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遭境外披露兜售 我市一政务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公司被行政处罚

前期，据有关部门在跟踪调查中发现，我市某政府信息系统技术承包商违规将政务数据置于互联网进行测试期间，相关存储端存在高危漏洞，导致大量公民数据泄露，以致成为境外不法分子窃取政务数据的“供应链”入口，2022年7月，相关公民个人信息在境外黑客论坛被披露兜售。针对问题线索，上海市网信办联合有关部门对涉事公司未严格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违法行为，开展现场网络安全检查。

经查，该公司主要从事政务信息系统技术支撑工作。2022年，该公司租用1台私有云服务器用于对未交付政务系统的研发测试和演示验收工作，存储了大量公民信息和政务信息，涉及公民个人信息数据1.5万余条。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中未能有效履行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没有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技术防护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导致平台频繁遭受境外远程访问和数据泄露风险。日前，上海市网信办协调有关部门已要求该公司立即下线政府网站页面、关闭相关云服务端口、配合开展网络资产清查，并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近期，上海市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在推进“亮剑浦江·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聚焦8个社会关注高、个人信息被过度索取的消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上海市网信办再次强调，各类企业要合法合规收集、储存、使用公民个人信息，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下一步，上海市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监督检查，做好源头防控，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打击危害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乃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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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喜欢去李佳琦直播间购物？最低价究竟真实吗？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因为李佳琦反问观众为什么这么多年工资没涨而感到愤怒。其实，“打工人的工资为什么没涨”是个好问题，只不过作为上海青联委员、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他问错了对象。他原本可以在更加适合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可他却选择了问他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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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了，她都要被剪20分钟

你会发现，如今的删减程度，越来越大，删减的条件，也越来越紧缩。看电影的门道，越来越少，删减的东西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代沟——当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谈起同一部电影时，竟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这个情节，真的有吗？这种画面，是可以播的吗？难道这个电影，不是大团圆结局吗？

够了。

救救电影，救救我们的记忆。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悖论：我们要严厉打击盗版。但结果，“正版”比盗版看起来更像假冒伪劣，让观众怎么能发自内心地支持？

我们责怪“三分钟解说”把电影剪得支离破碎，观众连看完一部电影的耐心都没有了。可是，如果连长视频对于删减可以随意退让，那么又能要求谁来尊重作品的完整性呢？

这种对观众情感的伤害。这种对电影自身信誉的毁弃。比任何外在的侵蚀，都更危险。

是的，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无权看到。

但起码。观众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在用共同的嘘声指证出了缺失，在张口要回这权利。

而剪刀手。也将这些片段珍藏，他明白每动一次剪刀，都是对电影的背叛。

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没有忘记对完美电影的追求。

所以在封存的片段多年后重见天日时，才会泪流满面。

当天堂电影院被拆除之日，大家才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目送最后一程。

虽然在那里，电影是残缺的。但对电影的爱却是完整的。

最害怕的是。电影院仍然火爆，电影仍然络绎不绝，大家假装相安无事，但久而久之早已放弃抵抗，心如死灰。

心死了。就真的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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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不幸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惟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着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爸爸不能代替我的爸爸，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爸爸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502.html

“西格玛男人，永远不会掉入女人的陷阱”

不管是西格玛男人一脚踹飞女人的微短剧，还是把女人故意扔到地上的包包一脚踢飞，每一个视频下都能看到一句独属于男性的接头暗号：西格玛男人，永远不会掉入女人的陷阱。

每说完一次，似乎都是在自作多情的女性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男性群体在进行了一番精神娱乐后长吁一口气：真爽啊。

和著名金句“心疼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如出一辙，国王语录也强调不要轻易为异性付出：“失败男人第一步，就是期待女人回复消息；失败男人第二步，就是情绪被女人掌控；失败男人第三步，就是给女人写小作文；失败男人第四步，就是女人生气立马道歉。”

如果一个人完整地看过《美国精神病人》这部电影，那他恐怕无法认同贝尔饰演的帕特里克·贝特曼是一个西格玛男人。

已知西格玛男人的严格定义，是不追随主流、游离在社会制度等级之外、能吸引女性但对女性没有兴趣。

但帕特里克·贝特曼这个角色，从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小说到同名改编电影，表达的都是人在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夹击之下，从空虚走向偏执，最终彻底癫狂的过程。他的投行工作是家里安排的，每天要面对的唯一难题就是如何定一家高档餐厅。他笼罩在巨大的消费主义空虚之下。

帕特里克非但不是合格的西格玛男人，甚至是一个“假装自己是西格玛”的精神弱者，他被权力和地位蛊惑，不断寻求外界的肯定，对失去社会地位感到恐惧。

与其说大家向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西格玛男人，不如说自我陶醉在一种人造的模糊形象之中：

既有饱胀的物质资本，拥有拿下跑车、劳力士和高档公寓的财富；又有惊为天人的肌肉与脸庞，享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女性资源；更有随意处置女性性命的生杀大权。

不止一家国外媒体指出，西格玛文化流行的背后，藏着的那把暗刀仍然是“厌女”。“有毒男子气概俱乐部”以另一种面貌，在短视频时代招募成员。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西格玛男人和臭名昭著的incel群体（involuntary celibate，非自愿独身群体）共享了许多特点。

与Alpha男性具备同等购买力的财富和外表，是过度自负的表现；而赋予自身“在系统之外不被理解”的孤独感，是自卑的外化。

“西格玛男性与incel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太聪明了，不适合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生活在无知之中。但是，西格玛男人并没有屈服于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而是倾向于过时的性别期望，即男性的体能和财富，他们不仅拒绝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且还蔑视她们。”（GQ）

并且，美化“西格玛男人”的分类标签，可能会让原本不属于这一标签的男性，将其作为时尚潮流而盲目追随。毕竟在男性发明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的严格划分下，普通的delta男和更弱势的omega男，甚至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中文互联网对西格玛男人的认知还停留在玩梗搞笑，那西方世界则是将其推向了恐怖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了现实中射向人群的真枪实弹。

西格玛男人只是冰山表层。在冰山的更深处，是更加幽暗的男权文化组织。

被社会和女性“辜负”的incel们，其厌女的本质是对“曾经固若金汤的社会地位如今发生松动”的焦虑和恐惧，极端父权社会就是他们永恒的乡愁。

经济的挫败与感情的孤独，让他们把问题归咎于女性主义崛起。在他们心里，只要把时间拨回女人对男人俯首听命的时代，就能恢复昔日的荣光。这种诉求和极端右翼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共同构成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

incel寻找的并不是性生活本身，而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绝对统治。“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崇拜女性的地方，这太他妈不对了，她们不是神，她们只是一个该死的XX容器”，这只是随机截取的一段incel社群发言。

这种源自观念的愤怒很难解决，因为这是一场关于男性精神气质的存在危机。男权亚种在变化，不变的是他们将女性视为性资源、战利品、流通货币。

当父权构筑的男性童话日益消解，西格玛男人只是选择了不合作，而incel选择了流血和暴力。

贴标签是在潮流中最容易模仿的事，当你以为自己是“人类种族里最稀缺的顶级极品”西格玛男人的时候，也许在性别等级制度中，你只是一个没有魅力的omega男；当你沉浸在“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的时刻，或许你没有觉察到，“厌女”两个字藏在更深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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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六集：以人之名

恐怖主义的招募是在讲一个故事，脱身而出的人可以是有力的反叙事者。

https://youtube.com/watch?v=4XDCnhDPTFo

人往高处走

现在的情况却是，不少人在逃离刑检岗位。

责任更加重大的刑检岗位并没有凸显其重要性，反而从高处跌落，从高处正在变为低处。

以前都是主诉检察官到其他部门任副职，公诉的副职要到其他部门任职，现在却是其他部门的副职到刑检任正职。

一个刑检人员调到其他部门反而却是被重用了。

这是因为其他部门更出成绩，而刑检总是出问题，又累。

这里边的岗位调动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是总体安排的，有的也是自己主动而为的。

就像我当初想去公诉一样，现在不少刑检人特别想去其他业务部门，因为他们也想往高处走。

其他也不是其他部门变高了，而还是刑检变低了。

刑检正在失去那些自信的、从容的风采，变得越来越不深刻，越来越不淡定了。

其实究其本质就是越来越不会挣分，越来越不会获取抓人眼球的司法政绩。

就像有些媒体说的，觉得还是某些部门的片子好拍，动则气势恢宏，科技感绚烂。而刑检除了一些惊天的大案，其他的好像都是身边的小事，也难以体现出宏大的气势。

刑检的气势好像出不来。还是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小事，越来越没有感受力了?

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觉得那些关乎自由、名誉乃至生命的事情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新闻效应、画面效果，还是当事人的人生?

我们不仅冷漠，有时候还越来越世俗了。

我们追求的高处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也不禁让人反思。

虽然刑检部门仍然是最能够锻炼人的岗位，但是年轻人也非常的现实,没有实在的发展机会，光谈理想也是不够的。

这样一来，放眼望去除了刑检都是高地，只要从这个低位爬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一种往高处走，不论是其他检察部门还是综合部门。

这样的趋势真的好么，目前所谓的高处真的是高处么，我们确实需要反思。

但人性就是这样的，即使在反思之前它也会趋利避害的往高处走，这个高处无关乎道德和价值，就是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和发展机会。

但是对于检察体系来说，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反思目前这个所谓高处是不是真的高处，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我们是不是忘了检察官这个职业是怎么产生的了，忘了我们的本行是干什么的了?

人往高处走没错，但是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高处到底是哪里，它凭什么是高处，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到底想去哪里。

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司法观。

https://weibo.com/2553607491/Nklc2wyvD

一个严肃的问题：互联网巨头们到底创造了多少就业？

我们想用另外一套逻辑来证明这件事情：从业门槛的降低、行业竞争越趋市场化，它能容纳的就业就越多。

比如内容产业，我们今天周围到处是各种自媒体从业者，从图文到短视频，这本质上是媒体这个过去被国有资本垄断的行当，被互联网结构了。

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内容产业从业者门槛极大降低，几乎是个人都能有了一夜成名的机会，也有了通过内容变现、就业的可能，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和产值，早已是20多年前的几百倍。

那么到这里，关于“互联网巨头到底是创造了就业还是毁灭了更多就业岗位”的争论，应该就结束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它们到底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

我们将选择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京东、滴滴、腾讯、字节跳动、快手、小红书、百度10家互联网巨头来分析，排名不分先后，前5名更偏向交易型平台，后5名更偏向内容型平台，当然双方互有交集。

中国主流交易类平台合计创造的有效直接就业人数大约是5300万。中国主流内容平台创造的直接有效就业岗位大约3515万个。最终统计出来，上述10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过去一年（部分计算了截止今年Q2的数据）创造的直接有效就业数据总共是：5300+3515=8815万个。

接着我们来看看间接就业人口数据。所有头部互联网平台创造的直接+间接就业人口大约是2.2亿个。这2亿多个就业，实际上有一部分并不算社会学统计上的就业，只能算生存。

比如间接就业统计中的农产品就业，农产品我们根据产值6万即创造一个就业计算，这也是为什么美团、拼多多的间接就业人口比例更大的原因。拼多多我们按照25%的GTV为农产品统计，这部分GTV大约8000亿，其中的约70%流入上游生产环节，5600亿收入创造的是933万人的“就业”，淘系按照5000亿农产品GMV计算，同样按照70%流入农作物生产环节，创造大约617万各农民“就业”。人均6万元产值，减去肥料、播种、种子、机械等，到手的年收入可能不到1.5万元，但是对于种植的农民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笔最不坏的生存资金。

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统计显示，全国工薪阶层在职员工4.02亿，此外，含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自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灵活用工人员大约8400万，另有农民工2.93亿，他们并没有统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如果加上这部分大约3000万从业者，合计得有8亿人左右，若剔除2.9亿农民工就是5.1亿，头部互联网平台创造的总就业人口已经占到这5.1亿核心就业人口的43%左右。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是想提醒大家，无论多么重视互联网行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潜力，都不为过。我听到过最好笑的一种说法是：这些资本巨头，实际上有你没你并没多少差别，一鲸落、万物生，一个巨头倒下了，无数个中小企业会站起来。

我没听过比这更缺乏常识的话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树上有10只鸟，你开枪打死一只，剩下的是多少呢，0只。因为其他的鸟会因为恐惧而飞走。

对于通过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基本的尊重，反而认为有你没你都一样，甚至没你更好。

其他大企业的安全感又从何而来呢？大企业的待遇尚且如此，中小企业又能有多好的前景和信心呢？

这种形势下，资本将如同惊弓之鸟，不是争先恐后继续投资，而是偷偷转移资产。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创伤，是经济增长的天敌。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今天看起来都有点虚弱无力。

历史已经一再地证明过，唯有依赖市场经济，依靠民营企业，给予资本足够的尊重，给予市场充足的信心，就业才会如源头活水、踏浪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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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救命钱去哪了？儿慈会被曝涉违规“配捐”

配捐活动，本身没有问题。所谓的“配捐”模式，起源于腾讯的99公益日。每年9月，为了扶持公益项目，腾讯基金会每年拿出数亿资金，根据各项慈善公益活动募得善款额度，随机配捐。这些配捐的资金也来自腾讯等平台。

“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向社会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基金会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基金会统一管理和支配。”李月是深圳一家服务困境家庭的基金会秘书长，由于没有公开募捐资格，他们将项目挂靠在儿慈会下。她旗下的公益组织也会每年参与腾讯等平台的配捐，所有的捐款资金都是打入儿慈会账户。

“募捐资金流经个人账户，这是违反慈善法规的。”多位公益人士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募捐活动的全部收支应当纳入慈善基金会的账户，由该基金会统一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否则会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

9月14日，儿慈会平台传播部主任孙丹丹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称，“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配捐活动，还要把钱打进他的个人账户上。”并未对基金会是否存在日常配捐活动做出回应。针对上述疑问，凤凰网《风暴眼》发送邮件寻求儿慈会的回应，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期间拨打儿慈会总部和紧急救助电话，亦均未能接通。

通常来说，公益组织募得捐款越多，意味着旗下的项目也可以获得更多配捐款，抽成也会增多。根据2022年儿慈会年度报告披露，当年，儿慈会在腾讯99公益日期间筹资2.3亿元，获得配捐款2735万元。其中非配捐时段筹资4061万，获得配捐189万。

这些配捐资金对没有经营收入的公益机构而言，无疑是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所以出现不少人会利用求助者急需用钱的心理，向其家属筹得大量钱款，从而获得更多配捐款。待配捐款到账后，再给予家属一定比例的补助。李月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也就是说，慈善组织大力推出配捐活动，实际上是为了获得腾讯等平台的配捐额。这也导致社会上出现不少公益人士“冒名”配捐，然后卷走患病家属大额资金的乱象。2017年同梦基金会创始人刘建被爆出，卷走100多位白血病家属的1000多万募捐款。2021年，桐柏县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王亚南被曝出利用白血病家属的心理，卷走了数百万元的募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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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例猪心移植手术于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实施

周五，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宣布他们实施了有史以来第二例猪心移植手术。医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58岁的手术者劳伦斯·福赛特“目前可以自主呼吸，心脏功能良好，无需任何支持设备的帮助。”

https://edition.cnn.com/2023/09/22/health/pig-heart-transplant-living-patient-second-time-ever/index.html

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

信息就是力量。正如所有力量一样，总有人希望将它据为己有。这个世上的全部科学文化遗产，它们历经百年通过书籍期刊这样的纸质传承下来，现在却因为数字化而被一小部分私人组织据为己有。你想要获取到科学界最重要的知识吗？那就向 Reed Elsevier （世界知名的出版集团）支付高额的费用吧。

有一些人立志改变现状，开放访问运动（Open Access Movement）就是为了阻止科学家们放弃他们的版权、并说服他们将研究成果公布在互联网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到这些知识。但即使一切顺利，我们也只能看到未来要出版的内容，而至今所有的文献我们都无法看到。

看到这些文献所要付出的价格太过高昂，这是在强迫研究人员付钱去看他们的同事的研究成果。将所有图书馆的书都扫描了，结果只允许 Google 的员工阅览？给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科学文献，那贫困地区的小孩怎么办？这个现状简直不可理喻让人无法接受。

很多人都说他们也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能做什么？那些大公司垄断了版权，他们通过收取费用赚得盆满钵满，而这，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错了，我们还能做一件事，而且这是我们正在做的：反击。

学生、图书管理员还有科学家们，你们都可以获取到这些资源，当世界上其他人都被知识拒之门外时，你们正在这片海洋里徜徉。真的，从道德上，你不需要也不应该自私地占有这项特权。你有责任把知识共享给这个世界。而你们也在做呀，和同事交换密码，帮朋友下载资料。

在此期间，被挡在门外的人们也不曾呆立原地。你们穿过重重障碍，将那些曾被牢牢紧锁的知识共享给你们的朋友。

但是这些行为却被称为“盗窃”或者“盗版”，好像共享知识能够和抢了一艘船或者杀了一头牛能划上等号似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谴责“分享”，这是一个有道德的行为。只有那些被贪婪蒙蔽的人们才会拒绝与朋友分享。

大公司，当然被贪婪蒙蔽了双眼。法律保护着他们，股东更是受不了一分损失。而政客，哼。

在不公正的法律中何来公正而言。是时候让我们的行动曝光，用非暴力反抗的传统，申明我们与那些占有公共资源的小偷们对立的立场了。

我们需要获取知识，无论它在何方，我们都要得到它并将之传播开来。我们要将没有版权的资料收集起来，并归档。我们需要购买安全的数据库存放它们，将它们放到 Web 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再将它们共享出去。我们需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奋斗。

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不仅仅是向知识私有化呐喊，而是可以真正改变不可理喻的现状，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Aaron Swartz

7月 2008年，Eremo，意大利

https://github.com/FrontendMagazine/Guerilla-Open-Access-Manifesto/blob/master/Guerilla-Open-Access-Manifesto.md

技术分工与青年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

在互联网行业中，与超时加班同样普遍的是IT程序员的频繁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35岁危机”、企业之间高薪挖人、员工频繁跳槽等现象。对互联网行业和IT程序员的相关研究，大多会提到该行业高流动性的特征。各类市场报告的数据也显示，互联网均是流动性最高的行业之一。然而对于此类现象，国内学界较少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多是在考察互联网行业超时加班、劳动控制方式等其他议题时一笔带过，只有李晓天专门对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流动轨迹和策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媒体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也多停留在企业和员工的逐利动机层面。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IT程序员职业流动的解释视角进行系统梳理，并从技术分工的角度重新理解IT程序员的流动行为。

信息技术产业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最活跃的产业之一。在此类产业中，企业较少为劳动者提供长期就业承诺和保护，企业间高薪挖人的情况较为常见，劳动者则在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携其通用技能频繁跳槽。对美国硅谷互联网产业的研究发现，IT程序员的高流动行为，正是内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灵活雇佣的制度规范后的结果。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也有类似现象，由金融资本建构的致富神话塑造了IT程序员的工作伦理。IT精英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和技术能力在行业中高度流动，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边缘劳动力则将被解聘的境遇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

宏观的制度环境往往通过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影响IT程序员的流动。如上所述，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和缺乏管制的市场竞争，导致互联网企业经营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迫使其采用派遣、外包、实习生等灵活用工方式。企业在市场压力下进一步采取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等方式，有意识地淘汰那些知识更新较慢、精力下降、拼劲不足的“35岁以上”员工。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弹性工作制、全员加班文化进一步导致IT程序员卷入长时间的加班中，削弱了其工作的自主空间，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部分劳动者不得不选择跳槽或转行。另外，企业组织内部的互动模式，如种族关系，也可能影响IT程序员的流动。吴桐雨的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差异、交往圈子排挤和移民身份限制，来自中国的程序员在互联网企业面临各种不公正对待和“晋升天花板”。中国程序员通过积极拓展其名校关系网络，跳槽到其他种族构成更多元或有晋升机会的企业，以打破“晋升天花板”。

布雷弗曼基于对美国20世纪劳动分工趋势的考察指出，在服务业和办公室的工作中，同样存在着生产流程分解、技能退化的趋势。从当前少数学术研究文献和媒体的深度报道看，中国互联网行业中似乎也确实存在着分工细化的趋势。现实中IT研发生产实践的分工究竟是如何细化的？这种分工是否也会迫使青年IT程序员频繁流动?其流动的策略、前景与蓝领普工相比有何独特性？本文将基于互联网大厂的田野调查经验回答上述问题。

在传统行业中，精细化的劳动分工降低了劳动者的技能和谈判能力；相应地提升了资本的生产效率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在互联网行业中，IT程序员往往被作为典型的知识劳动者，拥有较高的工作技能，在工作中享有较强的自主决策空间。但随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岗位设置和内部分工也日趋精细化。

除了岗位设置上日益精细化外，这种分工的趋势也同样体现在IT程序员的劳动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方案和具体实施都是由不同的人员推进的，且每一个环节上的人员只和自己的上下游有沟通和交集，而对一个项目的全流程和全貌没有详细的认知。这些工作在早期都是交由一位或数位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就能够完成全开发链路的自闭环。

制造业生产工序的分解，压抑劳动者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与才能，使其丧失对“概念”的掌控，异化为流水线上重复简单操作的“局部工人”；“去技能化”的劳动者更面临着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威胁。对互联网大厂的IT程序员而言，精细化的技术分工同样使其面临着技术能力提升的困境和容易被替代的风险，成为丧失全局视野的“局部工人”。从笔者的田野经验看，技术分工还进一步影响了互联网大厂IT程序员的职业晋升。技术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层面的限制是驱使IT程序员寻求流动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日趋精细化。正是这种精细化的分工，导致普通程序员技能单一、视野受限、工作技术门槛低、可替代性强，技能提升面临困境;全面的晋升标准与精细化的技术分工的内在矛盾，则使IT程序员的职业发展面临瓶颈。为了突破精细化分工的限制、实现技术水平和职级地位方面的提升，IT程序员不得不在初期流动过程中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在突破技术分工的限制后，IT程序员中后期的流动相对更顺利，企业平台相比之前呈平移或上升趋势，在薪酬待遇、职级方面则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特点。总体来看，IT程序员的流动轨迹是“迂回式”的。但受限于个人能力和企业平台，在初期流动中能成功实现预期的只是少数。尽管IT程序员积极主动地通过流动寻求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但这种为突破技术分工而进行的职业流动，并不影响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趋势。

与传统制造业工人一样，普通IT程序员同样面临着技能退化的困境和容易被替代的风险，同样在技术分工的驱使下离职。但与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青年IT程序员的流动不只是简单地逃离异化，而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寻求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尽管如此，无论是蓝领生产工人缺乏目的的流动，还是IT程序员精心规划的跳槽，都不会影响行业层面技能退化的大方向。无论是在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互联网行业，资本对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兴趣并无差异。资本的生产技术越强、组织化程度越高、管理方式越完善、对全球劳动力资源的调配能力越强，个体劳动者对于庞大的系统越无能为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对行业中的去技能化趋势尤其缺乏抵制能力。布雷弗曼的预言在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中再一次得到印证，马克思对工业时代劳动异化现象的刻画在信息时代仍具有一定的穿透力。

汪建华,何冠霖.技术分工与青年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J].中国青年研究,2023(09):61-68+76.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104.

刑事司法改革正在从「公开化」走向「封闭化」丨郑文鑫律师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前几年，刑事司法改革，一直在朝公开化的方向上努力，其中就包括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公开。但这几年，这种公开化的改革正在倒退。

现在，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些司法文件，却经常不被公开，比如2023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就明确要求该纪要不得在媒体上刊登。

司法实践中，还有大量的内部文件也都是不公开的。这些司法文件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在定罪量刑时适用，但就是不公开。作为律师，在公开渠道上，根本无法查询到这些规定，甚至不知道，涉及多少金额可以构成犯罪，可以判处几年有期徒刑，甚是荒唐！

2018年刑诉法修改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监察体制改革和认罪认罚制度改革影响尤烈：
第一个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与职务犯罪关联的罪名，从原来的检察院反贪反渎局管辖改革为监察委调查。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监察委调查期间（主要指调查犯罪），不属于侦查行为，被调查人不享受宪法赋予的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

第二个是，认罪认罚制度确立之后，检察院获得了实质上的裁判权，因为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原则上法院必须采纳，根据两高公开的数据，当前检察院认罪认罚适用率已经达到90%以上，而法院的采纳率也高达95%，这就说明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认罪认罚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庭审解决的，更不是在法院阶段解决。

检察院以及检察官享有巨大的裁判权力，控辩双方不再是平等对抗的相对方，检察院/检察官成为裁判方，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了。更关键的是，量刑协商实质上往往异化成量刑通知。协商显然不足的，检察官往往也不愿意和律师协商，律师很难像拥有庭审一样公开的程序去表达意见。

从此前的改革方向，我们看到了法院在司法公开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公开，但现在，申请庭审直播相当困难，法官一般也不同意。另一方面就是裁判文书公开也逐渐变成选择性公开。有一天，我自己在中国文书裁判网中输入自己的信息，发现原来好多个可以查阅的成功案例现在都查询不到了，仅仅按照可查询的信息看，我甚至很难看出是一个刑事律师了，因为跟刑事案件有关的案子，似乎都被屏蔽了。更甚者是，现在法院经常用各种方式限制旁听，疫情期间不允许旁听，疫情之后，则是各种限制旁听。近期某中院甚至出现变相限制律师开庭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是参照西方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模式进行设计的，但这个模式很显然经常不起作用。比如纪委监委办理的案子，检法两家原则上很难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轻易改变，甚至在非纪委监委办理的案子中，有的案子法院在判决之前，也要请示纪委监委的意见。

还有诸如扫黑除恶案件，检法两家都提前介入，甚至上级法院也提前介入，在政法委扫黑办的统一部署下，形成意见，剩下就是公安依葫芦画瓢调查取证的问题了。比如内蒙古刘素琴涉黑案，二审法院不小心泄露出来的副卷显示，该案公检法三长甚至是上级法院早就介入讨论，并认为“涉案特征不明显”“本案确实先天不足”等无罪意见，但结论还是“黑打下去”，造出了一个涉黑案子。

https://mp.weixin.qq.com/s/7QfFZ358_3CG98t-glFuXg

等你开了餐厅，等监管人员多来查你几次，你就会发现：预制菜料理包真香。

我店鲜榨番茄汁，一滴水不加，原汁原味，喝的是个新鲜，检查来了，说番茄有破皮烂的，我说：番茄破皮、烂，属于正常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我在清洗、使用的时候挑出来就行。我拿100万，征集番茄不烂的方案，现在没有人出方案，监管局也没有方案。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唯一解：我不卖了。监管人员对我这个方案很满意。

我现在个别门店番茄汁，用山姆买的椰奶代替，虽然贵，但我省了人工。

我的鱼肉饺子现包的，为了好吃新鲜。监管人员来查，说煮速冻水饺可以，饺子现包不行，学校食堂都不审批饺子。记住：学校食堂一般不会审批饺子的。

我的饺子要是速冻饺子就好了，我现在找厂家，我准备以后上速冻饺子。实际上饺子是热食类，不用专间，可是不同监管人员对政策不同的解读。你拿着法律条款，都不敢挑战人家的权威。

粗加工、杀鱼间、洗菜间，很难做到很干净，看起来很整洁，除非你用的是净菜。

现在的市场监管人员都希望风险前置。就是我管的这个片区，环节越少越好，巴不得大家都是预制菜。所以前一段学校、教育局、监管部门推动预制菜进校园。环节少、事少。

作为家长，我希望孩子吃新鲜的
作为校长，我希望食堂用料理包

按照监管局要求，我需要有：洗碗间、冷食间、生食间、饮料区、现包饺面点间、杀鱼间、粗加工间、热加工间……，我设计规划了一下，100多平方的店，厨房占70%，我的客单价需要提高到500元/人，恩，我准备就这么干。

以后预制菜料理包、速冻产品、半成品、净菜会越来越多的，这就是时代的选择。

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全世界最严，国外的米其林来了中国，全是无证或者超范围经营，老板都是要抓起来的。我们的学校，这不能做，那不审批。

标准特别高有好处，好处就是看国外的知名餐厅米其林，你会发现他们不合规，自豪感油然而生。

标准特别高有坏处，坏处就是你怎么做都很难完全合规，做不到，于是破罐子破摔。

我们现在很多精力疲于应付大量的形式主义，关键点被忽略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监管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https://weibo.com/2937067297/4949833054423352

西瓜头的逻辑：何种因素将“网络女人”性结构出来？

所有以“家人们谁懂啊。最近遇到一个下头男”这句话作为逻辑起点来批判西瓜头类视频的人都忽略了一点，这种话语只有站在男女性关系的立场上才有自己的意义。只有站在男性秩序框架内的人才会认为一个“下头男”是指向自己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才会想把自己也模拟成西瓜头的样子来反讽“小仙女们”的语言冒犯。

而西瓜头类视频压根就不以这种指涉目的为存在，因为它的内容还有普及与女性相关的生活技巧，其他一些吐槽类视频，这才是他们的主要内容。而这些都因为它们的女性性并不涉及对男性秩序的攻击或赞美，而被我们的小主体们自动屏蔽了。

结果通过西瓜头事件，我们看到了原先美好期盼所得来的滑稽结果。男性话语空前的涌入进来，把我们的一般叙事直接从交流日常改成了对于异性、异阶级、异域人群存在方式的偏向攻击的价值判断。把西瓜头一瞬间的亢奋表情截住，使她那癔症式的姿态充分暴露，让她丑态百出！当然，他的丑态也只有配合着“看到了一个下头男”这一陈述性判断语句为标准开头的视频才有意义。就像穿着破烂不修边幅的人只有同我们身体整洁、符合社会交往规范的人相对比才显出自己的丑态。他们都属于有关审美的符号价值体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T411x7Hk

用「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一位90后年轻人的豪赌

当时做（接受脑机接口手术）这个决定，我几乎没有顾虑。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要自杀了。16年，你看不到任何希望，时间太长了。有没有希望我其实已经不在意了，我只知道那个当下非常痛苦，压抑得太久，选择自杀是死路也是生路。既然横竖都是死，我不如赌一把，去试一下人体实验。

人都是贪心的，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一直都是工作模式。一开始感觉很好，后来衰减，直到最后没有感觉。就像每次有困意的时候强行喝咖啡把自己弄醒，最后就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

后面，我会根据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状态来调控两种模式。程序一，也就“休息模式”下，其实是处于鸵鸟状态。你把头埋在沙土里面，杜绝一切信息，在这种状态下，我连手机都不想看，只想休息。程序二，“工作模式”下，有时候会变成像婴儿一样的，感受直接，很开心。

至于什么是因技术而产生的快乐，什么是我真实的情绪，我觉得并不重要。另外，我觉得工作模式下的我，就是真实的我自己。我的同学们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和他们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差不多。那会儿我的抑郁还不严重。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对于它的作用，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之前我不管用什么疗法，顶多维持三个月。脑机接口能带给我多长时间的效果，我不知道，会下意识地想，会不会没有效果？会不会不行？

一周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三个月的时限过去之后，我特别兴奋，就像通过了某种考核，试用期转正了。以前像是在用手握住一把沙子，无论怎么用力，它马上就全部流下去了，我不知道原因。这次做手术，给我的感受是把一块橡皮泥握在手里，有了实感。怎么都跑不掉。

很多人说，做这项手术，装这个东西只是让你变得开心。当然不是，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开心或不开心这样简单，它是生命力整个的衰弱。脑机接口对于我的抑郁状态有改善。

最明显的变化是食欲。以前经常觉得自己不怎么饿，没有吃东西的欲望，吃东西对我来说只是填饱肚子的行为，会觉得麻烦，吃什么都是一样的。连上厕所我都觉得麻烦。

但是现在，只要一切换到工作模式，瞬间就会感觉到饥饿。身体的感受力比以前更敏锐。我做手术之后，身材都变形了，感觉是“副作用”，本来可以去做明星的颜值（笑），现在胖得像只猪。我身高1米83，体重现在87公斤，没办法，是幸福导致的，快乐这个东西，没办法的。

我记得签手术同意书的当天，医生会正常告知风险，说最严重的会是死亡，其次是成为植物人，或者没办法掌控身体一些器官的机能。我妈当时就哭了，哭着说，我不要听，几乎都要跪着求我不要做。我犹豫了5秒钟，然后签了字。

长痛不如短痛。我感觉自己无路可走，因为我不甘心，我有一种执念，为什么我就要这样沉沦下去？为什么我不可以快乐起来？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到？

许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就消失了，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他觉得这个东西，相当于半机器人对不对？包括网友，很多人去调侃，说这是赛博朋克半机器人。我愿意出来说这么多，是觉得总要有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让抑郁症患者们知道，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https://mp.weixin.qq.com/s/enJB0m0Yf2A6lnd2E4pBAQ

GNU计划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Richard Stallman宣布了一个计划，旨在开发完全由自由软件组成的GNU操作系统。自由操作系统的存在将使人们得以自由的操纵其电脑，摆脱非自由软件开发者施加的力量。GNU计划同样推动了全球开源运动的发展。

https://www.gnu.org/gnu40/