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工会和我的罢工
如果你有好好认真工作，这么多年了工资没有涨，不一定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第一天去的是奈飞门口，走到大概还有一两个街区的时候，就看到工会的工作人员，穿着蓝色的T恤，他会和你对一下眼神。签到点是一个蓝色的小帐篷，去了你要先刷你的工会会员卡，相当于打卡报道了。然后你可以拿一个自己的牌子。第一周发的牌子是空白的，大家可以在上面写自己想写的口号。牌子是回收、循环使用的，下一次你拿到的就是别人写的牌子了。
会员每周都会自发地搞主题举牌活动，比如说今天是星战主题，你就会发现一帮穿着星战cosplay的人过来举牌，可能明天是指环王主题，又有一帮披着斗篷的人过来，就跟过万圣节一样。每次cosplay一个电影的角色穿搭，举牌标语的内容也会相应地跟着变化。
有一次，可能是罢工开始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在奈飞门口，有两个披着长发，穿着T恤，戴着吉他的人，突然手里不举牌了，在街边坐下来，开始唱歌，唱的是梦龙乐队的歌。结果你走近一看，发现就是梦龙乐队。
三四月份，工会与资方一直在谈新合约，但资方的态度一直很傲慢。我们提了20多点诉求，对方一大半都是拒绝，提都不要提。这时候，吹风会就已经非常大张旗鼓了。
吹风会主要是做科普工作，会开很多次，比如每周一、三、五在某某酒店的某某大厅，或者某某学校的某某演讲堂，这样大多数人都可以参加。如果你还是不能参加，没关系，我们还有线上，讲的还是同样的内容，总之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被科普到。
编剧工会涵盖很多不同的工种，除了美剧和电影的编剧之外，还有写小品的、写喜剧的、写脱口秀的。他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吹风会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知道所有同行的诉求，这样大家才能团结。工会代表说，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他每次讲的大意都差不多，就是资方阵营如何傲慢，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和尊重自己的工作；资本家贪得无厌，他们会压榨这个行业，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压榨这个行业的同时，其实在毁掉这个行业的生态；作为这个行业的创作中坚力量，我们要阻止我们的雇主毁掉这个行业的未来。
我之前老开玩笑说，加入工会跟入党一样，它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的，当然，去哪里举牌、每周几次这些细节它也不会强制你，主要还是靠大家的热情和自觉。
罢工开始后，主要的人员构成就是小组长、谈判代表、还有我们这些会员。小组长就有点像中学时的团支部书记。工会会保证每个编剧室都有一个小组长，每个会员都有一个小组长，一个都不被落下。
在决定罢工之前，工会有一个是否同意罢工的网上投票，很简单的一个页面，要你选yes还是no，在你投票前，小组长会每天催你投票。这个投票最终的参与率有79%，通过率是97.85%。
罢工的时候，小组长就变成了组织交通的人、喊口号的人、送物资的人。他们会规划你们每一班岗大概站到什么时候，要去什么地方。每两周或者每个月，工会会把谈判的进展、或者谈判的僵局都告诉小组长，由小组长发邮件告诉他组里的其他人。所以其实整个罢工期间，我的多数信息源就是我的小组长。
罢工的前线是谈判代表、谈判委员会，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大部分是资深编剧。后来我专门研究了一下首席谈判员的履历，我发现她的大学专业是公共关系，并不是编剧出身，我才知道原来工会管理在美国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工作，有人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我们平时会聊，这时候出现这种声音，基本上背后是有资方授意的。好莱坞这几个大的业内报刊，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大厂，基本上大厂希望它们怎么引导舆论，它们就会照做的，而且这几家媒体往上查，都是同一个资方，所以它们也起不到互相制约的作用。
这场舆论战中途有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个记者去采访了AMPTP里的中高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没有透露姓名。他给记者讲解了资方的策略是什么，或者说老板的策略是什么。他说得很明白：我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前三个月根本不理他们的打算，因为如果三个月没有工作的话，有一些编剧他们要开始还不起房贷、付不起房租了。我记得他当时用的就是lose their houses，“people will begin to lose their houses”，然后他们就会害怕，他们就会服软，这时候我们再重新开始谈判，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
说实话，罢工进行到100天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是有点抑郁的。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都很焦虑。编剧们聊天，或者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很多人是真的有点强颜欢笑。
工会有一个罢工基金，为需要资助的会员提供无息贷款，任何会员都可以申请。美国现在的贷款利率大概是 7%-8%，如果申请到无息贷款的话，既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又不会有高息贷款的后顾之忧。这也是工会为了打持久战、防止内部分化的战术之一。
我有时候在想，会不会有一些编剧坐不住了，因为真的揭不开锅了，会不会有人建议工会妥协？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Twitter、Facebook上面，甚至线下活动，所有的编剧，不管什么级别的，都说我们已经豁出去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已经得到了50%，现在放弃的话，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继续。
没有人放弃，没有人对工会有不满。所有的人都在说快点结束吧，但是第二天大家仍然会去举牌。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大家都知道这场斗争是要流血的，但大家都是一边流着血，一边第二天继续在斗争。
编剧内部分化的情况有没有？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极少数，我觉得可能出现了0.5%的分化，剩下99.5%的人还是很团结的。
罢工结束那周，我正在西班牙旅游。为了保证不在洛杉矶或不在纽约的会员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讯息，工会在线上也办了一场全体大会，我就参加了这场线上的。
他讲着讲着我就哭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对世界的认知被打破了。之前我从来没有对罢工持过乐观的态度，说实话，4月28号我去参加总动员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很热闹，身心激昂，很棒，但我们的诉求可能不到 50%能被实现。
一直到了8月、9月，我都觉得双方最后肯定都会让步，而让步多的肯定会是编剧这一方，编剧已经被虐惯了。
并不是说，罢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定能成功。2007年的编剧罢工就没争取到多少权益。那次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编剧内部也不够团结，导致一些诉求没有实现。
很多工会代表都参加过07年罢工，这一次他们充分吸收了07年的教训。前期的动员会很重要，它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捋清楚了，这就是语言的力量，编剧工会可能是各行各业工会里面沟通能力最强的一个，编剧的基本素养就是把一件事讲明白。
这是一个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相当于你身边的人用行动告诉你了，一万只理想主义的蚂蚁团结一致，是可以撼动资本这颗参天大树的。编剧85%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这在美国编剧工会的抗争史上都是没有的。
工会是有专门的拿工资的行政人员的，这些人都不是编剧，他们会来组织这些活动，你甚至可以把工会理解成国内的一个事业单位。
工会不能保证会员一定会一直接活儿，但一旦你接到活儿，工会保证会员的最低薪资水平，保证会员一定的署名权，保证会员不会被任何雇主或者头部的编剧逼着免费地改来改去。还有你的尾款，你的医疗保险，工会都会保证。它是一个社会和法律承认的劳工组织，它有自己的律师。
因为有工会，工会会保障起码的薪酬和署名权。工会还会组织一些资深编剧义务地做新会员的导师。有一些资深编剧会义务地做新会员的导师。我的导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谍战剧，《杰克·瑞恩》的总编剧。他会和我们几个菜鸟一起开会，每隔几周或者每隔两个月，他就组织我们线上开小会，讲一些跟编剧有关的课题，比如说怎么给资方提报，怎么选择经纪人，怎么去想新点子，我觉得含金量比我读编剧研究生高。
https://mp.weixin.qq.com/s/2us_zmDwoQTgpryDHcq76A
如果你有好好认真工作，这么多年了工资没有涨，不一定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第一天去的是奈飞门口，走到大概还有一两个街区的时候，就看到工会的工作人员，穿着蓝色的T恤，他会和你对一下眼神。签到点是一个蓝色的小帐篷，去了你要先刷你的工会会员卡，相当于打卡报道了。然后你可以拿一个自己的牌子。第一周发的牌子是空白的，大家可以在上面写自己想写的口号。牌子是回收、循环使用的，下一次你拿到的就是别人写的牌子了。
会员每周都会自发地搞主题举牌活动，比如说今天是星战主题，你就会发现一帮穿着星战cosplay的人过来举牌，可能明天是指环王主题，又有一帮披着斗篷的人过来，就跟过万圣节一样。每次cosplay一个电影的角色穿搭，举牌标语的内容也会相应地跟着变化。
有一次，可能是罢工开始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在奈飞门口，有两个披着长发，穿着T恤，戴着吉他的人，突然手里不举牌了，在街边坐下来，开始唱歌，唱的是梦龙乐队的歌。结果你走近一看，发现就是梦龙乐队。
三四月份，工会与资方一直在谈新合约，但资方的态度一直很傲慢。我们提了20多点诉求，对方一大半都是拒绝，提都不要提。这时候，吹风会就已经非常大张旗鼓了。
吹风会主要是做科普工作，会开很多次，比如每周一、三、五在某某酒店的某某大厅，或者某某学校的某某演讲堂，这样大多数人都可以参加。如果你还是不能参加，没关系，我们还有线上，讲的还是同样的内容，总之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被科普到。
编剧工会涵盖很多不同的工种，除了美剧和电影的编剧之外，还有写小品的、写喜剧的、写脱口秀的。他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吹风会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知道所有同行的诉求，这样大家才能团结。工会代表说，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他每次讲的大意都差不多，就是资方阵营如何傲慢，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和尊重自己的工作；资本家贪得无厌，他们会压榨这个行业，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压榨这个行业的同时，其实在毁掉这个行业的生态；作为这个行业的创作中坚力量，我们要阻止我们的雇主毁掉这个行业的未来。
我之前老开玩笑说，加入工会跟入党一样，它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的，当然，去哪里举牌、每周几次这些细节它也不会强制你，主要还是靠大家的热情和自觉。
罢工开始后，主要的人员构成就是小组长、谈判代表、还有我们这些会员。小组长就有点像中学时的团支部书记。工会会保证每个编剧室都有一个小组长，每个会员都有一个小组长，一个都不被落下。
在决定罢工之前，工会有一个是否同意罢工的网上投票，很简单的一个页面，要你选yes还是no，在你投票前，小组长会每天催你投票。这个投票最终的参与率有79%，通过率是97.85%。
罢工的时候，小组长就变成了组织交通的人、喊口号的人、送物资的人。他们会规划你们每一班岗大概站到什么时候，要去什么地方。每两周或者每个月，工会会把谈判的进展、或者谈判的僵局都告诉小组长，由小组长发邮件告诉他组里的其他人。所以其实整个罢工期间，我的多数信息源就是我的小组长。
罢工的前线是谈判代表、谈判委员会，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大部分是资深编剧。后来我专门研究了一下首席谈判员的履历，我发现她的大学专业是公共关系，并不是编剧出身，我才知道原来工会管理在美国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工作，有人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我们平时会聊，这时候出现这种声音，基本上背后是有资方授意的。好莱坞这几个大的业内报刊，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大厂，基本上大厂希望它们怎么引导舆论，它们就会照做的，而且这几家媒体往上查，都是同一个资方，所以它们也起不到互相制约的作用。
这场舆论战中途有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个记者去采访了AMPTP里的中高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没有透露姓名。他给记者讲解了资方的策略是什么，或者说老板的策略是什么。他说得很明白：我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前三个月根本不理他们的打算，因为如果三个月没有工作的话，有一些编剧他们要开始还不起房贷、付不起房租了。我记得他当时用的就是lose their houses，“people will begin to lose their houses”，然后他们就会害怕，他们就会服软，这时候我们再重新开始谈判，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
说实话，罢工进行到100天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是有点抑郁的。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都很焦虑。编剧们聊天，或者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很多人是真的有点强颜欢笑。
工会有一个罢工基金，为需要资助的会员提供无息贷款，任何会员都可以申请。美国现在的贷款利率大概是 7%-8%，如果申请到无息贷款的话，既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又不会有高息贷款的后顾之忧。这也是工会为了打持久战、防止内部分化的战术之一。
我有时候在想，会不会有一些编剧坐不住了，因为真的揭不开锅了，会不会有人建议工会妥协？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Twitter、Facebook上面，甚至线下活动，所有的编剧，不管什么级别的，都说我们已经豁出去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已经得到了50%，现在放弃的话，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继续。
没有人放弃，没有人对工会有不满。所有的人都在说快点结束吧，但是第二天大家仍然会去举牌。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大家都知道这场斗争是要流血的，但大家都是一边流着血，一边第二天继续在斗争。
编剧内部分化的情况有没有？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极少数，我觉得可能出现了0.5%的分化，剩下99.5%的人还是很团结的。
罢工结束那周，我正在西班牙旅游。为了保证不在洛杉矶或不在纽约的会员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讯息，工会在线上也办了一场全体大会，我就参加了这场线上的。
他讲着讲着我就哭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对世界的认知被打破了。之前我从来没有对罢工持过乐观的态度，说实话，4月28号我去参加总动员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很热闹，身心激昂，很棒，但我们的诉求可能不到 50%能被实现。
一直到了8月、9月，我都觉得双方最后肯定都会让步，而让步多的肯定会是编剧这一方，编剧已经被虐惯了。
并不是说，罢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定能成功。2007年的编剧罢工就没争取到多少权益。那次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编剧内部也不够团结，导致一些诉求没有实现。
很多工会代表都参加过07年罢工，这一次他们充分吸收了07年的教训。前期的动员会很重要，它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捋清楚了，这就是语言的力量，编剧工会可能是各行各业工会里面沟通能力最强的一个，编剧的基本素养就是把一件事讲明白。
这是一个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相当于你身边的人用行动告诉你了，一万只理想主义的蚂蚁团结一致，是可以撼动资本这颗参天大树的。编剧85%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这在美国编剧工会的抗争史上都是没有的。
工会是有专门的拿工资的行政人员的，这些人都不是编剧，他们会来组织这些活动，你甚至可以把工会理解成国内的一个事业单位。
工会不能保证会员一定会一直接活儿，但一旦你接到活儿，工会保证会员的最低薪资水平，保证会员一定的署名权，保证会员不会被任何雇主或者头部的编剧逼着免费地改来改去。还有你的尾款，你的医疗保险，工会都会保证。它是一个社会和法律承认的劳工组织，它有自己的律师。
因为有工会，工会会保障起码的薪酬和署名权。工会还会组织一些资深编剧义务地做新会员的导师。有一些资深编剧会义务地做新会员的导师。我的导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谍战剧，《杰克·瑞恩》的总编剧。他会和我们几个菜鸟一起开会，每隔几周或者每隔两个月，他就组织我们线上开小会，讲一些跟编剧有关的课题，比如说怎么给资方提报，怎么选择经纪人，怎么去想新点子，我觉得含金量比我读编剧研究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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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察日志
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集体患癌事件跟踪报道 11月7日，网络爆料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苏士成课题组中多名博士生集体患上癌症，其中一人被确诊为罕见的胰腺SMARCB1/IN11缺失型未分化癌。以下为事件时间轴： - 11月7日 11:57，微博@用户5232934298发贴称中山二院苏士成课题组多名学生集体患上癌症。 - 11月7日 12:55，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内容与@用户5232934298类似。 - 11月7日 13:30，微博@拉布拉蝶儿在其帖文中补充了一名胰腺癌患者的病理报告。…
5位医学生眼中的实验室
经济观察报联系了40位在实验室里工作或工作过的医学生，最终有5位接受了采访，其中仅一位是目前在读的医学生，多位在读医学生出于对毕业的担忧拒绝了采访。
沈南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她仍然记得硕士期间自己第一次进实验室的场景，导师把任务分配下来，由师兄师姐带着操作实验，第二次就自己上手了。没有相关的实验安全培训。
“我们的防护知识只停留在知道戴手套和口罩，至于为什么戴？哪些东西对身体有损害，大家不清楚。”
一名医学硕士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师姐教染片子，由于师姐不在实验室，她独自一人染了两个多小时，二甲苯的气味熏得她头疼，饭都吃不下。直到有一天，她去另一个实验室才发现，那里配备了可供染片子的实验台。“二甲苯可能会对呼吸道、皮肤、造血功能等造成损害，很多危险的操作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接受采访的多数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实验室安全培训。也因此，他们的实验安全主要依赖导师、师兄师姐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采访内容显示，在一些实验室里，安全似乎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两年前从浙南一所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苏晴告诉经济观察报，研究生期间，自己所在的实验室，不论做什么实验，都是一双手套“打天下”。甚至导师偶尔来实验室做细胞实验，手套也不戴就徒手操作，“细胞实验不算危险，但有时候会用到有毒试剂，他也没戴口罩”。
一方面是防护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实验室的客观防护条件不足。
“看到中山二院的事件，我才去搜索了通风橱是什么样子的”，要不是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实验需要在P2实验室（指生物实验室安全等级的一个分类，适用于对人和环境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做。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实验室里。实验区和我们的工位都在一个房间。”苏晴的工位和实验台只隔一条小走道，不做实验的时候，苏晴和同学们通常坐在工位上做PPT、处理数据。烧水壶就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有时也在工位上吃东西。
所有受访者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实验室会安排定期的安全检查，但检查仅限于剧毒溶液的储存、上锁，实验室台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员来查，来的时候把东西收一收，工位上把电脑、吃的都收起来。看不见就可以了”。
沈南对硕士阶段最深的记忆就是实验室，专硕学生通常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做实验，基本天天在实验室，“细胞和老鼠可不会双休”。
沈南说，每个“老板”风格不同，逼得紧的，手下学生做实验的节奏相当“窒息”，一些同学常常在凌晨一点后才能回寝室，脱发、失眠很普遍。
一些青年教师因为缺乏实验室，便跑到地下室去做实验，地下室不仅硬件设备不过关，通风条件也差，“一旦有毒气体扩散，非常危险”，陈康介绍。
这些年，陈康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每周需要向PI汇报实验成果，比做博士的时候累，陈康感叹，“读博的时候我周日一定会去打篮球呢”。
这种链条式的压力让医学生们在每个环节都不敢放松，甚至更为谨慎。在采访中，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https://mp.weixin.qq.com/s/q7bMkyJUDuhMdbqJ5mq85A
经济观察报联系了40位在实验室里工作或工作过的医学生，最终有5位接受了采访，其中仅一位是目前在读的医学生，多位在读医学生出于对毕业的担忧拒绝了采访。
沈南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她仍然记得硕士期间自己第一次进实验室的场景，导师把任务分配下来，由师兄师姐带着操作实验，第二次就自己上手了。没有相关的实验安全培训。
“我们的防护知识只停留在知道戴手套和口罩，至于为什么戴？哪些东西对身体有损害，大家不清楚。”
一名医学硕士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师姐教染片子，由于师姐不在实验室，她独自一人染了两个多小时，二甲苯的气味熏得她头疼，饭都吃不下。直到有一天，她去另一个实验室才发现，那里配备了可供染片子的实验台。“二甲苯可能会对呼吸道、皮肤、造血功能等造成损害，很多危险的操作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接受采访的多数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实验室安全培训。也因此，他们的实验安全主要依赖导师、师兄师姐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采访内容显示，在一些实验室里，安全似乎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两年前从浙南一所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苏晴告诉经济观察报，研究生期间，自己所在的实验室，不论做什么实验，都是一双手套“打天下”。甚至导师偶尔来实验室做细胞实验，手套也不戴就徒手操作，“细胞实验不算危险，但有时候会用到有毒试剂，他也没戴口罩”。
一方面是防护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实验室的客观防护条件不足。
“看到中山二院的事件，我才去搜索了通风橱是什么样子的”，要不是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实验需要在P2实验室（指生物实验室安全等级的一个分类，适用于对人和环境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做。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实验室里。实验区和我们的工位都在一个房间。”苏晴的工位和实验台只隔一条小走道，不做实验的时候，苏晴和同学们通常坐在工位上做PPT、处理数据。烧水壶就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有时也在工位上吃东西。
所有受访者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实验室会安排定期的安全检查，但检查仅限于剧毒溶液的储存、上锁，实验室台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员来查，来的时候把东西收一收，工位上把电脑、吃的都收起来。看不见就可以了”。
沈南对硕士阶段最深的记忆就是实验室，专硕学生通常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做实验，基本天天在实验室，“细胞和老鼠可不会双休”。
沈南说，每个“老板”风格不同，逼得紧的，手下学生做实验的节奏相当“窒息”，一些同学常常在凌晨一点后才能回寝室，脱发、失眠很普遍。
一些青年教师因为缺乏实验室，便跑到地下室去做实验，地下室不仅硬件设备不过关，通风条件也差，“一旦有毒气体扩散，非常危险”，陈康介绍。
这些年，陈康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每周需要向PI汇报实验成果，比做博士的时候累，陈康感叹，“读博的时候我周日一定会去打篮球呢”。
这种链条式的压力让医学生们在每个环节都不敢放松，甚至更为谨慎。在采访中，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https://mp.weixin.qq.com/s/q7bMkyJUDuhMdbqJ5mq85A
🙏39👍1
陶冬：人口悬崖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2021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之前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2020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https://mp.weixin.qq.com/s/b-iy4pqE7q_Kdtv4uApRqQ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2021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之前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2020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https://mp.weixin.qq.com/s/b-iy4pqE7q_Kdtv4uApR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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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人口悬崖
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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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去上学了
奥尔罕•帕慕克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我太困、太冷了。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学校里有两个同学，他们比我大，也比我强壮。每次我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胳膊，挡住我的去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不想去上学了。在学校，时间仿佛静止不动了，万事万物皆被挡在外面——校门之外。
比如我家的房间，还有我的母亲、父亲，我的玩具，阳台上的小鸟。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想念他们，想的要哭。我看着窗外，外面的天空飘着朵朵云彩。
我不想去上学了，那里没有我喜欢的任何东西。
有一天，我画了一棵树，老师说：“那可真是一棵树，画的真好。”我又画了一棵，同样没有叶子。
于是就有孩子跑过来取笑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晚上上床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要去学校，，我就感到恐惧。我说：“我不想去上学了。”家人就会反问；“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每个人都要去上学呢。”
每个人吗？那就让每个人去好了。我留在家里又会怎样呢？我昨天就去学校了，不是吗？那我明天不去，后天再去怎么样啊？
我只想待在我的床上，待在房间里，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学校就好。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病了。你看不出来吗？只要有人一说 “学校”这个词，我就感到恶心，会胃痛，连奶都喝不下。
我不想喝那瓶奶了，我不想吃任何东西，也不想去上学。我太难过了，没有人喜欢我。学校里还有那两个孩子，他们总是伸出胳膊挡我的路。
我去找过老师，老师说：“你跟着我干吗？”告诉你一件事情，但你要答应我不生气。我总是爱跟老师，老师则总会说：“不要跟着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再也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想去学校，这就是原因。
课间休息时，我不想走动。只有每个人都忘了我，才是我的休息时间。周围一片混乱，每个人都跑来跑去。
老师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她看上去不太随和。我不想去学校了。学校里有个孩子比较喜欢我，他是唯一目光友善的人。但不要告诉别人啊，就连他我也不喜欢。
我坐着不动，独自待在那里。我感到那么孤单。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学校。
我不想去学校了，我说。可是到了早晨，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学校，我直勾勾地望着前方，非但不笑，反倒想哭。我朝山上走去，背着大大的书包，它像士兵的行囊一样大。爬山时，我看着自己的脚。一切都那么沉重：背上的书包，胃里热乎乎的奶。我想哭。
我走进学校。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哭了，“妈妈，你看呀，你把我丢在这里。”
我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我真想变成外面的云彩。
橡皮、本子、钢笔：拿它们去喂鸡吧！
奥尔罕•帕慕克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我太困、太冷了。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学校里有两个同学，他们比我大，也比我强壮。每次我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胳膊，挡住我的去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不想去上学了。在学校，时间仿佛静止不动了，万事万物皆被挡在外面——校门之外。
比如我家的房间，还有我的母亲、父亲，我的玩具，阳台上的小鸟。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想念他们，想的要哭。我看着窗外，外面的天空飘着朵朵云彩。
我不想去上学了，那里没有我喜欢的任何东西。
有一天，我画了一棵树，老师说：“那可真是一棵树，画的真好。”我又画了一棵，同样没有叶子。
于是就有孩子跑过来取笑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晚上上床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要去学校，，我就感到恐惧。我说：“我不想去上学了。”家人就会反问；“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每个人都要去上学呢。”
每个人吗？那就让每个人去好了。我留在家里又会怎样呢？我昨天就去学校了，不是吗？那我明天不去，后天再去怎么样啊？
我只想待在我的床上，待在房间里，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学校就好。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病了。你看不出来吗？只要有人一说 “学校”这个词，我就感到恶心，会胃痛，连奶都喝不下。
我不想喝那瓶奶了，我不想吃任何东西，也不想去上学。我太难过了，没有人喜欢我。学校里还有那两个孩子，他们总是伸出胳膊挡我的路。
我去找过老师，老师说：“你跟着我干吗？”告诉你一件事情，但你要答应我不生气。我总是爱跟老师，老师则总会说：“不要跟着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再也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想去学校，这就是原因。
课间休息时，我不想走动。只有每个人都忘了我，才是我的休息时间。周围一片混乱，每个人都跑来跑去。
老师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她看上去不太随和。我不想去学校了。学校里有个孩子比较喜欢我，他是唯一目光友善的人。但不要告诉别人啊，就连他我也不喜欢。
我坐着不动，独自待在那里。我感到那么孤单。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学校。
我不想去学校了，我说。可是到了早晨，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学校，我直勾勾地望着前方，非但不笑，反倒想哭。我朝山上走去，背着大大的书包，它像士兵的行囊一样大。爬山时，我看着自己的脚。一切都那么沉重：背上的书包，胃里热乎乎的奶。我想哭。
我走进学校。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哭了，“妈妈，你看呀，你把我丢在这里。”
我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我真想变成外面的云彩。
橡皮、本子、钢笔：拿它们去喂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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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教书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https://mp.weixin.qq.com/s/t2ZApvqZTF-70ZZVU67PBw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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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大一微积分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凸显这门学科“不严谨但是很好用”的特性：
你去好市多问试吃员，这一小杯苹果汁多少钱，他会告诉你不用钱，但如果你接着拿出一个保温瓶，跟他说“请给我一千个不用钱的小杯苹果汁”，你猜他会怎么回答你？
十几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其原因不单单在于这位逝者当年在课堂上口若悬河时，唾沫星子跟霰弹枪一样让前排的同学雨露均沾。
更加不断提醒我的其实是，这些年，我总是反覆地遇到那些把“保温瓶”拿出来的家伙。
若把这个故事发散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举手之劳，也就像那杯试喝的苹果汁——我先请你喝，喝顺嘴了，你买一瓶回家；这次我帮你 ，回头你帮我——如此约定成俗，彼此心领神会的，善的循环。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举手之劳，看作理所当然，且从此变成常态，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嫌隙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用比较搞笑的方式来比喻就是，一位老朋友跟我说“我在全国电子买了一个小东西，你周末来我家前不是会顺便经过全国电子？再顺便拎过来就好 。”
结果等我周末到了揪心的全国电子，才发现老朋友订的是一台洗衣机。
或许也跟现在的生活趋于单纯有关，我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可以只粗略分成两项——情份与利益。
要一个人的付出，可以很贵也可以很便宜：平常累积了情份，必要时对方可以不收分毫地赴汤蹈火；平常看见了还装不认识，真的有需要时就得按照商业规矩来了。
我想起上次去听我哥们老汤演讲时，他对台下的高中生说了一句名言，我不确定这些孩子们是否领会得到，但站在导师桌旁的我点头如捣蒜。
他的那句名言是：
“钱是什么，钱是看得到的谢谢。”
https://www.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pfbid0Wvc15dMCRZZ1ARq2frS6TMHP44RmAPSq7dJo5uB9gJcGZBaqgqxGkLhY33NAA8q7l&id=100002584292916
你去好市多问试吃员，这一小杯苹果汁多少钱，他会告诉你不用钱，但如果你接着拿出一个保温瓶，跟他说“请给我一千个不用钱的小杯苹果汁”，你猜他会怎么回答你？
十几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其原因不单单在于这位逝者当年在课堂上口若悬河时，唾沫星子跟霰弹枪一样让前排的同学雨露均沾。
更加不断提醒我的其实是，这些年，我总是反覆地遇到那些把“保温瓶”拿出来的家伙。
若把这个故事发散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举手之劳，也就像那杯试喝的苹果汁——我先请你喝，喝顺嘴了，你买一瓶回家；这次我帮你 ，回头你帮我——如此约定成俗，彼此心领神会的，善的循环。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举手之劳，看作理所当然，且从此变成常态，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嫌隙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用比较搞笑的方式来比喻就是，一位老朋友跟我说“我在全国电子买了一个小东西，你周末来我家前不是会顺便经过全国电子？再顺便拎过来就好 。”
结果等我周末到了揪心的全国电子，才发现老朋友订的是一台洗衣机。
或许也跟现在的生活趋于单纯有关，我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可以只粗略分成两项——情份与利益。
要一个人的付出，可以很贵也可以很便宜：平常累积了情份，必要时对方可以不收分毫地赴汤蹈火；平常看见了还装不认识，真的有需要时就得按照商业规矩来了。
我想起上次去听我哥们老汤演讲时，他对台下的高中生说了一句名言，我不确定这些孩子们是否领会得到，但站在导师桌旁的我点头如捣蒜。
他的那句名言是：
“钱是什么，钱是看得到的谢谢。”
https://www.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pfbid0Wvc15dMCRZZ1ARq2frS6TMHP44RmAPSq7dJo5uB9gJcGZBaqgqxGkLhY33NAA8q7l&id=10000258429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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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时一窝麻雀在我们寝室里面筑了巢，把家安在空调管子穿过的墙洞里，鸟窝的正下方是洗手台。每天早晨，那里都有新鲜的鸟屎等着我们。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学习，对生活上的事情很迟钝，所以直到鸟夫妇孵出来三个鸟崽子，我才意识到每天变着位置刷新的鸟屎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我还觉得挺新奇的，蹲坑时除了背书还能看大鸟叨虫子喂小鸟，拉矢都拉得更有劲儿了。只可惜鸟拉矢不如我拉矢有素质，全拉在自己家门口，害我天天刷洗手池。
然而事情很快变成折磨。学习规定我们五点半起床，这票天杀的鸟竟然四点半就起了，然后开始一刻不停地尖声啼叫。我睡眠质量不好，戴着耳塞也被吵醒，只能把头塞在枕头底下诅咒它们都去死。学校也去死。全世界都去死。
午休时它们也一直叫，亲鸟一次次带回食物，但小鸟的嗓子比会唱生日歌的莲花蜡烛还坚挺。起码我知道怎么把莲花蜡烛拆了扯断电线叫它闭嘴，而我拿这群雏鸟一点办法都没有。宿舍里没有凳子，我甚至没法垫个高亲自去把鸟窝掏了。
拉矢时的观鸟活动已经失去那份新鲜感，我们宿舍每天都在讨论怎么解决它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自然很好，但高三生活不需要这种吵闹的插曲。
我一直在盼望它们能赶紧拍拍翅膀自己滚蛋，可能我想得太多太强烈了，以至于有只小鸟还不会飞就掉下来了。它躲进我的床底下，我真怕它死在里面悄悄腐烂掉，只好拖出床下所有行李箱匍匐着钻进去抓它。
然后我们把它装进一个透明塑料盒，再次讨论解决办法。我们曾寄希望于亲鸟会把它接回去，但麻雀似乎没有能力抓起自己的幼鸟飞行。宿舍里是不可能养着它的，而宿管也拒绝收养它。
怎么办呢？只能把它扔了。我们宿舍外面有很多猫聚集，我怕它被吃，绕远去把它放到操场附近的花坛里。其实整个学校里哪都有猫，它应该没多久就会被吃掉。
第二天的四点半我照常被吵醒，雏鸟喊食的叫声从三个变成了两个。而扔掉那只小鸟不到一周，第二只不会飞的小麻雀也掉了下来。
这次我们轻车熟路地捉住它，关押进透明塑料盒，午休结束就带去丢掉。午睡前我照旧去拉矢，在学校里自由拉矢的时间十分珍贵，而且只有在这时我才能无需愧疚地休息走神。
我在这段黄金时间里短暂地观察了一下透明盒子里的小鸟，它嘴壳还是嫩黄的，羽毛蓬乱地挓挲着，很脏。塑料盒子的底太滑了，它站不住，两只脚爪向两侧岔开，姿势看起来很难受。它眯着眼睛，几乎不动弹，间或尝试站起来而失败。
我忽然觉得它很可怜，以至于有一瞬间我感到恐惧——等死的动物原来是这个样子。它不再叫着乞食了，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吗？它在透明塑料的牢笼中会害怕吗？
它还活着，但从掉下来的那一刻结局好像就注定了。我把它扔了出去，丢进花坛里，似乎有猫在附近玩，但我没时间去更远的地方了。
我不知道猫什么时候会吃了它。即使没有猫，它说不定也会饿死。这么脆弱的东西，说死就死了。
学校前不久有人从宿舍跳楼，救护车开到学校里，我们学校楼层不高，那个人应该没死，尽管我其实不知道到底怎样了。偶尔我会梦见从楼上掉下去，虽然我已经停止长高了。
生死好像其实是件很轻易的事情。
清晨四点半吵醒我的鸟叫声变得单调而平板，只有一个声线固执而机械地啼叫。我仍然得把头塞到枕头底下来勉强继续我的睡眠，但是我不敢再咒它去死了。
宿舍之前商量出来的对策方案是把鸟窝作为一个故障报修，让修空调的师傅过来解决。某天下课回来时，鸟窝已经不见了，最后一只雏鸟不知道是什么去向。师傅把它掏出来之后，也会把它扔了吗？它的父母又怎样了呢？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清理洗手台的鸟屎，但第二天我仍然在凌晨四点半醒来，宿舍里只有舍友微微的呼噜声。
第三天，我紊乱的作息终于重回正轨。没有鸟再回到过这间寝室。
以后也不要再有鸟住进来了。
https://nmbxd.com/t/60132210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学习，对生活上的事情很迟钝，所以直到鸟夫妇孵出来三个鸟崽子，我才意识到每天变着位置刷新的鸟屎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我还觉得挺新奇的，蹲坑时除了背书还能看大鸟叨虫子喂小鸟，拉矢都拉得更有劲儿了。只可惜鸟拉矢不如我拉矢有素质，全拉在自己家门口，害我天天刷洗手池。
然而事情很快变成折磨。学习规定我们五点半起床，这票天杀的鸟竟然四点半就起了，然后开始一刻不停地尖声啼叫。我睡眠质量不好，戴着耳塞也被吵醒，只能把头塞在枕头底下诅咒它们都去死。学校也去死。全世界都去死。
午休时它们也一直叫，亲鸟一次次带回食物，但小鸟的嗓子比会唱生日歌的莲花蜡烛还坚挺。起码我知道怎么把莲花蜡烛拆了扯断电线叫它闭嘴，而我拿这群雏鸟一点办法都没有。宿舍里没有凳子，我甚至没法垫个高亲自去把鸟窝掏了。
拉矢时的观鸟活动已经失去那份新鲜感，我们宿舍每天都在讨论怎么解决它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自然很好，但高三生活不需要这种吵闹的插曲。
我一直在盼望它们能赶紧拍拍翅膀自己滚蛋，可能我想得太多太强烈了，以至于有只小鸟还不会飞就掉下来了。它躲进我的床底下，我真怕它死在里面悄悄腐烂掉，只好拖出床下所有行李箱匍匐着钻进去抓它。
然后我们把它装进一个透明塑料盒，再次讨论解决办法。我们曾寄希望于亲鸟会把它接回去，但麻雀似乎没有能力抓起自己的幼鸟飞行。宿舍里是不可能养着它的，而宿管也拒绝收养它。
怎么办呢？只能把它扔了。我们宿舍外面有很多猫聚集，我怕它被吃，绕远去把它放到操场附近的花坛里。其实整个学校里哪都有猫，它应该没多久就会被吃掉。
第二天的四点半我照常被吵醒，雏鸟喊食的叫声从三个变成了两个。而扔掉那只小鸟不到一周，第二只不会飞的小麻雀也掉了下来。
这次我们轻车熟路地捉住它，关押进透明塑料盒，午休结束就带去丢掉。午睡前我照旧去拉矢，在学校里自由拉矢的时间十分珍贵，而且只有在这时我才能无需愧疚地休息走神。
我在这段黄金时间里短暂地观察了一下透明盒子里的小鸟，它嘴壳还是嫩黄的，羽毛蓬乱地挓挲着，很脏。塑料盒子的底太滑了，它站不住，两只脚爪向两侧岔开，姿势看起来很难受。它眯着眼睛，几乎不动弹，间或尝试站起来而失败。
我忽然觉得它很可怜，以至于有一瞬间我感到恐惧——等死的动物原来是这个样子。它不再叫着乞食了，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吗？它在透明塑料的牢笼中会害怕吗？
它还活着，但从掉下来的那一刻结局好像就注定了。我把它扔了出去，丢进花坛里，似乎有猫在附近玩，但我没时间去更远的地方了。
我不知道猫什么时候会吃了它。即使没有猫，它说不定也会饿死。这么脆弱的东西，说死就死了。
学校前不久有人从宿舍跳楼，救护车开到学校里，我们学校楼层不高，那个人应该没死，尽管我其实不知道到底怎样了。偶尔我会梦见从楼上掉下去，虽然我已经停止长高了。
生死好像其实是件很轻易的事情。
清晨四点半吵醒我的鸟叫声变得单调而平板，只有一个声线固执而机械地啼叫。我仍然得把头塞到枕头底下来勉强继续我的睡眠，但是我不敢再咒它去死了。
宿舍之前商量出来的对策方案是把鸟窝作为一个故障报修，让修空调的师傅过来解决。某天下课回来时，鸟窝已经不见了，最后一只雏鸟不知道是什么去向。师傅把它掏出来之后，也会把它扔了吗？它的父母又怎样了呢？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清理洗手台的鸟屎，但第二天我仍然在凌晨四点半醒来，宿舍里只有舍友微微的呼噜声。
第三天，我紊乱的作息终于重回正轨。没有鸟再回到过这间寝室。
以后也不要再有鸟住进来了。
https://nmbxd.com/t/60132210
Nmbxd1
No.60132210 - X岛揭示板
XD揭示板、X岛揭示板（X岛），这里是以宅文化为主题似Futaba贴图风格的AcFun讨论版，在这里需要进行注册便可以尽情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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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活了烂尾楼的人，被抓了
一位自称是龙苑小区项目负责人的人士告诉南风窗，该小区由河南鑫诺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鑫诺公司）开发，原计划三栋高楼，一排洋房。最后，只盖出三栋楼，洋房作罢。
但“2015年春天一过，工地就停了”。高战朝告诉南风窗，当时他去找售楼部，对方说项目没钱，“烂尾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房地产项目拥有的第一个合法证件。这意味着，龙苑小区在没有任何资质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卖房，同时也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时候就已经“烂尾”。
2021年8月，经朋友介绍，常年在当地做房地产开发的王小文、徐庆利夫妇接触到烂尾多年的龙苑小区。
徐庆利告诉记者，经过几次考察，他们觉得盘活这个楼盘有所收益。尽管仍有些顾虑，但看到当地香鹿山镇政府大力支持，并愿意作为见证方促成两方合作，王小文夫妇决定接手这个烂尾楼。
8月24日，在香鹿山镇政府的见证下，王小文持有的洛阳宇豪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宇豪公司）与鑫诺公司签订了协议书。
徐庆利告诉记者，这份简单的协议签得比较仓促。因为当时，关于龙苑小区的群众申诉问题突出，政府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后期建设过程中，有之前的建设方来项目讨要鑫诺公司欠他们的工程款。王小文和徐庆利觉得这一债务不归他们承担，便不给。“他们就拉我们电闸，扰乱施工。”徐庆利说，这误了一些工期。
此外，因为小区没有安装电梯，高层施工不便。鑫诺公司让王小文租用吊车或工程电梯，王小文觉得太贵，不愿意。后来，鑫诺公司又跟电梯公司协商，安装了电梯。但电梯安装后，因为电梯公司没收到电梯款，就停梯不让用。最后，2022年5月27日，王小文一方付了30万元给电梯公司，电梯才得以正常运行。这期间，工程也有过暂停。
按照补充协议，鑫诺公司的公章由两方共用。公章放在新买的保险柜里，保险柜放工地，一人一把钥匙，合起来才能打开。但徐庆利说，在他们办理网签备案时，鑫诺公司不是很配合。后来，在办自来水相关业务时，用章很频繁，取章又不便。他们就找人打开保险柜，拿走了公章。
诉讼未有定论，但王小文夫妇出局的结果很快确定下来。彼时，龙苑小区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剩天然气和供暖等还未解决。
之前按香鹿山镇政府相关文件为保障投资人利益网签备案的房屋要全部解除并退还给原开发企业，网签备案房无需买受人同意可由鑫诺公司单方面申请撤销网签备案。相关手续也不再经投资人授意或寻找的网签、备案人同意。
徐庆利表示，他们的利益并没有被保障。关于撤销他们网签备案房屋的决定很快执行，但对他们所谓利益保障的31套房和1200万元却迟迟没有兑现。
王小文称，此后，他们再去找香鹿山镇政府和住建局，对方说他们在当时那份政府会议纪要没签字，所以不作数。
徐庆利说，再后来，一是说没签字不给钱，二是说鑫诺公司不认此前算的账，要求第三方评估。“当时开会形成意见，他们都签字承认了，现在过去几个月了，又不承认。评估应是当时把大门一封，现场评估，现在很多东西都没了，怎么评估？”徐庆利问道。
在当时会议意见规定的兑付期限（3月12日）过去5个月后，王小文等仍未等来钱款和房屋，等来的是对他们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指控。
2023年8月29日，徐龙国被带到了香鹿山镇派出所。记者获取的一份宜阳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显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徐龙国于8月30日被刑事拘留。
“这跟我们与鑫诺的合同是一致的，只是我们跟投资人很熟，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做了一个简单的约定。”徐庆利告诉南风窗，后来因为跟鑫诺的合作没有完成，之前网签、备案的房子被解除。“所以，我们转给投资人房子获取资金这一环节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徐庆利解释道。
11月14日，徐庆利突然打电话告诉记者，其丈夫王小文被宜阳警方带走。徐庆利哭诉：“我们把烂尾楼建好，最后把我们赶出去，钱也没给我们，还把人抓走了。”
在那前两天，南风窗记者在宜阳县龙苑小区看到，里面的道路、绿化已经完善，房屋门窗已经装好，电梯也正常运行。
https://mp.weixin.qq.com/s/tv72n9xPpEdiB5MheeB0sw
一位自称是龙苑小区项目负责人的人士告诉南风窗，该小区由河南鑫诺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鑫诺公司）开发，原计划三栋高楼，一排洋房。最后，只盖出三栋楼，洋房作罢。
但“2015年春天一过，工地就停了”。高战朝告诉南风窗，当时他去找售楼部，对方说项目没钱，“烂尾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房地产项目拥有的第一个合法证件。这意味着，龙苑小区在没有任何资质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卖房，同时也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时候就已经“烂尾”。
2021年8月，经朋友介绍，常年在当地做房地产开发的王小文、徐庆利夫妇接触到烂尾多年的龙苑小区。
徐庆利告诉记者，经过几次考察，他们觉得盘活这个楼盘有所收益。尽管仍有些顾虑，但看到当地香鹿山镇政府大力支持，并愿意作为见证方促成两方合作，王小文夫妇决定接手这个烂尾楼。
8月24日，在香鹿山镇政府的见证下，王小文持有的洛阳宇豪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宇豪公司）与鑫诺公司签订了协议书。
徐庆利告诉记者，这份简单的协议签得比较仓促。因为当时，关于龙苑小区的群众申诉问题突出，政府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后期建设过程中，有之前的建设方来项目讨要鑫诺公司欠他们的工程款。王小文和徐庆利觉得这一债务不归他们承担，便不给。“他们就拉我们电闸，扰乱施工。”徐庆利说，这误了一些工期。
此外，因为小区没有安装电梯，高层施工不便。鑫诺公司让王小文租用吊车或工程电梯，王小文觉得太贵，不愿意。后来，鑫诺公司又跟电梯公司协商，安装了电梯。但电梯安装后，因为电梯公司没收到电梯款，就停梯不让用。最后，2022年5月27日，王小文一方付了30万元给电梯公司，电梯才得以正常运行。这期间，工程也有过暂停。
按照补充协议，鑫诺公司的公章由两方共用。公章放在新买的保险柜里，保险柜放工地，一人一把钥匙，合起来才能打开。但徐庆利说，在他们办理网签备案时，鑫诺公司不是很配合。后来，在办自来水相关业务时，用章很频繁，取章又不便。他们就找人打开保险柜，拿走了公章。
诉讼未有定论，但王小文夫妇出局的结果很快确定下来。彼时，龙苑小区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剩天然气和供暖等还未解决。
之前按香鹿山镇政府相关文件为保障投资人利益网签备案的房屋要全部解除并退还给原开发企业，网签备案房无需买受人同意可由鑫诺公司单方面申请撤销网签备案。相关手续也不再经投资人授意或寻找的网签、备案人同意。
徐庆利表示，他们的利益并没有被保障。关于撤销他们网签备案房屋的决定很快执行，但对他们所谓利益保障的31套房和1200万元却迟迟没有兑现。
王小文称，此后，他们再去找香鹿山镇政府和住建局，对方说他们在当时那份政府会议纪要没签字，所以不作数。
徐庆利说，再后来，一是说没签字不给钱，二是说鑫诺公司不认此前算的账，要求第三方评估。“当时开会形成意见，他们都签字承认了，现在过去几个月了，又不承认。评估应是当时把大门一封，现场评估，现在很多东西都没了，怎么评估？”徐庆利问道。
在当时会议意见规定的兑付期限（3月12日）过去5个月后，王小文等仍未等来钱款和房屋，等来的是对他们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指控。
2023年8月29日，徐龙国被带到了香鹿山镇派出所。记者获取的一份宜阳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显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徐龙国于8月30日被刑事拘留。
“这跟我们与鑫诺的合同是一致的，只是我们跟投资人很熟，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做了一个简单的约定。”徐庆利告诉南风窗，后来因为跟鑫诺的合作没有完成，之前网签、备案的房子被解除。“所以，我们转给投资人房子获取资金这一环节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徐庆利解释道。
11月14日，徐庆利突然打电话告诉记者，其丈夫王小文被宜阳警方带走。徐庆利哭诉：“我们把烂尾楼建好，最后把我们赶出去，钱也没给我们，还把人抓走了。”
在那前两天，南风窗记者在宜阳县龙苑小区看到，里面的道路、绿化已经完善，房屋门窗已经装好，电梯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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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美国人民书
奥萨马•本•拉登
警告：本文章是由一名致数千人死亡的国际恐怖分子带着宣传意图写就的！本文仅用于参考，请勿以此文煽动或教唆任何恐怖主义言论和行为！
Warning: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by an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who had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 This article is for reference only. DO NOT use this article to incite or instigate any terrorist speech or behavior!
https://telegra.ph/告美国人民书-11-18
奥萨马•本•拉登
警告：本文章是由一名致数千人死亡的国际恐怖分子带着宣传意图写就的！本文仅用于参考，请勿以此文煽动或教唆任何恐怖主义言论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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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ph
告美国人民书
请注意，本文章是由一名致数千人死亡的国际恐怖分子带着宣传意图写就的！本文仅用于参考，请勿以此文煽动或教唆任何恐怖主义言论和行为！ 译者：周方舟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被进攻者，已获得抵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古兰经》23:39） “信道者为真主而战，不信道者为恶魔而战。所以你们要和恶魔的朋友们战斗。恶魔的计谋确是脆弱的。”（《古兰经》4:76） 一些美国作家以“我们凭什么战斗？”为题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应，其中一些符合事实并以伊斯兰法为依据，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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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毒地”套牢的人
年轻工程师谢俊飞和李晓蓝在一个小区，他想赶紧卖掉房子。但“毒地”新闻爆出的第二天，锦绣澜山的所有在售房源都在贝壳、安居客、链家这样的房产交易APP下架了。
得知消息的那一刹那，李晓蓝大脑一片空白。她整个人都僵住了。过了好几天，她才能哭出来。她想到了儿子的病——搬来这里半年多，她4岁的儿子曾被确诊为川崎病，后来又复发过，花了六七万元才治愈。川崎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在医学上迄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但李晓蓝看过的资料中提及的诱因，包括遗传和环境。
一个月前，谢俊飞拿到了上上家公司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的血小板偏少。和一个邻居交流，他听说对方的体检结果也是血小板偏少。看到热搜后，大家都很担心。
很难直接证明这些问题与“毒地”的关联，因为此前谢俊飞工作确实很忙累。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理科男，遇事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反思。“实事求是说，也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硬说跟人家有关系，我觉得拿不出证据。”
事情发生后，没有权威机构主动来找他们解释，告诉他们目前住的地方是安全的。他们了解信息的所有渠道，就是上网看新闻和消息。
这天晚上，李晓蓝做了一个噩梦。她梦见自己得了癌症，要卖房子，但是房子卖不出去。她还梦见自己在谴责自己：你自己都害怕住在毒地上，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房子卖给别人呢？醒来之后，她在朋友圈记录了这个梦。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有毒的只是土地，不是人心。”
2020年中旬，白领张燕子已经前后看了几十个盘，最终定了这里。一个原因是这里卖的是现房，开发商是国企。“我太害怕买到烂尾楼了。”张燕子说。她看过一个太湖边的楼盘，比峰誉庭更偏僻，后面就是坟墓。
相较之下，单价2万左右的峰誉廷，算是他们在苏州能买得起的性价比最高的房子了。为此，峰誉廷的业主们宁愿日复一日地忍受可能长达一两个小时的通勤，以及来自沪宁高速铁路那连隔音墙也无法隔绝的火车轰隆声。
2021年，白豸山公园被评为当年度苏州市“十佳”美丽乡村健身公园。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紧挨着白豸山公园的英国雷丁学校委托第三方对学校所在2号地块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存在严重污染风险。人们这才发现，白豸山公园和14宗“毒地”中污染最为严重的4号地块，都属于此前苏钢的焦化区域。
11月16日，邻近中午，一位老年保安拧开了白豸山公园球场边的水龙头，清洗自己的饭盒。“哪里来的毒？你说我这个身体好不好？”他说自己是浒墅关人，出生在这里，现在70岁。现在他每月退休金有5000元，在白豸山公园当保安，一个月还有3000元，他很知足。
而在英国雷丁学校门口，同样有一位中年保安说：“有什么吓人的？我都搁这儿干6年了，有毒早就死过了。都是骗人的！”那个污染最严重的4号地块的污水池塘，就在他前方不远处。
据张燕子男友回忆，对方给了他们一个说法——中国的标准比国外低，所以中国检测出来是符合标准的，国外检测出来是不符合的。“然后我说，我们的标准是不是应该高一点，具体标准是什么，他说‘我不太懂’，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
有苏漂业主发现，在业主群里，当苏漂业主要求去维权的时候，回迁房的业主们是支持的。“他们心里肯定也不舒服。但他们是老苏钢人，不能对外说苏钢不好。”一位苏漂业主表示感同身受，毕竟，当有业主表示想把“毒地”事件发到外网、扩大影响力的时候，自己第一反应也是反对，“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不要让人家看笑话。
现在，他们都被“毒地”房产套牢了。在苏漂业主中，到目前为止，搬出去的人并不多。他们很难有一边还房贷，一边另行租房的资本。
“我们行业在裁员，领导安排的事情，别人不愿意干，只能我干。不然，有一天我就可能被开掉。”张燕子说。她心里清楚，很多同事是有几套房子的苏州本地人，有去怼领导的底气，但自己没有，“不配”。“我们家的资产有90%都在房子上面了。”李晓蓝说。她算了一下贷款，发现自己的家庭资产现为负数。
为了省钱，谢俊飞决定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他感觉自己被钉在“毒地”上，逃不了，也挣脱不开了。
https://mp.weixin.qq.com/s/X1iKM6IvcpZr9-I4EAs70Q
年轻工程师谢俊飞和李晓蓝在一个小区，他想赶紧卖掉房子。但“毒地”新闻爆出的第二天，锦绣澜山的所有在售房源都在贝壳、安居客、链家这样的房产交易APP下架了。
得知消息的那一刹那，李晓蓝大脑一片空白。她整个人都僵住了。过了好几天，她才能哭出来。她想到了儿子的病——搬来这里半年多，她4岁的儿子曾被确诊为川崎病，后来又复发过，花了六七万元才治愈。川崎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在医学上迄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但李晓蓝看过的资料中提及的诱因，包括遗传和环境。
一个月前，谢俊飞拿到了上上家公司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的血小板偏少。和一个邻居交流，他听说对方的体检结果也是血小板偏少。看到热搜后，大家都很担心。
很难直接证明这些问题与“毒地”的关联，因为此前谢俊飞工作确实很忙累。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理科男，遇事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反思。“实事求是说，也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硬说跟人家有关系，我觉得拿不出证据。”
事情发生后，没有权威机构主动来找他们解释，告诉他们目前住的地方是安全的。他们了解信息的所有渠道，就是上网看新闻和消息。
这天晚上，李晓蓝做了一个噩梦。她梦见自己得了癌症，要卖房子，但是房子卖不出去。她还梦见自己在谴责自己：你自己都害怕住在毒地上，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房子卖给别人呢？醒来之后，她在朋友圈记录了这个梦。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有毒的只是土地，不是人心。”
2020年中旬，白领张燕子已经前后看了几十个盘，最终定了这里。一个原因是这里卖的是现房，开发商是国企。“我太害怕买到烂尾楼了。”张燕子说。她看过一个太湖边的楼盘，比峰誉庭更偏僻，后面就是坟墓。
相较之下，单价2万左右的峰誉廷，算是他们在苏州能买得起的性价比最高的房子了。为此，峰誉廷的业主们宁愿日复一日地忍受可能长达一两个小时的通勤，以及来自沪宁高速铁路那连隔音墙也无法隔绝的火车轰隆声。
2021年，白豸山公园被评为当年度苏州市“十佳”美丽乡村健身公园。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紧挨着白豸山公园的英国雷丁学校委托第三方对学校所在2号地块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存在严重污染风险。人们这才发现，白豸山公园和14宗“毒地”中污染最为严重的4号地块，都属于此前苏钢的焦化区域。
11月16日，邻近中午，一位老年保安拧开了白豸山公园球场边的水龙头，清洗自己的饭盒。“哪里来的毒？你说我这个身体好不好？”他说自己是浒墅关人，出生在这里，现在70岁。现在他每月退休金有5000元，在白豸山公园当保安，一个月还有3000元，他很知足。
而在英国雷丁学校门口，同样有一位中年保安说：“有什么吓人的？我都搁这儿干6年了，有毒早就死过了。都是骗人的！”那个污染最严重的4号地块的污水池塘，就在他前方不远处。
据张燕子男友回忆，对方给了他们一个说法——中国的标准比国外低，所以中国检测出来是符合标准的，国外检测出来是不符合的。“然后我说，我们的标准是不是应该高一点，具体标准是什么，他说‘我不太懂’，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
有苏漂业主发现，在业主群里，当苏漂业主要求去维权的时候，回迁房的业主们是支持的。“他们心里肯定也不舒服。但他们是老苏钢人，不能对外说苏钢不好。”一位苏漂业主表示感同身受，毕竟，当有业主表示想把“毒地”事件发到外网、扩大影响力的时候，自己第一反应也是反对，“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不要让人家看笑话。
现在，他们都被“毒地”房产套牢了。在苏漂业主中，到目前为止，搬出去的人并不多。他们很难有一边还房贷，一边另行租房的资本。
“我们行业在裁员，领导安排的事情，别人不愿意干，只能我干。不然，有一天我就可能被开掉。”张燕子说。她心里清楚，很多同事是有几套房子的苏州本地人，有去怼领导的底气，但自己没有，“不配”。“我们家的资产有90%都在房子上面了。”李晓蓝说。她算了一下贷款，发现自己的家庭资产现为负数。
为了省钱，谢俊飞决定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他感觉自己被钉在“毒地”上，逃不了，也挣脱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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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毒地”套牢的人
“不只是房子的问题，我觉得它把我的家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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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初婚人数低于1100万
2022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051.7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106.04万人，比上年下降了9.16%。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在推迟。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10.6％。
结婚登记数据包括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相比再婚人数，初婚人数与出生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051.7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106.04万人，比上年下降了9.16%，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低于1100万人。
从历年数据看，2013年是我国初婚人数的最高峰，达到2385.96万人，也就是说，9年来我国初婚人数下降了55.9%。
分省份来看，广东初婚人数达96.88万人，位居第一；河南以76.49万人位居第二；江苏、四川、山东分列三到五位。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去年我国结婚总人数最多的是广东省，达到了57.31万对，也是唯一一个结婚总人数超过50万对的省份；河南位居第二，为48.9万对；四川位居第三，为46.39万对。
https://news.sina.cn/2023-11-19/detail-imzvecyp5018841.d.html
2022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051.7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106.04万人，比上年下降了9.16%。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在推迟。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10.6％。
结婚登记数据包括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相比再婚人数，初婚人数与出生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051.7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106.04万人，比上年下降了9.16%，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低于1100万人。
从历年数据看，2013年是我国初婚人数的最高峰，达到2385.96万人，也就是说，9年来我国初婚人数下降了55.9%。
分省份来看，广东初婚人数达96.88万人，位居第一；河南以76.49万人位居第二；江苏、四川、山东分列三到五位。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去年我国结婚总人数最多的是广东省，达到了57.31万对，也是唯一一个结婚总人数超过50万对的省份；河南位居第二，为48.9万对；四川位居第三，为46.39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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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卧底，和上百个被拐的孩子
密集的行程让上官正义难以入睡。每晚12点一过，他就把所有手机调至静音，强迫自己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体。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对镜头，上官正义都要戴上帽子、墨镜或是口罩，总之一定得遮住脸上的某个部位。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卧底。
随时切换身份和人说话，对他来说再熟练不过。网络这端，他可以是出手阔绰的老板，声称想要花几十万买孩子；可以是别人的老公，试图为“收养”的孩子买一本出生证；他也可以是妙龄少女，引得群里男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3部手机上，微信提示音频频响起，显示有1.6万条未读消息。
作为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义——这实际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时候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的真实身份和赛博身份一样模糊不清，有人说他是卧底，有人说他是打拐志愿者，他一度对外称自己是“老师”。而在被拐卖儿童家长群体中，他更像个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
我故作矜持，没着急见面。为了催我赶快见面，今年8月底，大姐发来一本襄阳健桥医院办的出生证。我在网上搜到了院长叶某芝的信息。这个55岁的院长，最早是一家职工医院医生，2010年还因为“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被处理过。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被罚了4万元就完事了，连医师资格都保留了下来。我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前科”的院长，去年还被当地评为了“最美巾帼奋斗者”。
我觉得手里证据足够了，就先去襄阳卫健委举报。但对方不接受举报，让我走信访。我很生气，反驳他们说，信访是反映自己的问题，举报是针对别人的事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我本来想继续去线下部门举报，又担心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连有过“前科”的叶院长，都能混得这么好。11月6日，我决定发微博举报。此事引爆舆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工作专班。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新桥7日约见了我。
这些事情一出，国家开始重拳出击了。但我最近发现，尽管涉事视频平台立即出了《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但相关信息依然泛滥，甚至连关键词都没过滤。我不理解，这些平台的严厉打击，到底是怎么打的。
我出生于1982年，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穷，村里也穷，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老师问大家有什么理想。同学有说想当老师的，有说想当将军、开飞机的。问到我的时候，我想我得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老师，我张嘴就说，我想当杀猪匠，因为可以吃上猪肉。
老师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两眼冒星星。在老师看来，杀猪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没出息。那一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有出息。
我记得当时课本里有个人物，叫徐洪刚，说他在探亲回家途中遇到歹徒，和歹徒殊死搏斗，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把肠子塞到肚子里，继续追歹徒。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我骨子里觉得这就是偶像，得行侠仗义，得见义勇为。
13岁那年，机缘巧合，我进了河南登封少林寺。在少林寺，我学了散打，觉得自己离当英雄的梦想近了一步。那之后，我又去当了侦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没成英雄。在广东，我当过保安，也在几家跆拳道馆当过教练，我参与过一些社会上组织的义务反扒、反传销，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但还是没人觉得我是英雄。
这件事过后，没人奖励我，也没人表扬我，我甚至没觉得自己是英雄。那时候，我以为英雄必须流血、受伤，我并没那样。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这些的过程中，因为需要和对方斗智斗勇，会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务完成后，反倒没那么充实了，有时候还会懊恼——我怎么又花了那么多钱。下一条线索过来后，我立马又投入进去。这些年，都是这样循环往复。
从那时起，我开始伪装多个身份，潜伏在多个QQ贩婴群里卧底。整个过程，就是拿到线索去核实、取证，准确无误后上报警方。每一条线索的核实，短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线索中断后，只能放弃。
从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间打拐的第16年。听起来很久，可每次我想起这16年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这些年我过得很累。经济压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为需要不停变换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时候是有钱人，自己啃着烧饼，出去都要租豪车、住高档宾馆，好让那些人相信我有钱买孩子。很多时候，我还得同时冒充两个人——先冒充大老板，再冒充大老板的老婆。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义，没人知道我的真名。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露脸，有媒体采访时，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码图。我不害怕被报复，主要是担心暴露后，卧底工作很难搞下去。现在人贩子警惕性越来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约好见面后，我到了，对方一直没出现。我知道，对方可能在暗处观察我。
因为我处处谨慎，至今也没暴露过身份。毕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出事。有时候我和人贩子聊天，还特意提醒他们，得谨防“上官正义”，对方怎么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义本人呢？
我家人从不干预我，因为我隐私工作做得好，他们也没受到过威胁。真要有那么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护好他们。说实话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生怕忽略每一个细节。长期紧张导致我神经衰弱，2016年开始，我严重失眠、焦虑，头发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还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我快把心理医生聊焦虑了，让我赶紧走。
但一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晚上还是会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大多时间是在复盘工作，有时也会写下童年经历，但越写越兴奋，更睡不着了。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在梦里追人贩子，我眼看着他们跑了，我却跑不动。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对英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英雄也不见得要流血、受伤。但我至今都没觉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当个普通人，然后安安心心睡一觉。
https://mp.weixin.qq.com/s/CbAFJL8e9T01dB03HgVB7g
密集的行程让上官正义难以入睡。每晚12点一过，他就把所有手机调至静音，强迫自己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体。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对镜头，上官正义都要戴上帽子、墨镜或是口罩，总之一定得遮住脸上的某个部位。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卧底。
随时切换身份和人说话，对他来说再熟练不过。网络这端，他可以是出手阔绰的老板，声称想要花几十万买孩子；可以是别人的老公，试图为“收养”的孩子买一本出生证；他也可以是妙龄少女，引得群里男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3部手机上，微信提示音频频响起，显示有1.6万条未读消息。
作为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义——这实际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时候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的真实身份和赛博身份一样模糊不清，有人说他是卧底，有人说他是打拐志愿者，他一度对外称自己是“老师”。而在被拐卖儿童家长群体中，他更像个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
我故作矜持，没着急见面。为了催我赶快见面，今年8月底，大姐发来一本襄阳健桥医院办的出生证。我在网上搜到了院长叶某芝的信息。这个55岁的院长，最早是一家职工医院医生，2010年还因为“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被处理过。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被罚了4万元就完事了，连医师资格都保留了下来。我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前科”的院长，去年还被当地评为了“最美巾帼奋斗者”。
我觉得手里证据足够了，就先去襄阳卫健委举报。但对方不接受举报，让我走信访。我很生气，反驳他们说，信访是反映自己的问题，举报是针对别人的事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我本来想继续去线下部门举报，又担心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连有过“前科”的叶院长，都能混得这么好。11月6日，我决定发微博举报。此事引爆舆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工作专班。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新桥7日约见了我。
这些事情一出，国家开始重拳出击了。但我最近发现，尽管涉事视频平台立即出了《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但相关信息依然泛滥，甚至连关键词都没过滤。我不理解，这些平台的严厉打击，到底是怎么打的。
我出生于1982年，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穷，村里也穷，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老师问大家有什么理想。同学有说想当老师的，有说想当将军、开飞机的。问到我的时候，我想我得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老师，我张嘴就说，我想当杀猪匠，因为可以吃上猪肉。
老师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两眼冒星星。在老师看来，杀猪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没出息。那一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有出息。
我记得当时课本里有个人物，叫徐洪刚，说他在探亲回家途中遇到歹徒，和歹徒殊死搏斗，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把肠子塞到肚子里，继续追歹徒。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我骨子里觉得这就是偶像，得行侠仗义，得见义勇为。
13岁那年，机缘巧合，我进了河南登封少林寺。在少林寺，我学了散打，觉得自己离当英雄的梦想近了一步。那之后，我又去当了侦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没成英雄。在广东，我当过保安，也在几家跆拳道馆当过教练，我参与过一些社会上组织的义务反扒、反传销，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但还是没人觉得我是英雄。
这件事过后，没人奖励我，也没人表扬我，我甚至没觉得自己是英雄。那时候，我以为英雄必须流血、受伤，我并没那样。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这些的过程中，因为需要和对方斗智斗勇，会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务完成后，反倒没那么充实了，有时候还会懊恼——我怎么又花了那么多钱。下一条线索过来后，我立马又投入进去。这些年，都是这样循环往复。
从那时起，我开始伪装多个身份，潜伏在多个QQ贩婴群里卧底。整个过程，就是拿到线索去核实、取证，准确无误后上报警方。每一条线索的核实，短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线索中断后，只能放弃。
从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间打拐的第16年。听起来很久，可每次我想起这16年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这些年我过得很累。经济压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为需要不停变换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时候是有钱人，自己啃着烧饼，出去都要租豪车、住高档宾馆，好让那些人相信我有钱买孩子。很多时候，我还得同时冒充两个人——先冒充大老板，再冒充大老板的老婆。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义，没人知道我的真名。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露脸，有媒体采访时，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码图。我不害怕被报复，主要是担心暴露后，卧底工作很难搞下去。现在人贩子警惕性越来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约好见面后，我到了，对方一直没出现。我知道，对方可能在暗处观察我。
因为我处处谨慎，至今也没暴露过身份。毕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出事。有时候我和人贩子聊天，还特意提醒他们，得谨防“上官正义”，对方怎么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义本人呢？
我家人从不干预我，因为我隐私工作做得好，他们也没受到过威胁。真要有那么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护好他们。说实话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生怕忽略每一个细节。长期紧张导致我神经衰弱，2016年开始，我严重失眠、焦虑，头发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还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我快把心理医生聊焦虑了，让我赶紧走。
但一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晚上还是会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大多时间是在复盘工作，有时也会写下童年经历，但越写越兴奋，更睡不着了。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在梦里追人贩子，我眼看着他们跑了，我却跑不动。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对英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英雄也不见得要流血、受伤。但我至今都没觉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当个普通人，然后安安心心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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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卧底，和上百个被拐的孩子
“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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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想生孩子了？｜谢晶
但是在断崖式的生育率的下降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主观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哪怕可以生、有能力养，对于自己的经济前景很乐观，也选择不生不养。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生育意愿在下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的生育意愿了。
提到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成反比。这个反比确实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可以观察到的。当这个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她们的生育意愿就越来越低。
最明显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为什么仅涉及女性？为什么在男性中观察不到同样的反比？
因为两性在生育任务上存在不平等。实际上这不仅涉及生育，而且涉及整个“再生产”。
传统社会中，“再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投身生产领域（公共领域）做准备，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样参与生产活动。但与此同时，“再生产”的任务并没有立刻被男性分担。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如果说两性在“再生产”上的不平等是女性缺乏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那么通过平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学家经常会提到一些在平权问题上的优等生，通常是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会提到，这些平权的做法会使得出生率有一个回升。
这些生育政策的优等生成绩如何？我看到过一个人口学家的说法，称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是U型的，也就说，在它们的生育率跌到一个低谷之后，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些平权措施，得以回升。
我去看了一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有一些确实呈U型，但是并不明显，并且完全不会回升到U型最初的点；另一些则并不呈现U型，而仅仅是下降有所缓慢甚至在快速下降之后多年持平。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达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2.1的要求。
我举出上述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平权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在一个平权推进得很好的国家，女性也不必然会热衷于生孩子，这个社会中任何性别的人可能都更热衷于搞事业。
为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平权主义的短板：平权主义并不告诉我们，当我们的权利都平等了之后，我们要一起干些什么。
平权是一个扫除障碍的操作。比如，如果我有生育意愿但是也非常热爱我的职业，我有顾虑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我本来就对生育完全不感兴趣，那么你为我扫除了障碍，我也还是不会生。扫除障碍并不能解决“内驱力”的不足。
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并且我们越是接受教育，就对它越无知。
学校里学的不是这种知识，而家对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们来说越来越变成学校的延伸和同谋，他们不参与到“再生产”中，而仅仅是“再生产”的受益者。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往往很难对它心生向往，很难把生育视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项。
这构成了我对于“再生产”乃至于整个性别研究领域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为什么与生育有关的一切，都好像是被精心保护起来的秘密？
和无知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生育者本人常常越来越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育的过程常常变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家做主的活动。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各种各样的权威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需要我们参与、不需要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介入到生育和养育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生育和养育上被代劳。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作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说法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命本身成为国家权力的展开场所。“新时代”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规训者。
生命政治展开的第一个维度就是个体的身体，现在被要求能够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合格、有效用、顺从，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潜力都更容易被榨取。我们现在放在口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机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人口。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出生率问题，恰恰是因为人口，它在总量和在构成上的变化，都成为统计的对象，成为需要被严密控制和规划的事情。现代国家要把人们“生”这件事情“死死”地拿捏在自己手中。随之而来的是生育的技术官僚化：它变成一件需要由专家和专业人士全面介入和掌控的事情。
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们，尤其是女性没得选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选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有所了解、能够构想，觉得能够驾驭，甚至于已经有丰富经历的活动。
而与教育程度相关的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是接受现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认为“再生产”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教育在教我们什么呢？实际上现代公共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很单一的，它聚焦于我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分类、计算的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被统称为“工具理性”，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不那么适用于反思的活动。
以笛卡尔为首的一些近代哲学家就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机械主义的哲学。当我们的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地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数学公式的话，那么我们也认为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管理的：时间可以被管理，睡眠可以被管理，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
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生产线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车，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车的福特主义是否适用于“造人”呢？ 不是。因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绪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这些需要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
因此，真正的养育和照料所需要的，是工具理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甚至是与之正好相反的能力。
工具理性令我们胜任单一的、分门别类的、可标准化的任务，而养育照料需要同时兼顾到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喂养，安抚，陪伴自理能力还不够的孩子和老人，打扫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与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锐地感觉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所有的这些“再生产”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被培养的，不在学校，也不在家中。学校教与不教背后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一个价值排序了，在工具理性主义之下，“再生产”能力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没有“生产”所需要的那么难能可贵，没什么技术含量，再生产者被视作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么一个人在从事再生产时的自我认同与从中所获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
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下的最深层原因。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在已经储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的情况下，她们也希望从事被整个社会赋予更高地位的活动。
实际上，在生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生命政治之下，如果有人说，我不想搞事业，就想生孩子，这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吧。
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从再生产活动里面获得价值感，它也变成一件令我们快乐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从生产当中获得价值，我们从消费当中，从吃吃喝喝和买买买当中获得快乐，我们从与可以被量化、被货币化的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来获得快乐。
而处于这个家庭生活亲子关系里面的人好像也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体验感不太好，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非常典型的一种家庭——“备考家庭”，他们好像处于一种非常拧巴的亲子关系里面。
因为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已经无处不在地渗入到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而这与亲子关系原本不分你我、不斤斤计较的、一种单纯的共同生活共同协助的状态是相反的、矛盾的。所以今天的父母常常处于一种非常矛盾、非常焦虑的状态里。
https://mp.weixin.qq.com/s/P9kUO6ANPUTfQ_W9v34olQ
但是在断崖式的生育率的下降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主观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哪怕可以生、有能力养，对于自己的经济前景很乐观，也选择不生不养。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生育意愿在下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的生育意愿了。
提到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成反比。这个反比确实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可以观察到的。当这个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她们的生育意愿就越来越低。
最明显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为什么仅涉及女性？为什么在男性中观察不到同样的反比？
因为两性在生育任务上存在不平等。实际上这不仅涉及生育，而且涉及整个“再生产”。
传统社会中，“再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投身生产领域（公共领域）做准备，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样参与生产活动。但与此同时，“再生产”的任务并没有立刻被男性分担。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如果说两性在“再生产”上的不平等是女性缺乏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那么通过平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学家经常会提到一些在平权问题上的优等生，通常是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会提到，这些平权的做法会使得出生率有一个回升。
这些生育政策的优等生成绩如何？我看到过一个人口学家的说法，称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是U型的，也就说，在它们的生育率跌到一个低谷之后，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些平权措施，得以回升。
我去看了一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有一些确实呈U型，但是并不明显，并且完全不会回升到U型最初的点；另一些则并不呈现U型，而仅仅是下降有所缓慢甚至在快速下降之后多年持平。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达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2.1的要求。
我举出上述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平权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在一个平权推进得很好的国家，女性也不必然会热衷于生孩子，这个社会中任何性别的人可能都更热衷于搞事业。
为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平权主义的短板：平权主义并不告诉我们，当我们的权利都平等了之后，我们要一起干些什么。
平权是一个扫除障碍的操作。比如，如果我有生育意愿但是也非常热爱我的职业，我有顾虑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我本来就对生育完全不感兴趣，那么你为我扫除了障碍，我也还是不会生。扫除障碍并不能解决“内驱力”的不足。
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并且我们越是接受教育，就对它越无知。
学校里学的不是这种知识，而家对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们来说越来越变成学校的延伸和同谋，他们不参与到“再生产”中，而仅仅是“再生产”的受益者。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往往很难对它心生向往，很难把生育视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项。
这构成了我对于“再生产”乃至于整个性别研究领域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为什么与生育有关的一切，都好像是被精心保护起来的秘密？
和无知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生育者本人常常越来越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育的过程常常变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家做主的活动。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各种各样的权威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需要我们参与、不需要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介入到生育和养育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生育和养育上被代劳。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作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说法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命本身成为国家权力的展开场所。“新时代”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规训者。
生命政治展开的第一个维度就是个体的身体，现在被要求能够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合格、有效用、顺从，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潜力都更容易被榨取。我们现在放在口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机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人口。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出生率问题，恰恰是因为人口，它在总量和在构成上的变化，都成为统计的对象，成为需要被严密控制和规划的事情。现代国家要把人们“生”这件事情“死死”地拿捏在自己手中。随之而来的是生育的技术官僚化：它变成一件需要由专家和专业人士全面介入和掌控的事情。
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们，尤其是女性没得选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选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有所了解、能够构想，觉得能够驾驭，甚至于已经有丰富经历的活动。
而与教育程度相关的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是接受现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认为“再生产”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教育在教我们什么呢？实际上现代公共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很单一的，它聚焦于我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分类、计算的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被统称为“工具理性”，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不那么适用于反思的活动。
以笛卡尔为首的一些近代哲学家就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机械主义的哲学。当我们的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地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数学公式的话，那么我们也认为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管理的：时间可以被管理，睡眠可以被管理，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
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生产线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车，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车的福特主义是否适用于“造人”呢？ 不是。因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绪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这些需要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
因此，真正的养育和照料所需要的，是工具理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甚至是与之正好相反的能力。
工具理性令我们胜任单一的、分门别类的、可标准化的任务，而养育照料需要同时兼顾到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喂养，安抚，陪伴自理能力还不够的孩子和老人，打扫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与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锐地感觉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所有的这些“再生产”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被培养的，不在学校，也不在家中。学校教与不教背后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一个价值排序了，在工具理性主义之下，“再生产”能力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没有“生产”所需要的那么难能可贵，没什么技术含量，再生产者被视作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么一个人在从事再生产时的自我认同与从中所获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
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下的最深层原因。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在已经储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的情况下，她们也希望从事被整个社会赋予更高地位的活动。
实际上，在生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生命政治之下，如果有人说，我不想搞事业，就想生孩子，这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吧。
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从再生产活动里面获得价值感，它也变成一件令我们快乐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从生产当中获得价值，我们从消费当中，从吃吃喝喝和买买买当中获得快乐，我们从与可以被量化、被货币化的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来获得快乐。
而处于这个家庭生活亲子关系里面的人好像也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体验感不太好，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非常典型的一种家庭——“备考家庭”，他们好像处于一种非常拧巴的亲子关系里面。
因为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已经无处不在地渗入到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而这与亲子关系原本不分你我、不斤斤计较的、一种单纯的共同生活共同协助的状态是相反的、矛盾的。所以今天的父母常常处于一种非常矛盾、非常焦虑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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