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劳伦斯•福赛特

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宣布劳伦斯•福赛特的离世。这位58岁的晚期心脏病患者接受了世界上第二例转基因猪心脏移植手术。福赛特先生于9月20日接受了手术，术后存活了近六周。

手术后，福赛特先生的病情有了明显改善，他开始进行康复训练，与家人共度时光，与妻子安一起打牌。然而最近，他的心脏出现了排异反应的初步迹象，这也是传统人体器官移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医疗团队竭尽全力，但福赛特先生最终于10月30日离世。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移植外科临床主任，实施此次移植手术的巴特利·P·格里菲斯博士表示：“我们怀念福赛特先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患者、科学家和退伍海军军人，也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只是希望能多陪伴爱妻、儿子和家人一些时间。福赛特先生的遗愿是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确保其他人在无法获得人体器官时也有机会获得新的心脏。他还对聚集在他身边的医护团队表示了谢意。我们会怀念他。”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心脏异种移植项目主任穆罕默德·M·莫希丁博士补充道：“我们对福赛特先生及其家人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们能够在异种移植方面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都要归功于他们的支持。福赛特先生是一位科学家，他不仅阅读和理解了自己的活体组织检查结果，还意识到自己在推动这一领域发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第一位患者戴维-本尼特先生一样，我们计划进行全面分析，以确定未来移植中可以预防的因素。这将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并与同行分享我们的经验。”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外科系主任克里斯汀·刘博士表示：“这是一项不朽的成就，推动移植领域向前发展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肺移植手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善，那时的先驱们肩负着重大使命。格里菲斯医生、莫希丁医生和整个治疗团队，以及福赛特先生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今天的英雄。”

福赛特先生的妻子，安·福赛特称：“拉里以开放的心态和对格里菲斯医生及其团队的完全信任开始了这段旅程。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他为他人做贡献的最后机会。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活得这么久，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为异种器官移植项目贡献如此多的数据。他总是关心他人，特别是我和我们的两个儿子。他对护士、后勤人员和医生们总是表达感激之情，他不仅考虑过这段旅程如何推动异种器官移植计划的进展，还考虑过这段旅程如何影响他的家人。例如，在最后一晚，他躺在病床上思考着生命的终结，同时担心着他的妹妹是否已经入睡。拉里的家人十分敬重他的为人以及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感谢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工作人员对拉里的悉心照料，感谢他们在拉里离世之际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戴维-本尼特先生的家人，感谢他们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期待在异种器官移植领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和成功。“

https://www.medschool.umaryland.edu/news/2023/in-memoriam-lawrence-faucette.html

今天是Vim的32岁生日。

https://vxtwitter.com/itsfoss2/status/1720002971704926225

数据库真被卡脖子了吗？

如果说“云数据库”算是成本ROI略欠体面的合格品，那么很多“国产数据库”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残次品。信创操作系统数据库约等于 IT 预制菜进校园。用户捏着鼻子迁移，开发者假装在卖力，陪着不懂也不在乎技术的领导演戏。大量人力财力被挥霍到没有价值的地方去，反而了浪费掉了真正的机会。基础软件行业其实没人卡脖子，真正卡脖子的都是所谓“自己人”。

问题在于，吃预制菜的人不一定有得选，但用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用户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更先进还不要钱的开源操作系统/数据库，这可如何是好呢？毕竟国产库很多也是跟在全球开源 OS/DB 社区屁股后面捡面包屑吃。无数国产内核基于开源PG换皮套壳魔改而成。如果说谁在数据库内核上被卡了脖子，那肯定是吃的花样太多给噎着了。

许多公司看 Oracle 大肆收割的眼红的不行不行，羡慕的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 —— 可如果用户选择直接去用唾手可及的免费开源软件，国产数据库还怎么去割韭菜？这属于国有资产流失啊！土鳖要翻身，得先欺师灭祖：把开源免费的软件包装一下，用 Oracle 的价格卖给你！

首先搞个数据库硬分叉，把 pg 这俩字母先重命名一下；掺点垃圾代码混淆，再换用 C++ 搅一搅 —— 100%代码自主率，自主知识产权都有啦。然后找几个高校教授老院士来站台论证一下，开源数据库 MySQL 和 PostgreSQL 都是渣渣。最后给领导讲一讲：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开源都是帝国主义摧毁我们国产软件行业的阳谋，得 “管一管” ，不抵制不行啦！

开源社区主导的项目都已经深度全球化，单一国家想制裁几乎没有办法。但是别人制裁不了你，你可以“制裁”别人，主动把门给关上呀！这类企业恐怕做梦都盼着国家被技术封锁：门只有从两边一起关，才更容易关严实。门关严实之后，谁掌握了技术输液管，谁就掌握了利润源泉：那些掌握了独占翻墙权的“国产软件”企业只要定期从全球开源生态拾取些面包渣翻译引入进来，饿的嗷嗷叫的国内用户就要感激涕零，高呼遥遥领先了。

在CSDN最近的开发者调研中，在七成受访者对“国产数据库”持负面印象：“技术落后”，“缺乏创新”，这算是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用户心底真正的评价恐怕更为直白：虚假宣传，大放卫星，落后生产力。为什么国产数据库的风评如此之差，难道是软件工程师不爱国吗？

真正自研的数据库出现两极分化：极少数真正有创新贡献与使用价值的产品爱惜羽毛，不会刻意标榜“国产”。而剩下的大多数往往多是闭门造车、技术落后的土法数据库，或者开源古早分叉、负向阉割出来的劣质轮子。国产数据库并非没有踏实做事的好公司，只是“国产”这个标签被大量钻入数据库领域的平庸低劣产品污染。

更让人扼腕的是劣币驱逐良币。本已稀缺的数据库研发人力经过这样的挥霍，反而会真正卡死国内数据库产业的脖子。特别是核心的OLTP/关系型数据库领域因为开源的存在，已经不缺足够好用的内核了。能把 PostgreSQL / MySQL 用好并提供服务支持，远比自欺欺人的大炼内核要有价值的多。

中国想要打造自己的世界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就应当胸怀天下，扛起开源运动的大旗来：展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在软件信息互联网领域的优越性，积极赞助、参与并引领全球开源软件事业的发展，深度参与全球软件供应链，提高在全球社区中的话语权。关起门在开源社区后面捡面包屑吃，整天搞一些换皮套壳魔改的小动作，做一些没有使用价值的软件分叉，不仅压制了真正的技术创新潜能，更是会贻笑/自绝于全球软件产业链，拉低自己的竞争力。不可不察也。

https://mp.weixin.qq.com/s/vh1JE_BdaLetWtt5vvPDDw

“掏鸟”囚徒重建人生160天

如今走在街头，无人知晓他的过往身份——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南大学生掏鸟”案主犯之一。

2014年夏天，大一放假的闫啸天和朋友王亚军，在河南辉县的老家树上掏了十几只燕隼，部分转卖。随后，他还单独收购了一只凤头鹰。

这都不是普通的鸟。非法猎捕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闫啸天带来10年半的刑期。王亚军比他短半年。

当年案件判决一公布，迅速在全国引起大讨论，国内多位知名法学家意见各异，立场分属“不同阵营”。

一方面，公众的矛盾情绪，聚焦于“掏鸟”行为在字面意义上的“社会低危害性”，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掏个鸟判十年，拐卖妇女儿童、贪污受贿判几年？”

与此同时，闫啸天的大学生身份，又额外获得外界对他的同情惋惜，不少人认为法院“判得太重了”，而后续牵扯出办理该案的检察员索贿，更是加剧了舆论的极度撕裂。

劳改生活让他不得不常年趴在缝纫机上，眼睛追随细小的针线舞动。他先后患上近视散光、肩周炎和肠胃疾病。

夜晚的监区灯光依旧长明。睡在上铺的闫啸天，距离白炽灯泡不到1米。长时间的不关灯睡眠后，他几乎失去了对黑夜的感知。1米77的个头，体重不足63公斤，营养补不进去，父母摇头叹气。

闫啸天入狱之前已经有了微信，只是“密码忘了”，发朋友圈、视频聊天、地点定位之类的功能，上手学起来也很快。这几个月，他尝试用软件打车出行，到郑州坐了新开通的地铁，还和朋友坐火车跑到厦门看海——这是他30年里去过最远的地方。

智能生活的便捷超出他的认知。他遵循往常记忆，去超市只带现金，买火车票也到现场排队，茫然看着别人结账，要扫一团黑乎乎的码。

“好像只有我是个怪异的人。”他这样想。

今年5月底，几十家媒体汇集土楼村，将闫啸天家的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甚至有卖二手车的人专程跑来，想让他利用自身流量给品牌做代言人。闫啸天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些陌生人，简单说了几句话，索性躲回房间。

他实在看不明白屋外的热闹，“我一个刑释人员，有什么好采访的。”

过去，闫啸天在外面听到过有关监狱生活的各种传言，比如“稍微不注意就会挨打”。得知同住舍友中也有杀人犯，他的恐惧感达到了顶峰。

但他在监狱里没怎么被欺负过，反而师从一名犯下故意杀人罪的老犯人，学会了弹吉他。对方被判了死缓，很年轻就锒铛入狱。

学习吉他一年多，他掌握了几个和弦，还找机会组建了一支乐队。干脆和鸟关联到底，名字就叫“黑鸟乐队”。大家跟着乐谱弹Beyond和许巍的歌，最爱《真的爱你》《海阔天空》和《故乡》。

有一年春节搞活动，“黑鸟乐队”登台演出还获了奖，50元奖金，外加火腿肠、饼干之类的食品奖励。

但在标准化的劳动改造面前，人人平等，大学生也没有优待。除了晚上睡觉，闫啸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40人一组的生产线上加工衣服。

过去，他的双手主要用于机械专业的CAD制图和车床加工。现在，这双手需要按照要求，制造出商场里特定款式的男女T恤、羽绒服以及富士康的工装。

为了保证生产，“工人们”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7点收工，有时也会加班到很晚，每人每天大概能挣2块钱。一条生产线每天最多能做出2000多件衣服。偷懒的人，会被关进“小黑屋”收拾。

监狱里允许相对自由花费的规定额度，每人每月最多300元。闫啸天最大的花费就是买泡面，其次是香烟。

他不抽烟，但这是高墙内的硬通货，有利于在狱友之间“搞社交”。“黑鸟乐队”的吉他、贝斯、键盘，架子鼓，都是攒了几个月香烟陆续换来的。一条烟110元，单件乐器能抵四五条烟。

出狱后，刘素琴建议儿子可以学网红，做短视频带货或者学学直播技术，被怼了回来：“那不行！直播带货都得是名人，或有所作为的人，我这种情况不合适。”

他对现在的自由极其珍视，不想再出任何风头，最好学个技术，老老实实上班。

这张半成品枪的图片被人从贴吧里挖了出来，加深了他的“残暴”
形象。那一年，公众情绪从对他的惋惜，逐渐演化成批判和质疑。“惯犯”，人们在网络上如此形容。

但在现实世界，他却收获了几乎完全相悖的评价。同学、朋友从未将他视作真正意义上的罪犯。

乡民们，只是本能觉得“掏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认为闫啸天还是个“好孩子”，还时不时主动帮闫家人做点事。出狱回家后，还有人带来现金红包给他“冲喜”。十年前网络上那些激烈的争辩还留有痕迹。

面对采访，闫啸天不回避，也不否认枪支组装的事儿，但解释了那张杀死一群麻雀的图的真实来源：其实是从“中华打猎论坛”下载的。“那时太年轻，想装逼一下。”他补充道。

闫啸天出狱半年后，闫家打算继续申诉。他们委托了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宏刚。梁宏刚阅卷后认为，“法院认定闫啸天掏了16只鸟，均为二级保护动物，但其中12只没有司法鉴定，仅4只进行了司法鉴定，且仅仅是依据一张鸟的照片，专家都没有看到鸟的实物，该鉴定存在重大瑕疵。”

当年掏鸟的现场位于高庄村，距离王亚军家不到一公里，走路五分钟。那棵十几米高的杨树不知何时被砍掉了，变成一片小菜园。

前不久，两人骑着电动车再次路过。王亚军突然刹车，抬了抬手，“就是这儿”。闫啸天一点儿印象都没了，他安慰兄弟，“忘记了也挺好，生活总要重新开始的”。

https://mp.weixin.qq.com/s/cZtKiOBz9B6vnDo4r84YHA

短期通宵可大幅降低抑郁情绪：新研究发现急性睡眠不足可促进多巴胺生成并重塑大脑

大多数通过宵的人都熟悉那种“疲惫而兴奋”的感觉。尽管身体已筋疲力尽，但我们的大脑却“砰砰直跳”，昏昏沉沉，头晕目眩。

现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发现了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在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诱导小鼠进行轻度、急性睡眠剥夺，然后检查它们的行为和大脑活动。在急性睡眠不足期间，小鼠的多巴胺释放增加，其突触可塑性也增强了。这实际上是重塑了大脑，使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能保持愉悦的心情。

科佐罗维茨基还告诫人们，不要为了扭转忧郁情绪而开始通宵。

她说：“通宵的抗抑郁效果是短暂的，我们都知道良好睡眠的重要性。我想说的是，你最好去健身房锻炼，或者去散散步来改善你的抑郁情绪。只有在为患者匹配合适的抗抑郁药时，这些新知识才更为重要。”

https://news.northwestern.edu/stories/2023/11/one-sleepless-night-can-rapidly-reverse-depression-for-several-days/

世界观察日志即日起暂停更新，恢复时间未定。
恢复更新。

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集体患癌事件跟踪报道

11月7日，网络爆料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苏士成课题组中多名博士生集体患上癌症，其中一人被确诊为罕见的胰腺SMARCB1/IN11缺失型未分化癌。以下为事件时间轴：

- 11月7日 11:57，微博@用户5232934298发贴称中山二院苏士成课题组多名学生集体患上癌症。

- 11月7日 12:55，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内容与@用户5232934298类似。

- 11月7日 13:30，微博@拉布拉蝶儿在其帖文中补充了一名胰腺癌患者的病理报告。

- 11月7日 14时，话题 中山医院乳腺外科 登上微博热搜。

- 11月7日 15:30，上游新闻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对方回应称网传消息不实，目前正在处理此事，稍后会在官方渠道进行公告。随后，记者还联系上广州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复称，该医院不归他们管，具体可询问中山大学。记者联系上中山大学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复称，媒体采访需要请示。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未收到其回复。

- 11月7日 16时，话题 比砒霜还毒900倍的致癌物 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 11月7日 16:29，微博@His_Infernal_Majesty666在一回复中透露了胰腺癌患者与骨恶性肿瘤患者的姓名，并可能附上了另一份包含病理号的病理报告。（由于该账户已消失，无法对具体细节进行考证）

- 11月7日 16:42，九派新闻采访了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工作人员，对方予以否认：“没有这个事，造谣的吧。肯定是乱说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当然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你想了解事情真相，找我们院领导，找官方途径。”

- 11月7日 16:48，微博@用户5232934298发帖称自己被微博官方电话联系，要求核实其身份，被该博主拒绝。随后微博告知该博主可能会进行销号处理。

- 11月7日 17:13，每日经济新闻线下采访苏士成，其回应称：“（网传信息）完全是造谣，完全是造谣，完全是造谣。我们医院稍后会有公告。”

- 11月7日 未知时间，一张据称是胰腺癌患者的求助聊天记录被传播开来，其中附上了该患者的病理会诊意见报告书。

- 11月7日 17:24，微博@拉布拉蝶儿称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智慧医院系统进入维护状态。

- 11月7日 18:08，哔哩哔哩@东方沙包发布动态称其姐姐即是事件中的胰腺癌患者，随后于20:00发布了病理报告书。

- 11月7日 21:22，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称已联系多家媒体，但知情人已于当日下午失联，电话无法接通。

- 11月8日 00:14，哔哩哔哩@东方沙包删除了其动态，原因不明。

- 11月8日 01:21，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称已有记者联系到一位当事人的妹妹，正在撰稿。

- 11月8日 02:22，微信公众号@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近年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学习过的人员中有3名罹患癌症，其中2名现为我院乳腺外科医生，在临床工作；另外1名不是我院职工或学生，为外地来院进修人员，已回原单位工作。该实验室无在读学生患癌。”具体患癌者身份与网络中流传的相符。

- 11月8日 09:39，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称事件中的胰腺癌患者其病理报告在中山二院智慧医院系统维护后被篡改，姓名被更改为“6”，无法通过原姓名检索。

- 11月8日 12:00，齐鲁晚报采访了事件中的胰腺癌患者妹妹，对方表示，之前网上所传信息可能是中大校友发的，受害者家属并未有过发言，“我们家属对于不清楚的情况是不会讲，最大程度保护家人和姐姐。”并确认了黄某患上胰腺癌的病情和被苏姓导师踢出群聊的情况属实，“他确实把姐姐踢出去了，一号出病理，二号就踢人”。在拿到病理报告后，乐乐称姐姐并未问责导师而被移出群聊，“我们根本就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为啥他这样子做。”对于院方公告内容，乐乐表示：“（通告中三人）每个人负责不一样的课题，但都是经常做实验。” 乐乐透露姐姐病情仍很严重，她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关于姐姐病情的帮助，“我们现在不想管那么多，只是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救我姐姐。”

- 11月8日 13:49，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称当事人所在实验室被拆除 ，随后于21:18发布了更详细的信息。

- 11月8日 14:45，广州卫健委科教处工作人员称，正在按照流程跟进处理，稍后会有官方说明。会组织第三方机构调查实验室，目前还是按照流程去解决这个事情。

- 11月8日 20:10，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中山二院进行现场采访，苏士成的诊室门外专门配有一名医护人员看守，以免还没叫到号的其他人员进入。“这个，我们有专门的人去管这个事情。”苏士成在诊室外面对第一财经记者关于"患癌学生此前是否已有反映”等相关提问时，摆了摆手回答道。工作人员表示，“（网上流传）实验室拆的那个，只是（中山大学）例行的消防检查而已……只是检修的日子恰巧就是今天……一开始定的就是今天的日子。”该人士称，中山大学方面早就安排了消防检查，只是恰巧碰上“这个事”，在外界看来可能就会将这个早已安排了的检查与此次事件形成联想，但其实是一种“偶然性”。中山二院内部相关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上级部门已介入，相关人员正在汇报。”对于网传的实验室泄露，这名人士予以否认，“医院实验室安全管理比较规范。”

- 11月9日 14:40，微博@拉布拉蝶儿发帖称有自称中山二院宣传顾问者出价三千元要求博主删除其博文，否则将起诉该博主，并放话：“希望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限你一天时间考虑，考虑好了答复我，好自为之吧，年轻人。”随后该帖文被删除。由于私信内容存在事实性错误（苏士成并非院士），有网友怀疑该用户可能冒充中山二院人员。

- 11月9日 16:40，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探访中山二院苏士成实验室，记者进入该实验楼八楼，通过电梯间的水牌提示找到了实验室所在。但是，记者在现场没有看到明显的拆除痕迹，记者看到，室内物品摆放密集，还有工作人员正在实验室内工作。一位实验室内的学生介绍，拆除（柜子）是10月已发出的通知，网传信息为误传。不过，记者现场注意到，该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下面的水牌上，宋尔卫名字已被去除。有学生向记者确认，去年上面挂的还是宋的名字，日常是作为苏的实验室使用。

- 11月9日 18:00，微博@用户5232934298发帖，引述微博@拉布拉蝶儿信息称中山二院此次拆除仅拆除了实验室内的部分实验台，但此次拆除为计划之外。

- 11月9日 19:39，第一财经记者走访中山大学北校区科学楼，找到了宋尔卫所在的实验室。不过实验室门牌上宋尔卫的名字已被摘除，门口也没有关于中山二院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的相关信息介绍。记者透过实验室门玻璃没有看到室内有人在工作，而实验室内物品摆放密集。对于中山二院情况说明中提到的患有滑膜肉瘤并接受手术的刘某，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他是去年发现（肿瘤的），一开始以为是良性，今年复查发现侵犯了椎体，分期比较晚了，6月份已经做了手术。他现在还在二院工作，不过现在大家都不想说了。”

- 11月9日 19:46（美东时间11月9日 06:46），华尔街日报以China Shaken by String of Cancer Cases Tied to Top Oncology Lab为题报道此事，次日该报道载于A10版。

- 11月9日 21:45，界面新闻从中山二院有关人士处得知，在今日18时前，实验室写有宋尔卫的名字的牌匾的确被取下，但在18时后，写有宋尔卫名字的牌匾又被重新挂上。此外，这位到过现场的人士称，实验室内部有人员工作，透过门口可看到实验室内部有多种仪器设备，看不出有拆除的痕迹。

- 11月9日 22:35，南方都市报记者走访中山二院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针对网传北校园实验室拆除部分设备并搬离的情况，该院实验室相关管理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实验室确实于8日拆除了一排普通储物柜，是因为在此前的检查中发现实验室存在通道过窄问题。据该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28日，中山大学进行全校实验室检查时，指出该实验室通道过窄，不符合实验室“紧急逃生疏散路线通畅”的要求，责令实验室进行整改。整改的内容包括，对占用通道的储物柜进行拆除。“柜子里的物品均是属于实验室人员的普通实验耗材，比如一次性口罩、手套、离心管以及培养皿等，里面并没有任何试剂。”该负责人表示，在实验室人员逐一认领并清理该普通储物柜过程中，于8月、10月、11月等多个时间节点，实验室都和学校检查组沟通过相关整改进度，11月3日，实验室安全员答复在两周内拆除柜子，最终于11月8日早上清理完柜内物品，对柜子进行拆除并搬离实验室。“拆的柜子并没有丢弃，而是存放在医院的物资仓库里。这个柜子还在，可以接受检查。”

- 11月10日 15时，相关话题掉出微博热搜。

- 11月10日 23:21，经济观察报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 11月11日 21:00，科技人Scientist公众号指控宋尔卫、苏士成多篇论文涉嫌学术不端。

- 11月12日 未知时间，哔哩哔哩@东方沙包疑似删除了其转发@都市时报官方核废水新闻的动态。

- 12月5日，宋尔卫院士之子宋世建于医学顶刊《Cell》上发表名为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的文章，影响因子64.5。

- 1月26日，抖音@深情懒少发布视频称“六名患癌博士生已经晚期了”。

- 2月6日，科学人Scientist回复公众号评论称：“我们正在联同出版商调查论文学术不端的事，历时可能会比较漫长。至于实验室的事，广州没邀请我们参与调查，我们没听说哪个团队参与调查。”

@NewWorldObservationLog
第35次编辑

资本主义工会和我的罢工
如果你有好好认真工作，这么多年了工资没有涨，不一定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第一天去的是奈飞门口，走到大概还有一两个街区的时候，就看到工会的工作人员，穿着蓝色的T恤，他会和你对一下眼神。签到点是一个蓝色的小帐篷，去了你要先刷你的工会会员卡，相当于打卡报道了。然后你可以拿一个自己的牌子。第一周发的牌子是空白的，大家可以在上面写自己想写的口号。牌子是回收、循环使用的，下一次你拿到的就是别人写的牌子了。

会员每周都会自发地搞主题举牌活动，比如说今天是星战主题，你就会发现一帮穿着星战cosplay的人过来举牌，可能明天是指环王主题，又有一帮披着斗篷的人过来，就跟过万圣节一样。每次cosplay一个电影的角色穿搭，举牌标语的内容也会相应地跟着变化。

有一次，可能是罢工开始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在奈飞门口，有两个披着长发，穿着T恤，戴着吉他的人，突然手里不举牌了，在街边坐下来，开始唱歌，唱的是梦龙乐队的歌。结果你走近一看，发现就是梦龙乐队。

三四月份，工会与资方一直在谈新合约，但资方的态度一直很傲慢。我们提了20多点诉求，对方一大半都是拒绝，提都不要提。这时候，吹风会就已经非常大张旗鼓了。

吹风会主要是做科普工作，会开很多次，比如每周一、三、五在某某酒店的某某大厅，或者某某学校的某某演讲堂，这样大多数人都可以参加。如果你还是不能参加，没关系，我们还有线上，讲的还是同样的内容，总之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被科普到。

编剧工会涵盖很多不同的工种，除了美剧和电影的编剧之外，还有写小品的、写喜剧的、写脱口秀的。他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吹风会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知道所有同行的诉求，这样大家才能团结。工会代表说，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他每次讲的大意都差不多，就是资方阵营如何傲慢，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和尊重自己的工作；资本家贪得无厌，他们会压榨这个行业，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压榨这个行业的同时，其实在毁掉这个行业的生态；作为这个行业的创作中坚力量，我们要阻止我们的雇主毁掉这个行业的未来。

我之前老开玩笑说，加入工会跟入党一样，它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的，当然，去哪里举牌、每周几次这些细节它也不会强制你，主要还是靠大家的热情和自觉。

罢工开始后，主要的人员构成就是小组长、谈判代表、还有我们这些会员。小组长就有点像中学时的团支部书记。工会会保证每个编剧室都有一个小组长，每个会员都有一个小组长，一个都不被落下。

在决定罢工之前，工会有一个是否同意罢工的网上投票，很简单的一个页面，要你选yes还是no，在你投票前，小组长会每天催你投票。这个投票最终的参与率有79%，通过率是97.85%。

罢工的时候，小组长就变成了组织交通的人、喊口号的人、送物资的人。他们会规划你们每一班岗大概站到什么时候，要去什么地方。每两周或者每个月，工会会把谈判的进展、或者谈判的僵局都告诉小组长，由小组长发邮件告诉他组里的其他人。所以其实整个罢工期间，我的多数信息源就是我的小组长。

罢工的前线是谈判代表、谈判委员会，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大部分是资深编剧。后来我专门研究了一下首席谈判员的履历，我发现她的大学专业是公共关系，并不是编剧出身，我才知道原来工会管理在美国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工作，有人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我们平时会聊，这时候出现这种声音，基本上背后是有资方授意的。好莱坞这几个大的业内报刊，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大厂，基本上大厂希望它们怎么引导舆论，它们就会照做的，而且这几家媒体往上查，都是同一个资方，所以它们也起不到互相制约的作用。

这场舆论战中途有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个记者去采访了AMPTP里的中高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没有透露姓名。他给记者讲解了资方的策略是什么，或者说老板的策略是什么。他说得很明白：我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前三个月根本不理他们的打算，因为如果三个月没有工作的话，有一些编剧他们要开始还不起房贷、付不起房租了。我记得他当时用的就是lose their houses，“people will begin to lose their houses”，然后他们就会害怕，他们就会服软，这时候我们再重新开始谈判，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

说实话，罢工进行到100天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是有点抑郁的。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都很焦虑。编剧们聊天，或者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很多人是真的有点强颜欢笑。

工会有一个罢工基金，为需要资助的会员提供无息贷款，任何会员都可以申请。美国现在的贷款利率大概是 7%-8%，如果申请到无息贷款的话，既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又不会有高息贷款的后顾之忧。这也是工会为了打持久战、防止内部分化的战术之一。

我有时候在想，会不会有一些编剧坐不住了，因为真的揭不开锅了，会不会有人建议工会妥协？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Twitter、Facebook上面，甚至线下活动，所有的编剧，不管什么级别的，都说我们已经豁出去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已经得到了50%，现在放弃的话，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继续。

没有人放弃，没有人对工会有不满。所有的人都在说快点结束吧，但是第二天大家仍然会去举牌。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大家都知道这场斗争是要流血的，但大家都是一边流着血，一边第二天继续在斗争。

编剧内部分化的情况有没有？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极少数，我觉得可能出现了0.5%的分化，剩下99.5%的人还是很团结的。

罢工结束那周，我正在西班牙旅游。为了保证不在洛杉矶或不在纽约的会员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讯息，工会在线上也办了一场全体大会，我就参加了这场线上的。

他讲着讲着我就哭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对世界的认知被打破了。之前我从来没有对罢工持过乐观的态度，说实话，4月28号我去参加总动员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很热闹，身心激昂，很棒，但我们的诉求可能不到 50%能被实现。

一直到了8月、9月，我都觉得双方最后肯定都会让步，而让步多的肯定会是编剧这一方，编剧已经被虐惯了。

并不是说，罢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定能成功。2007年的编剧罢工就没争取到多少权益。那次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编剧内部也不够团结，导致一些诉求没有实现。

很多工会代表都参加过07年罢工，这一次他们充分吸收了07年的教训。前期的动员会很重要，它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捋清楚了，这就是语言的力量，编剧工会可能是各行各业工会里面沟通能力最强的一个，编剧的基本素养就是把一件事讲明白。

这是一个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相当于你身边的人用行动告诉你了，一万只理想主义的蚂蚁团结一致，是可以撼动资本这颗参天大树的。编剧85%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这在美国编剧工会的抗争史上都是没有的。

工会是有专门的拿工资的行政人员的，这些人都不是编剧，他们会来组织这些活动，你甚至可以把工会理解成国内的一个事业单位。

工会不能保证会员一定会一直接活儿，但一旦你接到活儿，工会保证会员的最低薪资水平，保证会员一定的署名权，保证会员不会被任何雇主或者头部的编剧逼着免费地改来改去。还有你的尾款，你的医疗保险，工会都会保证。它是一个社会和法律承认的劳工组织，它有自己的律师。

因为有工会，工会会保障起码的薪酬和署名权。工会还会组织一些资深编剧义务地做新会员的导师。有一些资深编剧会义务地做新会员的导师。我的导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谍战剧，《杰克·瑞恩》的总编剧。他会和我们几个菜鸟一起开会，每隔几周或者每隔两个月，他就组织我们线上开小会，讲一些跟编剧有关的课题，比如说怎么给资方提报，怎么选择经纪人，怎么去想新点子，我觉得含金量比我读编剧研究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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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医学生眼中的实验室

经济观察报联系了40位在实验室里工作或工作过的医学生，最终有5位接受了采访，其中仅一位是目前在读的医学生，多位在读医学生出于对毕业的担忧拒绝了采访。

沈南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她仍然记得硕士期间自己第一次进实验室的场景，导师把任务分配下来，由师兄师姐带着操作实验，第二次就自己上手了。没有相关的实验安全培训。

“我们的防护知识只停留在知道戴手套和口罩，至于为什么戴？哪些东西对身体有损害，大家不清楚。”

一名医学硕士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师姐教染片子，由于师姐不在实验室，她独自一人染了两个多小时，二甲苯的气味熏得她头疼，饭都吃不下。直到有一天，她去另一个实验室才发现，那里配备了可供染片子的实验台。“二甲苯可能会对呼吸道、皮肤、造血功能等造成损害，很多危险的操作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接受采访的多数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实验室安全培训。也因此，他们的实验安全主要依赖导师、师兄师姐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采访内容显示，在一些实验室里，安全似乎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两年前从浙南一所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苏晴告诉经济观察报，研究生期间，自己所在的实验室，不论做什么实验，都是一双手套“打天下”。甚至导师偶尔来实验室做细胞实验，手套也不戴就徒手操作，“细胞实验不算危险，但有时候会用到有毒试剂，他也没戴口罩”。

一方面是防护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实验室的客观防护条件不足。

“看到中山二院的事件，我才去搜索了通风橱是什么样子的”，要不是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实验需要在P2实验室（指生物实验室安全等级的一个分类，适用于对人和环境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做。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实验室里。实验区和我们的工位都在一个房间。”苏晴的工位和实验台只隔一条小走道，不做实验的时候，苏晴和同学们通常坐在工位上做PPT、处理数据。烧水壶就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有时也在工位上吃东西。

所有受访者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实验室会安排定期的安全检查，但检查仅限于剧毒溶液的储存、上锁，实验室台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员来查，来的时候把东西收一收，工位上把电脑、吃的都收起来。看不见就可以了”。

沈南对硕士阶段最深的记忆就是实验室，专硕学生通常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做实验，基本天天在实验室，“细胞和老鼠可不会双休”。

沈南说，每个“老板”风格不同，逼得紧的，手下学生做实验的节奏相当“窒息”，一些同学常常在凌晨一点后才能回寝室，脱发、失眠很普遍。

一些青年教师因为缺乏实验室，便跑到地下室去做实验，地下室不仅硬件设备不过关，通风条件也差，“一旦有毒气体扩散，非常危险”，陈康介绍。

这些年，陈康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每周需要向PI汇报实验成果，比做博士的时候累，陈康感叹，“读博的时候我周日一定会去打篮球呢”。

这种链条式的压力让医学生们在每个环节都不敢放松，甚至更为谨慎。在采访中，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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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人口悬崖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2021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之前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2020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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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去上学了
奥尔罕•帕慕克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我太困、太冷了。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学校里有两个同学，他们比我大，也比我强壮。每次我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胳膊，挡住我的去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不想去上学了。在学校，时间仿佛静止不动了，万事万物皆被挡在外面——校门之外。

比如我家的房间，还有我的母亲、父亲，我的玩具，阳台上的小鸟。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想念他们，想的要哭。我看着窗外，外面的天空飘着朵朵云彩。

我不想去上学了，那里没有我喜欢的任何东西。

有一天，我画了一棵树，老师说：“那可真是一棵树，画的真好。”我又画了一棵，同样没有叶子。

于是就有孩子跑过来取笑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晚上上床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要去学校，，我就感到恐惧。我说：“我不想去上学了。”家人就会反问；“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每个人都要去上学呢。”

每个人吗？那就让每个人去好了。我留在家里又会怎样呢？我昨天就去学校了，不是吗？那我明天不去，后天再去怎么样啊？

我只想待在我的床上，待在房间里，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学校就好。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病了。你看不出来吗？只要有人一说 “学校”这个词，我就感到恶心，会胃痛，连奶都喝不下。

我不想喝那瓶奶了，我不想吃任何东西，也不想去上学。我太难过了，没有人喜欢我。学校里还有那两个孩子，他们总是伸出胳膊挡我的路。

我去找过老师，老师说：“你跟着我干吗？”告诉你一件事情，但你要答应我不生气。我总是爱跟老师，老师则总会说：“不要跟着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再也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想去学校，这就是原因。

课间休息时，我不想走动。只有每个人都忘了我，才是我的休息时间。周围一片混乱，每个人都跑来跑去。

老师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她看上去不太随和。我不想去学校了。学校里有个孩子比较喜欢我，他是唯一目光友善的人。但不要告诉别人啊，就连他我也不喜欢。

我坐着不动，独自待在那里。我感到那么孤单。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学校。

我不想去学校了，我说。可是到了早晨，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学校，我直勾勾地望着前方，非但不笑，反倒想哭。我朝山上走去，背着大大的书包，它像士兵的行囊一样大。爬山时，我看着自己的脚。一切都那么沉重：背上的书包，胃里热乎乎的奶。我想哭。

我走进学校。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哭了，“妈妈，你看呀，你把我丢在这里。”

我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我真想变成外面的云彩。

橡皮、本子、钢笔：拿它们去喂鸡吧！

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教书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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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电诈头目明学昌自杀死亡 其家族 3 人被抓获后移交我方
据央视新闻消息，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 3 人被缅甸警方成功抓获并移交到我方。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明家首脑明学昌在缅北自杀身亡。

已故的大一微积分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凸显这门学科“不严谨但是很好用”的特性：

你去好市多问试吃员，这一小杯苹果汁多少钱，他会告诉你不用钱，但如果你接着拿出一个保温瓶，跟他说“请给我一千个不用钱的小杯苹果汁”，你猜他会怎么回答你？

十几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其原因不单单在于这位逝者当年在课堂上口若悬河时，唾沫星子跟霰弹枪一样让前排的同学雨露均沾。

更加不断提醒我的其实是，这些年，我总是反覆地遇到那些把“保温瓶”拿出来的家伙。

若把这个故事发散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举手之劳，也就像那杯试喝的苹果汁——我先请你喝，喝顺嘴了，你买一瓶回家；这次我帮你 ，回头你帮我——如此约定成俗，彼此心领神会的，善的循环。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举手之劳，看作理所当然，且从此变成常态，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嫌隙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用比较搞笑的方式来比喻就是，一位老朋友跟我说“我在全国电子买了一个小东西，你周末来我家前不是会顺便经过全国电子？再顺便拎过来就好 。”

结果等我周末到了揪心的全国电子，才发现老朋友订的是一台洗衣机。

或许也跟现在的生活趋于单纯有关，我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可以只粗略分成两项——情份与利益。

要一个人的付出，可以很贵也可以很便宜：平常累积了情份，必要时对方可以不收分毫地赴汤蹈火；平常看见了还装不认识，真的有需要时就得按照商业规矩来了。

我想起上次去听我哥们老汤演讲时，他对台下的高中生说了一句名言，我不确定这些孩子们是否领会得到，但站在导师桌旁的我点头如捣蒜。

他的那句名言是：

“钱是什么，钱是看得到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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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时一窝麻雀在我们寝室里面筑了巢，把家安在空调管子穿过的墙洞里，鸟窝的正下方是洗手台。每天早晨，那里都有新鲜的鸟屎等着我们。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学习，对生活上的事情很迟钝，所以直到鸟夫妇孵出来三个鸟崽子，我才意识到每天变着位置刷新的鸟屎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我还觉得挺新奇的，蹲坑时除了背书还能看大鸟叨虫子喂小鸟，拉矢都拉得更有劲儿了。只可惜鸟拉矢不如我拉矢有素质，全拉在自己家门口，害我天天刷洗手池。

然而事情很快变成折磨。学习规定我们五点半起床，这票天杀的鸟竟然四点半就起了，然后开始一刻不停地尖声啼叫。我睡眠质量不好，戴着耳塞也被吵醒，只能把头塞在枕头底下诅咒它们都去死。学校也去死。全世界都去死。

午休时它们也一直叫，亲鸟一次次带回食物，但小鸟的嗓子比会唱生日歌的莲花蜡烛还坚挺。起码我知道怎么把莲花蜡烛拆了扯断电线叫它闭嘴，而我拿这群雏鸟一点办法都没有。宿舍里没有凳子，我甚至没法垫个高亲自去把鸟窝掏了。

拉矢时的观鸟活动已经失去那份新鲜感，我们宿舍每天都在讨论怎么解决它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自然很好，但高三生活不需要这种吵闹的插曲。

我一直在盼望它们能赶紧拍拍翅膀自己滚蛋，可能我想得太多太强烈了，以至于有只小鸟还不会飞就掉下来了。它躲进我的床底下，我真怕它死在里面悄悄腐烂掉，只好拖出床下所有行李箱匍匐着钻进去抓它。

然后我们把它装进一个透明塑料盒，再次讨论解决办法。我们曾寄希望于亲鸟会把它接回去，但麻雀似乎没有能力抓起自己的幼鸟飞行。宿舍里是不可能养着它的，而宿管也拒绝收养它。

怎么办呢？只能把它扔了。我们宿舍外面有很多猫聚集，我怕它被吃，绕远去把它放到操场附近的花坛里。其实整个学校里哪都有猫，它应该没多久就会被吃掉。

第二天的四点半我照常被吵醒，雏鸟喊食的叫声从三个变成了两个。而扔掉那只小鸟不到一周，第二只不会飞的小麻雀也掉了下来。

这次我们轻车熟路地捉住它，关押进透明塑料盒，午休结束就带去丢掉。午睡前我照旧去拉矢，在学校里自由拉矢的时间十分珍贵，而且只有在这时我才能无需愧疚地休息走神。

我在这段黄金时间里短暂地观察了一下透明盒子里的小鸟，它嘴壳还是嫩黄的，羽毛蓬乱地挓挲着，很脏。塑料盒子的底太滑了，它站不住，两只脚爪向两侧岔开，姿势看起来很难受。它眯着眼睛，几乎不动弹，间或尝试站起来而失败。

我忽然觉得它很可怜，以至于有一瞬间我感到恐惧——等死的动物原来是这个样子。它不再叫着乞食了，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吗？它在透明塑料的牢笼中会害怕吗？

它还活着，但从掉下来的那一刻结局好像就注定了。我把它扔了出去，丢进花坛里，似乎有猫在附近玩，但我没时间去更远的地方了。

我不知道猫什么时候会吃了它。即使没有猫，它说不定也会饿死。这么脆弱的东西，说死就死了。

学校前不久有人从宿舍跳楼，救护车开到学校里，我们学校楼层不高，那个人应该没死，尽管我其实不知道到底怎样了。偶尔我会梦见从楼上掉下去，虽然我已经停止长高了。

生死好像其实是件很轻易的事情。

清晨四点半吵醒我的鸟叫声变得单调而平板，只有一个声线固执而机械地啼叫。我仍然得把头塞到枕头底下来勉强继续我的睡眠，但是我不敢再咒它去死了。

宿舍之前商量出来的对策方案是把鸟窝作为一个故障报修，让修空调的师傅过来解决。某天下课回来时，鸟窝已经不见了，最后一只雏鸟不知道是什么去向。师傅把它掏出来之后，也会把它扔了吗？它的父母又怎样了呢？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清理洗手台的鸟屎，但第二天我仍然在凌晨四点半醒来，宿舍里只有舍友微微的呼噜声。

第三天，我紊乱的作息终于重回正轨。没有鸟再回到过这间寝室。

以后也不要再有鸟住进来了。

https://nmbxd.com/t/60132210

救活了烂尾楼的人，被抓了

一位自称是龙苑小区项目负责人的人士告诉南风窗，该小区由河南鑫诺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鑫诺公司）开发，原计划三栋高楼，一排洋房。最后，只盖出三栋楼，洋房作罢。

但“2015年春天一过，工地就停了”。高战朝告诉南风窗，当时他去找售楼部，对方说项目没钱，“烂尾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房地产项目拥有的第一个合法证件。这意味着，龙苑小区在没有任何资质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卖房，同时也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时候就已经“烂尾”。

2021年8月，经朋友介绍，常年在当地做房地产开发的王小文、徐庆利夫妇接触到烂尾多年的龙苑小区。

徐庆利告诉记者，经过几次考察，他们觉得盘活这个楼盘有所收益。尽管仍有些顾虑，但看到当地香鹿山镇政府大力支持，并愿意作为见证方促成两方合作，王小文夫妇决定接手这个烂尾楼。

8月24日，在香鹿山镇政府的见证下，王小文持有的洛阳宇豪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宇豪公司）与鑫诺公司签订了协议书。

徐庆利告诉记者，这份简单的协议签得比较仓促。因为当时，关于龙苑小区的群众申诉问题突出，政府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后期建设过程中，有之前的建设方来项目讨要鑫诺公司欠他们的工程款。王小文和徐庆利觉得这一债务不归他们承担，便不给。“他们就拉我们电闸，扰乱施工。”徐庆利说，这误了一些工期。

此外，因为小区没有安装电梯，高层施工不便。鑫诺公司让王小文租用吊车或工程电梯，王小文觉得太贵，不愿意。后来，鑫诺公司又跟电梯公司协商，安装了电梯。但电梯安装后，因为电梯公司没收到电梯款，就停梯不让用。最后，2022年5月27日，王小文一方付了30万元给电梯公司，电梯才得以正常运行。这期间，工程也有过暂停。

按照补充协议，鑫诺公司的公章由两方共用。公章放在新买的保险柜里，保险柜放工地，一人一把钥匙，合起来才能打开。但徐庆利说，在他们办理网签备案时，鑫诺公司不是很配合。后来，在办自来水相关业务时，用章很频繁，取章又不便。他们就找人打开保险柜，拿走了公章。

诉讼未有定论，但王小文夫妇出局的结果很快确定下来。彼时，龙苑小区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剩天然气和供暖等还未解决。

之前按香鹿山镇政府相关文件为保障投资人利益网签备案的房屋要全部解除并退还给原开发企业，网签备案房无需买受人同意可由鑫诺公司单方面申请撤销网签备案。相关手续也不再经投资人授意或寻找的网签、备案人同意。

徐庆利表示，他们的利益并没有被保障。关于撤销他们网签备案房屋的决定很快执行，但对他们所谓利益保障的31套房和1200万元却迟迟没有兑现。

王小文称，此后，他们再去找香鹿山镇政府和住建局，对方说他们在当时那份政府会议纪要没签字，所以不作数。

徐庆利说，再后来，一是说没签字不给钱，二是说鑫诺公司不认此前算的账，要求第三方评估。“当时开会形成意见，他们都签字承认了，现在过去几个月了，又不承认。评估应是当时把大门一封，现场评估，现在很多东西都没了，怎么评估？”徐庆利问道。

在当时会议意见规定的兑付期限（3月12日）过去5个月后，王小文等仍未等来钱款和房屋，等来的是对他们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指控。

2023年8月29日，徐龙国被带到了香鹿山镇派出所。记者获取的一份宜阳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显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徐龙国于8月30日被刑事拘留。

“这跟我们与鑫诺的合同是一致的，只是我们跟投资人很熟，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做了一个简单的约定。”徐庆利告诉南风窗，后来因为跟鑫诺的合作没有完成，之前网签、备案的房子被解除。“所以，我们转给投资人房子获取资金这一环节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徐庆利解释道。

11月14日，徐庆利突然打电话告诉记者，其丈夫王小文被宜阳警方带走。徐庆利哭诉：“我们把烂尾楼建好，最后把我们赶出去，钱也没给我们，还把人抓走了。”

在那前两天，南风窗记者在宜阳县龙苑小区看到，里面的道路、绿化已经完善，房屋门窗已经装好，电梯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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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美国人民书
奥萨马•本•拉登

警告：本文章是由一名致数千人死亡的国际恐怖分子带着宣传意图写就的！本文仅用于参考，请勿以此文煽动或教唆任何恐怖主义言论和行为！

Warning: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by an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who had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 This article is for reference only. DO NOT use this article to incite or instigate any terrorist speech or behavior!

https://telegra.ph/告美国人民书-11-18

被“毒地”套牢的人

年轻工程师谢俊飞和李晓蓝在一个小区，他想赶紧卖掉房子。但“毒地”新闻爆出的第二天，锦绣澜山的所有在售房源都在贝壳、安居客、链家这样的房产交易APP下架了。

得知消息的那一刹那，李晓蓝大脑一片空白。她整个人都僵住了。过了好几天，她才能哭出来。她想到了儿子的病——搬来这里半年多，她4岁的儿子曾被确诊为川崎病，后来又复发过，花了六七万元才治愈。川崎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在医学上迄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但李晓蓝看过的资料中提及的诱因，包括遗传和环境。

一个月前，谢俊飞拿到了上上家公司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的血小板偏少。和一个邻居交流，他听说对方的体检结果也是血小板偏少。看到热搜后，大家都很担心。

很难直接证明这些问题与“毒地”的关联，因为此前谢俊飞工作确实很忙累。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理科男，遇事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反思。“实事求是说，也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硬说跟人家有关系，我觉得拿不出证据。”

事情发生后，没有权威机构主动来找他们解释，告诉他们目前住的地方是安全的。他们了解信息的所有渠道，就是上网看新闻和消息。

这天晚上，李晓蓝做了一个噩梦。她梦见自己得了癌症，要卖房子，但是房子卖不出去。她还梦见自己在谴责自己：你自己都害怕住在毒地上，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房子卖给别人呢？醒来之后，她在朋友圈记录了这个梦。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有毒的只是土地，不是人心。”

2020年中旬，白领张燕子已经前后看了几十个盘，最终定了这里。一个原因是这里卖的是现房，开发商是国企。“我太害怕买到烂尾楼了。”张燕子说。她看过一个太湖边的楼盘，比峰誉庭更偏僻，后面就是坟墓。

相较之下，单价2万左右的峰誉廷，算是他们在苏州能买得起的性价比最高的房子了。为此，峰誉廷的业主们宁愿日复一日地忍受可能长达一两个小时的通勤，以及来自沪宁高速铁路那连隔音墙也无法隔绝的火车轰隆声。

2021年，白豸山公园被评为当年度苏州市“十佳”美丽乡村健身公园。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紧挨着白豸山公园的英国雷丁学校委托第三方对学校所在2号地块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存在严重污染风险。人们这才发现，白豸山公园和14宗“毒地”中污染最为严重的4号地块，都属于此前苏钢的焦化区域。

11月16日，邻近中午，一位老年保安拧开了白豸山公园球场边的水龙头，清洗自己的饭盒。“哪里来的毒？你说我这个身体好不好？”他说自己是浒墅关人，出生在这里，现在70岁。现在他每月退休金有5000元，在白豸山公园当保安，一个月还有3000元，他很知足。

而在英国雷丁学校门口，同样有一位中年保安说：“有什么吓人的？我都搁这儿干6年了，有毒早就死过了。都是骗人的！”那个污染最严重的4号地块的污水池塘，就在他前方不远处。

据张燕子男友回忆，对方给了他们一个说法——中国的标准比国外低，所以中国检测出来是符合标准的，国外检测出来是不符合的。“然后我说，我们的标准是不是应该高一点，具体标准是什么，他说‘我不太懂’，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

有苏漂业主发现，在业主群里，当苏漂业主要求去维权的时候，回迁房的业主们是支持的。“他们心里肯定也不舒服。但他们是老苏钢人，不能对外说苏钢不好。”一位苏漂业主表示感同身受，毕竟，当有业主表示想把“毒地”事件发到外网、扩大影响力的时候，自己第一反应也是反对，“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不要让人家看笑话。

现在，他们都被“毒地”房产套牢了。在苏漂业主中，到目前为止，搬出去的人并不多。他们很难有一边还房贷，一边另行租房的资本。

“我们行业在裁员，领导安排的事情，别人不愿意干，只能我干。不然，有一天我就可能被开掉。”张燕子说。她心里清楚，很多同事是有几套房子的苏州本地人，有去怼领导的底气，但自己没有，“不配”。“我们家的资产有90%都在房子上面了。”李晓蓝说。她算了一下贷款，发现自己的家庭资产现为负数。

为了省钱，谢俊飞决定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他感觉自己被钉在“毒地”上，逃不了，也挣脱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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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米莱赢得阿根廷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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