适合搬运生铁的人，要符合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泰勒写道，那就是“他应当够蠢够冷淡，以至于他的精神面貌几乎更像是一头牛，而不是其它类型……他蠢到连‘百分比’这个词都听不懂。”

这种呼声不难理解：效率所承诺的事情，是你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只会做得更好、更省钱、更快。这怎么可能有错呢？除非你处在想要把人当机器对待的那种极端（就像伯利恒钢铁厂对待工人那样），那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

然而，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重大的变化发生了：我们都变成泰勒了，残酷地统治着我们自己的生活。随着效率原则的根深蒂固，随着市场的精神渗透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方面，而生活也变得更加个人化，这一原则被我们内化。在泰勒的时代，效率主要是用来说服（或者胁迫）其他人在同等时间内做更多工作。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我们用来压迫自己的工具。

时间管理带来了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而这是当今世界中的个人所欠缺的——宗教或社区的社会纽带给他们的支持日益减弱。在一个不能保证就业稳定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疯狂工作，不断地展示我们是有用的。而时间管理则能给你带来有利的优势。的确，如果你属于日益壮大的自雇者群体，在零工经济中当一名自由职业者或者工人，那么提高个人生产力就可能对你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你“磨洋工”（这种职场恶习被泰勒视为盗窃罪），唯一经济上受到损害的人，就是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时间管理让人觉得在如今这种利益驱使的环境中，依然有可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时间管理领域的预言家们暗示，只要有合适的技巧，你就可以度过充实的一生，还同时能够兼顾你老板越来越多的需求。这种承诺，“每当经济下滑时，它就会复辟，并且是有力地复辟”，格雷格对我说。特别是对于高薪阶层，时间管理用更诱人的希望诱惑着他们：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

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样，最显著的一点是，“个人生产力”将调和这些需求的重担平均分配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来担当。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停下来发问，仅仅在现代经济中维持生存（维持住一份工作、偿还房贷、成为一名足够好的家长），究竟是不是真的首先需要我们达到反人性的高效率。

在二十世纪大多数年头，负责家务活的人，空闲时间一点都没有增多。相反，随着做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因此而期望的清洁度和家庭秩序的标准也提高。现在，既然起居室的地毯可以绝对干净，那它就必须绝对干净；既然衣服再也不用是脏的了，那么对脏衣服的禁忌就更重了。

“夺回你的时间”的成员却在寻求比仅仅增加闲时更加激进的事情。他们试图全盘质疑我们功利化的时间观念，即“首先该想着做完更多事”这种思想本身。“你总是在听人说，更多闲时会对经济有好处。”约翰·德格拉夫说道。这位一点都不悠闲的70岁制片人是组织的领导者。“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从经济的角度来为生活正名呢？这毫无道理！”

而效率导向的时间观念有一个更加隐蔽的陷阱，那就是我们开始觉得有义务“高效”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这种观念暗示着，为了休闲而休闲（也就是你所认为“休闲”该有的全部意义）其实还不够好。因此我们发现自己会（举例来说）去不熟悉的地方旅行，却不是为了单纯地体验旅行，而是为了往自己的“精神仓库”中添加经历，或者刷朋友圈。我们走步或跑步来强身健体，却不是为了运动的快乐；我们尽父母之责，却只想着培养出将来能够事业有成的成年人。

就连休闲与娱乐，到了一个效率至上的文化中，除非能起到别的作用，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通常是为了恢复体力，然后干更多活。

如果效率提高了这么多，却一点都不能带来的期望中的好处，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夺回你的时间”的共识是，个人生活方式怎么改变都解决不了问题。改革必须从有关假期、产假和加班的法规开始。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习惯于不去达到最高效率，放过一些机会，惹一些人失望，让一些任务完不成。许多不愉快的杂务是生存必须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只是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它们是。挣更多钱、实现更多目标、在各方各面发挥我们的潜能、更好地融入集体——这些并非必需。

迪马可指出，任何效率上的提高，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是有代价的：你消除了没被利用的时间，但你也失去了那些闲时带来的好处。

迫切地想要管理好时间，这种愿望是我，或许还有你，所共有的。而在这一愿望背后，我们不难察觉一个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畏惧。

在当代，人们继承了泰勒的效率哲学，在对个人生产力的狂热追求中，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得寸进尺了。按他们的意思，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并保持足够地自律，那我们就能知道，任何重要事情我们都会挤时间去做，也就终于能感到快乐了。那我们就应当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这种思想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确实顺理成章——那些人，当我们更辛勤地工作，并提高了消费能力时，他们能从中获利。但它也能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逃避方式。你越是能说服自己，再也不必作出艰难决定了（因为时间足够你做所有事），你就越少地感到有必要问问自己，自己选择的人生，真的选对了吗？

个人生产力被包装成消灭忙碌的良药，而它本身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于是乎，它起到了忙碌所一直起到的心理作用：让我们充分地转移注意力，以防我们去思考说不定很恐怖的问题：我们如何度过时光。“我们每日劳作时，投入超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热情与无心，只因无暇停下来思考对我们而言是更加必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写道。他的言论似乎预言了我们的现状：“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我。”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22/why-time-management-is-ruining-our-l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